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7: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南海纷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石鉴明
大自然造就的南海啊，
不愧为太平洋的聚宝盆。
蓝蓝的海水映照着蓝蓝的天空，
海面上移动的渔帆啊，
恰似那飘游的白云。
一座座岛礁，
一片片鱼群；
一条条沙滩；
一簇簇椰林……
这是我们的祖宗之海啊，
世世代代养育着我们自己和子孙！
甲金篆隶诉说着华人开拓的历史，
秦砖汉瓦把中华民族的记忆留存。
魏晋南北朝书写出纷争的岁月，
隋唐宋把民族安陆通海的史绩刷新。
“元青花”保存着民族的拓展史，
明大船闯开了南海通往全世界的大门。
记忆深刻的康乾盛世啊，
谱下了中华民族数百年的旺兴。
远古“精卫填海”的神话，
填的可是中国南海？
《诗经》中的《柏舟》，
留下了中华民族关于舟船的发明。
秦始皇派徐福渡海为自己寻找不死药的传说，
口口相传，不断翻新。
大英雄曹操的《观沧海》，
咏唱的是哪片海？
郑和七下西洋屡经南海，
就是不可否认的千古不朽的铁证。
南海是中国的，
中国人是南海最早的主人！
我国的大陆，
我们的海域，
是那么的辽阔；
是那么的苍劲；
是那么的威武；
是那么的蓝深……
如果说长江黄河是我族之源，
那么我们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辽远的祖海，
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南海，
南海——母亲！
伟大祖国的版图上，
从来都有您坚强辽阔的身影；
中华民族的航海史上，
最早记载着您的美丽，
您的富饶，
您的坚韧。
您博大无比的胸怀，
映照着太阳、月亮，
装满了难以计数的星星。
您是地球上无数小溪的家园，
您是大洋中最富潜力的精灵。
您是祖国胸脯上一枚湛蓝的勋章；
您是中华民族英雄诗史上的诗魂！
中国的领土寸土不让！
祖国的领海寸步须卫必存！
中华民族早已不是“东亚病夫”！
谁敢在东方雄狮身上拔毛，
谁就是自取灭亡，
自留笑柄！
保卫祖国！
保卫海疆！
保卫南海！
保卫东沙、西沙；
中沙、南沙
还有曾母暗沙！
这些地理教科书上的概念，
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然而，今天南海的岛礁被侵占的太多太多，
早就侵犯了我国的核心利益，
早已刺痛了民族的自尊心！
谁要想夺取其中的一个，
那怕是一个黄岩岛、中业岛，
整个中华民族，都不会答应！
南海已经卷起怒涛，
狂风暴雨将要来临！
假如祖国需要我老夫出征，
我同样会脱下便衣，披甲上阵！
为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与发展，
我们不怕流血，
不怕牺牲！
当然，
我们仍然期盼安宁和平！
然而，
侵略者屡屡来犯，
我们不能一忍再忍，
只有团结一心，
将侵略者赶出家门！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我们不是“支那人”！
我们早就有了“两弹一星”，
我们是13亿多人组成的钢铁长城！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
我们是可以上天入海的龙的传人！
不妨借鉴一下先秦策士司马错的战略思想：不与大国在热点地域角力以求虚名，而在不惹人注目之处争取实利，“利尽四海，而诸侯不以为贪”，这是最高明的。
在美国的智囊团队中，布热津斯基无疑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尤其精于地缘政治研究，在其近年撰写的《战略远见》一书中，他提出，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美国应着重处理好以中国为中心的两个相互迭加的三角形：“第一个三角形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第二个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在这个三角形中发挥支撑作用。”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一亚洲地缘政治思考。
应当承认，这两个三角形是对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客观描述。这既是由亚洲诸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由相关国家的历史渊源和经济发展决定的。布热津斯基认为，第一个三角形牵涉到亚洲首席地位的争夺。谁将成为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国，是“龙”还是“象”？他认为，两个国家似乎都有这一愿望和可能。但两国有着相互戒备和彼此不信任的心理，特别是印度，处处表现出挑战和敌视的态度，其媒体也热衷于夸大两国间的矛盾和敌对，鼓吹复仇主义，并对中国发展与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友好关系深怀猜忌，认为这是在建立针对印度的包围圈。
第二个三角形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中国能否在亚洲大陆充当主导性的强国，也涉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在这一三角形中，中日韩之间一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一方面中日之间、日韩之间又有着强烈的历史积怨、领土纷争和政治矛盾。还不止此，东南亚各国也是这一三角形中的重要参与方，他们同中国也既是经济上的重要伙伴，又在南海上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岛礁和海域争执。这种异常复杂的局面，给美国提供了可以纵横捭阖、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缘战略，首先理所当然的是，美国要成为亚洲地缘战略的操盘手。它要在这两个三角形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主导性作用，从而动态地维持各方的力量均势和战略平衡。然后，顺理成章的，就是要遏制任何一个可能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国家出现。在其早年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他把整个欧亚大陆划分为中间地带和西部、南部、东部四大地缘战略区域，其中的南部和东部就基本上相当于其在《战略远见》一书中所强调的亚洲的两个三角形。
在他看来，如果南部地区（第一个三角形）不被某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地区（第二个三角形）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基地，那么美国就有把握把控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因而在第一个三角形中既不能让中国独占头，也不应放任印度异军突起，出于这一考虑，他反对美国国内一些人士提出美国应与印度结盟以遏制中国的主张，认为这既结怨于中国，又有可能使印度做大，更会使俄罗斯坐收渔翁之利，完全不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同样出于这一考虑，他也希望中国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紧张，并调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一起构成对中国的制衡;当然，这里也有防止日本东山再起，重新成为可以在太平洋上挑战美国的海洋强国之意。
值得欣赏的是，布热津斯基主张美中应建立一定程度的伙伴关系，认为横跨太平洋两岸的美中是天然的地缘战略伙伴，两国历史上恩怨不大，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没有称霸世界的意愿。两国的利益应该是妥善地面对和处理当前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稳定。
现在看来，美国高调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其大者，应该说与布氏之见相去不远，但却更加强化了对中国的遏制。布热津斯基过去曾经多次批评美国未能很好地利用冷战结束一家独大的局面乘势而进，却把宝贵的资源都用到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主要战略方向上，以致白白浪费了20年的时间。对此，我们当然能从中读出其中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但是，布热津斯基的高明之处却在于：既然美国已经失去了遏制中国的最佳时机，那就应面对现实，转而与中国合作相处，这可能更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然而，美国的执政当局似乎远没有这么理智和睿智，它与日本不断搅动东海、南海，破坏亚洲地缘政治稳定，近来更是动作频频，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
不妨借鉴一下先秦策士司马错的战略思想：不与大国在热点地域角力以求虚名，而在不惹人注目之处争取实利，“利尽四海，而诸侯不以为贪”，这是最高明的。
