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0: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我和我的妹妹雯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有许多好朋友，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和我从小玩到大的“蚊子”了。其实，她叫陈洁雯，“蚊子”是我给她取的小名。
“蚊子”是个清秀的小姑娘。她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标准的小鼻子、能说会道的嘴巴、弯弯的耳朵和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
我和“蚊子”都很喜欢打羽毛球。一天，我在庭院里和她在打羽毛球。一不小心，“蚊子”啪的一声把玻璃打碎了。我着急地说“怎么办呀，”蚊子”？你爸爸就快回家了。”说曹操曹操到。话音刚落，叔叔就回来了。一看打碎的玻璃，马上变了脸。不高兴地说：“雯雯，是你干的吧！”“蚊子”灵机一动，说道：“亲爱的爸爸，我只是打碎了小小的玻璃。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叔叔哭笑不得：“这个古灵精怪呀，真拿你没办法。”
有一次，我和“蚊子”去买礼物给她妹妹。在路上，“蚊子”看见了一位乞讨的老婆婆，毫不犹豫地把买礼物的钱给了她。我被“蚊子”打动了，也把自己的钱给了老婆婆。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蚊子”，一个幽默、富有爱心的小姑娘。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我跑向电话，迅速地提起话筒:“hello!你好！请问你是——？”对方说：“我是雯雯，你姐姐，妹妹你有空吗？”“我有空呀！”“今天是星期天，我不上课，你到我家来，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玩了，你来后，我们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捉迷藏，荡秋千啦！想想以前我们玩得多开心呢!我们姐妹俩好久没有尽情地玩了，呵呵……今天，今天终于可以重温旧梦了！呵呵呵……”电话那头传来了姐姐爽朗的笑声。我说：“好呀，好呀，可是——不知道我妈妈的态度——”我故意把最后几个字拖得老长，好让妈妈听见。这时正在看书的妈妈快步走到我跟前接过话筒频频点头地说:“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妈妈答应得这么爽快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段时间由于我学习成绩下降了，妈妈很少让我出去玩的呀，只让我在家寒窗苦读的呀，怎么今儿个……哦，我明白了，妈妈肯定认为我和姐姐的情谊很深，现在好久没在一起玩了，一定憋闷得慌，今天一定是有意让我们去释放久积在心中的烦闷，重温儿时的欢乐。嗯！要不怎么说，我妈是最了解我们小孩子的。
姐姐比我大四岁，打我记事起我总和姐姐泡在一起，我们姐妹俩是一起玩着长大的。在寒暑假不是她到我家住，就是我到她家玩。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他爸爸我的姨夫，一个经常跟钢筋打交道的焊接技术工，给我们俩做的铁凳秋千，那秋千就架在姐姐家西院的葡萄架下，姨夫用粗大的钢管架了一个坚固的门字形秋千架，再用两根铁链系上那厚重的铁凳子，秋千旁边是两棵姐姐出生那年种的棕榈树，现在这树已经枝繁叶茂，蛮高大的了，我割舍不下的还有那西院里的喷水池，几只乌龟在水池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不时会游来几条小鱼跟它们逗乐逗乐。那象鼻孔里喷出的水柱更是给我们增添了几分乐趣，我们常常用小手去按住那小象的鼻孔（喷水口）让那水柱散开，我们称之为“人工降雨”，更可观的是当夕阳西下时，天边燃起了火烧云，烧红了西院，染艳了喷泉，那分明是把它燃成了一道绚丽的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
记得有一年寒假（大概在我七岁吧），姐姐来我家住，那年正好下了比较大的雪，但妈妈说，这不算大，我出生那年（1994年）下的才是一场真正的大雪，不过我当时还是个未满周岁的婴儿，没有什么印象，我们这里难得下雪，我能遇上这样一场大雪已经让我着实欢呼雀跃了好一阵子。记得我和姐姐在我家屋后废弃的秧田里（这田地冬天废弃，初夏播撒稻种，培育稻秧）打雪仗、堆雪人，好不快乐！可如今，她已经是个中学生了，经常住在学校里，寒暑假也只是偶尔来往，匆匆分别，开学后那更是甭提了，今天姐姐打电话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憧憬在那儿时和她一起的美好时光里……
“小颖子，快去准备准备，雯雯姐姐正等着你去呢！”妈妈的一声召唤把我从美好的遐思中拉了回来。“万岁！”我利索地换上了新装，“出发喽！”我们跨上电瓶车向姐姐家进发！
