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9 22:40: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族文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何塞•马蒂指出：“文学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只有当伟大的文学作品存在时，一个民族自身可以设想到的全体人民的统一才会存在。”从美国本土文学的伟大作品中，不难发现其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的存在。美利坚民族的特性正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得以体现与加强，并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逃离与探寻”是美国文学的母题之一。从美国早期民族文学作品《皮袜子故事集》开始，《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愤怒的葡萄》、《麦田的守望者》、《兔子，跑吧》、《在路上》等多部文学经典，无一不表述了这一母题，体现了美利坚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对现实的逃离及对梦想的探寻，映射出其精神存在状态，同时也暗示了其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
一、“逃离与探寻”母题的神话原型溯源
伟大艺术作品的内容不是来自个人无意识，而是来自更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根据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集体无意识是意识的深层次形式，它们并非来自于个人经验，而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在种族成员心理上的积淀物，是从人类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先天倾向和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组成了人类的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不为人们所察觉，却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荣格指出，集体无意识“是由原型这种先存的形式所构成的”。在这里，原型，即原始意象，体现了一种种族记忆，是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弗莱将这一心理学概念转化成了文学理论术语，即“原型是那些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神话及隐喻”。4那么，被美国文学各阶段作品不断书写着的“逃离与探寻”母题又体现了什么神话原型呢？《圣经》作为西方文化以及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源头之一，深深影响着作家的创造活动。《旧约•出埃及记》中讲述了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残酷压迫，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建立自己的王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神话。“人生中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在“出埃及记”这一情境中也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原型意象，即英雄原型。英雄原型一般是内心孤独的英雄少年，具有探索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即替罪羊）；他们通常被赋予以动因高尚的重任，并主动采取追求的态势入世。同时，英雄原型需要经历三段人生历程：逃亡———顿悟———回归（或牺牲）。这一神话中的英雄原型就是摩西。“出埃及记”是犹太人的建国神话，同时，美利坚民族也将其看成是美国的民族神话。1620年，“五月花”号承载着100多名清教徒逃离英国国教的迫害，满怀希望地来到美洲大陆，在最后一块“上帝应许之地”建立美利坚民族。这些清教徒经历了同摩西一样，即从“逃离———跋涉（及探寻）———建立新伊甸园”的过程。他们自诩是上帝的选民，是摩西的后代。在美利坚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他们是如摩西般的拯救者，是孤独而求索的英雄。所有的美国人心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英雄情结。“西进运动”以及“淘金热”都是这种英雄原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体现。“美国文学也是偏爱流亡者———一个追求自我完美和以期达到太初始者。”6在美国文学作品中，那些孤独的灵魂在不断地逃离与探寻中，谱写着他们的神话，实现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原型“赋予一定精神内容以明确的形式”，当时代内容发生变化时，原型将重新被激活，并参与现实、沟通古今。重新激活的过程不是现代人对神话原型的被动利用，而是加入时代精神的再创造过程，称之为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在美国文学中，英雄原型模式的置换变形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在逃离与追寻中，人生价值的再现与回归；第二类是在绝望中孤军奋战，最后走向虚无。
二、在对现实的逃离中顿悟、回归
在美国早期文学作品中，英雄原型大多经历了从对现实的逃离，到在自然中汲取力量与希望并顿悟，最后重新找到自我价值并回归人类社会，如《白鲸》中的以实玛利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白人小男孩哈克。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品《白鲸》中，以实玛利是一个孤独的求索者，是神话中英雄原型的感性显现。以实玛利，正如他在《圣经》中的同名人那样，是一个流浪者，“管我叫以实玛利吧。……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叫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吧。”因此，在小说开始，以实玛利是以一个逃跑者、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的形象出现的。他内心孤独凄苦，想要逃离现实社会，寻找一个让自己快活的地方。在这个象征着以实玛利不断探索的航行中，在一个以船为象征的纯男性的小型人类社会中，他目睹了亚哈船长不顾整船人安危，疯狂且偏执地向代表大自然的白鲸报复。于是，他成长了，顿悟到人生的真谛———爱与友谊，最后只身逃脱了死亡，重新回归人类社会。以实玛利，作为神话的英雄原型，具备了多种“英雄”品质，并同样经历了“逃离———追寻———回归”的历程。与以实玛利相同，英雄少年哈利贝利也具备了神话英雄原型的诸多品质。他孤独、叛逆，具有自省精神、批判精神以及极强的认识能力。在顺流而下的逃离与探索中，在传统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善恶观念不断的拉锯中，他成长为一个有是非观念的人。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神话原型也必然印刻着那一时代的精神内容。在哈克的成长过程中，他所要逃离的不是远古时代埃及法老的残酷统治，也不是如以实玛利般内心的凄苦，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中形成的虚伪、残忍、低俗、自私的文明社会。在密西西比河及沿岸的所见所闻以及帮助黑人吉姆逃脱奴隶制的经历使哈克认识了人、认识了生活，也认识了社会，最后顿悟到《独立宣言》中所谓的人人平等、自由。哈利回到文明社会，完成了其“逃离———追寻———回归”的成长历程。19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社会还处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尚未发达的状态下，大自然还未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孤独的精神英雄们还能够逃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个人自由与人生价值，他们还可以找到人类存在的价值以回归人类文明社会。而到了20世纪，那些“奥德修斯”式的精神英雄们已经无处可逃，无理可寻了。
三、在无望的逃离中走向“虚无”
20世纪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颠覆了人们的理想与信念，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人被机械文明异化，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强烈的物质欲望的奴役。此时，美国文学中的精神流浪者们与原初的神话英雄原型有了巨大的不同。虽然他们依然在孤独中求索着人生的价值，但他们不再是具有伟大人格魅力、被赋予探索生活重任的英雄，而是有着诸多自身缺陷、碌碌无为的小人物。他们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即使充当了人类的替罪羊也无法挽回其毁灭性命运。塞林格的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依旧重复着人类“逃离与探索”这一古老的母题。少年霍尔顿为了逃离父母的责骂及现代文明的虚伪与堕落而出走。他所要逃往的地方是西部某个偏僻的角落，一个淳朴自然、闪耀着人性的美好的地方。在那里，他甘愿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保护在悬崖边嬉戏的孩子们不掉到悬崖下面———不落入成人腐朽虚伪的世界中。“霍尔顿真正追寻的目标就是为了找到一位精神教父（一个纯洁的成人）。”然而，“你永远无法找到一个舒适、安静的地方，因为它不存在。”霍尔顿的追寻以失败告终，他只能将理想与追求隐遁于幻想———虚无的所在。成年的霍尔顿———《兔子，跑吧》中的哈里，在生活中随时保持着一个“跑”的状态。他所要逃离的是压抑、粗俗、毫无意义的生活，以及婚姻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同时“跑”也是他对抗现实、执著追求的一种方式。哈里所追寻的是“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是我？”哈里的三次逃跑，又三次回家，正是他不断挣扎与追寻的努力。然而，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他似乎无处可逃，无论逃向哪里，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所居住的贾基山毫无二致。于是他顿悟到：“生活中失去的东西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跑到哪也是白搭。”他一切的挣扎与追寻都是荒谬而徒劳的，只能逃向封闭的自我，最终走向“虚无”。正如露丝眼中的哈里：“你连一只老鼠都算不上，你连臭气都散发不出，你连散发臭气的能力都没有。你什么也不是。”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出走或为追寻，或为逃遁。他们在一个荒谬腐朽的世界中寻求意义或精神避难的企图毫无意义，也必将以失败告终。他们充当了现代社会精神荒漠的替罪羊，却无法缓和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因而，他们逃避与追寻的行为本身就是虚无。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精神求索者们身上的英雄特质已然不那么明显了：他们是性格有着诸多缺陷的小人物；他们逃离的动因不再高尚；他们被赋予拯救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却无法完成；他们具有探索精神，然而在探索过程中却无法抵制腐朽社会的诱惑；他们渴望自我牺牲，然而却无法换来任何拯救；他们不再主动入世，而是在被动地选择避世。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时代的精神英雄。“小说的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他拒绝向这个精神死亡的世界妥协，他奋力抗争以求获得灵魂的重生。”
四、结语
以实玛利和哈克在相对和谐的世界里逃离，追寻信仰与存在的意义，并以精神强者的姿态再度入世；而霍尔顿、哈里之流却只能在分裂的世界中苦苦挣扎，寻不到任何存在的意义，最后遁入封闭的自我精神世界。无论结局如何，美国文学作品中“逃离与探寻”的母题都体现了美利坚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英雄情结”，以及他们的个人本位主义意识。美国作家们所书写的都是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所谱写的也都是一曲曲脱离社会现实的个人奋斗的悲歌。这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性格与美国神话：似乎所有的人都要逃离现存社会的种种缺陷，然后在孤独中开始他们的心灵之旅。同时，美国性格又是神话式，对英雄有着执著的追求。自从来到这个上帝“应许之地”，他们就相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重建伊甸园的神圣使命，他们不断地编织着美梦，即使饱经磨难与挫折，依然痴心不改。作为说梦人的美国艺术家们，他们不倦地回溯无意识的原始意象，不断地彰显时代精神，同时在文化层面铸就了美国性格。
宁夏回族自治区，现有人口580万，其中回族占三分之一强。宁夏作协少数民族作家现有回族、蒙古族、满族、东乡族等，以回族作家的创作为主体。目前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在省级会员中占到九分之一，中国作协会员中占到六分之一。
对于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宁夏文联、宁夏作家协会多年来一直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来抓，目前已形成了以青年少数民族作家领军的宁夏少数民族作家群崛起和创作弥坚的文学局面。在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共同主办的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宁夏先后有15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获奖；1位少数民族作家获“庄重文文学奖” ；回族青年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荣获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在宁夏推荐出版的6部“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3位。
