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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人文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关键词]文本挖掘人 文社科 技术应用
[分类号]TP391
[文本挖掘概述
文本挖掘(text mining)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涉及到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目前关于文本挖掘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文本挖掘的名称亦有“文本数据挖掘(text data mining)”或“文本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text)”等不同说法。一个比较广泛使用的定义是:文本挖掘是指为了发现知识,从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它是一个分析文本数据,抽取文本信息,进而发现文本知识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文本挖掘过程一般包括预处理、模式挖掘、模式评价等多个步骤,其中包含了多种文本处理与挖掘技术,如数据预处理技术中的分词、特征表示、特征提取技术,挖掘分析技术中的文本结构分析、文本摘要、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关联规则、分布分析与趋势预测等技术以及信息展示中的可视化技术等。
文本挖掘技术拓展了现有的数据挖掘技术,把挖掘的对象从结构化的数值数据扩展到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因此可以帮助我们从海量的文本数据中发现新的模式、模型、规则、趋势等知识,目前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文献计量的结果表明,近年来国际上文本挖掘的研究论文呈迅猛上升势头。以“text mining”为主题词在Web of Knowledge(WoK)中检索可得与文本挖掘相关的论文3 049篇(截至2010年),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WoK学科统计来看,目前文本挖掘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机科学、计算生物学、数学、医药信息学、生物化学与分子化学、信息科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论文总数占文献总量的82%。相比而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则较少,两者之和为18%,其中人文科学仅为1%。
由于互联网时代学术资源生产与传递方式的变化,以新的方法和技术从海量文本中发现隐含的知识和模式,成为情报学中最有前景的领域之一。由于人文社科文献的非结构化特征更加明显,文献中包含的隐性内容更多,能否在人文社科领域成功运用文本挖掘就成为了检验文本挖掘的方法论优势的试金石。本文以文本挖掘的几个关键技术——信息抽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关联规则、模式发现与可视化技术为主要线索,分析发现文本挖掘技术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应用特点,以便为人文社科研究中更加自觉地应用文本挖掘方法提供新的思路。
2、信息抽取应用
信息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是文本挖掘的前-端技术,它从文本对象中抽取预先指定的实体、关系、事件等信息,形成结构化的数据并输入数据库。信息抽取所获得的结构化信息片段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文本内容的内在特征,因此通过机器学习等方法可以从中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为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信息抽取作为一门独立的内容处理技术,其本身在商业、情报分析、数字图书馆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已有较多专门的信息抽取系统投入商用。在人文社科研究中,信息抽取常常作为文本挖掘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知识发现技术的前端和基础。文献构建了基于信息抽取的文本挖掘模型,均把信息抽取作为文本挖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文本挖掘效率的一个手段。不仅讨论了信息抽取对文本挖掘的作用,而且证实了通过文本挖掘得出的规则对信息抽取系统具有指导作用。除了作为文本挖掘的前端技术,信息抽取技术在改善信息检索、辅助知识发现方面在人文社科研究中有着较多的应用。
2.1 改善信息检索
传统的信息检索只能通过关键词与文档的匹配返回与用户需求相关的文档,而信息抽取则可以帮助用户直接定位所需的信息,无需阅读文档的全部内容。由于在处理海量数据时具有出色表现,信息抽取在多个人文社科领域得到了应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德国莱比锡大学承担的eAQUA项目从古典文献资料(公元前3000年一公元600年)中抽取特定领域的知识,并通过eAQUA门户免费提供这些知识。在文献中,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Matteo(2010)介绍了一个信息抽取在古典文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对当代关于古希腊和拉丁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二手文献进行实体抽取,并提供与原始文献之间的关联,从而提供更高级的信息展示和检索功能。在社会学领域,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资助的ASSERT E’’项目综合利用信息抽取、文本聚类等技术提供了一个自动生成文献综述的系统。信息抽取技术与信息检索技术互相融合渗透,为人文社科领域海量信息资源的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2 辅助知识发现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1.1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
台湾的期刊评价实践始于1996年。当年,台湾学术协调机构首次资助和委托岛内人文社会科学界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对于本学科范围的期刊进行评比排序工作。此次涉及的学科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研究等,参与评比的期刊共计589种[1]。21世纪初,台湾学术协调机构再次委托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知名学者,在2001-2003年间负责开展本学科范围期刊的第二次评比排序工作,此次参与评比的期刊共计15个学门的457种。前两次的期刊评比都是各学门按照相应的权重,综合各期刊的主、客观指标得分,列出各期刊不同等级的排名顺序。由于期刊评比皆由各学门独立运作,没有统一的评比程序和标准,因此不仅规模有限,不易积累和总结经验,公信力也不强。为此,台湾“国科会人文处”(后机构调整为“科技部人文司”)于2011年特制定了“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以期建立新的期刊评比制度。新的评比方案在以往经验基础上,对评比组织、评价指标项目、权重分配、评价程序、评价对象及规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促使期刊评价标准合适且趋于一致[3]。随后于2011-2014年相继对文学一、哲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研究及地理学、文学二、法律学、政治学、教育学、艺术共计15个学门的期刊进行了评比。
1.2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TSSCI)