一路上，我想象着见到姐姐时的情景。姐姐自从读中学后，个儿一个劲儿地长，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我越来越羡慕她的美貌了。今天，是开学后的第一次见面，姐姐和我一定会更加亲热。哦！一定有我喜欢的美味小吃等着我呢！姐姐比我长四岁，一直把我当作长不大的孩子，我每次到她家瓜子糖果样样齐全，还总不忘陪着我光顾一下那西院的秋千，那水池，秋千上总会荡出一串串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的童谣……
“丁丁当当，丁丁当，丁丁当当，丁丁当……”刚走到半路，那熟悉的“多啦A 梦”主旋律响起来了，妈妈的小灵通！我兴奋地从妈妈的牛仔裤后袋里抽出小灵通，按了一下接话键，快活地说：“姐姐，我们来了，不用催——”“妹妹，你不用来了，老师刚才给我打了电话，叫我去学校上课！哎，我们俩玩的事只能等放寒假后再说了！……” 接下来姐姐还说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脑袋，我的心情一下子从天堂落到了地域。妈妈也无奈地摇着头调转了车头，被长辈们称为小百灵的我竟然一路到家都没吭一声。
读中学真那么可怕吗？我真希望我永远不要长大，永远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学生。
“哈哈，谁吃饭也没有我快！”
浩浩这学期最大的变化是：“像个小老虎一样吃饭！”在他的带动下，同一小组的贝贝和小涵都加入了比赛，三个“小伙子”经常在老师下令吃饭后8分钟就结束“战斗”，带着嘴上的饭粒子率先举手：“我吃完了，我第一！”
有一次，小涵以半分钟的优势抢先吃完，浩浩不服气，发明了“汤泡饭”这样的快速吃饭法。第二天吃饭时，他把汤倒进米饭碗里，这样不但汤不烫了，米粒还会顺着喉咙往下滚。但是，随着“吃饭小红星”贴满墙，浩浩闹肚子疼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天，浩浩妈妈发现儿子为了比赛吃得快，已经连吃了半个月的“汤泡饭”。她质问老师：“您怎么能任由小孩子胡闹呢？汤泡饭会吃坏胃的呀！”
调教方法：类似的“比谁吃饭快”的小竞争，在幼儿园里是受到很多老师的默认和鼓励的，原因就是“统一结束吃饭”已成为老师之间常规评比的一部分。于是，有的孩子表现欲强，就开始囫囵吞枣。这不但令孩子丧失了对食物的细腻感受，也让他们娇嫩的消化系统不堪重负。
建议幼儿园老师让孩子们比一比其他方面。比如，对美味的感受力：“这次的炒玉米里除了青红椒和鱼肉丁，还放了一样好吃的东西，哪位小朋友能说出来，就可以得‘吃饭小红星’。”当孩子们专注于感受美味，自然会细嚼慢咽，同时，“感受力”比赛仍能满足孩子们的表现欲。
“我敢去滑弯梯，你敢吗？”
林聪最得意的事是：他是中（2）班为数不多的敢滑弯梯的小朋友，因为多数孩子只敢滑直梯。于是，小男孩到处下“挑战书”，人家不肯滑，他就要人家承认是“胆小鬼”。
最近，林聪一周之内闯下了两桩祸事：一是一位被他用激将法骗上滑梯顶端的孩子，不太敢滑，犹豫着要退回来，林聪就从后面把人家撞了下去，那孩子蹭了一屁股泥，吓得大哭。二是林聪炫耀说他可以双手不扶住往下滑，结果自己半道翻了下来，磕掉了半颗门牙，嘴都磕肿了。家长不满，李老师也很生气，说一年之内都不会让林聪再上滑梯。
调教方法：其实，比试胆量和带有某种风险的运动是培养小男孩勇敢精神和阳光个性的必由之路。如果因为怕冒任何风险，就制止孩子们的比试和尝试，把他们圈养起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户外运动课上，幼儿园老师应尽量教会孩子们如何安全地滑弯梯。此时，可以让林聪当示范小教练，让他给伙伴们讲述怎样克服开滑前的恐惧心理，进入弯道后向哪个方向倾斜身体；快到滑梯底部时如何降低跌倒及被后面小朋友撞上的可能性。当示范小教练，可以满足林聪的表现欲，又大大激发了他保护其他小朋友的责任心。同时，当他告诫别人“千万别双手不扶住下滑”时，顺带也提醒了自己，可将他的冒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的全家福，比班里的人还多！”
“六一”儿童节，小凯回了山东老家。过完节，小朋友们在一起比礼物，而在小凯看来，这些都“弱爆”了。他早有准备，神秘地拿出一张彩色照片对大家说：“你们有吗？全家福！我老家，光是我爷爷这边，一大家子就有38人，比咱们班的人还多！”
看着照片上密密麻麻的人头，大伙都有点发傻。有男孩将了小凯一军：“这么多亲戚，你认得全吗？”“你小看人！这是我二叔，这是我姑父，这是我太奶奶，这是我堂姐……”小凯越认越得意，别的孩子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沮丧。他们见过的人数最多的全家福，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
调教方法：在“独二代”上了幼儿园后，人丁兴旺的家族就成了孩子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梦。有专家认为，如果不借此培植孩子们的寻根意识，那么孩子将很快不知什么叫舅舅、姑父、姨妈。从这个意义而言，家长抓紧时间教孩子画一棵代表家族亲人间的血缘、姻亲关系的“亲情树”很重要。
