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48: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圣贤教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9-0122-01
国学经典《礼记·乐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说的是凡是音声，都是在人心中生成的。感情在心里冲动，表现为声，片片段段的声组合变化为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称为音。所以世道太平时的音中充满安适与欢乐，其政治必平和；乱世时候的音里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其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及濒于灭亡的国家其音充满哀和愁思，百姓困苦无望。声音的道理，是与政治相通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对于教化社会风气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时代进步，音乐教育也迈向了新的历程。将圣贤教育渗透到中小学音乐教学中去，不仅会使得教学效果深刻而有力，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是目前，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许多音乐教师把重点放在了音乐知识和技能的教授上，这偏离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也有悖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初衷。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的感受力和审美力，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特点和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这才能达到教学育人育才的双重目的。而要形成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圣贤教育尤为重要。
那么应该怎么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圣贤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的爱国情感呢？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音乐教师自身应建立起卓越的国学观、圣贤观。
教育以人为本，音乐教育更应该如是。韩愈在《师说》中曾经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此可见，师者的首要任务是“传道”。那么，作为教师首先要明白何为“道”，国学精华中，“道”指的是合乎自然规律。孝道、师道、生道，都是合乎自然规律，都是圣贤之道。
只有教师本身领会、理解圣贤之道的重要性，才能更好的在音乐教育中提倡圣贤教育，落实圣贤教育。
其次，在唱歌教学中以优美的旋律净化学生的心灵。
歌唱教学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歌唱最能让学生直接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同时又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陶冶情操的过程。歌曲以它独特的美——乐曲的旋律美、歌词的语言美、音响的意境美、表达的情感美在学生们的心灵中扎根，从而促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净化学生的心灵，美化学生的行为。
再次，在优美的歌词中让学生体验圣贤之道。
在当今中外，有不少音乐界人士都广泛选取圣贤教育内容的歌词作为填词，写了许许多多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歌曲，比如宣扬孝道的《跪羊图》、激发人性感恩情怀的《感恩一切》、励志人生的《生命之河》等，在不乏污染的歌词中让学生去体验音乐，感受音乐，更重要的是在如是优美的歌词中感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国学精华，让学生潜移默化的感受圣贤之道。
最后，在音乐欣赏课中激发学生的圣贤精神。
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曾经说过：“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关系到整个后代文化修养、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的大事，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启蒙性质的教育，启蒙教育在人的一生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阶段，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乐记》中记载：“乐也者，施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师应当把圣贤教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和教学全过程中，并以自己的楷模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实，不管是哪一科目的教育，教师的人格在学生品德形成中具有参照作用，能对学生产生潜在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一个献身于音乐教育事业的教师应当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知识，认真的态度，这将会对学生起着示范作用。教师整洁大方的衣着，自然端庄的教态、形象生动的语言、富有激情的歌唱，优美动听的琴声，准确娴熟的指挥、工整认真的板书都会时刻影响着学生，使学生耳濡目染。因此教师在各方面要率先垂范，用自身的形象去感染学生、教育学生，真正做到以情动情、以爱育爱、以圣贤之道，有效提高圣贤教育渗透的实效。因此，教师要重视发挥音乐的教育作用，通过音乐艺术的魅力，给学生以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儒家；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任何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核心，教育目标的确立、培养与实现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希望培养具有理想人格的“圣贤”和“君子”，这种教育目标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大的价值与影响。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君子”、“圣贤”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人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前就确立的希望达到并争取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是实施教育活动后应该达到的状态标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认为“君子”“圣贤”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君子要有道德。道德标准是成为君子的最主要的条件，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用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小人则是用土地钱财来衡量，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君子应该舍利取义。
（二）君子要注重修养。要成为君子，必须要注重自己的修养，养成一种道德自觉。儒家的社会政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孔子曾对子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做到“修己以敬”，就是要修养自己，以认真对待一切。孔子还认为一个人有了这种修养，并且把这种修养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可以利国安民，就算是君子。
（三）君子要做到不说空话，而干实事。孔子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要不轻易说话而行动上却要敏捷。“君子”的品质，不仅是思想层面的，更是行为层面的。君子要做到知行统一，不仅要有道德、重修养，还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思想必须转化为行为才能真正起作用。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做到了，然后才跟着行动把话说出来。
（四）君子要知识渊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就是指君子广泛地学习知识，用礼节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呀！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博览群书，成为样样都懂的通才。孔子提倡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体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当代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统治，它本质上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儒家“君子”“圣贤”的教育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国家建设。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有利于我国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完善。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我国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公民的价值取向也从一元走向多元。近几年，我国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道德滑坡”现象也不断出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道德观教育。其次，儒家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知行统一的思想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梦的实现既包括国家层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包括实现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对国家而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广大政工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把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目标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对每个人而言，要想实现个人的理想、目标，也必须做到多干实事，少说空话。
（二）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能促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更好的开展。儒家“君子”观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和任务的确立与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德治、博学等对我国目前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人才的培养也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务的实现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培养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培养受教育者多方面的素质。
（三）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注重修养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我国公民健全人格的培养。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格培养上特别重视“内省”“修身”，强调内省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性。并且儒家倡导的“诚意”、“正心”正是强调把主体的道德认知转化成道德情感、意志和信念。儒家强调的内省、慎独正是当代社会我国公民所缺少的，健全人格的培养不仅需要我们有道德认知、知道善恶美丑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没有外在的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的制约下，仍然能够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君子”“圣贤”的理想道德人格，这种教育目标的培养也对我国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建设都需要从中汲取养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君子、圣贤的目标，需要我们批判的继承，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 张向东，孙征.孔子“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2.
