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8: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国文学的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英美文化;文化差异;文学评论
一.文学评论的内涵
文学评论,顾名思义,评论文学。用专业的术语来讲,是应用文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对特定的文学内容,比如说文学作品,文学思想等进行探讨、研究等一系列文学性质的活动,以解释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而帮助相关的文学家进行文学创造,推动整个文学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英美文学的相关内容
英美文学是对英、美两国民间文化艺术的总称。同样的是两个现实生活的生动反应。我认为文学具有很强的表现能力和表述功能,而且英美两国的文化比较多元化,决定了其文学风格的多元化,戏剧、小说、诗歌等类型多样,各具特点:(1)英国文学的特点英国是一个临海国家,不仅气候极具海洋性,其文学也是如此,包容性十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加上英国的经济、历史发展传统,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英国的文学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开始转向写实主义,这是英国文学发展的一般趋势。(2)美国文学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建国的时间比较短,在19世纪之前,美国文学可以说是依附于英国文学,具有英国文学的一些特征,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后,美国文学开始脱离英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多方面、平民化、自由化等。就像美国的社会一样充满着自由、民主的气息。
三.英美文学评论的内容
各国的文学评论各具特点,但是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是文学伦理问题,这是要放在首位进行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道德评论,这是进行文学评论的关键所在;最后是审美评论问题。具体到英美两国来说,文学评论与该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女权主义、殖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文学评论研究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方向。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的影响
(1)英美两国的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国的语言英国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发展时间较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拿英国的官方语言:英文来讲,许多的文学评论家在对英国文学进行评论时,使用语言十分的谨慎,这既能说明文学评论家谨慎的态度,同时也更能说明英文的地位和重要性,可以说英文便是英国的象征,因此出于这样的态度,英国文学评论是相对拘谨的、缺乏新时期的创新与个性;
2.美国的语言美国官方使用的语言也是英文,但是却是美式英文,虽然说在本质上,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就是美式英语的称谓便能很好的说明问题,美式英语是美国的创造,是美国争取独立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发展历史比较短,而且是移民国家,文化发展多元化特征十分显着,在独立之后,美国在政治、历史等方面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美国的民主革命是十分成功的,相应的在文学评论方面美国的文学评论就彰显个性和创新性。
(2)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人本主义是英美两国共同宣扬与崇拜的,但是英美两国的人本主义又存在着具体的差别:
1.人本主义是英国发展历史上很早便出现的,但是在文学评论领域人本主义是十分保守的,神权和禁欲主义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认为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生动体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在文学领域的再现,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为伟大的文学家,我认为没有之一,莎士比亚不仅影响了英国一代人,更影响了整个世界。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对其作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人文主义在其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2.相比英国的人本主义,美国就十分创新、独特。当然这和美国发展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独立是十分果断的,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争取独立自由的观念理论深入人心,美国的人本主义十分的激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对人本主义的创新理解。在这基础上美国的文学评论就显得更加激进、创新。
〔关键词〕 进化论；科学方法；汇通中西；体系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2-0078-06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格局，立足于世纪之初总会生出文化向何处去的疑问，回眸百年前的民国文人在世纪之交中国文明面临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一个宏大的民族心理趋向，中国的学人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革命派和保守派的不同的文化态度，他们的争论都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分析参考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文化重建的宝贵财富。重新认识民国学人在“文学概论”上会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也是寻求文化变化的轨迹的一种追源溯流的探求，不失为寻求文论现代化的可行方式。生逢乱世，学术就有了更大的担当和责任。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了，“《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轻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1]（214）刘先生凭借深厚古代文论的基础和扎实的西学功底，其融汇中西的努力正如其在自序中所说：“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1]（3） 不以今而非古，不以西而律中，借鉴国外的文学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古代文论。其用进化论眼光、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新架构中国文论的体系，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进化论文艺发展史观
中国古代文论受儒家思想的制约，信而好古、依经立义，强调述而不作，全力维护经学的正统地位。传统学术具有浓郁的复古色彩，存有以古为尊的文论价值取向，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在 “载道”的文学功能主义传统之下，后代的文学必须从前代的权威中获得许可，符合传统的要求，才能被认可。这里面涉及一个文论的发展观和权威性的问题，就古人的文论观来说是认为文学有恒在不变的稳定性，古人已经把文学发展的终极真理认识到了，所以后人只需按照它的要求来做即可。古人把文学当成一种不变的具有恒在价值的认识体系。而进化论的文论观不同以往，把文学当成一种不断进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把文学的终究价值放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学的演进之路和文化观念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刘永济《文学论》第一章之第一节“文化发展之概观”载：“因人类文化之发展，莫不由含糊而渐近明晰，由简略而渐进圆满，由武断而渐趋精确。今日之明晰圆满精确者，异日或更以为含糊简略武断，亦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贻笑后人！故文化必求其发展无穷，未可画然自止也。”[1]（5） 刘先生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的由“含糊、武断”而逐渐趋向精确、圆满。不必以为古代的一定比现在的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语中的这里体现了很明显的进化论的眼光。“文学之先，亦包括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文学之内容亦极简略，人之对于文学又多武断之论，故未能脱宗教之羁绊。且文学之于宗教，其关系之密切，较之他种学术尤甚，故为之服务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崭然自见于世。”[1]（5）
文学和文化、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先生在这里认为文学最开始时和宗教混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其时之人，于文学之观念未能明晰”，至于民初，文学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源自西方，刘永济先生所用的材料大部分却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其取材和定优劣之准体现了其进化论的文论观。在第一章“何为文学”中的第七节“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中，其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我国文学发源最早，周秦已称大盛。而研究文学至魏晋以后，始有专书。然皆浑含立论，无有条理，是非亦参半，不足以为定论。如魏文帝之《典论》，钟嵘之《诗品》，则近于批评。挚虞之《文章流别》，任P之《文章缘起》，则近于分类。荀勖之《文章叙录》，则近于文学史。而总论文体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优劣，成一家之言者，则惟刘勰之《文心雕龙》最佳。”[1]（15） 以时间为经，以观点的进步为纬，勾勒文学演进脉络，展示其纯文学的眼光，这种眼光也在其选择材料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刘先生整体统摄中国文学观念：”统观我国历代文学之观念，不可谓于学识、感化之界，无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非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此今日所当明辨者也。”[1]（19） 字里行间，充斥着一副发展的眼光。刘永济先生在文中明确指出其观点所依的进化论的线性的时间价值观：“又今日之供少数人用者，异日可渐及于多数之人。人类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愈广大。群众之知识日发展，文学之功用亦将愈普遍。揆之进化之理，固应如是也。故今日的之文学，一方面必求其真义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广。真义愈明，则表现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广，则人类之幸福愈增进。然则文学之义，虽至难确定，要不出此二点之外。亦如科学之发达，虽不可限，要不外实验之法日精，与物质文明之福日广而已。”[1]（20） 于此凸显了进化论的文论观。
刘先生在“主善之文学所短”一节中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两个缺点：不随时变、情趣缺乏。其论证也很详细：“后儒拘泥，故守旧复古之心甚深，而因时制宜之效不显，大失时中之义矣。至其影响文学之处，则尤彰著，以扬子之才，乃不过一摹古专家；以昌黎之杰，亦不过学古能化。以我国文化之早兴，历史之悠久，而进步不及欧洲之速。若以近世欧洲文学变化之率推之，不应有今日之现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旧复古有以致之也？复古之文，间接摹仿古人之处多，直接摹仿自然之处少。少则自然之奥秘，终古不宣，而材料亦陈而不鲜，此后人所以有‘天然好语，被古人道尽’之叹也。”[1]（109）这里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古代文论的关键问题是，好古、尊古、摹古、复古，被古人所限，不能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论。其解释孔子“述而不作”是为了“以示作礼之本义”，是为了正本清源，而非为古所限，不敢超越前人也。尽然儒家之说并非全为古所限、死于句下，在一定程度上也积极诠释和发展了六经的要旨，可以说刘先生分析不失为一种洞见，又张目后世，寄希望于未来，彰显了“向前看”的进化论文论思想。
二、借镜西方科学实证方法，
观照古代文论概念范型
西学东来，传统文论获得现代转换的外在动力，“20 世纪初叶文学理论以凸显文学观念的独立姿态为根本的学理追求，缘于传统观念的自新和异域他者的观照，晚清以来的经学中心主义式微，儒学的影响力日渐衰歇，传统朴学内孕的科学因子糅合西学的实证主义，儒学便逐渐退居为一种学术资源，逐渐丧失它的主流文化地位。‘文学革命’所积储的强大势能牵引国人去探寻允符现代境遇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统的重新体认便成为民国学术改弦更张的逻辑起点。”[2] 身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对传统的体认态度便成为新旧文人的一个重要尺码。刘永济先生“生于1887年12月25日，正值晚清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前夜。曾祖父刘长佑，晚清朝廷重臣，历任云贵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祖父刘思谦，曾在广东、云南担任知县。受到家风的熏陶，父亲自幼喜爱文学，先后就读于湖南长沙明德学校、上海复旦公学、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31） 刘先生接受的是正规的中西结合式的新式教育，既有良好的西学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以训诂、考证、音韵为基础的传统的国学功底，刘先生在龙学、词学方面的独到造诣即为注脚。
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每门学科的具体运用都是不同的，对于古代文论来说，西方的科学方法又是怎样的，具有怎样的特点呢，民国学人均有各自独特的见解。 叶维廉先生《中国诗学》谈到：“或许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美感视境一开始就是超脱分析性、演绎性的缘故（见拙文《从比较的方法论中国诗的视境》），或许是因为是一个抒情诗（lyric）的传统而非史诗或叙事诗传统的缘故，我们最早的美学提供者主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主张未封前的境界（庄子），而要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认为诗‘不涉理路’（严羽），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洋文学批评那样认为文学有一个有迹可循的逻辑的结构，而开出了非常之诡辩的以因果律为据，以‘陈述――证明’为干的批评。在一般的西方批评中，不管它采用哪一个角度，都起码有下列的要求：
一、由阅读至认定作者的用意或要旨。
二、抽出例证加以组织然后阐明。
三、延伸及加深所得结论。
他们依循颇为严谨的修辞法则，exordium，narratio argumentatio或probatio rebutatio，peroratio或epilogue（始、叙、证、辩、结）不管用的是归纳还是演绎――而两者都是分析的，都是要把具体的经验解释为抽象的意念的程序。”[3]（3） 叶先生在这里总结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也就是经过阅读文本之后所得的文本的要旨，在文本抽出例证，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以抽象的观念为中心，运用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的方法。刘先生在《文学论》中也运用了以概念的界定、功能等为中心的西学研究的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观念以期建立新的文学概论理论文本。体现在《文学论》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文学的概念为中心建立起分析的逻辑起点。从目录上看，其章节设置分别为：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的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全书以文学的定义为中心，在明确文学定义之后分析了文学的分类，比较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最后分析文学研究者存在的困难和今后的希望之所在。明显借鉴西方的系统分析方法，并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理论来尝试建构新的文学概论体系。第二，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刘先生先站在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高度来谈文学，来认识文学和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之说，是因为人类有五种特性：起疑、求真、感乐、慰苦、解纷。而文学的产生是由于人类有感乐与慰苦的需要。具体来看刘先生的论证，首先明确什么是“感乐”：“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时人事、水态山容、花飞鸟语，融和畅适之时，即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即莫不思有以表现。故刻画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赞美神祗，即由于此。他如宏壮之建筑、优美之音乐，其始无不以为庄严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后世尤甚。”[1]（6） “慰苦”指的是“草昧之民，饮食艰难，危险尤多。鸷禽猛兽、恶虫巨蛇，以及异族之残杀、病痛之侵害，无在不足以生其苦情。哭不能胜，则呼吁以求解脱。宗教遂设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灾，而安慰不幸之人，于是祈祷之事以兴。”[1]（6）作者认为人的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外物顺应人的心情时人就感到高兴愉快，感到高兴就要表现出来，或者唱歌或者跳舞，文学最初是人在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情绪的宣泄，是人的本能的激发，它绘制了文学的雏形生态。
文学是情感流淌的产物，《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钟嵘《诗品序》亦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4]（30）这种文学发生说认为文学是人在面对大自然四时的变化，而在内心产生的感觉情感的变化而有了文学抒发。钱中文先生认为：“意大利学者维科探讨了这种思维特征。他说原始初民的本性，还类似动物的本性，即‘个人感官是他们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他们没有推理力，浑身都是旺盛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同时，‘这种想象力完全是肉体方面的，他们就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所以他们的宗教、神话、语言等等，都通过想象力来形成的。例如由于无知，他们对一切自然现象都感到好奇，于是‘他们想象到使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同时，他们还按照自己的观念，使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各有一种实体存在，正像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在手里跟他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活人。’ 他们看到大自然雷电交作，以为冥冥之中有威力无比的神灵存在，按照的东西，把整个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生物。于是维科把原始初民的思维比作儿童的思维加以研究，提出了原始思维混沌性、具体性的特征，即原始初民的思维的产物，诗、神话、伦理、政治、经济观念，都是混合在一起的。”[5]（9）刘先生认为“感乐”与“慰苦”是人的两大特性，构成文学发生的条件。其“讴歌\舞，尤为文学之初步”之论凸显了文学蕴育于原始的人的神话思维，文学是人面对自然的本能产物，有效对接中国远古文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学生态。参以西方的“模仿说”、“巫术发生说”、“宗教发生说”、“游戏说”、“劳动说”等文学起源观，刘氏此论侧重文学发生于人自身所拥有的感乐与慰苦特性，彰显了文学为人的本性自然流露的文化取向，其充分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衡以民国时期的理论语境，其无疑是对传统文论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文学论》中随处可见因果分析的话语，展现其援引西方的逻辑分析，寻波讨源的文学实践。其盘点艺术之根本，就论：“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智识、行为、情感，为人类精神上之作用，其施于思考方面，则名智识，施于动作方面，则名行为，施于感应方面，则名情感，智识正确则真，行为适当则善，情感高尚则美，三者实异用而同体，未可强为区分也。[1]（61）作者以丰富的学养，秉持现代学术分科的视野，明确区分哲学、伦理、艺术诸学术。执因索果、追源溯流，逻辑分析推论贯穿行文始终，体现拥有西方现代学术背景的学者，力求全面而准确客观地探求真理的文化取向，也体现了其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