有机会的话，家长应该带孩子回一趟老家，虽说直系亲属不多，但加上老家牵根绊藤的旁系亲属，也能攒出一张枝繁叶茂的全家福。而这种寻根教育，对孩子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老家，还有那么多长辈对我寄予厚望，我一定要成为全家族的骄傲！”寻根教育其实是生命教育、荣誉教育，可以让孩子的成长之路走得更扎实，更不会迷失方向。
“我有亲妹妹，你有吗？”
幼儿园里，很多孩子在比有没有亲妹妹，大部分孩子都带点羞惭的表情偃旗息鼓了，只有宁宁说：“我有，我妹妹才出生10个月，已经会朝我笑了。我会抱她，跟妈妈一起哄她洗澡。妹妹长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镜，比洋娃娃好玩多了。”苏雯插话说：“宁宁，你有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吗？我妹妹苏静在大（1）班，我们是双胞胎。”苏雯话音未落，小男生常浩说：“双胞胎有什么了不起，我和我妹妹还是龙凤胎呢，我妹妹可崇拜我了！”
丽丽插不进话，郁闷了半天，回家跟妈妈要求：“我也要一个亲妹妹，我也要她当我的小尾巴！妈妈你再生个小妹妹嘛！”丽丽妈妈哭笑不得：这也是值得攀比的事吗？
圈里朋友形容他“大智若愚”、“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等等，但实际上，这个“自小就爱想事的人”，已经很习惯站在边上静眼旁观事情的变化和别人的反映。
沉默而低调的他也很少谈及自己的梦想，但他的影片中却充满了自己对梦想与成功的理解。
他被称为“中国第一摄影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与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合作多部影片，把中国电影推到世界眼前，由他掌镜的影片几乎囊括了那个年代最为经典的中国电影。
张艺谋却曾断言：“顾长卫不会满足于做摄影，他会做导演的。”
后来蛰伏几年再次出山，他果真完成了从摄影师到导演的变身。
从《孔雀》《立春》到新作《最爱》，顾长卫始终崇拜那些执著于梦想，并满怀激情与勇气、敢于为理想付出一切的人。
“即使他们不成功，他们很普通，我却是他们由衷的粉丝。”
画画的童年与影院少年
我小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的。
1957年，我出生于西安。我自小就是个被收拾得特别规矩的孩子，父亲是我的小学老师，母亲是我的中学老师，那个时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传统的，他们对我的要求就是别出问题，别惹麻烦。我在学校惹了事，基本上当天晚上消息就会传到父母耳朵里。我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使我成为一个谨慎而胆小的人。
我从小学画，上小学时“”开始，在学校期间我有大把的空闲时间画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画画的过程有点像闭关的过程。也许是我太木讷了，聪明的孩子都去玩了，我只会专心地画画。每天都带着速写本，有时候我会用一天的时间画一棵树，仔细观察每一片树叶、粗糙的树皮、甚至每一片叶子都有自己的特点，要把这些都表现在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从小就是一个爱想事的人，每天脑子里有无数件事情需要想明白，画画也是一样，看似盯着树看了一天，其实我一刻也没停止思考。
在西铁一中，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美术老师。“”期间不重视文化课，他把我拉进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带我们出去写生。出去画画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经常拿着我的画讲评，时间长了，我对绘画的兴趣到了痴迷的地步。画画的过程，对一个孩子来说有潜在的好处，通过观察和比较、整理和分析这样的训练，可以加强动手能力。
初二，因为会画画，我被家附近的工人文化宫招去做义工，画海报。每周二、四、六、日，是文化宫放电影的日子，我就在电影放映之前，站在门口检票。不仅自己能免费看电影，还可以免费领到电影票，送给家人和朋友。检票的时候遇到同学，使一个眼色一挥手哗啦啦进好几个，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儿啊。
从1972年到1977年，大部分时候下午没课，我就一直在电影院待到夜里。《闪闪的红星》、罗马尼亚电影、南斯拉夫电影、朝鲜电影、越南电影，一部好电影看好多遍，坐着看，站着看，在放映室看，站在银幕后面看，或者钻到电影院天棚顶上看，甚至可以到放映室里看放电影的师傅怎么工作。那时候放映室里还都是老式的放映机，前面有碳精棒，放映师傅在那摇，一会儿就要调一下角度。放映机是座机，还有一排的灯，叫排丝灯泡，那是我对电影最初的认识。
