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0 01:42: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文化”内涵丰富，界定复杂。世界各国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但至今未能达成统一观点。如，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行为的总和;文化学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艺术、教育、修养、文学、语言、思维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学者认为文化是人际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内出版的《辞海》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概念宽泛，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括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人类的各种观念礼数、风情行为、生活方式等都属于文化。其中，语言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文化活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亦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活动既然涉及到语言，就必然会涉及到文化。语言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了不同的语言架构。文化背景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语言的差异。离开了一定的文化环境，语言的产生便成问题。因此，只有具有文化特质的人类才有了独特于其他物种的语言。反之，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用语言来表述和传达的，语言承载着文化，通过语言，文化得以记载、传播和延续，离开了语言，文化的表达和传播便不再顺畅。正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才需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由语言来充当沟通桥梁，即通过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方式。翻译的是语言，更是文化，翻译“是文化的翻译”。因此，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给语言的转换带来种种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增加语际翻译的难度。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三、结语
一、道心
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主张养浩然之气，他开辟出的心性之学，直到宋明理学乃至阳明心学，都在探究如何使人心合于天心、天道，以达到理想中圣人的精神修养境界。佛家所说妄心即是充满欲望的人心，也就是缘境而生之心;而真心、真如即是道心、天心，其不落生死，是恒常之性。然而并非有二心，只是一心的迷、悟之别。佛家认为以缘心听法，则其法亦缘;实际上观象即是观心，天地万物之象即人心所现之象。郭象的《庄子注》反复强调无心。所谓无心，就是去除人心强力，顺应自然之理，任其自为，率性而动，把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看作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和谐的系统，反对用有意的造作去横加干涉。郭象的观点也是主张去人心存道心。另外，儒家经典《大学》中有关于修养道心的论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是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心遮蔽了“道心”。《大学纂疏•中庸纂疏》说:“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然而，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心不可能彻底去除的，只能尽量对其了然于胸并且把握它，时时检省是否以道心做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②其实，艺术家的修养也正是要达到这一境界，才能不致将个体人的外情、滥情等情绪引入进来。这也是道心对艺术影响与作用的契处所在。朱熹主张以“道心纯一”为人的精神境界的理想，而道心则与包含人欲的人心相对，表现为纯粹的伦理理性，这种看法已蕴含着以理性净化存在的要求。庄子的“吾丧我”是对修炼的最高追求，是人和人之间了无间隔之最高境界，这也正如佛家之去尽尘根，为了克服心源不定，做到“离形去智”，做到“身如枯骸，心如死灰”，此处不可作词面解，庄子希望的是坐忘一切，而不是置人于死地。
范曾先生《王国维和他的审美裁判》一文中也有对天心、道心的描述:“叔本华的名言:‘天才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是则赤子者，天也、道也、佛也，这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概念，亦如本人《庄子显灵记》中之太始，亦一童子也，而其上下天地、通达古今，无物不窥、无理不达，亦与尼采之赤子同为一理想之概念也。”③这里的“赤子之心”、“太始”都是指纯粹的“道心”，是能上下天地、通达大道的本然心性。刘勰有云:“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亦指道心。无论就中国古代的文学史、艺术史，还是就整个文化历史而言，“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极重大的命题，纵观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文艺始终与“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文艺，也是形成中国民族文化心态的重要因素。道为第一义，艺为第二义，“文以载道”始终是文艺的理想模式。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第一个标榜“文以载道”，这个观点是从荀子、刘勰、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发展而来的。荀子将“道”看作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刘勰在《原道》中明确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尊崇古道，重“道”不轻“文”;周敦颐在他的《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强调了“圣人之道”，有重道轻文倾向。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文之善恶，视道合离”，他的“道”不同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清代章学诚在他的《辨似》中总结了文道关系的论争，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提出了文道统一论，文由此可代表艺术文化，道可泛指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道德、理念精神和文化心态。道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有着不同内涵，但其本质只有一个，就是宇宙存在运行的大秩序，具体到某个领域则各有具体含义。文以载道之“道”既包含了内容上的精神之道，又包含作品形式之道。与中国文化言说方式相比，西方艺术哲学常常是用一具体称谓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术语内容具体化。法国史学家兼艺术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认为这是艺术品产生的规律。实际上他便是应用了道在具体时代具体领域的含义，只是“道”在他的表述中被叫作“时代精神”，丹纳本义指某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理念。但这种比附理解虽具体但却已经失去了内容的丰富了。
