时间：2023-05-30 09:47: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白居易的诗，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2、《忆江南·江南忆》[唐] 白居易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3、《钱塘湖春行》[唐]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4、《暮江吟》[唐]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5、《长相思·汴水流》[唐]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
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
关键词：白居易 《昭君怨》 艺术特色
王昭君不仅作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使者对世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自汉以后，昭君出塞的题材，便不断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中。在中国诗歌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唐朝，更是出现了有关昭君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作为唐代“四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一生之中就曾写过多首咏昭君的诗作，其中包括两首《王昭君》，一首《昭君怨》和《过昭君村》。《昭君怨》写于作者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即公元八一五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而又经过了宦海沉浮的白居易，人生阅历更加丰富，心智也更加成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的则是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性的人生态度。在对王昭君这一经典文学形象的再创作过程中，作者实现了叙事、抒情、说理的完美融合。现将全诗摘录如下并且加以粗浅的分析。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
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概括起来，白居易的这首《昭君怨》主要有以下三个艺术特色：
一、为时为事，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的诗文主张可以用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提到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来加以概括。其实，“为时为事”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目的所在。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白居易作为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与透彻理解，同时还可以发现其身处当时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诗歌应该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诗歌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并批判现实。当然，他所说的生活和现实也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件。诗歌的基础是事，它是诗人藉以进行再次加工创作的源泉，也是触发诗人内心情感波澜的催化剂；通过作者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和阐明相应的道理，应该是一首优秀诗作所具备的特点。
白居易适逢中唐，当时的国家藩镇割据，外族入侵，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因此诗歌创作成了他“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强大武器，并试图使诗歌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使命。从这一点来看，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应该是恰当而公允的。具体到《昭君怨》这首诗，诗中所描述的是一个风流绝代，本该得到重视却被疏远而远嫁大漠的无奈的昭君形象，与之对应的则是一个不辨美丑、薄情寡恩而又不愿承认过失的君王形象。两相比较，妍媸自现，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当时朝廷内部“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况，从而达到了比直白陈述更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
二、借史咏怀，抒情真挚自然
唐代初期的诗坛，沿袭了梁陈诗风，这时的题咏昭君之作以《昭君怨》为题者最多，基本上都是据题咏事，代昭君写愁，很少涉及作者的个人感受。[1]中唐时期的诗人白居易，虽然仍采用抒写“昭君之怨”这一传统的诗题，但并未仅仅停留在“替古人垂泪”的阶段，而是借助昭君出塞这一题材，来抒写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怀，我们也不妨将诗题“昭君怨”理解为“香山怨”。储大泓在《历代咏史诗选注》中说：“作者历经宦海沉浮，此时心情与写《王昭君》二首时（注：当时白居易只有十七岁）已大不相同”，“显然是借题发挥，别有寄托。”此诗作于白居易仕途失意之时——“安史之乱”的硝烟未尽，大唐帝国开始由盛转衰，作者也正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痛定思痛，无论是国家的变故还是个人的遭遇，都深深地触动了敏感而又多情的诗人。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指出的那样：“白居易那些‘为时而着，为事而作’的诗歌，都不是从概念出发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被生活事件激起的情绪的根本上培养出来的。”
艺术源于生活，诗歌是情感的载体。我们结合作者当时的经历，就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诗歌。昭君容貌出众，理应得到“椒房应四星”的礼遇，正如作者才华横溢，本该受到朝廷的重用，从而施展平生的抱负。可现实总是和理想相差太远。昭君与乐天，均被疏远——一个远嫁大漠，一个寄身异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坎坷命运，让作者找到情感的共鸣，精神的皈依。借助于这首诗，白居易向我们传达出了昭君之悲怨，同时间接写出了自己之胸臆——虽为借古咏怀，却是诗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
三、情理并现——是感伤也是讽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诗之根，义是诗之实，二者指的是诗的情感和义理。在这首《昭君怨》中，白居易正是由情发端，最后归于义理的。从全诗来看，白居易对昭君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借昭君抒发出了压抑于心中的怨恨，但这还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他要通过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来“美刺”时政，以实现自己的诗歌创作理想。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作进行了简要的分类，他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谕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谓之‘感伤诗’。”这首《昭君怨》，作者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笔者认为，本诗写于作者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后，其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转折，内心难免有感时伤事的情绪；同时，除了这种个人的哀怨之外，我们也能看到作者对封建君王薄情寡恩、不辨美丑的指斥，归结起来可以说这首《昭君怨》兼有感伤、讽喻双重特色。感伤，是为抒写一己之怀抱；讽喻，是为达到美刺时政的目的，二者并不矛盾。
相较白居易以前诗人的作品，这首诗的一大亮点是：将造成昭君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最高统治者汉元帝身上——“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蒋方教授在《昭君与唐诗》中指出：“白居易公然表示不同意长期以来对画师的谴责，他指出昭君美而被弃的原因应是君主不识贤庸，又缺恩少义，批判尖锐而词锋锐利。”白居易结合切身经历，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中的“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的隐晦的批评，白居易不避嫌疑、平白直露的表达是对自己倡导的诗歌“讽喻”功能的大胆实践，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四、结语
白居易利用了昭君出塞这一历史题材，但却不受历史事实本身的局限。他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对昭君这一文学形象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发掘，既隐喻了自身怀才不遇的悲愤，同时不忘对统治者加以劝谏，而后者也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理想的积极践行，从而使这首诗达到了叙事、抒情与说理的完美融合。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王安石所写的两首《明妃曲》中分别出现了“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诗句，其中多少是受了白诗的影响吧。
注释：
[1]蒋方:《昭君与唐诗》，《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第364页。
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08页。
参考文献
[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杜甫.杜工部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7.