在这5年的时间里，我对电影有了兴趣，一开始只觉得好玩，后来逐渐能看出点意思来。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最想考的是美术学院。后来才知道还有个电影学院，心想也可以试试。考上电影学院完全是运气，北影考专业课的时候，画画和影评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两个都让我赶着了。
考试结果没出来，我去西安工艺美术厂找工作，没被录用。回家路上突然碰到暴雨，我狼狈地跑回家，看到院子里两棵桃树被风雨折断了，青涩的桃子撒了一地，感觉很不好。正是吃饭的时候，家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父母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右下角是“北京电影学院”。我有点激动，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实在太难了。那感觉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十八九岁的我一顿可以吃三个馒头，那天只吃了半个就完全饱了，嚼也没心思嚼，咽也咽不下去。
第一摄影师的起飞
1978年秋天，我和另外5名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陕西籍学生同车离开了西安，他们是张艺谋、赵非、侯咏、智磊、王小列。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我和张艺谋同一个宿舍。大学四年，我每星期至少看三部电影。每看一部电影，我都做很多笔记。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做这些笔记完全是摸黑进行的，跟默写似的。
1981年，我们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联合拍摄了第一部电影《我们的田野》，这部电影并不成功，但那段经历却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
已经学了快四年的专业，有机会拍这样一个作业，大家都很激动，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我作为摄影师站在那儿抓着摄影机的摇把，透过取景器，心里也激情澎湃的。我一边讲话，一边抽着烟，那感觉挺好。后来一个指导老师让我把烟掐掉，我有点扫兴，指导老师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抽烟却不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养成最好的习惯，要把那股兴奋劲用在最需要的点上。光知道激动，不想着如何去表现，只能算是个一般的摄影师。从那以后，我越兴奋的时候，越沉着冷静，将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尽量排除，脑子里只想着用什么样的光线、什么样的角度、怎么样去改变一个现场、一场戏，把自己所期望的那种气氛鲜明地表现出来。
毕业后张艺谋当了导演，做了剧组里声音最大的那个人，我则当了摄影，做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工作。我跟艺谋聊天，他的确是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想当导演，他说他一定要当导演，特别用功，从教室上完晚自习回来还趴桌上写字，写得特别工整，认真的时候嘴还有点歪着。相比他来说我太平常了，我不是那种每天在心里燃烧着很多理想的人。所以后来艺谋拍《英雄》，我拍普通人的生活，更庸常、更大众的，平常人的传奇。
1982年，我跟赵非、智磊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晃了一个多月，人家还不接收我和赵非，理由是他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当年没有那么多片子要拍。我跟赵非给电影学院院办打电话，汇报了我们在西安的处境，说如果西安不要我们的话，我们就坐火车回北京。西影厂终于还是接收了我们。从1983年开始，我开始做摄影师的二助，半年后成为摄影助理。我算了算，按照正常的方式，要二十年才能混到摄影师的位置。那时的西影厂人才济济，没想到后来厂长吴天明实施了大改革，把我和张艺谋这些新人推到了舞台的最前列。
1984年我作为摄影师拍摄了《海滩》。我大量使用自然光，尝试以贴近现实手段表现，被认为对当时电影界的拍摄风格冲击很大。从1984年开始，我与张艺谋、陈凯歌、姜文等人合作，拍摄了《孩子王》《红高粱》《边走边唱》《兰陵王》《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霸王别姬》等影片。我特别想对他们说声谢谢，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希望和他们合作，是我运气好。
