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8:35
其实，在我的眼中，哪一位明星一路走来都是长途跋涉的。她们都尝过酸甜苦辣。正是因为她们不断的努力，才成为了名人。除了自己，谁也不知他们坎坷的道路。
我崇拜的明星是谢娜，我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崇拜她，而是因为她那种坚韧不拔的心。她，在谢娜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以后，自己就开始独立生活，办公办学，但有时父母也会寄给她些钱。谢娜上完大学以后就决定在娱乐圈中混起来！于是，就这样，谢娜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
2000年，谢娜以叶子的身份加入大本营主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离开；2002年，谢娜再加入与何炅李维嘉搭档主持大本营，2005年09月又离开；2006年02月再度回归加入快乐家族。成文现在着名的主持人。去年，我听了谢娜的歌《娜些年华》以后。让我感动不已。本以为谢娜非常傻，没有想到，这背后还有这么心酸的故事！
其实，同学们，追“星”只是我们的娱乐爱好罢了，他并没有多重要，要记住，这些“星”，他们只能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却不能因为追“星”而回了自己的前途。
追星依旧是追星～
我们终究是我们……
六年级:赵紫嫣
人物：两位华为企业员工 刘勇：男
董娜：女
两位应聘大学生 王中华：男
泰有才：女
龙民：男
旁白： 男
场景设置：一桌，一椅 桌子上写着“招聘”二字
刘勇董娜上
旁白话外音：你看这一年变化多大啊，国外一年比一年乱了，钱一年比一年难赚了，中国也要制造航空母舰了，奥巴马来爬长城，也想当一回好汉了！ 《蜗居》也让看了！，钱让开发商赚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中国足球还没有出线呢！不过希望越来越大了，足协一把手/二把手都进去了，咱们单位也越来越壮大了，上海的那大楼都倒了，咱们单位居然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反而更加辉煌，超过300亿美金，做二望一，不简单啊不简单，这都是祖国六十大寿带来的福气啊！
刘勇：公司要大发展，又要招兵买马，帖子一出，马上有了音讯，应聘者络绎不绝，要为公司找到良骏不容易啊！
董娜：那必须的！华为，那可是中国最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有165个代表处，年销售近300亿美金 ，咱广州代表处年销售超记录的近百亿人民币呢！
刘勇：这谁不知道啊！华为现在在通讯行业是全球第二，仅次于爱立信。所以说公司招聘比较难办，博士生成千上万，进公司，就相当于一个县长直接调入国务院。难啊！
董娜：拉到吧！咱公司的要求是比较高，那也不能高到那种程度啊！
刘勇：反正，华为大门朝南开，有钱没才别进来。虽然现在硕士生有千千万，博士生有万万千，不符合要求全靠边！
董娜：行了，时间要到了，咱们开始招聘吧！
两个人走到椅子旁坐下。喊名字“王中华”
王中华上
王中华：我叫王中华，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顶着博士生的光环，在万人的瞩目下，我开始了人生的征程，这次应聘华为，冥冥中自有定数，华为，华为，王中华，大有可为。
刘勇：王中华。
王中华：是的，我是王中华。我的口号是“华为，华为，王中华，大有可为。”
董娜：请坐吧！口号挺响亮，关键你这姓不好啊！王中华，王中华，亡我中华啊！
王中华：那姓啥我说的也不算啊！我在我妈肚子我爸就把我姓啥给定下来了！
刘勇：一个好名字让姓给耽误了，一个好儿子让爹给耽误了！开个玩笑，你的资料上写着你是个留过学的博士生？
王中华：是的！我是个海归！（海龟）
董娜：家是北海的啊！
王中华：是啊！我家是北海啊！
刘勇：这家伙，海龟来自北海啊！！
王中华：你的资料我们看了，别的我们都挺满意，就是这条，尽量不出差（chai），这个是我们公司不能接受的，我们单位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背井离乡，你说你刚来就要求不出差，这要求咱们达不到啊！
王中华：这个，是尽量不出差（cha）不是不出差（chai），上次有个单位就因为这事把我给拒绝了。
刘勇：上次你应聘的是啥单位啊！
王中华：一个药厂。我和你们说啊！你们就聘用我吧！用我不白用，有事我真上啊！
董娜：是吗？你还蛮忠诚的嘛！
王中华：必须的嘛！士为知己者装死，女为悦己者整容。
董娜：你这模样，演恐怖片装鬼都不用化妆了。还整啥容啊！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德国诗人里尔克是托尔斯泰晚辈，1905年，里尔克还年青，风华正茂，与女友莎乐美结伴游历俄罗斯，拜见了垂垂老矣的托尔斯泰，钦佩之至，受益甚深。五年后，托尔斯泰去世，但里尔克始终没忘记托翁对自己的精神赐予，1922年的名诗《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还专门向托尔斯泰和俄罗斯大地致敬。
秋日读《战争与和平》，有一个小发现：托尔斯泰和里尔克都特别关心死亡问题。
《战争与和平》第四卷，主人公安德烈要死了，托尔斯泰说：安德烈越来越崇高，仿佛要飞跃人间而去，如同圣徒。我们知道，安德烈其实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的一个分身，所以这种对死亡的庄严态度，是托尔斯泰自己的一个憧憬。
我们可以叫“安德烈式的死亡观”。
托尔斯泰还写道：女主人公娜塔莎，还有安德烈的妹妹，眼见安德烈渐渐步入死境，仿佛一步一步进入灿烂的永恒，不但不悲，反而肃穆待之，自身也有神圣之感。这种“升华”或曰“画龙点睛”，我以为不那么可信。这里流露的是托尔斯泰对死亡的畏惧。为了拒斥死亡，赞美之，崇高之，升华之，最后把死亡变成一场道德歌剧。这种克制死亡恐惧的心理策略，人类很常见。
托尔斯泰50岁以后，精神突然大变，转而投身宗教。有人推断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过中年后，死亡如同挣脱不得的寄生虫，气息越来越盛，托尔斯泰最后投身宗教，求得解脱，也是笼中困兽，走投无路。我以为，他壮年时期写的《战争与和平》，便暗示了这种恐惧的萌芽。
不过，托尔斯泰到底是大作家，还算老实，没强迫娜塔莎“升华到底”，成为满嘴冠冕堂皇的圣女。最后，娜塔莎嫁了人，发了福（可以说惨不忍睹），柴米油盐地操劳，吃丈夫的醋吃得凶相毕露……死的庄严，对她如同一场歌剧，看完散场，该咋的还咋的，没什么大改变。
这个，我们可以叫“娜塔莎式的死亡观”。
安德烈是知识青年，娜塔莎是青春少女。两人看待生死，不一样，安德烈严肃忧郁，他的“理想偏执狂”，近似唐僧、堂吉诃德，按一般中国人来看近乎迂腐。娜塔莎呢？属于“享受生活型”，活泼世俗，近似猪八戒、桑丘，生死顺受，没那么大惊小怪。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娜塔莎式的死亡观”甚不以为然，却无可奈何。
里尔克的杰作，一部是《哀歌》，另一部是《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献给薇拉，一名早逝的，这是里尔克的“娜塔莎”。
《致奥尔菲斯的十四行》的主旨是打通生死：“因为我们拒绝关照，死成了未被我们照亮的生：我们应尽可能接近存在的意识，洞悉生与死是两个无限国度，领受它们的无穷滋养。”这种观点在其中一首诗里体现得最淋漓尽致：
只有谁在阴影内，也曾奏起琴声，
他才能以感应，传送无穷的赞美。
只有谁伴着死者，尝过他们的罂粟，
那最微妙的音素，他再不会失落。
倒影在池塘里，也许常模糊不清：
记住这形象。
在阴阳交错的境域，有些声音才能，
永久而和畅。
里尔克这一态度，很安德烈，不娜塔莎。娜塔莎也“伴着死者/尝过他们的罂粟”，不过“最微妙的音素”，她结婚生子，柴米油盐之余，就大失落特失落了。
女儿家，头发长，见识短，懂得什么死的庄严……托尔斯泰如是“腹诽”。
真的，“死生亦大矣”，古今中外，谁不头疼？不过依我看，男人头更疼一些。大约是雄性动物吧，野心勃勃，我们男人不肯对死亡那么束手就擒，总要垂死挣扎的。有的男人否认死亡，说有永生。有的男人假装热爱死亡，如托尔斯泰。有的假装歌颂死亡，如叔本华提倡自杀，也没见他自杀。有的假装豁达，如陶渊明和白居易一首一首写诗宣称自己不怕死（真不怕死，写那么多干什么？）……
大大小小的“安德烈式的死亡观”里，我以为，里尔克的比托尔斯泰自然，也更通达：
假使尘世把你忘记
就对静止的地说：我流
在一节自习课上，我本想朝同桌娜娜借一块橡皮，刚要开口，就看见她用手捂着一个粉红色的本子，鬼鬼祟祟地写着什么，那明显是日记本。我问：“娜娜，你那个是什么本子，能借我看一下吗？”我本以为，娜娜会像平常那样，毫无顾忌地让我看，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你的秘密向我倾诉，我的秘密向你道来。所以我们彼此也没什么秘密保留。
但是这次她与以往不同。只见她紧紧地捂住刚才写下的内容，神色很不自然，慌张地说：“哦哦……没什么，就是一些……一些复习资料……呵呵”谁都能看得出来，她在掩饰着什么，但是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哦，那你写吧。”
下课铃响了，娜娜拉着我出去玩，我说：“娜娜，我今天的练习册还没有写完呢，你和别人玩吧，拜拜！”娜娜马上就找别人玩儿去了。我看着娜娜书桌里的那个粉红色的阿狸日记本，心中的好奇感不断上升。我觉得娜娜一定有秘密瞒着我，于是我悄悄地拿出那本日记，里面果然不是什么复习资料！我马上读了起来。
看着本子上熟悉的笔迹，我却觉得越来越陌生。娜娜在日记里竟然说我骄傲，小气，还很自私……
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向真心对待的朋友对我的评价竟是这样？我仰起头，努力让泪水不留出眼眶，尽量按捺我交杂的心绪。
上课了，我忙把娜娜的本放回原处。并迅速把眼泪擦干，调整一下情绪。娜娜进来了，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一直避开我的眼神。
我终究忍不住这样的沉默，先开口了：“娜……娜娜……你的日记上……写的都是真的吗？”“什么？你看我的日记了？”娜娜听后脸色大变。我连忙和她道歉：“对不起，娜娜，当初我也只是好奇……”“好奇怎么了？好奇就可以不经主人允许乱动她的东西？就可以偷看她的日记？”她故意将“偷看”二字咬得很重。
我也十分生气：“我知道乱动别人的东西不对，但是我只知道我是你的好朋友，翻翻你的日记也没什么！既然你这样说，你也不原谅我了，对吗？”她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冲动，一声不吭。
为此，我们大吵了一场，我心里也非常难受。虽然很想道歉，但话到了嘴边还是咽了下去。我也不想失去这段友谊，觉得现在还可以挽回我们的友谊。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娜娜。我告诉她那天是我错了，不该那么好奇、冲动。希望她能原谅我，并重归于好。娜娜马上就给我回了信，我拆开了信，娜娜说她接受我的道歉，并且原谅我。以后也可以做好朋友。我非常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友谊被我追回来了。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好好地想了一番，娜娜是我的好朋友，却说我小气、骄傲。我仔细想了想，我确实有这样的缺点，朋友的话道出了真实的自我，我应该接受娜娜无声的建议，努力在今后的日子里改掉这样的毛病，使自己更加完美！
我们的矛盾虽然被时间磨平了，但如果单独出现在一起，也会有点小尴尬。我们之间仿佛有了堵无形的墙壁，这是一堵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心墙”，把心和心隔开来，让心与心可望而不可及。
最终，通过我的分析、反省。终于将这堵坚固的“心墙”拆开了，我们也重归于好，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当时的矛盾，让我后悔莫及。正如老师而言：要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否则很难将过往的岁月恢复原状。
关键词：伍慧明 《骨》 叙事时间 频率 时距
作为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伍慧明历经十年心血完成了她的处女作《骨》，也因此赢得了许多荣誉，成为继汤婷婷、谭恩美之后华裔美国文学的后起之秀。
伍慧明生于1957年，她在美国的华人区长大，在家里讲广东话，后来就读于cumberland presbyteria学校。正像小说《骨》里的大女儿莱拉一样，伍慧明总是帮助自己的母亲做许多事以维持生计。伍慧明的母亲是个裁缝，所缝制的衣服各式各样，从鲜艳印花的迷你裙到紫色的笑脸T恤，什么都有。也和莱拉一样，伍慧明和她母亲的关系很好，常与母亲交流。伍慧明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并于1984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从1989年起，她一直生活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那里她一边做女招待以维持生计，一边为《骨》的创作写下许多草稿。
《骨》讲述了生长在美国洛杉矶华人区的三姐妹的故事。故事中人人皆知的事件是，这家的二女儿安娜从南屏苑跳楼自杀。小说讲述了大姐莱拉――故事的叙述者，和她的母亲、继父以及妹妹面对安娜的死内心的自责及苦苦挣扎。母亲认为安娜的死是她和老板的私情带来的厄运。父亲利昂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他没有履行承诺，把祖父的骨灰送回中国。姐姐确信如果他们能够和安娜沟通交流，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当然这些解释都不能让人满意。当莱拉的记忆重现这个家庭的生活和那一连串导致安娜跳楼自尽的事情时，原本谜一样的故事才慢慢浮出水面。
一、热奈特的叙事理论
杰拉德・热奈特是法国叙事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叙事时间理论涵盖了叙事时序、叙事频率和叙事时距等方面。
他认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相对关系决定了话语的时序。总的说来，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称作倒错，有前倒错和后倒错两种情况。
此外，不对等还体现在叙事频率上。热奈特将叙事频率分为单一叙事、重复叙述和迭代叙述。
叙事时距是热奈特提出的又一概念，由故事时间长度和话语长度决定。时距分为概要、场景、停顿和省略。
二、非线性时序
热奈特认为：“研究叙事时序就是研究叙事中事件或时间排列顺序同故事发展顺序的对应关系。”[1]35他把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不一致称为“时间倒错”。前倒错是对“即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叙述”；后倒错则是对“前不久发生的事件的叙述”。[1]40
《骨》类似于大女儿莱拉的回忆录，只是这种回忆不是线性的，而是交错在一起，复杂且令人迷惑。《骨》由十四章组成。前十一章为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安娜葬礼后、葬礼上以及葬礼前的事情；而十二到十四章为第二部分，讲述发生在安娜自杀之前的事情。前十一章又可以分为两节，第一到八章是距离安娜死后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为第一节；而第九到十一章是安娜刚死期间的事情，为第二节。所以小说的顺序是按安娜死后一段时间（第一章到第八章）、安娜刚死（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和安娜死前（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这样一个倒叙的时间展开的。读者在叙述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回到过去，回到安娜自杀的时候。