再如现象学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的美学思想中，真正能理解、创造和欣赏艺术的人必须能将自我提升到“存在的自我”⑤的高度，在这里，它能排除生命的自我与经验性自我的干扰，能以“静观”的方式观照艺术。在盖格尔看来，“它(静观)为了使自我能够通过领会事物而超越自身、为了使事物的特性所产生的效果能够渗透到自我的实质，它使事物和自我之间保持了距离。因此，艺术体验是对存在的体验，它与人对上帝和命运的宗教关系，与形而上学知识、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存在纽带，与从存在的角度对那些客观价值的服从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也就是说，它与其他这四种重大的生命趋势(其中每一种趋势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拥有存在意味)共同存在。”④只有这个层次的自我才能时刻保持着心灵情态的自由，才能无时不追逐天地的大美与艺术的真谛。事实上，这种状态也如同与人心时刻不离但却截然不同的“道心”的高度。“人心”与“道心”之论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且不论“人心”与“道心”、“危”与“微”是相对立或相统一，只就这种并举的言说方式而论，它为“志于道”者提供了努力的方向。程子解释说:“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朱子在《观心说》中说:“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道心”是一种美学原则，也是一种人生修养境界，达“道心”，便能“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以，趋向于“道心”，永远是世人追求和实现自由的方法。
二、艺术之“道心”
古人的书论画论中屡有论述艺术之“道”与“道心”。蔡邕《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清代姜宸英《湛园题跋》之《临乐毅论题后》说:“近始悟运笔之妙，全在心空。学中锋三十年，都无一笔是处。早间临此，似有转机，然尘务关心，往往堕落旧堑。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独妙。”清代笪重光《书筏》则从具体技法上论述形式之道:“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厌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书迹逆数焉。”(注:即拂逆技艺也)。清朱履贞《书学捷要》:“王右军云:‘心是将军，故学书必先作气，立志高迈，勇猛精进。’”其他如扬雄关于“书乃心画”说等。王玉哲先生解释“绘事后素”，认为其意为“礼”在“仁”之后，是以孔子学说“仁”为主、为先;“礼”为次、为后。只有先克己、排除主观的先入的见解，而后才能复礼而合于大道。《荀子•乐论》说:“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另外，即便是摆脱经学束缚的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也体现出音乐所崇尚之“道心”，即天、人、乐共同的本性———“和”，认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无声之乐，人之父母也”，主张音声有自然之和，无系于人情，人心之和才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就中国美学而言，在以前中国美学是自成学问的，与西方美学的高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帝反封建的现代中国以来，在中国必须学习接受西方美学的大文化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顺势学习接受了，但由于其过度的原因，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美学仍在沿着西方美学的理论定势前进。一方面要“以一种追赶的心态急于尽快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却难以理解、更无法体验他们的历史含义，尤其是这种历史含义对西方美学自身道理的针对性;掌握中国美学所必需的古代文化知识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而这对于新生一代美学工作者来讲差不多都是以补课的方式边干边学，他们还必须对现代中国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当今的艺术评论界普遍地也只是巧妙地运用辩证法———只在一部作品中评其优劣，将褒贬几几分成，而不是衡量它在艺术史长河中的价值与作用。《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的大美就是宇宙本体自然而然的规律本身。我们中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所致力于表现的，“与其说是个体的情感思想，不如说是宇宙天地的普遍规律。‘大乐与天地同和’，‘文者，天地之心’，‘一画’，各个艺术部门都以这种天人合一为最高要求和准则”(李泽厚言)。也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会，范曾先生提出了“宇宙本体审美论”，他认为，宇宙本体是朴，是大朴无华的存在，只有心灵上质朴的人才能够更容易接近它。只有表现出无限接近了天地之大美，宇宙本体之大和谐、大秩序的艺术作品才堪称经典。所以，怎样才能在纷繁复杂中把握到艺术的真谛，这才是一个艺术从事者应该首先解决的方向性问题。我们应继续努力地锻造出能窥及艺术大美的主体———能把握深层艺术效果和积极内容价值的存在的自我，即能无限接近宇宙本体大美的心灵。发现能窥及天地大美的主体自我，才能抛弃琐碎、繁屑的表层经验，直追天地自然之“道”，艺术之“道”。我们的美学和艺术及评论才会万变不离其宗。
“道”本体即是宇宙的终极根据及人生价值的源头。所以要把握“大道”，首先要修养进入道心。人们往往认为艺术关键就在任情恣性，然而任与恣或者能专注于一物者不难做到，只要懂得放下即可，但是所任之情所恣之性其于不同的人则悬殊甚大，往往因为才智禀赋性情修养先天后天不同而异。即使画者修养极高，但也并非每每下笔有神，古代画论中早有“六合”、“六乖”之说，秉性难移难于移山，但也有自己能做得了主而沿道以行者，所谓圣贤、伟大的艺术家无不是此类人物。书画艺术中的圣人情结，亦即所谓士气。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画皆本于自然之道，明白并掌握此一大道会使画面气韵流畅，而要达到文以载道的高度，必定要以道心呈现于艺术作品之中。
作者：程柏青梁振忠刘华单位：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一、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体现
送礼文化在中国是一项重要的礼节，商人的炒作与经济的兴衰都会影响节日礼盒市场的改变。通过端午节礼盒能从产品面与包装方面了解节庆与送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端午节礼盒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产品的造型与节庆寓意的趣味性。而最难的地方是条件的不足，如节庆气氛与送礼习惯等，只有让消费者看见端午节礼盒的价值，发展与推广才会有意义。由于端午节属于本国传统文化，所以必须通过对文化的了解去创造符合现代感与真实性的包装。端午节的礼盒形式可根据文化层面与商业层面发展出各种类型，可分析如下：完全针对节庆而设计的端午节礼盒，无论在产品或包装视觉上都符合端午节气氛；根据端午节其他习俗所发展的附属周边商品礼盒，如香包礼盒；针对节庆发展端午节礼盒包装，但产品不一定与节庆习俗有关；视觉与产品完全与端午节无关，但消费者因为对商品认同而买来送礼，以地方性特产企业居多。对于端午节所运用的元素并不局限于传统或现代的设计表现，首要是通过视觉将文化与气氛表现出来，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端午节氛围，再从商品的主题性与独特性加以衍生成符合当时节令的礼盒，让消费者在端午节的时候能够联想到该商品并购买。
二、送礼文化在端午节礼盒包装中的应用策略
一是深入思考包装策略，注重端午节元素的转换与应用。设计师通过调查，掌握商品在市场的最佳定位，思考营销方面、功能方面及客户目前的发展情况，考量成本架构的运用，经多方深思规划后，才能设计出符合业主与消费者期待的商品内涵与价值。端午节包装虽然需要运用传统元素，但这些元素与结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形象，通过端午节礼盒的传统元素转换成符合商品属性与现代感的包装，才能真正让消费者产生共鸣与真实性。二是注重成本控制，创造商品价值感。企业与设计师必须将商品的销售视为责任，根据产品的特性规划出适用的包装或赠品等相关设计品，并共同制定出合理的价格，让企业与消费者都能满意，切勿为了赚钱而要求企业发展不必要的设计品，丧失业主的信任。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价值比价格更为重要，通过商品的组合或设计去教育消费者并创造商品的价值感，让消费者除了购买商品外，也购买到一份期待与满足。三是礼盒包装应先了解企业的品牌定位后再进行包装规划，进行前应先对礼仪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后，寻找适切的地方特色视觉设计元素，运用大小比例应以视觉美感为优先考虑。色彩运用应从产品特性与礼仪文化中寻找恰当的色彩计划，才能让包装与文化有直接的印象连接。包装材质的运用可以从地方产物与文化特色中寻找合适的材质，才能使消费者与礼仪文化紧密结合。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案时，设计工作者应有搜集文化信息的能力，在充分对该礼仪文化背景与特色有所了解与认知后，在进行礼盒包装设计的规划才能展现礼盒的独特魅力。