我跟张艺谋是同学，相互有基本的信任和了解，应该是他向陈凯歌推荐了我参加拍摄《孩子王》。那是1987年，我特别感激凯歌对我的信任。之后我又
和艺谋一起合作了《红高粱》，为了拍出里面那种热血和酒神的精神，我从光线、颜色、布局、机位、角度、加滤色片等多方面进行构想，让《红高粱》有了洒脱张扬，充满大自然的生命感。那时我在艺谋和凯歌的提携下算是混出来了。
1992年，我凭借影片《霸王别姬》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我幸运地碰到了这些有个性又特别出色的导演合作者。那些故事内容本身就好，所以容易显得摄影也好。一部电影好不好是大家的事，我最怕别人说这部片子摄影不错，其他不行，这样显得我孤零零的，很没趣。我从不总结自己是什么样的摄影师，或者什么电影风格是自己擅长的。
好莱坞电影工厂里的游客
1994年拍过《兰陵王》之后，我去了好莱坞，我想到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那几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美国，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制里面，我觉得自己特别像游客。我觉得我们对好莱坞这样的地方也别太客气了，也可以去看看不同的生活方式，看看不同拍电影的方式，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当他们知道我是拍过《红高粱》《菊豆》《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这些电影的摄影师，他们很惊喜，很激动。在好莱坞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出作品来，他们都会追捧你。
我在好莱坞执镜的第一部电影是1998年的《姜饼人》，导演是罗伯特・阿尔特曼，他是美国非常杰出的导演。我在这部电影里采用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格：极其晦暗的色调。这种风格让演员和制片人都充满了担心。制片人不敢跟导演去说，悄悄地找到我，希望将亮度提高三分之一。
1998年的《骚动》是一部文艺片，男女主角是大明星肖恩・潘夫妇，他们并不要报酬。文艺片虽然赚不到钱，但是一些好演员依然争着去演，以树立自己的演技形象。肖恩・潘很敬业，在一个镜头和一个镜头之间打光的间隙，他都在现场呆着，很少到车里歇会儿。我记得有一场戏肖恩・潘要被他的兄弟抽三个嘴巴子，用全景、中景和近特写反复拍了三十次，他那天挨了得有一二百个嘴巴子，每一次都是真打，没有半点偷工减料。
从前总是会想，是不是人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有什么窍门，其实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好经验都是相通的，一部好电影诞生的过程其实非常相像，能留下来的经典电影，通常都是因为这些电影有很好的故事、内容和人物。在拍戏的过程当中，让演员和剧中的人物完全融为一体，在这种时候，他的举手投足，他的台词和心才会最生动、最自然地生长，去演绎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很好的班底带给我的特别好的经验。
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系统庞大成熟，完善而严密，用各种软件核算每天的进度、每个项目，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进行。他们的成本比较高，非常有效率。在中国，导演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拍摄方面，我要拍黄昏和金灿灿的日落，但今天阴天下雨天气不合适，可能就不拍了。但在好莱坞必须得拍，每一天都按照计划走，这是最重要的。
我作为摄影师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是1999年末在好莱坞，《纽约的秋天》，5000万美元的制作，合作的导演是中国影星陈冲。
我在好莱坞拍的几部电影虽然都不错，但也都不是那一年度最最精彩的，时间长了，我觉得不够刺激。做摄影师做得津津有味时，就老有人问我想不想做导演，类似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自己不上进。所以做摄影师不是特别尽兴的时候我就想，要不什么时候找个合适的剧本，指手划脚地当一回导演。
摄影师和导演都是在剧组最核心的位置。当摄影师侧重点在于所有和影像有关的东西，诸如怎样被记录在胶片上，怎样呈现在银幕上，都和视觉有关，需要和导演有特别好的沟通，理解导演在整个影片内容上想要什么。做摄影师做了20年，在那儿看人家怎么做导演也看了20年了，我慢慢觉得当摄影师和导演其实没那么大的区别。
有人说我是中国摄影界的顶尖人物了，我心里有数，也没有那么好，而且未来更不容易。做摄影师时，我两眼两用，右眼盯取景器，左眼看实景，总这么看，眼睛就拐弯了，后来我的左眼有点外斜，两个眼睛看东西的目标不一致。学学做导演，至少在摄影不容易混饭吃的时候，还多一条路可走。我想不论做摄影师，还是做导演、制片，都还是在做电影。