此外，前八章的时间顺序是不清楚也不合逻辑的。第一章主要讲了莱拉和梅森结婚，莱拉回家想把这件事告诉她的父母。第二章讲了安娜死后母亲在三妹尼娜的陪同下回到香港。第三章讲了莱拉的尴尬处境―她在家和梅森之间往来奔波以及梅森对此强烈的不满。第四章讲了莱拉的父母在安娜死后的极度悲哀，母亲和父亲利昂不停地争吵，利昂也为此离开家搬进了老年公寓。母亲为她和老板的事感到羞愧难当，利昂则把安娜之死归结为他的食言，没有把梁爷爷的骨灰送回中国。第五章讲到了利昂失败的往事。第六章是关于利昂的第四十一次航海之行。安娜死后，利昂表现得很暴躁，他责怪每个人，搬到外面住，他找不到可以使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因此，他选择了大海。返航后，他也没有回家。第七章讲述了利昂来到墓地去寻找梁爷爷的骨灰。不幸的是，由于墓地租金到期，梁爷爷的骨灰已被移走并不知去向。第八章又回到了母亲的香港之行。可以说前八章的时间安排看上去更像是倒叙，也就是说，它们都发生在安娜死后和莱拉婚后，但每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却无从知道。这里的时间安排是断续的。
整部小说中，除了每一章节中都有的倒叙外，根据故事发生的时间，常规的叙事时间也是向前推进的，但有时，叙述者会停下来倒叙，回忆起一些过去的事情。以第一章为例：第一章开篇讲了莱拉从纽约回到家中，想要把她结婚的事情告诉母亲和继父利昂。莱拉的二妹安娜此时刚从南屏苑的十三层上跳楼自尽。安娜死后，利昂就从鲑鱼巷的家搬到老年公寓去住。由于没有在公寓找到利昂，莱拉就到外面四处去找。叙述者莱拉开始倒叙去回忆利昂来美国之前的事以及利昂的好朋友尤丽金的一些事：
“尤丽金被挤在四层人群里面，我用力拨开人群挤了进去。他是利昂的那些朋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他们是在开往美国的‘林肯’号轮船上认识的。利昂那时十四岁，尤丽金十八岁，但是伪造的证件上他们都比实际年龄大好几岁。在长途旅程中，他们互相帮忙，背诵他们各自在文件上写的身世：利昂是萨克拉门托一个工人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老家在广东开平，他母亲裹着小脚。尤丽金是旧金山一个鞋匠的儿子，家里有十几间房子，养的牲畜有一头牛，两只猪，还有许多鸡。他哥哥是蒙特利的一个渔夫，弟弟在旧金山和父亲一起干活。”[2]9
为了通过天使岛的移民审查，利昂不得不背会伪造身份证件上的每个细节，包括家庭住址以及家里养了多少头猪。通过这些回忆，利昂这个人物的形象变得愈加丰满，而且引出了书中一句利昂信奉的至理名言：“在这个国家里，纸张比血液还贵。”[2]9对于利昂，一张纸，哪怕是一份求职拒绝信也是重要的，也值得保存。这使得莱拉以后能够发现他入伍被拒绝、出租公寓被拒绝，甚至于普通求职也被拒绝的秘密所在，从而揭示了利昂“没有获得机会圆不完整和破碎的梦想”[2]9的原因。另外，纸也是一种记录事情作为回忆的有效方式，正如莱拉所说：“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些记忆，所以我想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记忆过去给现在以力量。”[2]61这也正是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深意吧！这种倒叙的写作方式，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利昂的消息，另一方面使小说主题得以加强。
碎片式的回忆构成了《骨》的叙事结构。回忆成为掌控时间的发条，时间不再是无意识的客观存在。正如莱拉的感触一样，“在我的脑海中，安娜跳楼前后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都模糊不清了。一切发生得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时间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猛地向前推了一下，又像是突然被拉住了”。[2]122
安娜的死因一直是个谜，读者只能从莱拉记忆的碎片中了解安娜与男朋友奥斯瓦尔多最终没能在一起的原因：奥斯瓦尔多的父亲是利昂的洗衣店的合伙人，赔光了利昂的血汗钱，失去了利昂一家的信任。在利昂的强烈要求下，安娜不得不遵照父亲的意思离开自己的爱人，并最终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通过以上的倒叙以及作者补充进来的材料，我们看到：《骨》关注的中国第一代移民与他们生长在美国的后代之间的矛盾与和解：一方面要求承认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美国文化，另一方面要求承认他们的中国文化传统。它强烈地暗示了安娜的自杀与对华裔美国人的苛求有关，是一种对不同文化期待所做的无能为力的回避。
然而，小说有意回避安娜自杀的原因，花了大量笔墨在过去与现在、中国身份和美国身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最后作者把安娜自杀前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放在小说结尾，也是为了强调爱这一永恒主题。因此，在小说的结尾，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家庭走出了安娜自杀的创伤境地：利昂和妈妈开始思想交流；尽管尼娜坚持住在纽约独自生活，至少保持了与家庭的某种交流；甚至已去世的安娜也将继续生活在家庭成员的记忆中。
现代小说多用预叙的写作手法，《骨》也不例外。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提到了安娜的死，一直到结尾，作者也没有给出安娜跳楼自尽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悬念。一方面，它可以激发读者的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正的原因，因此急切地往下读。另一方面在寻找原因的同时作者将读者引入深刻的思考。在读者亲眼目睹了安娜在服装厂工作的艰辛和利昂一次接一次的失败之后，读者就会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移民来说生活是多么不易。希望和现实的冲突在美国是不可避免的，安娜的死是注定了的。由此而引发的自我认同危机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之一：寻求认同感。
三、不同的叙事频率
热奈特所说的叙事频率指的是叙事频率和话语频率的关系。他把二者关系区分出以下三种形式：单一叙事――事件发生一次就叙述一次；重复叙述――事件发生一次但叙述多次；迭代叙述――多次发生的事一次叙述。
在小说《骨》中这三种叙事方法交错相织。大体上来说，故事是由单一叙事编织而成的。除了单一叙事，同样有许多重复叙事――事件只发生了一次但却不止一次被提到。安娜之死就是最佳的例子：在小说的开头，叙述者莱拉就已经提到了她的二妹，安娜的死，在后面的章节中，安娜之死时不时被提到，每件事都与安娜之死有关。这里是重复叙事的写作技巧，莱拉着重强调了安娜之死的重要意义，以及它给每个家庭成员带来的创伤。甚至于读者在整部小说中都陷于悲伤的氛围中，我们不禁会去思考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安娜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重复叙事之外，读者经常会遇到迭代叙事――多次发生的事件一次叙述。书中有一个典型例子，莱拉叙述道：“私下里我为自己不用和她们一同去而感到高兴，我能感受到妈的心情，感受到她的羞耻和悔恨。回去是为了寻求安慰，而不是为了宴请亲朋好友，向他们炫耀自己幸福的生活。在一片铺满黄金，充满好运的土地上生活了二十五年，突然向他们诉说自己在血汗工厂劳作的艰辛，说金山王子变成了癞蛤蟆，说三个女儿中有一个没结婚，一个在哪儿都不在乎，一个死了。我甚至能听到他们沙哑的声音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太惨了！”[2]24这段叙述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母亲在美国的现状和她二十五年来的艰辛生活。每一天每一年她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拼命地工作，养家糊口。然而叙述者仅仅叙述了一次。一方面，在美国的生活是悲惨的，二十五年的辛苦换来的并不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不是幸福的家庭，而是破碎的心灵和破碎的美国之梦；她带回家乡的不是巨大的财富和甜美的微笑，而是痛苦的记忆和一颗疲惫的心。这些情节也映射出母亲这些年所经历的艰难挫折。另一方面，用几句话来总结二十五年的生活也确保了小说语言的简洁。
总而言之，《骨》的叙事频率是不同的。通过这种不同的叙事频率，伍慧明不仅确保了叙事的正常进行，而且还着重强调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同时确保了小说的简洁明了。
四、不对等时距
除了叙事顺序和叙事频率之外，热奈特提出了时距这一概念，即“对比故事时间以衡量叙事时间长度”。[1]124根据热奈特的理论，常见的时距分为概要、场景、停顿、省略。
概要即“浓缩了叙事的时间使得叙事时间比故事时间短”。[1135伍慧明在小说《骨》中常用到概要。概要从一句话到一段话不等。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狭小的空间尽可能多地提供给读者一些信息。《骨》的开篇第一段就是一个很好的概要：“我们家有三个女儿。按中国人的标准，这并不是什么幸运的事。在华人区，大家知道我们家的事。外面的人翘着下巴摇着头看着我们。我们自己也听到一些传言。”[2]5这一段有五句话，然而已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家庭中的三个女儿，地点是在华人区，“事实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事，一个没有男孩的家庭是不幸的，这预示着我们家的悲剧”，[2]5华人区的传统思想是重男轻女。
夏日黎明时分,一列疾驰的火车,行驶在欧洲大陆的原野。日出之前的原野辽阔广袤。山川秀丽,河流舒缓。赛琳娜在布达佩斯上了这辆欧洲联运的火车。她走进车厢,找到空位,放好随身行李,坐在座位上。拿出一本书,随意翻看起来。可是,还没有等她看进去,通道对面的一对中年德国夫妻却不停在争吵。显然,他们的争吵,影响了赛琳娜。她又拿起行李,走到车厢最后面的座位,可以离争吵的夫妻远一些,以求清静。坐下后,她又拿起手中书读了起来。通道对面,是一位也在读书的青年。杰西在赛琳娜到来之前,一直在浏览着窗外的风景,似乎那对争吵的夫妻并不能影响到他的心情。看见赛琳娜为了躲避噪音而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很是友好的向美丽的金发女子打了招呼。赛琳娜并不喜欢来自陌生人的问候。但出于礼貌,她也还是回礼了。她感觉对面这个清瘦高个子的青年很是善意。便顺其自然地微笑着与他交谈起来。话题自是从那对夫妻的争吵开始的。随后,他们为了更好地交谈,也不至影响到他人,他们到了休息车厢。要了两份早餐,一路漫无边际地交流起来。在此,赛琳娜知道杰西是美国人。从马德里坐上欧洲联运火车,到这里已经走了多天。而杰西也了解了赛琳娜还在上学,利用假期到布达佩斯看望过老祖母后,正在赶回巴黎。无疑,他们的交流冲走了来自争吵的不快。笑声不断从他们之间产生、扩散。
车外的风景在急速地后退,由山林原野变换成了更多的机车。火车渐行渐缓,维也纳车站到了。杰西回到原来的车厢拿了行李,走到仍然坐在休息车厢的赛琳娜面前。赛琳娜正沉浸在刚才的交谈中,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无奈地等待着这段偶遇的结束,友好的道别。杰西对赛琳娜说:自己有个比较疯狂的想法,想让赛琳娜一起与他在这里下车。两个人可以在这里玩儿一天,到明天早上,赛琳娜可以在这里,继续乘坐这班火车到达巴黎。而他,可以直接去机场,乘坐定好的直飞美国的飞机。赛琳娜听着杰西急速的表达,先是惊愕其想法,然后是颇感兴趣,再是欣然接受。就这样,两个偶遇初识的年轻人各自拿了行李,走下了火车。
离开将要继续前行的列车,他们才正式的做了自我介绍,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姓名。出了车站,寄存了行李,他们坐到了双层巴士上。维也纳,一个宁和平缓的城市,充满了艺术的气息。他们本是想去看看哪里有什么展览的。然而,在车上,他们不停的说话,互相充满了好奇。赛琳娜是个敏感的姑娘,而杰西身上充满了美国青年的洒脱和开朗。他们以轻松玩笑的语气,讲了各自曾经情窦初开之时的窘事。却并没有涉及现在是否有深刻的恋情。他们似乎都在回避这个话题。汽车在他们愉悦的气氛中行进。到了一个车站,杰西拉着赛琳娜下了车。走进街上一个音像店中。赛琳娜更钟情于古老的黑胶木唱片,挑选了自己喜欢的美国女歌手一张唱片后,到试听间试听。播放的音乐,正是一首爱情歌曲。绵长的音乐,在试听间狭小的空间弥漫。两个初次走近的年轻人有点窘迫,有点紧张,有点激动。此时,没有了他们从见面开始一直不停说话的声音,只有音乐在回旋。
离开音像店,赛琳娜带着杰西坐车来到了郊外。夏季的维也纳郊外,安宁清爽。走到一座墓地前,更显幽静。赛琳娜告诉杰西,这是无名墓地,此处墓地埋葬着从多瑙河里打捞上来的遇难者。赛琳娜说自己十年前曾经跟随祖父来到过这里。找到了一座墓碑,赛琳娜停了下来。对杰西说:这是个13岁小女孩的墓。经过了十年,她还是和我初次来时一样的13岁。赛琳娜和杰西离开墓地的时候,话题从父母给自己的困扰开始,使杰西感觉到了赛琳娜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赛琳娜也知道了杰西曾经有个不愉快的童年和已经分离的父母。他们开始了解彼此,有缘相知。
傍晚时分,他们站在了摩天轮的最高点。落日余晖映照着他们青春的脸庞。一个白天的相处,新奇而愉悦。两颗年轻的心,都有些迷幻。他们凝视着对方,却不像在试听间中那样回避。无语中,他们拥吻在一起.....在街边进行了简单的晚餐后,他们漫步在夜晚的多瑙河边。时不时的有一些情侣走过,而他们俨然已经是情侣之一。走过河边小径,离开喧闹酒吧,在咖啡馆里,他们以电话游戏的方式,互相表达了喜爱;在停泊的船上咖啡座,一曲悠扬的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伴随着他们相惜的话题。他们都感觉到了双方的倾慕,双方的不舍。然而他们也知道,离分别不过只有几个小时了。他们相约,不要不切实际的承诺,要愉快的道再见。似乎看见了赛琳娜眼中有泪如莹。也似乎看见了杰西心中隐隐的痛。然而,他们是青春的,瞬间互相鼓励似的摇摇头。不要让这样的气氛弥漫在这剩下不多的浪漫今宵。杰西出了主意,他们去夜酒吧去找红酒和酒杯。赛琳娜知道杰西身上已经没有钱了,却想看看他如何弄来价格不菲的红酒。杰西坦诚的对酒吧老板说自己是和那座位上美丽的金发女郎最后一聚,希望可以可以买到一瓶红酒,而回到美国后再把钱寄给他。浪漫的维也纳人欣然应允。杰西快乐如孩童,而此时的赛琳娜也拿到了酒杯。
浩瀚夜空深邃,人们都已入梦。两个年轻人躺在公园的草地上,一轮明月,两杯红酒,令他们这个浪漫之旅充满温情。赛琳娜的内心,知道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杰西在一起,很珍惜这样的时刻。并不想发生未来会后悔的事情,而杰西自然也是尊重赛琳娜的心里。然而,两个青年人,在这样月圆的夜晚,经过这一天的守候,理智在爱情面前显得是那样的无力。他们相拥,他们相爱了......
