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8: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贾平凹怀念狼，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贾平凹；乡村意象；转变
贾平凹早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之风，对山地野情的歌诵、对乡间纯朴民情人性的赞美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但是到了后期的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乡村衰败态势的描写。同样是一个商州，在《商州三录》里原始、美好；到了《怀念狼》时，却是满目疮痍。短短二十年，乡村里自然景观、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精神家园正逐渐丧失。贾平凹对此的感受是深刻而全面的。
一、从田园牧歌到乡村荒野
对山地乡土的咏吟是贾平凹前期小说的主题，其中《山地笔记》最具代表性。小说里营造出来田园牧歌的明丽清新的风格，商州世界绚丽多姿的山川风貌，成为一幅幅浓彩风景画。乡村的山水、清泉、河渡、人事无不充满着前工业时代的无污染状态的纯静与宁静。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大文体特征是“三画四彩”。他认为，“风景画可以被理解为承载乡土小说美学风貌的重要母体，是乡土小说赖以生存的巨大审美理由。” 【1】
自现代文学开始，地方色彩便成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周作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他强调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丁帆指出“从周作人、王伯祥到鲁迅，对乡土小说最初概念的阈定，即把 ‘地方色彩’和‘风俗画’作为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 【2】
这里乡村指的是某一地域内特殊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性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融合。这样的山水画面，乡村生活图景和文化精神面貌在20世纪乡土小说中丰富多彩：鲁迅绍兴老家的温馨、纯朴平和的净土；废名的灵秀古朴、冲淡平和、清新素雅的小镇；沈从文秀丽、旷美、宁静的湘西边地；孙犁清新的荷花淀；汪曾祺幽静、亲切的苏北高邮；李锐厚重、朴质的吕梁山；莫言原始、粗旷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奔放、自由的野地；贾平凹浑厚的商州山水……无不倾诉着中国乡村的博大精深。
“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 【3】商州地处秦岭腹地，南接楚地，北入关中，正是南北文化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既有北方文化质朴雄浑，又有南方文化的清秀诡异。贾平凹在对商州历史文化的揭示中，将地域的历史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因此，透过商州这一历史文化形态，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商州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
如同其他的农裔作家一样，贾平凹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贾平凹涌动在心底的故乡情结便常借助异常美丽的明月、山石、林木、河流、白云成为他倾诉内心情感的对应物，整合进他对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神共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解中。山村古寨、溪水明月、茂林野地、古寺道观、乱崖渡口，参天古木、山地人家等秀美的景观跃然眼中，在《远山野情》、《天狗》、《小月前本》、《古堡》等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
贾平凹的乡村地域景观风貌各不相同，有的清新，有的蛮荒，有的古朴，有的宁静，有的神秘，有的丑陋，但都透露了山野自然的气势。幽静凄清的月和轻柔神秘的水，构成贾平凹小说常见的意象，他最喜欢的女性常用小月、小水、香香命名。将一个山地女子柔美、善良、纯朴之气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除了柔情似水的女子还有山野纯朴、纯洁的爱情；最具代表性的水是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最有人情味的是浪里打滚的山里汉子和漂流河水之上的情歌。
在1983年前后，贾平凹小说风格发生了变化，由空灵、轻巧、优美转向了平实、稚拙、朴素，并且渐渐雄浑苍凉、意蕴混沌与驳杂。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探讨新型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对商州的冲击，城乡冲突正式进入他的视野，贾平凹开始转向了对农民的心理结构变化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与不和谐的关注。这种转变早在寻根文学之中已初见端倪，到了90年代之后更为明显。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 【4】今天的中国，也正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两种文明的转换，给乡土小说创作带来了无穷的资源和发展的契机。同时也给作家带来在大时代面前前所未有的茫然、困惑。贾平凹一直在担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 【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古老的商州和外界逐渐沟通起来，外面世界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地质队、电影剧拍摄组进山了，带来新的观念；商船商队跑的更远了，带来城市的新衣服、新观念；电来了，车来了，商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物质文明的改变使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深山人一日日刁蛮起来，卖山货帐算得极精细，遇到陌生人漫天要价。豆腐里搅包谷面，辣面掺谷皮，白菜里冻冰，待人越来越不诚实。山里的人情渐渐淡了，话里不是挖苦话、牢骚话、奚落话，就是刻薄又尖酸的话。外在的冲击与传统的积淀中丑的东西相结合，滋生出新的丑恶。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俯手皆拾。《土门》中仁厚村到处充斥着疾病、丑陋、争吵。《高老庄》里乡村小路变得尘土飞扬。在谁砍谁得的利益驱动下，太阳坡被封育十多年的山林，在人们的疯狂砍伐中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乡村的失衡首先在人心态的失衡，人性的沦丧，使乡村生态随之失衡。同时，水土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而导致的人种退化，生育将成为新的困境。
随着作者这种忧虑的加剧，自然生态的恶化在《怀念狼》达到极致。《怀念狼》在开篇说：“这仍是商州的故事。”但是1999年商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彻底改变了人对同类与异类态度，人伦的温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商州呈现的是惊世骇俗的荒野景观。同一片土地，有一边听着《二泉映月》一边从活牛身上现取器官烹食的凶残而虚伪的食客；有表面朴实厚道夺取金香玉时狡诈的巧取豪夺的山民；有对狼群赶尽杀绝的山民们。
乡村的失落从《土门》中土地的消失，到《高老庄》中故乡的失去，再到《怀念狼》中和谐的失去，到《秦腔》中终于演变成了村庄消失，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是乡村伦理道德的全线崩溃。
二、从现实描摹到文化重建