储大泓.历代咏史诗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据考证，追星族的闪亮登场可追溯到唐朝。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张籍相当单纯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他曾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他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每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如此体无完肤的疯狂，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不过，当时连唐宣宗都写诗赞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广泛的崇拜并没有使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是李商隐的“粉丝”。《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之后更无半点诗情。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后身，不是辱没了他吗？”
若说白居易是唐人心目中的文学偶像，那么坡无疑是宋朝的著名品牌。
坡的诗文影响之大，以至于他的生活情趣都被人视为经典加以模仿。例如与他相关的几道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一直流传至今；他曾在具有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随即便出现了流行全国的“东坡壶”；甚至他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都被士大夫争相效仿，称为“子瞻帽”。总之，凡是与之相关的东西：一封信、一支笔、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都会变成众人收藏、争购的对象。
话说坡在杭州任职时，一天与朋友在西湖喝酒。有一位年过三十的女子追慕他，竟置公婆的责怪于不顾，只身乘彩船来访，为其弹筝一曲。
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首酬答诗，要想真正理解这首诗，必须了解白居易的赠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首先，刘白两人互相酬答说明两人关系甚密。其实两人本身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公元772年出生，都为官清明，非常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做了不少实事，又都诗才出众，爱喝酒吟唱，而且都被贬在苏州做过刺史并深受人民拥戴。刘禹锡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彼此慕名已久，并有书信往来,但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未曾谋面。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由和州刺史罢归洛阳，当时白居易也因病辞去苏州刺史一职，在返京途中，两人在扬州相遇，神交已久，初次相逢，既喜又悲。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他。此后，两人一直有诗相互唱和。刘禹锡将自己和白居易的唱和诗编为《刘白唱和集》,这里他将自己和刘禹锡合称为“刘白”。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李商隐、杜牧是晚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那么中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刘禹锡和白居易。所以,当时人们便将他们并称为“刘白”。
在赠诗中，白居易对刘禹锡的遭遇发出了无限感慨，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一是说明刘禹锡的不幸命运；二是称赞了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在同情之中又包含着赞美。因为白居易在诗的末尾说到二十三年，所以刘禹锡在诗的开头就接着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一来一往，显示出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互相关切之情。
刘禹锡在酬诗中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说自己在外二十三年，如今回来，许多老朋友都已去世，只能徒然地吟诵“闻笛赋”表示悼念而已。有恍如隔世、人事全非之感。而王质烂柯的典故，又暗示了自己贬谪时间的长久，以及回归之后生疏而怅惘的心情，真是言简意丰，让人感慨万千。
因白居易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意思是说同辈的人都升迁了，只有你在荒凉的地方寂寞地虚度了年华，颇为刘禹锡抱不平。所以，刘禹锡在酬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我”如沉舟，他人则如千帆竞发，直驶而过；“我”如病树，而别人如万木争春，生机盎然；沉浮各异，但景中又寓理，即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是社会的发展趋势，表现了他的豁达与乐观。他从白诗中翻出这二句，反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和对世事的变迁及仕宦的沉浮而蹉跎与忧伤。这两句诗意又和白诗“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相呼应，但其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颓唐，正像他在另外的诗里所写的：“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
正因为“沉舟”这一联诗精神一振，一扫前面伤感低沉的情调，因而尾联便顺势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题意。刘禹锡在朋友的热情关怀下，表示要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样赠诗与和诗珠联璧合，互相映照，只有对照阅读，才能更好地解读其中任一首诗，如果单独地读其中的一首，我想是很难得其精妙的。刘白的一赠一和，不但表现了刘白两人的深厚的友情与杰出的诗才，而且成就了文坛一段佳话。
关键词：杜甫 白居易 讽喻诗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及杜甫、白居易二人，分别谓之“写实倾向”[1]71-82与“尚实”[1]169-194的诗歌思想。从二人存世作品看，杜甫关心民生疾苦、心怀君王朝廷的诗作与白居易奉行“兼济之道”（《与元九书》）的讽喻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上都存在气质上的相近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又观（白乐天）《新制布裘》诗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后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2]72
此外如同样控诉开边战争，杜有《兵车行》，白有《新丰折臂翁》；同样反映富者豪奢、贫者冻馁，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有《轻肥》。两人写实的诗歌，在题材上皆多以时事入诗，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在艺术价值外别有史学意义。
然而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想中，白居易作为杜甫的后继者，却未能完成对杜诗的超越。对此，古人既有公论，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2]150①可谓一证。在后人眼中，白居易标举“讽喻”的诗歌在总体艺术成就上难望杜诗项背，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分析二人作品面貌之异，探其缘由。
一、“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
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②谓杜诗：“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3]234而杜甫叙事诗之“诗史”性质，更为论家称道。杜甫乃集中着力于创作的诗人，其本人对“写实”主张的直接论述于文献中罕见，但观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流传千古的诗作，那种志在忧国、行在恤民，以饱含浓烈情感之笔触记录真实历史场景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当属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之于写实，则明确提出“讽喻诗”的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早年的《策林・采诗》便提出“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新乐府序》则明确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干预现实”，甚至“干预政治”的诗作。“袁本文学史”谓之“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其对杜甫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