三、会通中西以创新说，
建构民国文学概论新体系的尝试
中国文论演进是一个不断拥抱世界文论的过程，外来资源和本土资源的的碰撞和交流铸造了中国文论的民族品格。“大凡一种民族生存于世界既久，又不甚与他民族相接触，则其文化自具一种特性。及其与他民族接触之时，其固有之文化必与新来之文化始而彼此抵牾，继而各有消长，终而互相影响而融合为一……但当两种文化接触之时，此两种文化仅有异同而无优劣，则其消长之间有一定之理，即能适宜与否而已。适宜者必安而日长，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于是不尽弃其所有以从人，必保守残缺而不变，卒至皇皇然无所适从。若两民族之文化相差甚远，亦不易收良好之结果，而消长之时必失其平。失其平则非融合而为强占。强占者，新文化挟其势而来，未必与固有之特性相安，且尝抑屈之，驯至丧失而不能自见。如此，则新来之文化亦无新质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态而已，是为文化之大损失也。”[1]（96）刘先生开辟专章来讨论“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在该章第一节中“研究我国文化之重要及其困难”中极富洞见地阐明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碰撞中所呈现的不同的影响和结果，其所取的态度是：“究之文化未可托之空言，必当见诸实事，如国家之政治，社会之习尚，君子之行动，艺术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见者，我居其实，则人有以观瞻，我实果美，则人自知采纳，不必呶呶费辞也”。[1]（99） 又认为：“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故亦无甚影响。此则时会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也。假以岁月，或有可观耳。”[1]（97） 学无新旧之分、无中西之别，脚踏实地便有可能登堂入室，这就彰显了他求真务实的治学观。
刘先生以文学观念为中心建构了文学理论的体系脉络，个中关键就是如何体认文学一词。其梳理了中国历来文学观念，从而归纳整理，为“文学”下一清晰的定义：“概括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1]（20）于此从文学的功能来界定文学的概念，借助作家的学识和技巧来实现文学“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的功能，此一论调虽未脱出传统的儒家诗教观的笼盖，确也切合了“W衡”派的“文化价值中心”的立场，引领后人侧重文化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概念的文化实践。就此而论，从传统出发，并在梳理传统之后结合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学定义模式标举了新的学术范式。刘先生引用狄昆西（De Quincey）的文学分类观，厘定文学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并借鉴芝加哥大学教授毛尔登（Moulton）的“描写（description）、表演（presentation）、反射（reflection）”的文学三原质说，对中国的文学重新作了分类并列表图示，兹引如表所示（见下页）。
从上表我们不难发现刘先生会通中西的学术实绩，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之成说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的文体论，希冀建构一种新的文论体系，如此实践仍值得我们大书称颂。在借鉴毛尔登（Moulton）的文学原质说之时，刘先生用了一个简单的图表分析了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路径大体以作者为中心，类似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文学四要素说：作家、作品、读者、世界，虽其言不详，但考虑到民国草创时代的文论场域，这种分类实践已经引领后世的《文学概论》书写。在综合了两种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分类还是有针对性的，若例以现在的文学分类之法亦可见出其合理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体裁依据其摹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摹仿对象等的不同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喜剧类三种。”“这种源于古希腊的文体‘三分法’，在西方文学批评实践中广泛而长期流行，从而被欧洲各个时期的文艺批评家所采用和发展。”[6]（173-174）若简单地搬用外国的成说来剪裁我国固有的文体类型，难免会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在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视野里，小说既可作为学识之文也可视为感化之文，小说还具有反射和描写的双重原质。刘先生融汇西方旧说以创中国本土新说，彰显了其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的实绩。刘先生还一一勾勒了中国文学体裁分类的历史、构成之源、变迁的轨迹、文体变迁和文章形式的关系，在这些命题的论述中体现了其“文献考证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治学特色”。即以该著第五章“文学与人生”为例，刘先生秉持现代科学视野，分别考察了文学与道德、文学表现的内容、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关系，突出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已具备了作者中心论的现代特质。要而言之，无论是刘先生的文学界定，还是文学功能的实现，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论述，大都建立根基于作者“有了悟与判断之力，而后有乐可感，有苦可慰”、“理性之培养，乃文学家应有之工夫，亦即文学家当先具之条件”[1]（9）。这里具备初步的“作者中心”的现代文论范式。刘永济以科学分科的眼光、进化论的视角、文化研究路径建立起了具有民国特色的文学概论体系，其虽未脱传统文论的窠臼，已蕴育现代文论雏形。
四、《文学论》体系建构的综合评价
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融汇中西，用逻辑分析法等西方科学研究方法改写了中国古代文论体验式的直觉式的文论评价模式，在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文学理论来重新认识中国固有的文论，其“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用心在《文学论》讲义的行文中随处可见，可谓用心良苦。正如刘先生在其自序中所云：“以期引申哲诰，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讥，而远师彦和之意云尔”，[1]（3） 撰著的目的是为了把古代文论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使其符合学科教学的需要。其用力很深，多有创见，对于碰撞交流中的中西文化采取积极应对的方法，既不盲目排外而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而失掉了传统。主张采取务实的态度做好学术该做的事情，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其积极吸收西方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尝试完成古代文论现代性的转化。虽然在理论的运用上还存在“以西律中”的倾向。但是其用西方科学方法，把“逻辑推论与诗性体悟”结合起来探究古代文论存在问题的源头，正本清源的做法，给后学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以什么是文学为逻辑起点，全部的六个章节都是围绕文学而展开，用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关键概念。如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历代文学的定义，历代修正文字的轨迹，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刘永济先生传略》一文中评价了《文学论》：“《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7]（284） 程先生用“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来评价《文学论》，允称确评。毋庸讳言，《文学论》的体系书写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其既沿袭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载道功能至上的文艺观，分析了文学的价值，感乐和慰苦，又说审美是文学的中心，二者就存在矛盾，毕竟审美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论观还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融合两者还需要更多的理论言说，但作为一部草创时期的“文学概论”，其能够运用西方的文论框架来建构“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已体现出理论的先导色彩。《文学论》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进化论的眼光，参稽外籍，汇通中西，独立尝试建构文学概论的体系，引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自台湾的林毓生先生的专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发表，19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古代文论“失语”论以来，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转换）”的大讨论已成为学界的聚焦，它也带来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契机。历史是现在的过去，让我们把目光重回民国，刘永济先生会通中创文学概论的新体系，以冷静的态度，不像新儒家的那样发出“未来的世界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也不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那样激进，主张脚踏实地的做学问来应对文化的危机，是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和借鉴的。其深厚的学养，极有见地的识见给后学树立了时代的精神坐标，标举了一个时代的学者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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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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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近代以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窗口，如晚清、民国期间大量的留日学生与旅日文人，如“封建”等词汇正是经日本翻译而传入中国。今天，当我们重新思考、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涵义，展开往昔这一辉煌灿烂的文化篇章之时，更加促使我们反思中日文化交流中放送者与接受者这一身份的置换之缘由。因此，对日本五山文学这一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的研究，也就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张晓希教授长期致力于日本古典文学与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日本古典诗歌的文体与中国文学》等，具有丰富的日本古代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经验，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带领其团队历时五年，完成了新著《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著作以总体观照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坚实的史料，坚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立场，分别从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对五山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日本中世文学的研究一直偏冷，尤其“‘五山文学完全是文学界的孤儿、天涯孤独’，说明了五山文学在日本学术界遭受冷遇、被学者们敬而远之的处境” 。本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全面系统探讨五山文学产生的背景、文学特色、与汉文学关系等问题的一部专著。
五山文学是日本继平安时代结束之后，从进入镰仓、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初期，以镰仓、京都的“五山十刹”为中心，以五山禅僧为主体，效法汉诗文创作的文学艺术。作为日本汉文学巅峰的五山文学，具有明显的佛学倾向，崇尚内外典兼通的治学理念，推崇“朝经暮史昼子夜集”的学术风气，偏重诗文功效与禅修表里一致的文学观，创作形式丰富多样。五山文学的出现打破了数百年“白乐天风”独盛的汉诗局面，促进了对李杜苏黄等诗歌的接受，其深深地根植于浓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并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花朵。“五山文化的研究涉及书法、绘画、建筑、庭院、雕刻、工艺乃至饮食等领域”，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尚有大量有待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研究者在对各领域相互间以及总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影响进行探索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五山文化是建构日本中世文化重要的中坚力量，也是日本近世文化的母体” 。因而，对五山文化和文学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著以立体化的多维视角，对五山文学和文化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总体与个案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是其突出表现。从全书的框架结构来看，体现为由整体到个体，再提升、整合为整体的逻辑过程。在内容编排方面，开篇即以《五山文学与五山文化》一章统领全书，详细地阐述了禅宗传入日本与五山文学产生、发展的关系，概述了五山文学的文学特性，尤其谈到了唐式茶会对日本茶道与宋元山水画对日本山水画的影响，“与禅宗密不可分的日本山水画逐渐脱离了对宋元山水画的单纯模仿，形成了清淡雅逸、气韵自然的日本独特画风。” 在对总体特性描述的基础上，以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名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相互激荡，糅合历时性的特性与共时性的比较。五山时期的汉诗人几乎都是禅僧，其中多数人在中国的宋、元、明时期都来过中国，学习佛法或论经布道或游历名山古刹，有意无意中肩负起传播中日两国文化的责任。著作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五山诗僧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景徐周麟、一休宗纯和策良周彦，分章逐节地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主题方面看，主要集中在佛学与文学、儒学方面，其中甚多涉及绘画、庭园方面的研究，如在第三章《梦窗疏石的造园思想与风格》中，对日本中世禅式庭园的开拓者梦窗疏石的造园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从自然风景、样式以及主题的表现和思想方面进行了考查，指出梦窗疏石的造园具有形态多样、内容与主题丰富、融合隐逸志趣和禅诗颂庭的特点。又如在第九章《汉诗与文化交流》中，在对策良周彦的汉诗进行研究时，除从影响研究方面着手外，还另辟蹊径从宗教与外交的角度对其汉诗的寓意进行了解读，并认为遣明使实际上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吸收和嫁接了中国文化，而汉诗便是其载体。较之传统单一从汉诗的角度研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从更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拓展了研究领域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较为立体化的视角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与启发。
再次，从流散视角对五山文学中的“流散汉诗”进行研究。流散研究最初出现在对非洲裔黑人与非洲的关系研究中，逐渐被运用于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加勒比人与华人的相关研究。实际上，早在流散研究兴起之前，流散现象就已有之。国内有学者对亚非地区的古代流散文学有详细深刻的分析 。五山文学中的诗僧无学祖元和一山一宁，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东渡日本，却促进了五山文学的发展，兴起了平安时期后的又一次汉文学。在《中日古代流散汉诗及其特点》一章中，作者从思乡性、冲突与融合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流散者进行了考查。首先，作者分别选取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渡日高僧一山一宁作为研究对象。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阿倍仲麻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贵族出身的阿倍在唐五十余年，长期对故土的思念深深地寄寓在 《望乡诗》与《无题》两首诗中，写下了“输忠孝不全”、“归国定何年”的诗句。一山一宁是元初禅宗高僧，在日十八载，住持过南禅、建长、圆觉等大寺，创立了“一山派禅学”，被宇多法王称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其诗中对故国的思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颠沛流离的酸楚之感。其次，作者从身份认同和异质性两个角度切入。由日入元、明的两位僧人雪村友梅和绝海中津在其汉诗中呈现了异质文化所带来的冲突，如在《会昌茂宗》一诗中，体现了其在异乡中所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远离故土而又难以融入汉民族文化，孤寂却又难觅知音。绝海中津的汉诗除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外，还体现了融合与传播的特点。在《读杜牧集》一诗中，多处使用“赤壁”“阿房宫”等典故，作者细致分析后写道：“多年在明养成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深层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的影响，使作者将中国文化渗入到了自己的内心，经过长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将两国文化融会贯通，最终下笔如有神地写下了这首汉诗。” 实际上，这与中国历代以来的士大夫文人的怀古咏史诗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基于流散汉诗所内涵的混杂性与跨文化的特质，对其丰富意义的揭示也展示出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