一、“圣贤气象”的形成
“圣贤气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命题，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积淀和凝炼过程，从而成为传统文人所恪守的道德信条和价值理念。
（一）酝酿时期：先秦儒学奠定道德基础
“圣贤气象”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早期中国文化由“图腾崇拜”转向“圣贤崇拜”的贤人思想中。“圣贤崇拜”也为后世儒学阐述“圣贤气象”的具体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学所赞赏的“圣人风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孟子称性善，言必称尧舜”，体现出先秦儒学的道德政治诉求和寻求社会变革的美好希冀。另外，先秦儒学提倡的“君子人格”也对“圣贤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孔子所向往的理想人格， 有‘圣人’‘贤人’‘志士’‘仁人’‘君子’等。”[1]而“君子人格”是达到“圣贤境界”的前提条件。这是由于圣人与贤人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后天努力才能实现，而“君子人格”具有更强的现实性，普通大众均可通过自我提升达到这一境界，即具有重义轻利、明是非、慎己行的品行与操守，这为后来的“圣贤气象”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阐发时期：汉唐儒学探寻发展路径
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汉代儒学不断融合黄老道家、阴阳学等多种思想，唐代儒学则更具融合与多元色彩，进一步探索具体的圣人观与为圣路径。董仲舒“将人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被称为性……中民如果成善，则必须教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善。”[2]董仲舒的思想实质上赋予了圣人以“神”的地位和身份，但“为圣之道”其实并不可为。而王充则明确圣人只能学而知之，即为圣在于进学。唐代儒学的圣人观在汉代儒学的基础上，在“以气论圣”与“以心论圣”的为圣之法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以气论圣”是指圣人承载天命的地位，而“以心论圣”则强调修养道德的意义，强调“心本论”是为圣的最终进路。总之，汉唐儒学对“圣贤气象”具体内涵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宋明理学的系统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成熟时期：宋明理学明确内涵标准
在儒学的发展中，宋明理学从“希贤希圣”传统思想中逐渐探求到了“圣贤气象”的实质。宋代以后，“气象”一词被“用来临摹物态人情、探究性命道德、反映文体特征”[3]。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人重点研究了圣人与“气”的内涵P系，如周敦颐将崇尚古代圣贤、学习效仿圣人言行的思想传统系统总结为“希贤希圣”；朱熹系统界定了“圣贤气象”的内涵，朱熹及二程均将此作为士大夫的最低行为标准与典范楷模，进而总结开创了由承袭礼法、纠察自身、内在反省、效仿作为等构成的修身模式与内涵标准；王守仁、陆九渊等明代心学大师则重点探究了其进修路径，指明了到达“本心”与“良知”的具体方向。之后，“圣贤气象”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形塑自身气质形象的标准，最终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良性上升与优势流动。
二、“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
“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几点：
（一）心境平和
心境平和的实质是一种有限的心境感悟与无限的外部意识相统一的过程，是过程的平静之气与结果的坦然之心相承接的过程，是指贤达之人能够处事不乱、宠辱不惊，强调弱功利之心、求平常之性。这一精神境界在“圣贤气象”形成的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的贯彻，如唐代儒学继承了佛学的“禅”与黄老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本心与知性，这也成为宋儒“格物致知”“本心求理”的重要前提，目的在于心性养成，追求“内圣”境界从而彰显“外王”的气质，如程颐的“正心诚意”、陆九渊的“本心”思想等。
（二）率性自我
率性即依顺本心与秉性，率性自我就是展现自我的本真精神、不虚伪，强调自我意识与个体的独立性，是“圣贤气象”具体内涵中保持文人正直操守、德行品格的支撑理念。率性自我的精神更反映出一种有所为且有所不为的自律意识，注重发现与思考问题的排他性，以此培养个人修养与国家、社会意识。宋明理学对于“知”与“性”的认知要求极高，要求士大夫不能受外在物欲和权威的干扰，保持修养身心、治学问道和为官从政的清白性与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本心警示的作用。
（三）超凡脱俗
超凡脱俗主要表现为两种维度，一是注重培养文人淡泊名利的思想意趣，即远离世俗纷扰，自我守静；二是强调脱俗后的自然一体和万物一体的意识，主要表现为圣人观层面的互通关系问题。圣人强调自然而然的万物一体意识，如《中庸・治国》中“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而“贤人”则需后天修炼养气后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思而后得，勉而后中，因而二者中和便是文人独立于世、与自然一体的最高境界，也是“圣贤气象”的重要价值标准。
（四）家国意识
从根本上看，家国意识强调一种重视社会责任、培育现实忧患意识的胸襟与情怀。先秦儒家一直倡导这种社会担当精神，如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思想，宋明理学受当时国家、社会危机的影响，很好地继承并光大了这一精神，对后世如文天祥、袁崇焕等诸多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家国意识更强调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圣贤风骨与义士情怀，是保障民族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精神支柱。
三、“圣贤气象”的内在特质
从上述“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涵分析中可以看出，“圣贤气象”囊括了多种道德文化元素，如求道、尚德、循礼等，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内在特质。
（一）道德特质
“圣贤气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素质，从而提升其社会意识与家国责任感。为此儒学尤为强调道德认知，提出了“求知”“求道”与“循道”的三重境界，如朱熹提出“穷极知识”，即通过积累知识以明确道德，丰富学识内涵以培育品德操守。在此基础上还要求重视礼仪教化，培养求真意识，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宋代末期士大夫对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衡、纸醉金迷现状及误国文人的批判中。可见，“圣贤气象”以士大夫重视自身道德为前提，进而将良好的道德素质推己及人，以求对社会民众产生积极影响。
（二）心理特质
从心理上看，追求“圣贤气象”的过程就是发自本心、自我锤炼的形塑过程，是尽心、去私欲、求知动态过程的统一。理学家们认为普通的中性之人只要做到尽心、知性、循道就是成圣的途径，正如陆王心学倡导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等具体方式，均是从“心道”的理学角度阐述“圣贤气象”，凸显自本心追求“圣贤气质”，进而相互转化的心理过程。
（三）审美特质
理学家认为“圣贤境界”是内在涵养与外在表象互通形成的统一美学境界，成为继“魏晋风骨”与“士大夫精神”之后，对中国古代文人固有情怀与人格之美的集中继承与意蕴展示，更是“从审美意识所理解的‘万物一体’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的，又是美学的……它融理性与情感为一体，以主观体验为主要特征，审美主体和美感对象合二为一，进入物我一体，内外无别的美感境界，超出了性体的限制，深入到美的本质，因此，才有最大的精神愉快。”[4]
四、“圣贤气象”的现代启示
最后，“圣贤气象”虽为传统社会的修身标准，但其倡导的治学理念与道德标准、追求的浩然正气与历史道义、提倡的圣贤涵养素质等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在物质追求中不失道德标准
“圣贤气象”不失道德本心的道德特质在商品经济繁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王守仁O为倡导“德”在规范社会礼仪中的重要性，“明德”就是人心之本性，王守仁称之为“良知”。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能，需要做的只是遵从良知的指示并付诸于实践，而良知的根本就是“善性”与“道德”。
从当代中国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在极大丰富民众物质资料生活的同时也在拷问着国人的道德素质。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思潮出现盲目化、极端化和拜金化的倾向，部分社会群体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了道德文化素质的同步性，社会的道德观、义利观等教育存在滞后问题，由此引发的负面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混淆公众道德认知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从“圣贤气象”观念中汲取营养，保持重义轻利、尊师敬道、以德服众、严于律己的德行与积极正确的心态，时刻遵守本心的善性道德，克服唯物质主义的错误倾向。此外，更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断将“圣贤气象”的优秀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迷失在物质社会中。
（二）在世俗社会中保持豁达心态
另外，“圣贤气象”独特的心理气质也对现代人很有启发意义。当代社会浮躁、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圣贤气象”所保持的“静”“达”“通”“敬”等观念对于舒缓人们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圣贤气象”要求坚持以知养性的精神和态度，时刻保持正直操守与豁达心态，如周敦颐认为“为圣之道”就应“主静”，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仁、义、理、智、信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程颢认为“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并指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 可见，“‘敬’其实亦可看作程颐所追求的一种境界。”[5]
反观现实，不难发现有些人存有缺乏守静恬淡与安贫乐道的社会心态，这种现象固然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陡增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等原因密切相关，但更多与自身修养和平静的心态有关，因而“圣贤气象”的精神仍值得当今民众思考和效仿，使自己在忙碌的社会竞争中放平心态，以达到处变不惊、遇事不乱的超人境界。
（三）在大众消费中体现审美情趣
最后，“圣贤气象”生发出的美学意义也值得当今社会借鉴思考。理学家们倡导的审美情趣是以知性为基础的表里合一的气度，是由内而外充实丰富的一种圣贤人格，更是内在美学的魅力彰显，对当今大众的审美观整合具有较大启发。这种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如“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即道德的本体与美学的实质内涵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而二者转化的方式在于“致知”与“用敬”，就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自我本性中的理，利用见性和顿悟之法方能成圣人，进而感悟道体的内涵之美。
近年来，在互联网时代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娱乐审美、审丑之美等不良价值观，而网络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促进艺术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多种不良误导和暗示，使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倾向，因而明确何为真正之“美”意义重大。“圣贤气象”追求的就是一种真正的美，即内涵之美、道德之美与知识之美，是从内向外散发的灵魂与心灵之美，这对当代积极弘扬正确的美学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通过上述对“圣贤气象”这一传统命题的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价值对当代中华文化建设，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需要不断挖掘，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参考文献：
[1]迟成勇.论孔子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及其现实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07（5）：102―107.