关键词：统一；地理区域联合；皇帝；三公九卿；郡县制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秦朝开始。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争霸的局面，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先河。
所谓“统一”，既是“统”，又是“一”。“统”即联合，就是把各个部分联合起来，联而归“一”，即“统一”。传统观点认为，从历史史实角度而言，“统一”，就是在中国的地理范围内，由一个政权把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联合起来，并对各个部分实施有效的治理，但笔者认为秦的统一中的“统一”一词除了包含地理区域上的统一之外，还应包括权力上的统一。
一、地理区域上的统一
地理区域上的联合主要分为三步完成：一是秦王扫六合，完成地理区域上的初步统一；二是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完成对秦疆域的北方区域的统一；三是南服百越，将版图扩展至岭南地区直至南海。
（一）秦王扫六合
秦王政扫灭六国只是秦朝完成统一的最后一步，在此之前，共有六代君臣为此前赴后继。具体来说，秦灭六国始于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成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历时141年。秦的统一来之不易，先后经历了4个历史阶段：一是变法图强阶段，即秦孝公时期，通过两次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的基础，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者之一；二是拓展军力阶段，即秦惠文王时期，制胜邻敌，收复失地，南并巴蜀，夺取汉中，使国力倍增，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首强；三是进军关东阶段，即秦昭王时期，通过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纵横捭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等手段，在伊阙之战、济西之战、鄢郢之战、长平之战取得4次决定性胜利，造成六国弱、秦国强的局面；四是扫灭六国阶段，即秦王政时期，进一步广纳人才，“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以风扫残云之势而席卷天下，最终完成统一大业。①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秦朝开始，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完成了地理区域上的初步统一，继而向北继续扩大自己的版图，北击匈奴、修建长城。
（二）北击匈奴，修建长城
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战国时期，中原战乱频繁，匈奴骑兵不断南下，占地扰民。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屯兵上郡，“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并从内地移民垦田戍边。为长久防范和抵御匈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了西起临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的万里长城，长城是秦朝疆域的最北端。稳定了北方之后，秦始皇将目光转向了南方。
（三）南服百越
自春秋战国以来，南越一直对中原地区存在威胁，不时骚扰中原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兵征服岭南越族地区，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为转运粮饷，秦始皇开凿了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对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郭沫若先生评价灵渠时说：“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②灵渠在加强中央对南越的有效治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地理区域上的统一之外，秦始皇加强权力也是“统一”的重要表现。
二、权力上的集中
“权力上的集中”指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完善。战国时期，商鞅已在部分地区实施县制，将地方权力逐步收回；秦朝建立后，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终确立并加以完善。
（一）皇帝制度
天下初定，秦王嬴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先确定个名号，“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自感功高盖世的嬴政，认为“王”的称号不足以显示其权势和地位，于是下令群臣议名号，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去掉‘泰’字，加上‘皇’字，采用上古‘帝’位的名号，称为‘皇帝’。”③“皇帝”名号的确立，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显示了皇帝独尊的权势和地位。
如果说“皇帝”制度是核心，是根本，那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就是核心的支撑，是权力统一的重要基础。
（二）三公九卿制度
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并且要有皇帝的虎符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三公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佃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④
三公九卿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皇权为中心构建中央行政机制。“三公九卿”分工紧密，提高了办事效率，但都要围绕皇权这一中心来设置和运转。三公之间互相牵制，任何人都无法独揽大权，最终军政大权全部由皇帝一人操纵，保证专制皇权不致旁落。
（三）郡县制
在地方，完成权力统一的重要措施是实行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里。秦始皇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⑤
郡县制的特点是选官不问身份，实行俸禄制度，官位概不世袭，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遣，官僚政治正式取代血缘政治，是秦朝成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重要标志，是“皇帝”制度的重要补充，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完成权力的统一。
秦王扫六合，完成地理上的统一是权力集中的基础，是前提条件，反过来，权力集中也保证了地理版图上的稳固不分裂，是地理版图完整的必要条件。
注 释：
①霍印章.秦统一中国的战略谋划.中国军事科学，2006（5）：63-67.
②出自郭沫若《满江红》碑刻.
③出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出自《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笔者曾供职于国内A与Y两家内衣企业，任职市场策划，A是以生产销售普通内衣为主的企业，走的是品牌连锁下的特许加盟；Y是以生产销售塑身内衣为主的企业，销售的渠道是以美容为主的高档消费场所。两家的销售模式不同，在品牌塑造上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营路线。A企业因为其经营者的经营意识超前，提出以品牌战略带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在品牌的塑造上有一套系统的计划，包括企业VI的导入、品牌形象的传播与宣传等一系列具体的执行方案。因此，经过几年的努力，其品牌形象在国内二线品牌上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品牌形象的成功建立，对于吸引加盟商的加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市场的份额也在不断地扩大。而Y品牌，在企业转型的前几年，因为一直关注着设计的开发，而忽略了品牌的建设，虽说在前期该企业靠款式的设计赢得了市场的份额。但对于企业招商，存在着品牌知名度不高的因素，还是制约了其企业市场的开拓。当其经营者醒悟过来时，发现其企业的生存环境已不容乐观，作为当时同时起步的企业，Y公司在品牌塑造上已远远落后于其他企业，没有办法，只有奋起直追，但已是时不我待，错失了良机。