三、小结
在众多西方品牌充斥的市场上，带有东方意味的设计风格，能将东方文化的特色具体展现，有助于商品的市场区隔，使礼仪文化符号应用在包装设计上，能创造出商品的形象魅力及价值，继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并通过消费塑造自我生活风格形象的建立，达到消费文化的功能，因而符合时代的文化潮流及人们追求的风格意象，也成为一种新兴的人文思维和设计风尚。
作者：吴振英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山东省高校教学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于2010年-2011年对全国30多所不同层次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行了调研，发现高校虽然普遍重视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但是，管理不善、穷于应付、效果不佳的现象仍然存在。我校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和写作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近些年来论文质量持续走低。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高校创新教育活动中最活跃因素的高校教师应该主动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从选题到写作规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通过毕业论文环节的训练，真正实现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
本课题组对我校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两个中文本科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生（不包括专升本、第二专业）1755人的论文及相关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从学生预选题目到在指导教师引导下写作，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历来是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重点，这个方向更改为其他方向的人数也很少。从这五届学生1755篇毕业论文的题目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包括文献学）方向420篇，约占24%；现当代文学方向598篇，约占3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139篇，约占8%；语言学（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349篇，约占20%；文艺学与美学方向70篇，约占4%；中学语文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方向136篇，约占8%；选其他方向（包括秘书学、新闻学等）者约占2.5%，见下表：
曲阜师范大学2008届至2012届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本科毕业论文分方向统计
中国现当代
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语言学 文艺学
与美学 教学论 其他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2008届 401 166 41.4% 96 23.9% 38 9.5% 85 21.2% 6 1.5% 10 2.5% 0 0.0%
2009届 445 164 36.9% 116 26.1% 34 7.6% 78 17.5% 23 5.2% 18 4.0% 12 2.7%
2010届 284 83 29.2% 73 25.7% 26 9.2% 67 23.6% 12 4.2% 16 5.6% 7 2.5%
2011届 253 74 29.2% 53 20.9% 25 9.9% 55 21.7% 14 5.5% 20 7.9% 12 4.7%
2012届 372 111 29.8% 82 22.0% 16 4.3% 64 17.2% 15 4.0% 72 19.4% 12 3.2%
总 数 1755 598 34.1% 420 23.9% 139 7.9% 349 19.9% 70 4.0% 136 7.7% 43 2.5%
笔者对其中420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论文进行了研究，针对该方向毕业论文在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指导意见和合理建议。
一、充分认识选题的重要性，克服应付和依赖思想
毕业论文的选题至关重要，是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知识转化能力的训练过程，是检验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是论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选题环节做不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学生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有欠缺；不会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学生，也很难称之为好学生。对于这一点，经历过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都有清晰的认识。在我们做过的《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卷调查》中，2012届372份有效问卷对第21项“你认为毕业论文的质量与你的选题有关吗”的回答，100%选择的是肯定答案“有”。但在每届论文初选题目时，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存在应付和依赖指导的思想。
考察我院中文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论文，虽然预选题目的方向与实际论文方向变化不太大，但是，具体题目更改和变化比例却很大，达到80%以上。以2012届古代文学方向为例，82篇论文中有68篇题目有更改，更改率近83%，很多学生在预选题目时只是草草地考虑了一个大致范围，并没有深入、细致地思考题目是否合适，经过老师指导才发现自己所定题目并不妥当，不得不进行修改，如下表：
序号 原题目 修改后的题目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山水精神 谢灵运的山水情怀
2 浅议以禅喻诗 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因素
3 陶渊明思想浅论 浅析陶渊明人格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4 从汉乐府看汉代的妇女问题 花木兰与刘兰芝不同命运的对比分析
5 论纳兰性德爱情词词风 浅析纳兰性德词中的“月”意象
6 中国古代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明清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7 中国古代诗歌游子主题研究 《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主题探析
8 宋人精神之“雅”与诗歌之“俗” 从苏、黄诗作看宋诗的以俗为雅
9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异类文章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反面教材”――明清反传统文章个例研究
10 宋词中的离愁别恨 欧阳修词中的离情别绪
11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嵇康与阮籍诗文的现实主义风格比较
12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形象转变原因探讨
13 《论语》研究 突破传统 逼视人性――谈《西游记》中女妖形象
14 李商隐“无题”诗探究 晏几道与秦观词中“泪”意象的比较研究
15 论古代诗歌中的爱情诗 浅谈李清照词中的女性情怀
16 论我国男性词人的女性书写倾向 从苏、秦词之比较看秦观词的情韵兼胜之美
17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中女性的进步意识
18 魏晋社会背景对诗人文学风格的影响 浅析《论语》中孔子的交友观
19 柳永艳词与宋代市井生活 《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比较
20 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模式化结构