[2]沈顺福.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21―27.
[3]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气象”蕴含及其诗品性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4―20.
早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就明确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工作的新目标，各级领导也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举措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三圣分校正是在新形势下崛起的一所新机制学校，学校以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为依托，整合“育才”“三圣”两校办学经验和资源优势，获得了快速优质发展，成为成都市城乡统筹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该校的创办和发展模式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性样本。
赵万华校长
：我们了解到，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三圣分校是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快速崛起的一所新机制学校，受到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深切关注。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省内各级电视台多次到贵校做实地考察和专题报道。您能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状况和目前取得的成绩吗?
赵万华校长：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三圣分校地处成都市锦江区，是一所服务于三圣地区涉农学生的初级中学。学校是在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新建的学校，以成都七中育才学校为依托，整合了“育才”“三圣”两校办学经验和资源优势。学校自创办起就受到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的深切关注。学校拥有配套齐全的教学楼、综合楼、学术厅、现代化的多功能室内体育馆，建有全塑胶标准环形跑道、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硬件设施，是一所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园林式学校。学校目前共有学生1 206人，教学班24个，教职工97人。
近年来，教师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学生也得到充分发展，教学质量取得了质的飞跃，仅中考重点上线率就比三年前翻了两番。中考成绩从之前位于锦江区倒数一二名，跃升为锦江区公办学校和成都市同类学校前列，得到了学生、家长、同行、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校先后获得“成都市家长示范学校”“成都市课改先进集体”“成都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锦江区十佳和谐校园”“锦江区绿色学校”等荣誉称号，而且被确定为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历史、美术骨干教师国培基地学校和四川省少年军校。学校近三年接待了前来考察的国内外专家、领导、兄弟学校教育代表团等40余次，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省内各级电视台也多次到我校做实地考察和专题报道。自2008年学校完成了“成都市实验教学示范学校”和“成都市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的验收工作以来，实现了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地区的窗口学校。
：学校取得了快速优质的发展，在社会上的声誉也是日益提高。如此大好的发展形势背后，一定离不开个性化办学理念的支撑，也离不开特色学校创建这一抓手。那么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究竟是怎样的？
赵万华校长：1.办学理念：建学校校园文化，走内涵发展之路
(1)确定学校办学目标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在专家的指导下，我校确立了以“圣贤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以“三圣树人，万贤育才”为办学理念，以“创造适宜学生的教育”为办学宗旨，努力培养身心健康、基础扎实、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富于个性特长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人。
(2)建造校园环境文化
学校围绕办学理念，对校园环境文化进行了整体设计。学校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校园里鸟语花香、幽静典雅。万世典范雕塑广场、万卷路、书山瀑布、毓英苑、文心亭、德馨亭，处处渗透出浓浓的文化气息，彰显“书香校园”氛围。
(3)文化渗透内涵发展
围绕圣贤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国学经典系列活动，提高学生的修养和品位。我校还将学校地域文化与圣贤文化相结合，编辑了《走进万圣园》《三圣?花文化主题诗鉴》《三圣花卉栽培技术及常识》三本校本教材，让学生从身边熟悉的本土文化中感受圣贤文化。
此外，我们还以选修课、活动课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师生从学校文化的建构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2.办学特色：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探索表现型教学模式
在“三圣树人，万贤育才”办学理念的指引下，学校实施了“基于引案的表现性教学研究”，旨在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实现自我发展。
第一，获取信息。学生自行主动地获取信息，是学生顺利解决问题、完成表现展示任务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处理信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对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根据需要进行整理和处理，并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内化，形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第三，表现展示。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或学习任务，积极踊跃地投入到表现展示活动中。第四，评价反思。在学生充分表现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同伴对个体或小组的表现、任务完成情况等及时给出评价，尔后学生个体或群体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
：据了解，贵校非常重视教育信息化建设与技术装备管理，并立足于此，在教学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教研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能详细介绍下贵校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吗？
赵万华校长：1.教育信息化建设
(1)定制平台，数字管理
一是办公数字化，建立了网络备课系统、校园OA系统、学校资源库、校本研修平台、校园QQ工作群。二是学生管理数字化，建立了素质教育管理平台，包括成绩分析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平安考勤系统等。三是课程管理数字化，将教师所开设的选修课、活动课以菜单形式挂在网页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四是促进课堂数字化，每个教室都配备了课堂演示系统，任课教师可将备课时准备的图片、视频等素材精彩地呈现给学生。五是实现资料归档数字化，大型活动、通知、教育教学工作、后勤安全工作都要求留有工作痕迹，要求资料归档保存。
(2)搭建教师发展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在小学阶段推行国学教育，就是要通过诵读积累国学经典的精粹篇章，增强文化底蕴，汲取古人圣贤的智慧和力量。基于这样的理念，唐山市路北区裕华道第一小学精心编创校本教材，开发读写结合点，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读写空间，在诵读与写作的反复锤炼中，达到国学经典教育的知行合一，为小学阶段的国学经典教育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我们根据各年级段学生的特点，精心编创了《裕华道第一小学国学校本教材》，一年级《蒙学之冠―三字经》、二年级《神奇的姓氏》、三年级《穿越千年与圣贤对话》、四年级《智慧宝典・ 增广古训》、五年级《垂范将来―孝经 家训》、六年级《幼学・典故》。每课时我们都精心选择读写结合点，或从故事的结局入手，或从读后的感慨入手，或从实践活动入手……使学生积累中学习，在诵读中思索，在感悟中交流，在写作中沉淀，在实践中升华。
一、低年级的读写着眼于丰富积累
低年级学生刚刚开始知识的储备，此阶段学习国学，重点就是采用活泼生动的教学方式让他们广泛诵读，积累语言，养成习惯。因此我们将低年级段国学校本教材的读写结合点定位为“丰富积累”。引领他们在《三字经》《百家姓》等国学经典的诵读和积累中，说写结合，培养语感，丰富语言。
例如：二年级的国学校本教材是根据《百家姓》改编而来的《神奇的姓氏》。此教材从姓氏的类别到历史的起源进行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讲解。我们根据低年级形象思维活跃的特点，把讲故事引入读写训练，让他们学会复述自己及家人姓氏的来源，搜集并积累自己姓氏由古到今的名人故事。在生动活泼的故事中，孩子们学习国学的兴趣被调动起来，在诵读与积累中，大量优秀的语言丰富着他们的头脑，在整理和誊写中，名人的成才经历更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他们的言行。