然而，杜诗与白诗却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写作出发点不同。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已有论述：
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3]285
老杜作诗，是真正的“因情生文”，而白居易则带有“为文造情”色彩。故而在情感的感染力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终难比肩于杜甫的写实主义创作。以同表现兵役苦民的《兵车行》于《新丰折臂翁》为例，杜诗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亲见的普通百姓，不具备任何独异特质或传奇色彩；而白诗中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折臂翁，则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杜甫写作《兵车行》，是真正的“即事名篇”，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则明显带有为表现主旨刻意选材、有意修饰的痕迹。白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虽更具震撼力，但相比杜诗从普通大众身上发掘出浸人骨血的悲剧意绪，其动人力量毕竟略逊一筹。
二、“惊人方休”与“务求浅切”
在运字造语方面，老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杜甫亦自谓其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杜诗一字传神、善用叠字、对仗精工、句法错综等艺术特色已为人熟知，罗宗强谓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1]84谓杜诗“有时几乎到了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1]86而白居易在诗歌语言方面则务求“浅切”，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2]162
是说虽系小说家言，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白诗语言上的浅俗易懂。白居易做讽喻诗多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诗歌作为奏章，诗歌语言必然排斥含混与朦胧，务求说尽说透，不留余韵，甚至不惜以减损诗歌艺术效果为代价。因此，后人阅读杜诗与白诗时，其艺术体验自然产生了高下之别。对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述可谓最为精要：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2]71
……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2]71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2]72
其实，造成杜诗“惊人”与白诗“浅俗”之别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才高下”，而是二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中，崇雅弃俗历来是主流追求。至宋代，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而江西诗风又波及后世，直至清末“同光体”，是以杜诗的艺术特色便成为大多数后代文人在创作与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标准。而在艺术追求上与杜甫几乎背道而驰的白居易，自然难以长久地成为文人学做诗歌时的师法对象，在品评批点中被视为二流亦属理所当然。
三、“未尝忘君”与“游心释道”
写实主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一向与政治教化等实用功利内容联系紧密，即《毛诗大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是也。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见抑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遭遇不幸，但杜甫始终心怀君上、心系朝廷。即使身陷战乱、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杜甫依然写作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等文章为朝廷献策，听闻官军胜利，他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至晚年寄居蜀地，杜甫生活虽贫困，但相对于此前毕竟算得上安定，然而一接到朝廷“郎官”的委任，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毅然离蜀赴任，最终客死途中。③可见，杜甫一生践行“忠君”思想，渴望报效朝廷，宋代苏轼谓之“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一首》）[5]98实非过誉。由是，杜甫被后世文人视作忠君爱民的楷模，甚至被奉为“圣人”，因而透露着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杜诗，在“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鲜有非议。
白居易则不然，其思想倾向随着人生际遇的出处穷达浮动于儒家与释道之间，知遇于君主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追求“治平”理想，仕途遭遇挫折则以释道思想自适。白居易早年登科，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七，举进士”，又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2]2白氏自己亦有句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21④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谓少年得志。其后得唐宪宗知遇，“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其拳拳之心，几与杜甫无二。然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却没能像杜甫一样坚持效犬马于朝廷，而是转以释道思想作为政治失意的心理代偿，自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唐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虽应诏回朝，却最终因穆宗不纳谏而自请外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游心释道，寄怀佛老。因此，在后世人眼中，白居易虽然仍不失为“仁人君子”，（宋苏轼《题海图屏风》）[2]39但终究无法在儒家伦理的道德天平上与杜甫等量齐观。此外，在有关白居易生平的轶闻中，有大量“风月事”，唐人孟《本事诗》即载其“樊素”、“小蛮”[2]14事，此外其他诗话、词话著作中涉及歌舞伎、香艳诗的记载亦不少，这些虽为后人乐道，却无疑减损了其“正人君子”形象，在与杜甫的道德对比中，可谓又败一城。因此，从诗作总体上看，白诗除了“志在兼济”的讽喻诗，尚有大量体现释道思想的闲适诗及关涉“风月”的诗存在。相比较而言，“未尝忘君”的杜诗在思想上则较为纯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后人眼中，白居易的道德形象难与杜甫齐平，其诗歌自然亦有高下之别。
总之，在后人的品评中，白居易的写实诗作之所以无法比肩杜甫，首先在于白诗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写作，在感染力上不及“因情生文”的杜诗；其次，白居易追求一种“老妪能解”的“浅切”，与杜诗“造语精工”的诗美标准统治的后世诗坛背道而驰；再次，总体上的白诗在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儒、释、道杂陈的特点，后人视其道德人格魅力较之“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固等而下之，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语境中，其诗歌创作自然也是等而次之的。
注释
① 《白居易资料汇编》所载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转引.