一、把握机会，内引外联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宁夏作家协会就曾与宁夏党委宣传部联合召开全区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就少数民族题材特别是回族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交流。1993年9月，宁夏作协在银川主办了全国回族作家创作会议，12个省市的回族作家聚集银川，会议中进行了创作交流、理论研讨等。199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宁夏作家协会组织本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一批体裁多样、题材丰富的反映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作品，由《民族文学》以专刊形式刊发，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近年，我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了大批以反映回族生活为主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如长篇《亚瑟爷和他的家族》《青春绝版》，短篇《清洁的日子》《清水里的刀子》《果院》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06年6月，中国作协和宁夏区党委宣传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宁夏青年作家召开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占到三分之一多。《十月》杂志在2006年全年推出的“文学宁夏”栏目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占到三分之一。
把握机会、促进发展是宁夏作协这些年的工作体会。2001年七次文代会、六次作代会后，宁夏文联和作协及时将会议精神向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汇报，争取到相关经费支持；去年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后，宁夏文联和作协又向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进行专题汇报，自治区党委决定以后每年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通过文代会、作代会精神的贯彻，自治区党委对文学和艺术工作的关注和支持越来越多。
中国作协对宁夏作协的关注和帮助，是宁夏文学起飞的动力之一。中国作协与宁夏党委多次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推介宁夏青年作家群。2002年中国作协创联工作会议、2005年中国作协六届八次主席团会议相继在宁夏召开，中国作协的领导多次与宁夏党委领导就宁夏作协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交流并落实。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宁夏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位宁夏青年作家曾这样说：“在中国从事文学创作是幸运的，在宁夏从事写作是幸福的。”
二、建立长篇小说绿色通道，扶持少数民族作家出书
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进一步促进提高我区长篇作品创作水平，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宁夏文联成立了全区重点长篇作品领导小组，并支持宁夏作协成立了全区重点作品审读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1998年召开了全区文学创作会议，对于提交的创作题材经过摸底调查，对基础较好的长篇作品扶持出版。在已出版的4辑“金骆驼丛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到了三分之一，其中回族作家马知遥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获得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绿色通道的顺畅，鼓舞了宁夏少数民族作家投身长篇小说的创作热情。
三、关怀少数民族作家，改善作家的生存状况
石舒清是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培养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在石舒清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就开始关注、培养、呵护这棵文学苗子。宁夏作协积极推荐石舒清入选首届“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得知石舒清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后，宁夏文联、作协的领导多次看望石舒清并从基金会中拨出资金给予补贴，之后又推荐他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在宁夏文联的协调下两次将石舒清调入宁夏文联工作，使石舒清解除后顾之忧。石舒清的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中国文坛广泛关注，其短篇小说在摘得“鲁迅文学奖”桂冠后又陆续荣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等国家奖及中国期刊奖。
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在获得“春天文学奖”的感言中这样写道：“漂泊流浪的生活成就了我文学的气质，而宁夏才是得以让我沉下心来挥洒才情的安心之地。”在得知了一容在清贫的生活境况下坚持创作的情况后，宁夏党委宣传部、宁夏文联、宁夏作协都给他提供了各项物质上的支持，将他调入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推荐他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推荐他的作品《挂在椅背上的铜汤瓶》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四、增加少数民族作家对外交流、出外培训的机会
宁夏文联、宁夏作家协会一直为少数民族作家积极争取创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杨继国、石舒清等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参加中国作家访问团出访。2007年，宁夏作协委派东乡族青年作家了一容参加了中国民委和《民族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人口较少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培训班。参加全国青创会的代表中，三分之二是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已经举办的历届鲁迅文学院青年高级作家班中，宁夏作家协会先后推荐金瓯、马丽华、了一容、平原、单永珍等回族、满族、东乡族少数民族作家前往鲁迅文学院深造学习，为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开阔视野、广泛交流搭建了平台。
五、坚守文学阵地， 不遗余力地培养宁夏少数民族作家
《朔方》是宁夏文联主办的惟一的省级文学刊物。多年来，刊物为发掘和培养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倾注了许多心血，多次刊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专辑。从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批宁夏中老作家享誉文坛，到如今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几乎都与《朔方》这块文学阵地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为推动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 鼓励少数民族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反映民族精神风貌的好作品，宁夏作家协会结合中国作协七代会精神，根据《宁夏作协2004―2008年发展规划》，将努力打造宁夏文学尤其是回族文学品牌――
首先，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在“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评奖中为宁夏争得了荣誉，宁夏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 然而宁夏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作家与区外文学界的交流很少，对区外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城市生活缺乏直观感受，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为使宁夏少数民族作家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把握生活，创作出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宁夏将在2008年间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外出学习交流，以开阔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和思路。
其次、宁夏作家协会还将加强与宁夏民委的联系与合作，通过组织一些活动，共同扶持宁夏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增强宁夏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全国评奖中的竞争力。
关键词：民族文学艺术 语言艺术 表演艺术 造型艺术
民族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和多种社会需求，一个民族本质上的特点充分蕴含在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之中，“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①所谓的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现实的稳定的、共同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模式。我们平时所说的基本人格类型、民族性以及社会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学艺术可分为语言艺术（指神话、童谣、故事、谚语、文学等）、表演艺术（主要指音乐、舞蹈）、造型艺术（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服饰等）和综合艺术（指戏剧、电影）等几大类型。每种艺术形式代代传承和发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记。
一、语言艺术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间接反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文学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话传说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文学为例。在蒙古族文学中，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形态，“毛毡帐裙”“食唯肉酪”的传统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学散发着清新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和一种刚健雄浑之美。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风格只能归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畴，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发芽。反映了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和社会性格。
文学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时，总会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个文学作品渗透着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审美习惯和共同的情感体验。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人》等众多作品，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众多文学大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个性鲜明，人们既能够在作品中寻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够捕捉到该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艺术