上表中前10篇基本上属于题目范围变化问题，后10篇的题目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论文题目与原定题目风马牛不相及。也有原题目被指导教师后，学生自己找不到合适题目，教师给出的题目学生又做不了，最后不得不应付了事，或勉强及格，或重新补作，从而影响了论文质量和成绩。中等及以下成绩的论文都存在对选题不重视、不认真的情况。
为了有效解决学生对选题不重视的问题，文学院在管理上也尝试着改革：一是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召开全体应届毕业生参加的毕业论文工作会议和指导教师会议，讲清楚毕业论文的重要性，使师生从思想上重视毕业论文工作。二是改变选题方式。以往虽然安排学生预报题目，但在指导教师安排方面并不考虑学生所报题目的方向，出现学生所选方向和题目并非指导教师专业擅长的情况，带来指导教师指导不便、学生更改方向等问题的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学生在选题方面产生依赖指导教师的思想和等待、应付的做法。从2009级开始，文学院实行“三年三段，三选三结合”的方式，“三选”即学生选方向――选导师――选题目，“三结合”即学生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相结合，更宽范围、更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选题需要。三是提前安排选题环节。“三年三段”即：二年级的学习阶段――三年级的准备阶段――四年级的写作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阶段，不仅通过《应用写作》必修课程了解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的性质和学术规范，而且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课程论文（大型作业）的训练，开始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意识；第二阶段的准备阶段，通过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点，在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重点阅读原作、积累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第六学期期末，安排学生预选方向，然后根据学生所选方向安排指导教师，安排学生在假期中自己思考并预选题目；在四年级新学期开始的一个月内，通过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三结合的方式选题、开题，使学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进行选题，使开题工作更加顺利，为毕业论文的顺利撰写奠定基础。
二、选题要有一定创见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陈旧、缺乏新意，简单重复他人的劳动，这是通病，在古代文学方向选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比如：
2009届毕业论文学生自己预选题目：《五柳先生带月荷锄归――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顽石贾宝玉的情感人生》、《成也诸葛，败也诸葛――浅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性格》、《苏轼的人格魅力》、《论猪八戒之懒惰与勤奋》、《李清照词的凄凉意境》、《论〈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分析》、《可怜红颜多薄命――林黛玉性格初探》、《李清照前后词风比较》、《论中的女性形象》；
2010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红楼梦人物分析――悲情公子贾宝玉》、《漫谈苏轼的旷达》、《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代词帝李煜的才情和失意人生》、《李清照词风》、《〈水浒传〉中女性形象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诗经〉的艺术特色》、《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浅析》、《试论李清照的人生经历与其词作》；
2011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宋江之忠义分析》、《〈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形象――红楼梦黛玉与宝钗的对比分析》、《以文观人――从苏轼诗词看苏轼其人》、《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
2012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袭人和晴雯形象初探》、《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探讨〈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浅谈李白的诗歌特色及影响》、《论李清照的情感世界》、《论林黛玉》。
以上题目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毫无创新可言，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被指导教师否掉了，学生重新选题。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本身就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引导下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求学生撰写的论文不能人云亦云，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地去重复别人的劳动，不动脑筋，不做研究，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何谈培养创新能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对本科论文创新缺乏正确而清晰的认识，二是缺少学术积累，对学术研究动态也缺乏应有的了解，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注意在继承原有研究基础上寻求新方法、新角度，不因循旧说而影响探寻新发现，要形成新观点、新成果。
任何科学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创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有新发现、新见解、新成果，创新思维离不开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关键是找到从怀疑向创新转化的契合点，做到不迷信权威，不盲目从众。
很多大学生往往认为别人研究过的题目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因而造成胆怯和畏缩心理，更不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 乐律学 音乐美学 音乐考古学 音乐制度
随着研究资料的丰富、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也向着多元化、深层次的方向迈进。2011年度公开发表于音乐类核心期刊的论文共计数十篇，文章拟从音乐文献学、乐律学、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制度的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以期描绘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现状与态势。
一、音乐文献学
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音乐文献的介绍、译注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渗透于各个研究分支，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王小盾、余作胜的《从〈琴操〉版本论音乐古籍辑佚学》以《琴操》作为个案，对中国音乐古籍辑佚学进行论述。商立君的《〈乐书要录〉若干问题探微》从《乐书要录》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流传情况、史学价值对其做出探讨。喻意志的《唐宋乐府解题类典籍考辨》通过全面搜集历代书目、类书、丛书、笔记等文献资料，充分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文献学方法，对唐宋时期的九种乐府解题类典籍的作者、成书、内容、亡佚、佚文等方面情况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考辨。刘再生、陈瑞泉的《〈荀子·成相〉“相”字析疑兼及“瞽”文化现象》，在阐明“成相”之含义的同时，对“瞽”文化做出解释。夏令伟的《王国维论史浩大曲辨——兼论两宋大曲之变》指出“王国维在曾慥《乐府雅词》中的大曲与转踏的次序、洪适《渔家傲》的体制归属、史浩大曲的分类责任等问题上存在一定误断”①，并揭示出宋代大曲之变的特征及原因。