② 以下简称“袁本文学史”.
③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1）.
④ 引自王定保《摭言》，此诗句无全篇，仅此一联.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
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及文学家。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及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代表诗作：《长恨歌》《卖炭翁》《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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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白居易。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 ，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2、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3、1988年，日本中国文化显彰会为白园捐立石碑，以纪念白居易，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1995年，4个日本人于此上书“樱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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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江南，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地方，这儿风景很好，许多诗人也对它赞叹不已，可以从他们写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比如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西湖做的，因为白居易曾在江南杭州和苏州做官，很受当地群众的爱戴。这首词是他回忆江南景物的作品，艺术上很有特色。先说选材。这首词就是写春天日出时的江南风光。江南风光之美，在于她的秀丽明艳，而最美丽的是那碧绿的江水，最明艳的是那鲜红的江花。可以说，写江南的“日出江花”和“春来江水”，正是写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刻，最美的景色。不仅诗很优美，而且作者也很有名。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李白、杜甫以外事名最大的唐代诗人，他写诗敢为百姓诉苦，敢批评皇帝官僚，内容丰富多彩，语言通俗易懂，在当时，妇女和獐都能欣赏。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而且很快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白居易是最早写词的诗人之一，《忆江南》就是一首词。
这首诗寄托了作者对江南的无比喜爱和怀念之情。我认为这首诗很好诗因为我也和白居易有着同样的想法。
江南还是个鱼米之乡，有很多的桥镇，水资源很多，还不用担心会收地震、龙卷风的影响，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很开心，近年来又建造了许多好的风景胜地，令我们江南的景色井上添花，得到了全世界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关键词:唐诗;酒;命名方法
文章编号:396542
唐朝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最为鼎盛的一个时代。在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作者一千九百多人,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我们中华历史上可算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我们细读这些诗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品味这些诗歌所包含的丰厚的文化意蕴,增长我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还可以加深对中国酒文化历史知识的了解,能扩展自身视野,加强现代酒文化建设。
笔者近来对唐诗中的酒文化进行了研究,把唐朝人为酒命名的方法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以产地地名为酒命名
兰陵(美)酒,“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李白《客中作》) 产于兰陵, 即今天的山东枣庄市。
鲁酒,“鲁酒白玉壶, 送行驻金羁。” (李白《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缺范侍御》) 产于山东。
长沙酒,“夜醉长沙酒, 晓行湘水春。”(杜甫《发潭州》) 产于湖南长沙。
吴酒,“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忆江南词三首》)产于吴地,即今天江苏、浙江一带。
新丰(美)酒,“新丰美酒斗十千, 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产于新丰市,即今天的陕西临潼县东北。
浔阳酒,“不醉浔阳酒,烟波愁杀人。”(白居易《秋江送客》)产于浔阳。
金陵春,“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李白《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产于金陵,即今江苏南京市。
交河美酒,产于交河得名。“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柳林酒,即当今闻名中外的西凤酒,产于陕西翔县柳林镇,故名。“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裴行俭《蜂醉蝶不舞》)
二、以生产原料为酒命名
柏(叶)酒,“飘雪还柏酒,衰病只藜床。”(杜甫《元日示宗武》)以柏树叶所浸泡的酒。
竹叶(春),亦称竹叶酒。“碧毡帐暖梅花湿,红燎炉香竹叶春。”(白居易《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
