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6: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货币基金组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01年IMF出台的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财政统计范围、会计核算原则、收支分类体系、统计分析框架。
(一)财政统计范围。
IMF政府财政统计体系覆盖的是广义政府部门，采用的统计单位是机构单位。这套体系根据《1993年国民账户体系》的划分方法，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五个互不兼容的部门: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公司部门、广义政府部门、为住户服务的非盈利机构部门、住户部门。每个部门又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的机构单位。每个机构单位都是有权拥有资产、产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交易的经济实体。政府机构单位主要是履行政府职能，具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承担以非市场性条件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责任;或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收人和财富进行再分配。政府机构单位开展活动、履行职能所需资金主要通过税收或其他强制性转移的形式来筹集。有些政府机构单位还控制一些非市场非营利性的机构单位。这些非市场非营利性的机构单位主要是贯彻执行财政政策，它们履行职能所需资金主要由控制它们的政府机构单位提供。所有政府机构单位和所有由政府机构单位控制并主要由政府机构单位提供融资的非市场非营利性机构单位，统称为广义政府部门(GeneralGovern-ment)。广义政府部门还可以划分为中央、州和地方三级，它们都是政府财政统计的范围。可以看出，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涵盖了政府全部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广义政府部门不具有金融部门的职能，如调节货币供应量、管理国家外汇储备、维护金融稳定等。尽管在某些国家中央政府履行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在政府财政统计中并不包括这部分活动。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不属于广义政府部门。这主要是考虑到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交易对财政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将这两个部门明确地区分开来，对把握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和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另外，公共部门的公司也不属于广义政府部门。广义政府部门与公共公司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广义政府单位拥有公共公司权益的多少上。政府可通过权益的变化来控制公共公司的运营，以贯彻财政政策。广义政府部门与广义政府部门之外的公共部门之间的交易则仍属于政府财政统计的内容。
（二）会计核算原则。
在政府活动中，有时交易的发生与货币收支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款项已经收到，但交易并未发生;或者款项已经支付，但并不是为本期政府活动而发生的。为了真实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政府活动状况和结果，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采用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核算原则。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人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作为当期的收人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人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作为当期的收人和费用。因而，在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引入了“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固定资产折旧”等概念。
（三)收支分类体系。
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确立了两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即交易(Transaction)和权益(NetWorth)。所谓交易，是指建立在双方协议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交易可以是自愿的，如一个单位出售商品或服务，另一个单位购买商品或服务;也可以是强制的，如纳税。交易可以是两个单位之间的经济行为，如商品买卖;也可以是同一单位内部的经济行为，如固定资产消耗。对于同一单位内部的交易，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位同时以两种身份存在。比如，对于固定资产消耗来说，这个单位既是固定资产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固定资产提供服务的消费者。所谓权益，是指政府资产减去政府负债的净值。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定义了财政收支概念。所谓收入，是指增加政府权益的交易。所谓支出，是指减少政府权益的交易。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财政收支进行了分类。
在政府财政统计中，财政收人按经济性质分为四大类，即税收、社会缴款、赠与和其他收人。税收是政府部门得到的强制性转移，包括那些与政府提供服务成本完全没有对应关系的各种收费。社会缴费是为了使缴款人或其他受益人有权获得某些社会福利、由雇主代表雇员缴款或雇员、自营职业者或无业人员自己缴款而形成的收人。
赠与是从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那里得到的非强制性转移收人。其他收人是指税收、社会缴款和赠与以外的所有收人，主要包括出售商品和服务的收人、利息和其他财产收人等。应该指出的是，在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政府出售机器设备等非金融资产的出售收入不计作财政收人，因为它没有增加政府权益，只是资产存在形式的改变，即由一种资产形式(如机器设备)转为另一种资产形式(如现金)。
在政府财政统计中，财政支出有两套分类体系。一是按生产公共产品的生产要素的类型即经济性质进行分类。支出按经济性分为九大类:雇员补偿、商品和服务的使用、固定资本消耗、利息、补贴、赠与、社会福利和其他支出。应该指出的是，购买非金融资产不计作支出，因为它不改变政府权益，只是将一种资产形式(非金融资产)转换为另一种资产或负债(对资产的支付)。二是按公共产品的使用目的即支出功能进行分类。支出按功能分为十大类: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秩序和安全、经济事务、环境保护、住房和社会服务设施、医疗保健、娱乐文化和宗教、教育和社会保护。这两个分类体系分别从不同侧面、用不同的方式反映了政府支出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可以结合使用。
(四)统计分析框架。
IMF政府财政统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四个财务报表的基础上的。这四个财务报表分别是资产负债表、政府交易表、非交易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这四个报表之间及其内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资产负债表反映政府部门在每个会计期间结束时资产、负债和政府权益的存量。资产负债表里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资产=负债+权益。通过资产负债表，可以提供某一日期资产的总额及其结构，表明政府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分布情况;可以提供某一会计期初或期末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表明政府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债务以及清偿时间;可以反映政府所拥有的权益，据以判断政府对负债的保障程度。但是资产负债表没有说明政府的资产、负债和权益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政府交易表反映政府交易活动的情况。政府交易表中各要素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收人一支出=由交易引起的政府权益的变化=非金融资产交易+净贷款或净借款=金融资产交易减去负债交易。通过政府交易表，可以反映政府一定会计期间的收人实现情况和支出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资产负债和权益变动的原因。非交易流量表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受市场价格变化和其他数量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但由于政府交易表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一汰和计量收人和支出的，它没有提供政府交易活动引起的现金流人和现金流出的信息。现金流量表就是在资产负债表和政府交易表已经反映了政府资产负债状况和交易活动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供政府现金流人和流出方面的信息，以利于评价政府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
二、IMF政府财政统计体系对改普财政调控的，要宜义
(一)为财政调控决策提供了科学方法和依据。
运用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分析框架不仅可以进行定性分析，而且还可以进行定量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框架为财政政策分析建立了一套程序性的方法，使得财政政策分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监测政府资源分配和使用效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考察分析资产负债表、政府交易表、非交易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相互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政府资产、负债的规模和结构，而且可以了解某一时期政府活动的规模和财政政策调控的力度;不仅可以了解非交易因素对政府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分析政府组织财政收人的能力，了解政府对债务的清偿能力和财政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为全面地、真实地、充分地考察政府活动提供了依据。
在IMF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所有行使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机构单位以及受政府机构单位控制的非营利性机构都是政府财政统计的单位，所有政府活动都纳人财政统计范围。因而，统计数据是比较全面的，有利于全面考察政府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程度，有利于避免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过度千预。
IMF政府财政统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凡是当期的政府活动都计人当期的收支范围;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政府活动都不计人财政收支范围。因而，统计数据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期政府活动情况。同时，在IMF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政府的交易活动实行单独统计，这样可以对政府活动进行比较详细地统计记录，便于对政府活动进行充分地考察分析。
(三)为通过考察财政状况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和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来考察财政状况提供了科学方法和依据
IMF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与其他宏观经济统计体系，如1993年国民生产账户体系((SNA)、货币金融统计体系、国际收支统计体系，都保持了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可以与其他统计体系的统计数据结合起来，供分析使用。而且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与其他宏观经济统计体系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系。
从政府财政统计与国民账户和国际收支账户之间的关系来看，存在着下述等式关系:
(X-M)+YF十TR=CAB=(Sp-IP)十(S}I}=(SpIP)+DS其中，(X-M)一对外贸易净值，
YF一净要素收人，TR一净转移支付，CAB是经常项目差额,SP私人储蓄，Ip私人投资，Sc政府储蓄，Ic政府投资，DS一财政赤字或盈余。
这表明，如果要保持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的平衡，那么，政府财政赤字只能由私人储蓄盈余来弥补;如若私人储蓄盈余不能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则只能靠引进外资或运用国家储备来满足。
从政府财政统计与国际收支统计的关系看，存在着下述关系:FF=NBG。其中，FF一政府财政统计GFS中的政府融资F中的“国外融资FF",NBG一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政府外债净值NBG"。从政府财政统计与货币金融统计的关系看，存在着下述关系:BF=NCGo其中，BF一政府财政统计中的“政府融资F''''，中的“银行系统BF",NCG一货币金融统计中的“对政府净债权NCG"o
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与其他宏观经济统计体系之间这种内在联系和一致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财政状况来研究宏观经济形势，通过宏观经济形势来分析财政状况，避免财政政策分析中出现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
三、完善我国政府财政统计体系的几点建议
我国目前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参照原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建立起来的，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决策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以及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等各项改革的深人，现行这套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借鉴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以提高财政透明度和财政管理水平。
(一)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
在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中，要求将所有的政府活动都纳人财政统计范围，全面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活动。而我国现行统计体系涵盖范围偏窄，一些本应纳人政府财政收支统计范围的预算外收支、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未能包括在内，不能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活动，影响财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财政决策的准确性。因此，要进一步健全财政职能，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将所有政府活动都纳入财政统计范围，扩大政府财政收支的统计范围，将所有行政事业单位都纳人政府财政统计体系，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活动，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数据信息。
(二)调整财政收支口径和分类体系。
按照IMF的财政收人和支出定义，收人是增加政府权益的交易，支出是减少政府权益的交易。但我国目前财政收人与支出的概念与这一定义有较大差别。比如，政府资产的变现收人在IMF定义下不属于收人，但我国目前却统计在收入范围;政府设备的购买在IMF支出定义下不属于支出，但我国目前却统计在财政支出内。为了准确反映政府权益的变化情况，有必要按照IMF财政收支口径重新定义政府财政收人和支出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调整财政收支分类体系。按照IMF政府财政收支分类方法，收人按经济性质分类，支出按经济性质和功能分类。与之相比，我国目前收支分类体系还不够规范。比如，财政收人未按经济性质分类为税收、社会缴款、赠与和其他收人。支出分类标准也不
统一，有的支出按功能分类，如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外交外事支出等;有的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如社会保障支出补助支出、债券付息支出等，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的分类体系。这种不规范、不统一的分类体系，使得我国现行政府财政收支统计不能直现集中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所谓“外行看不懂，内行分不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种不规范的分类体系造成的。这种情况难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需要，不利于加强财政管理，不利于增强财政透明度，不利于加强财政分析，不利于提高财政经济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因此，有必要借鉴IMF收支分类标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财政收支分类体系。
(三)完善行政亨业单位财务会计制度。
1.改革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核算制度。IMF新的政府财政统计体系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核算方法。从国际上看，目前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正式采用权责发生制，其他一些国家已开始引人权责发生制。我国企业自1993年起采用权责发生制，行政单位自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是现金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除经营业务收人采用权责发生制方法外，其他业务也采用现金收付实现制。为了真实地反映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的情况，适应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和财政改革深化的要求，提高财政统计数据质童，有必要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现行的收付实现制改为权责发生制。