“文学意象的创造，最终目的在于传达作家之意。” 【6】乡村这个大意象在贾平凹构建的文化家园之中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的动态发展来看，总趋势是由展示乡村外在的生活向追求人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到人主体精神的建构。由对乡村牧歌纯美人性的赞美、对改革开放的欢迎与拥护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困境和乡村历史文化未来的反思。贾平凹9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商州三录》、《古堡》、《小月前本》、《天狗》、《浮燥》等，就其整体而言，是侧重于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展示，写实性更强一些。90年代之后的四部乡村为主题的小说《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侧重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虽然写的仍是乡村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的真实描写，但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客观现实的乡村，而是借以构建作家文化理想的载体，是主体想象性的表现。
1.现实心态的裂变与错位
贾平凹在80年代初的创作包括《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商州》、《鸡窝洼人家》、《浮燥》等。这些作品真实的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观念、情感和心理的历史蜕变的历程。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物质的诱惑面前急遽变化。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热衷于描写这种社会变化的实况；另一方面热衷于揭示文化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原因。贾平凹很显然受到影响。在反思文学中创作了《镇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说；在改革文流之中，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燥》等反映农村社会改革小说；在寻根文学中创作了《太白山记》等小说；在传奇文中，创作了《白朗》、《地》等土匪系列小说。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他是要“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较深地去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的变化。” 【7】 《商州初录》是个富有异趣野情的山野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商州初录》以清新急切的笔调，掠景一样扫过整个商州，讴歌了改革和经济进步。
《浮燥》是贾平凹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是商州系列里的集大成之作。浮燥，是一种时代心态，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是由于“主题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 【8】 所产生的时代心理失重，其本质表现为狂燥、自信、惶惑不安。浮燥与燥动在金狗和雷大空两上人身上有充分、具体的体现。他们都具有顽强的农民意识，所不同的是金狗的心灵蜕变“具备某种比较开阔的社会目的性与自感神怪的历史拯救观念。”而雷大空则是“一个无敌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 【9】
《浮燥》是现实与历史、传统与文明，还有人的精神、生命、道德、理想等各种因素的一种综合。它既是变化的过程，也是阻碍进步的一个因素。新的心理社会结构在骚动的社会情绪中潜在的重建着，浮燥过去必定是对心理建构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与呈现。
2.人性美的追求与重建
贾平凹《远山野情》《人极》、《黑氏》等小说的创作重点在于追求人性美及其回归的过程。如香香、吴老三（《远山野情》）、黑氏（《黑氏》）等人。这种觉醒和回归不是自觉独立的完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地位的改变，才有了可能性。
《黑氏》里黑氏一步步的觉醒。它真实的告诉我们，哪怕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艰难困窘中也不停的伸张着人的本性。《远山野情》中的香香迫于生计不得已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夫妻苟活的贫乏的物质需求。在遇到吴三大以后，她终于毅然地离开了跛子，寻找失落的人的尊言，她生命中人性美的勃发，是超越自我的新生。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对本身的超越。80末到90初贾平凹的一组写土匪的地域风情小说，包括《五魁》、《白朗》、《地》、《晚雨》等，具有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叩问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的生存？贾平凹在这一类作品中，开始了由社会外在形态探寻人的内心状态，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的人心理裂变和自我意识的完成进行思考，渡过这个困惑与追寻期，到1993年《废都》的出现，贾平凹开始进入更深层面的关于乡村、城市；历史、文化，民族与家园的整体建构系统。
3.乡村传统文化的建构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叙事转向了对乡村文明、乡村文化的思考和重建之中。《土门》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明困境；《高老庄》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败，《秦腔》展示的是乡村的道德伦理的丧失。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与贾平凹的家园情结连接起来，从传统文化构建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土门》写了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仁厚村不可避免的被消灭的命运，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乡村被逐渐消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在《浮燥》及商州系列里，农民的心理结构受经济改革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趋向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那他们仍然是在保有传统的乡村文化伦理的基础上，在生存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觉性选择：摆脱贫困的生存现状，人的自我尊严和人的价值借助经济地位的提高得到实现。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自觉追寻的土壤已不复存在，而是裸的逼迫与占领。现代化必然使固守传统乡村文明的人们付出惨重的情感代价。在仁厚村人的抗争过程中，现代化不仅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而且以强迫的方式使抵制它的人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改变。这才是传统文明与文化真正失落的表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代表着落后，仁厚村的消灭可谓说是历史的必然。在矛盾之中，贾平凹提出新的命题，那就是农民自我更新的问题，农民如何保有传统文明散发出的魅力，使农业文明继续下去？如何在社会实践层面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贾平凹在双重的批判之中，对乡村文明的魅力仍保有极大的热情。他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异质文明的输入才可能有换血而后重生的希望。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就是抱着这样换种计划携高大的后妻西夏返回到高老庄的。但是他面对的却是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他想替人排解困境却无能为力。他的矛盾与痛苦正揭示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高老庄里除了高子路所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之外，还有西夏所代表的有生命力的外来文化，和苏红代表的现代都市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及胡迷叔和石头等代表的乡村神秘主义文化和蔡老黑代表的民间侠义文化。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民间各种文化汇集在乡村，各种文化之间矛盾冲突和各种文化内部的冲突与变迁，正是中国当代语境中文化的困境。乡村承载了这些困境。作者试图在这个大的融炉中将他们整合、转化、迁移，从而形成崭新的乡村文化。
