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9: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短篇故事，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提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下简称为“村上”），大家可能马上会浮现出“诺贝尔文学奖”“挪威的森林”“马拉松”等词汇。没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知名度的这位日本作家，其作品乃至私人生活都不断地进入公众视线，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村上的著作除小说外，还囊括随笔、翻译、记录文学等多类。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村上文学的核心总是长篇小说――从1979年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开始，之后有1987年引起“村上热”的畅销作《挪威的森林》，2002年的奇幻小说《海边的卡夫卡》，直至2013年最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这是因为村上把自己设定为长篇小说家，他的中篇、短篇小说都被当作实验场，从中获得的东西被吸收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就是村上的长篇小说如此优秀以及名气一般大于其他篇幅小说的原因之一。
一、《背带短裤》简介
而这次映入笔者眼帘的恰巧是村上的短篇小说《背带短裤》（以下简称为《背》）。它记录了妻子的朋友向“我”讲述的一个离奇故事：朋友的母亲五十五年来第一次出国旅行前往德国，回来前去给丈夫买背带短裤作为礼物，却在购买的三十分钟内突然决定与丈夫离婚。因为“睡在心中很久的一种模糊的意识突然苏醒，并渐渐变得清晰明了”，她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是多么憎恨自己的丈夫。母亲回日本后也不向女儿解释原因，与女儿维持了长时间的不联系状态，直至两人一起参加亲戚葬礼后在咖啡店聊天，才让也已成人的女儿原谅了她。
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年为家庭付出的、没有自我的女人，在旅途中发现自我、获得自立的故事。故事中父亲的不忠造成了母亲心中长年的积怨，而故事的关键即导火索就是那条代表了丈夫及家庭多年束缚的背带短裤。母亲选择离婚看似突然甚至荒诞，实则是多年沉积火山的爆发。但要深刻理解这个作品，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文本表面，更应该联系其前后的作品及挖掘其社会意义。
二、《背带短裤》中的无常观
笔者所谓的联系《背》前后的作品来解读小说，灵感正是来源于上文所提及的村上把自己设定为长篇小说家这一特点。
实际上《背》收录于村上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鏖战记》中。这部短篇小说集是村上的一本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集，在其长篇中同样创作手法的只有《挪威的森林》。从时间上我们进一步可发现，这部短篇集是在1987年的《挪威的森林》前的1985年出版的，作为手法的确可以称为《挪威的森林》的实验场。1991年《全集1979-1989》（第5卷）出版时村上自己也说：“我需要这种一字一句据实以录的伪装。我一直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叙述者尼克・卡洛维这个人物抱有浓厚兴趣，这也就是我采用这种叙述方式最直接的诱因……如果没有这次实践，我恐怕永远都无法写出《挪威的森林》。”
而“旋转木马”上的”鏖战“又代表什么？只要坐过旋转木马的人都知道，它总是以同一速度在同一地方兜圈子而已，哪里也到达不了，谁也超不过谁，谁也不被谁超过。然而我们却在这样充满轻松、祥和气氛的旋转木马上针对假设的敌手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鏖战，其结果必定是徒劳。因此村上在这个小说集中收录了八个徒劳的故事：千里迢迢在国外为丈夫买来合身的背带短裤，回国后她却毅然决定离婚开始新生活；好不容易觅得动心的油画，临行前却被她浇上煤油付之一炬；美貌骄傲的公主令人不敢仰视，却在雪夜合宿的凌晨“无意”间钻进了“我”的毛毯…… 故事的发展永远与最初的设定背道而驰，无常的同时却也让人获得了迷茫后新生的，这就是村上所谓的“旋转木马”上的“鏖战”。
得益于从小沉迷品读世界文学全集，村上很熟悉希腊神话。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他就完成了与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王》的精彩互文。而这次村上则是让人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的石头”（Stone of Sisyphus）的故事。西西弗斯是人间最足智多谋的人，他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但因为生前作恶多端，死后被众神打入地狱服苦役：将一块巨石从平地推上高高的山顶，而每次快要推到顶时石头必定由于自身的重量陡然滚下山去。于是他重新推石上山，如此周而复始，纯属徒劳。明知徒劳，却又不能停止这种荒谬的劳作，这在村上春树笔下演变成了旋转木马上的鏖战。虽然骑旋转木马比推石上山轻松有趣得多，但在徒劳这点上并无不同。