2.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告制度。IMF政府财政统计与分析是建立在资产负债表、政府交易表、非交易流童表、现金流量表等四个财务报表的基础上的。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执行的是1996年10月22日以财政部第8号令的形式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按照《规则》第39条规定，事业单位应当定期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报送财务报告，包括由资产负债表、收支情况表和有关附表组成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还难以编制合并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表。因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向财政部门定期报送资产负债表、政府交易表、非交易流量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告制度。
内容提要: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为借款国提供贷款援助时，通过交叉设定贷款条件强化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依交叉条件设置方式不同，可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其中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条约性质的贷款条件获得了法律约束力。中国应未雨绸缪，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实体内容与设定程序改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
贷款条件，一般理解为贷款方在向借款方提供贷款时所设定的条件，具体包括贷款的使用途径、还款日期、还款方式等，究其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对于发展性的国际组织而言，在保障贷款安全的同时，还着眼于贷款的功能性，即通过对贷款有效的、正确的利用，促进借款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金融援助活动中，贷款条件（loan conditionality）构成其核心要件，频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正式文件中。
然而，何为“贷款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未对其进行过正式的、官方的定义。Goseph Gold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进行分析时指出，贷款条件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成员国按照组织协定的宗旨和条款的方式利用组织贷款而应遵循的政策[1]。笔者以为，从提供贷款的国际金融组织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其为保障贷款安全与功能实现的限制性政策；从借款国角度看，贷款条件是借款国对国际金融组织所作出的一般性承诺。
学界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相对较多（注：仅以国内研究为限，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主要论文有：徐崇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利益分析和法律性质[J]中国法学，1999（5）；温树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改革的法律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6，（4）；鄂晓梅.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法学评论，2002（5）；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研究：以阿根廷为例[J]国际金融研究，2005（11）；曹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型与案例[J]国际政治研究，2005（4）。相对而言，研究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论文较少，主要有刘音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保山学院学报，2010（1）；方长荣世界银行非自愿政策与我国水库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2002（2）），相对而言，对有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交叉条件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注：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的研究论文涉及到贷款交叉条件，但均未展开深入分析。目前相关的专题性论文仅有Sidney Del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 World Development，Vol. 16，1988：557-568； 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Some Legal A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s，Vol. 23，1989：651-675. 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付诸阙如。）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功能界限的日渐模糊，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两者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金融援助的活动不断增加，贷款交叉条件出现的频率也日趋频繁，因而对借款国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也在日益深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外汇储备充足，现阶段暂无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需要，主要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但并不排除未来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应用于我国。对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以便为我国在面临贷款交叉条件时提供应对之策。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类型分析
有学者指出，贷款条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具有确定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术语，不具有规范性，只是对客观现实和事实状态的描述而已[2]。相较贷款条件，贷款交叉条件的内涵与外延更加模糊、混沌。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未在正式文件中对贷款交叉条件进行过定义。
一般认为，贷款交叉条件是指贷款方与借款方在贷款协议中规定，如果借款方未能遵守或履行另一贷款方在另一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时，则视作借款方未遵守本贷款协议。在国际金融法领域中，贷款交叉条件主要出现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文件中，比如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中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某一借款国的贷款条件，并将借款国遵守或履行该贷款条件作为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借款国未能符合上述要求时，世界银行则拒绝提供贷款。依据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文件中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引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贷款交叉文件分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与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一）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在决定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以该借款国是否遵守并实施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为必要的前提，否则该国际金融组织将拒绝提供贷款。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下，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注：政策性贷款（policy-based lending），是世界银行用于帮助借款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国内政策改革与制度建设方面资金短缺问题的短期贷款，旨在实现借款国的宏观发展目标。与世界银行的项目贷款相比，政策性贷款的贷款周期较短，贷款资金的支付程序也较为简便。）时，世界银行要求该借款国必须首先或同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并必须首先或同时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贷款条件，才能向世界银行申请政策性贷款。反之亦然。有学者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具体情形予以列举，指出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产生于如下四种情形：（1）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对另一国际金融组织拟提供的贷款或者既有贷款款项的支取行使或试图行使否决权；（2）双方达成正式的协议，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不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贷款或其他相关安排（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3）双方达成正式协议，规定在未取得一方同意的情况下，另一方停止向任何成员国或特定成员国提供先前同意的贷款或安排；（4）根据双方之间的安排，一方的官方行为，尤其是宣布借款国丧失向本组织借款的资格，可同时导致该借款国无法获得另一方的贷款[3]。
在贷款实践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通过备用安排的方式向借款国提供贷款。在备用安排方式中，借款国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意向书，并就为取得贷款资金拟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改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确定，并以此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决定提供贷款的条件。由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中，贷款条件系由借款国单方面提出并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后确定，借款国主动在意向书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极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商过程中添加该贷款交叉条件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程序不太可能产生贷款交叉条件。相对而言，由于世界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要求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因此可能会出现贷款交叉条件。如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贷款时，在贷款协议中设置的贷款条件之一，即是要求牙买加政府必须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获得一定额度的备用安排[4]。
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须符合如下三个要件：首先，贷款交叉条件系由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考虑向借款国提供结构调整贷款时所设定，其目的在于实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安全的交叉保障；其次，贷款交叉条件应包含在世界银行的贷款协议中，构成贷款协议的正式条款之一，从而确保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再次，贷款交叉条件应明确提及借款国与基金间备用安排所设定的条件。如果贷款交叉条件仅仅提及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而未将其作为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则不构成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二）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
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在实践中较为少见，目前仅有一例，即前已提及的1977年世界银行在向牙买加提供的贷款协议中所设定的获得贷款的先决条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采取非正式的、隐性的贷款交叉条件。
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是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表示对对方的贷款条件予以充分的尊重，在不存在正式协议安排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自、独立的贷款决策导致同样的贷款条件的设置[5]。与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相比，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下，另一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条件对本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及是否提供贷款并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以政策框架文件（Policy Framework Paper，简称PFP）为例，借款国在贷款申请时应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同时提交PFP并进行磋商，并最终交各自机构的执行董事会批准通过。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应首先就PFP进行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文件的发展性与结构性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参考世界银行的评估结果对PFP进行讨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保持相对独立性，不必一定接受世界银行的意见。
从理论上讲，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包括如下三种方式：（1）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式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否向借款国提供贷款进行非正式的最后磋商，并就贷款条件的设置达成一致。这种非正式的磋商被认为是间接的、非正式的磋商性贷款交叉条件[4]。在这种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设置过程中，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是通过与借款国的磋商，说服借款国接受其贷款条件。如果借款国不予接受，则两个国际组织均无法在贷款协议中添加其贷款条件。即使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拒绝贷款，也不会明确将借款国未接受或执行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条件作为拒绝提供贷款的理由。（2）相互依赖性的、间接的、非正式的经济性贷款交叉条件，即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某一借款国的贷款申请设置了类似的贷款条件。（3）非正式的、间接的、金融性的贷款交叉条件：某一国际金融组织影响另一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设置，是通过商业银行、区域性发展银行、双边或多边的贷款方等其他参与方，在多方间形成错综复杂的贷款交叉条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某借款国未遵守其贷款条件，则其他商业银行可能降低对该国的信用评级，并将银行业务撤出该国，从而可能影响到借款国的的经济状况，进而可能影响到世界银行政策性贷款的提供。再如，世界银行可能影响商业银行对借款国信用度的判断，从而导致借款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下降，进而影响到该国的信用政策和外汇储备，最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继续支持该国的项目贷款产生负面影响[6]。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分析
（一）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性质
如前所述，在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一国际金融组织所设定的贷款条件对另一组织的贷款行为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条件上的重合仅仅是一种巧合，并不具有法律上的联系。因此，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并不具有在法律上进行讨论的必要。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情形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会对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设置以及贷款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法律性质进行探讨。
Richard Edwards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世界银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备用安排或延期安排中对借款国的结论作为是否向该国发放贷款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在批准该项贷款前，贷款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因此无须再在贷款协议或担保协议中作出特别约定[7]。Nicholas Kremmydas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或者其他类似安排并非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条件，而是先决条件（precondition），因而无须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对此予以明确[8]。普遍的观点是：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置的贷款条件构成世界银行是否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或发放一次性贷款或后续贷款的先决条件。