第二天的清晨,他们手牵手走在去火车站的街道上。他们不忍离别,然离别却在眼前。有迷茫、有痛苦、有无奈.....站在站台上,看着已经进站的列车,杰西终于说:虽然这违背我们曾经不再相见的诺言,但我现在想说,我们一定要再见。赛琳娜似乎正在等着这句话,立刻表示了赞成。看着时间的流逝,听着广播的提醒,他们相约六个月后再见。杰西一定会飞过重洋来到这个站台等待赛琳娜。而赛琳娜也会继续乘坐火车来到这里,来到他们一起下车的这个地方。在火车启动的一刻,赛琳娜依依不舍的告别了杰西。
还是走进休息车厢,还是坐在那个位置,只是对面没有了杰西。赛琳娜在回忆这24小时与杰西的相处......通往机场的客车上,坐着如赛琳娜一样沉浸在回忆里的杰西。看着掠过的一处处风景,似乎还在和赛琳娜一起享受快乐。他们在回忆的最后,嘴角都露出了笑容。他们知道,他们彼此都会信守承诺,都会在六个月后来到这里再见。他们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回忆着,同时品味着昨天晚上多瑙河边那个诗人的诗词:
“漫入白日梦中的幻觉/眨动了密长的睫毛/哦,亲爱的/滑过你美丽的脸庞/在我的酒杯里坠入一滴清泪/凝至你纯净的双眸/了然了你是我生命的意义/仿佛奶昔在蛋糕的甜美中交融/我想那恍惚中浮现的天使/在梦幻中游弋飘荡/怎忍再看你芳心的百转/却如何才能两情相悦/不知晓我来自何方/更不知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只管拥抱生活/就像溪流终要流入江河/迤逦而下,随波逐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该如此/可知我心/终知我心”
日落之前
2003年春末夏初的巴黎。温暖明亮的午后阳光,祥和的照耀着这座古老的文化都市。人们从容悠闲的做着自己的事情。一个优雅的书店内,正召开《此时》一书的作者与读者、记者的见面会。一位中年女记者问此书的作者-杰西.华莱士:这本书,是你的自传吗?杰西笑着回答:什么书不是自传式的呢?我们的生命就是由点点滴滴的生活记忆集合而成的。而任何人坐下来,写出来的,都不过是自己生命中的感受和体验。写这本书,也许就是记录下的我见到某人时的感觉。让两个心灵相通的人真正见面。在对着人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杰西的脑海里呈现的,是那个美丽的金发女子,是他们一起度过的24小时中的一个个画面。记者们听后,均报以会心一笑。那位女记者又追问一句:那么,你生活中,确实是有这样一位女性,有这样的浪漫一夜了。杰西:这是我十个城市宣传的最后一站,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就说是的。回答完这一个问题,他突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走进他的视野的一位金发女子,显然让他不知所措。他慌乱的结束了问答,并走到刚刚进到书店里的那位女子面前。“真的是你吗?真是不敢相信!你怎么会在这里?”赛琳娜一笑:我就住在这里啊。杰西马上对接待他此行的书店老板说,我要出去喝杯咖啡。老板告诉他,必须在晚上7:30之前回到这里。或是拿上司机的名片,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在去机场前,在哪里接你。因为根据行程,杰西晚上必须要乘坐飞回纽约的班机。杰西很快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和赛琳娜一起走出书店。
去咖啡馆的路上,杰西告诉赛琳娜,第一眼看见赛琳娜,自己都傻了。赛琳娜对他说,这个书店是她在巴黎最喜欢的书店。一个月前,她就在宣传海报上得知了《此时》的作者要来。而她也看清了海报上作者的照片,就是多年前的杰西。这样的相见,让杰西和赛琳娜都有些紧张。可是,他们的话题还是不少。一路上,赛琳娜告诉他自己曾在96年至99年在纽约读硕士。而杰西也说,他从98年开始,就从洛杉矶搬到纽约定居了。两个人眼神的交流,似乎都是在告诉对方,曾经的过去,他们都很在意,然而,他们谁都没有再说这个话题。赛琳娜目前正在一个绿色的环保组织工作,她依然很阳光,很坚强。杰西有了些内敛,但他们依然很庆幸今天的相遇。就在他们泛泛的说着话的时候,赛琳娜忽然停下问杰西:那年12月,你去了维也纳吗?杰西说:你这样问,说明你没有去了。我也没有去。赛琳娜长出一口气,一点点遗憾的神情瞬间被笑声隐去。幸亏你没有去。因为我祖母刚好在那周去世了。我们相约的16日,正是她下葬的日子。杰西有点释然,眼睛不再掩饰什么。赛琳娜明了了他的眼神透露的信息。他去了维也纳。赛琳娜有些无奈,有些愧悔,又有一丝心安。是的,杰西在那年的冬天,12月的16日,他们分手时相约的日子。飞过重洋,赶到维也纳他们相约见面的站台。可是,他的等待没有结果。到了晚上,在留言板上留下他的旅馆电话,希望也许是误了时间的赛琳娜过来时可以看见而联系他。然而,一夜未眠的杰西并没有听到他期待的电话铃声。此后的岁月,他是多么懊悔当时两个因为年轻而不想流俗都故意不留电话号码的行为。
走进一家古老的咖啡馆,杰西说,你知道吗?我们上次的见面,已经是九年前了。赛琳娜似乎不想太多的纠缠在过去的话题。问杰西,是不是我已经变老了?在杰西眼里,赛琳娜当然没有老。只是比那时候纤瘦了些。赛琳娜说杰西也没有变,却是在额头上增加了一道印记。这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他们不再诉说过去,自然而流畅的交流着更多的话题。社会问题,环保问题。杰西的家庭,四岁的孩子。赛琳娜的摄影男友。他们还是有许多的话说,他们依然如多年前那样善谈,相互理解。虽然也有不同的观点,然而两个人总是能找到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
杰西对能和赛琳娜的相逢,是那样的开心。提出离开咖啡馆去外面走走。赛琳娜提醒他时间,他说可以安排好的。走过公园,走到塞纳河边,正好看见一条游船,杰西拉着赛琳娜疾步走了上去。然后用赛琳娜的手机给司机打了电话,告诉他在下一站,也就是亨利四世码头接他。打完了这个电话,他们没有走进船中的座位处,而是安然的坐在了船尾。在这样临近黄昏的时刻,他们并肩望着远处的巴黎圣母院,任河上徐徐的清风拂煦,他们的话题不再和什么社会问题、环保问题有关。都在想着,如果没有错过,如果赛琳娜的祖母不是那个时间过世。他们在相约的地方见面了,那么他们的生活一定不一样。虽然他们之前的谈话都在努力回避更多感情深处的问题,而此时,他们都从对方这几年的生活描述中,感觉到了彼此是那样的在意彼此,是那样渴望九年前他们从偶遇开始而能此生相伴......时间如河水一样潺潺流过。到了码头,他们回到现实,走上岸边。杰西的司机已经等在那里了。赛琳娜要道别。可是,杰西并不想在这样的时刻,早早与其分别。拉着赛琳娜的手走上汽车,让司机送赛琳娜回家,然后再去机场。司机善解人意,欣然应允。
坐在车里,也许是就要分别;也许是再也不能延续梦想;也许是前面太过理智。此时的赛琳娜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她对着杰西发作起来。她的神经质,她的善感的一面,她的对细节的在意,都让她无法控制。她到了32岁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都是因为她的内心无法忘记杰西。她觉得自己很没用,不像外表那样坚强,因为她从来不能洒脱的忘掉和杰西一起的那24小时.....杰西哄着赛琳娜安静下来,告诉她,自己从没有忘记和赛琳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他写这本书,潜意识里似乎就是为了能找到赛琳娜。而自己的生活,也并非如书里看见的那样如意。他的婚姻,如病患一样的折磨着他的内心。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下去,也许仅仅就是为了孩子。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欲望。没有欲望的生活,如行尸走肉。他的妻子,是位好母亲,好老师。然而,对他是什么呢?这也许不是她的错,而是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赛琳娜。以至于在结婚那天去教堂的路上,走过百老汇和十三街的交汇处,他都以为自己看见她走进了一个商店。安静下来的赛琳娜听到这里,忽然惊呼:天哪,你结婚那年,我就是住在那里。
两个人终于把九年来机杼内心的情愫都告知了对方。双方都平静下来。此时,汽车也停到了赛琳娜居住所的附近。杰西走下车,送赛琳娜到门口。此刻,倾诉过的赛琳娜面对就在眼前的离别,已经很是安静。这样的一刻,终于到来了。那么,再见吧。祝你好运!杰西却并没有道别的意思。让我送你上去,听听你用你的吉他唱你写的歌。赛琳娜没有再说什么。走进赛琳娜的家门,一个与西方气息决然不同的中国红灯笼显眼的挂在那里,却并没有破坏居室整体古朴幽雅的氛围。杰西知道赛琳娜在公园里说的,最想做的事情是每天可以画画、弹吉他、学中文、写歌,那是她真的很理想的生活。坐在沙发上,看着对面的赛琳娜抱着吉他,边弹边唱《华尔兹》。音乐轻轻响起,随着前奏曲,赛琳娜陶醉在了自我的音乐中......