《秦腔》所展示出来的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正如洪治纲所说：“《秦腔》写的是一座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完全废败的村庄。” 【10】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秦腔既无力承担文化隐喻的重任，自身也难保，由人们的精神食粮衰退到无人喝彩的地步。其盛衰都反映了贾平凹极为复杂的心理特征。他在后记中说：“为故乡树一块碑子。”【11】应该说从《土门》对乡村文明失落的追问，到《高老庄》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困惑，到了《秦腔》里，乡村已经呈现全面衰败的态势。“行将消失的棣花街啊，行将消失的乡村再也找不到精神的故乡。农村真的会消失吗？消失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2】
4.天人合一的祈歌
《怀念狼》是贾平凹创作于1999年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从人类生存角度，探讨了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危机，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者以寻找狼，保护狼为契机，一方面表现人对传统乡村文明的依恋；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类现代性祈求正结出灾难性的恶果的现实。贾平凹将关注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转向了对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审美观照。在人类生命力萎缩，人种退化的生存危机面前，如何为现代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自救之路？贾平凹在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中，对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提出了质疑，打狼、保护狼、投放克隆狼，人类征服自然和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以人类为目的、为中心。然而人类能主导一切吗？大熊猫繁殖基地里大熊猫生育的失败和养殖专家的发疯给我们敲了一个醒钟，促使我们在有关人类生存危机和环境恶化盛世危言之下，探索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存在的可能性。
纵观贾平凹小说中乡村意象的转变，究其原因与贾平凹个人审美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分不开。尤其是90年代以后，贾平凹倾心于意象世界的营造，乡村意象由单一变得整体化、混沌化，各种意象群的设置也丰富、密实。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热情积极介入但很多时候又颇显介入的无力，对传统文化的追问与家园重建的努力却以微茫的希望结束。因此，他更倾向于以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手法展现乡村世界的裂变、人性的丧失、和价值伦理的失范。多种杂乱的想法汇集在一起，左突右冲却始终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于是，只有极大限度地将信息浓缩在文本之中，结构设置上因此便由早期的清晰、疏朗变得密实、厚重，并极有爆炸的可能。这既是贾平凹的一个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困境和困惑无处解答的表现。
注释：
[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14.
[3]贾平凹.静虚村散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57.
[4]转载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5]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J].十月，1984（6）.
[6]韩鲁华.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2.
[7]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
[8]贾平凹.浮燥[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321.
[9]周政保.浮燥：历史阵痛的悲哀和信念[J].小说评论，1987（4）.
关键词：贾平凹 心灵家园 乡土情结
一、乡土理想家园的的构建和守护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贾平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一方面沉浸于他构建的纯朴、清新、明丽的三秦文化，一方面震惊于他描绘的丑陋 、颓败、卑俗的都市欲望，并给予他改革作家、地域文化作家、寻根作家等名号。缅怀、褒扬或指责似乎是局外人的事情，贾平凹仍然在构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从他的创作跨越中读到的是痛苦的思索和执著的寻找，从中体会到的是一个作家对心灵家园的守护和反省。
对于喜爱贾平凹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创作更让人沉醉。《满月儿》中夜风微拂下的葡萄架，文静漂亮的满儿和天真烂漫的月儿，充满着农村特有的朴实与美丽，而在1983年推出的《商州初录》中，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作者对乡土之美的眷恋和陶醉。作品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而商州人“是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对来客他们尽心相待，把好酒给你喝，把好菜给你吃，“宁叫人亏我，不叫我亏人”是这里人与人交往的原则。《商州初录》里的各种小故事在传奇和神秘中几乎都在表现这种人情、人性的美，是“来自民间的美好诗情”。
然而，贾平凹早期的作品在美好的诗情中蕴含着其桃花源式的理想色彩，而且，除了上述我们耳熟能详的优美故事外，《商州初录》中还有许多我们不能接受的人：为求宁静生活故意烧坏妻子容貌的丈夫和毫无怨言的妻子(《一对恩爱夫妻》)；看不得现代青年谈恋爱的刘川海(《屠夫刘川海》)；带着猎奇心理冷漠对待狼孩的乡邻们(《金洞》)等等，在纯朴之中隐藏的还有无知、软弱、愚昧和守旧。但这些因素在作品中往往被淡化，对故土的深爱，使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弥漫着至善之美、至纯至真的理想氛围。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展开，现代文明的步伐已登上了生活的舞台，贾平凹理想的笔尖浸润的仍然是商州乡土文化，从中他深深体验到厚重、朴实、浑放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并将其视作一种对自我和社会都有意义的民族精神。于是，贾平凹也被纳入80年代的“寻根”浪潮。其实，贾平凹不是寻根作家，他本就深深根植于乡土之中的!