葡萄(美)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凉州词》)
(酒),引申为泛花,可简称菊酒或是黄菊酒,“闲尝黄菊酒,醉唱紫芝谣。”(白居易《和令公问刘宾客归来称意无之作》)是以浸泡过的酒。
椒盘,亦作椒酒讲。“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杜甫《杜位宅守岁》)以椒实浸制的酒。
桂(花)酒,“绿蕙不香饶桂酒,红樱无色让花钿。”(白居易《宴周皓大夫光福宅(座上作)》)以桂花浸泡的酒。
茱萸,即茱萸酒,是以茱萸浸泡过的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在《逼侧行赠毕耀》)
松花酒,亦有简称为松叶。“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白居易《病中诗十五首•枕上作》)以松花为原料酿制的酒。
曲米春,“闻道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杜甫《拨问》)以曲米为佐料酿制的酒。
蒲酒,也即菖蒲酒。是用石菖蒲煎汁,或酿或浸而成的酒。“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殷尧藩《端午日》)
三、以酒的颜色、光泽为酒命名
黄酒,亦有黄醅之称,因此酒含多种成分,有药理功效,颜色泛黄而称之。“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
绿醅,也作绿酒。“助醉欢寻绿酒,潜添睡兴著红楼。”(白居易《认春戏呈冯少尹、李郎中、陈主簿》)该酒呈碧绿色。
绿蚁,为新酿的酒,未经过滤,酒面浮沫,微现绿色,细如蚁。“帐小青毡暖,杯香绿蚁新。”(白居易《雪夜对酒招客》)
白酒,因色白而得名。“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
真珠红,亦作珍珠红。“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将进酒》)
鹅黄,亦称鹅儿黄,因酒色如幼鹅毛色之淡黄,故名。“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杜甫《舟前小鹅儿》)
四、以酒在酿制过程中的形态及所处状态来命名
蚁酒、蚁醅,酒面泡沫如浮蚁,故名。“不嫌蚁酒衡愁肺,却忆渔蓑覆病身。”(郑谷《蜀中春日》)
旧醅,即留存多时的酒。“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杜甫《客至》)
泼醅,重酿未滤的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N醅。”(李白《襄阳歌》)
烧酒,即在酿造的基础上加热蒸馏而成的酒。“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白居易《荔枝楼对酒》)
瓮头春,即瓮头,指初熟之酒。“瓮头春酒黄花脂,禄米只充沽酒资。”(岑参《喜韩樽相过》)
酴酉縻,一种经过重酿的酒。“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酉縻”(贾至《春思》)
五、以姓名来为酒命名
黄叟酒,“共赊黄叟酒,同上莫愁楼。”(白居易《代人赠王员外》)以酿酒家命名。
仇家酒,相传为仇家所酿制,见于(白居易《仇家酒》)。
六、以味道为酒命名
甜酒,酒味甘甜。“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白居易《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
醴泉,“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白居易《府酒五绝•辨味》)同样也是描述酒味清洌,甘甜可口。
醍醐,形容酒美味如乳酪。“唯是改张官酒法,渐从浊水作醍醐。”(白居易《府酒五绝•变法》)
香蚁、香醪、香泉等,都是道出酒的芳香浓郁。“一瓮香醪新插刍,双鬟小妓薄能讴。”(白居易《尝酒听歌招客》)
七、以酿酒的节气(即季节气候)命名
梨花(春),“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白居易《杭州春望》)酿酒趁梨花开时熟。
石冻(春),亦作石梁春。“大白东西飞正狂,新刍石冻杂梅香。”(段成式《怯酒赠周繇》)
桑落(酒),系酒成芳酎,排于桑落之辰,故名。“柳枝谩蹋试双袖,桑落初香尝一杯。”(白居易《刘苏州寄酿酒糯米李浙东寄杨柳枝舞衫偶因尝酒……寄谢之》)以及“谩倾五斗桑落酒,高歌潦倒乐芳筵。”(李白《玉壶饮》)
春酒,或作春醅、春醪、春醑讲。“唯虑郡斋宾友少,数杯春酒共谁倾。”(白居易《送唐州崔使君侍亲赴任》),特指一类在春天酿成的酒。
八、以酒的功效来为酒命名
狂药,意指酒能乱性,使人发狂。“帘外春风正落梅,须求狂药解愁回。”(李群玉《索曲送酒》)
销忧药,“俗号销忧药,神速无以加。”(白居易《劝酒寄元九》)意即饮酒能消除忧愁之情。
九、以习俗来为酒命名
社酒,“拟提社酒携村妓,擅入朱门莫怪无。”(白居易《令公南庄花柳正盛,欲偷一赏,先寄二篇》)在祭祀时用的酒。
蓝尾酒,即婪尾酒。而婪尾,谓饮宴时必须行酒至末座。“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五首》)
综上可见,唐朝人为酒命名的方法有很多,也许还不只以上九种。这些命名方法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社会财富,它为我们今天的酒文化建设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也为现代生产酒的众多企业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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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世英,季家宏 主编.《中国酒文化辞典》.黄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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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满子著.《醉乡日月: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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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延梅, 汪东锋.浅议唐诗中的酒文化.《延安教育学院学
报》第21卷第4期,2007年12月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部《唐诗三百首》，让我们认识到了唐代诗人的方方面面，可我更关注唐代诗人的吃。因为从一个人吃吃喝喝，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自私的人闷头紧吃；自负的人歪头斜吃。所以吃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