跨语言的文学研究也是本著一大特色。文化是语言的载体，语言的掌握关系着对其背后文化的理解。在以往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由于研究者难以跨越语言的障碍，不得不依靠译本进行学术的研究，这样既衍生了对原文的误解，也约束了研究者对大量第一手材料的有效使用。五山文学本身具有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特质，天然地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张晓希教授拥有多年日语教学经验，其团队成员也是经过数年的日语学习和训练，都能熟练运用日语。从书中注释与参考文献中不难发现，作者运用的大多是日文第一手资料，因此，大量地接触、参照相关的原文资料，得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增加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五山文学不是单纯的日本文学，也不是单纯的汉文学，而是两者的混杂与糅合、冲突与融合、吸收与变异。五山文学不仅内涵奥义深邃的佛学知识和儒学大义，还旁涉绘画、造园等艺术，具有十分丰富、广阔的内涵与外延。《五山文学与中国文学》对此做了充分、详细、深入的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言，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颖的角度。但正如王晓平先生在《序》中所指出，鉴于五山文学的庞杂性，在汉籍考辨、抄物研究、人物交流、作品阐释和理论探究方面尚待学人朝经暮史。任重道远，我们期待张晓希教授在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成果。
一、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
就学术研究资源来说，情况也与以前发生了改变，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纸媒学术资源和网络学术资源。相对于以前的纸媒学术资源，网络学术资源虽然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悄然利用，但对其较为深入的认识、归纳、研究还没有被提上日程。如一位历史学界专家所称“我们对学术的研究往往落后于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进行开创性学术研究，不得不对网络学术给予高度的重视”按照百度网的概括，网络学术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信息自由，来源广泛；信息量极大，传播范围极广；信息内容庞杂，质量不一；具有多媒体和超级链接特性以及交互性等。而网络学术资源的主要类型则有：数据库资源；学术网站资源；电子出版物资源；组织机构资源；学术研究相关资源等。现代网络的特点可归纳为：包容性、开放性、自由性。它的出现已经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代著名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也称，“所有媒体是一些人类器官的延伸———精神的或者物质的。轮子是脚的延伸———书是眼睛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媒介，随环境而变化，引发我们感觉接受的统一指数。每一个人的感觉扩展，改变了我们的所想和所做的方式———我们领悟世界的方式。当这些指数起了变化，人类也变化了。”因此网络为现代学术研究带来的不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便利，更是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深层研究思维的改变。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网络对学术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袁济喜教授认为的，“网络数据库的推广，打破了图书垄断，但数据库无限制的膨胀，导致了一种数据库写作文体，从而失去了学术原创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利用网络的便利进行学术造假等不良现象的发生等。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数字化建设
第一，多个网络电子数据库的建设就人文学科来说，中国首次大规模将现代网络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尝试始于上世纪末。1998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CNKI工程（即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在中国范围内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由此各种学术资源开始源源不断的汇集到了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并实现了各类资源利用上最大限度的及时、高效和便捷。这些大型数据库包括了人文社科领域在内的多种学科，所涵盖的史料信息量巨大，且不断处于更新增补的过程之中。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它们基本上将多年来公开发表出版的学术论文一网打尽了，并且电子化检索系统对于查找相关资料也非常方便迅捷。此外还有《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原名《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由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负责研制和编辑）、维普资讯网等大型数据库。上述大型数据库都是综合性质的，现代文学史料也自然包括于其中。
第二，网上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当网络时代到来，人们对于图书馆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人们多靠翻卡片到书库寻找所需资料，但随着各图书馆网站的建立，实现了信息查询的电子化。各网站除了介绍本馆概况、服务项目、专题资料以外，多有“馆藏目录检索”一项。人们通过网络检索就能迅速获知所要查询的图书馆是否有所需要的图书资源。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电子资源中有些还提供全文浏览功能。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在这里不但可以查询各种图书目录，还可以在线阅读各种图书及期刊。一些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如《现代》、《新月》、《文艺复兴》、《文学季刊》、《万象》等，都实现了在线全文阅读，且可以按照题名、出版者、责任者、出版地、出版时间、目录等多种方式检索。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当然也还有部分重要的现代文学民国期刊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抗战文艺》等尚未扫描上网。功能相似的网络资源还有浙江大学主持的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合作计划（简称CADAL）的民国期刊数据库子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等。这些网络电子资源在使用上可以相互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普通研究者对民国期刊的研究需要。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提供了数十万种电子图书及近万部学术讲座，在电子书查找及视频史料等方面走在了前列。而超星数字图书馆中的超星名师讲坛，实现了在线听课，更是不可多得的鲜活资源。以上种种网上数字图书馆，借助于缩微、扫描、网络传输等数字化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第三，各种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专题学术网站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还包括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网站。如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网上文学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当代文化研究网、当代中国文学网、左岸文化网、诗生活及很多现代作家研究会创办的专题网站，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网站、北京老舍纪念馆网站、中国茅盾研究网、郭沫若研究中心、巴金文学馆网站、鲁迅纪念馆、穆旦纪念网、徐志摩纪念网等。这些专题性网站都收藏有诸多作家的文字、图片、影像方面的史料，一方面为部分文学爱好者提供相关领域的基本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者查找收集资料的部分来源。
如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心的现代文学馆就收集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图片、音像等大量宝贵史料和现当代文学期刊报纸、文字档案的原件，作为网站建设的一部分，相关目录都可以上网查询，更有部分珍贵书信照片可以在线浏览。而北京鲁迅博物馆网站则有“动态公告”、“博物馆介绍”、“博物馆藏品”、“查询与研究”、“鲁博书屋”等专栏组成，收藏展示了大量关于鲁迅先生的珍贵史料。如“博物馆藏品”一栏就有鲁迅手迹、图片等实物史料近百帧，“查询与研究”一栏则分为在线查询和学术研讨两块，其中“在线检索系统”能够对《鲁迅全集》按关键词等全文检索，方便了研究者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学术研讨”专栏则及时追踪国内外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综上所述，网络数字图书馆已经随着网络的发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也已经在文学、历史、哲学等诸多学科悄然发生。我们只有学会充分利用网络及其所包含的数字资源，才能使各自的研究工作实现跨越式的进步。
作者：杨柳单位：河南大学图书馆
一、传统教育的自身缺陷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以儒家教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教育有天人合一、政教合一、文道结合、师道尊严等基本特征，其培养目标是造就一批“学而优则仕”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核心，注重对“人”的教育而轻视对“物”的教育。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中国虽不乏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但此类知识仅限于私人授受却没有进入课堂的机会，亦未获得‘形式化’的发展。因而，‘科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始终停留在直觉层面和经验主义的水平上未得独立和弘扬”[1]。这种伦理型教育的畸形发展是以科学教育的萎靡为代价的。中国科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育，然而由于重农轻商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致使科学教育发展缓慢，多停留在实用的经验的层面而没有发展成一种系统的科学教育学说。传统教育只注重伦理道德的教化，发达了伦理文化而忽略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中国教育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失落。
总体而言，我国传统教育对于封闭的、非机械化的农业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来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两大因素，缺失了科学内涵的以伦理教化为主的传统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会产生危机感。尤其是的爆发，惊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惊醒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作为传播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的工具——传统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受到新思想、新观念的批判。传统语文教育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加速了变革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科学的话语对白话的技术化洗礼，使得以文言为学习载体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话逐步发展成为语文学习的重要载体。从表现方式来看，科学论文的公式和图表无法用竖排及无标点符号的方式表现，所以必须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从语文知识来看，过去的内容与现代科学精神不合，必然会产生新的语法修辞知识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语文学科目标设置来看，由于科学观的介入，使得目标设置由片面到具体，由笼统到详细，更加符合现代社会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从语文学习内容来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学常识的文章被吸收到语文教材中来，成为学生了解现代科学的一个窗口；从语文教学方法来看，严密的、高效的科学方法的产生，必然会促使只重“背诵”、“领悟”、“揣摩”、“抄书”的传统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从考试技术上看，科学的测验、实验方法的运用，使得传统的考试方法得以改造和发展。
二、现代教育的深入发展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胁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传统教育已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要。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废科举，兴新学”的举措。期间，全国各省大力兴办新式中小学堂，并把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高等、中等、初等学堂，还鼓励华侨兴办学堂。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体的新式学堂发展得十分迅猛，据统计仅在“1895~1899年，全国共兴办学堂约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间106所，估计全盛时期学生总数达到万人”[2]。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学堂大都开设了语文科，然而普遍存在着奖励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旧教育体制的交互碰撞下，兴办实业和办实学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可以说，“制度的改变总比思想的改变要容易得多。我国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残存下来”[3]，影响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转变观念，完备教育体制，改善教育结构和布局，已成为民国初年接受西方科学观念的学者（如、黄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在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理论、观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时，提出了改革传统教育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育主张，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然而，就传统语文教育而言，早已沦为封建科举制度的附庸，重书面语轻口语，重文言轻白话，严重脱离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阻碍着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与科举制度一样成为“空疏无用、禁锢人才”的批判对象。在批判和声讨之中，传统语文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1912~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令，以及“壬子”学制的补充和修订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废除了“读经讲经”科，把“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两科统称为“国文”，这是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语文名称。该学制使中国教育现代化又有了新的进展。教育性质的改变，教育观念的更新，推动着语文教育稳步向前发展，开始确立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目标，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这标志着现代教育的巨大胜利，语文学科由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现代语文改革运动促成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变革
我国传统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是白话，写的、读的却是文言。由于文言难学，所以文化教育长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广大劳动人民也只能处于不会读、不会写、没有文化的愚昧状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许多进步的革新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都希望拥有最有利于表达和交流的语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现的内容大多是面向过去的，远离现实生活的，是不利于学习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严重抨击的对象。人们希望自己所学所用的语言文字应该是易读、易记、易写，其内容也应该是实用、高效的，而这些要求都不是古奥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备的，所以使用以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就成了人们的追求。经过时期发起的语文改革运动对“俗语”的提倡及爱国志士对文言文的“空疏无用”的批判之后，19世纪末一场现代白话文运动首先在资产阶级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达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开展，以文言文为标志的传统语文教育受到严峻的挑战。白话文很快为广大民众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学率先实行国语和白话文教学。小学国语教科书逐步全部使用白话文编写；初中国文教科书在实践中不断进展，与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话文最终占据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约占五分之一左右。现代汉语修辞、语法及各种语文知识开始在语文教学中穿插学习，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日益受到重视，文言文的学习难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仅要求能读平易的古书即可，高中作文有专作文言文而改为文白兼作或文体不限。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口头语言的学习从无到有，听说能力训练开始在语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打破了传统语文教育只重书面读写而轻视口头表达、只重文言而轻视白话的局面。学习普通语言文字，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以应付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语文教育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强。总之，在现代语文改革运动的冲击下，20世纪早期的语文教育在革新传统语文教育基础上，日渐走上现代化、实用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杨玉宝.论传统教育的主要价值取向.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论文关键词：卡斯特罗，《漂泊者》，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
一、理论依据