身边的卧底到底是谁?她就是潜伏身边10余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
靠速记赢得信任
沈安娜是江苏泰兴人。她20岁时,从上海来到杭州参加了共产党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前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同志亲手创建的一支特殊的警卫部队,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提供情报。
沈安娜曾专修速记。由于有这个特长,1934年冬,她很快在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凭着每分钟200个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得到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没过几个月,一个叫华明之的小伙子也依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就近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1935年秋,他们结为夫妻。
按指示打入“心脏”
这次沈安娜来南京找“老上司”朱家骅,是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想打入心脏。
1938年,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沈安娜走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董必武。“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消极抗日、积极,我党有必要搜集的情报,及时了解其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董必武分析说,朱家骅已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要利用曾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中央党部,继续为我党做情报工作。
朱家骅很高兴,因为他正缺速记员。但他问沈安娜是不是员:“中央党部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党员才行呢!”沈安娜随机应变说道:“我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随后给沈安娜办理了“特别入党”。很快,沈安娜成为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速记员,并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
上厕所记录最高机密
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会是中共情报员。
在高层决策会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总会突然下令:“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人员都必须停下笔来。于是沈安娜就努力在心头默记,一到休息时间,她就佯装去厕所,并速记在草纸上。在这次全会期间,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并炮制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沈安娜悄悄将两份文件传递出来,党中央立即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小册子公布,揭露了的阴谋。
1946年3月,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重要的战略情报都被沈安娜记录并迅速送到延安,受到“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
潜伏10余年不露马脚
年轻的沈安娜也向往直接杀敌的战斗生活。她秘密找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要去延安。专门找她谈话,要她从大局着想甘当无名英雄:“别人没法像你这样能在的核心部门工作。”
关键词：普希金；爱情诗；女性形象
普希金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他作为跨越时空的载体，具有再阐释的可能性，一代一代的读者结合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普希金。正如荣格所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心象，这不是某个特定的女人形象，而是一个确切的女性心象。”[1]普希金才华盖世，一直有很多女性崇拜、羡慕他，他本人也很浪漫，对爱情充满幻想，可以说爱情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经历了一百多次恋爱，浪漫的一生因为女性而结束，这些经历使其成为一位具有强大的女性情结的伟大艺术家，这种女性情结表现在创作中构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这些女性形象的光彩超过了男性。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抒情诗，爱情诗占有很大的分量，他的爱情诗与他的私生活密不可分，有时候作者会直接说出这首诗是致某位女性的，但不能将他的爱情诗与他的私生活等同起来，要深入挖掘其内涵。普希金对女人的态度是比较理想化的，从1822年普希金给弟弟列夫的信可以看出他的女性观念：“我必须告诉你的那些关于女人的事情有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我只是想对你说，对于一个女子你给她的爱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得到她。”由此可见，普希金的男权意识是比较重的，但他的爱情诗中却描绘着一系列光彩的女性形象，成为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一、 女友型
普希金是一位浪漫诗人，他的一生与女性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是女人成就的，这些女性中有一些人与诗人保持着纯洁的友谊关系，这给诗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是诗人感情受伤、疲惫时的心灵港湾。亚历山大德拉・奥西波娃・斯米尔诺娃-罗谢特是俄罗斯最优秀的女性之一，她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非常喜爱文学、哲学，她与很多伟大的作家如普希金、果戈里等都是朋友。普希金创作出新作后，常会向她朗诵，并请她给出意见，同时普希金也很喜欢罗谢特写的小说，还送她一本纪念册《题亚・奥・斯米尔诺娃纪念册》。
普希金的亲密女伴是普・亚・奥西波娃，是三山村的女主人。普希金从皇村中学毕业后来到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在此与奥西波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17年普希金写了名篇《再见吧，忠实的槲树林！》，普希金的一生与奥西波娃一家保持着密切关系，普希金幽禁期间，奥西波娃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使他的流放生活有了光彩，所以他常怀念在三山村的时光。普希金被沙皇幽禁后想逃往国外，在出逃前写了《给普・亚・奥西波娃》，诗中称赞奥西波娃是“乡间的女神”。1825年奥西波娃送给普希金一束花，诗人写了一首诗《田野上残留的一枝花朵》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普希金不仅对奥西波娃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对其家人也写过很多诗。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著名的哲理诗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是普希金写给奥西波娃的次女姬姬的；《给安娜》是写给奥西波娃的女儿安娜・沃尔夫的；《倾诉――致亚・伊・奥西波娃》是写给奥西波娃的后夫之女阿琳娜的；《给E.H.沃尔夫》是写给奥西波娃的女儿金娜・沃尔夫的。
普希金的奶娘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是诗人普希金十分敬仰的一位女性。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是一位传统的俄罗斯妇女，普希金的父母很少关心孩子的成长，生活主要由奶娘照顾，奶娘给予普希金的是真切的母爱，普希金始终对她怀有深深的依恋。普希金流放后又被沙皇软件，这段时间普希金与家人的关系恶化，只有奶娘一直陪伴着他，奶娘给他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地。幽禁生活解除后，普希金写了《给奶娘》这首诗，由衷的表达了自己的赞扬与思念之情，他将奶娘称为“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我严峻的岁月中的女伴”。奶娘对普希金来说不仅是生活上的关怀，还在他年幼时讲述俄罗斯的民间故事，使普希金接触到俄罗斯民间文化。普希金对奶娘深切眷恋，不自觉的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在《冬天的晚上》、《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作品中，奶娘成为创作原型。
二、女神型
普希金的爱情诗创作与女神型的女性有着密切关系，她们身上散发着多样的美，或妩媚或天真，或美貌或多才，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农奴女演员娜塔莉亚是普希金诗歌创作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她对普希金有着重要意义，唤起了诗人第一次对爱的迷恋，写下了著名的诗《致娜塔莉亚》。
耶夫多基娅・伊凡诺芙娜・格力岑娜是非常美丽的少女，她非常喜欢文艺，为此举办了沙龙，聚集着优秀的艺术家、进步人士。格力岑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与自由思想，这深深吸引了普希金，普希金十分迷恋她，写下了《没有经验的外国迷》，表达了自己的迷恋之情。
吉娜伊达・亚历山德罗芙娜・沃尔康斯卡娅是普希金的灵感女神，她是俄罗斯著名沙龙的女主人，她的周围汇集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且她本人也在诗歌、歌唱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普希金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唱了普希金的《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为此普希金很受感动，写下了《给吉・亚・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
阿格拉菲娜・费奥多洛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是非常聪慧的一位女性，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得到了很多诗人的青睐，普希金也不例外，为她创作了很多诗歌，如《挚友》、《肖像》等。
三、 情人型
普希金一生有着丰富的恋爱经历，他的激情很容易被点燃，他很容易爱上一个人，但爱情的火焰比较短暂，很快就移情别恋。巴库宁娜是可能是普希金最早追求的一位少女，认识巴库宁娜使他尝到了初恋的滋味。巴库宁娜是普希金的同学巴库宁的姐姐，因为她经常到学校看望弟弟，普希金得以见到了她。巴库宁娜喜欢艺术，富有才华与容貌，这一切深深吸引了普希金，点燃了他的爱情之花。普希金对巴库宁娜创作的诗带有羞涩的成分，对她的思念使普希金寝食难安，并称她为“我的心上人”。巴库宁娜的倩影一直深刻的留在普希金的记忆中，他先后为她写了20多首爱情诗，《是的，我曾经享受过，也曾感到幸福…》是偷偷写在日记中的，表达了自己对巴库宁娜的爱恋。还有比较著名的《歌手》、《愿望》、《致巴库宁娜》、《哀歌》等，这些诗主要诉说朦胧的爱情。在巴库宁娜离去后，写下了《秋天的早晨》，巴库宁娜和别人结婚时，普希金还参加了她的婚礼。
叶卡捷琳娜・科萨维里耶夫娜・沃隆佐娃是普希金时代最迷人的女性之一，很善于交际，一直深受异性的青睐。普希金与沃隆佐娃相识时，沃隆佐娃是一位总督夫人，普希金则是一位被流放的不听话的诗人。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南方基什尼奥夫市，那里十分贫穷落后，在几位朋友的努力下，普希金得以到文化较高的地区敖德萨。当时敖德萨的总督是沃隆佐夫公爵，他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很愿意收养普希金，初次见面时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此普希金经常出入公爵夫人的沙龙，出入沃隆佐夫公爵府邸。但沃隆佐夫是军人也是官僚，他喜欢别人对他奉承，他希望普希金听他的差遣，而普希金喜欢我行我素，不愿意服从总督。同时普希金被公爵夫人所倾倒，与沃隆佐娃相处的十分融洽，常常一起散步、幽会，这引起了沃隆佐夫的不满，越来越不能容忍这位诗人，后向上级报告说普希金是个危险人物，普希金被幽禁起来，临行时沃隆佐娃送给他一枚宝石戒指，普希金视为珍宝，时刻带在身上，并创作了《护身符》、《保护我吧，我的护身符》等诗歌。普希金与沃隆佐娃的爱情经历使他创作了很多动人的诗篇，他们彼此钟情，留下了《致大海》、《焚烧的情书》、《致海船》等诗作。
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奥列尼娜是美术学院院长、考古学家奥列宁的千金。奥列宁在皇村毕业后与奥列宁一家很熟悉，奥列宁的沙龙是名流聚会之所，普希金很愿意参加。普希金初见奥列尼娜时，她只有16岁，普希金幽禁后再见她已19岁。奥列尼娜从小受文学艺术的熏陶，有着很高的文化素质，又很活泼，惹人喜爱。普希金说她是最富有趣味的人，深深的爱着她，称她为“我的天使”。普希金很想和奥列尼娜结为夫妻，但遭到了她父亲的反对，后来普希金离开了彼得堡，使他与奥列尼娜一家的关系疏远了。在与奥列尼娜的交往中，普希金写下了《我曾经受过你，爱情，也许…》、《美人儿啊，不要在我面前唱起…》。
总之，普希金一生与很多女性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女性对普希金影响很大，他的爱情诗创作因为女性而起，他的一生也因为女性而结束，诗歌与爱情成为他生活的追求。玛丽亚・拉耶夫斯卡娅说“作为诗人，他认为自己应当爱上所遇见的每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2]诗人把爱情看作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并反映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为此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塑造了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也成就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注释：
[1]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社，1987，54.
[2]匿名.普希金友人录[M].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84，126.
参考文献：
[1]陈训明.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刘香英.普希金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
【关键词】女性成长 两性之爱 边缘化 自我意识
一、引言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的一名主流作家。她用精致细腻的文笔描绘了世纪之交美国中上层社会的百态人生，其小说《欢乐之家》和普利策获奖作品《纯真年代》堪称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华顿夫人的小说多描写名媛淑女们的爱情和婚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作风俗小说进行研究。直到七十年代女性主义重新发现了华顿夫人，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性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开始得到全面的认识。
《暗礁》（the reef）是华顿夫人创作的第三部小说，虽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却得到大师亨利·詹姆斯的称赞。故事人物和情节设计独具匠心，围绕达伦（安娜的未婚夫）和苏菲（安娜继子的未婚妻）在巴黎的艳遇曝光而展开，着重描写安娜得知真相后的心路历程。小说的结尾处——安娜四处寻找苏菲，为的是“只有苏菲才能拯救她，只有苏菲才能够让她恢复失去的平静”。然而，经过这场风波后安娜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天真和无知进入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暗礁》无疑是一部描写主人公安娜成长的成长小说。笔者通过分析促使安娜成长的源动力以及成长进程中所受到的影响，试图勾勒出华顿夫人对男权社会秩序下女性主体价值的思索。并且结合小说中对两性关系的处理，来证明华顿夫人作为女性主义先驱的高瞻远瞩，即女性只有在保持和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达到与自身和社会和谐相处，才可能与男性建立巩固和谐的两性关系。
二、安娜成长的源动力
区别于传统的默认男性为叙述主体的成长小说，即主人公经过磨砺和内心的挣扎逐渐“社会化”，逐渐接受和适应社会角色和社会要求的过程；《暗礁》将安娜成长之路的重心放在了对两性关系的探索，对“爱”的理解和定义。“德玛和贝克曼认为，对许多女孩子来说，恋爱的经历就是传统教育成长小说中得成长历程”。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的源动力，两性之爱既包含原始的动物本能更是人类社会精神层面的活动，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从个体角度来看，两性之爱与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社会认知等紧密关联，直接反映个体对自我存在的评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两性之爱是一种与个体生命成长相伴、推动个体不断成熟的重要力量。”《暗礁》中主人公安娜便是在对两性之爱的探索中完成向成熟女性的蜕变。