打个比方，五言古诗就像是古诗围坐在五言的餐桌边，有时候是六七个人，有时候是十二三个人。大家聚在一起，说文解字，喝酒吃肉。李白在《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首五言古诗中写道：“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讲了几句话，人家肯留宿了，还拿出美酒款待。看来没什么吃的，除了酒。所以不一会儿斗酒之最的李白就醉了。酒仙赶了一天的路，风尘仆仆，不能餐风饮露，肚子怎么不饿！
而在李白的另一首《月下独酌》里，就只能光给李白喝酒，别说是肉，就是萝卜干也不能给他吃。朋友也不要去看他，让他孤身一人在花下，只有一壶酒，如此方与朋友亲近。这个时候还以菜佐酒，则太俗了。月光素盘，李白用月光下酒，情不自禁吃得太饱，为了帮助消化，就载歌载舞了。《月下独酌》是一个诗人的吃，吃得有声有色个性鲜明，尽管无肉，也不会大醉。所以说，李白的诗潇洒飘逸，只见酒不见下酒菜。
而在杜甫那里，菜比酒重要，所以说杜甫是位现实主义大师。浪漫主义的酒，现实主义的肉。李酒杜肉，但杜甫常常没有肉吃，一如孔子。肉是大荤，在古代，韭菜叫小荤，杜甫吃不到大荤吃小荤，就在他的五言古诗《赠卫八处士》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吃小荤时的“惊呼热中肠”：漠漠的夜雨里，从院里剪一把韭菜来炒着吃，尽管寒酸，但意境多美。“夜雨剪春韭”，这是美食的千古名句，杜甫是唐代头一名美食家。“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杜甫的酒量比李白小多了，因有了“夜雨剪春韭”这一份美食的心境，也就得到超常的发挥。
王维呢，这位诗人好像一喝酒，就会跑到露天，热爱山水的本性暴露无遗。王维不是“置酒长安道”，就是“下马饮君酒”，有点“吃里扒外”。也正靠着这点“吃里扒外”，安史之乱后才逃出了惩罚。最穷的诗人是孟浩然，又馋酒，所以只得常常登高，“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就是为了看有没有人送酒来。最静的诗人是韦应物，“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这静得有人情味，有酒同喝，有福同享，悄声细语，温暖人心。与“安得广厦千万间”不分上下，只是度数不同。一个是烧刀子，一个是陈年花雕。
七言古诗像张长条餐桌，来喝酒吃肉的人多了一些。最知足的是韩愈，“床铺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退之无力擒虎，就退之赏景，山红涧碧，不改其乐。“山红涧碧纷烂漫”，烂漫的青春呵，韩愈像吃青春饭的。白居易不但租到了便宜的房子，还能出入皇宫禁院，《长恨歌》就是他见到的流动的华宴。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笔写得出富贵气，“玉楼宴罢醉和春”，这类句子，李贺、贾岛是写不出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饮食经验。
而五言绝句，字数不多，像三四个朋友小酌，像两个朋友对酌，像一个朋友独酌。自己是自己的朋友，以对客之心独处。宋人严羽说，唐人七律，当以崔浩《黄鹤楼》第一；当代诗人车前子说，唐人五绝，可能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第一。因为白居易的诗，写出了酒文化的真髓，也写出了中国吃的三味。吃者之意不在吃，在乎红泥欲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写得如此佳句，白居易也就不是白居易了。
所以，唐代诗人的诗歌，其实也就是他们的饮食史。从唐代开始，诗人会吃了，就多了很多吃货。社会就是如此，诗歌就是如此！
摘要：白居易作为中晚唐一位杰出的诗人，一生创作了82首咏史怀古诗，然而学界对其咏史怀古诗研究较少。笔者拟在整理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的基础上，根据白居易的生平及其诗风的变化来对其咏史怀古诗做分期研究。
关键词 ：白居易 咏史怀古 风格 分期
白居易现存诗2740首，其咏史怀古诗共82首（笔者据《白居易全集》统计，丁如明、聂世美校点，上海古籍出社1999年版）。历来对白居易其人其事曾有许多分期研究，而且观点多有不同，曹磊在《白居易创作心态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中，详细综述了各种分期情况，此处不再赘述。笔者综合各种资料研究发现，曹磊将诗人的思想分为前中后三期是很有道理的，故笔者亦从此说法，将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分成前中后三个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活和社会背景下，白居易有着不同的思想和创作心态，因此在咏史怀古诗中所传达的思想也会不同，有必要对其咏史怀古诗做分期研究。
一、白居易前期的咏史怀古诗——沉郁雄劲的忧患之歌
白居易前期的咏史怀古诗主要是从贞元四年(788)《王昭君二首》的创作开始，时年17岁。德宗建中四年两河兵乱，白居易几经战乱而离家远游，年少的他耳闻目睹天下丧乱，从小便励志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王昭君二首》其一），借王昭君被胡沙摧残以至于面目全非的典故来表达诗人对百姓所遭罹难的感慨，昭君如此姣好的容颜尚且如此，更何况天下苍生呢！“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知宫里时”（《王昭君二首》其二），诗歌继续深入，传达了诗人渴望大唐中兴的美好夙愿。
《渭上偶钓》作于元和六年(811)，时白居易四十岁，母陈氏卒，丁忧退居。诗人于渭水垂钓，记起昔年太公望，“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渭上偶钓》），从而感慨自身，希望早日回归朝廷，为皇帝建言。此时的白居易虽情不得已，也还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诗人仍然自言“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渭上偶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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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居下邽期间，白居易创作了著名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写出了对人生的思考。其效法陶渊明，在山村中饮酒闲乐，“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徵君。……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字里行间也夹杂着诗人的无奈，只好饮酒聊以度日。“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想到屈原被楚王放逐，刘伶被弃于山林，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刘伶买醉竹林，屈原却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这让诗人更加矛盾，虽然明白“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弃仕进之心。