二、乐律学
乐律学是对乐学和律学研究的合称。2011年，有关乐律学的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其中，喻辉的《“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与学科范畴问题》一文认为，“选择OrientalM usic Theory作为‘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从语意和词义范畴上解决‘乐律学’研究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科定位问题，进一步推动我们全方位整理东方古代音乐的理论遗产，梳理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体系的文化源头；另一方面可以推动我们进一步确定乐律学在世界音乐理论体系中的文化定位和地域特色，使这个古老的东方音乐理论体系在世界音乐研究领域里牢牢占据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②杨善武的《宫调史研究导论》对中国宫调的历史状况、发展变化、本质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刘勇的《朱载堉著作的命运新探》对朱载堉的“十二等比律”不被应用提出自己的见解。贾争卉、杨小明的《十二平均律：从江永和安清翘看朱载堉的思想源流》“从朱载堉之后的江永和安清翘出发，对‘十二平均律’进行共同文化语境下的发掘后认为：一、朱载堉对生律的比例关系的发现，可能受到基于中国传统勾股理论基础上的方圆相函图的启发；二、朱载堉从三项等比数列求中项（开平方）到四项等比数列求中间两项（开立方）的突破，应该是从等差数列对应变换过去的；三、朱载堉关于平均律优于三分损益率的论证，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简单、和谐自然观”。③陈克秀的《也谈“奏黄钟，歌大吕”》 将“奏黄钟，歌大吕”置于中国古代天文、律历的背景中进行论说与研究。
三、音乐美学
音乐美学的研究进展相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发展速度较快，论文成果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滕春红的《从“清浊”到“清和”——试析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清”》，该文认为“‘清’在古代音乐美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范畴，它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互为递进的层次：首先，作为‘清浊’的形态之一，构成声音的物理属性之一，成为‘和’的音乐审美原则的基础；其次，作为‘清音’，它逐渐成为美妙音乐的代名词，被当作音乐之主宰；最后，‘清和’成为古代音乐美学的审美理想”。④王军的《朱载堉乐律学研究指导思想辨析》指出：“晚明乐律学家朱载堉在乐律学研究中，承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崇尚‘自然之理’，注意把律学研究与传统的天地人合一思想合理地联系起来，提倡以数为本，强调遵循自然法则。但其中的痴迷河图洛书，对祖冲之圆周率的错误批判，又反映出朱载堉作为古代学人的历史局限。”⑤修海林的《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认为：“《吕氏春秋》是先秦及秦汉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研究的重点，先秦道家哲学思想与其音乐思想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生’思想与音乐思想的联系；‘太一’观念与‘乐’之存在的联系；‘周行’‘复归’观念与十二律相生、计算法则及‘随月用律’实践的联系”。⑥杨赛、洪艳的《乐从和》指出：“‘乐从和’是儒家对音乐的本质要求。儒家常讲‘致中和’，‘和’与‘中’密不可分。‘和’即个体心境平静祥和，‘中’即社会管理均衡适度。音乐通过实现个体之‘和’，进而实现社会之‘中’。”⑦孙星群的《儒家〈乐记〉与释家音乐思想的几点比照》从“国治平天下”与“大我”“物动心感”与“虚空”“情动而发”与“成文谓音”、君臣民事物与木火土金水、中和与“急缓得中”“乐而不，哀而不伤”、乐之“治心”与“乐离无欲”“乐内礼外”与“知内见外”八个方面将《乐记》与释家思想进行比对。
四、音乐考古学
音乐考古学“既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领域，又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的考察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如乐器或它的残片、浮雕、壁画和器皿上音乐的画面，个别情况下还有少量的文字材料”。⑧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刘正国的《关于“龠”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通过对出土文物、民间遗存和文字训诂的综合研究，上通故训、下谐时俗，比类考原、多重释证，终于揭示出：所谓‘如笛’‘似笛’的‘龠’其实就是一种形制古朴的、不开吹孔而以管端作吹口的‘斜吹’乐管，这种质朴的‘斜吹’乐管也正是中国‘笛’类乐器的先祖”。⑨王清雷的《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详细介绍了考察章丘洛庄乐器群的收获，并且通过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以及刘再生、郑中和方建军三家测音资料的辨析，提出新的观点。方建军的《楚简“乐之百之赣之”试解》一文认为“1994年河南新蔡葛陵发现的楚简，内容主要属于卜筮祭祷。其中的‘乐之、百之、赣之’，应是祭祷仪式的三个环节。‘乐之’就是奏乐祭神。‘延钟乐之’即陈列编钟以奏乐祭神。‘百之’即行百礼以祭百神。‘赣’读为‘干’，应为‘舞’的代称，‘赣之’即‘舞之’。所谓‘乐之、百之、赣之’，就是以乐舞表演和礼仪活动来取悦神灵，并求得仪式的灵验性，从而达到人神沟通的功效”。⑩
五、音乐制度的研究
音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不但具有鲜明的等级秩序，还具有调节理性人伦、和乐君臣、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这方面的论文有：康瑞军的《宋代音乐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以音乐制度为例》从制度及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宋代音乐。李萍、孙晓辉的《论宋代部色体系》，“详细考证这一历史进程中宋代部色体系的名实、功能、管理机制以及演变过程，并将部色体系与宋代艺术实践相联系，以探讨宋代部、色体系的功能特征及其转化的深层原因”。?项阳的《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刻意强调国家用乐体系中礼乐与俗乐两大门类的主流形态以制度与功能为保障，在各级地方官府中须普遍性地设置相关机构以为支撑，从而形成国家意义上用乐的体系化和网络链接。宫廷用乐虽具特殊性并引领潮流，但从国家意义上考量，其地方官府所用礼乐与俗乐在主导层面上必然保持与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相通、一致性，地方官府所辖官属乐人在为官府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社会，如此形成‘国家在场’的体系内传承、面向社会传播，用乐主导层面的有序；正是地方官府中用乐机构诸如府县教坊、诸州散乐、乐营、衙前乐的存在，这些具有机构意义的单位形成“网络化”的同时，亦将在各地创造的相关内容加以吸纳并融入，经过规范后由这个体系返播全国”。?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但是音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把握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及中国音乐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启发性意义。回顾与反思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研究，我们期待研究者在沉潜之后，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以及一系列现阶段切实可行的论题，使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研究跨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从而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注释：
①夏令伟.王国维论史浩大曲辨——兼论两宋大曲之变[J].黄钟，2011（1）：104—110，133.