服装业的品牌建设已从当初纯粹视觉识别走向注重品牌的文化内涵，以品牌的文化内涵建给消费者带来衣着的精神享受，培养忠实的消费群体。但目前总体来说都处于一种过渡，品牌建设任重而道远。关于品牌建设，大卫.奥格威在brand image“品牌形象论”曾说过任何一个广告都是对广告品牌的长期投资，广告的诉求重点应具有长远性。因此，企业的品牌形象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可建立的，而是一个系统化长期性的工程。下面，笔者浅显地阐述从几个方面来塑造品牌形象。
广告宣传
广告宣传是塑造品牌的最直接地方式之一。通过图文声音的方式，运用纸质媒体与电视、广播媒体、POP海报、宣传单张等宣传载体，把企业的形象向公众展示，能直接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以至产生购买力。在具体的运作中，各企业的区域市场不同，选择的媒体也应有区别的，如果是针对全国性的品牌塑造，可选择全国性的媒体，如单针对某个地区的某一项活动，可选择区域性的媒体，这要求市场部的人员在选择媒体上，有区别性与选择性的对待。
专卖店的形象建设
统一的专卖店形象建设，给能消费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及产生深刻的记忆。这方面要求企业在专卖店形象的设计上，严把设计关。为了更好宣传品牌，在专卖店的设计上，应追求视觉冲击力，要使商业空间展示在五彩缤纷的都市环境中引人注目，就必须依靠视觉冲击力，它有赖于色彩、造型、面积、形式等诸因素的对比组合，在人们来去匆匆的瞬间，加强视觉吸引，引发视觉兴奋，从无间识到有目的关注商品，引发购物行为，其二，应突出商业品牌的标识，商业门面的设计必须突出店名，商号与品牌标志达到“宣传品牌，招揽顾客，让消费者产生兴趣，进店先择购物”的目的。。务必要求各加盟商严格执行公司的政策。笔者曾遭遇因为公司执行不力，而导致加盟商因为经费问题与材料的问题，公司统一设计的专卖店施工图，因为监督不力，而导致全国各地的专卖店形象不同，无法很好的对品牌进行统一宣传的后果。
事件宣传
以巡回演出为事件营销，吸引媒体与消费者的眼球，为品牌的塑造最好的路径之一。当年爱慕的“爱慕.敦煌”与黛安芬的“梦醉霓裳桥”作为大型时尚巡回演出的先驱者，在全国掀起了另一轮的内衣时尚热潮，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大，常为内衣界人士称道。这样，一方面，企业宣扬了内衣时尚的趋势，另一方面，对于其品牌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有时尚潮流的新闻价值，一时，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纷纷争相报道。起到了不花钱，免费为企业做广告的宣传功效。也吸引着众多内衣企业与专业人士的关注，以至于在其后，南海某家知名的内衣企业紧接进行跟进，在其区域市场内，举行了全国内衣秀，也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参与服装交易会
对济南佛教具有开创之功者，当首推佛图澄弟子竺僧朗，世称朗公。他于秦皇始元年(公元351年)，在泰山北麓金舆谷(在今历城柳埠镇)传法。其所建寺院，世人多呼为朗公寺，这是山东有史记载的最早佛寺。朗公以其卓越的德识经营着金舆谷，他的修为深得当时统治者们的敬重，以至虽然当时各国战乱纷争，却在尊敬供养朗公方面取得了高度一致。包括前秦主苻坚、后燕主慕容垂、北魏主拓跋硅等在内的7位帝王都曾争相供养他，并与他有书信往来。帝王贵胄们不仅馈赠大量金帛、奴仆与土地，南燕主慕容德甚至封朗公为东齐王，并诏领附近奉高(今泰安)、山茌(今长清)两县之赋税。朗公辞封号而受赋税，借助诸国的扶助大规模扩建朗公寺。他还延请自己的同学，即佛图澄门下的高僧道安、法和等到金舆谷讲学。这一系列的努力，使朗公寺成为当时山东地区当之无愧的佛教传播中心。
在继承朗公衣钵的释僧意带领下，该寺实力日增。寺内同时供有“高丽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7国金铜佛像，表明该寺不但财力雄厚，而且与外地甚至外国佛教界往来频繁，具有很高的佛学成就和影响力。
进入隋代，朗公寺又遇到了一次重要发展机遇。隋文帝之母吕苦桃为济南人，开皇三年，文帝杨坚因“通征屡感”而改朗公寺为“神通寺”为亡母祈福，并大兴土木扩建，以感佛佑之恩。开皇十五年，他下诏让河南王为神通寺大檀越。仁寿年间，又命高僧法瓒护送舍利到此，修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单层石塔建筑一一神通寺四门塔。唐代是神通寺石刻艺术发展的高峰，不但在唐初新凿了千佛崖，唐太宗子女曾来此为父亲造像祈福。盛唐时，还修建了名扬天下的大龙虎塔等佛教艺术精品。虽然唐代之前已有多次毁佛运动，国内寺庙经像毁坏殆尽，但《续高僧传》称，至唐初时该寺早期造像仍保留完整。这不能不归功于竺僧朗，正是他的威望，曾让该寺“三度废教，人无敢撤”。如前秦苻坚下诏沙汰天下众僧时，又特别立诏赦免朗公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都相当彻底，然而神通寺竟能躲过两次大劫，堪称奇迹。
自神通寺向西16公里，跨过层层山峦，至方山之阳的山谷中，是泰山北麓另一座巨刹――灵岩寺。这是济南地区现存最大的佛教文化胜地，群山环抱，幽景叠翠，飞鸟鸣泉伴斜阳古塔，风物绝佳。
相传灵岩寺的开山祖师也是竺僧朗，故今日方山附近仍有“朗公谷”等地名。北魏正光初年，法定禅师在今半山腰甘露泉一带引泉建寺，名声渐盛。后来隋文帝曾参访灵岩寺并给予大力赞助。
灵岩寺真正的巅峰期在唐代。贞观年间，通过慧斌禅师的牵线搭桥，灵岩寺得到来自长安的支持。慧崇禅师借机大规模扩建寺院，将灵岩寺从甘露泉迁至今址，并创建了般舟殿、千佛殿、御书阁等，遂成一方巨刹。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和武则天封禅泰山途中，特意驻留灵岩寺多日。此行让“二圣”对灵岩寺钟爱有加，遂从国库拨款，在寺内大兴土木，修建多处殿塔，并铸造了巨型的“六身铁像”。今日所谓灵岩寺著名景点“铁袈裟”，只不过是当时某身铁铸力士像的腰、股部残块而已。
开元年间，禅宗北宗神秀的弟子降魔来到灵岩寺，使这里成为禅宗北宗重镇。为让僧众坐禅时提神，降魔还在灵岩寺兴起了饮茶之风。因该寺与北方士大夫阶层关系紧密，且寺僧四处游方，饮茶习俗遂得以迅速传播。文人士大夫们讲究精致的生活品位，创造出精细复杂的茶具和饮茶礼仪，茶文化由此确立，而灵岩寺堪称中国茶文化的祖庭。
经过唐初与盛唐时期的大发展，灵岩寺终于跻身全国最壮丽的寺院。成书于元和年间的《十道图》，将其与“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并称为海内“四绝”。
北宋时的灵岩寺香火更盛，“四向千里”的信众争相前来施舍，致“岁入数千缗”。嘉祜二年建成灵岩寺的标志性建筑――辟支塔，塔基束腰部分现存37幅浮雕阿育王故事画，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明万历年问，原般舟殿内残存的27尊北宋泥塑罗汉被迁至千佛殿内，并新补塑13座。这批栩栩如生的罗汉像是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精品，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今日灵岩寺有古松名日“摩顶”，传说唐三藏法师西行取经前曾摩其顶。考此三藏法师并非玄奘，而是另一位唐三藏――济南籍求法高僧义净。义净幼年出家，从名师并游学各地，佛学功底很深，但因胸中疑问渐积，遂决定西行求法。在玄奘回国27年后，义净取海路从广州出发，经南洋诸国到印度，22年后回国。在武则天和中宗的支持下，义净到洛阳和长安主持译经场，先后译经107部、428卷，并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对研究当时的海路地理、中印文化交流史等极具参考价值。因其卓越功绩，义净与法显、玄奘并称三大求法高僧，又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
特殊的历史机缘，让灵岩寺躲过了数次战火和10年浩劫，保存下大量的古建筑和雕塑等遗存，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
繁华都市中不乏名寺，济南城内开元寺和城侧大明寺即为妙例。2003年，济南古城内县西巷南部出土众多佛教造像和一座北宋砖砌地宫，地宫内的宋代碑记证明该地为济南府城内开元寺旧址，之后该地段又多次发现与佛教寺院相关的遗存，说明该寺曾是规模数万平方米的大寺。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诏令诸州各建开元寺，齐州开元寺即是全国数百座同名寺院之一。从出土造像题记上推断，开元寺在武周时期曾名大云寺。根据出土的造像风格看，该寺初建年代至少可上溯至东魏。一批精美的北齐时期单体石造像的发现，证明该寺初次兴盛发生在北齐时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济南南部山区的崇佛活动几近停滞。从出土遗物可以考证，开元寺第二次兴盛期应在高宗后期到开元时期，巧合的是，这段时期恰好又是南部山区石窟造像的中辍期。可以说，城内开元寺与城南山寺，曾呈现交替活跃之势，形成一种别致的文化现象。五代时，因本寺高僧义楚向后周世宗进献《释氏六帖》，被赐号“明教大师”。开元寺得到当局的庇护，因而在随后的抑佛运动中得以幸免，这使得该寺能在北宋时期再次繁荣。
“在我心里你是莲花一朵，你给我的美是那么多；你把山路给我，去寻找神奇的传说。你把沙滩给我，大海有无穷的欢乐。你把童心给我，我无忧无虑地唱歌。你把思念给我，走遍天涯也把你想着……”
转眼，离上次游普陀山已经四年了。可是正如这歌词里所唱的，走遍天涯我也念念不忘那石板小路隐入苍翠的古树丛，古树掩映着一角黄墙，墙里墙外有那终日萦绕心头的经声海涛，还有，还有那为了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姑娘甘愿湿了自己裙摆的观音!