在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中，基金的备用安排以及其中所设置的贷款条件，被认为是世界银行促进成员国采纳并执行结构调整贷款项下成员国规划的必要矫正措施。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将其设置为贷款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该成员国规划的成功实施。可以认为，这种先决条件构成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延展，也是弱约束力的基金贷款条件借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实现“硬化”的方式。
在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中，成员国应首先就贷款申请事宜与世界银行进行预磋商，并在磋商的基础上提交“发展政策书”（letter of development policies），表明其执行经济发展规划的意愿，以符合结构调整贷款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提出的经济调整规划与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备用安排设定的贷款条件相近。发展政策书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是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政策书中，借款国需阐述引致此次贷款申请的特殊情况、政府的发展目标，以及拟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以表明其克服本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等内容。世界银行对发展政策书进行审查，如审查通过，则与借款国签订贷款协议并发放贷款。
发展政策书的法律性质与意向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向书不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间的国际性协议，在意向书基础上产生的备用安排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9]。相对而言，发展政策书与在发展政策书基础上达成的贷款协议，具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有学者指出，成员国向世界银行申请结构调整贷款时，在发展政策书中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为获得贷款而实施这些规划的意愿，可视作成员国向世界银行发出的要约，而世界银行接到成员国的贷款申请后与成员国进行磋商，并对磋商后达成共识的贷款条件表示接受，则视为世界银行作出的承诺[8]644。借款国与世界银行在共识的贷款条件的基础上签订贷款协议，如借款国未能遵守贷款协议，则应视为违反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借款国未能履行或实施贷款协议中作为交叉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这一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构成国际协议的一部分，对借款国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贷款交叉条件的合法性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在其成立协定中提到应与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规定，世界银行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任何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在涉及贷款申请或担保事项时，世界银行应适当考虑其他相关的国际组织的意见与建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也有相关规定。《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0条规定，基金应在本协定条文范围内，与一般的国际组织和在有关领域内负有专门责任的公共国际组织进行合作。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初，对各自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职能有着明确的分工。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1条，世界银行的宗旨主要在于通过促进私人投资尤其是国际私人投资，鼓励通过国际投资以发展成员国生产资源的方式，促进国际贸易长期均衡的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1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着眼于借款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管理，旨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短期贷款以促使其尽快恢复收支平衡，促进贷款资金的迅速回笼以满足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具体到贷款方面，世界银行旨在通过项目贷款为具体项目的建设提供长期贷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提供短期贷款以解决成员国短期内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两者在贷款事项上存在明确的界限。然而随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业务的调整，两者在贷款事项上逐渐出现重合。自1980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拓展政策性贷款业务，推出结构调整贷款等非项目贷款业务，旨在为借款国填补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资金短缺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在提供调整贷款时，对借款国设置的贷款条件包括债务管理、进出口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统上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世界银行之所以将贷款业务拓展到调整性贷款领域，是因为世界银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与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贸易限制、通货膨胀等短期经济平衡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进言之，后者问题的解决构成前者目标实现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对其国内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性投资，从而实现经济与出口的稳定增长，相应的贷款条件也逐渐转向以基本政策改革、部门平衡和长期调整为特点的“供给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增收对平衡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作用[10]。
两者职能重合的区域越多，意味着两者在贷款条件方面进行交叉设定并借以实现交叉强化的空间更大。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以交叉强制守约的方式强化两大国际金融组织各自贷款条件对借款国的约束力，有利于保障贷款资金的安全与有效利用。
但是，细究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法性依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在有关贷款条件条款中，均未提及贷款交叉条件，这表明贷款交叉条件的设定与实施缺乏正式的国际法依据。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第5条第8项第b款规定，世界银行在对贷款申请作出决定时，如果有关事项直接属于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而且该国际组织的参加者主要为世界银行各成员国，则世界银行应对该组织所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但该款仅规定，世界银行应对其他国际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加以考虑”，并未规定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应受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意见的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如果在贷款协议中设置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可能导致其违反国际法。反之，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并未提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或其他事项中应该考虑其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的意见与建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设置贷款交叉条件表示反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89年协定中对两者的职能分工进行明确时指出，两者应避免在贷款协议中设置贷款交叉条件[11]。
即使如此，就目前而言，尚很难一概而论贷款实践中贷款交叉条件的设置存在违反国际法之处。究其原因：
1. 宽泛的协定条款预留了贷款交叉条件存在的空间
基金在贷款业务中主要采取意向书或备用安排的方式，其中所提及的目的与政策主要源于经济学意义，这使得基金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基金协定》第5条的“收支平衡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收支失衡本身，还包括其他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目标，如通货膨胀、就业问题、贸易限制等。《基金协定》第1条所设定的宗旨含义也较为广泛，除明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持外汇稳定、收支平衡方面的职能外，还规定基金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因此，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借款国设定的贷款条件或业绩标准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收支平衡范畴，只要该行为旨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或促进经济发展等经济政策目的，都可以认定其行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所设定的职能范围。根据国际法院在“经费案”中确立的目的解释方法，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宗旨的目的解释可以将设定非正式的贷款交叉条件行为纳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合法范围。前已提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对世界银行宗旨的规定较为广泛，兼之发展性宗旨与短期国际收支平衡间的关系，世界银行的宗旨除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外，还涵盖推动会员国的经济调整计划以解决其短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鉴此，世界银行将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备用安排的贷款条件作为成员国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符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的规定。
2. 贷款条件合法性的解释权在于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29条，成员国与基金间或成员国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异议时，应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成员国如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有异议，可以在裁决后三个月内要求将该异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由理事会的“解释条文委员会”作出最终决定。Gold指出，鉴于基金有权对协定的条款进行解释，可以推断出基金有隐含的权力对自己的决议进行解释[12]。世界银行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解释办法的规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相同。根据《协定》第9条，会员国与银行间，或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对于本协定条文的解释发生任何争议时，应即提交执行董事会裁决。对执行董事会的裁决不满的，会员国仍可要求将争议提交理事会作最后裁决。
有关贷款交叉条件的决议合法与否，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设定决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或世界银行理事会手中，这使得本组织的有关决议被认定为越权行为的可能性非常小。
三、我国应对贷款交叉条件的对策
国际金融组织在贷款实践中使用交叉条件引发许多争议。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的硬化，而贷款条件内在的合理性缺失，导致贷款交叉条件缺乏合理性的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所捆绑的条件，其政策出发点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地理、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偏袒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未能针对性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无视发展中国家逆差的结构性、长期性和外部性，强令它们实行紧缩性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1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呈现出从单纯注重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到重视结构性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转变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国内体制的改革，然而以市场为导向的贷款条件，以及贷款条件中所附加的非经济措施包括人权条件，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贷款条件持反感与戒备的态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实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附加苛刻的经济改革条件，进而敦促或催化受援国的政治改革，从而最终攫取该国的部分国家主权[14]。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贷款条件也面临着严重质疑，总体而言，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贷款条件在借款国国内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存在的先天性缺陷，贷款交叉条件在强化贷款条件强制力的同时，也使得贷款条件不合理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由于贷款条件的交叉关联，借款国如果不能满足或履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那么它们不仅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也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因此，贷款交叉条件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急需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地位，只能接受不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贷款条件：从短期来看，有助于防止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恶化；但从长期来看，则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然而，上述争议并不影响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借款国提供贷款时使用贷款交叉条件的频率。有研究指出，近1/4的调查国在接受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时，被迫接受了同样的私有化条件。
目前，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较多。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利用世行贷款2010-2012财年世行贷款备选项目规划，贷款总规模高达53.94亿美元，主要用于农业（农林水）、交通、能源及节能减排、城建环保、社发及其他领域[15]。从短期来看，我国尚不存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的必要性。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2009年，我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改善[16]。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状况，至2010年3月已经达到24470.84亿美元[17]。因此，世界银行在对我国贷款协议中暂时不存在贷款交叉条件的情形。但我国并不排除未来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可能性，从而导致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适用，因此我国应未雨绸缪，注意到贷款交叉条件对我国的潜在影响。具体而言，针对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交叉条件，我国可采取如下对策：
1. 推动贷款条件内容的实质变革。目前贷款条件主要强调通过外部压力对借款国的国内制度与组织机构进行大幅改革，并将贷款条件与借款国国内人权状况、环保问题相挂钩，往往对借款国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反作用。可考虑促进国际金融机构放弃在贷款条件方面的主导权，建立以借款国自我约束为基础的贷款条件，从而使贷款条件更能反映借款国的实际需求，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国问题。
2. 推动贷款条件程序的改革，促进贷款条件制定过程的可信度与透明度。总体而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应积极推动扩大参与渠道，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贷款审批与贷款条件审批的程序中去。同时，促进建立外部评审机制，通过强化发展中国家市民社会力量的话语权与活动能力，对不合理贷款条件的设置建立外部约束机制。
3. 弱化贷款交叉条件的法律约束力。如前所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通过世界银行在贷款协议的交叉引用而获得法律约束力。建议在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增加相应的条款，对贷款条件引用的法律性质予以补充说明，强调此类贷款条件的交叉引用不在于为借款国设定法律上的义务，而是仅仅旨在为借款国提供指引，借款国在获得贷款后即使不实施或履行该交叉引用的贷款条件，也不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注释:
[1]Goseph Gold. Conditionality[R]. IMF Pamphlet Series，No. 31，IMF，Washington，D.C，1979：2.