各民族的生态环境不同，历史发展的轨迹也不同，因此不同种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体会形成迥然各异的表演风格，不同民族突显出不同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体为媒介的表演艺术，它同歌唱一样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伴随着人们的劳动和社会生活而产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民族风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绘和积淀，反映着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现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艺术中，朝鲜族舞蹈独具特色。鹤在朝鲜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纯洁、长寿的象征，是图腾崇拜的艺术形象。崇鹤心态经过长期的艺术加工与不断升华，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柔韧、飘逸的鹤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飘逸、潇洒的风格，创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鲜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来侵略，长期的反入侵斗争和抗暴斗争历练了朝鲜族人民勤奋团结、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间舞蹈中就形成了内韧外柔、柔中蕴藏着刚劲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国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风雪严寒的艰苦条件下，因此塑造了他们淳朴乐观、不畏艰辛的民族性格。正因为如此，塔吉克人把鹰作为英雄的象征，并且把对鹰的崇敬和喜爱之情融入民族舞蹈的表演之中：舞者展开双臂，像雄鹰般的勇猛矫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变化又表现了鹰起隼落的跳跃和扶摇直上的连续盘旋。塔吉克族舞蹈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态环境、民俗生活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各种要素，印刻着民族所独有的标志，是民族认同的语言符号。
2.音乐
音乐是在时间过程中展示的诉诸听觉的一门表演艺术，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组织的乐音构成有特定精神内涵的音响结构形式。音乐中体现的丰富情感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劳动生活、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为表现民族心理的特定符号。
肖邦的玛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间玛祖尔舞曲为基础的，表现了“人民的灵魂”。玛祖尔舞的音乐节奏通常是强烈多变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节的任何一拍、两拍甚至有时落在小节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见的是重音在第二拍。这些好像“顿脚”一般的强烈重音，活现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风格，形成鲜明的音乐气派和风格。
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俄罗斯出现了一批发展本民族音乐的作曲家——“强力五人组”。在音乐上除了继承和借鉴西欧古典和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传统外，主要强调在自己的创作中采用民族的题材和民族形式，描写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民间神话传说，体现自己民族的审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民族音乐家，才使俄罗斯民族音乐由自立走向世界，确立了俄罗斯民族音乐在世界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人类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艺术。
三、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又称美术，指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感性形式的艺术，故又称为“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包括绘画、摄影、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服饰等。造型艺术带有显著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对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无不印着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绘画、雕刻
绘画、雕刻艺术在再现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时表现力尤为突出，传递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诸多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审美情感，昭示着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一、影响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学习成效的因素
首先是环境因素。少数民族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接触比较多的语言种类就是本民族自己的语言，缺少练习汉语语言的人文环境。其次，汉语言本身的文字障碍因素。汉语文字符号相对比较复杂，这就要求少数民族的学生要具备很强的理解能力。加上汉语词汇丰富，声调变化与语法变化比较多。很多学生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时候，只是理解一些笃定的含义，对于延伸的意思理解不到位，学习难度增加。再次，文学习俗的隔阂因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也有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这是隐藏在学生内心深处的东西。文学作品是社会习俗的反应，包含着多元化的文化因素。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其汉语言文学学习感觉到困难，一部分是来自于语言本身，还有一部分是对语言蕴含的文化因素理解不到位。最后，审美取向因素。不同民族的生活环境不同，审美习惯也不相同。汉语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吸收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审美系统，这都给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增加了难度。
二、提高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成效的策略
（一）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为教学开展打基础。
教师在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应是积极的引导者、智慧的管理者和热情的鼓励者。要提高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成效，首先就要从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入手，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才能为汉语言文学教学做准备。作为汉语言文学教师要关注自身的一言一行，用高尚的德行去感染学生。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工作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这是表率作用，也是示范作用。在这个阶段的学生的性格特点中，有着明显的“向师性”，教师对待教学的行为能够影响学生的做事方式。汉语言文学教师还要有足够的爱心与耐心对待学生。汉语是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学生普遍存在畏惧心理，教师要对于那些不太听话的学生进行单独的指导，对于文学知识接受能力差的学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对于调皮捣蛋的学生少一点批评，多跟他们谈心。此外，在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观察和分析学生的特点，找出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每个少数民族学生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们会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有的是智力方面的差异，有的是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有性格方面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来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看采用的教学方式是不是符合学生的要求，深化对教学问题的理解，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纠正教学中的不恰当行为。总之，教师能够用一颗公平、公正的心对待学生，在课上营造民主、有爱的活动氛围，学生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就会拥有乐观积极的情感态度，愿意主动接受汉语言文学知识。
（二）引导学生阅读教材，渗透情感教育。
在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认识教材与理解教材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学生自主学习教材的现象还不是特别普遍。针对这种情况，汉语言文学教师要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特点，转变他们的学习方式，让他们能够主动探索教材内容，引导他们学会阅读文章，不只是汉语言文学教材，还包括其他汉语课外书目。这样能够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把握文学作品内涵的能力，还能深入挖掘内在的情感。还要重视实际教学过程，从教学过程中获取真实的感受，找出在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这样才能找准汉语言文学教学中需要关注的内容是什么。针对这些收集相应的资料，找出问题解决的方式。作为汉语言文学教师，要能够站在少数民族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尊重这些学生的民族信仰与情感体验，因为就算是同一个作品，不同的学生阅读也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教师要引导同学之间进行作品情感的交流，激发其汉语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能快速的让学生理解到位，需要师生一起努力，为汉语言文学教材中的课文注入情感内容，进而提高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效果。
（三）注重反思性教学，提高教?W成效。
反思性教学主要是汉语言文学教师针对教学观念、教学模式以及学生在教学中的表现进行的总结和反思，从而明确教学优势，查找不足，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避免重复问题的二次发生，让教学成效得到明显的提升。首先，可以记录成功的案例。当一节汉语言文学课上完之后，语文教师可以把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模式、设计的教学结构等总结出来，尤其是学生反响比较好的课堂教学，可以作为成功的案例记录在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其次，记录少数民族学生在教学中的创新表现。教学不是单向活动，而是双向活动，教师需要记录的不只是自身在教学中的方法和表现，还要观察学生的表现。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由于民族文化观念的差异，有时候学生会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不在教师的备课范围之内。学生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要比教师预想的多，这些都给汉语言教学注入了很大的活力。所以，汉语言文学教师在反思的时候要把学生的创新点和闪光点记录下来，发散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教学成效。
摘要：近年来的民族文学热将民族文学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猎奇0理，很多文学作品矫揉造作毫无文学性可言，本文将以文学为例，浅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危害。
关键词：民族文学；文学；文化多样性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当谈到中国文学时我们不可避免的要探讨多民族文学这样一个概念，在许多民族特征被强大的汉族文化影响和同化之后，为数不多的映入我们眼帘的民族多样性就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
一直以来，文学连同它神秘的地域和民族属性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阅读享受，满足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需求。例如，以扎西达娃的《系在绳上的魂》为代表的文学体现的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作品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神秘感。文本中所描述的宗教、神话，传说、史实、神示、风光、仪式，皆不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内，包括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幻化、虚构，也超出了我们常规的想象思维能够发散到的空间。