在首次文科期刊分学科评比排序的基础上,先后担任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协调机构负责人的黄容村和朱敬一两位教授推动建立台湾中文期刊引文索引。1999年6月起,设在“中研院”的社科中心开始筹建台湾社会科学类中文期刊引文索引数据库。起初,该索引称为“华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CSSCI),正式公布时更名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TSSCI)[1]。2000年10月,社科中心正式公布首批入选TSSCI期刊名单。后来经过几次收录期刊的遴选,台湾期刊评审委员会联席会议修订通过了《台湾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了收录对象和遴选程序,收录方式由最初的专家推荐改为期刊主动申请。随着TSSCI的发展,来源刊的收录范围也由台湾扩大到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TSSCI的研制目的是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遴选台湾地区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为评估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量化指标。因此,TSSCI的成立宗旨即是建立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随着TSSCI的发展,其在台湾也成为许多机构进行学术评价的主要参考依据。
1.3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THCI)和台湾人文学引
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Core)1999年,台湾“国科会”成立人文学中心,进行台湾人文学引文索引库的建设工作。THCI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可以作为查询、研究、以及评估艺术与人文学研究的台湾引文索引资料库,用于分析台湾人文学研究的特性、发展和趋势。THCI的定位为检索工具和研究工具,因此收录期刊较全,收录人文学领域期刊300余种。虽然THCI作为台湾人文学领域的引文数据库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但是,随着TSSCI所使用的评价制度在台湾社会科学界逐渐成为评价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的指标,台湾人文学者也希望人文学界能有一个类似的机制来评价人文学类期刊,以避免完全以国外期刊资料库来评价台湾人文学界学术价值的不合理现象[4]。于是,2006年,台湾“国科会”邀请台湾知名人文学期刊主编及人文学研究中心执行委员共同商讨THCICore核心期刊评价办法。因此,不同于THCI的资料检索功能,THCICore本来就是应TSSCI所形成的评价制度而研制的一个评价工具。THCICore也采用期刊主动申请方式。2007年THCICore开始试行,2008年正式运行。
1.4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
由于TSSCI和THCICore在收录过程中,除了以期刊编辑基本评量分数审查为门槛外,基本上是由各学门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并未真正使用引用指标,遴选的期刊代表的仅仅是学界认定的品质优良的“核心期刊”。因此,台湾“科技部人文司”针对TSSCI和THCICore的不足,于2011年尝试期刊评价改革,朝“资料库”和“期刊评比”双轨方向进行:一方面请台湾“国家图书馆”整合两个引文库,再补充其他学术期刊,将来源期刊扩充到1000多种,建置“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TaiwanCitationIndex-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简称TCI),以便计算真正的影响因子(包括图书和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根据期刊编辑形式、TCI引用指标、学科专家审查,以及广泛的学者问卷调查四个项目,推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和分级(简称“人社期刊评比”)[5]。后者即是前述的“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实施方案”,此次期刊评比历经三年,于2014年底结束。同时,台湾“科技部”为促进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跨领域合作,促进台湾地区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于2012年将社科中心和人文学中心整合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人社中心)。由于“TSSCI、THCICore”和“人社期刊评比”两种期刊评价制度功能上有雷同,学界呼吁整合。因此,2015年台湾“科技部人文司”决定将两种期刊评价制度整合,委托台湾政治大学研究团队进行“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收录制度变革”的研究,借此整合学界意见。随后,人社中心参考了该研究成果中的学界意见,于2015年8月起以原有的TSSCI、THCICore业务为基础,着手研制“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并与2016年起开始实施新制[6]。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以原有的TSSCI、THCICore为基础,融入“人社期刊评比”多元指标特色,以多元指标为期刊评价方式,并以期刊分级为基础进一步形成核心期刊,即采用先评比后收录的方式,将申请期刊分为三级,被评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期刊,收录为TSSCI和THCICore。期刊评比收录新制、TSSCI/THCICore、人社期刊评比三种评价制度的比较见表1。
2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实施办法
期刊评比收录新制采取申请制。申请期刊依据其学术方向分为专业学门类和综合类,并在其申请表格里注明。专业类期刊评比收录两年一次,综合类期刊则依每年公告学门办理。
2.1期刊申请基本条件
a.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备匿名审查制度,并以刊载原创学术论文为主的期刊。b.近三年(不含申请当年)刊行周期至少为一年,并出满应出期数。期刊出版的专(特)刊,应一并送审。c.近三年刊出的期刊中,每期至少刊登三篇匿名审查过的原创学术论文,或者每年每期平均刊登了三篇。综合类期刊还需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期刊需选择参与2或3个学门的评比(2)期刊选择参与评比的学门中,各学门刊载原创学术论文数应达到刊载论文数的20%或者近三年平均每年三篇以上。同时,申请的期刊还需提供:(1)近三年内出版各期期刊、专(特)刊的电子版。(2)线上填报“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收录资料表”。
2.2期刊评比收录指标及权重
a.形式指标(5%)。依据评量标准分为期刊格式、论文格式、编辑作业、刊行作业四项。依据申请期刊提供的相关资料核实并计算分数。b.引用指标(15%)。采用五年影响因子,符合申请条件的新刊以已刊行时间计算。数据统计源是台湾“国家图书馆”TCI资料库。c.问卷调查(30%)。各学门分别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台湾“科技部”人才资料库中近十年曾经申请过课题研究的专家或学者。d.学门专家审查(50%)。各学门期刊评比收录召集人组成专家审查小组,各期刊由学门专家依“学门专家审查表”所列审查项目进行书面初审。其中文章学术品质占60%,评审制度及运作占25%,主编或执行编辑的学术成就占15%。评审制度及运作主要评审以下几个方面:编辑委员会的运作过程是否合理,主编及编辑委员的任期是否有明确规定以及其他评审制度相关事项。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的学术期刊采用的指标有所不同,主要采用形式指标(20%)和学门专家审查(80%)。形式指标和引用指标两项分数都会提供给申请期刊单位确认。人社中心为计算期刊的形式指标分数,制定了详细的评量标准[7]。详见表2。内编比例认定原则:编辑委员会成员属于出版(含发行)单位内部人员数占所有编辑委员会成员人数的比例(任职或兼职的编委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若隶属于学校一级单位的则该学校的人员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非学校一级单位的则该出版单位人员视为内部人员,出版单位为学会或基金会的则成为理、监事者视为内部人员)。退稿认定原则:(1)稿件进入实质审查程序而被退回(包括作者提出撤稿请求),则视为退稿。(2)内审退稿,稿件因“学术品质”不符合要求,且有编委会撰写意见而直接退的稿件。(3)退稿率=(退稿数+内审退稿数)/(退稿数+内审退稿数+决定刊登数)
2.3期刊评比收录程序