二、乡土理想家园的重构与困惑
当然，贾平凹不是背负旧中国千年小农意识的农民，他不是一个反现代主义者，现代化的进程给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富裕和进步，这是他亲眼目睹的。理智上，他希望现代文明给故土和乡亲送去富足的生活，小国寡民是他所排斥的；情感上，又希冀古老淳朴的民风不被侵袭，都市物化是他所厌恶的。在《商州初录》结尾中，他不无伤感地写道：“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但原始的神秘已被打破，贾平凹开始思索和寻找了。在随后的几年里，贾平凹创作了许多被称道的作品：《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等，揭示并礼赞农村新的变化。然而，这种“大一统”式的评论再一次抹煞了贾平凹的苦衷，他不是改革文学的代言人，他仍然踌躇于乡土之美缅怀和失落的矛盾与寻找中。表面看来《小月前本》写的是农村姑娘小月和才才、门门之间的爱情纠葛。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抗争，小月最终离开了虽深爱自己，但小月心中仍然有遗憾，她在心底想，如果门门和才才是一个人该多好。这是一个美丽的农村爱情故事吗?若是这样，贾平凹的爱情观也略显幼稚吧!实际上《小月前本》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作者美好的愿望。才才是乡土文化的象征：质朴、浑厚，但又保守固执；门门是现代生活的象征：进步、文明，但又重钱轻义，浅薄浮躁。小月的无从选择显示的是贾平凹的两难，但贾平凹最后给出了答案――希望两人能合为一人，能取长补短，优化组合，把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融入现代文明的发展中。贾平凹用一种乐观的笔调构画了社会的前景。
物质富足给人们带来了享受，也带来了自私和欲望：急欲致富的农民逐渐丢弃天性中的质朴、务实、重义，在走向富裕的同时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而迷失了自我，这是最让贾平凹痛心而无奈的，他用“浮躁”一词概括这种时代病，不过他仍然是乐观的，《浮躁》中金狗经历了诸多曲折或迷失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属――重又回到家乡，和菩萨一样的小水结合，找回了自己的根。“州河的浮躁只是因为其年轻，它的前途是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有力量的。”但现实再一次打破了贾平凹自创的理想境界，80年代末期改革初始带来的社会精神危机，亲人亡故，人事纠缠，使贾平凹陷入了深深的悲怆和迷茫中，“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字姓名”，困境从实在的生活世界一直延伸到虚构的作品中去，他写了《废都》这本带给他“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的书。
《废都》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暗示，那朵奇花就是一个谶语一样的象征。这是一个颓败的寓言，那个突然间使所有人看不到自己影子的太阳，或许正象征着日益强盛的现代文明，影子没有了，自我迷失了，庄之碟的无能堕落及最后的死亡，充满着悲剧的无奈和自我的绝望，凝聚现代文明的都市，把苍白、自私、欲望、做作、放纵暴露得一览无余。西京是西安还是商州，贾平凹写的是城市还是乡村实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贾平凹的笔下，对现代文明的重构已然走向了绝望，而他所构建的、深深眷恋和陶醉的乡土之美亦轰然倒塌，他终于放弃了早期的乐观和一厢情愿，走向了困顿。
三、乡土理想家园的解构与挽歌
谢冕说过，“乡土中国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一直贯穿并折磨着中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废都》写得太痛苦，贾平凹试图走出这种精神泥淖，经过《白夜》的抵抗，《土门》的追忆，他最后写了《高老庄》。乍一看来，《高老庄》似乎偏离了贾平凹创作的轨道，封闭的乡村呈现出的是贫穷和脏乱。以林红为代表的高老庄人，为眼前利益私毁林木，破坏着高老庄的生态资源；为蝇头小利纠缠不清，甚至大打出手，冲击着高老庄的道德准则。清纯朴实的乡土之美可以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传统中昏昧、落后、卑琐甚至野蛮都像幽灵一样逐之不去。贾平凹一反早期的缠绵和深情，变得犀利而冷静，一个矮子村却命名为高老庄，本身就充满了讽刺。子路，从高老庄走出的语言学教授，遇见了高大美丽的西夏，一心想完成人种改良的计划，但回到高老庄后，幽雅与文明消失殆尽。贾平凹真的把眷恋的乡土之情割舍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高老庄》是在解读《废都》，不但书名相互对照(乡村-都市)，而且在两部作品中还有一个不为发现的巧合。《废都》中四个女性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唐宛儿无疑是最令人关注的。在《高老庄》中，子路在古汉语课上讲起了大唐壁画，“激赏那个时代的伟大，马是西域大宛马，人也不是纯汉族”，都显得高大健美，丰腴，展示了一种崇尚力量的世风，而且在子路的眼中，西夏就是一匹“唐大宛马”。“唐大宛马”与《废都》中的“唐宛儿”意义如此的相近，在她们身上，可以窥见贾平凹寄托的理想。