扎西达娃这篇小说主要是讲述两个人物：和塔贝，历经苦难找寻人间理想国“香巴拉”的故事。塔贝从家乡出发，经历了传统和现代，矢志不渝地往前走，直到生命的信仰同时迷失于喀隆雪山那一面的莲花生掌纹地带。是一个很不坚定的追随者，外界的诱惑时刻动摇着她的信念。最后，他们来到了神示的掌纹地带，掌纹地的空中居然传来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气势庞大的鼓号声和大合唱，这种魔幻而匪夷所思的情节设计把塔贝的死渲染得悲壮而伟大。经过不断的求索，“我”排除外物心魔的干扰，终于找到了和塔贝。塔贝已死，而“我”却代替了塔贝，带着往回走。
这篇小说将的魅力无限的发挥和散播，充满着陌生而奇特的宗教色彩。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世界，在雪域高原上生活的人们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生存状态中，恶劣的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贫瘠的生活促使人们对神、菩萨，及自然和超自然力量有种虔诚的信仰和崇拜。宗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中都浸润着浓郁的宗教思想。
这样的总是充满吸引，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近几年的民族文学热，尤其是文学，杨志军的《藏獒》、何马的《藏地密码》、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无一不霸占着图书销量的前几位。那么为什么民族文学突然之间大批进入大众的主流视野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藏獒》的作者杨志军这样说：“天然具备文学表达的要素，譬如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在那里，作家不需要很费劲的就能捕捉到这些文学表达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些东西肯定是喧嚣的都市社会所缺乏和期待的，在阅读中，读者能够获得一种悠远宁静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满足感。”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遇到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藏文学或者藏文化的内涵呢。生活在的作家在写作时会提供一些原生态的内容，但由于视野受到限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与读者衔接、让读者接受和理解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这样的文化鸿沟，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小说的艺术形式，而是这些小说中的另类文化景观――自然风光和特有的民俗等等。与此同时，出现了不少打着藏文学旗号、标榜藏文化却没有丝毫文化内涵的作品，希望以此来得到认同、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来满足大众猎奇的心理。这样的情况完全背离了大力推崇民族文学的初衷，文化的弘扬是可以通过商业化的包装和手段，但不能让他们扼住了咽喉，不能让少数民族文学走了味，成为一种肤浅的为满足一时好奇和潮流而应运而生的产物。因为只要是潮就会有退的那一天，而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有旺盛的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类型，是与少数民族自身共生共存的，应到得到保护和重视。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进入到主流的文化圈中，很多人选择了改变和适应，他们要用不熟悉的汉语进行创作，要考虑到汉语读者的习惯和喜好，他们要去迎合时代。与其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屈服，倒不如说这是一种社会给予他们的压迫，环境要求他们去“汉化”咱己来获得注视。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和弘扬已经得到很高的重视，因为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我们有如此丰富的珍宝，比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等，甚至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是少数民族。但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要将这样的认识推广于大众才能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要让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去了解和感受，只有被接受才能被传承，而不仅仅是商业化的旅游模式和流水线式的文化生产模具。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关键词：寻根 民族身份 认同 得与失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传统与现代、西方和本土文明碰撞日趋激烈，如何在繁杂的社会环境下确认自身身份，成为个体生命不能规避的问题。新时期活跃的思想氛围下兴起的寻根文学，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民族式”回答引发了一股身份建构与认同的潮流。 寻根思潮以其身份建构认同的民族性，迅速蹿红，然而当人们对其民族建构寄予更多关注时，它却逃离了公众文化的视野，之后未在文坛上引起热议。
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寻根文学身份建构的标签，在于它在新时期文化转型阶段，让仍处于困顿中的思考者眼前一亮。在他们看来无论对于群体还是个人，中华文化就是我们的身份。而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存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尤为重视。寻根作家立足中华民族文化，发出了民族身份建构的号召。“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这凸显了寻根文学创作的主旨性问题，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一
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吸收另一主体的某个方面，之后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的被改造。[2]而身份是在一系列的认同过程中形成的。按本尼迪科特・安德森话说，“民族就是个人依附其上的一个‘想象的群体’”。民族身份建构就是通过一系列努力为“想象的群体”找到合法载体，使个体对“群体”产生向往与依附，即所谓的“民族认同”。为建构“想象的群体”，唤起民族认同感，寻根作家们做出许多努力，以其独特的民族化追求赢得了很高声誉。
首先，是建构民族身份的初衷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民族身份的建构是现当代文学致力的使命，但建构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活跃的80年代，寻根作家公开表现出对民族化的追求，无疑是一次有目的有意识的努力和尝试，这源于作家民族文化危机感所催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中国，而文化之根因“”彻底断裂。面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困境，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视野下以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寻找那个失落的“群体”，对它进行重构，并在创作中达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民族化是复兴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策略。[3]这一建构民族身份的初衷，流露出他们内心敏锐的现代建构意识。
其次，对民族传统文化做出双向选择所体现出的深刻性。与五四和“”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不同，寻根文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做出了双向选择：认同与批判，这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的，反映出寻根文学民族认同建构的深度和力度。寻根文学认同的是传统儒道哲学，以发掘对于当下民族精神建构的意义。如阿城《棋王》中王一生活在 “吃”和“棋”中，知足常乐，姿态逍遥，透露出对老庄逍遥人生哲学的怀恋；王安忆《小鲍庄》描述充满仁义村庄的变迁则表现出儒家传统仁义在现实社会遭遇尴尬的无奈。选择的另一面是批判，痛斥文化劣根性，批判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韩少功《爸爸爸》中麻木愚钝的丙崽是民族劣根性的典型代表，还贬斥了鸡头寨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以及村民愚昧的传统观念。此外，韩少功《归去来》、李锐《厚土》、郑义《老井》等都是代表作。
再次，民族性内容与民族化形式的“双手抓”。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是文学创作不应回避的问题。对于寻根作家来说，要创作出能真正确认民族身份的作品，就必须具有民族风格，做到民族性内容和民族化形式的结合。在内容方面，主要体现在作家们对风俗画鲜明独到的书写，目的是为文化书写服务，“这样的小说里，风俗就不仅是诗情画意的东西，而且也是富有思辨性的东西”。[4]此外，吸收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以展现民族的思维方式，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目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是对李锐 “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5]的明示。在形式上，则表现出多种民族建构式样，大多数采用“新笔记”体、传奇与神话体等传统古典小说的文体样式；在表达上，追求 “民族语言” 的叙事效果，进行寓言化的写作。
此外，用地域性小形象建构民族的大身份。千差万别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多彩的地域文化，寻根作家将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植根于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挖掘能展现本地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核，创作了一批充满文化意蕴的地域小说。贾平凹具有浓厚的秦汉文化色彩的商州小说，张承志展示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各具特色的地域小说，描绘了本地域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展示了各地域的生命个体如何依附本地域群体传统生命张力向外界呈现其独特的形象，在弊端繁多的现代社会中，完成对精神故土的守望。
二
正当人们期待寻根文学引领的民族化追求带来更大惊喜时，它暴露出越来越多缺陷和弊端，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这一文学思潮的迅速隐匿。
“寻根”之下掩盖着某种功利性。多数寻根作家最早接受的是现代启蒙主义，在创作上较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他们之所以会走向文化寻根，一方面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代主义试验遭遇意识形态制约后的逃逸策略需要，试图借助民族传统的包装，含蓄表现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6]因此，李欧梵说：“现在的寻根派，恰恰是昨天鼓吹西方现代派借鉴的一拨人。”[7]
参照视野和维度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寻根的目的在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找到能使民族群体与个体保持蓬勃生命张力的生命哲学。但在创作中，很多作家把视野局限在失落的仁义美德和老庄的逍遥人格以及边缘性不规范的文化，比如野史、神怪故事、风俗习惯等，试图通过不规范来打破规范，以野史来摆脱传统正史，来追寻繁衍民族的不息之“根”。以失落、边缘的文化作为民族之“根”来回答现代社会的诉求，其构建民族身份的作用受到很大的质疑，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更多错杂的矛盾。一味对丙崽式的民族劣根的批判，本质上是启蒙，而并非对民族身份的构建，使得“重铸和镀亮自我”的任务愈加艰难。
寻根民族化追求的失败，更大原因是理想遭遇现实的尴尬。拉美文学家民族写作的成功，使他们认识到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性。因此，寻根作家以崇高使命感，掀起了一股民族认同的旋风。但他们并未认识到这种写作按照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趣被动地走向了世界，投送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怀抱。这是寻根作家们事先未预料到的，因此寻根文学的民族化追求不得不宣告结束，寻根文学的悲剧正在于此。
三
寻根文学在三十年之前掀起民族化追求的热潮，为完成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做了诸多努力，其创作具有浓重的民族文化特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寻根文学的民族化追求只能昙花一现。寻根文学民族身份建构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做出深刻思考，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身份建构和认同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2]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19.