我是一个挺大众的人，O型血，射手座，喜欢跟人交流。我一直想让自己充满个性、另类、高贵，但很难。我的原则就是哪件事做起来稍微容易一点我就做哪件。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说，咱家是普通的家庭，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千万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想到哪儿去抛头露面，只要别犯什么错，别让我们担心就行。所以我做事喜欢溜边。
我有幸合作过的几位导演都是最好的导演之一，从他们那里的收获使我后来有一天有胆说，要不然当导演试试。要不然我这个人没那个魄力。不论是导演出身的陈凯歌、张艺谋，还是半路出家执导影片的姜文，对电影就像对自己孩子似的，倾注了所有情感，每个人的作品都有非常个人的审美角度，我知道我的性格跟他们不同。我好奇自己会拍出一部怎样的电影。
从《孔雀》到《立春》
2002年，我看到了《孔雀》的文学脚本，很冲动。我跟剧本中的三个孩子同龄，他们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让我一下那么怀念自己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我的邻居、同学、家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自己熟悉的情感生活经验。我拍电影，更多的来自对生活的感动，所以《孔雀》是我必须要拍的电影。
《孔雀》中有一个全家分大白兔奶糖的细节，来自我的记忆。我曾说过，“什么是甜蜜而幸福的生活?那就是左手一个白糖罐，右手一个红糖罐，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糖罐子，父母上班的时候是锁上的，父母在家的时候会开着。我总趁父母不备，偷偷地打开罐子，用里面的勺子舀一勺，赶紧放在嘴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外面，慢慢品味。有时候，打开罐子，发现勺子黏黏的，我就知道，妹妹也这么干过。
我在《孔雀》的片尾字幕中，打出了“感谢雯丽”四个字，倒不是假公济私。拍《孔雀》时多亏了雯丽。在河南安阳拍摄时，正赶上非典，拍了四个多月，雯丽带着儿子在那儿呆了三个多月，每天都陪着我在剧组里晃来晃去。我最头疼的就是如何与演员交流，当摄影师时只要跟导演沟通好就行，从来没有注意聆听过导演跟演员在关键时候说什么，我这人本来就不会说，年轻的时候，还有点结巴。所以在拍片之前，我最担心的是该怎样给演员说戏，担心空有一肚子的想法没办法表达。这个时候我常常会问雯丽，她帮了我很多，有空就到现场看我们拍戏，和我一起盯着监视器。
《孔雀》写的是一家人，三个年轻人在1970年代各自的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后来的《立春》某种意义上里的人面对的困境比《孔雀》更复杂。《孔雀》里的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她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立春》中的女主人公王彩玲所在的时代，看上去每个人都有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我对《立春》所描写的那个时期国内的变化印象特别深刻。那时我在美国担任三部好莱坞电影的摄影，偶尔回国还是敏感发现了中国的变化。我把对这10年的理解浓缩在
《立春》中：人要过得更好，就向最初的理想做很大妥协。
拍《立春》时，我差不多两年没拍电影，之前拍《孔雀》时积累的经验都忘得差不多了，觉得自己还是新手，有些紧张和兴奋，也有些没底。
以前做摄影师时，自己非常满意、挑不出毛病的作品还真是没有。电影是一盆水，随时都在漏着，特别小心地坚持到最后，能剩得多点。这些经验使得我自己当导演的时候，每部剧都拍得很慢，从筹备到后期，怎么弄也弄不完。
都是放不下的“最爱”
拍《最爱》前，基本上闭关了好几年。这部片子从2007年《立春》后期开始筹备，经历曲折、艰辛，不过是一个丰富、有趣的过程，终于公映了。
选择这个题材我也是有感而发，一方面欣喜城市化进程环境在急速改变，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禽流感、非典、甲流、地震、海啸、火山……可能我们进步太快了，老天爷要节制一下，不能让所有欲望都得到满足，我们就想到一个话题：当瘟疫蔓延，欲望蔓延，爱也在蔓延。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思考命运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人们应当敬畏。