a.初审。人社中心期刊工作小组计算形式指标和引用指标分数,并实施问卷调查。邀请各学门代表组成该学门专家审查小组,就期刊内容品质进行审查。b.学门分级会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召开各学门、综合类专家会议,参考形式指标、引用指标、问卷调查及专家审查四项指标的评审结果,进行期刊分级。各学门评为一级期刊的比例原则上不得高于该学门当年申请期刊总数的40%。c.联席会议。人社中心召开各学门及综合类代表所组成的期刊评比收录联席会议,评议学门分级会议结果,投票议决期刊的分级与收录。期刊评比收录程序谋取详见图1、图2。2016年,人社中心已经对文学一、文学二、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及族群研究和社会学领域共计96种期刊进行了期刊评比分级。2017年还将对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区域研究及地理领域的期刊进行评比。
3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与大陆期刊评价活动的比较
为了充分认识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特选取大陆两家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期刊评价活动,与其进行比较和对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成立于2013年底,其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室,该中心研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于2014年底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其期刊评价活动源于20世纪末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CSSCI)的来源期刊遴选[8]。三家比较结果详见表3。
3.1评价目的比较
评价目的决定着评价标准和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专家的选择以及评价程序的确定,评价目的是评价的龙头,分类评价的动因,规定、制约和引导着整个评价的方向和具体做法[9]。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整合了之前的人社期刊评比和TSSCI、THCICore,因此其评价目的也就融合了这两种期刊评价制度的目的:期刊评价分级和核心期刊收录。人社期刊评比的初衷是为掌握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况,提升学术品质,并促进学者研究成果的流通,建立可靠而健全的期刊评价制度。同时,希望评比结果有助于推动学术期刊品质的提升,进而改善学术生态,但也不应过度解读或僵化地运用与学术考核[3]。如果说TSSCI和THCI有为引文库遴选来源刊的评价目的,那么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则完全摆脱了遴选来源刊的功能,已经完全为了评价期刊而存在,可谓是纯粹的期刊评价。期刊综合评价则是针对目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现有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实践。CSSCI来源期刊遴选的目的是为引文数据库选择合适的文献数据来源。CSSCI引文数据是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期刊(集刊)为载体的科研产出状况和学术引用情况的真实记录,可以为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研究人员提供可用于分析、研究、批评和评价的原始数据和统计结果[10]。
3.2覆盖范围的比较
从覆盖地区上看,台湾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中规定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均可申请。期刊综合评价则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地区发行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CSSCI遴选方案中规定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均在其遴选范围,不仅包括大陆地区的期刊,还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学术期刊,相应的其数据库产品也就分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社会科学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港澳台及海外版)。另外,从期刊类型来看,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和期刊综合评价都只是对学术期刊的评价,而CSSCI则包含了学术集刊。这跟两岸学术期刊的创办环境不无关系。大陆创办期刊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刊号获取比较困难,因此一些机构在没有获取正式刊号的情况下创办的学术刊物只能以集刊形式公开出版。而台湾地区期刊业与欧美国家类似,实行期刊登记制,创办学术期刊的门槛相对不高,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学术集刊的情况。从覆盖的学科范围来看,期刊综合评价以2009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为主要分类依据,根据学科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并增加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类,最终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划分为23个类别[11]。CSSCI的学科分类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并参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分类目录》,设置23个基于学科分类的期刊类别,同时设置“高校综合学报”和“综合社科期刊”两个综合期刊类别,总计25个学科类别。期刊评比新制则根据台湾“科技部”的学门分类,设置了15个学门,具体包括文学一、文学二、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人类学及族群研究、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区域经济及地理。综合类期刊在申请评比时都要勾选上述任一学门,这也促使了综合类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专业性。目前大陆有众多的综合性期刊(包括大学学报),因此大陆两家机构在期刊分类时都特别增加了综合类期刊。如何对综合性期刊进行分类评价以引导这些期刊办出自己的特色,台湾的做法促使我们思考将综合性期刊归为一个综合类或某个学科类,还是归为几个类进行分学科评价。
3.3评价程序和方法的比较
从期刊的申请方式来看,台湾采用期刊主动申请的方式,而大陆两家机构都是采用期刊被动评选的方式。这也与两岸期刊准入制度不同有关,审批制易于统计期刊出版刊行情况,而登记制则使得对期刊的管理较难把握。台湾地区期刊都要经过申请系统网站)注册并填写申请材料,材料包括期刊所属领域及学门、期刊相关资料、稿件来源与规范、编辑委员会组织、审稿程序与概况、期刊联络人基本资料等,同时需要上传实际刊登论文清单、编委会名单、审稿委员名单、审查记录表与审查结果统计表等。资料内容如有缺误、格式不符等,都将不予受理。因此通过这种期刊主动申请的方式,人社中心即可实现对期刊形式指标方面的评审,而不用花费大量精力联系期刊编辑部获取期刊基本资料、编辑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因此,大陆评价机构是不是可以考虑根据大陆的实际情况,评价过程中将期刊主动申请与被动评价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就评价流程而言,期刊评比新制采用初审—学门分级会议—联席会议的方式,即先进行期刊客观分数的计算,再进行问卷调研和同行专家主观打分,然后参考定量和定性分数进行期刊分级,评审过程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期刊综合评价流程包括前期对期刊评价认识的问卷调查、就期刊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征求专家意见、各项指标分数的计算、同行评议、综合评分、结果。