并且村上的小说除了希腊神话外，在结构、写作手法以及语言风格都有明显的西化痕迹。但透过外在，我们不难发现其意识、意趣的深处，仍受到浸染佛禅哲理的“无常观”等的影响。人生徒劳即人生无常，凡事非永恒存在并难以靠主观掌控，无人能与这种虚幻无常的命运相抗衡。这既是岛国日本所酝酿出的日本文化的深层的孤独感和审美意识，也是《背》中隐藏的对于人生的解读，同时还是故事中朋友的母亲产生自我解放意识的基石。
三、《背带短裤》与熟年离婚
《背》从社会意义方面解读，我们则可发现它隐射了日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熟年离婚。
熟年离婚指的是长年（一般指二十年以上）相伴的中年夫妇的离婚，其显著特点是主动提出离婚的大多数为女方。这个现象起源于日本，在日本也尤为严重，而背后的推动原因有二，一是丈夫退休，二是子女的自立。具体说来，由于平时忙于工作，部分日本男性退休后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他们没有业余爱好，也没有多少朋友，只能在家打发时间，完全粘在妻子身上；再加上常年为公司奉献，他们并不具备打理家事的能力；又因大多日本人的“核家庭”的构造，相较于大家庭而言，夫妻注意力和矛盾不容易被分散和缓解，自然导致夫妻争吵率的提高及引起妻子的反感，最终导致了一些50岁以上的妻子在子女成人后主动选择离婚。
《背》把故事设定在国外旅行途中，不仔细揣摩的话容易让人误以为仅仅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新鲜感让妻子得以解放。她所见的景感觉新鲜，所见的人感到亲切，沉睡在肉体深处的种种情感被唤醒，没有了落寞、恐惧以及烦恼，丈夫、女儿与家庭，那些曾经自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统统被抛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在德国这样一个异域空间，她重新找回到了独立自由的感觉。实际上不管是从故事中的母亲的年龄（五十五岁）还是从她选择提出离婚的时间点（女儿大学二年级）来看都完全符合熟年离婚的定义，并且促使母亲下定决心离婚的除了在买背带短裤时经历的一切外，必然包含了女儿已成人等现实因素的支撑。从这一角度出发，《背》也是一部讲述了熟年离婚的故事，它关照了日本社会熟年离婚案例日趋增长的事实，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爱丽丝1931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少女时代即开始写小说，上大学时兼职女招待、烟叶采摘工和图书馆员。大二时，年仅20岁的她嫁给詹姆斯·门罗，为此退学。
门罗的许多早期创作，是陆陆续续地在孩子的呼噜声旁，或者等待烤炉的间歇中完成的。1968年，她37岁，那一年，加拿大女权运动正在最高峰。她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一炮打红，并得了她的第一座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此时，她已是3个女儿的母亲。
1978年，她的另一部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再次给她捧来一座总督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每隔4年都要出一部短篇小说集，开始享有世界级的名誉。
爱丽丝·门罗可谓是比较纯粹的小说家，她始终关切女性的命运，尤其是女性弱者的生活情状。她的早期创作中，是一些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女孩子，为爱情、性、背叛、孩子等苦恼；到后期，则是在中年危机和琐碎生活中挣扎的女性，但她们都有着欲望和遗憾，有着强大和软弱之处。
如果硬抠政治的话，她作为苏格兰后裔的族群身份，也会时常在她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但这种身份政治，也只能算是一种小政治，并不能压倒她的小说的艺术性笔法。
因此，我还是更愿意用小说艺术的纯粹性来理解门罗的作品。她早中年出名，但也并未大红大紫，写短篇小说只是在纽约客上博得好名声，要多畅销并不可能。她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一生写了11部短篇小说集，加上一部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这日子就在写作中熬到了82岁。“熬”可能是中国人的想法，对于门罗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他们对文学有一种纯粹的态度，那个语境也没有那么多花样，她的写作何尝不是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快乐呢？
门罗夺得文学奖项无数，其中有多次加拿大总督奖、布克国际文学奖，并二次获得吉勒奖，2004年即是以短篇集《逃离》第二次获奖。当时评委评价说：“故事令人难忘，语言精确而有独到之处，朴实而优美，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小说集开篇的短篇小说就是同题《逃离》，小说讲述一个叫做卡拉的年轻女性想要逃离极其不协调的同居男友，却又走到半路折回家中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失败的逃离的故事。小说的叙述非常缓慢而有心理层次感。每个动作、人物所处的位置，人物的心理，都有层次感地一步步展开。