“身份”，是古往今来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拉康，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大师都在自己的研究中谈到了“我是谁”的问题，并对“身份”进行了孜孜不倦地研讨。一般说来，身份泛指一个人的种族、血统、家世、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个人经历，具有社会属性。关于身份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先天决定的和后天成就的差别。不管你是否承认，古往今来这些因素和差别不同的身份往往决定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此引来不同学派、学者对文学作品乃至现实生活中对身份问题的不同见解。
在后殖民理论家看来，“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不存在天生的优劣贵贱之分。后殖民主义身份观……消解了以欧美中心论为基础的等级性的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为‘少数族’争取应与的公民权奠定了理论基础。”【1】1978年，赛义德发表《东方学》，这部巨作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它为东方、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认识他者和自我、建构自我的主体和文化身份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2】。
霍米·巴巴认为，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质疑的是：自己的文化身份后殖民主义，自己的阶级民族立场【3】很显然，霍米·巴巴将文化身份定位于殖民国主流文化以外的非主流的文化。霍米巴巴曾说过：“我一直对自己的边缘而又处于疆界的身份感触良多。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从这种身份得出的文化意义。”【4】 他认为，非主流文化显然是处于弱势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它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国主流文化进行“改写”，这种改写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己的边缘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
在这些理论的前驱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亚裔或是华裔作家开始关注、讨论、创作、建构有关自身或是祖先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它们多以华（亚）裔个体或族群的生活为创作源泉，以华（亚）裔自身文化与异族文化（即殖民地文化）的碰撞为故事背景，以华（亚）裔的生存模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情感变迁、追求根源等作为探索方向，表现了华（亚）裔对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由疑问-困惑-追求-解脱的过程，这也突显出文化身份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此类作品层出不穷的事实。
二、文献综述
“近20多年间，文学作品在表现华裔在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下的精神模式、价值观念、情感、追求本真生存的困惑和历程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华裔的文化身份问题，”【5】很多文学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对身份问题作了诸多研究和探讨。
美籍华人心理学家Stanley 和Derald Sue 认为“华裔的身份构成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种族主义……影响……互相制约，冲突不断，最终形成较普遍的认同观，即‘传统的中国人’和‘边缘人’。【6】 在笔者看来“传统的中国人”应该是那些第一代中国移民，他们处于不同时间来到不同国家，但是去国怀乡，无论心里的信念还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仍旧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为指导，自身并未能真正接受他国的价值观念。而‘边缘人’就好像夹心人，身处于自己上一代的“传统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但同时受着周围异国文化和环境的熏陶，长相是中国的、语言是异国的、口味是异国的、国籍是异国的。虽然身在异国环境的包围下，但是没有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他们内心可能充满挣扎，充斥着“我是谁”的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疑惑不解。对于亚裔族群来说，探问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途径，就是围绕这类主题进行创作。【7】
而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就是众多此类文学创作者中的代表。他的代表作《漂泊者》中的华裔澳大利亚主人公“遇到了认同危机”，“以一种后现代的、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声音在说话……并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虚伪本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批判。”【8】（甘）以往澳大利亚小说在对中国人的表现上，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倾向。欧阳昱在其著作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一书中后殖民主义，将这种倾向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主要表现是消极的东方主义，即丑化、污蔑、贬低中国人。积极的东方主义是赞扬中国人，但这类作品很少。而卡斯特罗的作品就是对此类传统的颠覆。澳大利亚评论家David Tacey说过，卡斯特罗讲述的是现代派的故事，提出的却是后现代的问题——文化身份的思考……不仅如此，卡斯特罗还在其他作品中表现了作为一个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的人对自身文化身份、对作家的创作使命与作家个性的关注。【9】
三、《漂泊者》所体现的身份问题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漂泊者》(Birds of Passage)发表后，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及其作品立刻引起澳大利亚文坛的轰动，并获得1982年《澳大利亚人报》福格尔文学大奖。至今，卡斯特罗已经创作了 9部小说。《漂泊者》、《追踪中国》(AfterChina,1992)、《双狼》(Double-Wolf,1991)、《随波逐流》(Drift,1994)、《波默罗伊》(Pomroy)、《斯苔珀》(Stepper,1997)、《上海舞》(ShanghaiDancing,2003)和《花园书》(TheGardenBook,2005)，及一部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LookingforEstrellita,1999)。 这些小说有5部曾获澳大利亚的各种奖项，其中《漂泊者》影响最大，作品表现了早期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经历以及主人公的文化认同困惑。另外《双狼》获1991年《时代》报小说奖，《追踪中国》获1993年度万斯·帕尔默小说奖，《斯苔珀》获1997年班若小说奖，《上海舞》获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斯州总理奖。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都是以讲述华裔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来反映中国移民在澳的辛酸历史。
挑战传统的文化身份，是卡斯特罗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他的第一部小说《漂泊者》就清晰而深切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作者塑造了一个主人公，西蒙斯·欧阳。他执着于对自己身份的追求和探究。首先，他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怪的名字，周围的人总是在不断询问关于他名字的问题，这既让他感到困惑，又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边缘处境”。
“我叫西蒙斯·欧阳。我想找份工作。”
“嗯，好，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西蒙斯·欧阳。”
“一个中国人取这么有意思的名字。”
“我是澳大利亚人。”
“真是这么回事，嗯，你有中国血统。我能看得出来。你爸爸是中国人？你妈妈？”
“我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Castro： 24）【10】
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
“你叫……？”
“西蒙斯·欧阳。”
“你叫这么个名字真够怪的，你说呢？”（Castro：60）【11】
从以上直白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都对这个名字感到好奇，总是在刻意询问，原因在于主人公长着一副中国人的相貌，却拥有一个外国名字。没有人会对这种询问无动于衷，因为它意味着对人身份的关注和质疑。让主人公疑惑的不只是名字的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他想知道自己的家乡是哪，这一直让他痛苦不堪。作为孤儿后殖民主义，从小没人教他中国话，然而当他坐在课堂上要学中文的时候，却受到周围外国同学的嘲笑和质疑，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话？等他到了唐人街，那里都是中国人，此时让他疑惑和感到孤独的是他们讲的是中国话，他却听不懂了。他爱吃西餐，可是养父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吃米饭，所以给他米饭吃，以至于他一看见饭就恶心，被大夫怀疑得了神经性厌食。所有这些都让西蒙斯·欧阳困惑、孤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不仅如此，这种对身份的着迷还表现在西蒙斯·欧阳对他护照的着迷上。“我一直都随身带着它（护照），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可不能让自己的身份从自己的手里丢了。”（Castro，58）【12】护照是证明一个人身份最好的凭证，它充分说明一个人是谁，从哪来。但是普通人对护照远没有西蒙斯·欧阳这么在意和着迷，因为对于他来说，只有紧紧握着他的护照，他才能感到自己是有身份的人。通读小说可以看出，西蒙斯·欧阳的身份认同危机，一方面来源于他的孤儿身份，但更主要来源于他自身作为华裔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尴尬处境。因为周围人对他都是怀有一种民族主义的观念，或是在赛义德看来的东方主义观念。但是小说最后的结果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主人公最终摆脱了对身份认同的追求，具有后现代的意义。
我们来对比一下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塑造、结局的安排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份经历，可以看出，作者很有可能是将西蒙斯·欧阳作为自己的一种原型和理想形式体现在作品中。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作者布莱恩·卡斯特罗的人生经历：1950年，卡斯特罗出生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一艘船上。他身上有三国血统：来自父亲的葡萄牙血统，来自母亲的中国和英国血统。少年时期的卡斯特罗就被父亲送往澳大利亚的寄宿学校，并在悉尼完成了学业。后来，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目前在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大学担任教授。通常情况下，对拥有多种血统、四处漂泊的人来说，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确有点困难。而卡斯特罗恰巧具备了上述这些特点和经历。
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讨论身份问题或许已不自觉地成为卡斯特罗创作的中心线。卡斯特罗认为自己被“民族、民族主义、身份、地域……文化创作、流派……传统、后殖民主义、国际主义、移民、多元文化主义……种族……”等等词汇压得透不过气来。（Castro 1999:86）【13】由此可见，卡斯特罗和西蒙斯·欧阳的确拥有极高的相似度，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或多或少都会关注身份问题，而其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也是讨论身份认同。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卡斯特罗被问到是希望称他为澳大利亚作家还是华裔澳大利亚作家时，卡斯特罗坦率地回答“两者都不是。”他曾坦言，“讨厌‘身份’这个词……一旦一个作家染上了‘身份’，那么他就迷失了”。【14】如此回答，使得卡斯特罗对身份问题的敏感（也许，早先也曾困惑）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但同时，如此坦率作答也足以证明他意欲应对身份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不过，卡斯特罗的先进性就在于此。一方面他不希望被别人贴上国籍和种族的标签；另一方面，他又基于自己的经历背景具备了一种别人无法比拟的多元身份从而又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多元文化视角。正是因为站在这种高度上，他才得以用一种超脱了狭隘的身份观来阐释《漂泊者》的身份认同。他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结束了《漂泊者》，同时也以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观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今天澳大利亚对其他族裔“身份”的关注和禁锢已经释然了很多，这固然和时代的进步是相符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是《漂泊者》及诸多此类主题的作品带来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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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重点学科遴选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各高校的中文学科应适时调整学科建设目标和具体路径，回归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的自身规律。具体而言，在师资建设方面，应着力实现教研团队的梯队化，合理分工;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提升教学质量，夯实学生基础，并树立学术自信;在科研工作方面，应注重学术内涵导向与质量提升，兼顾基础与应用两个维度;在学科结构方面，应整合内部二级学科的力量，并与其他学科实现协同创新。在上述路径的具体实践中，应该结合本校、本系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科建设。
［关键词］
中文学科；学科建设；师资；建设路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有重点地建设一批一流学科已经成为未来高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学科建设由成规模的快速发展向常态化的内涵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校中发展历史长、学科分布广的基础性学科，如何全面、合理地开展学科建设，是亟待探索的问题。当然，学科建设的路径本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各自学科的发展历史量体裁衣地进行路径探索。不过，站在学科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在中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历史演进中，在不同地域、类别的高校各自的探索中，也存在着一些可通约的经验和“家族相似”的问题。这些都是在中文学科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产生的，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笔者以为，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尊重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
一、师资建设:实现教研团队合理配置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少高校高薪招聘学科带头人，甚至招聘多名学科带头人在某一个二级学科内细分下级方向。与此同时，中文一级学科的学位点数量较多，各层次毕业生人满为患。而在以往，为了冲击重点学科、增设学位点，不少高校持续引进高层次人才，使得年轻学者愈来愈难在高校就职。这也造成了高校中文学科人才断层、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先导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远见的学科建设规划首先必然要考虑师资梯队的合理搭建，这有助于保持教学水平的稳定以及长远的学术研究、传承和学科持续发展。中文学科作为传统的人文基础学科，更是如此。对于中文学科而言，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学术积累的必要性体现得十分明显。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决定了知识积累和传播、学术研究与创新都很难在短时期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范式转换，而更多地呈现出知识谱系的稳定化和学术研究中的路径依赖。中文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合理配置本身与中文学术传统的传承密切相关，因此，调整师资结构、搭建有助于学科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教研团队就显得尤为必要。具体来讲，从中文学科教学需要和科研工作的实际出发，建设一级学科时，既要考虑二级学科间师资配备的平衡，也要着眼于在各个二级学科搭建“首席专家———中年骨干———青年人才”的三级梯队，并结合中文学科的特点，使教师在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任务区别化、明晰化。首席专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的是引领与示范作用，既要考虑如何提升学科竞争力，也要积极参与一级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年骨干应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与科研实践;青年人才重在积累、学习，进而在继承的基础上谋求发展。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中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强调的是学术素养在积累中逐渐养成，所以不能为了完成科研制表而对不同年龄段的学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许多青年人才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中，都如章学诚所概括的:“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1］这一方面体现在缺乏积累而将学术浪费视为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使得青年教师的判断力有限，无法在教学中传授真知灼见。基于此，可以看出合理的师资配置将形成一种教研人员成长的良性循环，这也将有助于中文学科发展的持续性。中文学科上承两千年古代学术，近有约百年的国际交流，传统流脉和国际视野在最近三十年的加速融合，使各高校的中文学科更加需要长期的、有序的师资代际更迭，进而形成自身学风、学脉、学派，并使本学科在学术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二、人才培养:从夯实基础到教育自信