前期的咏史怀古诗主要还是期望着积极用世，而笔者在此从咏史怀古诗中所探究的诗人当时之思想，并非全如前人所说的理想丰满、斗志昂扬，而是我们恰可以看到诗人内心的另一面。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前期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风格应该是沉郁雄劲、满怀激情而关心民生疾苦的。
二、白居易中期的咏史怀古诗——矛盾彷徨的悲慨之音
中期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直至大和三年自请外放为止，《读史五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深刻反映了白居易中期屡遭贬黜、心境沉浮、徘徊矛盾的心态。
元和十三年迁忠州刺史，白居易心中又重新燃起希望。然而险恶的仕途再次挫伤了白居易的希望，希望的产生和破灭不过一瞬间，诗人内心更加挣扎与绝望，曾经的壮志在几度仕宦浮沉中消磨殆尽。“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谁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读史五首》其一）诗人再次想起屈原和贾谊，先贤的境遇比自己更加悲惨，一方面是对屈子、贾生的同情以及与他们同病相怜的无奈；另一方面也借古抒怀，感慨自己身世之悲。屈原作《离骚》，徘徊江畔，正与此时的白居易相似。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自己是该继续曾经的济世之志还是就此退隐，仍然无所适从。《读史五首》其二则以司马迁和嵇康身陷囹圄作比：“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喻自己想要奋进却苦于“无翅羽”，诗人通过对历史的深刻沉思，想到黄绮、巢许等隐士，不禁萌生退意。当然此时的白居易内心仍然在挣扎。
可以说此时白居易仍然怀着报国救世的志向，只是心境有所变化，体现在咏史怀古诗中，则是诗人的自我解脱。因此，这一阶段的咏史怀古诗总体风格是悲慨彷徨的，诗中增加了更多对古人的追忆，更深切地透漏了诗人的身世遭际之悲，以及在悲慨中蕴含的人世和出世的矛盾心态。
三、白居易后期的咏史怀古诗——超然闲适的退隐之思
后期是从大和三年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到会昌六年诗人逝世为止的十七年时间。大和三年，诗人五十八岁，可以说已近花甲之年。白居易罢刑部侍郎，迁往东都洛阳，从此过着半隐半仕的生活。此时，白居易已然看透了世间百态，最终转向独善其身。大和四年所作《思往喜今》：“忆除司马向江州，及此凡经十五秋。虽在簪裾从俗累，半寻山水是闲游。谪居终带乡关思，领郡犹分邦国忧。争似如今作宾客，都无一念到心头。”可以说这是诗人对人生的阶段性总结，从此以后，终于可以打开心扉与山水相伴。世事依然纷乱，诗人仍然关心着民生，却已不再掺杂自己的人生之悲。从诗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诗风已经趋向闲适，初期那种沉郁雄劲的风格逐渐消弭。自大和七年到会昌元年，白居易长期居于洛阳，诗人的心境也在品读书籍中逐渐豁然开朗，开始接受老庄等逍遥隐逸的思想。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读老子》）“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读庄子》）此时诗人终于闲暇，不只是职务的空闲，更在于内心的幽静，故而于闲适之中读书品茗，享受天伦之乐，读读老子和庄子，开始理解道家的逍遥隐逸思想。
大和九年，白居易作《咏史》：“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人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诗人将李斯与黄绮作比，李斯兢兢业业为大秦帝国之基业奋斗终生，终了却晚节不保；而黄绮闲云野鹤，歌舞逍遥一生。白居易此时更希望能做鸾凰翱翔天外，认清了现实，祸福由天。正如大唐王朝日渐衰微，地方割据势力日渐做大，自己却无法挽回；好友相继离世，而自己只能在梦中惊醒，空自嗟叹。看破红尘凡事，白居易也就不再做王朝中兴之梦，而是面对现实，面对自身，曾经为黎民为天下而四处奔走的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不如以乐观的心态静观其变。
可见，白居易晚年的咏史怀古诗在诸多的人生磨砺中转向了超然闲适。诸多学者一贯喜欢把白居易这个时期的思想和诗歌向消极靠拢，笔者以为不然。这并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心态，他并没有放弃对民生的关怀，也没有放弃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只是以另一种超然闲适的心态来创作诗文，来面对一切。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更多的是反映自身心境的变化，前期诗风以沉郁雄劲为主，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和仕途的沉浮，诗风又由悲慨彷徨转向超然闲适，风格的转变也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变化，以及人生态度的转化。白居易咏史怀古诗在其诗歌全集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创作艺术成就颇高。笔者学识有限，谨以自己所学所思整理出白居易所有咏史怀古诗82首并进行简单的分析赏析，当然其中难免有误。笔者将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兹列附录于文后，还望诸君批评指正。圈
参考文献：