小说叙述得细腻与微妙，构思得精巧而又自然，那种心理刻画，一点点透示出人物的矛盾心境，并且引向困境。门罗有意淡化人物的主动意识，始终能保持一种冷静、朴素、一点点透进骨子里。总之，这篇小说写得精细微妙而自然灵巧，无疑极其出色，令人击节而叹。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结果他却输了。对手问他：“怎么回事？”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1970年5月3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此文中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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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白话短篇小说集。明末冯梦龙纂辑，完成于1624年。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民间宗教宝卷和小说。故事描述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
《警世通言》与作者稍前完成的《喻世明言》、以及稍后完成的《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三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之一。通常亦与凌濛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并称，称为“三言二拍”。
（来源：文章屋网 ）
欧亨利最后一片树叶读后感
今天，我看了美国着名短篇小说家欧享利的作品之一《最后一片树叶》，这篇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故事的主人公乔安西不幸患上了肺炎，不再对生命抱有希望，认为墙上的藤叶代表自己的生命，等藤叶掉光的时候，自己就会与世长辞。于是，她天天数叶子，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她的室友休易在只剩下一片叶子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贝尔曼老头。贝尔曼为了让乔安西重新振作起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冒着寒风冷雨，在墙上画了一片永不会掉落的“叶子”。乔安西看到“叶子”那样顽强，自己也就对生命重新抱有希望和勇气，最后康复了。可贝尔曼却因患上肺炎而病死了。
这个故事中最让我敬佩的是贝尔曼老头。他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另一条生命，这样无私、伟大的爱征服了我的心。贝尔曼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乔安西恢复了生命的信心，最后战胜了疾病。
欧享利的作品不仅语言简洁，而且情节十分曲折生动，他不愧是一个着名的短篇小说家。
骆以军 台湾作家，祖籍安徽省无为县，1967年生，主要作品包括《西夏旅馆》《遣悲怀》《妻梦狗》《女儿》等。其中长篇小说《西夏旅馆》2010年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
骆以军的肚子总是圆鼓鼓的。里面塞满的除了脂肪之外，估计便是48年来从各处收集来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自己经历的，有在朋友身上发生的，有从的士司机口中听来的，还有从facebook上看到的它们从五官进入，顺着动脉里的血液循环流动，成为了骆以军身体的一部分。
可是，渐渐地，积攒多了，骆以军像熊一样硕壮的身躯也包裹不住，感觉这些故事随时随地都要从心脏喷涌而出。为了发泄这比期动物的还凶猛的倾诉欲，骆以军只能不停地写―每天花上三四个小时，一手拿着烟一手握着笔，疯狂地写。
“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过来看我的脸，一定会被吓坏。因为那上面，满满都是杀意。”骆以军说，每一次写作，都是一场殊死的战争。他必须跟脑海里争先恐后浮现出来的故事做斗争，把它们纷纷撕裂、碾碎，最后把它们的灵魂写入文字中。
无论是《遣悲怀》《西夏旅馆》，还是最新的长篇《女儿》，即便是最好的文学评论家，也无法概括骆以军到底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千千万万个在他身体里涌动的故事。
台北的赫拉巴尔
如果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骆以军的每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买一包烟，到一个咖啡厅叫上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待三四个小时。
在这三四个小时里，他有时是写作者，有时也是观察者。他也不仅仅是写，当坐下来以后，他的眼睛就会变成摄像机的镜头，先把周围的环境都扫一遍，再聚焦在他感兴趣的画面，放大、摄录。这时候，即便是咖啡厅里一对小情侣的对话―“今天是你的生日，来吹蜡烛吧”，都不能逃过骆以军的耳朵。骆以军的一个短篇小说便以咖啡厅庆祝生日的情况为开头。
这个短篇叫《咖啡时光》，收录在他去年推出的短篇集《脸之书》中。他的好友、台湾作家唐诺曾劝他，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不应该出这种“”。“唐诺很担心我写惯了这种专栏体例，在几千字的框架里面住惯了，会懒得动。”其实不是这样的。骆以军说，短篇小说是他的定位练习，他想跟卡尔维诺一样，在漫天飞舞的银杏叶中，找到单独一片叶子的意义。