二、中年级的读写着眼于感悟交流
中年级的孩子开始对事物有自己的思想，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因此我们抓住这个思想飞跃的黄金期，将此学段国学校本教材的读写结合点定为“感悟・交流”，引导他们学而思之，思而写之，写而悟之，悟而分享之。
四年级的国学校本教材《智慧宝典・ 增广古训》，是以《增广贤文》为蓝本，将古时的贤文至理归结成册，共分人品、言志、读书等五个章节共107篇名句。
例如：第一章第三课《宽恕》，本课通过引用和解析“深山毕竟藏猛虎，大海终须纳细流”“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等四篇名句来诠释宽恕的内涵。
课后我们设计了这样的读写结合深化学生感悟：
宽容就是忘却。人人都有痛苦，都有伤疤，动辄去揭，便添新创，旧痕新伤难愈合。忘记昨日的是非，时间是良好的止痛剂。学会忘却，生活才有阳光，才有欢乐。
宽容就是 …… （同学们，学完这个单元，对于宽恕你是怎样理解的？请你将自己的切身感受与古代圣贤做一次心里邀约吧！）
宽容就是 。因为 。
孩子们经过这样的读写练习，自然而然地加深了对宽恕的理解和感悟，让他们感到看似古老的圣贤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为了让他们的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在读写结合之后，我们还精心设计了“学会宽容，收获快乐”成长卡。
亲爱的同学们，“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下面是学校精心为同学们设计的“学会宽容，收获快乐”成长卡，希望你能从古代圣贤的智慧中学会宽容，与同学分享收获的快乐！
“学会宽容，收获快乐”成长卡
成长足迹（请把你用宽容之心收获到的快乐与大家分享）
把自己收获的快乐分享给别人，一个人的智慧就得到了双倍的叠加。中年级的孩子们在读与写的实践中，感悟交流，不断成长，为他们的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高年级的读写着眼于综合实践
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由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的关键时刻，成长中面临各种人生课题而产生的烦恼和焦虑。我们根据高年级学生的这一心理发展的特点，在国学校本教材的设计和编创上将读写结合重点放在“古今对接，实践活动”上，力求利用恰当的读写结合点，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书中学习的古代先贤的智慧巧妙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来提升自己的内涵和修养。
例如：六年级《幼学・典故》校本教材是根据《幼学琼林》一书中的相关历史典故改编而成。全书共囊括父母、人事、诚信等13个单元，51个典故。在典故五《武职》故事三――《毛遂自荐》课后，我便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实践活动：
“毛遂自荐”――我实践：
同学们：相信你一定也愿意担当起一份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一份力量献给学校，班级和家庭。请你充分准备，主动向班主任老师毛遂自荐一份班级职务，并尽职尽责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将此次 “毛遂自荐”的经历记录下来，把你的骄傲与大家分享！从现在开始，就请你迈开自信的脚步，把握机会，在感叹古代圣贤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历史”写下绚丽的一笔吧！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书院德育以伦理道德为本位、以致用为目标的教育内容，集中体现了儒家人伦道德的品性。因此，书院在德育教学所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儒家经典，并将《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的主体。
士子读书当“从经学始”。在书院教育家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学为本，“终为无根之学”。所以书院大都把儒家经学作为基本课程。可以说，历代书院对儒家经典是比较推崇的，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知江州周述上书宋太宗为白鹿洞书院赐《九经》；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还将《九经》颁赐给天下各官学和书院；又如朱熹门人刘晦伯在义宁精舍讲学时指出，“六经微旨，孔盂遗言”，所以请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备劝讲。书院这种重经倾向在元明清各朝也一直继承着。明代罗辂在《洞学榜》中规定要以讲《四书》、《五经》大义为主。清代海东书院的刘良璧也把“六经”作为其基本课程。他认为“‘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
“载籍极繁，自以四书五经为准”。事实上，在儒家经典中，书院更为重视《四书》等经学。“《四子》，六经之阶梯”，也就是说，《四书》是阅读儒家经典的基础，是进入儒学之门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等篇篇药石，言言龟鉴，蕴涵着做人的根本，治国经世的经验。如果学者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则必然会德性充盈、事通理达，最终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朱熹的《沧州精舍示学者》中要求生徒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南宋学者徐元杰在《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中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清代大梁书院教育家更是认为“《四书》为经之精华”，要求生徒就《四书》钻研，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由此可以看出，四书五经在书院课程中地位非同一般。
不仅如此，四书五经的突出地位在书院讲学和大师的著作、讲义与语录中也多有体现。如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应朱熹之约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的就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吕祖谦在丽泽书院所讲的内容包括《论语》、《孟子》等。宋代学者程必贵、胡崇、周应合等先后在明道书院开堂讲学，其内容就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对于初学的年轻士人学子来说，无论《五经》还是《四书》，疏通其文义，阐发其义理，揭示其意蕴都是必要的，以此可以帮助生徒领悟其中意义，引导生徒登堂入室。因此书院教育家们围绕《四书》、《五经》做了许多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等，如张械在岳麓书院并著的《孟子说》和《论语说》、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的《近思录》、张械的《伊川粹言》、王阳明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图说》等，也都被列入书院生徒讲解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代书院为什么把儒家经典特别是其中的《四书》、《五经》做为基本课程呢?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古代教育家所创办书院的教育目标是能够使生徒明人伦，然后传道济民，这种目标体现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积极用世的价值追求，而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恰恰体现了他们的教育目标。如薛瑄认为，儒家经典虽然是形而下的器物，但其中却承载着形而上的性理，这对学者非常重要。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认为教授儒家经典能够使生徒得到对道德、伦理的认识，“所谓讲学者……本之六经以发其蕴，……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并且，书院教育家认为儒家经典还蕴涵着实现内圣外王的教育目标的基本路径。东林书院的吴桂森曾说：“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文石书院的林豪也说：“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儒家经典不仅包含着修身、齐家的道理，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书院的儒生只有“明经”，才能经世致用而“自无难处”。正是有鉴于此，历代书院在德育课程中尤为重视儒家经典。
其次，以《五经》《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还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之一。学而优则仕，对于无论官学还是书院的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相当吸引力，因此，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历代政府选拔官员基本途径，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历代书院都十分重视儒家经典。如岳麓书院的李文火召就告诫生徒：“今之举业，各有专经。”玉潭书院也明确教育生徒“方今乡会两闱，二场专用经艺，岁科两试，次艺即用经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科举取士的缘故，儒家经典在书院师生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所以许多书院认为，“学者或专一经，或兼习五经，此为场屋举业言也”。虽然书院教育家在创办书院的时候发表过许多批判科举的言论，如朱熹说“今科举之弊极矣”，然而书院反对的是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是为科举而科举的教育，而不是科举制度本身，如王阳明在《与辰中诸生》中说：“举业不患防功，惟患夺志。”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朝廷的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仕进的，“士不由此无进身之阶，倘必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也”。所以，书院培养的儒生只能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宏图伟志。如果不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科举仕进，只能“株守穷檐，是终无事君之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已。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能成为空中楼阁。所以，书院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学课程的主体也在情理之中了。三、史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补充