[3] 熊修雨.寻根文学民族化追求的回顾与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4] 李杭育.“葛川江文化”观[J].青春，1984（12）.
[5] 李锐.《厚土》自语[J].上海文学，1988（10）.
多民族的多样文化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它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着鲜活的生命力，深为百姓所喜爱。广西省宜州市正是传说中刘三姐的家乡，日前，河池学院与宜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了 “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来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文艺报》、国家民委民族出版社、《民族文学》和广西区内外的业内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大文化”概念下的歌谣文化
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刘三姐”研究应该是一个“大文化”的综合定位。
刘三姐文化起源于华南珠江流域悠久古老的文明，是这一流域多民族文化共同孕育了刘三姐文化的文学精神。
作为华南珠江流域多民族的共同的歌仙形象，刘三姐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民间的歌手至歌王，进而被幻化为歌神、歌仙，而这一过程既有根植于民众的歌谣文学的原因，又有神话传说的原因。而在各地流传的歌仙刘三姐故事，都极力渲染了她的山歌魅力，不仅可以用山歌来排忧解难，还表现了高超的生活智慧，并由此而提升为可以用山歌来为百姓禳灾祈雨，能以歌声代替劳作，从而刘三姐变成无所不能的歌仙。
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歌谣利于传唱，从而才成就了刘三姐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歌谣来自生活，同时又是生活的加工和提炼，广西山歌才具有押韵合辙、琅琅上口和短小精悍的特点。在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有的考证了山歌的早期形态即有比较成熟的格式；有的还考证了“僚三妹”、“嘹”以及流传在民间的山歌术语的溯源含义，从而使“以歌传情”得到较一致的认同。
“歌圩文化”在刘三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不少与会者很赞同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专家钟敬文的论断，即“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华南先民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哺育了特有的诗性思维，特有的诗性思维创造了歌谣文化，歌谣文化催生了特有的歌圩文化，正是有了歌圩这一古代文明的集群形式，才使先民们有相互交流、倾诉和激励的平台。使得他们的智慧和歌才得以存在、发展和传承。
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有学者认为，作为刘三姐文化的底蕴应该是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对生活的热爱、追求和礼赞，一种根植于壮族民间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直接滋养我们的现实社会。基于这一共识，有的学者提出了“重写刘三姐的命题”。
对于刘三姐文化的传承，与会者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一是建议尽快搜集整理原生态的歌谣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活态文化，不深入民间就不可能完整地真实地保护、抢救和挖掘出这些宝藏，已经搜集整理到的宝贵资料要尽快出版，以便保存和传扬；二是建议加强对传承者的培养。有些学者建议编写成中小学教材，进入课堂，使民间文化上升到主流文化中去。三是建议为歌谣文化提供硬件建设。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心理认同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与主流汉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引起广泛重视，也因此诸多少数民族以自身文化底蕴为基础，培育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并以此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至少具备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二位一体、互相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更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贴近现代文学的附加属性，更加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两者如何紧密联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固有属性――民族性
文学作品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源自本民族风俗、文化，感悟于本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培育出独具自身魅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早就了不同文化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底蕴，是寻求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1、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而非全部
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文化保障，但绝不能仅仅只注重文学中民族特色，形成定向思维，过度依赖民族文化[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引起极大影响，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标杆，这些文学作品来源于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在改编后深受大众喜爱，极大的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重视。但必须注意的是，各种不断改编的过程呈现出依托材料改编材料的窘境，出现了作者但从民族学意义上创作，从而发生了针对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的怪圈。尽管民族风俗、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是必须的，是基础的，但作为创作者，文学作品并非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日记，也无非等同于停留于表皮的描述性文字，而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为内涵，拓展文学作品内涵，防止出现虚有其表的作品。
典型的案例诸如壮族作者韦一凡创作的作品《姆姥韦黄氏》中对壮族的本土婚俗进行了描述，如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交易，新娘三日回门等。在作品的开篇，是一首壮族民歌 “男是天，女是地，天上打雷又下雨，地上万花结果实。结了甜果男人收，结了苦果女人吃。”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但是，细细品味后可知，全篇都只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详细描述，无视壮族存在的封建礼制，在文中只是尽情的赞美女主的盲目服从、忍辱，却没有对最后出现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深刻的反思，没有认识到，这悲剧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最终，此作品扭曲的歌颂着壮族女性忍受奴役迫害的“高尚品德”。文中的女主韦黄氏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成婚，婚后一直顺从于自己的丈夫，在被丈夫背叛抛弃后也无怨言，最后仍然孝敬婆婆公公，终身未再嫁，独自带大儿子。从文中，我们会因为女主的善良而感动，但是，这只是从个人品德上来呈现的，并没有体现深层次的内涵。
2、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根本，不能遗失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果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品了。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根源是极强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对自己民族没有了崇敬感，那么就会一味的附和汉族文学，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着眼点，都会以汉族文学为模板，缺少独立的民族意识[2]。这种盲目的趋同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则很容易使得本少数民族的文化通过改革和影响被吞噬，最终民族文学中没有了民族特色。如由瑶族作家莫义明所创作的《八角姻缘》这一作品，表面上是描述两个瑶寨的生活情形，比如男女对山歌、传统婚嫁习俗等，但是文中大多是照搬汉族文学的思想和写作手法，最终整个作品都被汉文化所改造了，只是着眼于描写的创伤和改革开放后的困境。该作品虽然既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又有改革的热点，但是却不能将这两部分进行无缝衔接，最终使得作品留下过多的人为迹象，削弱了民族性。在作者的作品面向大众后，应该无法想到，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关注当时的热点问题，而是文学作品所要展现的民族意义。一旦他们在创作时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
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必备属性――现代性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有着独特的本土气息和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但是，在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与汉族文学有着类似的现代性。其中向沈从文、老舍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它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被世界所承认，而且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文学的发展。
1、国民性问题
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碰撞的年代，国民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焦点，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老舍等的作品真实的反应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心理和生活现状，推动了我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3]。比如老舍的大量作品都是以批判封建残留和日益堕落的群众思想为主。其中在《二马》、《猫城记》等作品中，老舍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市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其深层内涵却是对愚昧无知、得过且过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从老舍创作的话剧作品中不难发现，老舍对当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从我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老舍延续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老舍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愚昧无能、传统守旧的国民的无奈，用文字进行尖锐的批判，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进行透析，在作品中运用了喜剧形式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色。
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与老舍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是比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渴求现代性的焦虑问题。从沈从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冷酷无情，因此，他一直呼吁人民之间要互相友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描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文中给我们呈现了善良朴实的翠翠的爱情故事。由于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湘西，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尽情的赞美了淳朴的民风，相反的对冷漠、扭曲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主要是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城市里冷漠、懦弱的人性作比较，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迫切的希望增强人民的民族保护意识。
作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老舍、沈从文在创作的作品中应该不同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角度对现实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不断的追求着现代化的改革。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作家主要是叙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而不像老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重视国民的精神文化。
三、结论与探讨
通观全文，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要有民族自豪感，能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渗入于文学中，又能不被民族观所约束，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文化表现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加深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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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289-290.