CSSCI遴选流程包括形式审查、数据统计、数据、问卷调查、信息汇总、专家审议等,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数据统计和专家审议,即先定量评审后定性评审。由此可见,评价过程中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在两岸学术界是形成共识的。期刊评价活动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就是设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期刊评比收录新制使用形式指标,引用指标,问卷调查,学门专家审查四项指标,并且公布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四项指标囊括了对期刊外在形式、文章内容品质、编辑管理、评审制度、引用情况等多方面的衡量。四项指标中,定量指标比重小,定性指标比重大,引用指标中仅使用了五年影响因子一个指标。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五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36个,并且公布了各项指标分值。其中引用指标有即年指数、两年影响因子和五年影响因子。CSSCI虽然公布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但是并未公布各项指标权重。CSSCI在“学术影响”指标下采用了3个引用相关的指标,即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即年指数。通过指标的比较可发现,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对引用指标使用较为单一,且权重小。究其原因,台湾同一学科领域或是相关领域的期刊数量本身就比较少,而且台湾教育受美国影响较大,许多学者都会直接引用外文期刊,所以引用情况不能很好地反映某期刊的影响力。定量数据源的选取在评价活动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期刊评比新制使用了TCI资料库。TCI资料库以原来的TSSCI、THCI资料库为基础,增加了其他台湾地区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期刊和非台湾地区的华文期刊,目前收录约1000余种期刊,其计量数据要比之前的TSSCI和THCI更能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期刊综合评价则是使用自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CHSSCD),CSSCI也是使用自建引文库数据。比较可发现,台湾地区的期刊评价数据源来自外部单位建设的引文数据库,而大陆两家都是基于自建数据库。
3.4评价结果的比较
期刊评比新制根据四项指标评比总分将被评期刊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二级收录为核心期刊,根据期刊学科领域,归为TSSCI或TH-CI,并在网站上公布评价结果。期刊综合评价则是根据综合评价得分排序,将733种期刊依次划分为四个等级: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扩展期刊,评价结果以报告的形式公布。CSSCI则是将期刊评为来源期刊或扩展版期刊,以期刊目录形式在网站上公布,其做法与SSCI类似。评价结果也体现了三家机构在评价目的和定位上的不同,期刊评比收录新制和期刊综合评价可谓是纯粹的期刊评价,与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已无直接关系,而CSSCI遴选结果主要是为建设引文数据库服务,只不过常常被应用到期刊评价、科研评价过程中。
高等农业院校中加强人文社科类青年教师培养的现实意义
(一)促进学科间交叉融合,实现学校健康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
2006年,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曾经指出:“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学校要实现创新发展也是如此。高等农业院校正处于一个由单科性大学向综合性大学过渡的阶段,必须要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传统农业科学的交叉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校健康良性发展。而人文社会科学要发展,就要依靠本学科青年教师的成才成长。
(二)丰富校园文化,加强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单科性大学,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应该更注重给学生提供一个可以磨炼性格,养成独立思考习惯,学会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人文环境,这必须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教师的辛勤劳动。人文社会科学教师承担着人文素质类课程的教学任务,很多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接近,他们的教学风格和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水平。青年教师不仅要生动地将课堂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更要深入“第二课堂”,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举办人文素质讲座,指导学生进行各种思维训练,关心学生的心理成长,丰富校园文化,进而营造和谐的人文素质教育环境。
高等农业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教师群体现状分析
(一)人数比例占青年教师总数的主体,职称学历层次较低
农业院校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发展由于起步晚,教师队伍主要以近几年引进的综合性大学应届毕业生为主,导致青年教师人数比例很高。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处的弱势地位,很难引进高职称、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导致职称学历层次较低。在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现有专职教师中,45岁以下教师占到94.29%;而具有博士学位的仅占18.57%,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占40%,其中正高职称仅为10%。
(二)教学任务重,教学经验欠缺
人文社会科学教师承担了全校的人文素质课程,甚至包括其他专业研究生的相关专业课程,教学任务重,教学压力大。人文社科类教师每人每年平均担任5-6门课程,工作量达400多标准学时,有的超过600多学时。在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下,新引进的青年教师往往一进校,就要承担大量教学任务,天天忙于备课、讲课、批改作业等,有时陷入疲于应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三)科研基础薄弱,科研意识淡薄
农科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特点和人才引进标准往往是为了满足实际教学需要,导致青年教师从综合性大学毕业进入农科院校后,很难找到与自己原专业相关的科研课题。加之部分教师本来科研基础能力就相对薄弱,无心搞科学研究,科研意识逐渐淡薄,使得这些青年教师成了无项目、无经费、无论文的“三无”教师。
高等农业院校加强人文社科类青年教师培养的主要举措
如上所见,高等农业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教师的现状不容乐观,迫切需要校方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培养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在对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教师的培养实践中,通过转变思想,重视培训工作,提高培训水平,形成了一套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走上科研路”的良性工作机制。
(一)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人文社科类青年教师培养的重要性