子路的尴尬和逃离似乎与庄之蝶走上了雷同，只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城市，所以，西夏才是贾平凹文化思索的承载体。如果说在《废都》中，唐宛儿的身上直观寄托的是贾平凹对生命力和激情的赞美，并以此对抗现代都市的苍白和疲软，在《高老庄》中，作者以“唐大宛马”来比喻西夏，以此把唐宛儿承载的象征意义由《废都》中的模糊化走了更具体的发展。唐宛儿和西夏的美丽和生命激情，以及她们神秘的命运及特殊的感知能力，是贾平凹理想中鲜活丰腴、激情迸射、辉煌灿烂的汉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鼎盛时期)的象征。借此，贾平凹走出了《废都》的绝望，他要以开放的、生机勃勃的汉唐文化作为根基和钥匙，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重建现代文明。在《高老庄》中，他写出了乡村的堕落，直面自己一直不愿正视的痛苦。至此，贾平凹似乎走出了情感上的危机，那个被他一直用心守护常常独自分享的乡土情结，也开始变得平和。稍后的《怀念狼》中的仙风道气，几乎是《商州初录》中小故事的翻版；散文著作《我是农民》则毫不讳言地剖析自己――他不是来乡下锻炼的知青，更不是游山逛水的客人，“我的家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不过，贾平凹虽然走出了情感上的危机，却陷入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作家的苍白。曾经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与舍早已演绎得淋漓尽致，肯定或否定或辩证态度，结局仍然只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论争，折射出更多的是愿望或理想。因此，也就很快因其理论的单薄而最终偃旗息鼓。然而，贾平凹没有就此放弃，一个人怎能轻易简单割舍掉已经深入骨髓、融为一体、郁积为结的情感?《高老庄》的单薄又如何承载起沉淀数十年的心灵之疴?贾平凹需要一部更为厚重的作品来释放自己，而且这部作品应该前承《废都》、《高老庄》，延续对乡土文明的思考。于是《秦腔》众望所归，横空出世。
正如陈晓明所说：“这部被命名为《秦腔》的小说，更为内在的是表现乡土中国文化想象的终结。”在作品后记中，贾平凹坦言“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写出“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这和《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是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如何对待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折磨着大多数的作家，贾平凹的思索更痛苦，因为，在他的心中，乡土文化即是传统的代表，现代文明的发展意味着乡土贫穷但朴素的生活的逝去；他虽然认识清醒但却无法面对，从眷恋、希望、彷徨到绝望，从构建、失望、重构到最终的挽歌式的解构，贾平凹走过了一条艰难跋涉的路。然而，贾平凹无论怎么变，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他深深眷恋的古老的乡村文明却永远都割舍不掉。正因为此，他有时歌之颂之，有时痛之恨之，有时鞭之挞之，却怎么也做不到丢之弃之。不过，“痛苦使理想光辉”，贾平凹伟大抑或浅薄也许不很重要，打动我们的是他的心灵跋涉。“好的小说绝对是一个心灵世界，绝对有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这大概可以拿来，作为对贾平凹创作的最恰当评价。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贾平凹：《后记》，北京出版社，1993。
[3].谢冕：《文学的纪念》，《99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9。
动物题材一直是儿童文学领域的主要表现对象，儿童作家沈石溪被称为“动物小说大王”，他的小说一直以来都受到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普遍欢迎。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小动物的优秀小说，动物叙事占领一席之地，逐渐确立了它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以动物为表现主体的生态小说日益受到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动物叙事体现的大都是人类与动物友好和谐的一面，而20世纪后的动物叙事则突显出了人类与动物日趋对立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的动物小说创作如宗璞的《鲁鲁》，描写了姐弟俩与小狗鲁鲁友好相处的温情画面。乌热而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写了一个十三岁孩子不忍心杀害一只鹿而与它成为好朋友的故事。莫应丰的《麂山之迷》展示了动物为了生存的自由与人类斗争而亡的悲剧传奇。赵本夫《那――原始的音符》中描写了一只狗白驹被主人抛弃后报复主人的故事。1988年有阎纲主编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动物小说选》16篇较为优秀的动物小说，在该小说选的后记中提到这些小说里“有呼啸山林的兽王，剽悍争强的头驴，歌喉婉转的百灵，坚毅求新的麂子，会通人性的义犬，勇斗恶豹的老牛，思恩图报的小龟，以及诡谲巧斗的蜘蛛，含冤忍辱的母鸡……”“把动物小说结集成书，在当代文学史恐怕是第一次。”
一、狼形象的涌现