书院教育家虽然认为儒家经典能“宣讲教化，敦励风俗”，实现“道明德立”，但单纯依靠经典也是不够完备的，还需要史学典籍的辅助作用。毕竟史学典籍与儒家经典有着丝缕难决的“亲缘”关系，即“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
国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指出“《六经》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然而此观点并非章学诚所首创，古代许多学者，如王通、刘知几、王守仁、胡应麟、钱谦益、顾炎武等，早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如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视《尚书》和《春秋》二经为史书体例，并把它们与《史记》和《汉书》相提并论。明代著名理学家王阳明提出：“六经皆只是史，史所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以为训者，时存其真以示法；恶可以为诫者，存其诫而削其事以杜奸。”李贽在《经史相为表里》中记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认为古代有史元经或者史出于六经，还是从二者的地位作用的角度主张经载道、史言事，二者不可偏废，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应当在一定意义上把先王之政典视为“无经史之别”。实际上，古代书院教育家十分清晰地认识到了经、史这种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关系。他们在对生徒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但注意在圣贤之经典文字中寻求修身治国的良策，还进一步援史入经，把历史典籍作为一面镜子，鉴于往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求有助于进德和有资于平天下。因此在书院品德教育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是，明经义必须与学史相结合，这样才能相得益彰。文石书院的胡建伟就曾明确指出：“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
鉴于此，许多书院把史学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史学作为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如钟山书院认为纪事体的《史记》、编年体的《通鉴》、朱子的《纲目》、表志之学的《三通》等“皆史学之科律”。河南正义书院也设立史学课程，并且为支持史学，书院藏书楼收藏史书298本。西湖书院刻史书如《新唐书》、《东汉书》、《西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等。文石书院开设“三史”之课程。所谓“三史之学，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日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日记事，若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是也。其它三通、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习也”。白鹿洞书院则学习《春秋》、《史记》、《汉书》等。从这些史例中可以看出，虽然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经学是德育课程的主体，但是史学也被历代书院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儒家经典的有益补充。
书院教育家教育生徒不能只专注于心性道德修养，而忽略对经世致用的才能的培养，“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他们告诫生徒能够斡旋乾坤，造福天下百姓才是德性的真正体现，否则所谓德性便是虚妄不实的空谈。因此，他们认为德育课程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伦常道德原则与规范，凡一切能够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真学”、“实学”都可以成为德育课程，而致君泽民、利济天下的“实德”，就存在于“牢笼古今，冥搜百代”的史书中。“经世之书，济变之方，实莫备于史”，“读史者，验古今治乱兴亡得失之故，以长一己之材识，以扩一己之心胸”。在书院教育家看来，研究历史，应当本着经世济民的原则，吸收经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古今兴乱之得失。“得其一而熟究之，于古今治乱之故，无不了解然胸臆间。上之开物成务，足以定大事，决不疑。下之撷华采英，足以宏著作”。学习史学，既可以于古今治乱中探求“定大事”之理，又可以开阔眼界，举笔为文“一定精彩”，所以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也不难理解了。
然而同经书一样，史书数目众多，“浩如烟海，学者独不能通观……当先择取精要，用力研寻，既省泛滥之病，亦收精熟之功”。对所有史书遍观纵览是相当困难的，如果只是追逐于讲授史书之数目以作闲谈之资以哗众取宠，显然无法“择取精要”，也有失书院教育之本意。故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地设置一定的史学课程，如福建鳌峰书院规定“《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必当熟看……其余历代各史，视材质功力有余及之可也”。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更为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更是因为重视史学而著名。吕祖谦要求生徒要学好历史，力求上下洞然明白。吕氏如此重视历史，以致招致朱熹批评：“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今子约(吕祖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在这里姑且不论丽泽书院或者其它书院是否真的存在重视史学以至到了过犹不及的程度，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历代书院都把史学作为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代书院教育家们不仅把史学作为德育课程体系的有益组成部分，还指出了研读史书的方法。以丽泽书院大师吕祖谦为例，他明确指出：“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于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吕祖谦认为学习历史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从中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追寻为人处世的圣贤之理，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祖谦还在讲授史学时为生徒作出示范，如在讲授《史记》中“杨椿戒子孙”的史例时，他得出这样的一个规律来教育生徒，“前人教子弟，每于微处防之，且如子弟别室私饮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责之者，盖以私心一萌，必争夺，异时争夺诉讼皆一饮一食之积”。文石书院强调指出：“每阅一代之史，则设一薄，择其事之要者，论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者，自抄一本。或计一年所阅，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览。至于岁终，揭起分类，抄成译本一本。”在读史书时就“论之精者”作好读书笔记，这样便可以“朝夕熟览”，日积月累，终有所成。东林书院教育家林豪更是明确地教育生徒，这样研读历史的好处有三：“一可知古今之，人品之贤否；一可识史家笔法，与义例之异同；一则典雅字句，随意摘出，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虽然就某个书院而言，教育生徒学习历史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书院对史学的重视是共同的现象。
总之，书院之所以能够在培养人才，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与它设置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教学课程是分不开的。书院以儒家经典课程为主体，以史学课程为补充，对生徒进行德育教学，既实现了提高生徒道德修养的教育目标，又坚持了经世治用、致君泽民的价值取向。
——《易经》·《坤卦·文言》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是恶的人，你已经获罪于天了，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的。
我读《老子》，看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时，内心非常感动。上天并没有偏袒谁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而这个道理并非显而易见，更不是一般人所容易理解的。更多人对这样的圣贤教诲嗤之以鼻，甚至冠以迷信糟粕之谬论。