这片单独的叶子，有时是按摩房里的一个女孩。有次，骆以军去按摩，遇到一个新手。这个按摩女说，她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因为教练要求很苛刻，导致她膝盖训练坏掉了，所以再也不能打排球，20岁就从乡下来到台北打工。听完这个故事，躺在按摩椅上的骆以军“便开始想象这双像小鸟羽毛一样轻盈的脚在打排球的样子”。
有时候，这片叶子，又可以是他身边的朋友。比如有一回张大春出差，曾经为了把出版社送的赠书都处理掉，特地到另外一家酒店开了一间房放“弃书”的故事，就被骆以军写成了短篇《丢弃难》。
骆以军在进行写作练习，也是在记录一个城市。坐在咖啡厅里的骆以军，就像赫拉巴尔在写着《底层的珍珠》，以一个作家的触感去抚摸他所在的地方。“赫拉巴尔的书都围绕着布拉格的底层来写，他就耗在那里。我也是。我就是一个困在台北底层的流浪汉，收集和记录底层所看到的生活。”
写长篇是爬到梦境的最底层
短篇的练习，为的是写长篇。“写短篇只是我对这个世界撒个娇，写出《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长篇才是人间至爽。”骆以军把自己比作一个运动员，写长篇则是一次次的极限运动。
写短篇还能在咖啡厅与人聊聊天，写长篇却是一个煎熬甚至让人着魔的过程。写《西夏旅馆》的时候，骆以军曾三度抑郁症病发。写《女儿》的时候，他同样疯狂。
2013年初，骆以军向银行借了大约10万元人民币，每天跑到旅馆钟点房写书。“就像回到以前高中联考的K书中心。一进入房间，我就先抽两根烟，然后疯狂地写、疯狂地写，一下子三个小时就过去了。每次我离开，老板都会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因为我去的旅馆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啦，有很多人会在那里妓。老板估计好奇，为什么这个胖子每次都是一个人来，床也没有动，三个小时到了就走了。”
那一年的11月，骆以军封笔了。《女儿》前前后后，骆以军写了差不多40万字，最后的书稿删减了六七万字。“前段时间，我在抽屉里还找到一批手稿，竟然没有给编辑。”
《女儿》写了几十万字，但现实生活中，骆以军并没有女儿。那些误以为这本书会像吴念真的那些故事一样以情动人的读者，被眼前这个小说家骗了。骆以军在书里，写的是“不同女人身上看到的女儿性”，她是一个模型，糅杂了各种隐喻、意象。“女儿”既是年老的小说家脑袋里创造出来的“少女机器人”，也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还是他以前玩电子游戏《美少女梦工厂》时当变态老爸的记忆
“写的时候，我还会想到按摩房里的按摩女，这个少女机器人也像她们一样，抚慰了城市大叔的心。”甚至，书里还有一个意象，来自高中时期的记忆：15岁的骆以军，趴在楼道里窥看对面大楼不穿衣服的一家人，那一家人有一个女儿
当骆以军提起笔的时候，他就如同进入梦境，跑到迷宫的最底层，把过去经历过的一切人和事都揪出来，让他们碎裂、重生。“写小说，就像张爱玲写的，用开水去烫干掉的，然后它在水里会再次绽放。那些被遗忘的时光、被遗忘的人，都会在小说里再次活过来。”
岛屿上孤独的写作者
每一次写完长篇，骆以军都觉得自己可以死了。
这一次也一样。“《女儿》写完后，我就会想，哪怕现在我遇到飞机失事，也不会有遗憾。我老婆可以拿到一大笔保险金下半辈子过得很好，而我也至少写完了这部小说嘛。”
骆以军的话并不夸张。在台湾，写长篇并不容易，你除了要克服若干写作上的魔障之外，还必须抵抗生活，因为写长篇不赚钱。骆以军说，在台湾，一本纯文学的书，大概只能卖到500本，卖到2000本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今年年初，我出了一本《小儿子》，其实就是我脸书上一些俏皮话的集合，如果用脑部含金量来说，《小儿子》可能只有1，《女儿》是1000。可是销售结果，却是相反。”
在《小儿子》的签售会上，有很多穿着时髦的女孩都会跑到骆以军面前，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是你的粉丝”，骆以军一边笑着跟她们“打哈哈”，一边在心里嘀咕：“屁咧，你们大概连我的一本长篇都没有看完过吧”。
“烂书”当道，长篇遇冷，这是现实。为了供养自己写长篇的梦，骆以军要接各种影响他写作节奏的工作：到学校演讲、到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当评委、出席各种宣传活动，有时候，在学校站着讲了一天，可能也就2000元台币。“和家人吃一顿饭，这点血汗钱就没了。”骆以军去年为了赚钱，参加了各种这样的活动，没有办法好好写书，《女儿》的初稿2013年底就完成了，可是拖到去年8月才正式付印。
哪怕向往着曹雪芹，可是距离《红楼梦》的时空已经很远了。在当下人人只爱读140字的“脸书”时代下写长篇，会觉得悲哀吗？“不，我一直说，你能写小说这件事便是对做这件事最大的奖赏。比如很多人想上范冰冰，可是也就只止于想而已。小说家就不一样了，当你写长篇，就已经是上了。你所得到的极限幸福，就是做这件事。”
骆以军说，现在做的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就当是他为文学这个濒临绝种的动物，去卖个唱、接个客吧。
[对话骆以军]
小说是“万王之王”
记者：港台作家好像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唐诺他们会经常督促你写作吗？
骆以军：唐诺是一个比较严厉的长辈，经常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好，大家都会直说，不藏着。我遇到的几个师长，像黄锦树，学问非常大，所以哪怕批评，我都很服气，当然有时也会想“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对我这么严厉”。
记者：在网络时长篇，怎么看待网络这个竞争对手？