旅居法国的安娜是一名富有的美国寡妇，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淑女式的教育割裂了她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经历的缺失使得她无法了解真实的现实而只得求助于外力，于是安娜将两性关系视为她认知世界的途径，相信“有一天爱会把她从不真实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与旧相识达伦重逢和相恋之后，达伦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老练世故赢得了安娜的信任，俨然成为安娜心目中引导她走出懵懂无知的导师。安娜渴望直面现实的愿望表达了对禁锢女性的社会习俗的不满，然而她自觉依赖达伦的教导无疑默认了男权话语权的核心——即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心智上不成熟、不完整，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只能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更可悲的是，安娜将男权话语下对女性的设想内化为评判自身价值的标准，欣喜地认为自己的天真和无知成就了她对达伦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两性关系上的纯真更是赋予了她一种道德权力，要求恋人达伦回报以同样的纯洁。这也解释了为何安娜执着于找出达伦和苏菲之间的关系，尽管找寻的结果可能会毁掉唾手可得的幸福。达伦的出轨背弃了他的教导职责，失望中安娜“在心中为她曾经所爱的达伦建起一座圣殿”。安娜力图神圣化的并不仅仅是完美的男性导师，更是自己作为忠贞的女信徒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的身份。因此，达伦的背叛没有带给安娜深刻的切肤之痛，促使她对自我存在进行反思，逐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实现自我认知并最终完成成长的过程。真正推进安娜成长进程的动力来自于苏菲，安娜的情敌。
三、安娜成长的历程
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暗礁》中，安娜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心里变化构成了整个小说的主体，从最初的愤怒到迷惑不解到小说结尾时开始自省。巴黎艳遇曝光之后，安娜将一腔怨恨指向了苏菲，将后者妖魔化作引诱达伦堕落的荡妇。安娜的这一反应折射出男权话语下道德的双重标准，同时暴露出她对女性性需求的压抑和否定。成长作为失乐园的文化隐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性意识的萌动和性心理的成熟。虽然有过婚史并孕有一个女儿，对于“从未体验过强烈而完整情感”的安娜来说男女性爱依然是陌生而神秘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菲一出场就被打上了性的记号，为交际花穆瑞特夫人作女伴的经历暗示苏菲熟谙性爱之事。dale m. bauer用“他者”理论分析华顿夫人小说对性的处理，认为性的冲动在“原始或是边缘化的他者”身上体现的最为突出。这一结论和苏菲的情况十分吻合，漂泊的生活和女家庭教师的身份使得她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岌岌可危。也正是“他者”的境遇使得苏菲有机会抗拒男权制度所强加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
在随后的几次交谈中，安娜对苏菲的敌视渐渐变为困惑，“她（苏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将自己交给达伦，之后没有向欧文（安娜的继子，苏菲的未婚夫）提起这件事，做这一切她表现得如此泰然，丝毫没有因此而失去尊严”。 安娜觉察到，抛开身份和社会地位等外在的差异，苏菲的“异己”表现在拥有自我，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评判体系。相比之下，安娜认同男性话语的权威性，依赖男性的赞许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自我意识完全淹没在社会意识中。女性能否作为一个富于自主权的个体而存在，苏菲的存在挑战了安娜奉为神谕的女性的附庸地位。而苏菲对达伦爱的表白，令安娜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因为即便在爱得心荡神怡的时候，安娜也只寄望于达伦的感知而没有勇气向对方直接倾诉自己的感情。事实上在和达伦相恋的过程中安娜始终处于失语的境地，究其根源自我的缺失无疑是罪魁祸首。只有当抛弃对达伦的依赖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识时，安娜才开始在两性关系中拥有了发言权和选择权。
安娜在舍弃和接受达伦两者之间犹豫不觉，内心倍受煎熬。绝望的挣扎中，她试图亲身体验苏菲和达伦之间的激情,“渴望同苏菲那般属于他（达伦）” 。在达伦离开的前一晚，安娜压抑许久的欲望得到了释放。关于安娜最终接受达伦与否，小说结尾处没有给出明确的交待，评论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笔者看来，此时的安娜已然清醒的认识到爱情理想的破灭，她与达伦肉体的结合不过是为了在这场情爱的较量中占上风，以重拾被苏菲粉碎的自信心。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她千方百计地寻找苏菲，告知后者她决定放弃达伦。这样的安排也符合华顿夫人对性爱力量的质疑，如果缺少心灵的沟通，仅仅建立在肉体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是短暂而脆弱的。
按照朱莉安·克里斯蒂娃关于性政治的理解,一个人所处的地位而非生物性别决定了他的革命潜力。如果依靠达伦完成她的认知过程，可以想象的是安娜将永远摆脱不了“不真实”的困扰。对达伦来说，作为未来妻子的安娜只是一个承载男性审美观和占有欲的附属品而非一个有着独立思维和判断力的平等个体。因此从主观意愿上讲他更愿意安娜满足于天真无知的现状，具体到行动便是他不断试图向安娜隐瞒真相。无论是对苏菲还是安娜，达伦在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姿态，漠视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要求和价值，完全凭自己的主观需要构建两性关系——在巴黎与苏菲的短暂恋情不过是填补失意后的空虚，与安娜缔结婚姻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而非真挚的情感。达伦的态度集中体现了男权意识形态下两性之爱的不平等，即女性处于被动的边缘化地位，受男性欲望和利益的支配异化为两个极端，或是满足情欲的情妇，或是温顺可靠的妻子。
令人欣喜的是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最终摆脱了男性为其臆想的角色和形象，开始寻找真实的自我。不愿落入金钱婚姻再次沦为男性的玩物，苏菲主动解除了和欧文（安娜的继子）的婚约跟随旧雇主穆瑞特夫人前往非洲。苏菲的自我放逐为她保住了珍贵的独立和自由，从而获得处置自己人生的机会。对女主人公安娜来说，爱情理想的幻灭无疑是痛苦的，然而痛苦是成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关键是经过这场磨砺，安娜意识到自我缺失的危害，认识到只有具备完整和独立的人格，只有在尊重女性主体价值的“自爱”前提之下才有可能与男性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从而建立和谐巩固的两性之爱。事实上，安娜能够独立做出选择并承担后果已然是向成人礼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伴随自我意识的复苏，男权制文化秩序对女性自我认知的负面影响更加凸显出来。一种对情感和身份的焦虑折磨着安娜，她试图逃避——逃回到原先匮乏爱充满禁忌和压抑的生活。安娜这种逃离的姿态并不能简单的看作是成长进程的停滞和倒退，是女性主体对性别压迫从无意识的接受到有意识的挣脱的质的飞跃，是寻找和获得自我的开端。
四、结语
安娜的成长遵循着天真——诱惑——迷惘——痛苦——顿悟这一典型的成长小说的模式，其中如何看待两性之爱贯穿整个过程，成为华顿夫人解读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性艰难建构自我的突破口。仔细阅读《暗礁》不难发现，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华顿夫人对安娜的遭遇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批判而非同情。安娜对男性情爱对象的依赖和神化不但破坏了两性之爱平等自由的基础，更严重抑制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生长进程，造成的后果是无论在两性关系还是社会关系中始终处于附庸的边缘化地位。相比之下，苏菲虽然着墨不多却是敢爱、能爱、会爱，在她身上寄托了华顿夫人对女性整体成长的期望，即成为经济和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女人。关于华顿夫人的作品在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定位，评论界一直存有争议，笔者在这里不想多做赘述。或许如millicentbell所言，华顿夫人不是有意识的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解读《暗礁》时，发现它所提倡的女性只有做到“自爱”才能建构和谐的性别关系对当代女性处理两性问题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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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雪花秘扇》；女书；老同；女性
2011年6月24日，电影《雪花秘扇》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改编自美国新生代华裔作家邝丽莎（Lisa See）畅销40余个国家的小说《雪花与秘扇》（Snow Flower and the Secret Fan，2005），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妻子邓文迪（Wendi Deng Murdoch）担任出品人，负责《雨人》（Rain Man，1988）等影片的名牌编剧罗纳德・巴斯（Ronald Bass）改编，好莱坞著名华裔导演王颖执导，演员则囊括了李冰冰、全智贤、姜武、邬君梅、休・杰克曼（Hugh Jackman）等多国影视明星，并缀以曾获奥斯卡奖、金球奖、艾美奖的蕾切尔・波特曼（Rachel Portman）的原创配乐，堪称是一部制作精良、阵容强大的中美合拍影片。
一、电影情节梗概
影片讲述了发生在现代上海和清末湖南的两对好友的故事。在现代的上海，索菲亚（全智贤饰）是韩裔女孩，随父亲来到中国。尼娜（李冰冰饰）是上海女孩，是索菲亚的中文教师。在相处的过程中，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性情相投，在索菲亚姑姑的启发下仿照古时湖南乡间的习俗结为老同，发誓一生相伴。但不久后，索菲亚的父亲不幸去世，她无法承受失去父亲的伤痛，无心学习，在高考的考场门口逃走了。在考场上，尼娜毅然在自己的试卷上写上了索菲亚的名字，结果被罚三年不能参加高考，索菲亚也被继母送回了韩国。成年后，索菲亚回到了上海，两人依旧是朝夕相处的好友。由于工作出色，尼娜得到了去纽约工作的机会，她因担心索菲亚而意欲放弃。索菲亚一方面由于怀了男友的孩子，一方面不忍尼娜因自己放弃大好机会，故意与尼娜决裂并与男友去了悉尼。就在出国前夕，尼娜得知索菲亚出了车祸，她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她在寻找索菲亚车祸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了索菲亚写给自己的信和小说手稿，了解了索菲亚一直以来的痛苦以及故意决裂的真相。最终，索菲亚从昏迷中醒来，两人冰释前嫌。
另一对好友的故事借索菲亚的小说手稿得以展开。清朝道光年间，百合（李冰冰饰）与雪花（全智贤饰）都是湖南省永明县的女孩，两人在媒婆的撮合下结为老同。成年后，百合因为一双完美的三寸金莲嫁入大户人家，生活富足；雪花却因为抽鸦片的父亲只能嫁给屠夫，处境悲凉。尽管身份地位悬殊，两人始终信守当初的誓言，甚至在瘟疫、战乱中仍然凭借写在扇子上的女书传递情感。在丧子之痛和艰苦生活中挣扎的雪花担心自己成为百合的负担，谎称已与他人结为金兰姐妹，伤心欲绝的百合也决然地与她断绝了联系。多年后，误会被雪花的女儿解释清楚，无奈雪花已重病在床，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二、电影改编的精妙之处
电影《雪花秘扇》虽然改编自邝丽莎的同名小说，但电影与小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的差异首先莫过于电影中另一条叙事线索的引入。原著讲述了在清朝末年湖南省的时空中百合与雪花的故事，二人之间相交、相知、隔阂、绝交、和解的凄美经历是小说的主要情节和叙事线索。而电影剧本在百合和雪花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尼娜和索菲亚的现代老同故事，百合与雪花、尼娜与索菲亚这两条线索并行，讲述了判然不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对老同的人生经历。如果说原著中百合与雪花的故事只是个体性和独特性的事件，那么电影中第二个故事线索的引入则展示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中互为参照的老同经历，具有集体性和普遍性的寓意，由此构建了不同时空中的中国女性情谊的谱系框架。
其次，另一条叙事线索的引入也为影片注入了多元文化的色彩。原著作者邝丽莎虽然只有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但她始终认同中国及中华文化：“平时在妈妈家里感觉生活是杂乱的、无序的，但周末在唐人街的爷爷奶奶那里却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中心。我比较认同于我中国的一面，因为它有趣、浪漫，而且真实。”［1］正是因为对中华文化的这份亲密感，邝丽莎曾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了解女书等中国文化，期望自己美国的一面能够打开通往中国的一扇窗口。［2］改编电影后的故事人物中，索菲亚虽然祖籍湖南，却是来自韩国；索菲亚的男友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来自澳大利亚的悉尼；尼娜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是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得到了去美国纽约的工作机会。来自不同地理和文化背景的各个人物仿佛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地球村。中国女孩与韩裔女孩结为老同，韩裔商人与上海女子结为夫妻，韩裔女孩与澳洲白人男性发展爱恋，这样的情节设计使得电影充满了多元文化的色彩。影片中各个地域、各种语言、各种文化间相互和谐、友好地交流与渗透，更是体现出了原著作者与编剧希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和谐共处的心愿。
第三，百合与雪花彼此交流的女书在电影中也得到更全面的展示。在电影中，我们能多次看到百合与雪花书写女书的场景，扇子上的女书也有多次特写。凭借电影的画面优势，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造型奇特、娟秀纤细、“就像蚊子的细足或是鸟儿在地上留下的脚爪印”的女书的真实面目。［3］20而且，女书作品通常有诗歌式的文体，七言居多，也有少量的五言和七言杂五言体，音律感极强。［4］但由于原著作者是不精通汉语的美国华裔，小说的原文也是英语，小说中的女书就只是作者按照字面内容翻译的短文，女书原本所具有的七言体诗歌的美感就在语言的束缚中遗失了。所幸的是，电影剧本弥补了这一缺憾，电影中百合与雪花互通的女书都是传统七言诗歌体的形式，例如导致二人决裂的那首：“至亲至爱我老同/我身已是运不转/不比当年风光时/荆田姐妹三金兰/与我长行不嫌弃/叹声老同勿挂怀。”可见，女书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瑰宝在电影中得到更直观的展示和还原。
此外，电影的配乐也与情节契合，丝丝入扣，演员的表现真挚、灵动，场景切换自然、流畅，这多处改编相互作用，成功地体现了原著中“中国女秘而细腻的情感”，共同奠定了这部改编佳作的成功。［5］
三、《雪花秘扇》的文化内涵与启示意义
《雪花秘扇》虽然是邓文迪借鉴好莱坞资金风投形式拍摄的电影，但影片依旧借鉴了原著中许多宝贵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例如瑶族的各种习俗、湘绣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即为“女书”与“老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对现今社会生活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女书于一千多年前发源于我国湖南省西南部的边远地区，是世界上惟一一种以性别为基础、仅供女性阅读和书写的文字。根据小说中的介绍，女书的发明者就传唱下这样一首歌：“我的心酸和泪水都蕴藏在我的字字句句之中，作为无形的抗争，我用男人无法认识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情感。”［3］63-64可见，女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叙述不公、传递情感而诞生的，是女性无形抗争的工具。在清末湘西的时空中，百合的婆婆嫌弃雪花的家世背景，禁止二人来往。面对阻挠，百合认为：“我惟一可以用来反叛的方式来自女书，我们女性独有的神秘文字”，开始凭借在扇子中书写女书传递情感，互相倾诉彼此的思念、困惑与痛苦，女书成了这一对老同无形地反抗陆夫人所代表的强权阶级的交流工具。［3］2在现代上海的时空中，索菲亚的继母不满尼娜带来的王菲的音乐，同样禁止二人来往。而尼娜和索菲亚正是在被禁止的王菲的唱片上用女书写下了结为老同的结交书。不难看出，女书成了在学习女红、料理家务、缠足、家庭暴力等重压下女性给自身创造的“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6］。在封建礼教、道德观念、民俗等多重束缚的恶劣生存环境中，中国女性用自身的情感、智慧和灵动创造了只有自己能书写、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文字。作为中国女性文化的独特代表和“女性文明的缩影”，女书不仅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反抗强权、交流感情的工具，它本身所体现的抗争的勇气与精神更是鼓励我们在逆境中永不放弃的源泉与动力。［6］
随着电影中年幼的百合和雪花在姑婆庙说出誓言“以我双手向你开/相惜怜爱永不悔”，我们逐渐了解了这种独特的女性情感形式――老同。除了年龄、性情等方面的相称外，“缔结老同就像结婚一样重要……老同是自由选择下的结合成为彼此情感的伴侣，并永远忠于对方”［3］39。在清末湖南的线索中，雪花和百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对女孩，她们“身高一样”、性情相仿、“样貌也相当”，还在“同一天开始裹脚”［3］36。尽管婚后身份地位悬殊，两人始终信守当初的誓言，在亲人离世、瘟疫、战乱等各种人生痛苦中“用善意言行抚慰着彼此的心灵”［3］46。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两人分享喜悦、倾诉愁苦、相互守望，以坚定的情感抵御世事的无常与残酷。在现代上海的线索中，尼娜和索菲亚同为中学生，在高考的压力、工作的艰辛、亲人的离世以及情感的挫折中彼此照顾、鼓励、奉献，有着“一生的姐妹”（sister for life）的情谊。韩浩月认为，中国的文化一直依赖只凸显、赞美男性间的伟大友谊，却罕见女性之间令人动容的友情故事。［7］从这个角度看，《雪花秘扇》中两对老同间纯洁、真诚的感情实在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中女性情谊故事缺失的一种补白。而且，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故事中所体现的忠诚、信任、奉献、关爱正是当下最为缺乏的宝贵情感，这也正是电影《雪花秘扇》最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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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邝丽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M］.忻元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 宫哲兵.女书：中国女性为自己创造的文字［J］.中国民族，2005（07）.