我不是那种一天有80个想法的人，平时看起来安居乐业，但是只要有一个想法，就会竭尽全力把它变成现实。开拍《最爱》前，我把烟戒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不要再那么幼稚，不要再那么执迷不悟。可能我觉得这样做还有一个道理：抽烟是个挺享受的事，能把烟戒了，说明一个人还是有判断、有毅力约束自己的，让自己朝着健康的方向努力，会让人多一点自信吧。
拍《最爱》最困难的就是要挑战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这一次故事很独特，又是头一次跟这么多明星、老演员们一起合作，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还有关于题材，让人又兴奋又刺激，又忐忑又不安，需要去拿捏。
这是我第三次导电影了。我从不指导演员演戏，在我印象当中，这不是指导出来的。大家都能读懂剧本和故事，都会对有意思的人物动心，也都会有创作的愿望。聚在一起，为了这个片子，每个人都很尽兴地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那么棒。我就是去打量他们，欣赏他们，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时间、空间和氛围，挖出他们的潜能，发现演员身上属于人物的东西。导演更像张罗和组局的人。
因为在《我为歌狂》的意外亮相，20年前名震粤港歌坛的“贵族小生”一举成了全国皆知的“麦爸”，其间的变化，就像麦子杰的个人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我为歌狂》的比赛，也将麦子杰对于自己在歌坛生涯前世今生的种种情愫一一拾起。在2013年底，他将这些情愫整理成一张全新的个人专辑《流光》，以此来解读一个老歌手20年来的流光人生。
麦子杰之传奇
内地第一个签约港台公司的男歌手
回顾内地歌坛的海外发展历程，麦子杰是一个跳不过去的名字，因为他正是内地第一个签约海外公司的男歌手。
麦子杰1990年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凭借其天籁般清澈透亮的声音和斯文忧郁的贵族气质而被众多音乐人看好。1992年，他参加第三届省港杯歌唱大赛，夺得广州赛区冠军，然而在代表广州去香港参赛时却意外名落孙山。麦子杰曾发誓再也不踏入香港这块伤心地，却在两年后意外收到了香港宝丽金公司的签约邀请，成为内地第一个签约海外公司的男歌手。
与宝丽金的4年（1994～1998）合约期间，麦子杰共推出了《相爱》《知己》等四张专辑，并获得了与张学友、黎明、松田圣子等天王天后同台合唱的机会，同时还与香港的电视剧天后陈秀雯合唱电视剧《再见艳阳天》的片尾曲。当时他的代表作《相爱》《其实我已不在意》《知己》《缘定今生》等歌蝉联各大排行榜首位，无数次将排行榜“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揽入怀中，拿奖拿到手软，获得圈内外的一致好评，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国歌坛可谓风头无二，红极一时。
不愿离开广州而错失走红全国机会
但奇怪的是，当时麦子杰的走红与影响力，更多只局限于南国地区，在北方城市，麦子杰却一直是个陌生的名字。这不免令人纳闷：麦子杰在歌坛发展最为强劲的时候是1992年到1998年，而那一期间，正是岭南派歌手率先挑起内地原创歌曲风潮、94新生代轰动内地歌坛的时代，毛宁、杨钰莹、陈明、林依轮、黄格选、高林生、甘萍、林萍、李春波这一批歌坛的大人物，都是在那几年从广州深圳唱起，继而影响到全国的。麦子杰是与毛宁、杨钰莹、陈明同一时间成名的歌手，但却没能像他们一样走出广州成为全国歌迷家喻户晓的名字，这又是为何呢？
说起这段往事，麦子杰分析说，一方面大概是因为他当时签的是海外公司宝丽金，而更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是广州人，而不像陈明毛宁他们，都是从外地来广州发展的，广州只是他们的一个落脚点，但却是我的根，我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广州，对我来说，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我会有不安全感，我想我当时的音乐也是南方的朋友更熟一些，所以各种原因，我就没有想过来北方。”
这似乎也是歌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广东特色明显的歌手，确实很难获得北方市场的认可，内地歌坛几十年来，广州本土歌手除了陈汝佳外，几乎都有“南桔北炽”的尴尬，前有廖百威麦子杰，后有张敬轩，在粤港地区红透半边天，但北方市场就是不认，至今仍无太大改观。
父母双双遇害，黯淡转入DJ行
广东流行音乐史上最为感人的一个篇章，也跟麦子杰有关。1995年初，广州音乐十大金曲颁奖典礼在天河体育馆举行。在前一天夜里，麦子杰的父母双双被劫匪杀害，歹徒还放火烧了他的家。一夜之间，麦子杰家破人亡，痛不欲生，但第二天晚上，他还是奇迹般地出现在舞台上，全场寂静地听着他含泪唱歌，那是广东歌坛最悲痛的一个夜晚。
父母遇害后，麦子杰与妹妹麦璇相依为命，承受着心里巨大的伤痛。1998年与宝丽金解约后，麦子杰也进入了事业的迷茫期，没有了公司，没有了经纪人，也没有了唱片，很茫然，“当时我觉得我就找不到接下来怎么去唱，唱什么歌用什么方式，完全……所以，1997到1999那两年，整个步伐都放下来了，偶尔演出，生活非常平静……”