我们知道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文化三个主流的学派，这三家无一不重视因果教育。易经《坤卦·文言》讲到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庆就是福报。积善的人家，必定有余福，这个余福可以庇荫子孙；要是造作不善，这样的家庭，子孙一定会得到灾殃。《尚书》有两句话，“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也是很明显的因果，作善天就降下吉祥，作不善天就降下祸殃，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于道家、佛家关于因果的道理讲的就更究竟圆满了。
上天给予行善积德者后代的爱护
在当代，人们都知道澳门特首何厚铧及其事业上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曾祖父到父亲三代人行善积德的事迹。何厚铧生于名门望族，自小家教甚严，在他的身上，没有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习气。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号称“澳门王”，在澳门非常有影响力；何贤的祖父是一位大善人，年轻时就外出经商，经营得法，家境渐渐好了起来，这位老先生乐善好施，在应塘一带口碑极佳。因名声在外，闻讯与他做生意的人更多，因此生意兴隆，到他年老时已很有成就。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番禺，却堪称为殷实的小康人家。他去世后，乐善好施的做法仍然影响着子孙。何贤长大后，年轻时来到澳门创业，开拓了包括大丰银行在内的大批产业。何贤家族在澳门叱咤风云几十年，堪称澳门“第一家族”。而何贤做人处事的风格依然保持了祖辈的传统，就是一向保持“做人就是行善”的准则。何贤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
今天的何厚铧家族在澳门富豪排行榜上不是第一位，但就其对澳门的影响而言却是无人能比的。1999年5月15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何厚铧以高票当选。同年5月24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2004年9月被任命为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可见，上天给予那些真心实意行善积德者的子孙后代的爱护是多么地深厚。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面孔子教诲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喻就是心里老想着。小人心里老想着利益，这事对我有利吗？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得到名闻利养？君子只想着义，
“义者循理”，就是符不符合天理。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其实为了义，你布施、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不会损你命中的福，反而会增添福报。譬如说你命中本来有1亿的资产，你要是为大众，只考虑义，不考虑利，可能还翻倍，变成两亿。而如果只想着利，甚至损人利己、偷税漏税、坑蒙拐骗，本来命中有1亿的资产可能变成百万。
三鹿集团酿就的家庭悲剧
三鹿集团公司曾经是国内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航天乳饮料及乳粉”惟一合作伙伴、全国惟一航天乳饮料专业生产企业，三鹿奶粉也是国内第一批获得免检的奶粉，邓婕、倪萍、花儿乐队等明星艺人都曾出任产品代言人。然而正是有着如此耀眼光环的企业和产品，在神州大地上制造出了让千余个家庭流泪的悲剧。700吨毒奶粉像一座山一样，压向中国老百姓。
“如果能够换回患儿的健康，愿意接受法律任何制裁”。当年已66岁的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在做最后陈辞时悔恨落泪，当庭鞠躬向受三鹿伤害患儿及家属和全国人民道歉。十几分钟后，这场从早上8时开始的漫长庭审终于结束。旁听者走出法庭，押送田文华等四高管的警车也驶出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印度一位哲人说：“财富无常而仁德永恒，故一旦有财须及时行善。”对于企业家和富人而言，应当树立一种新的财富观：为富不仁者耻，乐善好施者荣。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用自己的财富造福更多的人，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样的财富才是有生命力的，这样的企业家和富人，才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精彩预告——《商道连载（三）：孝道与商道》
孙子明
一、走好人生
“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是我们通过经典诵读要达到的培养目标。
文以载道，经典古诗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中有哲学，有智慧，有历史，有道德，有文化，有美学，它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灭的精魂，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基因。如孑L丘倡导：“立志有恒”、“身体力行”、“改过迁善”、“隆师亲友”的德育思想；其在知识教育上倡导“勤于学习，广见于闻”、“学而时习，温故知新”、“虚心求学，奋发不息”的思想……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常常耳濡目染于圣贤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潜移默化间，可陶冶其性灵、开阔其心胸、端正其品行，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就从这里开始，诵读的所得，亦将伴随其人生经验的成长而茹吐芬芳、绽放光明、终身受益。
二、蒙以养正
怎样对幼稚无知的儿童进行启蒙、培养呢？这就需要“蒙以养正”，教育儿童走正道，做一个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人。因为儿童处于幼稚蒙昧的阶段，记忆力最强，可塑性最大。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是增强儿童人文底蕴的重要途径，可让学生变得胸怀博大、知书达理、善良聪慧、乐观坚定。我们要将文化的种子撒播在美丽的校园中，撒播在心灵的田野上，让学生灵魂的精神家园更加美好。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可以把人类最好、最精华的东西教给学生，让其在朗读、理解、诵读的过程中，与一位又一位思想家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可培育学生爱国、爱党、立志报国的博怀。诵读篇目中有大量篇幅赞美祖国大好江山，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幽静，还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恢弘壮观……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活动，还可培育学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品格。我校在学生午餐及课间休息时间，选择了一些关于节俭的古诗文来吟诵，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
同学们在一次次的诵读中，认识了自己的价值，体会了成功的快乐，树立了强烈的自信心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三、启迪思维
我校作为德育实验学校，将德育工作融合在所有学科中，渗透到每一个细节里，尤其是古诗文诵读，启迪了学生思维，对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生从古诗文中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
学生从古诗文中知道了如何学习、如何珍惜时间，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
学生也知道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学生更是因为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类名言警句，而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努力。
整个校园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一切是那么祥和，是那么美丽――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的美丽。
学生的思想是平和的，这都跟“诵读古诗文、做谦谦君子”有莫大的关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了，道德素养也在逐步提高。
语文活动就是人的一种生命运动。离开“人”，“言”无从依附；离开“言”，“人”难以自立。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大都积淀在语言文字之中，人们通过语文活动，吸收了前人创造的文明结晶。
四、纳人悦己
诵读经典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品质。少年习经，终身受益。读经，会鼓舞学生做一个君子，也就是做一个为自己幸福而活着的人。这种幸福是以人格换来的，是永恒而舒畅的。故要让学生有出息，就应当请圣贤来教，也就是让学生“读经”。不然，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小气好争，遇事不敢担当，号称“聪明”，自以为“识时务”，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若社会没希望，我们的子孙还能安稳吗？、