近年来，关于中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下降、从本科生到博士生专业能力不足的感慨一直不断。研究生培养是导师负责制，不同的导师有不同的要求，这里重点谈谈本科生培养。在本科阶段，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本应以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中文能力的训练为主，然而，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一级学科的专业课程被大幅压缩。因此，未来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同步调整人才培养观念。总体来说，中文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在通识教育日渐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既立足厚基础、宽口径的目标，又着力通过有限的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的中文功底和人文意识。落实到具体培养过程中，中文学科人才培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教材与教学的质量亟待提升。当代学术所处的体制化的学术生态场以及消费化的社会语境，使得相当一部分高校教师对一时名利趋之若鹜，不惜粗制滥造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述，甚至召集研究生拼凑出研究成果。民国时期，朱自清指出:“有人说从前读书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书，常苦于没有系统;现在的青年系统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统上，系统以外便没有别的。”［2］因此，民国时期的中文学科教学着力扭转了这一空疏风气。事实上，最近二十余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体制化、规范化和学科知识谱系稳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教材和相关的研究著作作为学生了解中文学科的“入门书”，显得极为重要。然而，这种教材往往编撰理念依然停留在专业经营培养阶段，并没有与日渐国际化的“通识教育”大背景对接，而且为了“赶任务”，“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少之又少。在实际教学中，中文学科的“知识”传承有事实和理解两个层面，对于语言现象、文本内涵的理解并不能形成唯一的“知识”。因此，教材和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学生的知识习得，还影响学生的思维方法和认知能力。以文学类课程教学而言，陈平原教授曾指出:“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3］笔者以为，我们亦不宜苛责学生。许多教材的编撰者“不是为了学术去从事研究，趋时苟容以求一逞，则难免人云亦云甚至刻意歪曲，其成果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4］。仅仅是为了编一部获奖的教材，那么难免学生会讨厌条条框框甚至相互抄袭的教材，进而不愿接触文学文本。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不仅要在人才培养方面让学生读到功底扎实、论述净赚而富有启发性的“入门书”，更要在中文“学术共同体”中逐渐培养和形成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自信。中文学科的精义不在于通过几次实验和几个公式来直接解决问题，而在于基础性的学术训练。从中文学科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来看，语言方面从语音、文字、语法到语用、修辞的研究，文学方面从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都需要对语料、史料或理论、文本的扎实掌握。正因如此，在中国培养中文学科人才，自然应该有高度的自信。这不仅来自于我们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完整的学术训练体系，也来自于在全球汉学热的背景下，国内中文学科教学有着得天独厚的“在地”文化语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理念随波逐流，对海外经历和海外学历盲目迷恋，仿佛海外的语言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更胜一筹。而美国学者韦恩•布斯在《修辞的复兴》、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对美国的语言、文学教育的流弊有过切中肯綮的批评。自然科学可以无国界，但人文学科，尤其是中文学科，必然有其明确的学术与文化归属。究其根本，中国语言文学的人才培养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即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应基于中国人自身的审美经验和文化立场，以一种比较性的眼光去发现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间的诗学关联。离开了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通识以外的专业教育中盲目追求“全球化”、“标准化”的人才培养理念，最终会使得学生理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和汉语汉字的能力急速下降。
三、科研工作:注重学术内涵与结构调整
科研应然是高校教师的重要工作之一，而科研和教学的良性互动对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也是有帮助的。近四十年来，中文学科体系在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中，短、平、快的建设固然遗留了诸多问题，但从历史层面来看，也奠定了现有的学科架构与发展规模。不过，从着眼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层面来看，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建设不能始终处在这种外延拓展的层面，而应该向内涵发展转变。中文学科科研工作需要学者有扎实深厚的学养、深入全面的思考，才能在成果中彰显学术价值。譬如，从《中国语文》上作者的论文注释就能看出，盲审专家对于论文的材料使用经常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亦或者从通行的文学史教材来看，不同学者主编的同名教材中讲的作家作品差别有限，但其中的学术含金量却大相径庭。质言之，人文学科的问题往往是有终极发问而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具体到中文学科，其学术研究不仅要有知识的积累与传承，更要有以审美情感与语言经验为基础的人文精神的传承，它的价值指向不体现在一时一地的学术效益上，而在于表达的严谨、文字的功底、意义的叩问和精神的探索。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要更好地为学科建设奠定学术基础，还应明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区分与联系。在科研过程中强调基础性与应用性并重不仅仅是从学生就业的角度而言的，也是中文学科科研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所谓“学术”，如梁启超所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也者也。”［5］因此，学术必然是明辨治学之道与实现学以致用的统一。在中文学科的科研工作中，基础性研究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没有语料、史料的整理，没有文献考辩与基础理论建设，学科的学术根基将不复存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学者的学术研究除了书斋式的立言，也可以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文学传播、审美教育、语言应用等。应用性研究不完全是直接付诸实践，还强调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照亮实践本身，总结规律与经验，这也是中文学科学者在科研工作中应有的文化担当。在这个前提下，结合高校自身定位与学科实际，要夯实基础研究、拓展应用研究，形成中文学术的一体两翼，在科研层面拓展学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与人才培养自信相对应，在科研评价层面，不能盲目相信海外的学术标准。海外汉学工作者往往是纸上谈兵，流于空头理论，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他们并不比我们更有优势、有洞见。一个世纪前，美国学界大肆引入德国学术，白璧德就深感忧虑:“如果这方法令我们无法区分单纯的学识与真正的学问，那么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6］当前，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已渐成规模，形成了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学术共同体”，而各二级学科的学术话语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也应该成为中文学科学术自信的重要来源。
四、学科结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同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实在高校的具体建制之中，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部力量的整合不应该再停留在申报书的成果上，而应发挥二级学科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中文学科未来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注意整合现有二级学科的学术力量，面对并适应二级学科间协同发展的“新常态”。近些年，不断有学者试图将语言学所涉及的两个二级学科从中文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然而这种做法不仅有损于中文学科的完整性，也会对语言学相关学科的长远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学科建制考虑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还包括学科的文化基础和知识体系关联性的密切程度。近年来，有关语言学与文学分离的错误想法不断出现，表明过于细致的学科划分让有些学者守着一个二级学科中的小问题坐井观天。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往往没能看到语言学与文学两个基本范畴在学科建设中强烈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学的语料大多来自于文学文本，或文学理论和批评在20世纪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更重要的是，中文学科各个二级学科共同的文化基础是以汉语和汉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中国学术从古典到现代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转型是“异质同构”的，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应该立足一级学科的长远发展，整合二级学科的力量，激发和密切二级学科间内在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要注重处理好与周边学科的学术关系，同时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引入系统论、控制论、熵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后来语言学、文献学引入神经科学、语音实验、数学统计等方法，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文学科发展一直与其他学科保持着互动关系，学科间既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理念与问题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取长补短、借鉴融通。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多学科的协同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中文学科为主，引入、借鉴、吸纳其他学科的经典理论和前沿方法，扩大中文学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引入脑科学、神经学的设备和方法研究语言的发生、语义的变化和语用的实例，相较于之前的研究，将进一步提升学术研究的科学品质。但我们引入这些方法，最终还是要解决语言本身的问题，它并不脱离传统的语义、语用两个基本范畴。另一种是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协同创新工程。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不能只是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只求为我所用，应该秉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7］的理念，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主导的跨学科研究，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繁荣的同时，也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中彰显中文学科自身的魅力和价值。此外，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中，中文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并不是赶潮流、追时髦，也没必要为了避免学科经费回收，就大量聘请一些海外的所谓“专家”来讲一些早已发表或老生常谈的内容。真正的国际化，是要深刻地意识到中文学科发展建设要有自己的学术标准，而非以西方标准取代本土立场;要对学科的历史积累和在地经验有充分的自信，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并为世界贡献中文学科的学术话语词典和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纽带，是中国人文化交流和审美精神的集中反映。因此，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明对话、交流，是中文学科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国际化的最终目的。
五、结语
正如古人所言:“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8］对于中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亦是如此。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中文学科历史与现状都有较大差异，本文基于历史经验与当下问题而提出的是开放式和方向性的学科建设路径，但落实到每一个学科点，则更需要在遵循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自身学科建设的具体方案，形成基础扎实又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发展态势，并通过境内外高校间的对话、交流形成学科互动，使国内中文学科建设的水平和影响在未来实现整体上的提升。
作者：刘杨 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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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语文教育，都不会仅仅着眼于向学生传授单一的符号系统，或让学生掌握一种社会生活的交际工具。因为语言是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文字，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语文反映了一个民族认知世界、参与社会、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方式。因此，语文教育本身的不断继承、发展与创新，也是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开掘，民族心灵的印记，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的折射。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作为发现者的新大陆，确实没有可以炫耀的悠久历史。然而，由于美国自身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民族种族的交融，多元文化的滋养，形成了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哲学观念和教育思想，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语文教育。客观地说，美国的语文教育乃至基础教育，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远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境地。正因如此，认识与考察美国的语文教育，会给国内的语文教育带来启示，引发思考。
第一，美国语文教育的总体特征是自主性。美国的教育体制是采取“教育分权制”，教育的管辖权在各州，联邦教育部无权干涉各州的教育事务。因此，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教法。各州各学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课本和教学模式，其语文教育总体上呈现出自主自立、包容开放的特点。
由于学校可以自主设置课程，因此各州、各学区、各学校的课程千差万别、面貌各异。如美国北部五大湖区的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中学，高中语文课程就有近三十种之多。写作、新闻、语法、文学、科幻、影视、戏剧、演讲等等。堪萨斯州的捷鹰中学，为学生开设了语文基础课、美国文学课、英国文学课、实用写作课、文学风格基础课，以及供各年级选修的戏剧、新闻和SAT应试等课程。
这种自主性还包括教学模式的自主。在美国的语文课上，教师真正把学生当做教育的主体，教师很在意如何为学生营造一个自主的学习氛围与心理环境，而不是把教师自己当成一个居高临下的灌输者和权威者。因此，美国语文课堂气氛往往轻松活跃，学生的参与意识普遍很强。
其次，美国语文教育的核心特征是实用性。从历史上看，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契合了社会大工业生产对学校教育的要求。美国基础教育主要把学生的就业和步入社会看作办学的根本目标，强调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这种“实用”的教育思想表现在语文教育的各个方面。教学内容的选择以面向生活为宗旨，教学活动的安排以发展学生实际能力为目的。如美国一所高中的语文课，讲到政府税务改革的章节时，教师先让学生观看有关最新税改的视频，讨论实行改革后哪些人获利，哪些人受损。然后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去会见银行家、官员、百姓和其他行业阶层的人士。访谈之后汇总相关意见，整理撰写调查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观察思考能力，都得到了有效提高。
第三，美国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发展性与创造性。美国人早已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语文课程不仅是学习其他科目的基础，而对整个人生的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他们能够不断地为学生的未来着想，以发展的眼光制定语文教育规划。美国把从幼儿园、学前班，一直到高中语文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规划和安排，并力求每一阶段的学习都为下一阶段乃至学生的整个人生规划做准备。
这种发展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一，强化早期教育。学生未来能否更好地发展，提前谋划、基础准备十分重要。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4年，就曾向国会提交并获得通过了《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其中就有“所有的美国儿童都要有良好的学前准备”的内容。二，强调中学与大学的衔接。美国要求中小学语文教学，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必须为学生进入大学深造练就基本技能。美国不以考试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一切，而是更注重学生的未来发展。倘若考试本身割裂或妨碍了学生持续渐进的发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抵制。三，将社会和家庭纳入教育体系。学生的发展不仅要靠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也要依靠社会、家庭与每个公民的参与。因此，他们不仅考虑民众对语文教育目标、课程、教材的接受和认可，还会赋予社会公众更多的评价教育的权利。如威斯康辛州教育厅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指导计划》一书中，就有专门给学生家长的、关于如何帮助学生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发展演说技能、提高写作水平等内容建议。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几乎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钟摆式”的教育改革，这与社会生活的变革、与时展的大趋势、与美国政府与民众的忧患意识紧密耦合、同步关联。也许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可以借鉴美国语文教育所呈现的这种自主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和忧患意识。