[2]刘音. 论世界银行政策贷款条件性的概念及其发展[J]. 保山学院学报，2010（1）：87.
[3]Sidney Del. The Question of Cross-Conditionality[J]. World Development，198816（5）：557-568.
[4]IBRD. Loan Agreement （Program Agreement）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IBRD，Loan No. 1500 JM[R]. 1977：1.
[5]Richard E. Feinberg.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545-60.
[6]Azizali. F. Mohammed. The Role of the Fund and the World Bank in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G]//Adjustment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Arab World. IMF，1990：84-85.
[7]Richard W. Edwar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llaboration[M]. 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85：272-273.
[8]Nicholas Kremmydas.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Phenomenon- Some Legal Aspects[J].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1989，23（3）：657.
[9]鄂晓梅. 析IMF贷款条件的法律效力[J]. 法学评论，2002（5）：39.
[10]Brian Trubit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nditionality and Options for Aggrieved Fund[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1987（20）：678-681.
[11]IMF. Bank-Fund Collaboration in Assisting Member Countries （SM/89/54，Rev. 1）[EB/OL]. （1989-03-09）http：//imf.org/external/pubs/ft/sd/index.asp？decision=DN17.
[12]Joseph Gold. The Legal Character of the Fund’s Stand-by Arrangements and Why It Matters[R]. IMF Pamphlet Series No. 35，1980：40.
[13]大卫勃兰尼，宋小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基金组织“条件限制”的论争[J]. 世界经济，1987（7）：30-31.
[14]张磊. 于IMF援助条件的本质辨析——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反思为视角[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35.
[15]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2010-2012财年备选项目规划获国务院批准[EB/OL].[2010-06-12] http：//ndrc.gov.cn/xmsphz/t20090729_293299.htm.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下面是今后数十年看来尤为突出的六大问题：
1．经常项目失衡
对于迅速增长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支持，特别是在失衡现象初露端倪，似乎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如此担忧有何不妥吗？伴随着经常项目迅速发生逆转的往往是汇率急剧、并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调整，或更严重一些，是增长模式的急剧破坏性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未雨绸缪，那么很显然真正的挑战不是减少经常项目失衡，而是寻找办法，维持更大的失衡，尽管方向适当。
工业化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应当停下来，看看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本世纪晚些时候赡养和受赡养比率急剧增长，谁来为退休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呢？解决办法有很多，特别是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要年轻得多。不管怎样，一个可取的办法只能是工业化国家通过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进行海外储蓄。这些累积起来的盈余尽管眼下促进了较穷国家所急需的投资，但日后随着婴儿潮一代停止工作则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讨论的那样，因此而形成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可能发现：到2030年工业化国家累积的海外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随后，这个进程将发生逆转，工业化国家将因为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而出现财富减少。此刻，这一体系无法轻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积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改进。扩大贸易有助于支持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改进国际货款合同的管理手续也同样重要。
2．官方债务
遗憾的是，尽管全球化进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储蓄的好处，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别庞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产要素流动日甚，对它征税也日益困难。
公司可能更加乐于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随着全球投资选择范围扩大，对财富持有者进行征税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能指望劳动力留在国内。实际上，未能弥补效益（比如采取超过平均生产增长率的办法保证税后收入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随着21世纪的深入发展，自己越来越难以找到贷款。否则，如果一个政府任凭债务无限增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外流，限制了回报留下的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借贷能力将降低，即使是在国内，如果债务不与主要货币挂钩的话。债务与主要货币挂钩也降低了可维持债务的水平，因为债务加大了受汇率调整的影响。
所幸除了提高生产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办法增加其日后偿还债务的承诺的可信性。改善国家税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许已经在循循善诱之下变得更加谨慎，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这样在急需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些借贷能力。当然这应当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训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仍保留了赤字。
3．汇率
也许经济史学家将来回顾今天大杂烩式的全球汇率安排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巴别塔。但是，还有什么体系呢？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预期寿命短得像好莱坞的姻缘。而且，整体上看，试图通过资本管制实行呆板的固定汇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令人满意。除非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固定汇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则一个平行市场很快就会在实际上的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繁荣起来。通常，平行市场不断壮大，资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汇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战后历史上，大量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成了通过双重和平行市场进行“后门”秘密流通。而很多国家名义上实好浮动汇率，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债务美元化，而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将汇率保持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
切实实行浮动制的汇率（如美元与日元、欧元与美元）的变化又令人非常难以解释，更不用说加以预测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自1945年以来，世界货币种类大约翻了一番，几乎与国家数量相等。我认为本世纪晚些时候，货币将出现合并，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或三种核心货币，同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边缘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这个目标，在汇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宏观经济，这是下一个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
4．资本管制
必须承认，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监管中有时可能过于宽容而有所忽视，因为亚洲国家在尚未制定内部管理结构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短期资本流动市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了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各国经济形成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资本管制也就得愈发难以执行。其次，在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国家，资本管制可能成为腐败问题挥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项目和贸易自由化是并肩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多开或少开发票可能都会被用来逃避资本管制。如果资本管制太重，遵守复杂的规章就限制了贸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特别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动形式中变化最小的一种形式，而且近年来也是数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达1700亿美元。这就是说，有限而暂时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处于金融发展过度时期的经济体，其作用需进一步研究。．非洲
宏观经济稳定，包括某种程度的价格稳定，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吧。内部冲突和干旱暂且不谈。许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属和石油）。而所有这些产品都深受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国际援助的可预测性非常差，因此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都将难以实现。
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就更困难了。决策者难免受到诱惑，采取大量价格和汇率控制的办法，企图保护经济不受变化波动的影响。不幸的是，完全封锁价格信号妨碍了通常长期存在的冲击调整，更不用说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败了。非洲的很多地区在降低通货膨胀、开放市场和恢复增长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未来的挑战仍然令人可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标准宏观经济管理办法。
6．败德风险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贷款是裸的紧急救济，帐单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的普通纳税人支付。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限制这类紧急救济及其长期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几乎是所有已经提出的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方式的每一项重要计划的核心内容。紧急救济观点提出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透明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实际上是即时转帐，应当这样称谓。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败德风险”理论。简单地讲，如果放款者相信他们最终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大补贴的贷款得到补偿，他们就会以不能反映真正潜在风险的利率向新兴市场的举债者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呢？危机的程度和频率就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大、更频繁。人们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较广，它本意要减轻的危机反而会加重。
不错，这是一个上好的理论。但是，它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补贴性的紧急救济”，这种说法正确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一成不变地是要偿还利息的。为了保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支付帐单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不断重新贷出它的本金和利息，这样才能保护帐目。这个庞大的计划总有一天要彻底修改。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认为，有些情况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紧急救济败德风险”，但似乎并不经常或大规模发生。
谋划重大改革
按照塔迪奥的乐观估计,有关“欧洲货币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等细节问题要到今年年中才能敲定,显然,此项计划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来说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
塔迪奥指出,成立“欧洲货币基金”的最优先考虑,是加强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和对各国经济政策的监督,避免希腊债务危机重演。
希腊债务危机充分暴露出了欧元区的体制性缺陷。欧元区只实现了货币政策的统一,却没有做到财政政策的统一,这种二元结构缺乏对区内成员财政状况的有效监督和干预,使像希腊这样的成员国财政赤字常年超标。
而当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时,欧元区又没有统一财政作担保,再加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建立统一货币后禁止欧洲央行及成员国央行向成员国提供救助的“不救助”条款,希腊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从而成为投机者炒作的目标。与此同时,希腊的困境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整个货币联盟的稳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立“欧洲货币基金”的提议最近突然升温。早在欧盟委员会证实确有此种想法前,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便通过媒体呼吁设立“欧洲货币基金”。