高等农业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应仅仅具有辅助功能,也不能只定位为承担农科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任务,而应当按照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来相对独立地加以建设,提高专业化水平。推进农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因此要注重青年教师培养工作。
(二)科学评价,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力度
在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方面,学校要加大投入,注意政策倾斜,不能与传统优势的农科专业搞一刀切,要制定符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独立标准。在教师的引进、培养、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环节,要与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接轨。制订人才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鼓励和支持教师在职攻读人文社会科学硕士博士学位,积极选派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国内外进修、培训,支持他们参与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扩大对外学术交流。
(三)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
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承担着高等农业院校人文素质类课程的教学任务,保证他们“过好教学关”,既是对教师本人的培养提高,更是对学校的整体教学工作负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中农业大学制定了一套帮助青年教师提升教学水平的工作机制。
1.青年教师导师制
被聘任的青年教师一入校报到,学校立即召开导师见面会,为每个青年教师安排一个德高望重、教学经验丰富的相关学科老教师作为导师,全方位帮助新教师适应工作岗位需要。青年教师要随堂听导师的每一节课,了解参与导师的教学进程和科研课题,通过参与导师精品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和科研课题等实践工作,迅速了解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学校每年都要对青年教师导师制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了解青年教师和导师双方的工作情况。
2.实行集体备课制和上公开课制
为青年教师所在教研室或课程组每周安排一次集体备课。参加集体备课的教师轮流进行说课,把自己下一周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重点和难点等讲解给大家,让同事提出建议,讨论本课时内容如何讲效果会更好。公开课制度常规化,指的是青年教师授课的对象为所在院系的全体教师,让其他教师在课后对其授课内容、授课方法、课堂气氛调动等情况进行点评指导。
3.开展教案展评和讲课竞赛活动
华中农业大学从1993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青年教师讲课竞赛,隔年举办青年教师教案展评活动。以此为契机,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类青年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激发他们的教学热情。对推动青年教师研究教学规律、钻研教
学艺术、探索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4.健全督促检查制度
实行院系领导听课制,可以帮助青年教师现场研究解决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选派教学督导员通过听课、调查和座谈等方式,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映,有重点地监控和指导教学程序运行,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而教学质量一票否决制则充分调动了教与学双方的能动性,在教学质量保障中切实发挥了导向和激励作用。这一系列督促检查制度,掌握了保证青年教师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对教学计划、教学程序等实现了有效监控。
(四)强化科研能力,帮助青年教师“走上科研路”
高等农业院校人文社科类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培养工作,要紧紧依托农科优势,找准科研方向,通过多种科研鼓励资助计划,让青年教师“走上科研路”。
1.依托农科优势,找准科研方向
农科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受条件所限,很难与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去争夺课题,只有选择有特色的科研方向才能生存发展。青年教师要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与农业院校的优势学科项目相结合,走特色发展之路。以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为例,本专业教师坚持以农村发展研究为中心,强化与凸显研究项目中的“三农”特色,逐渐形成了以农村社会发展为主的研究方向,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2.让文科硬起来,走实证研究之路
农业院校人文社会科学要学习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走实证研究之路。华中农业大学的农村社会学项目之所以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主要是找准了方向,注重实证研究。社会学系青年教师的研究工作必须围绕农村社会发展现状展开,研究者需要深入农户调查开展实证研究。
3.实行青年科研资助计划
青年教师面对的普遍困难是生活压力大,科研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实行青年科研资助计划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实际的帮助。例如,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自筹经费设立的青年科研资助计划,每年资助4个科研项目,每个项目经费为5000元。只要年龄在45周岁以下,未获得过学校或学院科技创新项目资助,未承担过任何科研项目,同时欠缺经费支持的在职教师均可申报。学院定期对项目申报进行阶段性考核,资助项目的主持人在结题时需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不少于2篇相关专业论文。课题完成后,经费使用人应向学院办公室提交课题报告和经费使用总结报告。这一计划通过实施后。效果明显,文法学院青年教师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部分都是在此基础上申报成功的。
英文名称: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单位:教育部
主办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陕西省杨陵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9-9107
国内刊号:61-1376/C
邮发代号:52-25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1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论文内容摘要: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等重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对知识的广泛接纳和吸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大多重技能、轻理论的情况下,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投入,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程。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转贴于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注释:
①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13.