打那以后我便对普陀山有了浓厚的兴趣：这里怎么会成了观音的道场?中国老百姓对观音的喜爱为什么远远超出其他菩萨?近年来普陀山连续举办四届观音文化节，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这海天佛国。普陀山去年一年的游客竞超过了300万。虽说历史上有过“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毕竟事物都在变化中，看这势头普陀山似乎是欲问鼎“四大佛教名山”了。
可惜的是我未能亲自参加“观音文化节”，当我从网上看到那些游客信众，尤其是老人孩子人手捧着一盏莲花宝灯随着“灯流”在海印池畔缓缓绕行的照片时，被他们一脸的虔诚，一脸的幸福深深地感动。于是今天我又和四年前一样，约了舟山当地的故友德兄再次渡海来朝拜我心中的圣地。
观音爱上了这朵海上美丽的小白花
与挚友携手游名山，这本身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当渡轮驶向普陀山，带着微微咸腥味的海风迎面吹来，看着无边的海波轻轻地翻动，几只海鸥舞动着银白色的翅膀一路追随着我们，我的心情就和这蓝天一样清明澄碧。上次来普陀我曾埋怨过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不能像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到观音菩萨的紫竹林去。就是面前这位德兄告诉我：普陀山在海中正是它的脱俗之处，它是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兼有山海之胜的“海天佛国”。乘船渡海既是这次旅游的特色，又是让人有个心灵准备的过程，让海风净化心灵、过滤俗念。这样的旅游与匆匆忙忙“飞车看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德兄给我看一本杂志，里面有一幅航拍的普陀山全景图：上有蓝天白云，下有碧波万顷。而几乎被绿树全部覆盖的普陀山就荡漾在这大海之中。照片里还有小小的庙宇和南海观音铜像依稀可辨。《普陀洛迦山志》说：“山处杭州湾外，孤悬海中，为舟山群岛组成部分。”而山名源于佛经：观世音的住处是“补怛洛迦”，简称普陀，意译为“美丽的小白花”。
德兄告诉我，唐代的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指出，经书里的这个“补怛洛迦”山其实在印度的南部海域。但十二世纪以后印度佛法消亡，南印度道场消失，中印佛教交流也中断了。而中国的浙江梅岑山却不断有观音现身的传说和记载，如在唐朝有位梵僧登山燃指，看到观音现身还送给他一块宝石。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手里曾钦派人到普陀山供香幡，开了朝廷供奉的先河，而宋神宗赐额“宝陀观音寺”便成了标志：观音道场的地位在中国正式确立了。
我一面听着德兄的讲述，一面在想：一定是南印度道场废弃之后，观音菩萨腾云驾雾巡游世界各地名山大川。当她飘然来到杭州湾的上空看到万顷碧波中这朵盛开的“美丽的小白花”，一定是眼前一亮，这里的花草树木，山石泉流比经书里描述的更加迷人美丽，她便毫不犹豫地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嗨，发什么呆啊，普陀山到了!”德兄一面帮我拿包，一面朝我大叫。
有趣的说法处 难忘的海涛声
虽是元宵节刚过不久，佛顶上却是一派春天的景象。想起四年前登佛顶正逢大雾弥漫，山道上十几米外便是一片混沌。好几次，刚从迷雾中显出一个宽袖长袍的僧人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身边飘然而过。回过头去再看，他已隐没在乳白色的雾幔之中，只留下隐隐约约似有若无的背影。我们就在腾云驾雾中寻寺访僧，连寺庙里的观音、罗汉全在缕缕雾气的缭绕之中显得格外灵动和神秘。当时一面庆幸自己领略到了佛国奇雾，一面又遗憾不能从佛顶俯瞰普陀山全景。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普陀山果然到处古木参天，奇石遍布，山坳里掩映着寺院的黄墙和飞檐，道路旁摇曳着青竹与翠柳。尤其是远处千步沙一带碧海映蓝天，金沙接银浪，再远处隐隐可见南海观音的铜像，她正伫立在龙湾岗巅，面对着一望无际、波光粼粼的大海!这景象比起经书中所描述的毫不逊色!
可笑的是我仿佛给自己下达了一个任务：好像一定要“考证”出观音菩萨确实在普陀山呆过。迫不及待地催着德兄带我到观音说法处去看看!
观音说法处在西天景区。说法台是块方广30多米高大的巨石，顶平如台，稳稳地坐落在台基上，背后衬着苍翠的古树和蓝天白云，前面有一小片空地，再往前略低处便是司名遐迩的“磐陀石”。这是由两石累叠而成的，下面的石头高高耸起，上面的石头上大下小，呈菱形，“两石相累处仅一点，望之若悬，观之欲坠，势若滚卵。”有人把这菱形的磐陀石说成是观音的木鱼。可以想象，观音菩萨端座在高高的说法台上，给众神讲佛，远处又有大海的涛声伴和，这情景与经书上描述的多么相似：“观自在菩萨于金刚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如果说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到观音与众菩萨的话，还有当时听观音说法的听众在现场作证：那就是卧牛和二龟!