杜芳，梁志群，大学教师，现居湖北武汉。
关键词：赵树理；山药蛋派；晋阳文化；地域性；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关于赵树理与晋阳文化的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区域性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在学界重新认定十七年文学的意义以及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回暖之后，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再一次得到肯定。本文将从研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山西晋阳文化的内在联系出发，揭示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地域性文化特质以及探讨这种文化在何种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并试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这种文化立场中所存在的缺憾。
一、浓郁的山西本土气息
赵树理的创作具有浓郁的本土气息，这种气息是“从山西大地上的山、水、黄土、泥沙中生生地抠出来的”[1]，饱含着劳动人民的热血与深情。黄修己在《赵树理评传》中曾提到：“赵树理的创作具有严格、准确的时空性，即故事的时间、地点都有明确的规定性，不可以任意挪动搬迁，人物、情节都只能是此时此地的产物，而非彼时彼地所能有。春花秋实，不乱其时，南桔北枳，难易其所。他的故事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2]
《三里湾》中关于“窑洞“的描写十分细致：
文中写到“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先是“通过了一条东西街”，随后“上了个小坡”，就到了家门口。她的家在“西山根”， “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玉梅家的窑洞是在山根下的，背靠大山，依势而建，这种窑洞叫做“靠崖窑”。西边一共有四孔窑洞，这四孔窑，从南往北数，依次是“南窑”、“中窑”、“北窑”和“套窑”，这种布局，说明玉梅家的“靠崖窑”是并排修建的群窑式结构，相互连通，形成了北方民居中典型的院落。
除李有才和玉梅所居住的靠崖窑外，山西窑洞还有“下沉式”和“独立式”两种。“下沉式”窑洞最具特色，由于地壳运动，塌陷成一个巨大的土坑，窑洞就建在坑中，也叫“地窨窑”；“独立式”窑洞既不靠山也不在坑中修建，没有天然的地理条件可利用，而是在平地上用砖修葺而成，因山西人把围院建屋叫做“券”，因此这种窑也叫做“券窑”。对于“窑洞”这一黄土高原上独具特色的居所，在赵树理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它的形成与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不无关联。山西黄土广布，百分之八十以上被黄土覆盖，且多河谷河沟，呈现沟壑众多，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加之气候干旱，降雨稀少，土质偏硬，不易坍塌的特点，十分适宜“穴居”。且“窑洞”的保暖性较好，不易透风，使洞内基本可以实现恒温，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反映出晋阳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地名设置都具有山西当地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当然这些也都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基于自然地形日积月累所习惯性指称的。除“窑”外，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名词还有“庄”（李家庄）、“山”（阎家山）、“湾”（三里湾）、“”（刘家）、“洞”（灵泉洞）等等。
二、赵树理小说中所确立的文化立场及缺憾
相比前一部分对于赵树理小说作品中是如何体现地道的晋阳文化的论述，这一部分的分析之于文学的角度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笔者想要研究的是根植于山西这样的地理文化氛围之下，作家的创作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作家本人由此确立了怎样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当然侧重点在于分析其中所存在的文化缺憾问题。
赵树理出生于山西省晋城市的沁水县，这是黄土高原上一方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古时称作泽州府或凤台县。这里位于山西的南部，是晋、豫两省的交界地带，也被誉为“山西的门户”，丹河、沁河流经此地，造福了一方百姓，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重利轻义、倔强慎行，但有限的地理条件又促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成了保守、闭塞的乡土习性。尽管传统的晋阳文化在形成之初，是一种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的，它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但“山西因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的缘故，在近、现代是属于疆域变化较少，受近代文明冲击较轻、社会变动也较缓慢的省份之一。后，山西在阎锡山统治下，虽名义上纳入‘民国’轨道，但实为阎氏独立王国。全省除太原略有些文明气息外，其他地区几乎仍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中”[3]。这些客观条件，导致了晋阳文化在后续的发展中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古老的三晋大地再也没有往日晋商时代天下商贾往来、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
而一再强调自己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的赵树理，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也不自觉地贴上了此种乡土性的标签，“土味”是他津津乐道的创作特色。与京派作家笔下的乡土小说不同，赵树理的文学抒写中渗透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土”，这种“土”是晋阳文化中的务实、保守与顽固，也代表了赵树理自身的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纵观其一生的作品，其中也有浓重的“路线”痕迹，这也与他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实在”、“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这些词语来形容赵树理本人及他的创作是基本符合的。
然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发表，为文学界带来了一条新的创作路线。《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强调文艺应充当教育民众，启迪心智的作用，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激进的功利主义文艺观，但当时因为《讲话》发表这个历史契机，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几乎一夜成名。有了此种经验的他，在以后的创作中，更是坚定不移地遵照和执行着《讲话》精神，导使他的小说创作无不带有些政策图解的理念与痕迹。《锻炼锻炼》中，塑造的“吃不饱”、“小腿疼”这两个人物形象旨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应当摒弃落后的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但这种目的言说过于明显，免不了带上些说教的痕迹；《邪不压正》对于“邪”与“正”的划分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中的进步分子与落后代表之间的较量的故事也稍显老套，并且农民中间的某种小农意识倾向在“写不压正”的美好愿望中被隐去和规避了，其叙述再也没有了《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干脆利落。
过于纠结于实际材料的选择再加上功利主义的创作动机，使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审美情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晋阳文化中消极闭塞、保守落后的一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赵树理文化立场的形成，他认为农民是创作的根本，却忽略了文学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也应当站在高于生活的立场上去审视和反思生活。
三.结语
赵树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认为是排除在体制以外的“文摊作家”，但他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文学抒写中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也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这不仅对于赵树理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晋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了反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
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吊诡的是，清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是与国家权力的扩张同时发生的。因为贸易、经济、金融的中心都集中在上海，上海的地方自治背后有一个相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支撑。这股力量的欲望和力量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来自上面的权力可以赋予你，也可以随时收回，上海的地方自治来自于从城市本身生长出来的经济力和文化力，于是就具有持久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近代上海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中心，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城市的资产阶级也好，文化精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上海就是他们存在的家，他们主宰城市的地方事务，也借助城市的实力，多次挑战中央，于是上海就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1900年，当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竟然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东南互保”。国家在对外宣战，地方却与“敌国”议和。发生，南北对峙，又是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最后，正如马勇教授所说：“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这个谈出来的地方，就是上海。
再看“五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在北京，当时北洋政府很强硬，学生上街一个抓一个。到了6月3日，上海资产阶级和文化精英联手发动罢工、罢课、罢市，这一下震撼了世界舆论，北京政府最后只能屈服，释放学生，罢免三名“卖国”官员，不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发生在北京，但结束于上海，由北京的学生发动，最后由上海的市民阶级跟进，取得胜利。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早在北京由学生发起，席卷全国后，上海各界跟进，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把一个原来单纯的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的运动。
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与我前面提到的北京那些商人、士绅几乎没什么直接交往。他们联系多的是一张报纸，就是天津的《大公报》。《大公报》在言论方面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借助于京城的知识分子。《大公报》有两个很著名的副刊，一个星期论文，主要由所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掌握；另外一个是著名的文艺副刊，主要由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为核心的京派作家所掌握。这两个副刊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舆论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了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如何理解呢？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数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这种判断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条，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厅里竟然也放着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中国文化之都与世界主义都会
北京作为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都，充满着浓郁的中国风。这几年北京变得洋气，鸟巢、水立方，西洋的后现代风格，也自成格局。但北京的建筑最失败的也是所谓的中西合璧。
相比之下，上海无论从城市风貌还是市民趣味上，都被认为很洋气，不“中国”。这也不奇怪，上海1843年开埠，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没有全球化，就没有上海。上海在全球化过程中诞生和发展，她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只有获取，没有失落。这是上海与其他许多开放性城市不同的地方。上海是一座兼容并包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在近代中国，西洋文化最早是到广州，但广州在区域上属于岭南文化，与西洋文化冲突比较大，所以一直到今天，广州依然是一座充满南国情调的中国城市，而非世界主义都会。
但上海在地域上属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恰巧与欧洲文化中基督新教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天主教的艺术情调一一对得上，产生了亲和性。不仅如此，世界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流派：俄罗斯文化、犹太教文化、日本的东洋文化等等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上海文化显现出世界主义的杂多风格，与北京的中国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京创造力强于上海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最近我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
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潘俊⒘骼艘帐跫摇＝裉斓谋本┰谖幕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理解的都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形成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潘俊5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潘拷撞悖十个野心勃勃的潘浚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潘浚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来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去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关键词]民国时期；艺术史分期；新史学；分期模式；分期标准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86-06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的强劲之风催生了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而民国时期是中国艺术史学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滕固、郑午昌、俞剑华、秦仲文、余绍宋、李朴园、朱杰勤、刘思训、冯贯一、胡蛮等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他们在长期的绘画实践和教学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的美术史（绘画史）学著作，如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1925）、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1929）、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0）、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1934）、王钧初的《中国美术的演变》（1934）、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1934）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6）、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1941）、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李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等等。他们在艺术史研究和著述中已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保持了中国画学“知行合一”的传统治学特点。在他们的著述和研究中自觉地对中国艺术史进行分期，以阐述其史学观点和研究取向，揭示中国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民国时期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的史学分期思想，在中国艺术史学研究和中国艺术现代转型中起着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这种画史著述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是民国时期艺术史家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艺术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国艺术史分期思想进行梳理、分类，简要回顾、分析艺术史家们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碰撞与学术研究范型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史学分期的特点和成因，并对史学分期作出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一
艺术史分期并不简单地是如何组织材料的问题，它反映了艺术史家的艺术史观与方法论。因为艺术史中关于“分期”的划分和命名，不是一种随意的或者简单的时间标示，而是包含了某种规定性。比如，把这段时间范围规定为“xx时期”，这就意味着这个时期在本质上有着与别的时期相区别的特征，而该时期的艺术现象则反映出其内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并且与艺术史的实际情形相符。由于受特定历史哲学的影响，艺术史家们对历史的一般分期、历史分期的性质以及历史变迁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与影响着他们对艺术史现象的归类、阐释和评价。因而，分期问题不仅体现研究者的史学观和研究取向，而且关系到他们对艺术史内在发展逻辑的认识。这点显著地体现于民国时期对中国艺术史的分期上。笔者现将民国时期美术史家们的艺术史分期进行梳理、比较，分类如下，并作简要述评。
（一）按历史学模式划分