【1】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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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池万兴，刘怀荣．梦逝难寻——唐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附录：白居易咏史怀古诗
《长恨歌》、《杂感》、《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咏怀》<冉牛与颜渊>、《咏怀》<自从委顺任浮沉>、《题灵岩寺》、《昭君怨》、《缭绫》、《读史五首》、《杭州春望》、《杂兴三首》、《八骏图》、《放言五首》<其三、其五>、《李夫人》、《隋堤柳》、《访陶公旧宅》、《答<四皓庙>》、《哭王质夫》、《骊宫高》、《立碑》、《读<汉书>》、《过昭君村》、《李都尉古剑》、《叹鲁二首》、《读邓鲂诗》、《登乐游原望》、《读谢灵运诗》、《偶然二首》<其一>、《题浔阳楼》、《冀城北原作》、《读老子》、《竞渡》、《七德舞》、《题四皓庙》、《青冢》、《李白墓》、《题故曹王宅》、《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读庄子》<庄生齐物同归一>、《题谢公东山障子》、《读道德经》、《采诗官》、《过颜处士墓》、《王昭君二首》、《渭上偶钓》、《吴官辞》、《闲卧有所思二首》<其二>、《咏史》<九年十一月作>、《经溱洧》、《寄卢少卿》、《梨园弟子》、《游襄阳怀孟浩然》、《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海漫漫一戒求仙也》、《池上闲吟二首》<其一>、《奉和晋公侍中蒙除留守行及洛师感悦发中斐然》、《书事咏怀》、《毛公坛》、《采石墓》、《读鄂公传》、《题岐王旧山池石壁》、《晚归香山寺因咏所怀》、《王子晋庙》、《二王后一明祖宗之意也》、《蜀路石妇》、《胡旋女一戒近习也》、《司天台一引古以儆今也》、《罗敷水》、《游石门涧》、《登城东古台》、《春题华阳观》、《和李势女》、《过故洛城》
白居易的《李白墓》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诗的中间两联，千百年来更为人们所传诵：“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首诗除对李白的诗予以极高评价外，还对李白坎坷不幸的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读后令人欷歔不已。白居易指出的“但是诗人多薄命”，在封建社会几乎是一条规律。
其实，在唐代著名的诗人中，杜甫的遭遇更比李白凄惨。虽然李、杜二人在临去世前的两年，都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贫病交加，生活困顿，但是李白在被唐玄宗召为待诏翰林时，毕竟风光过两年。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之类的传说，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杜甫一生不得志，在长安求官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辛酸至极。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携妻带子四处逃难，历尽艰辛。当过的官也是从八九品的芝麻官。流寓西南成都时，如果不是老朋友、剑南节度使严武在政治上经济上关照他，可能被活活饿死！“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就是他当时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杜甫活了58岁，李白活了62岁。与李白、杜甫相比，白居易当过京官，也外放当过地方官，握有实权，晚年又过着半隐半仕的优裕生活，所以他的寿命较高，活了74岁！
但是像白居易这样“善终”的诗人并不多。俗话说，案有琴书家必贫，我国古代诗人大部分都是在怀才不遇、历尽坎坷、穷困潦倒中度过一生的。李白就曾慨叹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孟郊在《送淡公》一诗中说：“依诗为活计，自古多无肥。”杜荀鹤曾说：“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宋代诗人刘克庄则干脆指出诗人中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极少：“直从杜甫编排起，几个吟人作大官。”这可是真应了杜甫那句传诵千古的名句所概括的真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宋朝诗人黄庭坚在《戏呈孔毅父》中，嘲讽自己“管城子无封侯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极其形象、深刻地写出自己的窘态。陆游在《贫甚戏作绝句》中说：“行遍天涯等断蓬，作诗博得一生穷。”从陆游的诗题和诗句中，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做诗自我调侃时是多么无奈与凄凉，令人心酸！这不仅是陆游的自画像，还概括了历朝历代诗人的尴尬处境和可怜的地位。虽说诗穷而后工，但诗人当初写诗并不是为了“穷”，而是为了“达”。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即受到四书五经及诗教的熏陶，五六岁起就学对对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诗是言志抒情的得力工具，所以在写诗上格外下工夫。“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诗千改始心安”都是诗人苦吟的写照。写出好诗，才能声名远播，受人垂青。读书人的社会理想，就是在效命皇上匡扶社稷的同时，改善自己的处境，即“事君”和“孝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外出仕或归隐两条路。进入仕途的路径，除参加科举考试外，还广泛交游，以自己的诗文提高知名度，或者“干谒”当朝豪门权贵，希望通过引荐，能获得一官半职。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即是典型的干谒诗，不过写得委婉曲折罢了。但是能晋升到最高权力机构中的诗人毕竟极少，大部分都怀才不遇，或落魄江湖，或归隐山林，或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即使当了官，也会因为官正直清廉或敢于直言犯谏，经常遭受排斥打击，抑郁而终。这是封建社会的死穴，也是诗人的宿命，难以摆脱。能及时从勾心斗角的权力纷争中全身保命退出的，像白居易这样的极为罕见。
当然，也有极少数诗人乐天知命，豪迈豁达，敢于直面贫穷，高唱出“死犹未肯输心去，贫贱其能奈我何”“自古贤士多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样的诗句，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