在不远处有一头石牛匍伏在地，高高耸起的脊背、弯弯的牛角和那埋头熟睡的姿态真是惟妙惟肖。谁也不知道它在这里已经睡了多少年，我拍拍牛角，轻抚牛背，也许它太累了，它丝毫没有醒来的意思。德兄笑着说：“居然在说法台前睡着了，真是对牛弹琴!”我却以为也许在它甜美的睡梦里有云拌雾和的半轮明月，有横笛吹散的一池睡莲，它不愿意醒来。也许它正在梦里琢磨着观音讲的佛经，不悟透了绝不起身……
更有趣的是在磐陀石的西下方山麓间有一块突起的巨岩，一只石龟已经爬到岩顶，伸着脖子回过头来招呼后面的同伴。另一只石龟正缘着崖壁奋力攀爬，筋膜尽露，努力地想赶上前面的同伴。据说这两只神龟是从东海龙宫赶来听观音说法的，按规定它们必须在太阳出来之前赶回去。不料它们听得过于入神，忘却了时辰，待到旭日升起，它们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变成了石龟永远定格在这里。
曾听人说，这里还有一个“点头僧”，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定是个自以为听懂了观音说法的石僧，正在得意地“点头晃脑”。可是我们打听了不少人始终没能找到，太可惜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赶到“百步沙”看日出。远处海天之间虽有一些亮色，但看来离日出天亮还早。苍茫的夜色仍然笼罩着一切。只听得海涛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边响起，一 转眼就随海浪到了眼前，听了有点吓人，幸好刚要扑将过来，却又缓缓退去。
不知为什么在夜幕之下这灰蓝的云天，墨蓝的海面，远处的山影，更不用说近处月牙形的沙滩和礁石又全都辨得如此清晰明白。无意间一转身却看到背后的宝儿山上空悬着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原来是她把流水似的清辉，悄悄地洒满寰宇。霎时间我感到周围一片宁静，连涛声也变得悠远柔和了。久违了，清冷圣洁的普陀月!我心底一时泛起莫名的感情涟漪，似有许多话要向她倾诉。
也不知对明月看了多久，再面向大海时海天之间那片亮色已变成一片玫瑰色的霞光，并在不断扩大。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尽管由于云层稍厚，未能看到红日从海面跃出，但不一会儿火红的太阳从云层后面射出万道金光，紫红色的朝霞把云天和海面一起染红，把云层和云朵全都镶上了金边。旭日继续从云层后面徐徐上升，海面有水光雾气相衬。这时候我忽然感到耳边的潮声极像普济寺里僧侣们的诵经：主旋律是那节奏分明的拍岸涛声，洪亮而高亢犹如身披红色袈裟的老僧在领唱；远处层层叠叠正在赶来的波涛以及宛如叹息般正在退回去的浪头，就像翻着经书的众僧低音和唱；天上的风，岸边的树，还有不知来自何处，莫名的天籁都在轻轻地协奏。在这看似单调，不断重复的韵律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似乎也有隐隐的木鱼钟磬与经声伴和着，令人动情，令人陶醉。
我问德：“你还记得上次在这里遇见的母女俩吗?”他说：“当然记得，可怜天下父母心。”上次在这百步沙遇到一个女孩面对大海听涛，天黑了还不肯回。她母亲告诉我们，女儿得了间歇性的精神病，老觉得有个男人在叫她的名字，她便要自杀去与他相会，谁劝阻，她就踢打抓咬。但一下子清醒了又和正常人一样。母亲卷起袖子给我们看：满是抓咬的伤痕。她说这次到普陀山住了几天，女儿天天来听涛，竟然没有发病。但愿观音菩萨能够保佑女儿病情好转。想到这里我笑着对德兄说：“你相信吗?我来时腰椎盘突出压迫右腿神经，稍多走路就疼得站不住，快半年了。这回走这么多路竟然没怎么疼!”德兄回答：“这事发生在普陀山，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并不迷信，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普陀山的宗教氛围有利于病人身心，有利于康复也是无庸置疑的。
德兄说：“普陀山真是得天独厚，其他三大佛教名山也有暮鼓晨钟，梵音缭绕，可是没有大海的涛声相伴；其他的海岛景区有了碧海蓝天却又没有菩萨捧场。你看这百步沙背靠苍松蓊郁的几宝山，面迎碧波万顷的莲花洋。对面又有并称‘普陀洛迦’的洛迦山，山形就是尊海上的睡观音。海岬边这块‘师石’上还刻着米芾题写的《师石偈》，到了夏天百步沙浴场开放，男女老少来到这里晒太阳洗海澡……真是烧香拜佛、休闲度假、探古访幽，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啊!”
中国百姓更爱慈母般的观音
我们下榻在普济寺旁的锡麟饭店。早听说寺里有一尊毗卢观音是男身像，便特意去看看。到了大殿里只见观音端坐在莲花宝座上，头戴天冠，手结定印，低垂眼帘，神宁气静。这像塑得端庄大气，但究竟怎样才能看出这是男身观音，我们两个人都琢磨不透，便到殿外请教一位和尚。他说，主要是看他头上戴的“毗卢”，可判定是男身像。又说这样的观音像在全国也是唯一的一尊。还想细问，他忙着有事去了。
说起观音由男变女，德兄又打开了话匣。他说从东汉起佛教传入中国，到唐、宋便是普及时期，经典译传普遍深入流行。观音菩萨变成女性是从元朝开始，到明清时成了主流，这也是佛教传播的需要。你想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只要听到有人口念他名字就会赶来救苦救难，当然深入人心。但是对广大女信徒来说在闺房里挂着一个威猛的男神画像，对着他诉说女人家的心事总不大方便吧。何况即使男人对威武的男神也是敬畏有余亲近不足，所以仁慈的带着母爱的女观音就被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接受，并且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菩萨。
德兄说，他在第四届观音文化节上，参观了“佛教艺术精品展”看到了千姿百态的观音像，有塑像有绘，画，那真是美不胜收，让人叹为观止。有趣的是他还看到一尊长着胡子的观音铜像，可以看出我们的民族对外来的佛教文化不但虚心宽容能够接受容纳，还能消化改造，使它更加丰富完美。