今天,人们逐渐开始抱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单调化、一律化了,我们在向中心靠拢、向发达看齐、向国际化致敬的途中无意中发现,实际上我们日益担心不该丧失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一天离我们远去。比方,关于这个世界的更为多样化的认识,关于人类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关于人对自然、对宇宙的看法,不同民族从来就有着不同的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无限丰富的,那些少数人群的看法,那些边远地域的经验,应该成为当代人们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我们文学书写难能可贵的一部分。
包括叶梅在内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在今天显得格外珍贵,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创作里面,文学表达的丰富性、多样性、差异性往往体现得更为充分。与所谓处于“中心”的可能更为“国际化”的写作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为突出的价值,在于提供了关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的人生经验、思维方式、生活图景。而叶梅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价值,更在于她作为自己民族的精英分子,形象地为民族代言,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土司的时代,还是改革的时代,无论是这个民族的苦难、挣扎,还是这个民族的呼声、希望,在叶梅的创作中都得到了无疑是极有力度与影响力的反映。叶梅有着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过社会生活背后的三峡文化、恩施地域文化、土家族文化。她善于反映民族文化发展的激烈碰撞,能够立体地展示出土家人独特的民族精神与性格特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情,气势恢宏,意蕴深沉,时有血性与阳刚之气,她用酣畅的笔墨描写着土家族独特的文化,土家人的跳丧、哭嫁以及丰富多彩的山歌和民间传说,在诗一样的语境中,表现出绮丽的艺术魅力。无怪乎,文学评论家冯牧在评价她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句子:“当‘咚咚喹’吹奏起来时,时而如翠鸟啼叫于清雾之中,时而如锦鸡纷飞于白雪之上,时而如江河奔涌于峡谷……如诗如画,显示了作者的精心营造。”
而叶梅创作的价值,我想应该不单单要归功于她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揭示,归功于她的众多作品中所体现的土家族的独特精神追求,而且还要归功于她作为女性,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叶梅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不断被重新认识的诸种可能,在于她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在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成就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女作家。《最后的土司》里的五娘、《花树花树》里的昭女、瑛女,《乡姑李玉霞的婚事》里的李玉霞,《萨忧的龙船河》中的莲玉,她们的性格各有不同,但都有女性的纯洁、坚定与决绝。她们都不愿受到命运的摆布,不愿过固守于自己家乡的生活,她们往往要经历离开家乡、拼死抗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等过程。最有代表性的如《花树花树》,通过桃李两株树描写了一对孪生姐妹的命运,这姐妹二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生,顽强地与命运作着永不停歇的抗争。叶梅的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的往往是男性――特别是与她们关系密切的非家族男性。女性或被始乱终弃,或被欺骗蒙蔽,受到反复的摆弄,但她们不甘眼下的命运,她们拒绝受命运的安排,她们执著地要“过河”,过命运的河、过通向未来的河。她们在成长道路上付出的艰辛,也是地球上任何民族女性所遭遇到的命运,这个命运,也许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正向的改变或逆转,但我们仍然需要期待,叶梅的创作,也是她作为女性所结出的硕果,“我凝望着她们,犹如看着我自己的电影”。女性的经验、感受最大程度地化为文本中的经验和感受,这种升华是很自然的。
叶梅文学创作的品格,理应得到充分认识与高度评价,在当今时代的条件下,目前人们对其价值的估量还很不充分。应该看到,叶梅的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格局中,有着独特的亮色,这种亮色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其不但体现了一种始终立足本土、扎根传统的精神,而且也反映着很强的人文情怀、忧患意识,特别是对历史上、现实中的土家族民众的命运,对人性的力量,对生命的本质等问题,叶梅的多方面的揭示,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也是很难得、很突出的。比如,中篇小说《青云衣》通过清朝时期“湖广填四川”移至当地向姓一家人,以及几位女性的命运,具体挖掘和展现了荆楚文化性格的坚韧、昂扬,也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撞击、融合,表现了作家对民族文化最为深切的眷恋。我们之所以必须要把叶梅的创作,放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加以重新的考量,具体到叶梅来讲,还因为她不单坚持在创作中体现少数民族的立场、注重弘扬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人的性格、命运的书写,维护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更在工作实践中,倾尽心力地为繁荣民族文学服务,为各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与团结做了大量实事。这是她胸怀与抱负的又一最佳体现,是她无私奉献精神、锐意进取的生命信念的体现,应当得到充分重视。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星河里,叶梅的创作连接着历史与现实,连接着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她总是把那些最鲜活的情节与最朴实的故事,献给最可敬可爱的普通老百姓。透过这些故事,你会感到作家永远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她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像是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好长时间。事实也是如此,她的出身与经历,不可能不使她断绝与老百姓的联系。她最深切地懂得,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土家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哪些价值是最重要的,哪些律令是不可撼动的。叶梅的作品永远面向大众,作家对本民族的深厚感情,体现在方方面面,土家族的风俗、礼仪、文化、语言,都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叶梅使用的文学语言,她的文学描写,永远带着本民族的色彩,口语、民间语言与书面语,地方语言与现代汉语,完全融会在一起,自然贴切,符合老百姓的语言方式,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乡姑李玉霞的婚事》,有一段是这样的:“清早割草,午间弄饭,下半天往田里背粪,夜里刮洋芋或是推磨,没得一时闲的。风霜雨雪天,照样在外面干活,脸儿被凛冽的河风吹着,却从不糙裂,反倒泛着光泽,像是石缝里开着一枝花,既冒出来,便昂扬着,仿佛风吹日晒都是不错的滋养。”在《萨忧的龙船河》里,她写老船工眼里不驯服的河:“一床河水里一股温润如玉,另一股冰冷彻骨;时而温顺如处女,时而狂躁如泼妇。”这里,语言作为文学呈现的独特标记,完完全全折射着女作家心灵的底色。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文学；教学
这里的汉语教学是指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开展汉语语言的教学,其中汉语教学包括教授汉语课程和利用汉语语言教授其它专业课程。自开展汉语教学活动以来,本人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问题。
一、改善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学教学水平
1. 提高师资水平
师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师的汉语水平，主要通过（1）对在职教师汉语水平的再培训，提高教师汉语水平的实力。（2）开展汉语文化活动，让民族教师更多地了解汉语文化的背景、底蕴，了解汉语文化的意境，增强民族教师的软实力。（3）对于教授汉语语言老师的资格进行严格把关，选用优秀老师。另一方面实施汉语老师援助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让汉语老师作为“外教”给民族学生授课，注重提高民族学生的汉语发音，以及汉语用语的语境选择。此外，少数民族汉语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表达方式，要注重口头语与书面语的结合、与姿态手势的结合，这就要求教师们“民汉”兼通。讲解内容时要用简洁，条理清晰的书面语言，而在具体事理如描绘景，启发诱导时要用生动、自然的口语表达，以增强感染力。
2. 教学结构的改善
汉语语言博大精深，语法结构复杂多变，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与学都存在一定困难，所以教与学都要抓重点，而不是全部灌输，对于音节一定要一次性通过，即第一次教授时就要求学生准确发音，一旦一次发音不准，以后就很难纠正，这是因为学习具有惯性式“原始记忆”第一次错，一旦形成惯性想改都改不了；对于语法，不宜讲过多，过繁，讲的太多反而会扰乱学生对语法的记忆，以前掌握的都可能变的模糊不清。语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写作中常用语法知识讲通即可，也就是语言知识的讲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让学生学后有实际用处；对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区别法即找出不同点，通过比较字形的不同来加以记忆。
3. 使用新颖的教学方式
在教材选材合理的基础上，再适当应用多媒体教学将最现实、最实用的汉语生活语言带到课堂，提高学生学习语言学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汉语语言方式灵活，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语言环境性，不同场合、环境都可能造成语意的变化。所以一定要让学生在多媒体信息中如身临其境般的亲自体验汉语言的应用。例如：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在新疆地区汉族人数几乎占半，这给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汉民同宿，所以同学之间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进民族同学汉语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可以尽可能的采用民汉同宿、同习，促进民汉学生的语言交流，以实践来提高民族同学的汉语水平。