从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到姜戎的《狼图腾》、雪漠的《猎原》《狼祸》等掀起了一股狼文化的热潮。贾平凹的《怀念狼》写了当地政府为了保护生态平衡禁止捕杀狼，为了留下资料，“我”和猎人舅舅以及舅舅以前打狼队的队员烂头在商州普查仅存的十五只狼，这些狼经常幻化为人形残害当地百姓，在普查时都被舅舅或村里人打死了。郭学波的《沙狼》《狼孩》《大漠狼孩》《海子爷和老雪狼》都是写狼的小说。《沙狼》《狼孩》都是写狼孩的故事，而且后者和前者在情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故事的情节可以概括为：人杀死了狼崽，狼叼走人的孩子自己抚养，人千万百计救回自己成为狼孩的孩子，母狼费尽心思要救出狼孩，狼孩不接受人的世界，最终狼孩和母狼在逃跑中被人一起打死。姜戎的《狼图腾》同样写到人与狼斗，狼还与黄羊斗，狼、黄羊、羊存在着生态平衡关系，主人公陈阵因为好奇心想饲养小狼，而小狼宁肯高傲地死去也不愿屈辱地活着。雪漠的《猎原》《狼祸》同样展示了人类为了生存将触角伸向了大漠腹地，与狼争夺生存空间的故事。结果不但人损失惨重，狼也没能得到好的下场。狼本性是凶悍、残暴的，而在文学作品里有些狼的形象被作者塑造成了充满了江湖义气的美好形象，狼成了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正义之士，谁救过或者护佑过它，它就会以给人类带来好处来报恩，如果谁伤害过它的同类，它就会报复。面对人类的步步紧逼，狼的生存空间受到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人和狼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二、狐狸形象的再现
郭雪波的《沙狐》《银狐》所讲述的是一只神奇的白狐与人类周旋的经历，中间穿插了些许的生态理想。在《狼图腾》中，狼被草原人民崇拜的原因就是狼能维持草原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如果说对狼的崇拜是真实的话，在郭雪波的笔下，对狐狸的崇拜就有些神奇色彩。狐狸已经不再是一只皮毛光滑的动物，而是具备了灵性的神物，《银狐》中那只一身纯正白色的狐狸不仅具备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猎人是很难捉到它的，同时它还能放出尾气迷惑人，让人失去理智发疯发狂，经验丰富的猎人老铁子最终也没能战胜这只精灵古怪的银狐，他的儿媳妇珊梅受到银狐发出的尾气的迷惑也有了兽性，与银狐一起生活在了茫茫沙漠里。
三、鹿、猎狗、虎、豹等形象的塑造
在京夫的《鹿鸣》中，有一只比人更灵敏的神鹿峰峰，它能预测到哪里危险以及哪里安全，它的感应能力超越人类。在张永军的《狼狗》中，有一只具有纯正外国血统并且有特异灵性的狼狗，它是一般的狗所不能及的，同样超乎人类的能力范围。杨志军的《藏獒》以藏獒的精神批判了狼的弱肉强食，在之后他创作的《藏獒2》中人已经成为了陪衬，主要描写了为保护人类财产而展开的藏獒和狼的斗争。在张炜的《怀念与追忆》中，主人公儿时的玩伴是被他称为“阿雅”的小动物，同样在外祖母给他讲的传说中具备了特异功能，它会在人们熟睡的夜晚跑去很远的地方衔回黄金或白金，放在主人事先放好的盛满水的碗里，使它的主人富裕地生活下去。在张炜的笔下，阿雅和人类没什么不同，它会和向它示好的人友好相处，会表达谢意，会祈求怜悯，会死也不离开自己的妻儿。在小说中这个动物不亚于一个懂事的孩子，阿雅强于作为人类的卢叔，卢叔是以迫害小动物的身份出现的，他拿阿雅的皮毛赚钱。在《刺猬歌》中写到动物会变成女人与人相处。在张炜的作品中，描写过很多小动物，并对这些动物充满了温柔的情感。在路生的《怀念羊》中，讲述了一件真实的故事：一只母羊主动给一个没奶喝的婴儿喂奶，以正面事例来赞美动物的友好。作者把羊作为一种象征融入到了文本中，是对羊精神的赞美，也是对羊精神的提倡。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全知的视角讲述了它的母亲、它的朋友、它的爱人的死，犹如在讲述一段凄惨的故事，读来顿生怜悯之心。李传峰的《红豺》同样是具备生态思想的生态小说，探讨了人类与动物血脉相通的关系，升华了《最后一只白虎》的主题。在蒋子丹的《动物档案》中，讲述了张吕萍的动物保护基地艰难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收养和救治流浪动物的个人的组织，讲述了无数只小动物被遗弃和被基地收养的动人故事，基地负责人张吕萍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个小动物的故事都感人肺腑，一个小动物的生死就被人类这样操控在手里。
迟子建发表在《收获》2005年第06期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讲述鄂温克人的沧桑往事。他们与大自然十分亲近，住在由木头搭建的希楞柱，盖兽皮被子，喝自己饲养的驯鹿奶和用驯鹿奶熬制的奶茶，吃打来的猎物的肉，穿自己缝制的皮子衣服，用由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火，整个是一个很原始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延续到新千年初都没有彻底改变。在这个生活圈子里，鄂温克人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动物，但这个氏族的生存家园却因为森林的过度砍伐、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被迫下山定居，然而习惯了游牧而不习惯离开大自然的人和驯鹿难以适应定居生活。他们有着很强烈的天然的环保意识，比如在马粪包看见往山外拉木材的大卡车后忍不住开枪打破了卡车的轮胎。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生存状态是那么的和谐与天然，是未经任何纤尘污染的，而这样的生活却毁在了人类自己的手里。