［5］ 张慧瑜.“秘扇”中的中国想象――评电影《雪花秘扇》［N］.中国艺术报，2011-07-08（005）.
［6］ 李量.《雪花和秘密的扇子》:女书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思考［J］.湘南学院学报，2011（01）.
从1928年至1937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整整十年，这十年是郭沫若在艰苦环境下从事写作、研究、翻译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最丰富的时期。1937年7月，郭沫若只身仓促离日回国参加抗战时，其大量的著述、手稿、信件、图书等都留在了日本。这些珍贵的资料中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生命的科学》、《创造十年》、《战争与和平》等著述和译著手稿，还有各个时期的来往信件和他写的部分诗词以及大量图书，许多书上还画满了杠杠和用蝇头小字写的眉批。这些都是了解郭沫若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及治学精神、治学成果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些珍贵资料，除郭安娜来中国时亲自带回部分手稿外，其余仍留在日本，其中大部分手稿寄放在日本朋友岩波先生处。
1981年10月23日我去看望安娜时，她对我说，当时日本及政府开出高价收购这些手稿，她都没理睬。1947年1月来中国时，她将少部分重要手稿亲自带回中国，1949年7、8月间接见她时，她亲自交给了。“赞扬我，还问是否要酬金?我说不要，这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些事我从未对外国记者透露过。”
1955年她的次子郭博回国时，问安娜是否将放在岩波处的手稿等材料全部带回?安娜考虑当时中日关系还不够缓和，嘱咐郭博暂时不要动，认为还是放在岩波雄二郎先生那里比较安全。1956年12月14日，安娜才正式将收藏在日本的郭沫若著作原稿目录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要政府派员去日本岩波书店找岩波雄二郎索取原稿。
1957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书面向中央统战部请示，并附去安娜与其次子郭博给岩波雄二郎写的感谢信，还附翡翠戒指一只。同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带着安娜与其次子郭博写的感谢信和翡翠戒指拜访岩波雄二郎，取回了郭沫若留在日本的全部著作原稿，回国后全部送到郭沫若那里。
现郭沫若故居内藏有郭沫若著译手稿1500余种，时间从1930年代至1978年，其中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从事各种研究的手稿，包括《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字大系考释》等，都是安娜保存献出的。郭沫若特为这些手稿题名：“沧海遗粟”，看作是失而复得的珍宝。从“沧海”中抢回这些“遗粟”，安娜功不可没。
安娜老人的宽广胸怀和无私精神处处在闪光。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她关心中国的医疗事业，用自己的外汇购买了专业书籍和医疗器械赠送给华东医院和有关专家。
1980年5月，她向我提出，欲带其子郭博赴日本处理房产。她说：除了在千叶市川居住的房子外，另外还有一处房子，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购地建造的。该屋质量很差，现借给其他人居住，拟赴日将这处房产处理掉。后来安娜将这次卖房所得款项，连同其他积蓄都无私地捐献给国家，其具体过程都是我经手的。
1983年张承宗部长与联络处长马韫芳同志看望安娜时，安娜为表达内心的感激，赠送给张承宗部长100万日元。张部长盛情难却，收了下来，回单位后批示：“替她另行保存起来。”当时统战部即以郭安娜名义开了外币存折户名，存入银行。这是安娜的第一笔外币存款。
1984年4月20日，我接到上海大厦电话，说安娜有事找我。我立即赶到她居住的16楼14号房间。她见我来很高兴，让服务员给我倒茶，然后走进壁橱，取出一个外汇存折，内有657万日元。她认真地对我说：“这张存折中的300万日元是我准备留待日后用的，其余357万日元是我的全部积蓄。这些钱不是中国政府给的，也不是日本政府给的，是我以前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请统战部将此款取出后全部上缴给国家。”后来统战部将这357万日元连同以前她送的100万日元一并存在安娜的存折上，合计457万日元。
1984年1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陈欣及四局局长刘晓平来沪探望安娜时，老人一再表示：“我的子女都已由中国政府安排好工作，他们都生活得很好，我不需要钱，我要把钱上缴给国家。我已从日本取回一部分交给上海市委统战部。”我在旁点头证明确有此事。
这457万日元，直至安娜老人去世前一直未动。在送别安娜老人仪式的当天晚上，统战部征询家属意见，安娜的四个儿子一起讨论，其长子郭和夫提出：母亲生前从事过医护工作，这笔钱可用于发展护教事业。他的提议得到三位弟弟赞同。后来即将此款连同利息合计516万日元，全部捐赠给位于上海瑞金医院内的“上海高级护理培训中心”。该中心以郭安娜名字建立了“安娜护士形体训练室”，室内以雄伟的长城和巍峨的富士山为背景，并选用淡雅的色调和娟秀的字体介绍安娜的生平。
安娜老人生前曾对我说：“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无私的。”可敬的老人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她说过的话。
不忘友人滴水恩
安娜老人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在我与她的接触中，经常听到她谈起一些老朋友，尤其对在艰难中向他们一家伸出过援助之手的人，她更是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成仿吾。她多次向我谈起成仿吾与郭沫若的友谊，谈起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成仿吾雪中送炭、给予资助的情景。那种感激之情，让人难以形容。她说：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之前，在日本逗留时，看到安娜带着几个孩子很苦，便亲手交给安娜1000日元补贴生活。安娜平时省吃俭用，把这笔钱用于盖房子。“成生(她这么称呼成仿吾)那时并不富裕，每月工资仅40－50元，但他却慷慨相助，让我一生难忘。”
成仿吾与郭沫若之间的友谊，安娜讲了一些，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是值得一说的。
成仿吾(189707016－198405017)湖南新化人，原名成灏，字仿吾，曾用笔名厚生。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
郭沫若与成仿吾的相识是1915年7月，那时郭沫若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同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初次相识。两人都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幻想科学救国，又都有着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一块儿到六高L学，一块儿登操山，一块儿到旭山划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成仿吾1921年回国，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发起成立“创造社”，很早即以中国文化运动的闯将闻名。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及《洪水》等文学刊物，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
1924年成赴广东大学任教，兼黄埔
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日本期间常与郭沫若一家来往。
1928年5月，成仿吾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就是在这次赴欧洲前为帮助郭沫若全家的生活，送给安娜1000日元，成为安娜一生念念不忘之事。
成仿吾1931年回国，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他曾五译《共产党宣言》。他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校长，并著有《仿吾文学》、《长征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成仿吾教育文集》等。
1984年10月31日，成仿吾的夫人张琳为编写成仿吾的传记，曾去看望过安娜，那次安娜又谈到成仿吾如何关心资助她的往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感激不尽岩波茂雄。安娜最初向我谈起岩波茂雄是1965年12月，她说：“郭回国参加抗日以后，我能够度过困难，把孩子们抚养成才，是岩波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岩波的帮助下，我的孩子们都先后获得‘岩波奖学金’，使他们能读完大学。在我们生活困难时，也向岩波求助，他慷慨借钱给我们，帮我和孩子们摆脱困境。对这种真挚的友谊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在以后许多年，从安娜的言谈和实际行动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就与岩波书店有来往。当时该书店社长是岩波茂雄(1881－1946)，是日本著名的出版家，出版了“岩波文库”等一系列优秀图书，是第一个获得日本文部省“文化勋章”的人。他曾说：“我是凭借思想家、艺术家的光辉，不过是充当一个忠实的传播者。”他的思想是可敬的，日本挑起侵华战争，他一直持反对态度，他的好友安培能成在《岩波茂雄》一书中写道，岩波当时逢人便说：“中国自古以来是日本的恩人也是恩师，可是却去打他，这实在是忘恩的行为。”并说：“应立刻从中国撤兵，并向中国下跪请罪。”当他听说郭沫若抛下妻子儿女秘密离开日本奔赴国难时，非常激动，他说：“我起码要让郭沫若先生留下的妻子儿女在生活上不致发生困难。”如上面所说，他确实给了安娜一家很大帮助。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也回忆说：“不仅我父亲帮助了安娜一家，反过来安娜一家也帮助了我们。当时日本食品匮乏，安娜与和夫等，常从市川背大米和蔬菜来我家，让人感到十分可贵。”
更加可贵的是岩波父子为保存郭沫若留在日本的著述手稿等珍贵资料，作出了很大贡献。安娜说：“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手稿一直由我保存，后来怕保存在自己手里不安全，就将它寄放在岩波茂雄先生那里。”岩波茂雄先生去世时，又将手稿传给其儿子岩波雄二郎先生保管。这种深厚的友谊和负责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1965年底，上海将举行日本工业展览会，安娜很高兴，她向我提出：欲通过日本来的荻原定司先生捎带一些礼品给岩波雄二郎一家。后荻原定司因故未来沪，我们便托保坂铁也先生捎去。计有砚台1只(系桂林石制品)、瓷碗1对(系乾隆时复制品)、红色毛笔1枝(笔杆很粗并雕有花纹)――据说过去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做工精致。从她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出，她对岩波一家在艰苦岁月中给予她帮助是铭记不忘的。
1994年8月15日安娜老人去世后，家属给日本亲友发出讣告，其日本的朋友共三位：第一位是岩波雄二郎，第二位是荻原定司，第三位是高桥国雄(市川市市长)。岩波书店会长岩波雄二郎发给郭博的唁电内容是：“从报获悉令堂逝世，虽说尽享天年，但回想起令堂一生中的苦难与波澜，感慨万分。值此衷心祈祷令堂的冥福。”
经常谈起菊地三郎。菊地三郎为保存郭沫若的图书资料出过力，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发挥过积极作用。安娜保存的资料中，除郭沫若手稿外，还有一大批郭沫若阅读过的图书和文献资料。安娜回国后，这些东西都放在家中，由其次子郭博看管。1955年郭博被其母亲召回祖国时，遵嘱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整理，把一部分书稿、信件带回，其余大部分图书资料郭博遵照郭沫若的意见，全部赠送给日中文化研究所所长菊地三郎。其中计有各种书籍1386册，殷墟出土的甲骨96片，青铜胸像和唐代越州青瓷壶等。菊地三郎提出以这部分图书资料为基础，筹建创办“郭沫若图书馆”，郭沫若对菊地说：“不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我们把计划扩大到整个亚洲怎么样?”后来菊地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建立了“亚非图书馆”，中国方面还给以相当数量的资金援助，并寄去种种刊物。其中的中国室内特辟了“郭沫若文库”，将郭沫若赠送物品都陈列在馆内。菊地任亚非图书馆馆长、亚非语言!学院院长、亚非文化财团团长。
上海解放前，菊地曾在沪呆过，看了不少中国书籍及文艺作品，是“中国通”，对中国作家丁玲等均很熟悉，曾写了一部《中国文艺史》及《中国革命史》由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积极贡献。
1983年9月，菊地三郎邀请安娜赴日本接受“亚非和平奖”。该奖项是“亚非文化财团”授予的，属于民间性质。安娜接受了邀请，由其长子和夫陪同前往，于1983年11月19日离沪。这是安娜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菊地曾亲自去机场迎接，并替安娜购好自东京同上海的机票。
授奖仪式于11月17日在日本东京国际文化馆举行。颁奖时安娜尚未赶到，南其幼子郭志鸿及孙子郭允(当时均在日本)代为领取奖品和奖状，并代为致了感谢词。奖状表彰安娜为和平、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奖品是4毫米厚青铜所铸的一只背上驮着人的牛。安娜将该奖状和这件意味深长的奖品存放在市川须和田旧宅内。另有奖金30万日元，安娜将其中10万日元赠送给在日本读书的外孙女即郭淑的女儿。
12月17日安娜自东京返回上海。12月19日统战部设宴祝贺她领奖归来。《人民政协报》还刊登了她领奖的消息。
1987年5月，菊地三郎由其秘书五十岚陪同前来中国，他于5月23日到达北京，参观了郭沫若故居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后，于28日抵达上海。当晚便由我作陪去探望了安娜。菊地步入安娜卧室后，便伏在安娜床前，抚摸着安娜的手。安娜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里现出惊喜的光芒。菊地不忍心多打扰她，没说几句话就离开了。那天夜晚，安娜又是久久不能入睡。郭博曾对我说：菊地三郎因胃癌做了切除手术，身体不如以前了。来中国主要是想看看安娜，总算见了最后一面。