骆以军：我并不觉得网络是傻逼。我44岁才学会上网，可是连我这几年挂网以后，我每天的阅读时间都少了很多。我凭什么讲年轻人傻逼。网络所伸进去的世界，并不是扯淡的，它是一个巨量的博尔赫斯，它就是一个像博尔赫斯那样理想性的、无限的、上帝般的大小说家。现在的年轻人，就像《星际穿越》的男主角一样，到了黑洞的五维空间，就像泡在一个巨大的基因海洋，在他们面前无数的信息被交换，所以它很难被描述出来。我这三年多在网络接受的信息量比过去都要多，我们只是来不及在大脑中处理，但未必代表网络都是肤浅的。
记者：跟历史学家、科学家相比，小说家作为一个记录者的优势在哪里？
重点难点：1、随一位挑山工登泰山，解开心中不解之谜是本文的重点段落。了解课文是分几层意思来表达中心的，从而理解作者悟出的哲理，懂得作者是怎样把这个哲理一步一步有条理地表达出来。
2、理解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进一步领会课文的中心思想。
教学时间：二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出示课题，介绍作者：
这篇课文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画家冯骥才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
在泰山风景区有许多游人，还有——挑山工。
二、读通课文
1、自由朗读，思考三个问题：
①文中的不解之谜指什么？板书（生谜）
②作者是怎样解谜的？（解谜）
③作者领悟出什么深刻哲理？（明理）
2、检查朗读。
3、课文就是按照“生谜——解谜——明理”的顺序来进行叙述的。
三、生谜
1、观察插图，说说“挑山工”是怎样的人？
2、自读第1节，说说课文从哪三个方面介绍了挑山工？谈你的感受。（同桌讨论）
3、交流：
①肩搭扁担，挑着沉甸甸的物品——说明担子重；
②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垂着，伴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说明步履轻松；
③“折尺形”的登山线路——说明路程长。
4、引读课文：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的担子重——，他们的步履轻松——，他们登山的路程长——。这样登山的原因是——，好处是——，担了重物，如果照一般登山的人那样直上直下，膝头是受不住的。但是——。
5、担了重物，路程加倍，还是慢吞吞地向前走，居然能走到游人前面，由此，作者心中产生了一个不解之谜。
出示练习：
挑山工╱慢，╱慢。
走得其实并不
游人╲快，╲快。
交流完成填空，学生读。
6、引读课文：
挑山工登一次山，走的路程大约比游人多一倍！奇怪的是——。你轻快地从他们身边越过，以为——。你在某个地方——，或者——，或者——，他们——。等你发现，你会——，以为——。
四、熟读第一段，背诵第一段
五、布置作业
1、抄写词语；
2、熟读课文，背诵第一段。
第二课时
一、复习导入
1、指名背诵第一段。
2、谁能说说挑山工的不解之谜是什么？
二、解谜、明理
1、读3-6节找出表现不解之谜的三组句子。
交流出示句子。
各种形式读句。
六、解谜、明理
1、出示作者的疑问（第4节）
2、最后，挑山工的回答解开了他心中的谜。出示挑山工说的一段话。
三人分别读这段话。
3、挑山工的这段话怎样解开这个不解之谜呢？
出示阅读提示：
任选一个内容进行学习，先读懂这段话，再联系上下文，进行小组讨论交流：
1、是否同路
（出示）山下他们同时起程
回马岭一、二次……
山道上几次相遇
最后汇合在极顶的小卖部前
2、游人走法：
挑山工走法：
随机朗读句子
3、游人东看西看，挑山工一个劲地往前走，理解时间长了，就走到前面去了的含义。
4、这些是挑山工的话，作者由挑山工的话语中悟出意味深长的做事哲理。
出示句子、读句
那作者悟出了什么哲理（师举例说一个内容，其余学生说）
出示：向着目标踏踏实实
不停攀登奋发努力
七、哲理升华
1、从泰山回来，作者深深记住了这些哲理，并且画了这样一幅画。
出示图与文读句
2、作家冯骥才作为一个游客，听了挑山工的话以后，如果再去游览名山，会怎么走？
那为什么还要画这幅画并挂在书桌前，多年不曾换掉。
师小结。
八、课外延伸
出示课前，收集冯骥才作品目录。
内容摘要：读晓苏最新短篇小说集《暗恋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版），作者更加深了对晓苏小说的感性审美印象，觉得晓苏可谓是追求感性审美的高手。晓苏小说想象奇妙，往往运用白描、比喻、暗示、联想等艺术手法来发掘形象思维，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思维，达到其追求感性审美的目的。
关键词：《暗恋者》 感性审美 价值分析
笔者认为，晓苏擅长通过朦胧暧昧的情感欲望来勾勒人物微妙细腻的心理感受，这是晓苏在追求感性审美方面值得称道之处。诚如晓苏在该集《后记》中所坦言，他追求的是“有意思”，而“意思是感性的”。在晓苏心目中，感性审美不仅“直观、丰富多彩”，而且还“多了形式感”。就笔者的理解，晓苏的小说是雅俗共赏的，他的作品既面向普通读者，也面向高层阅读者。也就是说，晓苏在短篇小说写作方面持有清晰的理念，他的短篇小说有着独特的审美追求。