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约翰・霍克斯说过：“我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假定，小说的真正敌人是情节、人物、背景和主题，而一旦摆脱了小说中的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就只剩下结构和对世界的某种幻想了。”（《美国小说的新道路》，《外国社会科学动态》，1980年第5期）一般说来，西方的荒诞化叙事写作，在人物、情节、结构等方面具有下列特点：人物没有个性，没有血肉，常常是个符号;作品没有矛盾冲突，没有故事情节;作品结构破碎，逻辑紊乱。而中华民族的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众多作品呈现的是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严谨的叙事结构，其长时间的积淀，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一些运用荒诞化叙事方式进行写作的作家们，考虑民族化特点，重视中华民族的审美趋向，刻画了鲜活的人物形象，讲述了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了严谨的叙事结构，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一.刻画鲜活的人物形象
我国的一些作家在荒诞化叙事写作中，喜欢刻画鲜活的人物形象，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晓苏的《酒疯子》，酒疯子袁作义骑着村长的大摩托来到小店买酒，酒到手就迫不急待地喝了起来，他一喝上酒就疯话连篇。店主问他，村长的摩托怎么到你手里了？他说村长死了，又坏笑了一下，改口说，村长贪污挪用，被上头捉去了。店主说，你能不能说句真话。他说，村长得癌了，胃癌、肝癌、肺癌，他一个人全得了。又说，村上不可一日无主，镇上任命他村长，摩托就归他了。店主媳妇说，你当上村长了，怎么治理村子？他又喝起了酒，说，他都规划好了，搞八九十工程，修8条水泥路，建9个大猪场，办10个农家乐餐馆。他还要把村里的茶山卖了，50万元卖给店主，你可以卖100万，剩这50万四六分，他要六。又说，村长不能没有相好的，他看上了村长的妹妹，又要分三步走把村长妹妹搞到手。他醉得不行了，店主用摩托把他送回家。村长从袁作义家出来，说，进屋忘了拔钥匙，再出来摩托就不见了。原来袁作义媳妇听到村长的摩托响，就叫丈夫出去溜达溜达，他说溜达可以，但必须给点儿钱，媳妇本来想给他10元，但没零，就给了他20元。作者把个卑微又好吹擂的灵魂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媳妇被村长占有了，村长一来，他就得无声无息地躲开，临走还跟媳妇要几个零钱，买酒，用酒浇耻辱。他对村长恨之入骨，咒骂他死了，被捕了，得癌了。又幻想自己当上了村长，可以随意贪占，得意搞村长的妹妹。那些咒语，那些狂想，虽然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却是他的真情实感，酒后吐真言，因而把这些疯话都倒了出来。但也只是想想而已，说说而已。作者通过一个荒诞的生活现象的横断面，就使一个心灵极度卑微，只得在大吹大擂的麻痹自我的想象中过活的小人物跃然纸上。
阎连科的《受活》，通过组建残疾人“绝术团”，兴建列宁纪念堂，去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以实现不尽财源滚滚来的致富狂想等一系列荒诞叙事，在文学艺术画廊中第一次活现了一个荒诞的农村政治家的典型形象。这个典型形象柳鹰雀是一个在革命外衣包装下的极端自我主义者。这是他的一般性。他同时具有鲜明的个性。他既狡诈又拙笨，既清醒又糊涂，既深藏又浅露，既精通权术又胡作非为。由此构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荒诞的农村政治家的典型形象。一般说来，西方荒诞化叙事作品不去塑造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其理由，尤内斯库说，在西方现实生活中，那些人“不再会思索了，那是因为他们不再会感动，再也没有什么爱好，他们再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可以‘变成’任何人，任何东西。”（《颓头歌女―语言的悲剧》，《外国文学报道》，1981年第5期）一言以蔽之，个性消亡了。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不同运动形式，不同发展过程，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矛盾的特殊性，因而任何事物都有个性。而个性，与共性紧密相连。“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不断气象万千地向前运行。这是典型化万古长青的理论基石。不仅现实主义作家，其他流派的作家，如古典主义的莫里哀、启蒙主义的狄德罗、浪漫主义的雨果、自然主义的左拉，甚至现代主义的许多作家，如约翰・沁、索尔・贝娄、拉尔夫・艾里森等等，都注重典型形象的塑造。中华民族历来喜欢文艺作品中鲜活的典型形象，因此，对《受活》中活现的柳鹰雀这一荒诞的典型形象发生了浓重的阅读情趣。
二.讲述生动的故事情节