②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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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是通过学习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而形成的内在素养和品质,是人的诸素质中的首要素质。因此,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一、充分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教育因素。
高中化学教材较好地反映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教育性,其中有显现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内容,也有许多内容隐含在化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内部。因而,我们需要充分挖掘高中化学教材中的人文因素,要尽可能地结合教学内容开展艺术、审美教育,注意教给学生学习中华民族文化,汲取民族精神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坚强毅力;要让学生去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教育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意识。充分挖掘教材中的素材,有机地渗透人文素质教育,使学生学到坚定的科学信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严谨、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作风。这对于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人文素质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在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中融入人文素质教育。
教师要加强课外实践活动的指导,让学生走向社会,接触大自然,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人文素质教育与学科教学的自然整合。例如在介绍水资源时,可以带领学生进行环境调查、水样分析、参观自来水厂等社会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收集环保小资料、讨论并撰写小论文,阅读有关环保书籍资料,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学生进行反思,把学到的课本知识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水污染问题,并激发他们保护水资源的热情与信心。
三、在教学中挖掘化学美,体现化学美的育人功能。
化学美是一种科学美,化学在揭示物质内部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及其规律时,显现了化学领域中蕴含的丰富的美育素材,因此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例如金刚石的璀璨夺目、水晶的玲珑剔透、金属晶体的天然光泽等,这些外在美无不与它的内在结构美相统一,而其内在的天然结构正是一种“真”与“美”的统一;再如焰火的五彩缤纷无不与其化学反应的“真”相联系。因此,科学的“真”与“美”自有其辩证统一的道理。所以,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化学科学美的事物和现象,并利用这些事物和现象来熏陶学生,培养学生高尚的情趣和健康的审美观。
总之,科学和人文的结合是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潮流,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教师在教学中应把握好时代脉搏,以化学教学内容为载体,自觉推进化学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有关高等教育中网络平台的实施和应用,目前学界已经有颇多研究,而对于国外大学相关经验的借鉴,也已成为反思我国当前相关现状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此类研究多着眼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或者是力图构建某种能够针对多学科普遍适用的技术性和服务管理性平台,或者是从外国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网络教学的可能性模式。而具体到从各个学科的特点出发来反思学科教育的特点与大学网络化教学平台建设之间关系的讨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在网络化教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大势所趋的今天,对于网络教学的研究和讨论,就必然要更加细化到各个学科层面,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高校网络化教学的思考和建设。
人文社科类课程视角下的网络化教学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网络教学的优点在于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即借助网络,倡导自主学习,基本上属于开放式教学。网络教学,尤其在今天许多学术资源(包括期刊和书籍)都已经电子化的情况下,无论是资源共享还是信息沟通,都有着传统教学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许多高校之中,网络教学方式的应用早已普及,而国内的许多高校也开始尝试开展网络教学。
以北京大学教学网为例,它是由北京大学推出的专业网络教学平台,旨在推动课堂教学和网络辅助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型教学策略”(blendedlearning)试点实验与教法研究。其主要目标是:实现教学的立体化和信息沟通的便捷化,推进教师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改革,促进研究型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以达到服务于教学、更好地实现教学的目的。事实上,无论是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其他大学,如鲁东大学,即使不运用教学网,绝大部分教师也都早已在教学中运用公共邮箱等网络方式来共享资料和教学信息,与学生交流沟通。北京大学教学网的应用,首先在基本层面上解决了信息时代大学教育的技术性问题。不过仅有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保证在教学上的突破。
笔者发现,在不同的大学里,网络化教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教学网使用上得心应手的,大部分是理工学科的教师。对于理工科性质的课程来说,由于作业管理和平时考核都主要以量化的原则进行,教学网自然而然成为了一种极佳的教学辅助工具。然而,对于人文社科类的课程来说,教学网的使用和效果就值得进一步讨论了。以“社会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为例,这一课程要求教师向学生介绍社会学历史上经典作品的思想史脉络,并指导学生阅读大量的经典书籍,同时要求学生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持有一种多元的视角,既能够结合传统思想的脉络来加以理解,同时又能提出基于当下社会经验的新问题。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一、大二的基础课,此课程试图通过上述训练,为新入校的本科生提供一种社会学的眼光和感觉,而非仅仅给出一种标准答案。这一点恰恰是人文社科类课程与理工科类课程在教学性质上不同的地方,也构成了其网络教学的基础。
网络教学在人文社科类课程中的应用意义
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理论课程”为例,笔者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思考:
1.教学网如何帮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加深对于阅读材料的掌握
人文社科类理论课程常常有大量的阅读材料要求学生掌握,其中许多都已经被制作成电子版,极大地方便了学生的获取。此外,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网络教学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为多元化和常态化。传统的教学方式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在课堂之外,大多是通过预约的“办公室时间”(office hour)来进行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频次低,时间和地点都受到限制。而在网络教学的条件下,学生与教师可以随时随地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极大地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