②喻辉.“乐律学”的英文译名与学科范畴问题[J].音乐研究，2011（6）：77—81.
③贾争卉，杨小明.十二平均律：从江永和安清翘看朱载堉的思想源流[J].中国音乐，2011（2）：187—190.
④滕春红.从“清浊”到“清和”——试析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清”[J].中国音乐学，2011（1）：86—91.
⑤王军.朱载堉乐律学研究指导思想辨析[J].黄钟，2011（1）：161—175.
⑥修海林.先秦道家音乐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吕氏春秋》诸篇为例的分析[J].中国音乐学，2011（1）：28—32.
⑦杨赛，洪艳.乐从和[J].人民音乐，2011（7）：77—79.
⑧俞人豪、周青青.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⑨刘正国.关于“龠”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J].音乐研究，2011（5）：107—114.
⑩方建军.楚简“乐之百之赣之”试解[J].中国音乐学，2011（3）：71—74.
[11]李萍、孙晓辉.论宋代部色体系[J].音乐艺术，2011（2）：99—108.
[12]项阳.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在籍官属乐人承载的意义[J].音乐研究，2011（1）：6—14.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 现代阐释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48-01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它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养良好的新型人才。
2.授课侧重点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涉及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诸多学科，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该课程的讲授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教者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认为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是必须的；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进行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有的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认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还有的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整合，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
3.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需要新的定位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是一个研究队伍庞大，研究领域广阔的成熟学科。然而，与学术研究的红火相反，课程的教学研究一直相当冷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观念僵化、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调等问题十分突出，加上社会上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身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等特点，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目前存在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新把握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如何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现代阐释
1.教学内容的阐释要与时俱进
教师要在遵循传统讲授原则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新的认知，即如果仅只是以古代佐证古代，或者所研究和讲授的东西限制在古代范围内论古代，那么这种教学毫无意义。教者必须在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从古代通向现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要对当代大学生的现代生活、情感、审美、价值观念产生作用，产生现代的新意识，为现实服务。要真正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当下所用，增强古代文学的现代意识，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拉近古代作品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引发学生的共鸣，从而达到育化学生心灵的效果。这应该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2.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古代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在教学过程中应难易适当，教学重点放在作品的深度挖掘上，力求让文学作品感染人，文学形象鼓舞人，文学事件教育人，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上下工夫。采用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彰显古代文学作品内涵所蕴涵的魅力，课堂上要最大限度的融入作品，做到一般作家一人一作品，主要作家一人多作品。从教学大纲所选的精读篇目中确定课堂精讲内容，由浅入深，选取人物形象丰满、富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内容，以名家名篇为主。开展以作品赏析为主的课堂讨论活动，培养学生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透视现实人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对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写作能力等实际能力。
3.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
目前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都是以教师课堂讲授，并且结合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对教学资源实现共享，但是其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经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比较低。“慕课”平台可以有效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它可以使全球范围内有关古代文学教学的资源实现共享，“慕课”平台的使用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丰富发展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更主要的是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慕课”与原有的只提供课程资源的名校视频公开课不同，“慕课”实现了教学课程的全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学习者可以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的全过程。
当前，有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社会行为上显得孤独、冷漠，对社会、对集体、甚至对亲人朋友，他们缺乏基本的友爱之情，表现出狭隘和自私。因情感缺失而引发的生命悲剧日益增多，这些悲剧提醒我们在高校开展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他们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们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人性境界的提升，使学生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学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汪国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04）.
[2]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J].当代文坛，2010（03）.
[3]张万敏.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论文的现代转换[J].长春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1）.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龚正伟，张子沙.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J].体育科学，2000，20(5):12-14.
[2]牟艳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2):130-132.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5-442.
[4]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5]姜义华，李向平.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27.
[6]戴有祥，张晓林.论武术文化中的传统哲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3):8-9.
[7]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
02—0052—01
一、为什么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目前，学校对老师业绩的评价总离不开考试成绩，所以老师总会担心，开展研究性学习，就要占用学生课内外很多时间，会不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于此类原因，我们在研究性学习方面要么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么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这些情况正反映出了认识上的局限性。因为，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首先要看到开展研究性学习是大趋势，全国上下大力倡导研究性学习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语文教学有两个突出的弊端：一是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好；二是学生缺乏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弊端不解决，学生就会停留在被动接受知识的层次上，一旦进入大学，面对全新的教学方式，就会无所适从。其次，要看到高中语文教材的很大变化，特别是突出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这些变化为我们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新教材中古典诗歌的数量是旧教材的几倍，凭借教材中的这些典范作品和相关知识简介，学生基本可以完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桥梁——分析陶渊明诗歌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类课题。通过这类课题的完成，学生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再次，要看到高考试题的变化，如诗歌欣赏由客观题变为主观题，其目的就是更加客观全面地考查学生的鉴赏水平和研究能力；现代文阅读增加了推理能力的考查，这也是研究性学习所培养的主要能力；高考作文是近年来变化最大的一部分，由限主题作文变为话题作文，特别在作文评分发展等级中有一条明确指出，“见解新颖”“推理想象有独特之处”，所有这些都紧扣着研究性学习。