短篇小说集《暗恋者》的感性审美亮点在于情感欲望的展示和心理感受的描绘。这部小说集属于大学校园题材，主人公通常是大学教授和研究生，产生情感欲望和心理感受的对象就是大专院校的师生，小说揭示教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困惑，刻画他们在各有企图的交往过程中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的心理感受，真实地再现了大学教授的精神苦闷、心灵缺位、心理失衡与形象扭曲。譬如在该小说集中，晓苏先生写了许多大学教师因为谋求博导职位或晋升职称所带来的苦闷，进而在情感欲望方面寻求心理补偿，他们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玩忽丧志，利欲熏心，完全背弃“灵魂工程师”的高雅称号。他们在对欲望的追求中求得心理的平衡，他们有的利用职权谋取政治前途（见《唱歌比赛》中的吕步云），有的沦为金钱和的俘虏（见《保卫老师》中的林伯吹），有的为了自己的光辉前程不惜“出卖”自己的妻子和女友（见《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马保车），有的一门心思寻找情人（见《天边的情人》中的钟求实），他们完全丧失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清高品质，完全忘记了自己“为人师表”的神圣职责。晓苏小说犀利讥诮的笔墨，轻快俏皮的语调，读来让人扼腕叹息、掩卷沉思。
晓苏小说的人物无论是一笑一颦，还是举手投足，往往情趣横生，意味纷呈，感受奇妙，读来颇有一番韵味。晓苏擅于层层设置悬念、制造戏剧冲突，构思情节跌宕起伏，就这样一步步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让人心甘情愿掉进他预设的圈套。短篇小说《暗恋者》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大学教授傅理石喜欢上了女研究生李柔，因为李柔“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特别像他曾暗恋过的高中温老师，以至于“讲课从来只看天花板”的傅理石，目光“差不多一半时间都凝聚”在李柔脸上，这让李柔有些难为情。两人认识快一个月，借夫人出差的机会，傅理石邀请李柔共进午餐，李柔推掉与学生王川定好的约会，令“一脸沮丧”的傅理石“欣喜若狂”。于是，两人在饭店的包间开始愉快的畅谈，傅理石情不自禁地给李柔讲起他与温老师的爱恋传奇，谈话即将进入，李柔接到醉酒的王川的电话，约会不欢而算。第二次约会，李柔给傅理石讲了她与学生王川之间的情感故事。王川在读高二的时候就开始依恋李柔。晓苏用温婉的语言写道：有一天半夜，“李柔犯了胃病，王川下楼跑了几条街，吹着开水为李柔喂药，还用湿毛巾打湿了水，一下一下地擦额头上的汗”。如此同时，傅理石也回忆起他与温老师参加作文考试的故事，傅理石半夜起来走到温老师床前，说是要用毛巾擦温老师头发上的水，温老师惊叫一声坐起来，以为傅理石有不良企图，以致厉声责问傅理石，在回学校的车上，温老师有意与傅理石分开座位。近似疯狂的王川写信给李柔的丈夫，劝他与李柔离婚，成全他与李柔的师生之恋。李柔被迫回家安抚丈夫，回到武汉毅然和王川表明了立场，让王川痛苦不堪。第三次约会，是在美丽的木兰湖畔，白天傅理石和李柔玩得非常开心，晚上傅理石来到李柔的房间，在月光如水的曼妙情境中，给她戴上了白金手链，夜深了，傅理石说忘了带钥匙，就和李柔住在一起。就在两人缠绵悱恻、故事即将进入精彩之处时，王川发给李柔的手机短信不合时宜地来了。李柔告诉傅理石说王川找到女朋友了，语气带着明显的伤感。在小说结尾，晓苏用吊人胃口的语气写道：“傅理石的身体立刻像碰了钉子的气球，迅速穿衣下床，快步走向门口，傅理石自言自语地说，他发现他房间的钥匙原来带在身上。”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读来让人觉着意欲未尽、怅然若失。
蔡先进，作家，现就职于武汉市新洲区农业局。
关键词 卡弗 短篇小说 简约
谈及美国小说家卡弗，这位饱经沧桑的小说家的作品，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创作的题材表现的几乎全是小人物的悲哀和艰辛，这种叙述的语调让其作品散发着迷惘、伤感、无奈甚至是悲观。这种充满着同情的作品事实上与他早年穷困潦倒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生活经历给予了卡弗作品丰富的养料和内涵，让读者觉得卡弗的作品抛开浮夸和修饰的层面，做到了真正的在表达生活。在记者的一次采访中，卡弗说：“我是贫苦劳动中大众的一员，因此我十分同情他们，他们都是我的同胞。”这些遭遇被卡弗运用到其作品中，我们可从主题、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见证到。
一、主题
笔者认为卡弗简约的写作风格体现为简单、朴实和口语化的语言，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亲人的离去，爱情的消逝，婚姻破灭后的痛苦，生活充满了困苦和不如意，即便有欢笑也是那么的短暂，悲伤绝望却是永恒的主题，人物脆弱的不堪一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酗酒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厨房里，他又倒了杯酒……男人盯着电视机，喝完后他又倒了一杯……他倒了更多的威士忌并打开了一瓶啤酒……男人喝完酒后又倒了一杯……”同样的在《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里，“我正在狂喝烂饮……然后，我伸手去摸坐垫下面的酒瓶……八年前，我父亲醉在睡梦里死去……”不难发现，在卡弗的小说中，人物酗酒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在《大教堂》里，酗酒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它导致了夫妻分居甚至是离婚，导致了死亡，读者开始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人沉迷于酒精呢?或许《大教堂》译者肖铁的话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
2．感情危机