常规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学生真正深入地去阅读艰深的理论原典书籍,是大学中人文和社会学科共同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通过网络获得大量阅读材料、进行留言互动和答疑解惑以外,更应重视在课堂教学中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面对面的互动更能让教师获得学生及时的反馈,发现学生真正的问题所在,并能通过互动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热情。强调网络教学,必须要以重视课堂教学为先导。
2.教学网如何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相结合
激发学生学习人文社科类理论课程兴趣的关键在于帮助学生明白,理论研讨并非虚无飘渺、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与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都息息相关的思考。所以,如果能够通过网络教学,将现实生活与经典的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分析和讨论,一定能够收到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网络时代的学生对于在网上讨论现实问题并不陌生,而且现今的年轻人也更喜欢通过网络的方式沟通和交流,如北京大学未名BBS上经常会出现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教师应善于抓住当代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行为习惯,合理利用网络平台,把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网络讨论的方式加深和巩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不断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在北美的大学教育中,本科基础类课程基本上都有“讨论课”(tutorial):在正式的课堂授课之外,将选课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分别由助教带领,每周进行若干次讨论。讨论课上的表现同样被记入期末分数,而最终论文和考试的批阅也都由熟悉本小班的助教来进行。对于学生来说,相对艰深的学术问题可以在小班讨论课上得到充分的讨论和理解。目前,北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推行小班讨论课的教学模式。结合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在教学网的使用上考虑引入类似于小班讨论课程的模式,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加强理解和学习。改进可以从以下诸方面着手:在教学网上设立分组讨论版面,并将其建设成某种课程制度,进而建立各个学科富有个性化的学习与交流平台等。笔者认为,在尚未开展小班教学的学校中普及上述措施,同样会对教学提供极为有益的补充和帮助。
3.教学网如何能够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对照和互补提供支持
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各种学科为基础的分科目教育,学界对于学科不断分化和细化趋势一直有着深入反思。在人文社科领域,对于这一趋势的反思和批评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就本科生教学而言,上述反思的一大指向是引导本科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够学习到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培养出专业性的感觉,又能够照顾到更为宽泛的视野,避免片面狭隘的“学科帝国主义”倾向。然而,这一宗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实践。在这一情况下,网络平台有可能提供一些具体的实践平台支持。例如,可以向授课教师咨询意见,请授课教师提供与其所授课程相关的其他课程,并在教学网设置上将这些课程互相链接起来,形成一种对照关系,使得那些没有选修相关课程的学生也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知识有所了解。
进一步来讲,对学生来说更为有效的做法,也许是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网络资源平台,在实现各个学科核心经典书籍电子化的基础上,实现书籍的网络化和资源化。以北京大学为例,困扰学生获取知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原著经典书籍很难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图书馆的书籍数量有限,或某些书籍只能够在某个特定的院系图书馆找到,而许多院系图书馆并不对外开放或者是借阅手续比较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能将某些核心经典书籍电子化并整合成网络资源平台,将为传统教学模式提供重大补充,大大方便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并对高校教学资源整体分配与利用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国家社科基金 石油高校 社会科学发展 对策研究
1.概述
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面向全国,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是人文社科领域级别最高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水平。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受到各高校的高度重视。
为准确掌握我国石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本文通过对6所主要石油高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东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长江大学)2012年-2016年五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进行统计(统计项目类型: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分析研究立项项目年度分布、高校分布、学科分布、项目类型及预期研究成果分布等情况,总结研究现状,提出相应发展措施。
2.统计分析
2.1立项项目年度分布总体情况
2012年-2016年间,统计的6所石油高校共获批5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全国总立项数为18629项,石油高校立项数占全国立项总数比例仅为0.27%。五年间,全国年度立项数分别为3291项、3826项、3818项、3777项和3917项,增长率分别为16.2%、-0.2%、-1.1%、3.7%,除2013年较2012年有明显增加,2013年之后立项数基本平稳。石油高校五年立项数分别为8项、11项、9项、12项和10项,立项数绝对量基本平稳,无明显增长。从总体立项情况看,石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较慢,还需提升学科综合实力。
2.2立项项目各石油高校分布情况
对近五年6所石油高校年度立项情况进行统计。从立项总数看,长江大学一枝独秀,立项15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东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立项数相当,分别为9项、8项、7项和8项,而作为石油高校最高学府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立项数仅有3项,明显少于其他5所高校,比较意外。
从年度立项情况看,长江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五年均有立项,东北石油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有一年未获立项,西南石油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有两年未获立项。长江大学在前两年立项数较多,占其总立项数的73%,后三年明显减少,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则恰好相反。
2.3立项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为了解石油高校下一步学科发展,本文统计了6所石油高校五年间各学科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除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其他23个学科中,有15个学科获得立项,未获立项的学科是统计学、民族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宗教学、外国文学、体育学和图书馆情报及文献学。
从统计的15个学科全国立项数上看,应用经济、管理学、法学和中国文学4个学科立项数较多,均超过1500项,分别为1556项、1594项、1500项和1574项;立项数900项以上的学科有马列.科社919项、哲学1041项、理论经济929项、社会学1096项、中国历史995项、语言学1285项;其他学科立项情况为:党史.党建396项、政治学720项、人口学302项、国际问题研究501项、新闻学与传播学645项。