二、如何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1．确定研究课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可以分为三大类：文学艺术类，如“李白性格及其诗歌中数词的应用”“红色——中国人的色彩情结”等；社会调查类，如“关于我校学生的阅读状况的调查”、“高中学生家境状况和消费状况的调查”等；学术类，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异同”“关于‘匕首’与‘投枪’——鲁迅杂文语言浅析”等。在确定具体的课题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兴趣人手。例如，学生总喜欢追赶时髦，崇拜明星，在衣着上要么是乞丐装，要么是F4，据此可确定“中学生偶像崇拜情况调查”课题。
第二，从教材入手。例如，高一年级学生学习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优秀散文24篇，为了进一步让学生掌握中国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可以让学生去完成“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浅析”“从中学语文看古代文人的坎坷仕途”等课题。
第三，从地方文化入手。如“甘谷方言与普通话之异同”等课题。
第四，从人文教育入手，不论是《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新教材，都一致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善美的良好品质。这种品质也就是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学生写作文的底气，有了这种底气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好文章来。
2．指导学生研究。第一，研究性论文的撰写，不同于一般的作文，都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对于学生来说，初次接触这类东西，教师不指导学生便无从下手。语文研究性论文，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一般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如文字资料、数据资料、图片资料等；第二步就是对资料的分类，这种分类基本确定了论文思路；第三步就是分析，要归纳推理出一个结论。如学术性论题“女字·女子·文化”，先让学生通过词典统计“女”字旁的字有多少（大概400多字），然后根据表达的意义进行归类，一类带有褒义的，像好、妙、娇等；一类带有贬义的，像妨、妒、妖等；一类表示血缘家族关系的，像姑、姨、婶等；一类表示妻妾等妇女地位的，像婢、姬、媵等。归类以后再去分析中国妇女与文字和文化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妇女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又影响着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关键词：应用型视角；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111-03
古代汉语课从设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的历程。在这六七十年的历程中，专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改变，促使其一直在进行着教学改革。进入21世纪，原有高校以及新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为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纷纷提出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因此，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成了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介绍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以及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挖掘应用性教学目标
“应用”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运用”、“具有实际使用价值”[1]，通俗的理解是“动态的使用过程”、“和实际生活结合紧密”两个意义。应用和大学教育的结合，一开始是局限在理工科类的大学或专业，现在已经无条件地跟整个大学、整个专业以及所有理论性的课程相联系，即各类大学都提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学界对“应用型人才”的理解为“注重在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具体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一个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个课程所有行为实施的依据，是“整个学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而诸如古代汉语这样的文科类课程，其教学或应用中没有生产或工作实践环节，则要重新思考其原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性因素并挖掘新的应用型教学目标。所以，对古代汉语“应用性”教学目标的探索，体现在加强其原有能力型教学目标的认识上，并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强化对原教学目标应用性的认识。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不同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是各专业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4]”。而这个教学目标恰恰就是应用性、实践性的，跟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一致的，但之所以其教学太理论化，除受到教学地点的限制之外，还受到教学内容或是方法缺乏实践性的影响。因此，加强了这个认识后，学界更多地将古代汉语应用性的教学改革放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革新上，下文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是在原有教学目标上细化能力型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是古代汉语教学根本的、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细化，提出“文字分析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认知能力”四种应用型目标[5]。
第三是结合专业拓展能力型教学目标。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历史等不少专业的主干课程，每个专业除了基础的教学目标，都会有结合自己专业的需求设定的专业教学目标。如张道升结合师范生的特点提出了“熟悉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研究的一般方法，了解古代汉语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及相关领域前沿和发展趋势”的目标[6]。
第四是增加能力型目标。语言学习具有听说读写等几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过程都是运用性的，上述目标与此相关的只涉及了读这一项，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古代汉语的写作目标。如荆贵生提出“培养学生写浅近文言诗文的能力”[7]，田有成提出“增加培养学生识读、书写繁体字（包括一定数量的古文字）及浅近文言文、古诗词、古楹联对语等写作能力”[8]。
二、探索应用性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实施的载体和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传统古代汉语教学使人觉得理论性强，其教学内容和生活脱节、不能学以致用，学科知识过于封闭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学界基于应用型视角的对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上做了不少努力。
其一是把古今社会生活、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文字是生活内容的记载，文字所记的古代汉语的知识记录并融入古今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除了单纯学习这些的知识，还可以介绍这些知识所关联的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如《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介绍了古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古今社会生活的实例[9]，《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介绍了文字记载了先民的历史和思想认识，通过实例介绍了古汉字教学和古代历史、思想文化传承相结合的方法及优点[10]。
其二是加强运用古代汉语各要素或知识点的教学。古代汉语的通论知识是阅读古籍的工具，文字更是人们读史读文的工具，利用这些特点，增加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培养阅读能力的教学，通过赏析书法作品、匾额、题刻、碑文的方式学习古代汉字。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在文选课中实施“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其主旨是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解读古代汉语文选的能力[11]，提出“利用汉字互相组合的规律，在学习简单古汉字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习形体复杂的古汉字，拍摄生活中的各种古物或是古迹上的汉字让学生辨认”[12]。
其三是加强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古代汉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料，和许多语言类课程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关注到这种关系，通过丰富的语料和实例来论证这种关系。如《成语与古汉语知识》[13]、《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14]分别介绍了成语和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应用方法。
三、为达成应用性教学目标重新编写教材、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除了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有突破，大量研究集中于重新编撰教材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以促使各应用型教学目标的达成。