在报纸上读过这样一条报道：某地几名学生私自到一处鱼塘内游泳。在此期间，同学因体力不支，在水中挣扎，生命垂危。已上岸的4名同学因为害怕老师和父母责备，故置同学的生命于不顾，任其溺死，并将其衣服藏在南瓜地里。而《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对这个传之广远的朴素而又古老的道理，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也不难理解和接受，可是本性纯朴善良且接受着现代文明教育的4个孩子，对同伴的生命毁灭采取了置之不理甚至藏衣灭迹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痛反省：是什么样的东西扼杀了孩子“性本善”的天性？这“狼”是不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我们的教育是否需要开设“善良教育”这一课呢？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有助于儿童人格的形成。比如，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能够孝顺，其就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有了这份仁心，就可以利益许许多多的人。但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孝为何物。作为一个教育者，经常遇到一些家长倾诉孩子不听话的烦恼，有些家长甚至被孩子气得泣不成声。但是自从学生在欣赏课上诵读了《弟子规》，经过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学生领会到了《弟子规》的精髓，便提升了其文化内涵，陶冶了其情操，也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发展。
“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学生自然就会树立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胸怀，树立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雅量。一个社会总需有几根中流砥柱，“读经”，就是期待我们的下一代担负起这个任务――他或她，小则撑起个人，撑起一家；大则撑起一个社会，一个天下。“读经”，就是想让生命的希望常在，让人间的美好流传，纳人悦己。因此，诵读经典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经典诵读，魅力无边。古韵缭绕，书香阵阵，令人怡然，经典文化的气息，融入了学生生活之中，使我们学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学生响亮的口号则是他们认真诵读经典、认真做人的坚定决心。
[关键词]孟母；敬姜；教子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是《三字经》中大家琅琅上口的名句。孟母为了使孟子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先后迁往墓地附近、集市附近，孟子在这些地方都是嬉游玩耍，不思进取。直至后来搬到学院附近，孟子开始模仿儒生学做礼仪之事，孟母认为这是适合居住的地方，才定居下来。当今一提到教育子女的典范，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孟母。两千多年来，孟母一直受到后世的推崇。黎民百姓传扬着她的故事，文人骚客为其立传作文，孟氏后裔为其树碑修祠。后人把她与欧阳修的母亲欧母，岳飞的母亲岳母，陶侃的母亲陶母列为母亲的典范，号称中国“四大贤母”。其实早在孟母之前，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就因教子有方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和时人的敬仰。
敬姜，莒国芭地（今山东营县）人，鲁国大夫公父穆伯之妻，公父文伯之母，鲁国执政季康子的从祖叔母。由于穆伯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抚养文伯的重担便落在了敬姜的肩上。文伯长大后，母亲送他外出求学。一次文伯回家看望母亲，跟随文伯一起的朋友对文伯十分恭敬、言听计从，就像对待父兄一般。敬姜看到这些，感觉非常不舒服，但文伯却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于是敬姜把文伯叫到跟前，严肃地教训道：“过去周武王上朝归来，环顾周围见没有人帮他脱鞋袜，就自己动手脱鞋袜，所以他能成就王业；齐桓公身边有众多进谏的大臣，每天在朝上提建议的就有三十多人，所以他才能成就齐国的霸业；周公为广揽人才，有时吃一顿饭中间要停下三次会见臣子，洗一次澡要中断三次去接见贤人，在他身边有众多开诚布公进谏的人，因此周朝延续几百年不衰败。他们这三位圣贤，都是一国之君，尚且能够礼贤下人。现在你年纪这么小，地位卑下，却让你的朋友待你以父兄之礼，长此以往，你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敬姜以古代三位圣贤为例，教育文伯要谦虚谨慎、礼贤下士，友爱的对待自己的朋友，不能骄傲自大。文伯听后深受感悟，“乃谢罪，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2]（p6）。
敬姜不仅育子有方，而且热爱劳动，善于以德服人，她的《论劳逸》是春秋时期家训的杰出代表作。一次文伯下朝回家拜见母亲时，发现母亲正在纺织，就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主母还要纺麻，恐怕会触犯季孙氏的怒气，他会认为我不能很好的侍奉母亲。”敬姜听罢儿子的抱怨，训诫道：“我听说，过去圣贤的君王治理人民，选择贫瘠的土地安顿他们，让他们辛勤劳作。人进行劳作，就会勤俭，想到勤俭，就能产生善心；而逸乐会促使人放纵，一放纵邪恶之心就会滋长。”她认为，上自天子、诸侯、卿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劳动，或劳心、或劳力，这样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而放纵享乐，会导致礼法不兴，甚至国家凋敝。敬姜作为一位贵族孀妇，能以织布劳作的实际行动，纠正儿子轻视劳动的错误看法，使其认识到世风好逸恶劳、脱离实际的危害，敦促其发扬勤俭持家的作风，这是十分可贵的。敬姜因这篇出色的《论劳逸》而成为有名的贤母，和她风格相近的主张或文章就叫“敬姜遗风”。
那么为什么敬姜不像孟母那样妇孺皆知呢？首先，“母凭子贵”，儿子的影响。公父文伯虽然是一个受人爱戴、兢兢业业的官吏，但由于去世早，没有特别令人称道的功绩，所以影响仅局限在鲁国一带。孟子就不同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作为儒家的“亚圣”，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再加上著作及推行的“仁政”政治主张，使他成为儒家宗师，名声传扬海内外。儿子有名气，母亲多少也沾点光，在这一点上，敬姜远不如孟母。其次，敬姜宣扬的大多是封建礼教，如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等，不合乎现在的文化取向。敬姜恪守男女有别的礼法，即使是与晚辈交往，也不踏过房门，而是在寝室与季康子交谈。再如妇人中年丧夫、晚年丧子，本是件让人痛不欲生的事，敬姜为了恪守礼法，连哭都要分时间，早上哀哭丈夫，晚上哀哭儿子文伯，这就不是人之常情了。虽然这得到了孔子的赞美，认为她“知礼”，但在现在看来，略显矫揉造作，没有亲切感。而孟母宣扬的都是为人处世的积极建议，如勤奋好。孟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他的母亲正在织布，见他回来便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跟过去一样。”孟母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剪断。孟子见状害怕极了，就问他母亲为何生气。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就可以避开祸害。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孟子听后非常惊慌，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于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儒。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孟母对儿子的教诲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善于引导儿子认识错误并改正。最后，在处理婆媳关系方面两人也大相径庭。敬姜的儿子去世早，为了防止别人议论文伯是因贪恋女色而死，敬姜严诫文伯的侍妾在哭丧是不许动真感情，要克制自己，“从礼而静”，让世人觉得文伯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以此美化文伯的德行。孟母则是一个明于婆媳之道的人，在孟子夫妇发生矛盾时，孟母公正的以礼责子，维护儿媳，从而使子媳和好如初，关系更加亲密，孟母的做法在当时深得人心，“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于姑母之道。”[2]（p6）。相比较敬姜一味坚守礼法维护儿子，不顾及他人心里感受，孟母的公正无私，开明大度更得人心。
但敬姜在教育儿子的深度方面胜孟母一筹。孟母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修身齐家方面，如诚信不欺。而敬姜则延伸到了治国方面，在《论劳逸》中她阐发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勤勉不怠国则兴，逸乐怠慢国则败。两人虽然都是孀妇，但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孟母处于社会底层一人克勤克俭，含辛茹苦的抚育孟子，大部分时间用来养家糊口，与国政发生联系几乎不可能。而敬姜是一个贵族妇女，虽然丈夫早逝，但殷实的家境使她不必为生计操劳，并且得到了公婆大量的教诲。在耳濡目染中关心国政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当时中国的奴隶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氏族制的残余，不少贵族妇女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像敬姜这样的贵妇关心政治也是正常的。
不管是多次搬迁选择好邻居，还是身体力行教育儿子勤勉克惰、以礼待人，孟母和敬姜虽然身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她们都高度重视对儿子的教育工作，为日后他们成为国之栋梁的贤人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可说是各有千秋、功不可没。这也反映了西周以来家训的价值取向，就是在内容上主要是进行德、礼教育，并且母亲成为家训的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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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书院教育的这种转变，使得科举应试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成为实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资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台湾(海东书院学规)云：“‘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以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将人文教育寓于科举应试教育之中，应该说这是书院科举化背景下，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自我调适，以适应生徒普遍读书应举的要求。