按照德国的设想,“欧洲货币基金”的管理机构不仅会为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要对违反欧盟财政纪律的成员实施严厉惩罚,包括暂停向该国发放欧盟团结基金款项,暂时剥夺其在欧盟部长理事会表决时的投票权,甚至暂停其欧元区成员资格。
前景仍存变数
对于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谨慎欢迎。她说,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资金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运作。
默克尔主张,要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欧盟27国需要通过一个新条约,因为欧盟现行条约禁止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提供救助。从欧盟《里斯本条约》耗时多年才得以通过的经验来看,如果缔结新条约,那么“欧洲货币基金”的诞生将会遥遥无期。
欧盟内部对于设立“欧洲货币基金”也不无反对之声。欧洲中央银行官员于尔根・施塔克就表示,这一设想违反了欧盟规定,是在惩罚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并可能鼓励一些成员国更加肆无忌惮地过度支出。
塔迪奥说,现在还不好说“欧洲货币基金”将只是一个金融工具,还是拥有预算和配备人手的欧洲货币基金组织。鉴于欧盟内部意见尚不统一,这项提议究竟能走多远尚存疑问。
是否削弱IMF
设立“欧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也引发了对于IMF是否会被弱化的猜测,这恐怕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发达经济体从去年3%的经济增长减缓到2.5%
新兴市场将会从2010年的7.1%降到6.5%
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仍然严峻，亟需综合的快速的应对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正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但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包括发达经济体的高失业率、银行不良业务和新兴市场过热等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更新的两个分析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处于两种恢复状态，一种是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另一种是新兴市场甚至是一些低收入国家的相对轻松的复原。
“此次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现已经接近四年的时间，但全球的金融状况仍然没有稳定，依然面临着重大挑战。”
2011年全球经济形势
2011年全球经济产量预计扩大到4.5%（见表），比2010年10月的预计多出0.5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反映出2010年下半年超出预期的经济活动性以及美国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将对2011年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发达经济体2011年的增长预计为2.5%，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为6.5%，去年这一数字为7.1%。中南非洲预计为5.5%，去年是5.0%。
亟需应对措施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近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重振经济最迫切的需要是综合的快速的应对措施，以克服欧元区及其政策中的风险和金融问题，从而弥补财政失衡，从整体上修复并改善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系统。这些措施需要控制经济过热和减轻关键新兴经济体外部失衡的相关政策所支持。”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目前阶段全球经济主要面临两大关键问题。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桑顿会议中心时说道:“首先是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处理资金流入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高增长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两者共同导致资金向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流入。这些资金的流入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即是机遇又是挑战。说它是机遇是因为，它减少了这些国家使用资金的成本。说它是挑战是因为，这些资金会带来经济过热和泡沫。”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低增长率意味着高失业率的保持，而旨在减少政府赤字和债务积累的政策环境依然艰难。“低增长给财政整顿带来困难，但整顿又势在必行以防止赤字的扩大。”布兰查德说。
综合的解决方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顾问、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比尼亚尔斯表示，发达经济体的低增长以及财政收支方面的薄弱加强了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敏感度。“欧元区也如此，许多国家针对其风险和银行风险采取的敌对行为已经加剧，这导致了某些基金市场的混乱。”比尼亚尔斯说。当前，需要一个综合的方法来解决这种为了各自金融系统稳定和债务可持续性而采取的敌对行为，以切断这种可能会从欧元区小国家中传播开来的恶性循环。
物价继续上升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新兴市场国家；全球金融市场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issues related with Fed and its monetary policies，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quantitative easing on emerging markets，the role of Fed in providing liquidity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nd that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ntrol. And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hat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cope with quantitative easing through policy adjustment，increase the capital injection into IMF and promote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free trade talk.
Key Words：quantitative easing，Fed，emerging markets，global financial market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2-0028-06
一、概述与引论
本文将讨论与美联储及其货币政策相关的四个问题：一是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二是美联储在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三是量化宽松政策与货币操纵；四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管制。
如何看待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国际金融中心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全球金融市场等途径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在内，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等多个方面影响了世界经济。其中，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是积极的，但也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压力和波动，使其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复杂化。不过，最终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作用是积极的，它降低了危机冲击下的经济衰退压力。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推出时，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货币宽松和经济疲软，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历着较快的经济增长，一些国家甚至出现经济过热，结果造成国际资本大量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招致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指责。与此相反，美联储宣布准备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则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相反的压力，引起大量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
如何看待美联储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在危机期间，美联储在履行国内责任的同时，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的方式，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也向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等提供了美元流动性，有效地缓解了国际金融市场因缺少流动性而可能出现的金融恐慌。
如何看待量化宽松政策与货币操纵：20 世纪90 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是用于支持外汇市场干预的，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强化这一趋势，事实上，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期间，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有所放缓。量化宽松政策会对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和外汇市场产生一定影响，但与货币操纵是完全不同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国内政策，主要用于影响国内资产价格和国内经济；并且量化宽松政策在增加国内总需求的同时，并不必然减少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货币操纵往往具有零和效应，会转移需求而不会增加需求。
如何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管制：现在一些国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资本管制的看法，将其视为最大限度获得全球化的好处并尽可能降低成本的政策工具之一。
二、量化宽松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都非常活跃，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为了提供政策支持，避免金融崩溃，引导经济走出衰退，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积极采取行动，将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降低到零或接近于零，并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08 年12 月至今，美联储一直将其基准利率保持在0—0.25%的低位，与此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雷曼兄弟倒闭前的9000 亿美元激增至如今的4 万亿美元左右，增长将近4 倍。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内后果，本文将主要分析量化宽松政策的外部后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通过三条渠道影响世界：一是贸易和汇率，美国经济较快增长有利于消化世界各国的出口；相反，美元贬值将增加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出口。二是国际资本流动，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出美国；美联储提高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三是全球的风险承担和金融稳定，美国经济恢复和金融稳定有利于降低世界的风险溢价并鼓励投资。
要说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什么影响，需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研究。第一阶段，大量资本流出美国、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见图1），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升值。第二阶段，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下行压力增大。
图1： 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占新兴市场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1990—2013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世界经济展望》。] [量化宽
松时代] [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同样的模式也可以用来分析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市场的变化（见图2A和图2B）。在2011 年年中之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不断升值（就实际有效汇率而言，它反映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2013 年5 月，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开始贬值。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开始减少，这一趋势并不是由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其早在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前就开始了。（2）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和各国风险规避情绪上升，量化宽松政策并不是主要原因，“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加快与美国各轮量化宽松政策之间的关联程度较低”（IMF，2013a ）。换句话说，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可能更大。如图3 所示， 2007 年，新兴市场的资本净流入达到峰值，后来开始下降，主要推动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原因。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从总体上讲是积极的，但它也使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管理更加复杂化，其影响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首先，对世界经济来说，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后果无疑是积极的，它降低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正如201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溢报告”所说，“很少有国家批评美联储在2008—2009 年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或欧洲中央银行在2011—2012 年的长期再融资操作。因为当时各国经济处在严重衰退之中，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世界经济恢复”（IMF， 2012）。