在其作品中夫妻关系的破裂和朋友以及家人之间的矛盾，让本已十分压抑的作品更使人透不过气来。《大教堂》里，几乎每一个短篇都有夫妻关系破裂的迹象；人物似乎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缺陷。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冷漠。如在《严肃的谈话》里的伯特，一直在与前妻努力地沟通，想以此来化解矛盾，但他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不但没能化解，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二、表现手法
卡弗的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样的叙述更具有某种优势，使其文字更亲切、更感人，将其一生积攒下来的辛苦和痛苦都原原本本地用文字表现出来了，因而读他的作品会让读者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生活的本质，并且能感受到真正生命的疼痛。在其作品中，经常出现两个象征手法：永远开着的电视机和不吉祥的电话。
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小说集中，电视机被主人打开，然而并没有人在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卡弗作品中的人物在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精神支柱，害怕孤单寂寞，当然更害怕失败。看电视成为他们消遣时光最好的方式，他们无精打采地调换各种频道，让电视里的画面和声音充斥着整个房间，以提醒自己还存活在这个苍凉、冷漠和无奈的世界里，在没有生机，没有信仰的环境中，看电视成为他们逃避现实，逃脱失败的最佳途径。
电话在卡弗的作品中几乎都是在传递着不吉祥的事情，每当一个电话铃响起的时候，这意味着又一桩悲伤的事情发生。在《凉亭》里，杜安每接一个电话就感觉到一桩又一桩的事情让他糟糕透顶。卡弗在此颠覆电话的基本用途：原本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简便和舒适的理念。在电话中人们即使有话说，但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在《洗澡》中，父亲拿起话筒刚喂了一句，之后话筒里传出“已经好了”。这其中省略和空缺的成分太多，对于读者很关心的躺在医院里的小孩儿的命运没有做任何的交待。卡弗永远只是轻描淡写，运用更多象征的手法，省略和空缺大半部分内容，让读者自己去猜测和揣摩。
三、语言风格
卡弗被一些评论家称作为“极简主义之父”，笔者赞同的观点是卡弗的简约，并不意味着文字在表达上的肤浅，相反蕴涵着更丰富的内涵。从那些不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开放式的结尾中迫使读者思索。这种文字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刺激读者的大脑，从而增加对阅读的兴趣。卡弗的短篇小说多数只有两三千字，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的字数甚至不到300个字。其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是省略和空缺，并且在小说中避免阐述人物的思想和观点，只是记录人物的对话，正是如此，卡弗塑造出的人物个个都很真实。最让读者迷恋的是卡弗惯于写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仔细阅读卡弗的作品，读者会发现人物的对话经常是无厘头的，没有起因，也没经过，更没结果。如在《洗澡》中：
他拿起话筒说：“我刚进门!”
“这儿有一个还没取走的蛋糕。”
“你说什么?”男孩儿的父亲说。
“蛋糕，”声音说到，“16块钱。”
“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少跟我来这一套。”
一句话往往只写一半或者是大半，其余的留给读者根据上下文和自己的生活阅历去揣摩。在《论写作》的文章中卡弗谈到如此简约的语言风格来源于三句话――一是埃慈拉・庞德的名言：“陈述基本精确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准则”；二是俄国短篇小说作家契科夫故事中的一句话：“……突然一切在他心里清楚起来”；三是杰夫拉里・沃夫的忠告“不要耍廉价的伎俩”。最后一句话被卡福扩展为“根本不耍伎俩”，“一进去就出来，不要耽搁”。他的作品经得起细瞧和琢磨，因而有人评论这才是真正的短篇。
1917年：毕业于橡树园中学，由于在拳击中伤了眼睛，被拒绝参军，在堪萨斯市星报担任实习记者。
1918年：前往意大利，担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腿部几次被迫击炮重伤。
1920-1924年：担任多伦多市星报与星报周刊的记者和国外记者。
1923年：《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在巴黎出版。
1924年：《在我们的时代》以32页的小册书，在巴黎出版。
1925年：《在我们的时代》，美国版本，由伯尼.礼佛莱公司出版。
将巴黎版本更新，并加了14个短篇故事进去。
1926年：《春之激流》（The Torrents of Spring）在5月，由纽约的查理斯书记之子（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也就是他后来固定的出版商。
同年10月，《旭日又东升》出版。
1929年：出版《没有女人的男人》，包括14篇短篇小说，其中4篇曾在杂志上发表过。