随着我国大专院校的扩招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将中学学生群作为主要招工对象，中学生人格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教育部门的重视。由于中学学生群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学校以及个性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很多中学生都出现了人格缺失现象。如部分中学生盲从，以丑为美，情趣低俗，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与意识，情感冷漠，自私，玩世不恭，自信心不足，而且在信念理想等方面比较模糊，禁不起挫折，遇到困难往往选择逃避，这都严重影响了中学生未来的成长。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学生学习语文知识、锻炼语文能力是个人素质的积累，一旦量变达到质变时，学生的健康人格就养成了。因此，中学语文教学要注重人格教育的渗透，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一、身教示范，以情育人
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的身教示范对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教师是学生思想的启蒙者，是心灵发展的塑造者，是社会行为的引导者，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这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学生心灵的健康成长，还会影响到学生整个人生的发展。因此，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人格的修养，以身作则，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
首先，教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坚持正确的师生观。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鼓励、感化、包容、理解学生，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发展学生的个性才能等。其次，教师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充分尊重每位学生的创新想法，鼓励、引导学生的自主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顽强品质，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最后，教师还要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教师要具备丰富的语文专业知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以及其他科学文化知识。这样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时才会得心应手，有助于学生视野拓展和技能训练。
二、课堂渗透，潜移默化
语文课堂教学是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阵地。很多中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自律性较差，这大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以及无法辨别生活中的是是非非。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适当讲述一些典型历史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学生思考，提高自身辨识能力，培养学生的自律精神。
例如在学习《〈论语〉十则》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圣贤的言行进行辨别。即让学生对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进行思考，教师趁势做出引导：对于自己的言行圣贤每天都要自省，希望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活得更加有意义。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应该这样，学习圣贤的自省精神，学习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与能力。通过这样的启发，把学生平时的思想行为与先贤联系起来，让学生自己意识到平时行为的不当之处，同时激发学生向先贤思想靠拢，学习先贤的高尚行为与情操，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自律性强的人。
三、利用阅读资源，拓宽人格教育领域
语文学习离不开大量的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含有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俭朴、孝敬父母以及刚正不阿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对人格培养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学语文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丰富的人文经典，如《中国上下五千年》《离骚》《孟子》《论语》等，激发学生与读者、作品人物在感情上产生共鸣，促使学生从阅读中受到教育，有效升华学生的人格。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激发学生的大丈夫气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发学生的忧患意识，产生强烈的爱国精神等。
通过阅读科普读物也有助于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科普读物凝聚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有关科技文明方面的内容，例如牛顿的“地球引力”、居里夫人发现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茅以升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文章、袁隆平的植物杂交理论等，都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人格。
在阅读《回忆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阅读此作品，对文章中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到母亲身上展现的宽厚仁慈、勤劳俭朴、意志坚强等良好品格，以及这些品格对一生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同时让学生联系自己的母亲，感受母爱的伟大与无私，从而努力学习回报母亲的关爱。
四、在写作教学中渗透人格教育
对于语文教学来说，作文可以算得上是半壁江山，因为作文能够反映出学生的内心世界，能够反映出学生的人格素养。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话道出了语文教学中写作的重要性。但是目前在中学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的作文状况并不乐观，很大一部分学生一遇到写作课，就心生厌烦，做假、抄袭现象经常发生，这都反映出中学生人格的严重缺陷。
因此，在语文作文训练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学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用心灵去感知一切，让学生真正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让学生在作文中尽情颂扬自己绚丽多彩的梦想，抒发对英雄人物的赞扬之情，尽情释放自己的心灵，吐露真实的情感，在写作中真正学会做人。
五、利用实践活动培养良好人格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学生通过参加课外实践活动，如排演课本剧、语文课外活动课等，能够受到良好的人格教育，在活动中健全人格，懂得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懂得热爱生活与生命，增强团队意识，形成善于思考与创新的能力。因此，学校要多开展一些语文课外活动，如语文知识竞赛、征文比赛、书法比赛以及朗诵演讲比赛等，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能力，健全学生的人格。
高中语文《春末闲谈》原文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赢，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一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u，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②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①。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②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帝，1917年2月革命时被推翻，次年被处死。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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