第二，当第二轮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开始实施时，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之中，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经济过热。从2009 年第三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货币大幅升值（见图2A和图2B）。为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颇有微词，其中最强烈的批评来自巴西，因为巴西当时正在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过热。如图2A 所示，相对于2008 年8 月的峰值来说，巴西雷亚尔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11 年末升值了大约14%。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本币贬值的趋势并没有完全逆转，比如韩国、墨西哥和南非；或者只是略微逆转，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不过，巴西和俄罗斯却出现了本币升值。
第三，2013 年5 月美联储表示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退出谈话”，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了方向相反的压力，即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不过，“退出谈话”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脆弱五国”的压力较大，因为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印度和土耳其当时都面临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很容易受到外国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时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正在放缓（见图4）。
艾肯格林和古普塔（Eichengreen和Gupta，2013）的分析表明，在“退出谈话”之前，那些货币大幅升值、经常项目巨额逆差的国家经历了汇率和股票价格下跌；中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则由于拥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和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其货币不断升值。
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应当主要通过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以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在目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宏观审慎政策，当美联储扩张银根时，获得国际资本流入的好处；当美联储紧缩银根时，通过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和资本管制的政策组合来应对资本流出。不能指望美联储根据个别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来调整它的行动。正如2013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溢报告”所说，“虽然溢出效应可能非常严重，但溢出的接受者自身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减少风险。它们可以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审慎工具（包括必要时采取资本流动管制措施），降低风险，建立缓冲区，加快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产出率。只有这样，才能面对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挑战”。
新兴市场国家吸取了教训， 2013 年12 月，当美联储减少其资产购买规模时，包括“脆弱五国”在内的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保持了经济的基本稳定。
三、美联储的货币互换
美联储的主要职责在国内，但其政策结果具有一定的国际性。雷曼兄弟倒闭之后，通过高达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美联储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韩国等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美元流动性（见表1）。货币互换对于稳定2008 年底和2009 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具有重要作用。奥利维尔·珍妮（Olivier Jeanne，2010）认为，韩国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定是有利的。“当韩国陷入危机时，大约有2700 亿美元外汇储备（差不多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2008 年初，受危机冲击，韩国外汇储备规模开始下降，到2008年9 月，韩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减少到2000 亿美元，并伴随着韩元大幅贬值，同时，韩国商业银行也遭遇了短期外债展期的困难。2008 年10 月，韩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签订了3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后，韩元汇率和韩国的外汇储备水平逐步稳定，到2009 年底，韩国的外汇储备规模重新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总体上看，韩国的实体经济受危机冲击不大，失业率从未超过4%”。
同样，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美联储向世界多家中央银行提供了货币互换支持（见表1）。其中，对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没有额度。帕帕蒂亚（2013）估计，欧洲中央银行获得了近6000 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美联储提供货币互换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不足，而且非美国银行尤其是欧洲银行的贷款规模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前非美国银行能够在外汇互换市场融资，在欧洲债务期间，这条渠道枯竭了。
在美联储提供国际流动性的经验启示下，我的同事特德·杜鲁门（2013）提出，应当将这一机制制度化，使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发挥危机时期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它们往往由于过度的国内外债务积累而引发。成功解决危机并减少“溢出效应”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以防止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度紧缩。以中央银行——因为钱在那里——为中心，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将是应对未来危机的有效工具。
这也表明，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之更有效率是非常必要的。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保持美国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供了防范金融危机所必需的融资保障。正如南希·伯索尔和克莱·洛厄里（Nancy Birdsall和Clay Lowery，2013）所主张的那样，美国国会应当“以对美国纳税人来说微小的预算成本，批准增加对国际货币基金的资金投入，这样做对美国是有利的，将使之不再承受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本”。
作为20 国集团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主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187 个成员国的谈判工作，旨在增加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投入，并对其成员国的份额分配进行调整。虽然主要发达国家早就获得了本国立法机构的同意，但令人尴尬的是，由于美国国会未能采取行动，使这份简单而合理的协议被束之高阁。
四、量化宽松政策与货币操纵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是，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外汇储备积累和货币操纵，这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
此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亚洲政府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和外汇储备积累维持了这一顺差。起初，亚洲国家积累外汇储备仅仅是为了作为防范危机的一种保险，后来，外汇储备逐步演变为旨在促进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阿迪提·马图（Aaditya Mattoo）、普拉奇·米什拉（Prachi Mishra）和我（2012年）估计，中国实际汇率每低估10%，就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下降1.5%到2%。全球失衡在2007 年达到峰值，不过，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期间，各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有所减少，并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出现了货币升值（见图5A 和图5B），外汇干预也有所减少。
第二个问题是，量化宽松政策是货币操纵的一种形式吗？答案是否定的。近年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提出，量化宽松政策本身是货币操纵的一种形式。量化宽松政策会影响美国的资产价格，而且会通过利率政策调整降低美元汇率。鉴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会通过资产价格变动和美元汇率变动影响世界经济。但是，量化宽松政策主要针对国内资产价格，主要影响是国内经济。就它们主要通过国内市场发挥作用而言，量化宽松政策是典型的国内政策。量化宽松政策的外部影响通常是国内影响的副产品，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较小。而货币干预是对外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国外需求。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增大对国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同时，并不必然降低对外国商品的需求。
总之，货币操纵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目前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是，它应该作为后多哈回合的一部分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得到解决，就像阿迪提亚·马图和我（2009年）所主张的那样。如果不是，它应当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得到解决，就像我的同事伯格斯滕和加尼翁（2012）所主张的那样。
五、贸易政策与资本流动
美联储注重国际责任，通过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各国应对危机、恢复经济。在贸易方面，美联储还有必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吗？答案是肯定的。
奥利维尔·珍妮、约翰·威廉森和我（2012）主张，资本管制措施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库的一个工具，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全球化的好处并减少其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也改变了其早先的立场，支持在必要情况下使用资本管制政策（IMF，2011a，2013b）。美国政府也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然而，人们对美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特别是美国与智利、新加坡、韩国的相关条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伙伴国共享这些政策，目前还存在争议。这个问题关系到在危机情况下是否允许对资本流入和流出进行管制。显然，我们应当慎重使用这些政策，而且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不应完全排除使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谈判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美国政府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即不打算阻碍其贸易伙伴国使用的合法政策工具，包括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资本流动进行一定管制，以及基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实施相应的资本管制。
六、政策结论
一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政策调整来应对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当美联储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能通过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获得国际资本流入的好处；当美联储收紧银根时，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和资本管制的政策组合应对国际资本流出。
关键词： 纸币职能 贮藏手段 货币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必修课程《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在“货币的职能”章节中，教材第7页“相关链接”中指出：“一般说来，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应是足值的金属货币（如金银条块等）。”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果真是金属货币吗？
我们必须考察货币的现实情况再下定论。
一、金银已不是现实的货币
金银作为货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法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从金本位时代开始，黄金走上充当货币的巅峰，但它的极盛时期只是从19世纪初到一战前后的大约100年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各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金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金本位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它包括金币本位制和金块本位制。金币本位制的特点是：由国家以法律规定，铸造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金币，作为具有无限发偿效力的本位货币来流通；金币和黄金可以自由输入和输出；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或持生金请求国家铸造机构代铸；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金币或等量的黄金。这些特点使本位币的名义价值（面值）和实际价值相等。在这期间以黄金代表的金属货币具备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
1924―1928年，资本主义各国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为整顿币制，英、法等国改行金块本位制，其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汇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并不铸造金币，只发行代表一定重量的黄金的纸币来流通，而纸币又不能自由兑换黄金和金币，只能按一定条件向发行银行兑换金块。金块本位制对于普通老百姓和货币流通已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制。