4.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教授学生学习方法及学习习惯，让学生掌握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识性、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对学习者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不仅要求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信息， 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以便利用这些技能自主学习，为适应这个“终身学习型社会”打下基础。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重点就是培养其阅读习惯及写作习惯，通过大量的阅读，让学生掌握阅读方法及技巧，在惯性阅读中让学生逐渐摸清汉语语言的规律，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具体授课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几点
1. 全面系统地讲解汉语语法知识。语法是语言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语言结构的组合规律,通过语法知识的讲授和训练可以使学生更加自觉地、能动地认识和把握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汉语语法体系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与其它类型的语言,特别是表音文字类语言的语法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讲解,并充分运用实例来阐明汉语语法的规律和特点,必要时还可开设现代汉语讲座来辅助教学,使学生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强汉语语法知识的应用训练。学习是为了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得到提高,学生对汉语语法知识的掌握也要通过作业练习来进行检验。作业练习包括记忆练习和能力练习,应以能力练习为主,让学生在作业练习中直接体验和把握汉语语法的知识要点,辩认各种词类和词组,正确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断语句的正误。老师则通过作业讲评对学生进行启发和指导,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
凯里学院民族本科预科学生大部分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族成分主要是苗族、侗族、土家族较多。2013年凯里学院共录取民族本科预科专业学生178人，其中预科文108人，预科理70人，高考成绩上有的只差二本线一两分，有的差几十分，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民族预科语文教学质量，笔者针对预科学生的语文学习状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预科学生现有的语文素养，以及对预科语文学习的方式、内容等方面的需求。通过调查，发现预科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卷调查反映出的各种问题来调整教学内容或改进教学方式，使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一年的学习中，真正达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为顺利进入本科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次调查对象为凯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2013级民族本科预科专业（含文、理）全体学生，发放问卷178份，其中13预文108份，13预理70份，回收调查问卷160份，有效问卷160份，有效率为90%。这份调查问卷共设有22个问题，其中1个为开放性题。问题涉及语文学习的兴趣、动机、内容、学习方式、阅读对自身的影响，对语文学习的期望等多个方面。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进行了分析，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一、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关于语文学习兴趣和动机
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内在原因，是激励、指引学生学习的强大动力。学习动机指的是学习活动的推动力，又称“学习的动力”。其心理因素包括：学习的需要，对学习的必要性的认识及信念；学习兴趣、爱好或习惯等。语文一直是预科学生学习的主干课程之一，那么预科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兴趣及动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从表1可以看出，预文有37%、预理有49%的学生回答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但是当问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课程是什么时，从表2可以看出，数学和英语是花时间最多的课程，预文有高达50%的学生回答在英语的学习上投入时间最多，预理则有49%的学生回答在数学的学习上投入时间最多，即便是预文也有30%的学生选择数学，远比14%高许多。为什么最感兴趣的课程却在学习时间、精力上花费最少，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学生对语文课程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语文学不学水平都差不多；另一方面是中高考对学生学习语文带有功利性目的，虽然兴趣值很高，但是学习动机不高。这点在后面的问题中得到印证，在问及对学习语文有没有兴趣中，预理有95%的学生表示有兴趣，预文有91%的学生表示有兴趣。但是在问及语文难度怎么样时，预理有61%的学生表示比较好学及最好学，预文则只有41%的学生表示好学，有59%的学生表示难学，这是预文和预理班的不同之处。为什么一半以上的文科学生会觉得语文难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些都值得思考。在问及学习语文的动力时，预理有80%、预文有87%的学生认为学习语文的动力是因为“语文内容丰富精彩”和能“提高素质陶冶情操”，预理有8%、预文有5%的学生认为是“教师的教学水平高”，预理有12%、预文有8%的学生认为是“能取得良好成绩”。从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学习语文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文本身内容的丰富和人文性，教师和考试的因素较小。这点和中小学的语文学习动机不一样，这说明：一方面是当我们的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的时候，重点是在“教”还是在“引导学生学”；另一方面语文教师应大力提升自身的文化底蕴。此外还有教材的因素，因为超过一般的学生学习语文的动力是因为“语文内容丰富多彩”，所以后面问及对现在使用的预科语文教材满意度时，预文有82%的学生表示一般、4%表示不好、4%表示要求换，只有10%的学生表示满意。预理有88%的学生表示一般、2%表示不好，10%表示满意。可以看出，学生对现行教材满意度较低。
（二）关于语文学习方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自主阅读、自主表达等等，这些理念在预科语文的学习中依然值得继承。关注预科学生的语文学习方式，是提高预科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过调查发现，在问及学习语文通常采用的方法时，预理有54%、预文有47%的学生认为是“识记、理解、应用”，预理有12%、预文有15%的学生选择的是“课前预习、上课听讲、课后巩固”，预理有22%、预文有16%的学生选择的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多问”，预理有12%、预文有22%的学生选择的是“想学就学”。从这一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文、理科学生在语文学习方法的选择上没有多大的差异，大部分的学生的语文学习方法是“识记、理解、应用”，而不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多问”，或多或少受到中学应试教育的影响。预科的学习虽然受到直升本科考试的影响，但是学生在选择语文学习的方法时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所以在问及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是，调查结果见表3。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文、理科学生在语文最有效的学习方式的选择上大致相同，选择最多的都是“查找资料”，这一结果说明，我们的语文教师应教会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语文，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当然，在“默写背诵”上，文、理科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异，包括前面的一些调查结果显示，文科学生反而没有理科学生更加重视具有“语文味道”的学习方式，具体原因值得我们去细究。同时，在问及课堂教学中的学习方式你最喜欢哪一种时，预理有75%、预文有72%的学生选择“在老师的指导下的自主学习”，从这里可以看出，一方面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意识，另一方面对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提高引导学生学习的能力。
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在问及学习的过程中与语文教师的沟通和交流程度时，无论是文科学生还是理科学生，大部分选择的是“偶尔”和“很少”，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少得可怜，任何学习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和对话的过程，古人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式陈旧，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方式，一言堂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预科语文教学受到大学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只有在上课时才能见到，一下课就不见踪影。
（三）关于文学阅读对自身的影响
阅读是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语文的学习基本上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无论中小学学生，还是预科学生，培养他们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味是至关重要的。近几年由于信息技术以及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已经影响到我们阅读的方式，因此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常最喜欢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具体数据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变化——科技在影响着我们的阅读方式和质量。这一现象从“你是否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调查中得到反映，预理生经常阅读的只占14%，而偶尔阅读、甚至很少阅读的比例高达86%。预文生经常阅读的仅有13%，偶尔、很少、从不阅读的比例有87%。这一现象表明学生的阅读面窄、阅读量明显不足，所以当问及“到目前为止，你读过的小说大概有多少部”时，预理有66%、预文有62%以上的学生回答读过的小说在10部以下。预文班学生喜欢阅读诗歌只占7%，喜欢戏剧只有2%；预理班学生喜欢阅读诗歌占9%，喜欢戏剧的低至5%。对于小说的类型，预理则有76%、预文74%的学生表示最喜欢的是侦探、武侠及言情小说，回答喜欢阅读经典名著的才9%左右。这些数据表明，预科学生的阅读还处在低层次的阅读上，且阅读量少，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学生的阅读方式及内容受手机阅读及网络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提倡和推广阅读经典的方式过于单一、陈旧，以致引不起学生对经典的阅读兴趣。