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与客观实在，必然历史性地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之中，只有将其置于某个特定阶段与特定位置的坐标之下，才易被艺术史学家所系统研究与具体阐释。艺术史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具有一般史学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历史分期法对艺术史进行分期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具备操作上的可行性，因而易于为此前艺术史界所接受。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1925.1，翰墨苑美术院）中将中国古代艺术史分为“上古史”（三代至隋）、“中古史”（714-1320）和“近世史”（1321至今）。该书是陈氏约在1920年前后在北京美专的讲稿，根据日本学者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之《支那绘画史》中国艺术史部分增删改编整理而成，1925年经门生俞剑华整理后由翰墨苑美术院出版。该书被誉为“可以说是近代所出《中国绘画史》的先锋。”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潘天寿编著的《中国绘画史》（1926.7，商务印书馆）同样是依中村不折的著作为范本，将中国绘画史分为“古代史”（从画之起源到秦代）、“上世史”（从汉代到隋代）、“中世史”（从唐代到元代）、“近世史”（从明代到清代）。
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7.1，商务印书馆）直接利用朝代来分期论述，“以期利用中国历史之固有观念”。现以俞著第九章“唐朝之绘画”为例来说明之。该章共有五节，第一节：唐代绘画概论，分为：（甲）唐朝之国势及文化、（乙）唐朝绘画概论、（丙）唐朝绘画之应用、（丁）唐朝帝王之好画、（戊）唐朝之壁画；第二节：初唐之画家；第三节：中唐之画家，分为：（甲）道释（乙）山水、（丙）鞍马；第四节：晚唐之画家；第五节：唐朝之画论，分为：（甲）画品类、（乙）画法类、（丙）画迹类、（丁）画史类、（戊）诗文家。可以看出，俞氏在本章中试图以画家为中心来勾勒唐朝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概况，既有总体的文化说明，也有具体的画家介绍，同时还有画论的分析，较之于其尊师陈氏的《中国绘画史》描述得更为清晰合理。俞氏的《中国绘画史》，史料丰富，观点鲜明，虽采用了传统的叙述体例，但也能体现着他对中国绘画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与探索。
当代学者徐子方教授认为：“历史的分期固然可以作为艺术史分期之参照，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艺术史分期归根到底还应把握主流艺术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或者虽出现改变苗头但仍不足以导致整个时代艺术主体形态发生根本性位移，就不能据以进行分期，即使政治及社会其他方面发生根本性改变也罢。”徐教授这种看法颇有见地，把握主流艺术这一指导思想和分期标准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二）按形式主义模式
世界艺术史上形式主义模式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人李格尔和瑞士人沃尔夫林，他们认为艺术史的发展与艺术品的风格演变有关。李格尔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等人的理论遗产，在《艺术风格》、《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艺术意志”这一命题。他认为创造艺术的意愿即艺术意志是贯穿一个文化的更大的意志的一部分，它超越艺术家的个人意愿之上，而和民族的和历史的正相关。“在李格尔看来，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并且每一件艺术作品内部都蕴含着发展的种子。这种内部需要——例如，从“触角性”到“视角性”的转变——引起了变迁和运动。”继李格尔之后，沃尔夫林在他的《艺术学原理》一书中着重描绘了造型艺术的五对范畴，即“线描和图绘，平面和纵深，封闭和开放，多样和同一，清晰和模糊”五种类型随着历史发展而渐次展开。艺术史的形式主义模式强调从风格和技法人手，揭示艺术史发展演进的某些内部规律，避免了德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艺术史研究过于形而上的倾向。
以西方艺术史学理论和方法来治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著名学者滕固先生，他是最早将西方艺术学风格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的现代学者。他的《中国美术小史》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滕氏抛弃了按照朝代铺陈罗列画家画论的传统史学方法，他认为，“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filentwictd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种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滕氏将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生长时代”（佛教传入以前）、“混交时代”（佛教传人以后）、“昌盛时代”（唐和宋）、“沉滞时代”（元以后至现代）。但他强调，“沉滞时代，绝不是退化时代。”滕氏可谓独具慧眼，其着眼点颇具史家治史寻求历史转捩的意图。滕氏的分期基础是寻求新的艺术“素养”，而这种“素养”又是风格演进的动力。他认为这种“新素养”一般在文化交汇时期最能发挥作用，会带来绘画风格的变化，进而历史分期即隐含其中。因而，滕氏非常强调未来异质文化引入后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活力。在对中国美术史的分期处理上，滕氏也参考了德国学者希尔德（Hirth）和法国学者佩辽格（Peleogue）的观点，并倡导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研究绘画史的观点，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因而得到了郑午昌、刘思训、傅抱石等人的大力推崇。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935.7，中华书局），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1946.5，商务印书馆）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分期法。滕氏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而不是作家本位的历史观”在他的分期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滕氏这种强调作品本位和风格因素研究方法正好与西方20世纪上半期的艺术史研究主流思潮相吻合。
（三）按社会学模式划分
按照社会学方法，从美术的社会功能及与其它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手对艺术史进行分期的典型代表莫过于郑午昌先生了。上文已介绍过他受滕氏之影响的艺术史分期法，其实真正代表郑氏的治史思想与特色的是他1921年任教杭州时著写的《中国画学全史》（1929.5，中华书局）。在此书中，他将整个绘画史分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四个时期，并且强调绘画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艺术的演进过程以及流派发展情况，“然其演进也，往往随当时思想文艺政教及其它环境而异其方向，别其迟速；而此种种环境，又随时代而变更。如我国数千年来，专制政府前仆后继，一代一姓，各自为治。其间接或直接影响于画家者，亦各异趋。”郑氏在分期中着眼于文化史观，将绘画艺术与政教文化相联系，在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中说明中国绘画在特定历程中自成体系的深刻原因。应该说，这种分法本身即包含着对绘画史整体发展的一种解释。
（四）按生物进化模式划分
西方生物学艺术史观论者以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和18世纪德国学者温克尔曼等人为典型代表。瓦萨里认为，艺术“就如同人类的身体，诞生、成长、衰老、死亡。……（至16世纪）作为自然的摹仿者，艺术已尽其所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同样，温克尔曼也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不难看出，二者尽管表述角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关于艺术史本质的理解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艺术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可以经历由生到死的生命延续过程。
继生物学模式之后，便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长期而广泛产生影响的进化论模式。西方进化论史学观认为，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的生命演化过程，其中最杰出的理论代表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将人类艺术的发展历程描述为理念即绝对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概括地说，这就是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作为艺术中理念和形象的三种关系的特征。这三种类型对于理想，即真正的美的概念，始而追求，继而到达，终于超越。”由于黑格尔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巨大声望，这种“象征一古典一浪漫”的进化论艺术史观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无论后人是否同意进化论艺术史观的结论，但无可否认这种理论模式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这就是第一次从人类艺术的高度看待艺术史，而不仅仅局限在美术史的范畴。”用当代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话说：“这部讲演录包含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整个世界艺术的历史，甚至可以说一切艺术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正因为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将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和综合艺术以及西方艺术和非西方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艺术，“构成了现代艺术研究的奠基文献”，黑格尔被贡布里希称为“艺术史之父”。但是，和生物学模式一样，这种进化论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在实际上给艺术的演化强加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弧，这就是用哲学体系阐释艺术史，实际上消解了艺术史的独立性。
民国时期秦仲文、史岩等人受西方生物进化论影响，直接以生物进化的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进行分期阐释和说明。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史》（1934.11，立达图书公司）将上古至清末民国的中国绘画发展史分为萌芽、成立、发展、变化和衰微五大时期，把数千年的中国绘画发展史看作是一个由生长走向衰微的历程，这明显受到了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935，商务印书馆）将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美术及其相互影响作统一的论述，这在当时还是独一无二的。史岩的史学分期观念与秦仲文如出一辙。在其《东洋美术史》的序言中，更是明白地写道：“当一国文化达于最的时代，艺术亦必郁郁乎造于优美卓越的绝顶。但这优美卓越的艺术，决非突然超升的，由萌芽而发育而成长而成熟，这期间必经过相当长的年代，……这萌芽、成长、成熟、终而至于老衰，是一个自然原则，有生物如是此，文化艺术亦逃不出这原则的圈外去。秦史两著主要从生物进化角度出发，注重绘画艺术的自身演进，研究其发生、发展、、衰颓以至灭亡的进化进程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相对忽略了绘画艺术本体外的其它因素，如外来影响、政教文化、民族关系等。因为艺术是异于一般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之上，因而是无法完全用达尔文的那种生物进化的模式来加以推演的。
（五）按唯物史观划分
唯物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李朴园、胡蛮（原名王钧初）是试图用研究中国艺术发展的早期代表，他们的唯物史观在其艺术史分期上得到了很好的彰显。1930年，李朴园撰写的《中国艺术史概论》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艺术史著作。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艺术史，这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至于林文铮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道：“李朴园先生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毅然脱离前人之陈式，而采取唯物史观为其治史之原则，并参以文化传布说为副则，这是何等大胆，何等痛快，何等革命的态度呵！也许有些人以为他这种方法未免太武断或太狭义了，但是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整理中国艺术史，很可以得到许多新颖的见解，精确的批评，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十年后，胡蛮的《中国美术史》（1942，延安新华书店）面世。该书首次把有关文艺的思想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书中对美术起源、美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新美术的动向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现将李、胡两著分期列表如下，以供比较。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著都能在结合实际中表现出别具慧眼的见解。李氏从社会形态转换与文化思想变革方面来划分的，旨在挖掘艺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和源泉，即社会经济结构、思想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变化的关系。胡蛮分期的方法既有基于社会制度的，也有基于王朝更替的，但胡蛮在每一个叙述单元中都十分强调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强调了经济条件、宗教因素、社会思潮、审美趣味等社会背景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突出了艺术的本体与外在因素的关系。总之，具有敏锐思想的中国艺术史学界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艺术的历史发展，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开创，它预示着中华民族之文艺复兴和伟大开端。
二
民国时期是我国艺术史的重要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史学，一方面依托于西方新史学与日本新史学的影响，并借鉴西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与方法；另一方面，作为转型期的绘画史学又很难摆脱中国传统史籍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如果我们做一番总体性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学分期模式还是形式主义模式抑或生物进化模式，即便是按唯物史观划分，它们都受到有着西方进化论思想的新史学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像梁启超的进化史学观、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新历史考证法等成为当时多数学者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作为近代史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受梁启超等人影响，与进化论结缘，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历史的美术进化史观的形成。他们开始以历史进化之眼光关照整个中国美术的变迁，即用生长与衰亡、进步或退化等观念来诠释中国美术史，注重对美术史系统的研究及美术发展规律的探讨。”梁氏强调文物专史不能随政治史的时代以划分时代，因为，“要跟着政治走，而有这个时代文物盛而政治衰，那个时代文物衰而政治盛”的情况，所以，“要做通史，简直没法子说明”。所以他强调文物专史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必须以实际情形来划分，并且他以绘画史为例加以说明：“即如绘画史，若以两汉画、三国画、六朝画、唐画、宋画分别时代，真是笑话。”他认为：“中国绘画，大体上中唐以前是一个时代、开元、天宝以后另是一个朝代，分野在开元初年。底下宋、元混合为一时代，至明中叶以后另为一时代。”我们且不论梁氏对中国绘画史的划分是否合理，但就其主张绘画史的分期不能以朝代为分野而须以实际情形为标准，已足见其眼光之敏锐。这对美术史、绘画史的研究无不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以梁氏在当时学界的卓越地位以及“新史学”的广泛影响，民国时期的美术史（绘画史）研究是很难摆脱梁氏与“新史学”之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绘画）史学者普遍重视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中论及的分期问题，通过分期来体现历史观，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通过分期来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
同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颇为流行的“进化论”观念即被用于美术史分期上。陈师曾基本上接受了新史学思想。在《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中，陈氏竭力主张中国画是按照由简单进于复杂，由混合进于区分的原则不断进步的。他甚至认为，动植物的繁殖、人类的进化，以及各种学术的进展，都是经由这个途辙而缓慢前进的，中国画的进展当然也不例外。美术通史的分期，以幸得“梁启超之教示”的滕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滕氏在《艺术学上所见的文化之起源》（1922）中提及：“二年前在《新潮》上读先生的《美术之起源》，……近来梁任公先生在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频频说起吾国历史的艺术，所给予我的印象的这二文最深刻。”滕氏在《中国美术小史》弁言称“囊年得梁任公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兹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滕氏受梁氏之影响正体现于斯矣。另外，滕氏留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以欧美新史学代替旧史学、构建日本新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滕氏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影响。秦仲文和史岩等人更是直接以生物进化模式对中国绘画发展史进行分期阐释，郑午昌、俞剑华、李朴园、胡蛮等人也受到新史学的影响，以进化论阐述其史学观点。毫无疑问，用历史进化论取代历史循环论，确系一大进步。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近乎直线型的进化发展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进化论描述的其实是一种无限度的、单一性的进化，包含着一种绝对的价值取向。实际上，艺术是异于生物有机体的，其复杂性远在生物的事实之上。