除以上三人之外，安娜念念不忘的还有高桥国雄、内山完造、钱瘦铁、边伯明等。她与这些人都有动听的故事，恕我不再一一详述。
对子女们的严与爱
安娜与郭沫若共生有四男一女，老
大郭和夫，老二郭博，老三郭复生，老四是女儿叫郭淑，老五叫郭志鸿。目前健在的只有老二和老五了。
193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老大20岁，老五才5岁，安娜一人拉扯五个孩子成才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啊!安娜对子女要求很严，从小培养他们自立自强，教育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她曾对我说：“我在很艰苦的条件下，让五个孩子受到了与富人家孩子一样的教育，是很难很难的呀!”而孩子对母亲日夜操劳、含辛茹苦把他们培养成才，更是刻骨铭心。他们明白，父母间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已难以挽回，只有用儿女的爱来温暖母亲的心。所以他们都对母亲很好，时常牵挂着母亲。而安娜也始终牵挂着儿女们，关心着他们的冷暖。
关心长子一日三餐。我与安娜接触中，她向我谈得较多的是长子郭和夫。和夫容貌酷似父亲，对母亲总是百依百顺，尽量让母亲高兴。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善良的性格。
郭和夫于1917年12月12日出生在日本同山市。从小就由安娜在家里对他进行文化知识的早期教育，1928年去市川小学上学，1931年小学毕业后进东京府立第三中学读书，毕业后即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
1946年末，和夫与复生在母亲的授意下，乘船赴台。1949年春随其母、弟、妹一起途经香港、烟台等地辗转到达北京。于1949年5月由李一氓(曾任大连大学校长)介绍，进大连大学附设的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所副所长。他从事高分子研究、石油化工研究颇有造诣。他精通五国语言(日、德、中、英、俄)，是一位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曾任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大连市侨联副主席、大连市中日友好学会会长。经他牵线搭桥，日本市川市与他父亲的故乡四川省乐山市结为姐妹城市。
和夫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为了祖国的兴旺、科技的振兴而殚精竭虑，献计献策。他曾多次交提案，阐明要抓基础教育，要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把教育搞上去，祖国四化难以实现。他身体力行，把这种指导思想贯彻在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上。
安娜对和夫投入科学事业是很高兴的，她常对和夫说：“别管我，还是去全身心地研究你的化学吧!”其实安娜对和夫的工作和生活是时刻牵挂在心的。1986年安娜骨折后在上海休养期间，得知其长媳还在日本未归，不停地说：“不知和夫一个人今天又吃些什么?”因老人知道和夫不管严冬酷暑，饮食总是极为简单，有时一袋方便面就是一顿饭。
我最早见到郭和夫同志是1983年4月，那次他是陪儿子郭昂来上海的，郭昂(1954年11月10日出生在大连)要去日本读书，申请了一年未获批准，后由安娜直接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金城同志才解决。和夫来沪后住在其弟郭博家，安娜让孙子郭昂与她同住在上海大厦，由我负责联系具体事宜。郭昂于4月10日下午坐日航班机离沪去日本。那个时候，国家还实行粮油计划供应，并有规定，凡要出国留学，必须在上飞机前办理好粮油关系的注销手续，否则就不能上飞机。而他们由于事先不知道这些规定，未办手续，郭昂差点上不了飞机。我为此可着急了一阵子，后经统战部出具证明，才准予放行。在机场，郭昂还交给我145.44元人民币及字典一本，托我转交给他的祖母。和夫再三感谢我们帮助其子顺利登机。
后来我与郭和夫又接触过多次，其中一次是1987年12月9日，我给安娜送生活费到郭博家，正巧和夫也在那里，他刚从重庆来沪。他们要我坐会儿，并硬让我留下吃便餐，“听听四川新闻”。郭博恭敬地为其兄长倒了一杯日本酒，便开始共进晚餐。席间，和夫的话题很快就转到我们的党风问题，他说：“这次去四川做中间试验，院领导也跟着去了，他们根本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买便宜丝绸的，他们开了一张许多人的名单，每人购两米，买了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
那天，我看了一下桌上的菜，有几片笋，临时开了一听罐头肉，还有一盘青菜和一盘捏塔鱼。他们议论说，现在鲥鱼很贵，鱼子给人打捞上来喂鸭子，也不懂得保护，太可惜了。
1992年我因股骨颈骨折，手术后在家休养。和夫得知后打听到我家住址，于6月18日来我家探望，问寒问暖十分关心，还带来一瓶药酒以示慰问。他平易近人，极富人情味，让人难忘。
最后一次与和夫通话是在安娜老人去世之后，他处理完丧事返回大连前夕，1994年8月22日晚特地打电话到我家，他说：“我明天要走了，特向你告别。你操劳母亲的后事太辛苦了，母亲虽已过世，但我们还是朋友，望多多保重，以后再来看望你。”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通活。
他返回大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马上去黑龙江出差。在去伊春途中突发脑溢血，倒在火车上。经多方抢救，上海也派出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姚景莉前去会诊，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不幸于9月13日客死在出差途中的哈尔滨。和夫同志群众关系极好，在他的遗体运回大连时，数百名群众自发迎候，悲痛悼念。他去世距他母亲病故不足一个月，他的过早去世是国家的损失，让人惋惜，只能祝他一路走好。
对次子的事业很放心。在安娜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另一位爱子就是第二个儿子郭博。1947年安娜离开日本回中国时，就把郭博一个人留在日本看守旧宅，可见他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安娜平时对他要求很严，1987年有一次我去看望安娜时，看到安娜躺在床上，不知为什么正在用日语教训郭博，而郭博毕恭毕敬站在床边，不停地“ほい、ほぃ(是、是)……”，快进入古稀之年的人了，还如此顺从地接受母亲的教训，让人感慨不已。安娜曾对我说：“郭博读小学五年级时，根据日本当局的规定，在校学生都要应征入伍去参战。因郭博未入日本籍可以不去，但他见同学们都去了，自己也想去。我当时说服他不能去，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才听话没有去。”她又笑着说：“要是他不听话去应征参战，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郭博1920年3月15日出生于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理科。1941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系毕业后，曾在东京日本喜久治建筑事务所任结构设计主任，在日本东京联军总司令部工程技术部任设计主任工程师。1952年在日本自营建筑设计事务所直至回国前夕。1955年2月9日遵照母亲的意愿，离开日本回国，被分配在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1956年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1958年起历任上海市第三届至第九届人大代表。1979年起多次参加外贸、设备引进、住宅建设、联合设计等代表团赴
日本考察、谈判和审图，为改革开放作出很多贡献。他为上海宾馆设计高层建筑水喷淋消防系统报警装置，填补国内空白；为上海民政局设计新式火化炉，使原来每具尸体焚烧120分钟缩短到40分钟，节约大量能源。安娜曾风趣地对他说：“将来我可不要在你设计的炉子中烧掉。”此外，由他指导的“热管换热器”装置、“冷冻油再生机组”等科研项目，获得了市科技成果三等奖。他对灯光源也很有研究，在新光源的应用上解决过不少技术难题，曾先后赴日本、荷兰出席国际照明学会第、第二十届年会。1983年还出席了全国归侨、侨眷、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表彰大会。1984年被选为市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他精通日语、熟悉英语，懂德语、法语，有扎实的建筑理论基础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擅长冷、暖、水、电、照明等技术，熟悉建筑物理和机械设计，有较强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能力，贡献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市级和院级先进生产者。
他业余爱好广泛，尤其精于摄影，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自1983年起先后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几处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获较好评价。他感到本市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上海建筑史，担心有些旧的建筑物被拆除，所以他自1978年以来，自费拍摄了数千幅建筑照片，作为史料保存下来，得到专家们的高度称赞。
我在与郭博同志长期接触中，深深感到他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事业心极强的专业人才。他放弃个人在日本的事业，毅然回到祖国，为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成全了母亲的愿望，让人敬佩。他对母亲的孝敬之心，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老三而烦恼。最让安娜牵肠挂肚的是第三个儿子郭复生。这个儿子由于种种原因精神受了刺激，健康状况不大好，一生未婚。安娜时刻牵挂着这位孤身的爱子，到晚年还放心不下。
郭复生曾用名佛生，1922年1月19日生于日本。1940年毕业于日本大学附属中学，1942年进农林省水产讲习所(后改为水产大学)，1945年3月在该校毕业后进水产公司当技术员。1947年和长兄一起到台湾，在高雄鱼肝油厂工作。1949年回到北京后换过好几个单位，曾参加过第三野战军，又在大连水产局工作，1954年9月到上海，本已安排他去上海水产学院任讲师，可是在他报到前出现了精神不正常的情况。是1953年在大连水产实验场任副厂长期问，精神上受了刺激引起的。后来有时治疗，有时工作，几经反复。到1955年7月，送南京精神病医院治疗，由于他与医生密切配合，很快治愈。于同年11月，由该院派人送他回沪。
1956年1月，为复生工作问题，其二哥郭博曾赴京去找过郭沫若，郭沫若表示，如复生不在地位上计较的话，可介绍他去科学院所属青岛水生物研究所去工作。复生表示很高兴，但希望不要将他作为病人安排工作。复生于1956年4月赴青岛，被分配在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安娜不放心，也去青岛陪同复生，在青岛住了好几个月。后来由于该研究所迁至北京，复生也随单位到北京。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直至离休。
1986年4月，安娜在大连收到复生一封信，说是拟在北京购买三间公寓式房子，准备与其母同住。安娜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但是不久，安娜不慎摔跤骨折住进医院，复生专程从北京赶至大连探望。安娜看到日夜牵挂的儿子十分高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由于复生工作任务繁重，极度疲劳，一直在病房里打瞌睡。安娜见此情景十分心痛，对复生说：“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吧，不要回北京工作了。”她真的想让复生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曾设想复生离休后在上海、北京两地都住一段时间，看他在何处适应再迁户口定居。1986年11月安娜回到上海，在郭博家休养，复生也来看望，一直守候在母亲床前，同老人说些宽慰的话。复生非常孝顺母亲，不断地给母亲寄生活费或食品，而安娜总是不忍心随意动用复生寄来的钱，她以复生的名义单独存入银行直至临终。
安娜弥留之际，对复生倍加关注，复生已60多岁，尚未成家，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尽管她为此难以瞑目，但也不得不放手而去。
郭复生同志因病T2004年7月去世，享年83岁。他经历坎坷，有才华，工作认真，心地善良，对母亲的孝心让人难忘。
为失去爱女而悲伤。因工作关系，我和安娜老人的四位儿子均有接触，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与她的女儿郭淑见过面，缺少她的资料。听郭博说淑有张照片，酷似母亲。不言而喻，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更深一层的。
郭淑，小名淑子，1925年出生在上海。在日本时，靠领取每月60元的“岩波奖学金”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后因郭沫若参加抗日，被取消奖学金资格，但安娜仍坚持让她渎下去。后曾在京都大学学建筑，中途退学，于1948年5月跟随母亲离开日本到了台湾。
1949年到北京以后，开始淑一直跟母亲在一起，接见安娜时，淑当翻译。淑曾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钢琴系讲师，还曾参加布拉格音乐会。后又调至天津外语学院工作，任日语系主任、教授。她与林爱勋结婚，林在天津硅酸盐研究所工作。林任窑冶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是个“科技迷”。
淑一直为她母亲的遭遇鸣不平。1982年石西民为筹建“郭沫若故居”征集资料去大连拜访安娜时，淑也在大连，向石西民说了不少同情母亲的话。
1984年淑在天津因病医治无效而去世。她生病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年年底安娜从日本探亲返沪后，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设宴招待，席间安娜提出：“小女淑现病得很重，目前发高烧至41℃，医生迄未诊断出患何疾病，望多多关照。”为此，我们通过长途电话请天津市委统战部予以协助。1984年1月，淑病情有所好转，原在日本进修的淑的女儿也从天津返回日本继续读书。安娜也为此很高兴，再三要我向部领导转达她的谢意。谁知好景不长，最后淑因患白血病，于同年7月去世，时年还不满60岁。
安娜痛失爱女，非常伤心，对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来说，遭此沉重打击，是难以承受的，但她忍受着情感的煎熬，独自默默地为女儿祈祷送行。人悲痛到极点时，是欲哭无泪的。我没有看到这位坚强的母亲流泪，但我看到了她的焦虑和悲伤，她是欲语无言泪暗垂啊!