金汇对本位制又称“虚金本位制”。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规定金币为主币，但国内并不铸造和使用金币，只同另一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准备基金，通过无限制供应外汇，维护本国币值的稳定。这种币制，货币同黄金的联系基本上割断，黄金在流通中已不起什么实际作用。这一期间以黄金代表的金属货币保留贮藏手段职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迫使资本主义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一定的比价，使美元和黄金一样作为各国货币和外汇的储备，这种制度不同于3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制，但仍可看做是金汇兑本位制的一个变种。这种黄金―美元本位制与战前的金汇兑本位制相比更虚了，货币同黄金的联系更加脆弱，直到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从此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实际联系，这在黄金向“非货币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73年美国取消美元的含金量，并实行自动汇率。1973年7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特别提款权与黄金、美元的联系，改用“一揽子”货币（16个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数）定值。1975年1月16日国际货币基金126个成员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同意废除黄金官价制度，从而正式终止了二战后30多年来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执行的有限的货币职能。1976年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牙买加协定”，规定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黄金迈上非货币化历程。
1978年3月3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从1978年4月1日起，基金组织协定取消黄金条款。内容如下：（1）黄金作为特别提款权的价值单位的作用已被取消，即使在将来可能采用法定汇价时，黄金也不再作为各种货币法定汇价的共同尺度。（2）黄金官价被废除，成员国间将在市场上不参照任何官价而自由地进行黄金交易。（3）成员国必须履行的对基金组织的黄金支付和基金组织必须履行的对成员国的黄金支付都被取消。（4）基金组织必须完成已宣布的总额为5000万盎司的黄金出售计划，并有权按市场价格进一步出售黄金。（5）基金组织必须在其对黄金问题的决定中，将要避免在黄金市场上干预金价或确定一个固定金价。这些决定使黄金与货币完全脱离了联系，使黄金成为与普通商品一样的商品，从而完成了“黄金非货币化”的历程。至此，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基本结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黄金货币形式的演变，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铸造的金银币已不再执行流通功能，而演变成纪念币和投资币，用来收藏和投资，投资性金银币只是一种“币”形的贵金属储藏与交易手段，其面额只是起到充当一种货币符号的作用。普制金币作为专门用于黄金投资的法定货币，其主要特点是发行机构在金价的基础上加较低升水溢价发行，以易于投资和收售，国际上主要金币发行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一般都是通过发行各具本国特色的普制金币供民众投资和收藏。在欧美国家，普制金币作为黄金投资产品的理念深入人心。如美国发售了71万盎司鹰扬金币71万盎司，加拿大发售了88万盎司枫叶金币，澳大利亚发售了32万盎司袋鼠金币，我国自1982年至今发行售了228万盎司熊猫普制金币。此时其原值与面值已大大分离，金银纪念币的面值仅是表明其为“币”的名义，与原值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投资性的金银币只是一种“币”形贵金属储藏与交易手段，其本质是普通商品，其面值只具备象征意义。
二、纸币是现实的货币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开始它是作为货币符号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现在，纸币由于各国强制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它自身的优点，已经走出了它作为货币符号的时代，而成为各国现实的货币，并且最终把金银挤出货币的历史舞台。可以说，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以金银为货币，而全部改为纸币。我国也如此规定：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没有含金量。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堪称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正是借助此次会议，二战中的最大获利者美国成功实现逆袭，新土豪取代旧贵族，成为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宰，国际货币体系也完成了从英镑到美元的华丽转身。
两个人的对手戏
1944年夏天，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此时在大洋彼岸，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郡突然热闹起来。7月1日，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此，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问题。不过，了解其中玄机的人都知道，这场关于货币秩序的讨论，其实只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对手戏。
这场对手戏的主角就是个性极端对立的怀特与凯恩斯：一位是出身波士顿工人阶级家庭、傲慢又固执的技术官僚，另一位则是从小群仆环绕、才华横溢的剑桥学术世家子弟。二人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而这场在布雷顿森林的“货币战争”，实际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暗战。
二战前的世界货币市场，分为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20世纪30年代，为了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各国均采取了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竞争性贬值。一时重商主义当道，这种饮鸩止渴的贬值大战非但没能带来出口繁荣，反倒让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炒家有机可乘。这种状况在二战中得到了改变，英镑和法郎区的国家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而美国的贸易顺差却以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美元不仅没有贬值的必要，而且还由于源源不断流入的黄金更加坚挺。“租借法案”的四年间，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
盟国很早就开始探讨战后的经济恢复问题，早在1941年，在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之后的《大西洋》里，除了对战后成立联合国的建议，一个防止汇率突然波动的全球性支付体制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势在必行。作为有共同目标的盟军，美国必须就如何支援盟军以及财政经济制度如何安排等问题做出部署。这之后，英美两国的智囊们，便开始了紧张的筹划。于是，代表战前传统强国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和代表美国规划世界意图的怀特计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了。
凯恩斯可能是有史以来对现实经济影响力最重要的经济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对经济学传统思想的冲击，堪比其后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而其对手怀特无论在学识还是在名气上，显然不在一个量级。以至于美国记者揶揄说，怀特除了凯恩斯的《通论》（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一部鸿篇巨著，全称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灌输的思想外，可能再无其他观点。而在怀特和凯恩斯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与英国就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所进行的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的对决。
凯恩斯拿出的版本叫“国际货币清算同盟计划”，怀特计划的名字更长，叫“联合国稳定基金与同盟国家的复兴开发银行计划草案”。两者都致力于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关系，试图避免30年代的那种货币战和贸易战，重建一个汇率稳定、贸易自由的自由经济世界。但是，在共同的目标下，两者却分别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凯恩斯建议成立一个清算联盟，发行各国通用的国际货币“班柯”（bancor）。其实质是“国际借贷的必要平衡”。按他的想法，所有的外汇都集中在各国中央银行手中，国际交易则在与国际清算银行设有黄金账户的中央银行之间结算。清算同盟方案旨在使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承担调整责任并由这个机构发行300亿美元价值的货币无偿提供给各成员国，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这种名为“班柯”的国际货币以固定比例直接与黄金挂钩。简单说，凯恩斯的方案就是成立一个由英美共同主导的“世界中央银行”，它与各国央行的关系，就像本国央行与各商业银行的关系一样。
凯恩斯此时面对的是一个快速衰落的大英帝国。一战前夕，英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9%，而到二战结束时，这一比重飙升至240%，用凯恩斯的话说，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1/4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考虑到英国在战争中负债累累，国力削弱和对殖民地丧失控制，这个计划明显意在防止美国利用债主身份独霸经济领导权，同时为英国争取在战后国际铸币利益里分得一杯羹。凯恩斯计划在充分保全英国利益的基础上，部分（至少是表面上的）迎合美国的利益，比如在其早期版本中，对国际机构的规划是由英美两国作为创始人（two founder），并在机构中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凯恩斯想用自己聪明的头脑保留战后大英帝国的荣光，可凯恩斯不知道的是，在大洋彼岸，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人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针对凯恩斯的如意算盘，美国人当然不会买账。此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综合国力举世无双。所以美国制定的怀特计划认为，只有拥有充足保证的美元才有资格担当国际货币的重任，其他货币应该直接与美元挂钩。他提议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资本总额为50亿美元，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
凯恩斯和怀特计划最大的不同在于英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凯恩斯计划是从债务人的角度制定的，想得到一个无附加条件即可借钱的计划。而怀特计划则是从债权人的角度制定，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最担心自己成为各国的“取钱罐”。所以怀特计划的资金需求量比凯恩斯计划要小得多。“怀特方案”强调黄金的作用，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实际上这是在强调美国的作用，因为美国黄金储备雄厚。另外，怀特计划中还有关于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规划，将长期性的融资安排赋予这个机构。 1943年9月，英美之间就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进行了谈判。凯恩斯本来以为只要一个周末就能搞定，怀特觉得大概需要一周，结果凯恩斯在美国足足待了6个星期。在谈判桌上，怀特不是凯恩斯的对手。凯恩斯口才出众，怀特则言辞笨拙，声音嘶哑。他最怕和凯恩斯公开辩论，因为每辩必输。但所有的牌却都在怀特手中。怀特的身后是一个强大的美国。贵族出身的凯恩斯只能降尊纡贵，1944年4月，英国做出了巨大妥协。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
布雷顿的“疯人院”
1944年7月1日―22日，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有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730人，包括拥有多达33人的中国代表团和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凯恩斯的夫人，俄罗斯裔的莉迪亚・洛波科娃将举行会议的华盛顿山饭店比作“疯人院”，44个国家的代表，不同的语言，令人费解的法律词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属于两个人的会议，其他代表都是来“打酱油”的。
这个“疯人院”正是凯恩斯，尤其是怀特想要的，因为“这更加容易迫使各国接受既成事实”。美国的一名代表曾描述凯恩斯在会议上垄断会议进程的过程，“当有人提到15节C条时，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屋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它为何物。因此在你还没有机会回到15节C条去看看他在说些什么之前，他会说‘我没有听到对此条的反对意见’，于是该条款就通过了。当时，每个人都还在寻找15节C条在哪里，他却说，我们现在讨论26节D条。然后人人又开始在文件中乱翻，还没等你找到，那一条又通过了。”同样，这一幕也会发生在怀特主导的第一委员会的讨论会上。会上讨论的都是各国官员们从没有听说过的技术性问题，而且一开就是20多天。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基本上都在睡觉，他们感兴趣的是晚上的舞会。中国代表会议期间没什么表现，倒是在外出爬山时被附近居民误认为是蓄意破坏的日本间谍差点被击毙，以至于代表团成员“抱头鼠窜，斯文扫地”。
在今天看来，作为美国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友、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表现无疑与其当时的国际地位不匹配。实际上，美国最初是将英国视作对手，认为拉入苏联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保证战后的霸权非常必要。怀特就表示，美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世界未来的发展要远高于美英关系。美国有学者甚至提出美苏共治世界的主张。1943年，美国财政部准备给予苏联10%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美国人虽然给足了苏联面子，但斯大林的苏联政府却一直对来自西方的任何表面工作都保持警惕和防备，绝不愿成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权的附庸。于是，战后在国土周边国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便成为苏联的基本国策之一。结果，尽管苏联勉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了字，但却于1945年12月29日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一片吵闹声中，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凯恩斯计划为补充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总部都设在华盛顿。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形成。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两点：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第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各国政府可以以35美元一盎司（约31克）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另外，各国还同意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借入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会员国所认缴的份额越大，得到的贷款也越多。