其一是教学内容上扩大教材选文的范围。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古代汉语教材的文选内容局限在先秦以来的添加了标点和注释的文章，教材的选编都没有考虑让学生接触古文和古文字的原貌，考核内容和形式都偏于记忆，这并不能落实“阅读古诗文”这一目标。建议教材的编撰或教学内容，增加“古书原文，如《春秋》、《左传》等；古书注释，如《经典释文》等；古书原文和注释，如《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15]，增加甲骨文、金文的作品或是文字学材料。
其二是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实践性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实践课的或是实践教学手段的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课型研究》一文介绍了活动课、训练课、主题解读课、练习课、参观课、语言应用课、相关选修课、语言文化艺术社团活动、讲座以及比赛等各种实践类课程[16]。再如张道升提出“建立省图书馆古籍部、博物馆这两个实践教学基地，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开展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17]这样三种课外实践教学手段。黄亮提出“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标点、校勘古文的工作，归纳整理一些研究材料，拟定文献综述，在与老师讨论交流的基础上拟定课程小论文，或是撰写毕业论文”[18]，张景霓提出“通过背诵训练学生的记忆力，抄写古籍、查阅县志既辅助完成阅读古书的能力”[19]。实践活动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鼓励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后拓展时，查阅汉典网、汉字字源、国学论坛、中国语言文字网等网络资源，或是《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电子书[20]。学校校园网也可以建立“四库全书”、“国学宝典、大量汉语史专著、汉语专业工具书、汉语史专业硕博士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等”古代汉语课程内网资源[21]，供学生查阅。师范专业的学生，适当增加“模拟教学”的环节[22]。
四、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上述基于应用性视角的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探索，为古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注入了活力，同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语言类课程应用型内涵的定位。在进行古代汉语课程应用性改革的研究中，笔者看到这样一则教学案例：讲授《段于鄢》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改编成诗歌、剧本、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这的确也是应用，但是却偏离了古代汉语应用的内涵。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作为语言类课程，其应用应该和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和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联系起来，和语言所载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和生活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是该学科专有的方式，不能为其他学科通用。而这种应用形式在作文课、写作课、大学语文课上都能通用，实际上偏离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像有学者提出，通过看古装电视剧、古装戏剧等来学古代汉语，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只是需要精挑视频，或是专为古代汉语教学拍摄一些视频。
第二，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专业是根据培养的人才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专业隐含着不同职业的工作要求。为满足不同职业从事工作的技能需求，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相应地体现一定的工作能力，并落实到相应的课程教学中去。可是，专业教学目标大多数是能力性的、实践性的。如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小学教育专业要掌握古汉字构造的规律为其将来从事小学识字教学打下基础。但各专业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设定只局限于这些还是太粗疏了，不易于实际教学中的把握和操作，所以，要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如汉字构造规律，小教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深浅有别，小教专业除了掌握古汉字四种造字方法，还需要识记一千个左右常用汉字的构造，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深入学习探讨每一种古汉字构造方法的再分类。进行不同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比较与区分是提升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专业针对性及实践性的有效途径，也为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提供了衡量指标。
第三，增加应用性的领域。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注重挖掘课程自身的因素，比如“文字、文化”，注重和其他知识和学科的结合，如“成语、朗读、现代汉语、方言”等。这些应用的范畴，还是局限在学校教学的学科知识范围之内，缺乏古代汉语和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各个行业的联系。据笔者了解，古代汉语由于其语言所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笔者所阅读的小学教育名家的教育手记，单就老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的思想，在教育教学领域得到应用的比如薛瑞萍的《心平气和的一年级》、华应龙的《我就是数学》。演员夏雨做客《开讲了》，被问及“你不担心我们把你忘记吗”，他的回答是“这样，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这也正是对老子“有无相生”思想的一个经典阐释。我们当前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如《中华好诗词》、《汉字拼写大会》、《拼吧，小伙伴》、《成语大会》等，动画片《汉字宫》、《皓皓文字国历险记》等，都是古代汉语、汉字魅力的体现。古代汉语以其深邃的思想、浩瀚的文化、无穷的智慧，在许多领域正悄悄绽放它的光彩，古代汉语的课程教学亦需要走出狭窄的课本，引进这些应用的鲜活实例，加强其和现代社会生活和各行业的联系。
第四，增加应用性和视频类研究成果。目前研究单篇期刊文章比较多。期刊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都只是阐述方法，少有翔实的案例，对古代汉语的教学指导的操作性不强。这里要特别提到梁忠东的论文《成语与古代汉语教学》一文，将成语与古代汉语的文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修辞教学进行结合，所举的成语材料比较丰富，很值得教师和学生一读。相关的专著做得也比较好，如范涉存、于云的《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1991年）以古代汉语各知识为章节分析这些知识点在成语中的具体体现；王贵元《汉字文化学》介绍了汉字在“军事刑律、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起居生活”等层面的文化内涵，引证丰富。还有一些书内容上通俗易懂，如《细说汉字》、《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汉字演变五百例》，对教师和学生都适用。但是这样的专著极其有限，并且缺少视频内的成果。理论上来说，学科研究是教学内容深化、专业能力发展和职业能力精进的源动力，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用性研究成果形式比较有限，也说明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极待加强。
五、小结
综上，在应用性人才培养大潮下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亦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建造越来越新、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584.
[2]张士献李永平.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综述[J].高教论坛，2010，（10）：6.
[3]阎立钦.语文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0.
[4]王力.古代汉语・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9：1.
[5]王焕玲.应用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实践教学研究[J].教育与职业：实践教学，2014，（15）：157-158.
[6][17][21]张道升.应用型本科教育背景下的古代汉语课程建设[J].焦作大学学报，2012，（1）：101，103，102.
[7][15]荆贵生.古代汉语教学应用探讨[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03）：65.
[8]田有成.古代汉语应用性探讨[J].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79-80.
[9][12]王伟.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2016，（10）.
[10]张丽霞.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05）：105-107.
[11]王伟.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在古代汉语文选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6，（10）.
[13]梁忠东.成语与古汉语知识[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06）：140-145.
[14]王金娥.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语文：语言应用研究，2011，（12）：91-93.
[16]王伟.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程体系建构研究[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6，（06）.
[18]黄亮.应用型本科院校古代汉语教学问题及对策[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06）：81.
[19]张锦霓.论素质教育理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S1）：239-240.
[20]安春燕.网络资源在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51.
[22]刘光明.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学生能力培养[J].池州学院学报，2009，（01）：130.
Review of Teaching Reform of Ancient Chine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WANG We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Hezhou University，Hezhou，Guangxi 542899，China）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