石油高校在各学科的立项比例均未超过1%,立项率最高的应用经济为0.77%。从各学科立项数看,应用经济、管理学、哲学和社会学4个学科优势明显,占其总立项数的62%。其他学科立项数偏少,而且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历史、国际问题研究、人口学和政治学仅获1项。石油高校学科发展不平衡,需结合石油行业特色,突出优势,提升学科综合竞争力。
对6所石油高校近五年各学科立项情况统计发现,长江大学立项学科最多,为9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7个学科获得立项;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南石油大学各有5个学科获得立项;东北石油大学有4个学科获得立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仅有3个学科获得立项,与其石油高校最高学府的发展不匹配。从6所石油高校在单个学科立项情况看,东北石油大学和长江大学在应用经济上较为突出,也看出两所学校在应用经济学科研究上的偏重。其他所有学科,各石油高校立项数均未超过3项。
2.4立项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从全国历年立项情况看,重点项目立项数变化不大,合计立项1297项;一般项目立项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由2012年的1806项增长到2016年的2574项,合计立项11344项;而青年项目立项数则呈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1325项减到2016年的1061项,合计立项5988项;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对一般项目支持的倾向性。6所石油高校未获得重点项目立项,今后需在重点项目上获得突破;一般项目获得33项,占全国一般项目立项数0.29%;青年项目获得17项,占全国青年项目立项数0.28%。
2.5立项项目预期成果情况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期成果形式主要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电脑软件和其他。对6所石油高校立项项目预期成果进行统计发现,立项项目预期成果集中在专著、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三种成果形式。以专著和研究报告为成果形式的数量相当,高于论文集,而译著、工具书和电脑软件成果形式数量为0,说明科研人员在此类成果上较为缺乏研究。
3.结论及建议
3.1结论
通过对2012年-2016年间6所主要石油高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据的统计分析看出,石油高校立项数整体偏少,国家社科基金发展较慢;历年立项稳定性不足,仅有两所高校五年均有立项,其他四校均有年度未获立项;立项学科偏少且不平衡;重点项目未获立项,高层次的项目急需提升立项率。
3.2建议
(1)石油高校应转变观念,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环境,充分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热情,加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宣传,提升学校文化氛围。
(2)结合石油行业特色,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石油能源结合。从人文领域分析自然科学中的问题,加强学科交叉研究,形成特色优势学科,提升重大重点项目立项成功率,从而能够依托立项项目产生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
(3)保证优势学科的基础上,促进学科平衡发展。仅依靠一两个优势学科的情况下,一旦优势学科未获立项,则整体立项数将锐减,因此需要在各个学科上都有一定的研究实力,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从而确保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研究的持续性。
(4)申报项目要紧扣时代前沿。从历年立项项目主题看出,结合当下热点、中央精神及社会热门话题申报项目,更容易获得立项。选题既要体现一定的社会价值,也要充分结合自身行业优势,抓住一个主要论点进行研究。
(5)加强人文社科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培养各个年龄段的人才,形成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国家社科基金申报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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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二字,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次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是指礼教文化,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对人生的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熏陶的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通过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通过对瓷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唐代的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改革为国家政治上的清明、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结束语: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发明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新连绵不断。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科技创造,尤其是四大发明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灿烂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丰厚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升华教材知识,在历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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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曹锦清,是因为《黄河边的中国》。
该书学承人类学民族志的写法,势接社会调查的做法。浓墨重彩中,田园牧歌式民族志个案的渐隐和系统工程式社会学调研共性的凸显所记录的,正是变革中的中国农村
时隔十年,如果说当年融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调查和中国农村研究《黄河边的中国》是浓墨重彩的油画,那么不久前出版的集曹锦清历年讲座、访谈、论文和报告的《如何研究中国》就是“深描浅绘”的工笔画。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典型”的寻求,以及从学术到政策两个层面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关怀。
“深描”的是方法论(该书第一部分“中国研究的方法”)和政策建言(第三部分“中国转型向何方”)。因为主要是在与农村研究相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的讲座、学术期刊的访谈和研究报告,单篇中点睛的穿透力和整组文章铺陈开来的张力交织在一起,印刻出的是作为论域的农村研究的沟壑,以及中国研究共时性研究的底色。
“浅绘”的是中国研究的基本功(该书第二部分“重新发现传统”)。相比前后两部分的洞见,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传统文献和知识的梳理,却铺陈了很多人和很多事情的观念、行动,以及话语的底色。转型中的中国的确与这个世界越发形似。但在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和解说中国的时候,更值得注意历史性的经历如何影响了现今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三农”问题研究学者多出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科班,他们中最年轻的现如今也有40多岁了。儿时乡土的记忆、青少年时农村插队的经历,以及“沉到底”的乡村调查,成就了这一代学者的“中国思想力”。而在一个“农业经济系”乃至“农学院”都逐渐消失的今天,在众多关怀农村,却对城乡隔阂缺乏认知体验的大学生们赴农村支教活动倔强生长的今天,如何认识中国,谁来研究中国……这实在是―个现实的大问题。
《如何研究中国》或许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给新―代学人的“时空信”。抑或是给在急剧城市化的30多年间成长起来的所有人关于乡土中国的“细密画”――可以索隐到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之间一处处毛细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