有人形容该制度不过是“美元交响曲的新乐章”。美国以不到30亿美元的出资额享有了IMF和世界银行27%的投票权，这一比例最高曾达到33%。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要求80%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新的决策，美国因此而获得了否决权并由此控制了国际金融秩序。
凯恩斯没有像英国人期望的那样，用他聪明的脑瓜子去打开美国人的钱袋子。但从当时客观现实来看，怀特计划无疑比凯恩斯计划更加可行。因为保证美元强大信用的，与其说是黄金，不如说是美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威望。比起由一个人们并不了解和信任的国际机构发行一种陌生的新货币来说，用美元做结算储备货币更有利于迅速恢复信用，刺激国际贸易。
2016年10月1日，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人们在庆祝67周年的同时，另一个喜讯也如期来到了中国大地上：人民币被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SDR”），成功以10.92%的权重“入篮”。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外贸、投资和金融等行业的头条新闻。
在一片欢呼雀跃声中，大家纷纷开始剖析人民币“入篮”为各行各业带来的利好。事要知其所以然，剖析利好只是人民币“入篮”带来的影响，但什么是SDR、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SDR等问题，似乎被大家置于脑后。本着“不忘初心”的原则，本刊记者将与大家一起探讨SDR与人民币的那些事儿。
SDR的诞生
SDR又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其诞生要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百废待兴。成为新晋强国的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几乎占全球总量3/4的黄金储备，主导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由于这一体系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完成的，因此，该体系便被命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MF就是该体系的产物之一。
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货币方面主要涵盖6个方面。
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确认1944年1月美国规定的35美元/盎司的黄金官价，即1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按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为使黄金官价不受自由市场金价冲击，各国政府需协同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这一黄金官价。
第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他国家政府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
第三，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规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若市场汇率超过法定汇率1%的波动幅度，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稳定。若会员国法定汇率的变动超过10%，就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1971年12月，这种即期汇率变动的幅度扩大为上下2.25%的范围，决定“平价”的标准由黄金改为SDR。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种汇率制度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
第四，各国货币兑换性与国际支付结算原则。《协定》规定了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原则：任何会员国对其他会员国在经常项目往来中积存的本国货币，若对方为支付经常项货币换回本国货币。考虑到各国的实际情况，《协定》作了“过渡期”的规定。《协定》规定了国际支付结算的原则：会员国未经基金组织同意，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
第五，确定国际储备资产。《协定》中关于货币平价的规定，使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六，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购买（即借贷）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会员国所认缴的份额越大，得到的贷款也越多。贷款只限于会员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即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
20世纪60年代，伦敦黄金市场价格曾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35美元/盎司20%，美元因此大幅贬值。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单一货币挂钩的弊端。于是，SDR应运而生。
SDR的用途
SDR曾与16国货币挂钩，自1986年1月1日，SDR改为以国际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额最高的5个基金成员国的货币组成SDR货币篮，以后每5年调整一次，该5国货币被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按照1986年1月1日生效的SDR货币篮子，SDR集合表示着美元、马克、法郎、日元和英镑5国货币的价值。欧元推行后，该货币篮子改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
SDR包含6种主要用途。
第一，参加国基于国际收支平衡或储备地位的需要，可申请基金组织在SDR账户下安排向其他参加国兑换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基金组织在收到申请后，可协调指定某些参加国（国际收支情势好、国际储备地位强）为承兑SDR的对象，并在规定期限内与申请国兑汇；申请国的此种兑汇没有比例限制，可将其持有的全部SDR兑为可自由使用的外汇。
第二，某一参加国也可通过与其他参加国达成协议的方式，以SDR兑换为等值的其他通货（包括不可自由使用的外汇），而不必征得基金的批准，也不必遵循基金的相关规定与原则（包括有关兑汇“需要”的限制）；但此类交易以不违反《协定》第22条规定的原则为准（改变国际储备结构）。
第三，参加国可以申请将其在SDR账户下持有的SDR转入一般资源账户，以补足该参加国在一般资源账户下储备部分不足其配额25%所形成的债务，或者用于偿还其所欠基金的其他债务（如依《协定》第5条第6款所欠债务）；基金SDR部收到该申请国的申请后，实际上须将该SDR向其他参加国兑换为所需的通货，并转入该申请国的一般资源账户，故此过程中，基金须征得相关兑汇国的同意。
第四，SDR按照可调整的比例，集合表示着5种可自由使用货币的币值，即“SDR货币篮子”，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作为货币定值单位。
第五，只要经基金组织批准，SDR还可以用于基金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其他相关金融业务。从基金组织已有的决议和目前的实践来看，SDR已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被用于远期贸易付款、特定的贷款、国际金融结算、国际金融业务保证金、基金利息与红利支付、赠款等。
第六，SDR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国际储备资产，又是一种货币定值单位，可在任何时候改变SDR的计价方法与原则。SDR在创立时曾与黄金直接挂钩。
SDR与人民币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2015年11月30日，IMF主席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该决议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那么，人民币为什么如今才得以入篮？当然，这与中国国力上升、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增强密不可分。此外，由于IMF每5年才会对SDR货币篮子进行审议，因此，对于人民币来说，上一次“入篮”机会是在2010年。
2010年，人民币在“入篮”一战中铩羽而归，IMF给出的解释是人民币未达成“自由使用”的标准。2014年，当IMF再次对人民币进行评估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在近几年的成就（见表）。
人民币的意愿
虽然SDR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人民币“入篮”的意愿为何如此迫切？从国家层面来看，人民币“入篮”有两方面的意义。
地位象征
SDR毋庸置疑是地位的象征。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人民币却没有占据相应的国际地位。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使用”的进程。“入篮”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将大大提升，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最终使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率和储备率提升。
战略需要
关键词：SDR、国际货币体系、储备货币
一、特别提款权
（一）什么是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在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是SDR与其他储备资产相比，有着较大的限制：SDR只是账面上的资产，不是真正的货币；SDR只在IMF及各国政府部门之间有效，在私人部门无效，而且不直接用于贸易及非贸易支付。
特别提款权设立的原因
特别提款权创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早在1960年，特里芬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认为如果储备中心国家国际收支盈余，则将带来全球储备资产短缺，这就需要创立新的储备资产来弥补现存资产的不足；另一方面，如果储备中心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则将造成全球储备资产激增，这时也同样需要以新储备资产来代替原来的储备资产，以挽救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特里芬难题。当时美元危机频发，各国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不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急需增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来，否则会极大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此时发行SDR，补充现有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就成了基金组织最紧迫的任务。
（三）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特别提款权既不是货币，也不是对IMF的要求权，而是一种对IMF会员国间自行使用货币的潜在要求权。它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动用SDR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偿付逆差；第二，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可通过达成协议，用SDR换回对方持有的本国货币；第三，会员国还可用SDR归还向基金组织的贷款以及支付相应的利息费用。
二、重新定位特别提款权的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缺陷，此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特里芬难题，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更加严重，这种不对称性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供给已经不再受到黄金供应量的限制，而是服务于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复苏经济而过度发行货币造成了美元供过于求，导致全球的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甚至是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泛滥，这样就会增加美元（储备货币）持有者的风险，他们担心美元贬值缩水；另一方面，美元发行者担心由于持有者的信心丧失而造成国内经济的巨大的动荡，这两方面都同时增加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潜在风险。
这时就非常需要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来终结这种不稳定性和不对称性，所以特别提款权就被重新提上了日程。因为SDR具有其他储备资产无法比拟的优点：第一，SDR以一篮子货币为定价基础，稳定性比较高，历史数据表明，SDR币值的波动率远远小于任何一种信用货币的波动率；第二，SDR可以降低信用风险，因为SDR的分配是一种永久性的增加，不存在收回的风险；第三，SDR的成本很低：首先是它的创造成本几乎为零，其次如果一国持有的SDR与基金组织分配的SDR相等，那么该国与基金组织就不会发生任何相关费用。虽然SDR有这么多的优势，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基金组织发行SDR的限制过严，难以满足国际储备增长的需求；IMF对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方式不合理，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SDR的定值也是不合理的，只由五种货币定值（美元、英镑、马克、法国法郎和日元），其中任何一种货币价值的变化都会影响到SDR定值的稳定；IMF限制了SDR的使用范围，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结算。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必须对特别提款权进行重新定位。
三、如何重新定位特别提款权
重新定位后的特别提款权应该是一种能够弥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其应该满足三个要求：第一要遏制美元本位带来的既是货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稳定全球经济；第二，要充分发挥SDR原来功能的优势；第三，避免SDR原来功能的劣势。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拓宽SDR的使用范围。首先，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其次，积极推动SDR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的使用范围。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可以有效减少因使用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2.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约有一半的世界经济增长来源于发展中经济体，为了使SDR更具有合法性和吸引力，应该考虑增加SDR篮子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并根据经济情况相应地调整各货币的权重。
3.调整SDR的分配方式。当前，SDR是按照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进行分配的，发达国家对国际储备的需求较小却获得了新增SDR的大部分份额，而大量需要储备以应对各种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得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样的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需要调整。我们建议，可以先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70%）按照现行的分配方式进行分配，另外一部分的分配可以考虑一些特别困难国家的需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多分配一些。
4.完善SDR的发行方式。首先要增加SDR的发行量，因为SDR占全球储备资产的比重很低，只有4%；其次，找到一种最有效的发行方式，即采取逆经济周期发行与定期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定期发行SDR，而在危机期间，逆经济周期发行SDR，这样不但能够满足全球储备增加的需要，而且能够平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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