我国的一些作家在荒诞化叙事中，喜欢讲述生动的故事情节，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根宝29岁了，还没有媳妇。原因是家穷，老实，又没有靠山。他怯生生对爹说，要替别人住几天监狱。爹吼了起来，妈的，疯了！根宝费了口舌，说镇长开小车压死人了，他要去替镇长蹲监狱，说是自己开拖拉机压死人了，镇长会妥善安排，住十天半月监狱就能出来。爹同意了。晚上，根宝去找经办人李屠户，李屠户忙于杀猪，第二天要赶集卖肉，叫他先到餐厅等等。他进屋一看，那里还等着3个人，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都要替镇长去住监狱。他们焦急地等到那半夜，一个帮李屠户杀猪的小青年来了，带来了4个阄，说纸里包着猪毛，3个包白猪毛，1个包黑猪毛，抓着黑猪毛的，去。结果柱子抓着黑猪毛了，他的家庭富裕，但老婆领着孩子跟个木匠跑了，他要做镇长的恩人，要镇长把他的老婆孩子讨回来。根宝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可父母不在家里，邻居嫂子过来了，说她有个表妹，很漂亮，最近离了婚，听说你要去替镇长住监狱，动心了，叫他过去看看，他的父母也在那儿。但他没有去，却去了柱子家，给柱子跪下了，又磕头又发誓，要柱子让他去，说他去了，见到镇长，第一个要求就是把你老婆孩子讨回来。柱子同意了。第二天，乡亲们欢送根宝去住监狱，可半路，那个帮杀猪的小青年又出现了，告诉他，镇长压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不告镇长了，也不要镇长赔钱，只要认死去的人的弟弟作干亲就可以了。根宝瘫下去了。其荒诞叙事，一波三折，稀奇古怪，读后，令人心沉，心酸，心痛。
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也展现了生动的故事情节、尖锐的矛盾冲突。作品中，李富贵与奈月、奈月与奋玉、奋玉与李富贵、李富贵与古菜花等等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种种矛盾冲突交织到一起，展开了生动的故事情节。如，李富贵路过茉莉园，漂亮的古菜花响起了动人的歌声，他托人去求婚，但古母嫌弃他那穷山沟桃花村，他却天天去古菜花家，引起古母破口大骂，但他毫不退却，古菜花力排众议，毅然答应嫁给他。但后来，古菜花却跟一个干巴木匠走了。李富贵坐在楼上窗前，不间断地吸烟，院子门敞开着，楼下门虚掩着，等待古菜花悄然归来，等了一年也没等来。他冒着大雨，挑着担子找了一年，走遍了8个县，也没找到古菜花。村里修路经费不足，奈月的做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奋玉组织人上山，要砍李富贵的山林，奈月拿起斧子上了山，说你们砍树先把我的胳膊砍了，保住了李富贵的山林。诸如此类的生动片断，随着矛盾冲突的展开，俯拾即是。中华民族历来喜爱文艺作品中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生动活泼的故事情节，是构成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的重要要素之一。
三.运用严谨的叙事结构
我国的一些作家在荒诞化叙事写作中，喜欢运用严谨的叙事结构，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贾平凹的《怀念狼》的荒诞化叙事特点是进行重大的变形叙事。如何将一个个变形片断结构严谨地组合起来呢？《怀念狼》通过人物寻找狼，以给狼拍照，建档，记下一路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将一些没有必然联系的生活片断、生活细节组合起来，以此来结构作品，开展情节。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气象万千，但结构散而不乱，驳而不杂。为使开放式的结构严谨，作品创造性地借鉴了中华民族关于神形关系的传统美学思想。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多次提及神形关系问题，强调神主宰形的理念。“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在《怀念狼》中，主要的变形描写是狼变人，人变狼。最后剩一只狼了，被追到雄耳川，变成了个老人，被捕狼队长傅山识破，继而被打死。随后，雄耳川的人变成狼了，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大喊大叫，咬外来人，傅山变得更突出，甚至长出了长牙。上述种种变形描写，都属于散的“形”，他们被不散的“神”――追求天人合一，紧紧统帅着，因而达到了形散神凝，结构严谨，读者喜欢的境界。
王秀梅的《关于那只鸽子的后来》，夜行列车上两个年轻的男女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先讲起，当时他念中专，一天早晨在课桌里突然发现封折叠鸽子形状的情书，可是他不敢打开，因为他发育不良，很自卑，女同学没有看上他的，但他渴望爱情。他没心思听课了，一节课都在抚摩那封鸽子信，终于下课了，他来到学校花园假山背后偷偷打开了书信，是一封向他求爱的情书，信上还约他星期六晚上到公园见面。他逃课了，去给她挑选礼物，也给自己买了套新衣服。他按时去了公园，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公园关门了，他躺倒在椅子上仰望天空，半夜又下起了雨。第二天回到学校，男同学围上了他，说他蠢，昨天是愚人节。后来他退学了，当兵了，开始发育了，出息成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了，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他从她们中选了一个结了婚，很爱自己的妻子，但他最爱的还是那个给他写情书的女生。她也讲了自己的故事，她应网友猫头鹰的邀请，晚上7点，到B市公园相见，她按时赴约，可等到10点他也没来，还关了手机，一气之下，她坐上了回返的夜行列车，在卧铺车厢里遇到了他。她恍惚记得，在中专时，班上有7个女生，为了愚人节快活，策划了一次集体开玩笑活动，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给班上哪个男同学写情书，但具体情况已记不清了。她困了，睡去了。等她醒来，已是清晨了。他已走了，给她留下了她当年写的那封鸽子情书。她急忙拿起手机，看了日历，正是愚人节。猫头鹰的短信也到了：你知道，我们已经见面了。作品通过夜行列车上两个年轻男女讲爱情故事的方式，将相距18年的两个愚人节愚弄人的荒诞叙事巧妙地穿起来，结构严谨地揭示了根植人类心灵深处的初恋的永恒意义。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