以往我旅游，很少关注寺院里的塑像，这回受了德兄的影响，竟有意识地跑了一些寺院并注意观察。普陀山的寺、庵院、茅棚无一例外都供奉着观音像，是观音造像艺术的集大成者。其中不少闻名遐迩。海岛观音，紫竹观音、不肯去观音、杨枝观音、或挺立鳌头或端坐在竹林，或金光灿灿或洁白晶莹……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枝庵”里看到了杨枝观音。一进庵我们就兴冲冲地打听“杨枝观音碑”在哪里?不料回答是：碑就珍藏在庵里，但原件管理极严，不少在山上工作多年的干部也无缘见上一面。杨枝观音碑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画作，宋万历年间的拓碑。寺院几经兴衰，真迹又已失传，此碑就显得特别珍贵。我们只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了，在大殿里瞻仰那杨枝观音的塑像。老实说我有点失望，似乎看不出与普陀其它寺院里的塑像有多大差别。正在若有所失，无意中在另一个厅内看到了一幅用铜板刻制的“杨枝观音图”，眼前一亮：你看，观音大士左手托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枝，好像正欲把杨枝蘸满甘露洒向人间。面部神情极为娴静安宁。精美的珠冠，飘飞的璎珞显示出她的高贵和华丽，而坦露的上胸和着双脚又流露出几分质朴和随意。从整体上看线条流畅自然，形象优美动人。靠近细看，那繁美的衣上花纹，精致的珠宝首饰乃至一丝丝纤纤细发都刻画得那么精细完美，但这一切又都淡淡地退居次要地位，绝不喧宾夺主。虽然看不到珍品原件，但我多少感受到了阎立本绘画的韵味，感到特别满足和欣慰。
“不肯去”和“短姑处”感动了多少人
不过真正打动人们的还不是观音菩萨的外形，而是她的慈悲情怀和鲜明的个性。
五羊新城泰恒大厦24楼，广州黄振龙凉茶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富强办公室内的冰柜中。从广州东圃吉山村工厂送来的当日最新鲜的凉茶，被包裹在白色塑料袋里，等待着他的“检阅”。
他注视那包凉茶的目光，热切得好像那是一包珍贵的钻石。事实上，凉茶对于广东人而言，虽然比不上黄金钻石，却如同柴米油盐酱醋一样，是一日不可或缺。
岭南凉茶飘香
多宝路西关骑楼间，71岁的王顺元腿脚有些蹒跚，但面色依旧明朗。走出逼仄的楼梯口，抬头看一眼有些微灰霾的天空，照例左拐走向二十米外那个开了三十多年的凉茶铺，手里早早攥着两枚硬币，挨个摁在瓶瓶罐罐之间。
店内销售员小林提起台面上闪亮的茶壶，浓黑的斑痧凉茶汩汩地淌入她手中的小小纸杯。一股浓重的中药味伴随着热气升腾起来。
王顺元端起凉茶一口气喝下去，每天这个时候，喝一杯凉茶，想一想一年前因高血压西去的老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前都是她买回家的，她刚走还有点不习惯，后来想想虽然时日不多了，也要把它过完，凉茶还得继续喝着。”
喝凉茶的习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王顺元们，是一百多年来，岭南人不舍不弃的。
古传岭南之地，多瘴气，染者无有不死。
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岭南时说：“南方署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之二三。”唐韩愈贬潮州上表曰：“州(即潮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
广东省中医院余自强药师分析：广东位于中国陆地最南端，滨濒南海，低纬度与南岭山脉的屏障形成了“炎方地卑”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天气炎热，地势卑湿。而在日常饮食中，广东人偏爱海鲜野味，烹调多用煎、炒、烧、烤等方法，佐料则多以姜、蒜、葱、椒盐、八角等辛温燥热之物。这些都使得广东居民发病多以燥热、湿滞为主。
如此环境下，岭南人为除湿去热，适应环境，在植被丰富的山川谷地采集清热解毒、消暑去湿的草药，黄振龙等一些具有中医药知识的人创造出了各自独门的凉茶。由于其有清凉散热、解暑去湿的功能。而且不论盛夏隆冬，四时可服，深受民众喜爱。随着商业的发展，有人在繁华集市的道路旁出售熬制好的各种保健、防病的草药煎剂，逐步形成了岭南凉荼市场。
民间有云：“广东三件宝：烧鹅、荔枝、凉茶铺。”
广东凉茶的前身可追溯到魏晋时期广泛流行的道教“符水”：画符或烧符于水中，谓饮之可以疗病。
地方文献中，有关广东凉茶的记载，最早出自元代释继洪撰修的《岭南卫生方》，当时将这种清热解毒的汤药称为“凉药”。“凉萘”之称出现在清代何梦溪的《医碥七卷》一书。按此推算。广东至少在公元1751年之前就有了凉荼。
随着中医药发展成熟，治疗暑湿的验方逐步形成，此时商业经济在岭南日臻兴盛。凉荼逐步成为一种商品。此后又因其强烈的地缘特色，成为岭南文化的符号之一。
拥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王老吉”系列凉茶制品已经风靡全国。而南粤范围内，“黄振龙”的连锁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占据街头巷尾。这些或以人为名或以药为名的凉茶名目，渐渐让老广们熟稔亲切起来。
2006年5月2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凉茶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拥有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从此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中国相关法律的永久性保护。
黄振龙与凉茶
爱新觉罗・洲迪，自称满族正黄旗后裔，家族常年居住德政路一带，留长辫，穿满袍。在其童年记忆中，广州的凉茶便与黄振龙的名字相联：“民国年间吧，他将原本家家户户自己煲的凉茶上街头，从此‘黄振龙凉茶’就闯入了寻常百姓家。”
上世纪初，广东三水来了一个年幼的习武少年，子女们至今仍深信他就是黄飞鸿的第四代传人。
尽管在后世的记载中，黄振龙的祖籍是三水，但其最小的儿子黄富强坦言：我们并不知道他确切的祖籍，他从漫跟我们提起过。童年时，或许因避难，黄振龙孤身到了三水，拜当地著名的中草药医师，潜心学习中医药理，研习各种中草药的药性。由于聪慧过人，十多岁便已经学有所成。
三水时期的黄振龙，似乎并未打算一辈子只做一个中草药医师。
广东地区因地理和气候影响，经常受湿、热、毒的侵害，易引起上火、消化不良、厌食等病状，在黄振龙学医期间，求医者众。而其中比较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癍痧症，又称痧涨或痧症。
黄振龙开始琢磨用广东常见的凉茶，来防治和处理这种症状。经过长时间的研制，他选用了二十余种草药，精心配制，创制出著名的“癍痧凉茶”。
由于癍痧凉茶有清热解毒、祛湿除癍、化痰止咳、开胃消滞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癍痧症的防治具有显著的功效，很快就在岭南一地有了名气。此后，黄振龙在三水正式开始了他悬壶济世的生涯。
1938年，日本侵华，三水失陷。这一年。一场大水冲走了黄振龙行医的药馆。不得已之下他辗转到了肇庆，凉茶治病却并未就此荒废。在那里，黄振龙娶得第一房妻子。