同时，我们还对预科学生进行写作兴趣调查，预理有60%的学生表示喜欢写作文，40%的学生表示不喜欢写或不得不写。预文则有46%的学生表示喜欢写作文，54%的学生表示不喜欢写或不得不写。文理科学生在对待写作兴趣上有差异，且大部分学生的写作动机是因为“这是语文课程的一部分，不得不写”。最后的问题是问及预科学生对今后语文学习的期望，就是希望语文课怎么上，讲些什么内容。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文科学生，还是理科学生，答案基本上差不多。有86%以上的学生希望多联系课外知识，联系生活实际，扩大学生的视野，采取活动的方式教学，加强引导、自主学习和经常讨论名著及教会学生阅读方法及如何查找资料等等。上述调查是预科学生语文学习状况的大致反映，调查显示预科学生对于语文学习兴趣度高，但是缺乏方法、缺乏学习的动力、缺乏行动。
二、思考与对策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预科学生对语文学习抱有很高的期望，自主学习的意识明显增强，但是总体来看，预科学生语文学习状况不令人满意，一方面预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自主性增强，渴望语文教师教授学习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掌握有效的学习方式，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及语文教师没有充分发挥主导性、引导性的作用，导致预科学生对语文学习呈现明显的被动性。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语文教学模式
要真正提高预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就得结合预科学生的特点和预科专业培养目标，在学生原有汉语知识基础之上，通过“补”“预”结合，大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虽然是对高中语文知识的“补”，同时也是对预科学生升入本科做一个准备，因此，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语文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把课堂还给学生，多给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学会查找资料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探究和研究意识。比如曹植的《洛神赋》，关于《洛神赋》的主题众说纷纭，这样就可以在课前布置一个问题，“历史上对《洛神赋》主题的解读有很多，请去图书馆及网络中查找资料，并结合对课文的学习，谈谈你对哪一种解读比较赞同或者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到时课堂内互相交流。”这样就可以打破原有“教师讲、学生不一定听”的尴尬局面，既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灵活地使用语文教材，丰富教学内容
现行的语文教材是按照文体和历史顺序来编排的，如第一单元中国古代诗词，一共24篇，且有的篇目是高中学过的。如果按照教材的顺序来进行教学，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语文教师对语文教材进行梳理，把高中学过的拿掉，充实丰富一些学生没有接触过且是经典的诗词，教学的顺序也不一定是按照教材的顺序进行，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重新编订。这就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三）关注学生语文学习的过程和方法
预科学生在中学时，学习语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考试，带有功利化目的。进入预科学习，主要是为能顺利进入本科阶段而学习，而大学的学习综合性强，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及创新意识。因此，预科语文教学，一方面继续夯实预科学生的语文知识和技能，如多读、多听、多说、多写；开展多种语文教学活动，如诗歌朗诵、演讲比赛等等。另一方面，语文教师应加强对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方式的引导。
（四）引领经典阅读与重视写作
针对预科学生阅读量少及阅读层次低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开学初就列符合预科学生特点的经典阅读书目且丰富多样，并且定期召开经典阅读读书会，或者办一个班级刊物，把学生的读后感编成一本集子，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也消除了学生对作文的畏难情绪，进而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此外，还应重视对预科学生写作的指导，比如小论文的写作以及应用文的写作。总而言之，重点还在于夯实预科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能力，这是他们能否顺利地进入本科学习的重要基础。
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存在心理障碍的原因
导致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出现心理障碍的原因有很多。通过分析和总结，笔者认为，主要是以下一些方面的原因。
1.汉语水平差导致急躁心理
小学时，虽然多用汉语教学，但有时也用双语教学。这样，导致他们进入初中以后，不适应汉语教学，听不太懂老师讲什么，不能正确理解老师讲授的课文内容。考试时，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读不懂题目，无法答题。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急躁心理。
2.语文基础差产生自卑心理
由于基础差，学生感到语文很难学。随着语文成绩越来越低，导致学生越来越没有兴趣学习语文，并产生了自卑心理。
少数民族学生学不好语文，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是初中生身上共有的。比如，刚由小学进入初中，学生对教师有过于依赖的心理，刚由小学进入初中，不适应初中学习方式，产生厌学心理。上述心理障碍，是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认真对待。
二、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心理障碍的对策
针对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文存在上述心理障碍的实际情况，语文教师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来加以解决。
1.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
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由于不太会说汉语，所以对老师讲授的课文内容不容易理解，导致了学习成绩差。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师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
一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短期汉语口语课，由老师教少数民放学生学说汉语。二是让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进行自由交流，以提高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汉语的水平。三是让会说汉语、汉语说得好、理解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学生与汉语说得不好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桌，以方便汉语说不好的学生，在不理解老师讲授的课文各方面的内容时或是不理解题意时能够得到会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帮助。四是语文教师要经常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沟通交流，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进展情况。五是让少数民族学生多读多看一些文章，教师多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汉语理解能力。六是让少数民族学生适当看电视，跟着电视学说汉语。
2.强化基础教学
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不高，汉语语文基础较薄。因此，教师要针对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特点，在教学中注重抓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比较基础的部分，比如字、词、句、古诗文，要求背诵的课文等，教师要让学生背熟、记住。如果读两三遍背不下来，就读七遍八遍，直到让学生记下、背牢为止。在考试的时候，教师要多出一些基础性的题型，重点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从而逐步提高他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主动性，更主要的是，要树立他们学好语文的信心和决心。
3.注重方法
针对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不太懂汉语的情况，语文教师要重视方法。一是教法。教师要学会采取让学生听得懂、易理解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教学。如果汉语教学少数民族学生实在听不懂，不理解，那么教师若是会讲少数民族语言，就可以适当地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解，让学生听懂意思理解想法后，再用汉语进行表述，使学生理解汉语教学的意思。二是学法。语文学习方法，形式多样，教师要教会少数民族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采用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比如阅读法、归纳法、总结法、背诵法、记忆法、测试法、交流法等，不一而足。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会自我学习、自我检查和自我评定，对语文学习过程、语文知识体系、技能训练进行有效的回顾和反思等等。
4.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数由于刚从农村小学毕业离开父母，到乡镇或是县城初级中学读初中，远离父母的学生缺少亲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学习上经常遇到困难，使学生出现灰心丧气，学习兴趣不高，不安心读书，矛盾消极的心理状况。因此，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主动走近学生，关心学生，特别是对语文学习成绩不高的学生，语文教师更要多花时间，对他们进行辅导，与他们多进行情感交流，让学生感觉到自己虽然学习成绩不高，但老师没有轻视、放弃自己，让学生有信心有决心提高成绩，喜欢语文课。
5.做好心理辅导
针对初中一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现象，语文教师要善于结合语文教材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或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适时地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与教育。语文教师可以结合语文教学实例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也可以对学生进行单独心理辅导，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写日记、写周记等方法，让学生敞开心扉与教师交流，或是语文教师开设知心话信箱，让学生通过写小纸条的方式，与教师交流。为学生提供宣泄、倾诉和沟通的平台，帮助学生排解苦恼和郁闷，克服郁闷和自卑心理，使始终有积极向上的状态、轻松平和的心态和健康愉悦的情态。这样，学生就会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信心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