然后的麦子杰，离开广州来到北京，3年后又回到广州，转行当了一名电台DJ，之后曾出过两张发烧碟，演过音乐剧，但在歌坛，就算是沉寂了，直到2013年5月。
麦子杰之麦爸
《我为歌狂》救场，变身“麦爸”
2013年5月2日，被誉为《我是歌手》升级版的明星歌唱真人秀节目《我为歌狂》在安徽卫视开播。令人意外的是，早先公布首场出战的歌手毛宁，却由歌手变成了观众，而顶替他出场的，则是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麦子杰。
麦子杰的亮相给许多老歌手老观众一个久违的惊喜。这惊喜的产生是麦子杰事先未曾预期的。“星期六就要录影了，星期二毛宁给我打电话，说他嗓子出了点问题，让我帮忙去唱一下。我听他花了半小时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节目，当时就有一点点压力，不过我也觉得很想唱，那半小时后，我就答应下来。”
答应后麦子杰又有点后怕，因为首场要让他唱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我没有在K房唱过，田震唱的太有个人特色了，我不知道怎样唱。”而录影那天，雷雨大作，直到夜里11点才开始跟乐队合练，“一进去我就吓到了，20多个人的乐队，我很久没有在现场跟那么大型的乐队合作了，整个人是蒙的，没想到会把我置身于这样一个舞台上，我也像在做梦一样。”
一曲《执着》唱完，麦子杰获得全场最高票，连担任主持的原唱者田震都对麦子杰大加赞赏。接下来，麦子杰也由救场歌手变成了驻场歌手，《爱与不爱之间》《那片海》等歌曲唱完，麦子杰多了一个新称号“麦爸”，一是缘于他白发胡子的大叔造型，更主要的还是缘于他惊人的高音唱腔。
贵族小生转型潮范儿大叔
但也正是麦子杰的这个白发胡子造型为麦子杰赢得登场《我为歌狂》的关键性一票。当毛宁把麦子杰推荐给导演时，导演看过他的视频片段，也觉得颇为满意，然而等真正见到麦子杰本人时，导演“怒”了：“你的白发呢？胡子呢？”
原来，导演所看的麦子杰的资料片，是他两年前一个演出中留了胡子和白发的样子，就觉得他这样很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很多女性朋友也觉得这个造型很有型，但他自己不是那么肯定，所以见导演的时候还专门把头发染黑了，胡子也剃了。其实当年麦子杰是以英俊小生的形象出道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那张清俊而带有忧郁色彩的贵族气质脸庞。
而接下来《我为歌狂》中的麦子杰，又恢复了导演认准的这个形象路线，而且处理得更为有型，一脸沧桑的胡子，配上两鬓雪白的头发，甚至还在白发上别上了一片白色的羽毛，前卫而别致，让久未在歌坛露面的麦子杰一回来便又站进了时尚潮流的前列。
麦子杰之流光
没错，我现在就是一个老歌手
在参加《我为歌狂》时，麦子杰请到了老友刘琼为他打理相关事务。同样是电台DJ出身的刘琼在第三场麦子杰唱完《那片海》之后，萌生了要给麦子杰再出一张新专辑的念头，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要唱的歌单都准备好了。麦子杰一看歌单，“这个完全是像我的一张，大家都说我复出，那我就复出吧！”于是，新专辑《流光》就此开始准备，到年底就推出了。
这张叫做《流光》的专辑，收录了4首麦子杰从前的代表作，3首翻唱歌曲和3首全新作品被麦子杰当成了自己的一张音乐名片，好像是一个久违的人重新向歌坛介绍自己。
为什么要收录这么多老作品？其实在《我为歌狂》的比赛中，麦子杰的唱法引起了不少争议，有部分听众觉得他的唱法太老过于守旧，并质疑当下的乐坛是否还应该给这种老唱法老歌手舞台和机会。麦子杰说，当歌手和DJ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接触新东西，而另一方面，这个年代显然是一个可以包容任何风格的年代，而至于被质疑的那种老唱法，在新专辑中，麦子杰甚至刻意加重了：“年轻人那么新潮，我不会去跟他们比更潮的R&B，我就做我，我就是一个老歌手，我就是从唱片年代过来的，我就是这种唱腔，这种更技术化的很古典的唱法，在中国也得有一个传承。”
《流光》里也渗透着一个老歌手对歌坛的种种感悟和记忆的情怀。新歌《B面的第三首歌》正是讲述了从前听黑胶和卡带的年代，很多歌手都在主打歌之外，把B面的第三首或第五首当作与知音沟通的私密对话。而主打歌《我和我们》更是身临其境地唱出麦子杰这个夏天曲折重生的真实感受：“我不再等什么，今天的我，还依然大声唱着歌。”而此时的麦子杰，正是整理好了心情，穿过流光，重新走入歌坛，以一个老歌手的姿态，依然在大声地唱首歌。
麦子杰之老友
我和毛宁，还在等着一首合适的歌
新专辑《流光》中，麦子杰与妹妹麦璇唱了一首童年时一块洗衣服时唱的童谣《红蜻蜓》，还与老友朱桦合唱了一首比赛时就想合作的老歌《出嫁》，但一起与他有过多次默契合作，且在他的复出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老友毛宁，却没有在这张专辑里献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