抗战胜利后，黄振龙举家迁往广州，在广州开始重新创业。当时的广州家家户户都有煲凉茶的习惯，却少有人上街叫卖。黄振龙将自己研制的斑痧凉茶担上街头，自编凉茶歌叫卖，一时间应者云集。
不久后。黄振龙在广州仁济路原北平酒店开起了他在广州的第一家凉茶铺。
当年在黄振龙凉荼铺里，放在显眼位置的有一座大铜葫芦，里面盛装的是经过细火熬制的癍痧凉茶。别致的造型除了吸引过往客人的关注外。也寄托了黄振龙“悬壶济世”的心迹。
曾经见过黄振龙凉茶盛况的老广州回忆：当年熬制癍痧凉荼，是用一个足有半人高的铜罐，由三个工人轮流烧火慢慢煎熬，煮好后放在三个铜葫芦里售卖。每天慕名而来的顾客数不胜数，店里的伙计卖凉茶一只手要抓五只杯子才忙得过来。伙计们一边卖，一边唱“饮番杯黄振龙凉荼，材料足，功效灵”。
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黄振龙在自己的店堂里装起扩音器，用留声机放粤曲给客人欣赏，还别出心裁，编了一首“黄振龙癍痧凉茶，发烧发热有喳拿”的口水歌，唱到街知巷闻。
与黄振龙共同卖凉茶的彭伯，如今虽已80高龄，却是黄振龙凉茶的第一顾问。黄富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对破碎的老人公仔(玩偶)。彭伯回忆，那一对老人公仔是黄振龙当年自创的“招手老人像”，不仅用来作为自家凉荼的形象代言，三伏天里，招手老人手把蒲扇，卖凉茶劳累的黄振龙手指一碰扇子，一阵阵微风扑面。
黄振龙的凉茶铺内，一些有曲艺特长的失业人士常有光顾。作为答谢，饮茶之余，他们会在店堂里表演一曲。黄振龙经常邀请
他们去店堂表演，既在生活上帮衬他们一些，自己的生意也因为这样的宣传而日益兴隆。到后来，甚至连许多粤剧名伶都成了他的座上常客。
黄振龙经营有道，推广手法也别出心裁，他特别订制印有“黄振龙凉茶”的背心免费赠送给黄包车夫，于是“黄振龙凉茶”的流动广告就走遍了广州城。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广州市内由黄振龙主理的凉茶铺已经达到13家。
这样的兴旺一直延续到1966年，在公私合营的漩涡里。黄振龙拒绝交出凉茶配制秘方，宁可终止他的凉茶事业。从此，黄振龙再也没有燃煤开锅煮凉茶。
兄弟纷争
1981年，黄振龙去世，行动不便的幼子黄保强成为了其“癍痧凉茶”秘方传人。
两年后，黄保强在广州解放南路重新开设黄振龙凉茶档。黄氏家族的凉祭事业重又回复到了小本经营的起点。
此时，黄保强同父异母的兄弟黄富强正随母亲在香港创业，从玻璃工人到装修设计，黄富强已经有所积累。
1996年，黄富强从香港回到广州。其时，广州的凉茶市场已初具雏形，但市面上的凉茶大都是半成品，需要自己买回家煎熬，或者是到指定药店代加工，颇为不便。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黄富强。知道这其中的商机――“对凉茶而言，方便是关键所在”。
黄富强召集3个同父异母兄弟和1个外甥，合股共同组建了以其父黄振龙为名的凉茶公司，专营祖传的黄振龙凉茶，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企业宣告成立。
此后，黄振龙凉茶店一家变多家，黄氏家族的众多亲友纷纷加盟。
同年12月，黄富强召集公司与各股东及加盟者召开了一场关于未来发展的会议，会议确定了黄振龙凉茶日后的特许连锁经营模式。
黄振龙凉茶在特许经营上实施了严格规范化操作：所有的加盟者只能售卖统一提供的产品；100米范围内绝不开设第二家店；营业面积有严格限定，所有装修必须严格一致；营业场所内的陈列必须按照统一标准摆放，严格程度甚至精确到挂画与桌面距离必须保持相等，垃圾桶必须在何处摆放等。
以后的事实证明，黄富强的特许连锁经营体系，让沉寂多年的黄振龙凉茶店重新拾得了往日的荣光。黄志强，黄振龙的长子，黄富强同父同母的胞兄，他见证过黄振龙凉茶从弱小到壮大再到衰弱的过程，而作为黄振龙凉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也目睹了二次创业让这个品牌从衰落到再次腾飞的过程。他拥有黄振龙凉茶第一和第七分店的经营权，但不久之后，他萌生了独自创业的念头。
按照黄振龙凉茶的加盟合同规定，黄振龙凉茶加盟者不得经营其他同类产品，且不得擅自开设凉茶店。
左右权衡之下，黄志强于1997年3月26日，以其子黄若鹏的名义在广州市海珠区开设了第一家凉茶店。
这家凉茶店名为“平安堂”。黄志强将“黄振龙长子主理”作为卖点，增加了平安堂的市场号召力，同时也规避了商标法带来的纠纷。
为了使平安堂能快速切入市场，黄志强也将“癍痧凉茶”作为主打产品。正是这个卖点，导致了平安堂与黄振龙凉茶之间的竞争激化。显然，平安堂对黄振龙凉茶构成了巨大威胁，一场兄弟之争在硕大的广州城里上演了。
黄志强退出黄振龙凉茶的加盟体系。大力发展平安堂的连锁店，一口气开了30多家店。平安堂的出现和迅速扩张，是黄富强始料未及的。
就在黄志强退出黄振龙凉茶业务后的五天，黄振龙凉荼公司提交申请了“平安堂”第42类商标，同时在媒体上宣称黄志强的平安堂注册的商标权并非是第42类的煎熬中药类，而是第32类的茶饮料(水)类。
ぃ酃丶词］ 宠儿；托尼•莫里森；代表作；身份；蓄奴制
宠儿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出版于1987年的代表作品《宠儿》的主人公之一。整个故事的开始是从与宠儿有着最密切纠葛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塞丝展开的。支离破碎的回忆揭开了塞丝的部分经历：13岁被卖到了“甜蜜之家”的种植园，庄园主人加纳先生实行的是一种相对“仁慈”的奴隶制管理，他被邻居谋杀后，加纳太太就请来了有施虐倾向的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学校老师”来帮忙打理种植园，由于不堪忍受被当做动物一样对待，塞丝和种植园里的其他黑奴秘密计划逃跑却被追了回来，塞丝被毒打和，保罗•D被带上了马嚼子，其他人被杀死或失踪。出于对已经送出的三个孩子的深深的母爱，塞丝顽强地活了下来并再次逃跑。途中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丹芙。在“地下铁路”其他黑人的帮助下，塞丝终于与其他三个孩子团聚。然而，28天后，“学校老师”带着侄子和警察前来抓捕塞丝和她的孩子们。为了逃避落入奴隶制非人的命运，塞丝用手锯锯断了后来被叫做宠儿的第三个孩子的脖子，其他的孩子被救了下来。18年后,宠儿借他人躯体复活,前来追讨母爱。小说叙述的主要空间也就是在18年后。
小说以宠儿命名，有其字面含义，也有其深层意义。作者莫里森在扉页上引用《圣经》中的话：那本来不是我的宠儿，我要把他叫做宠儿。宠儿游移不定的复杂身份对我们理解这部作品非常关键。在作品的隐喻空间中，作者赋予了她多重的身份，让她游走于现实与虚幻之间。