民国时期的绘画史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书画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同时又在西方或日本留学，受到过西方新式教育，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然而画家治史，需大量援引古代画论为其研究思想与资料依据，因而，其史学方法还不可能完全脱去传统画史的影响。中国传统画史分期研究的弊病之一，正在于不自觉地依赖单一的时间观念（政治的、社会的），即以王朝更替作为普遍的、不加推究的分期标准，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使这种观念一马平川地贯穿了整个艺术史的历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在艺术史观、著录体式、分期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画学史结构，影响及于后世，至明清蔚然成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论名价品第”中说：“今分三古，以类贵贱”，“上古”指后汉、三国，“中古”指晋宋，“下古”指齐、梁、陈、北周。在“论画六法”中，张氏又将绘画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今人”四个时期。在中国近代，早在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受西方新史学影响，把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指出其目的在于“探索运动进化”。日本学者在撰写中国美术史时，不少也划分为三期或四期，如中村不折把《中国绘画史》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伊势专一郎将《支那绘画史》的中国部分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代。通常西方的艺术是分为四个时期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近代，但西方也有学者大同小异地划分出三个时段，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笔者认为，陈师曾、潘天寿等人的分期法并非承袭了我国传统分法，显然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古代史、中世纪和近代史的三分法影响，当然也与古代做法有相通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处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现代转型期，其传统画论画史的痕迹仍清晰可见。
三
绘画史的分期是绘画历史性存在的前提，也是研究者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近代绘画史学与传统绘画史学的区别之一即在于画史著作中自觉的分期意识。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意识，是前辈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国问题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所积淀而形成的，每一种分期都是学者们艰苦探索、努力尝试的智慧的结晶。受西方传统艺术史学观的影响，民国时期的艺术史分期多限于视觉艺术，疏忽了包括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性艺术在内的人类一般艺术史分期的探讨。尽管这些分期思想现在看来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还不是十分完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然而，它们都是基于现代意义上艺术史分期的一种初创，已经十分难得。前辈学人们自觉的分期意识以及他们关于分期的摸索和尝试，足令我们为之瞩目并应当尊敬和学习的。
艺术史分期是艺术史学者在安排阐释要素即如何组织材料时须加以虑及的一种逻辑结果，每个研究者都有一种从自身理解艺术史而建立的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并非是客观存在的。美国当代艺术史家迈耶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9-1996）认为，艺术史分期一般有三种类型：“政治朝代的、文化的和美学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罗马式、古典的、风格主义、巴洛克。”他还认为，“同样的客体能够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所有的方法都必须是逻辑的并符合我们关于客体事物结构的知识。因此可能就会有许多不同的时期分类法。”如此说来，民国时期诸多的分期标准便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了。
关键词：地方高校；地方古籍；搜集；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7-0137-04
1、对深入发掘保护地方古籍的认识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代典籍，它是我们汲取营养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地方古籍。往往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及地方色彩。既是翔实的历史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时过境迁，很多的地方古籍失散遗落，因此拯救保护乃当务之急。作为一个地方高校图书馆来说，从收藏古籍的数量和拥有的技术力量显然不能与大型国家级图书馆相比，从资金和条件更不能与一些重点大学及历史较长的本科院校相比，但是却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愈是具有地方性的文化，愈是具有民族性，愈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化，愈是具有世界性。地方高校通过对地方古籍的保护整理，使其内容得以保存，地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加外界对本地的了解、有利于特色教学和学术研究、有利于形成自己的品牌、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和学校的品位及知名度。
2、重点发展地方古籍，走特色立馆之路
2007年我们图书馆特藏部成立之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及形势的发展需求，确定了发展思路：整理保护原有旧藏，查缺择优补配新藏，重点发展地方古籍，特色资源立馆，优质服务树馆。从此，我馆古籍整理、保护工作次第展开，古籍工作迈开了新的步伐。
2.1 整理保护原有旧藏
我们一是建立了适用的古籍特藏管理制度。二是古籍文献专室存放，改善了保存条件。三是完成了全部古籍线装书的编目、建账、回溯建库。四是澄清了我馆古籍特藏的家底。我馆古籍室现藏各种古代典籍、民国文献2.6万余册。其中古籍线装书1800余种9500，较珍贵的明清善本有25种300余册；民国文献、非线装新版古籍16000余册。
2.2 查缺择优补配新藏
古籍丛书系统性强，一旦缺册影响使用。我们对所有馆藏新版古籍丛书，如《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进行查漏补缺。补充了馆藏，方便了读者。同时密切关注出版动态，有针对性地采购新版古籍与新版民国文献，先后购进了《晚清名儒年谱》、《宋代传记资料丛刊》、《历代三十四家文集》、《（民国）大事史料长编》等，及时满足了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
2.3 地方古籍的发展和利用
2.3.1 确定搜集的标准与重点
根据教学科研的需求及商丘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和特点，我们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地方古籍的搜集标准：收录的地域范围，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重要依据，兼顾人文地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沿革等因素，即以今商丘所辖1市、2区、6县为主，涉及开封的兰考和周口的鹿邑，兼带与商丘比邻的鲁西南的菏泽、定陶、单县、曹县，皖北的亳州、砀山、萧县，苏北的徐州、丰县、沛县等。
在内容上，凡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均在收集之列。凡乡人著作，不论其内容是否涉及乡土史地，也在收集之列；在品种上，重点搜集方志、史载、别集、谱牒、舆图、金石碑刻类文献；在版本上，不管是刻本、活字本、写本、石印、影印等任何版本；在载体上，不管是纸本、光盘或电子版，都在搜集之列；在人物上，首选各个历史时期较有影响的重要名人和代表作家；在姓氏上，重点选择根在商丘的姓氏，如宋、汤、戴、庄、牛、边等；在家族上。重点选择古代商丘境内名门望族或较有影响家族，如明清时代商丘家（沈、宋、侯、叶、余、刘、高、杨）、七大户（陈、蔡、穆、柴、尚、盂、胡）等。
2.3.2 对当地古籍进行排查梳理
按照我国地方古籍文献的三大分类，对于世传古籍文献的收集，关键在于理清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哪些作者及其有关著述内容、流传和收藏线索。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旧志传记、艺文书目、古籍联合目录等工具书，还充分利用网络，对本省以及国内一些大中型图书馆，进行了重点检索；对于近年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献，除查阅考古类工具书之外，还深入到本地各旅游景点和博物馆考察该类文献的收藏情况；对于民间文献的流传和收藏，我们则通过各县文物局、方志办和一些文史工作者，掌握一部分线索，还经常深入到田野祠堂、百姓家中查访民间古籍文献的藏存情况。经过认真细致的爬梳和调查，基本上捋清了世传商丘历代哲人先贤的著述以及有关乡土文献的存佚和收藏著录情况，初步掌握了各县出土文献、部分民间文献的收藏概况。据初步梳理，从先秦到清代，商丘各地文人著述有记载者共计569人、作品1200余种。值得一提的是，商丘是西汉梁国的故地，汉画像石、石刻文献特别丰厚，已出土的汉画像石有300余方，仅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墓带有文字的刻石就有3 000多块。另有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明清碑刻和名人墓志铭，如清康熙帝御书赐予重臣宋荦劝勉为官廉政的《督抚箴碑》，记录清乾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开、归、陈、汝四属二十八州县与水患作斗争，开挖沟渠，兴修水利的《水利图碑》，记录同治七年晚清政府调整豫东战略要地永城军事防务的《移设永城营碑记》；明清理学大家汤斌、沈鲤及文学世家宋氏、侯氏家族的墓志铭等。
2.3.3 迎难而上，创造条件搜集地方古籍
地方古籍文献具有散藏性、隐藏性和私密性等特点，散藏性主要表现在其文献资源分布于各种藏书、博物、档案机构及基层社会；隐藏性主要表现在多为非公开出版或深藏于各类古籍文献中及村民中间；私密性主要是指家族资料和家谱不仅印量小非公开，还多秘藏于宗室族长之手不轻易外露阅传，特别是那些家传数代的老谱更是密不示人。因此，地方古籍的搜集是比较费时费力而又困难重重的，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到。在实践中，我们想方设法，迎难而上，探索了一套自己的途经与方法。
（1）通过相关单位搜集
我们与各县市图书馆、方志办、档案局等相关单位及地方文化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通过他们获得线索或委托他们代为搜集地方古籍。如我们通过宁陵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搜集到近30部宁陵县境内的家谱。再如民权县方志办的退休干部王春德先生，他不仅捐赠了自己家族的族谱，还为我们借到了多部民权县的家谱，并提供了许多家谱线索。
（2）通过宗亲会及研究会搜集
我们与姓氏宗亲会及研究会合作，搜集宗族资料和族谱。近20年来。各地姓氏宗亲会或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纷纷成立，他们拥有本姓氏一部分家谱，有的为了续修家谱，要搜集更多的本姓氏家谱及宗族资料，我们双方合作搜集家谱及宗谱资料，避免重复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我们与商丘陈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合作，将已搜集到的几种陈氏家谱复制给他们，他们也将搜集到的31种陈氏家谱借给我们复制。
（3）通过亲朋好友、访学师生搜集
我们发动亲朋好友和在外进修访学的师生等进行搜集，这样搜集的面广、品种多、过程简单，节省人力、物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收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清人文集和名人家谱。
（4）通过古旧书店搜集
我们常逛书摊、旧书店、古玩店和网上书店，和店主、摊主建立了固定的联系，一有线索，他们就会电话、短信通知我们。有时还委托他们下乡时顺便代为搜集。
（5）到各大图书馆搜集
我们多次赴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拍照、扫描或复印地方古籍，虽然复制文献失去了原有的版本价值，但却依然保留着地方古籍的文献价值。
（6）深入百姓家中搜集
我们经常置身田间祠堂，深入百姓家中搜求察访。向保存者说明来意。通常情况下，他们多数乐意让我们翻阅、抄录或拍照。有时通过他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线索。
（7）广发家谱资料征集函
我们在《商宋特藏网》上《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家谱资料征集函》等，在每年新生入馆教育和讲授文献检索课时向同学们宣传馆藏特色文献和家谱知识，鼓励捐赠本族家谱或者提供信息线索。
（8）利用因特网免费资源
随着网络的发展，因特网上出现了许多可以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比如新浪爱问知识网、国学数典网等网站，经常有各种免费的古籍文献，我们共下载了200余部商丘、及相关地区的古方志，这样既节省了经费，也有了数字资源。
（9）购买新版地方古籍
我们时刻关注出版信息，经常阅读古籍新书报，上网浏览各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信息，及时购进一些公开出版的影印或校点整理的新版地方古籍。
（10）从大型丛书中析出地方古籍
近年来我们尝试从多卷本、大部头的丛书、总集中发掘析出地方古籍史料，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例如去年我们从大量的世传金石文献及近年新出考古、古文字文献中，析出了商周时期古宋国及汉代西汉梁国所有带铭文的青铜器文献，为研究周朝古宋国和西汉梁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11）与文物系统合作搜集
我们还与文物系统合作，共同搜集出土的金石文献及民间文献。例如我们与睢阳区、永城市博物馆、文物队等联手协作，对两区域的墓志铭、碑刻、画像石、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进行了重点的捶拓，入藏了部分拓片。
2.3.4 多种措施保护地方古籍
（1）保护原生文献
对于收集来的原生文献，我们遵循古籍保护原则，都要进行低温灭菌，有的进行简单修补，加装套具，专柜存放，尽量减少读者阅读原始文献次数。
（2）普查保护民间古籍
我们着力做好民间古籍的普查保护工作，一是向其宣传保护古籍的重要性，增强其保护意识，并对每部文献拍照留影。二是捐赠或代为保藏。民间家谱大多没有良好的保存条件，如收藏者愿意，我们可免费代为保藏，并尊重其提出的家谱开放权限；捐赠者的家谱可以得到妥善保管，还可以免费优先使用我馆一切资源。三是免费修补。对于提供古旧文献和家谱底本者，我们可为其免费装订修补，并回赠电子版和防霉防蛀药物、装具等。四是通过免费进行古籍鉴定与数十位收藏人建立了联系，还建立了民间收藏古籍档案。这有利于掌握民间收藏情况，也有利于古籍普查及我们日后的收集。
2.3.5 地方古籍初具规模
五年的艰辛汗水，改变了我馆地方古籍一穷二白的面貌。如今，这里已入藏了一批史料价值高、学术性强、内容丰富、载体多样、独具特色的地方古籍，一个以商丘文献为主、中原文献为辅、重点突出商（梁）宋文化特色的综合性文献资源体系已初步形成：商丘、河南地方史志较为齐全，古代方志共计700余种，另有电子版古代方志近200种；商丘区域家谱较为可观，目前入藏家谱共计325种、1042册，其中清代以来古旧版本家谱60种、313册。归德府世家望族的家谱多有收藏，例如各种版本的
2.3.6 边搜集整理、边开放服务
商丘师院每年立项的科研项目，都有一部分关于商丘或中原的选题，以前这类地方古籍一无所有，广大教师感叹“做这类课题难”。为此，我们一边加快收集的力度，快速扩充地方古籍的品种和数量，一边整理、开放，使有限的文献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我们还采取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提供内阅、代查检、代复制、电脑打印、专题咨询、研究性情报服务和定题跟踪服务等。
（1）制定细则，分类著录
为了方便读者利用和更好的揭示馆藏，我们将搜集来的古籍文献分为古本方志、文集、谱牒、金石拓片、舆图等几个大类，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依次开展了对上述文献的整理。我们参照国家关于古籍著录的标准并结合本馆工作实际，制定了我馆古籍分类、著录的细则，对古籍、家谱进行了系统、规范的分类、著录。
（2）编制专题工具书
我们根据读者的需求，有目的、有选择、有计划地编制各种不同的专题书目、索引。在较短的时间内加班加点编制了《商丘师院图书馆馆藏古籍目录》、《商丘师院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商丘师院图书馆馆藏金石拓片·舆图目录》、《汉梁文化研究专题文献目录》。目前我们正在着手编写《商丘师院馆藏家谱简目》，并对上述目录及时进行增补修订，建立完整科学的目录体系，使其更好的发挥效用。
（3）古籍数字化的再生保护和利用
在这科技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技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是保护和利用古籍的良好途径。因而，我们把从各处借来复制。的文献和巳入藏的重要版本家谱，都进行了扫描、整理，依照原版制作3～4套纸本供读者使用，再以电子版形式永久保存。这不仅令珍稀的地方古籍化身千万，使读者在不翻阅原书的情况下进行阅读和使用。还彻底颠覆了古籍保护“重藏轻用”的习惯，真正体现了古籍为用而藏的原则。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揭示自己的馆藏，建立各种专题的地方古籍书目及全文数据库，通过与公共馆联合，实现资源共享。
（4）整理地方古籍，开展学术研究
高校图书馆不仅是为学校提供文献资源保障的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学术研究机构。几年来。特藏部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余，就地方古籍资源开展了一些学术研究活动，除发表了10余篇有关地方古籍整理和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外，还尝试着整理了一些古籍，收到了显著成效。我们选择明清时期商丘文人著述为方向，以宋氏家族为突破口，申请了教育部古委会2007年重点研究项目“宋荦全集校点”、河南省教育厅重点资助项目“宋荦文学研究”；2011年申请到河南省教育厅项目“宋荦年谱长编”。目前3部书稿均已成型。只待完善出版。其中，《宋荦集辑校》95万字、《宋荦年谱》30万字、《宋荦文学研究》25万字。在此基础上，还编纂了近百万字的《商丘宋氏家族研究资料汇编》。去年，从各种金石文献中析出、辑佚了《商丘古代青铜文献》。另外，我们还已着手编纂《商丘古代文献叙录》、《商丘师院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我们还应邀为商丘陈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田氏宗亲会等姓氏文化团体标点注释古本家谱，挖掘族人先贤的事迹，开展姓氏文化研究。上述工作，推动了区域文化的研究，丰富了区域文化的内涵，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打造了学术团队，提升了图书馆乃至学校的形象地位。
（5）努力助推教学和科研
我院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是河南省重点学科，在申请硕士点的过程中，依托我们的特色资源及整理成果，设置了商丘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专业方向。我校申报河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商丘师院汉梁文化研究中心，将我馆特藏部人员整体纳入，还依托我们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商丘姓氏家族文化与汉梁文献整理研究所，并把我馆的地方文献室作为学校汉梁文化研究中心的资料室。汉粱文化研究中心的整体筹建方案、汉梁文化展室的装修布置、文本材料都是我馆特藏部人员完成的。校外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多个学术文化团体，也热情邀请我们为团体会员，聘请我们为文史顾问、研究员等。我们的服务，还在教师中催生了一批高层次项目和有价值的课题，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学生的关注。近年来，文科每年都有不少毕业论文选择地方文史经济等方面的论题，我们也总是想方设法，积极做好服务工作。
（6）主动服务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
几年来，每逢商丘市政府举行重大活动如“国际庄子文化节”、“全国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采火仪式”、“火文化研讨会”、“国际华商节”等，都要派专人来馆查检大量资料。去年，为配合市政府构建人文商丘的构想，我们从清代商丘名人宋荦的别集《西陂类稿》中，析出了关于西陂六景的记述，并撰写了《宋荦与商丘》书稿提纲，交市委有关领导参考。市委市政府有关单位要编纂一些著作和刊物，本市教师开展教学科研活动。也都经常来馆查阅资料。此外，我们还多次接待了来自郑州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河南省建筑设计院等一批高层次、研究型读者，使他们都有收获，解决了他们在外地无法解决的问题。
（7）助修家谱，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民间续修家谱之风兴盛，前来图书馆查阅本族家谱及相关文史资料、咨询家谱编修体例，或者要求帮助整理旧谱资料的读者很多，我们都认真做好服务，尽力满足需求，尽量提供便利。
3、发展地方古籍的感悟
实践证明：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工作突出地方性是一条利国利民利校的优选之路。
3.1 大有作为
地方古籍是区域性高校图书馆最大的特色资源，也是本地读者关注度较高的文献之一。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为准则，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地方古籍的搜集整理，深入发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