1985年4月17日，我出差去天津，受安娜老人之托，特向她的爱婿林爱勋转达问候。在我去他家的那天夜晚，只有林爱勋一个人在家，只见室内摆设简单，墙上挂有几幅画，显得很沉闷，食品柜上临时放了一些糖果，也让人感到缺乏生气。主人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是寂寞而凄凉的。我问：“淑患的是否癌症?”他说：“好像不是，最后淑冈肝不好，肿得厉害，已无法医
治。”最后他向我讲了淑留下的女儿林丛、儿子林靖的情况，他俩都成长得很好。尤其是林丛攻读博士，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其外祖父郭沫若专著。安娜得知这一情况后，少许得到一些安慰。
精心培养幼子跨进艺术殿堂。安娜最疼爱的小儿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安娜本人很喜欢音乐，所以她对志鸿从小就在音乐爱好上下功夫。她对我说：“幼子志鸿小学一年级时我就请了第一流的钢琴师来教他学弹琴。那时请一般的钢琴教师一小时付3元，而水平高的，付5元。”郭志鸿曾说：“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我是按母亲教育做的。”志鸿能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与安娜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郭志鸿1932年1月21日出生于日本。五个子女中，只有他保留日本籍。1949年3月随母从台湾辗转到北京后，先到华北大学(人民大学的前身)进行短期训练。由于其成绩突出，1949年9月作为调干生进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中曾被下放到部队“改造思想”。1980年志鸿去日本待了几年。安娜说，他在日本就住在千叶县市川当年用成仿吾支援的钱盖的那个老房子内。志鸿在日本主要是教授钢琴，1989年又返回中国，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到现在为止，仍作为在华的日籍专家享受待遇。
1980年5月日本千叶县市川市举办了一次“庆祝市交响乐团成立三十周年日中交流演出会”，市川市长高桥国雄邀请郭志鸿和郭博参加演出，也邀请安娜出席演出会。郭博当年是这个乐团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第一小提琴手。郭志鸿是他们邀请的重点对象，高桥国雄认为志鸿的钢琴造诣很高，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兄弟二人参加演出曾轰动一时，连香港《大公报》也作了报道，说他们二人参加演出，安娜参加捧场，“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对志鸿是“中国三大钢琴家之一”也作了肯定的报道，还报道了志鸿在母亲的培育下“五岁就开始练习钢琴”的情况。这次演出后，市川市还给他们发了感谢状。
患上白血病的17岁英国男孩命悬一线，输血救命本是不容犹疑之选，岂料却遭遇原生家庭的反对――其家庭信仰的宗教认为，接受外界血液是违反教义的行为。这个男孩的家庭拒绝了医院提供的救命方案，于是医院向法院提讼，希望法律能够帮助男孩。
这种情况下，英国法院会怎么判？判了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出版的最新小说《儿童法案》就是围绕这样一件输血案展开的。
熟悉麦克尤恩的读者都知道，其作品所展现的复杂多义性让人很难一言以蔽之。作为《儿童法案》的中文翻译，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郭国良站在译者的角度告诉《方圆》记者，《儿童法案》延续了麦克尤恩一贯擅长的将人物关系置于危机转折和“他者闯入”的模式中然后予以考察的风格，借着困于宗教与法律之间的“儿童福祉”问题，展现人性、法治、信仰等诸多当代社会话题。
“这是自《在切瑟尔海滩上》之后，麦克尤恩写得最好的小说。”英国《卫报》评价这本小说。
“我希望探索的是极真诚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年近70岁的麦克尤恩在一次采访中说。
6月11日，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的《儿童法案》新书会上，学者陆建德表达了他对麦克尤恩这部新作的看法，“《儿童法案》对中国法学界应有启发，而关于儿童的法案，麦克尤恩的小说给了我们很好的范例，在这方面我们的投入远远不够。孩子是我们社会的一员，这个身份应该是在家庭之上的。但我们有时候太强调‘家’这个观念，结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家是要讲的，但是除了家之外还有社会。”陆建德说。
小说源自两宗真实案例
麦克尤恩的许多作品都将笔墨投向于儿童及其周围世界，《水泥花园》《事件中的孩子》《赎罪》等，以儿童的视角来完成对成人世界的审视。
作为一名使命感极强的作家，麦克尤恩的笔触和现实紧扣，从国际政治、环境科学、性观念、宗教、法律等，涉猎领域几乎涵盖所有当代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他最大的特点是，无论写什么题材都会深入研究，是出了名的“干货型”作家。
《儿童法案》中精彩的庭审辩论便是麦克尤恩出席了无数个家事法庭、看过无数案件的审理以及深入采访调研的成果。书中提及的案件，都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庭案件，大都涉及日常纠纷。例如，闹离婚的犹太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父母的虐待、医疗疾病、宗教和道德争议等。由此可对英国高等法院处理家事法庭的法官窥得一斑：“通常情况下，法官的工作不是给他人贴好或坏的标签，而是要在非常多的难以界定的案件中作出符合相关人利益的判断。”
《儿童法案》生根于小说家与众法官们的一次音乐聚会闲聊中。小说源自于麦克尤恩的好友大法官艾伦・沃德爵士1990年在高等法院和2000年在上诉法院主持理的两宗案子。
一宗是2000年时上诉法庭审理的“连体婴儿案”：一对刚出生就身处生命维持装置中的连体男婴，他们骨盆相连，共享一个躯干，膀胱基本位于强者体内，弱者心脏虽大，但几乎不搏动，且大脑严重畸形无法正常发育。弱者没有肺，也没法哭泣，但强者可以正常吮吸，为双方供食、呼吸。若不管不顾，强者的心脏早晚会衰竭，两兄弟必死无疑。弱者也活不过6个月，他一死肯定也会带走他的兄弟。
因此，医院急需获批分离这对连体双胞胎，以救强者一命，因为作为强者的一方有可能成为健康、正常的孩子。可这样一个手术必将置弱者一方于死地。爱子心切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拒绝谋杀，坚信“是上帝赋予生命，也只有上帝才能夺走它”。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公众关注，一些人信奉简单的道德等式，即救活一个孩子总比两个都死掉好；而另一些人，则坚信上帝的存在。于是，所有人都在等候法院的最终判决。
另一宗案子则是艾伦・沃德曾经主持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案件，即《儿童法案》所写的核心案件：一个17岁男孩患了白血病，医院方面表示必须尽快给其输血，否则会危及生命。可男孩的父母所信奉的耶和华见证人教的教义反对教徒接受输血，视此行为是对“造物主恩赐的玷污”。因父母灌输的，男孩自己也拒绝接受输血。但男孩并未成年，当医院与患者及患者父母意见不一致时，是否可以强制实施输血治疗将由法官来判定。
艾伦・沃德在谈话中告诉麦克尤恩，他在那次判决之前，先去病房看望了那个男孩。他发现男孩是热刺队（英国伦敦的一支足球队）的球迷，便和他讨论了一个小时的足球。回到法庭，艾伦判定医院可以违背家长意愿给孩子输血。
孩子康复后，艾伦带男孩和男孩的父亲去看热刺队的比赛，让他们坐在董事包厢里。比赛后，球员们还来到包厢与男孩握手拍照。男孩见到心中英雄所流露出的喜悦和生机，让艾伦更加认定自己在法庭上的判决是正确的。6年以后，在另一个案件卷宗的脚注里，艾伦发现那个男孩后来又病了，成年后的男孩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最后，他选择了拒绝接受输血治疗。
男孩的故事触动了麦克尤恩，让他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未成年的男孩为自己和父母的信仰而与死亡对峙，而法官的使命并不是救那个男孩一命，而是裁定何为合理且合法，与法律条款发生冲撞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正是作家笔触想探究的领域。
谋求儿童福祉的最大化
小说中，麦克尤恩将法官的性别改成了女性――一名膝下无子、婚姻又面临瓦解的女法官，有能力处理好家事法庭上那些复杂琐碎的案件吗？这也是麦克尤恩在开篇抛出的问题。
59岁的女主人公菲奥娜显然是位本着儿童福祉最大化原则去裁决的女法官。工作的勤勉让她忽略了背后的家庭生活，丈夫的出轨令她悲愤不已只得又向工作寻求寄托。因为案卷中所有悲伤的故事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复杂的人性，这些令她讶异且入迷，她坚信自己能给无望的局面赋予理性。她相信家庭法条款，并觉得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
郭国良告诉《方圆》记者，麦克尤恩塑造的这个女法官不仅只有一副单一严肃的面孔，与其他法官同事们相比，菲奥娜撰写的判决书行文明快紧凑且文采飞扬，同时她热爱音乐和诗歌，加之作家对菲奥娜大量有关案情斟酌与情感纠葛的心理描绘，使得菲奥娜的形象十分饱满，也为之后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麦克尤恩层层推进，在接触到耶和华见证人案之前，菲奥娜经手的几个重要案件都牵扯到问题。其中一个是瑞秋和诺拉的抚养权争夺案。案件当事人是伯恩斯坦夫妇，丈夫朱利安・伯恩斯坦是传统犹太教信徒，根据教规，女孩必须与男孩分开教育以保持其纯洁，还要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而妻子朱迪思・伯恩斯坦却与丈夫意见相左，让两个未成年女儿去男女混合学校接受教育，并允许她们上网娱乐。母亲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不必像她一样只能以生儿育女为职。
菲奥娜深知，“法庭的责任在于确保孩子长大成人，并自主决定想过怎样的生活。女孩们也许会选择父亲或母亲的宗教观，抑或可能在别处找到人生快意。只要过了18岁，她们就不再受制于家长了”。最后，菲奥娜判决支持妻子的诉求。
至于那宗“连体婴儿案”，菲奥娜在判决书的开篇写道：“本庭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法庭，因而，我们的任务是查明真相，我们的职责是运用相关的法律原则处理我们面前的案子――一个独一无二的案子。”
菲奥娜最终裁决分离连体婴儿，她在“必要性原则”中找到理据：“这是普通法奠立的理念，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可以违反刑法。这场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马修（弱者），而是拯救马克（强者）。马修在不由自主地杀害马克，因此必须准许医生保护马克，消除致命的威胁。连体分离后，马修会丧生，但不是因为他被蓄意谋杀，而是因为靠他自己他无法茁壮成长。”
“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B育问题时……应优先考虑该儿童的福祉。”麦克尤恩在书的扉页引用了英国《儿童法案》（1989）第一章第一款的条约。这无疑明确了作家对于所牵涉问题所持的态度――一切宗教均理应受到尊重，只要它们“合法且被社会接受”，但判定或神学差异绝非是世俗法庭的事务，“英国的法律完全是非宗教的”，麦克尤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因此，针对耶和华见证人案，麦克尤恩安排菲奥娜接手案子后立即赶往医院探望男孩亚当，作家放弃了现实中法官与男孩的足球话题，让二人讨论的是诗歌和音乐。在沟通和共鸣中，菲奥娜从男孩身上感受到其超乎同龄人的聪慧与成熟，男孩热爱生命的表现，让菲奥娜回到法庭，判定医院必须立刻对病人进行输血。
“对此案作出裁决并非易事。我已充分考虑了男孩的年龄、信仰以及个人有权拒绝治疗所体现的尊严。依本人之见，他的生命比尊严更可贵。”这是菲奥娜的最终结论。几个月后，当菲奥娜得知男孩的病情有了好转，这使她更加确信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
儿童福祉的真正意义
其实，在处理“连体婴儿案”的过程中，麦克尤恩就通过菲奥娜这一法律体系内的权威角色发出过道德的诘问。因为所有的问题都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中，法律显然不能解决一切。菲奥娜甚至认为自己同那些坚守神学边界的牧师相似，后者秉持教义想扼杀一个蕴含意义的人生，而前者，“它有时允许医生放任一些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人窒息、脱水或者饥饿而死，但禁止医生给病人施以一剂致命的注射，一了百了”。
而那名男孩是与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完全不同的存在。他的出现冲击了菲奥娜理性的人生，是她糟糕婚姻生活中的狂风大浪。重获新生后的亚当向菲奥娜求助，“既然你让我的生命延续，那么请赋予我多出来的人生以及意义”。少年接受了输血的同时，其坚守的信仰是被救命恩人的法官的判决击碎，尤其是当他醒来时，发现父母围在床边哭泣，那种哭泣竟是“喜极而泣”，少年更加疑惑，“他们不应该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哭吗？”
如此的设定，是麦克尤恩的一种追问：为了孩童的利益而违背父母的宗教原则，法庭介入时应慎之又慎。但有时候则非介入不可，可何时为宜呢？法庭的责任到哪里终止？
男孩亚当视菲奥娜为精神导师，不断给她写信，恳请她教会自己更多的知识和人生的奥秘，甚至跟随菲奥娜到她的出差地，并表达想要跟她一起生活的意愿。少年来她这里寻求新的信仰支撑，但作为成年人的菲奥娜，首先想到的则是法官的身份。从菲奥娜的角度来说，在道义和职责上，她完全尽到了法官的责任。只是她感觉到，在这个少年面前，她的社会身份与伦理身份渐趋模糊。但多年的修习让她很快理智回应了亚当，她在暴雨天将其送走――菲奥娜的选择代表了法律的边界。
可对亚当来说，菲奥娜忽略了对自己情感的关注和理解，而这是一种残酷的背叛，也是第二次信仰的崩塌。故事最后，男孩白血病复发，年满18岁的他有权自己决定是否输血救命，而这一次，他选择了放弃。这也是现实的结局，但是麦克尤恩在书中为男孩之死加深了意义。
菲奥娜最终在亚当寄给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读出了男孩企图自杀的讯息，信上那句被划掉的句子上写着――“但愿亲手淹没我十字架的人被置于死地”。亚当之死令菲奥娜感到内疚――情感的边界茫茫无边。
由此，不得不让人思考，贯穿全书的那个困于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儿童福祉”问题。
“左右我裁决的是这个孩子的福祉。”菲奥娜在法庭论述时曾如此说。而何为“福祉”？麦克尤恩在书中写道：“福祉与安康不可分割，并且包含与儿童发育相关的一切东西。福祉不应纯粹从经济上衡量，或者仅仅关涉物质安逸。福祉、幸福、安康必须涵盖美好生活这一哲学概念。孩童成长过程中有相关的种种要素和目标：经济与精神自由、品德与同情心、利他无私、发愤图强、深广的人际关系网、赢取他人的尊敬、追求自身存在的恢宏意义，以及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拥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铮铮至爱。”
“福祉是社会福祉。一个孩子与其家庭、朋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才是关键因素。孩童绝非是个孤岛。……其次，福祉是一个可变的概念，需要按照当今理性之人的标准加以评判。上一代人绰绰有余的东西，如今可能就匮乏不足了。”
《儿童法案》速览
《儿童法案》写了一个名为菲奥娜・迈耶的高等法院女法官的故事。菲奥娜向来以严苛的睿智、精确和理性闻名，她接手了一个案件：17岁的男孩亚当罹患重病，需要输血，而其父母由于拒绝输血，但医院坚持要为他输血，将其父母告上法庭。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都给出了理由，为了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菲奥娜决定亲自前往医院探望男孩。一番恳谈后，菲奥娜内心深藏已久的情感被触动，她的裁决将给两人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后果……
麦克尤恩在《儿童法案》中向读者展现了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困境：到底是尊重、个人意志，还是应该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背负着社会文明的沉重枷锁，人性的天平最终将向哪一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