1928-1938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里达州的奇威斯特。
1929年：《战地》，海明威的第一部获利成功之作，初版80000本，4个月内销售一空。
1932年：出版《午后之死》。
1933年：《赢家一无所得》出版。
1935年：《非洲青山》出版。
1936-1937年：写作、演讲，并为西班牙内战的保皇党募钱。
1937年：在西班牙，为北美报业同盟采访内战新闻，出版《有与无》
1938年：《第五纵队》出版。
1940年：《战地钟声》出版，是海明威的最佳畅销书。
1942年：《战争中的人》出版。
1942-1945年：为新闻界采访、报道欧洲戏剧。
1950年：《过河入林》出版。
1952年：《老人与海》发表在生活杂志9月1号期刊上。
关键词:反讽 德西雷 阿尔芒 血统
《德西雷的婴儿》(Desiree’s Baby)是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曾被评论家利奥尼达斯.R.惠普尔称为“最完美的英语短篇小说之一”。肖邦在小说里不仅在讨论异族通婚,也表达了对种族、性别歧视憎恶的观点。德西雷本是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幸运地被瓦尔蒙德家收养,长大后嫁给了拥有路易斯安那州最古老、最令人自豪姓氏的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并为他生育了一个儿子。丈夫的宠爱,为人母的欢乐,使德西雷处于无比的欢乐之中。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黑人血统的特征逐渐明显,不仅佣人和邻居们窃窃私语议论此事,丈夫也开始对她十分冷淡,没有了往日对她的爱恋和对孩子的疼爱。于是,面对丈夫对她血统“不纯洁”的猜忌及漠视,德西雷最终选择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家,消失在了牛轭湖边浓密的芦苇和柳树丛中,再也没有回来。阿尔芒这时并没有表现出失去妻儿的夫、父应有的悲伤,却要焚烧妻儿的遗物来完全抹杀他们曾经的存在,不晓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母亲写给父亲的信,得知原来自己才是真正具有黑人血统的人。
故事中,农场主阿尔芒表现出了对黑人异常强烈的歧视,对黑人奴隶们“统治十分严厉,在这严厉的统治之下,他的黑人已忘记了如何是快乐”。虽然这种严厉在德西雷甜蜜感情的润泽下有所缓和,但当自己儿子逐渐表现出黑人血统的特征时,严厉更是变本加厉地施加到了黑人奴隶们身上,“在对待奴隶时,撒旦的幽灵仿佛控制了他。”对曾经疼爱有加的妻子和新生不久的儿子,他甚至连多看一眼也不愿意。阿尔芒的虽可以娶身世不明的德西雷为妻,但要以她不带有黑人血统为前提。作者通过故事中女主人翁德西雷的悲惨命运,揭示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这一社会问题,并全篇运用反讽手法来深化对这个主题的表达,尤其是故事的结局更是将这种反讽推向了最。
反讽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作者首先就将反讽设计在了女主人公的名字上,德西雷(Desiree)是一个法语词,“本身的意思即为‘被渴望的’”,但她一生的悲惨命运却恰恰处处是不“被渴望的”,她的生与死都是被抛弃的。当德西雷被亲生父母抛弃在大石柱下时,这位没有生育的瓦尔蒙德太太带来当母亲的希望,这时她的存在是“被渴望的”,一直在瓦尔蒙德家的宠爱中长大。嫁给阿尔芒后,对德西雷在丈夫爱的渴望中继续着幸福的生活,直至后来的抛弃,更突出“一旦她不再被渴望,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故事的结尾,德西雷面对丈夫的无视与抛弃,选择了以死亡来抛弃自己。这时第一个对主题反讽的运用。
反讽的第二个运用体现在阿尔芒对德西雷的爱。阿尔芒对德西雷的爱来得突然,“就好像是被一支手枪的子弹打中了一样,那就是所有奥比尼加德人的恋爱方式。”突然开始的爱似乎注定会突然消逝。尽管阿尔芒和德西雷的婚姻生活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他俩深厚的情感看不出分裂的隐患,但当阿尔芒发现自己的儿子所表现出的黑人特征时,他对妻子的爱瞬间消失,“她给他的家和姓名带来了未意识到的伤害,他已不再爱她了。”他对血统的认可超过了爱情、家庭等等人伦常情,坚定地抱着的白人血统更优的观念。他不假思索的认为儿子的黑人血统是来源于出身不明的妻子德西雷,是她给他的家族荣誉带来了耻辱,这是男尊女卑的惯性思维使然,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歧视与压迫。
反讽的第三个运用是阿尔芒真正血统的揭晓。阿尔芒一直深信自己是白种人,为自己优良的家族出身而自豪。当自己的儿子具有黑人血统时,他把一切的过错归咎到了德西雷身上,绝情地抛弃了过去一支深爱的妻子和儿子。但事实却十分残酷,原来“热爱他的母亲属于因有奴隶大烙印而遭诅咒的那个民族”,自己才是儿子黑人血统的真正来源,自己的母亲才是被他称为的给家族“蒙羞”的人。这个结局的反讽指向德西雷和阿尔芒的母亲。前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保有尊严,而后者却选择了逃避和隐瞒。阿尔芒的母亲一生未曾到过丈夫生活的庄园,还在信中感谢仁慈的上帝让阿尔芒不知道自己身上的黑人血统。两位母亲的反差恰好表现出了种族歧视的荒谬和虚伪,也是作者对德西雷的褒奖,对种族歧视分子的讽刺和憎恶。
参考文献:
[1][美]凯特•肖邦:《觉醒》,程锡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Seyersted,Per.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