一、宠儿与塞丝
在再现的小说时空中， 124号房子(塞丝的家)里捣乱的小鬼魂和后来复活的鬼魂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塞丝的第三个孩子。整篇小说的开头就给人以震撼和悬疑：124号恶意充斥。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1］3小鬼魂在这个家庭中肆意骚扰，人们却以各自的方式忍受它。124号这个数字中也刚好缺失了被塞丝杀死的孩子的排序3。所以即使已经到了1873年，小鬼魂所代表的蓄奴制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被摧毁的前奴隶家庭，并阻碍着这个坍塌的家庭得以重建。保罗•D的出现赶走了捣乱的小鬼魂，于是这个小鬼魂就以肉身在狂欢节出现并生活在塞丝的家庭生活中，她就是宠儿。
文中很多地方都强烈地暗示了塞丝和宠儿的母女关系：当宠儿出现时，塞丝突然失禁，其实那是羊水破了的感觉；宠儿的名字和被杀死的女婴墓碑上的名字一模一样；宠儿会唱塞丝唱给自己孩子的歌；宠儿的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宠儿语言障碍和思维的混乱性；宠儿嗜爱甜食，并且呼吸中带着奶味。这些细节都符合两岁孩子的特征，也对应了塞丝第三个女儿的身份。
宠儿作为复活的女儿出现在塞丝的生活中，她促进了塞丝精神的分裂和健全。
塞丝的性格特征就是强烈的母爱，孩子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能忍受学校老师的两个侄子的和，却不能忍受他们抢走属于自己孩子的奶水；为了能让自己的女儿不受白人男性的，她不惜杀死了她；为了能在爱女的墓碑上刻上宠儿两字，她像一样出卖了10分钟的，并且很后悔当初没有多出卖些来换取更多的字给女儿；为了幸存的其他孩子，她选择活着。然而蓄奴制的阴影连同捣乱的小鬼魂一直萦绕在她的生活中，她拒绝面对过去，坚强地与现在对抗。她尽量避免回忆在“甜蜜之家”的恐怖生活，尽量割断她与过去的联系。这解释了为什么塞丝最初对宠儿是被自己杀死的女儿的身份的种种迹象视而不见。
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如同一个被割断了历史脐带的民族一样，都是不健全的。宠儿让塞丝回忆起了自己记忆中模糊的母亲，也迫使她直面当初的杀女动机。塞丝对自己母亲的片段性的记忆让读者明白了，为什么塞丝身上有那么浓的母爱，她的母爱在蓄奴制下又是多么地具有毁灭性。塞丝在认识到宠儿是自己女儿后，精神上又一次掉进了蓄奴制的泥潭，被可怕的过去所奴役――她屈从于宠儿的各种要求，一遍遍地解释当初自己行为的动机，听任宠儿一步步地吞噬自己的生命。塞丝只有正视自己的过去，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从精神上摆脱蓄奴制的枷锁，从而投入到合理而又宁静的现实生活。
二、宠儿与丹芙
宠儿作为姐姐，促进了丹芙的精神成长。如果宠儿代表着那挥之不去的蓄奴制的阴霾，那丹芙就应该象征着美好的未来。
小鬼魂曾经是孤独的丹芙的伙伴，保罗•D的出现赶走了小鬼魂，“抢走”了妈妈，打破了原本封闭的124号的生活，这让丹芙倍感“饥饿”：丹芙不属于过去，也没有现在。当塞丝在保罗的启示下打开不愿回首的记忆的闸门的时候，丹芙无法进入妈妈和保罗•D的谈话；由于塞丝的杀婴行为，124号被黑人社区孤立，也让丹芙进不了正常的现实生活。由于对过去的不了解，她非常渴望母爱而又惧怕母爱，所以当有人告诉她是母亲塞丝亲手杀死了自己姐姐的时候她突然耳朵失聪，姐姐的小鬼魂又让她恢复了听力。她的生活不属于过去，却也被过去所搅扰。
宠儿的出现不仅让丹芙有了伙伴，也让她有了挥洒自己爱心的地方。她对宠儿的悉心照料和呵护让读者想到了塞丝童年因为被母亲遗弃而加倍倾洒母爱给自己的孩子。宠儿出现前，丹芙在“饥饿”的驱使下进入黄杨树林的“翠室”和香水中，只为尝尝另一种生活的味道，品尝它的坎坷与不平。［1］151宠儿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丹芙的“饥饿感”。宠儿断断续续的讲述让丹芙了解了一些困扰自己的“过去”；在照顾宠儿的过程中，让读者和丹芙都部分地理解了塞丝当年杀死爱女的心情：当保罗•D赶走小鬼魂时，丹芙哭泣，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小伙伴；在去冷藏室取食物宠儿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丹芙全身都感到恐慌，她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块从小溪坚实的冰面上扯下的冰坨，漂浮在黑暗中，撞击着它周围一切物体的边缘……她开始哭泣，因为她没有了自己。死亡于此相比只不过是一顿空过去的餐饭。［1］157丹芙在全身心地照顾并爱着宠儿时，完全失去了自我。我们来对比一下当年“学校老师”一行人前来抓塞丝和孩子们的时候，塞丝的疯狂举动就让人容易理解了；也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丹芙理解了当年母亲非同寻常的母爱。所以当宠儿在一步步地吞噬母亲的生命时，丹芙为了母亲走出124号，向社区寻求帮助。
三、宠儿与黑人社区
宠儿是蓄奴制的牺牲品，黑人社区对宠儿的死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宠儿的出现唤醒了黑人社区的社会责任感。
在124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黑人社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黑人社区的嫉妒和冷漠也是造成塞丝杀死女儿的部分原因，为黑人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贝比•萨格斯的精神因为这种背叛而崩溃，塞丝一家孤立地生活在社区之外。当宠儿和塞丝掉进毁灭性的排他的二人世界时，丹芙不得不走出124号，融入黑人社区以寻求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不仅仅促进了丹芙精神上的成熟，也唤醒了黑人社区的责任感。斯坦普•佩德在帮助并救助了很多黑人奴隶的逃亡，他和贝比•萨格斯一样为社区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他曾以为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感情债了，宠儿的出现让他意识到，他还欠自己的好朋友贝比•萨格斯一家的感情债务，他有责任帮助塞丝和丹芙脱离困境；艾拉过去被白人囚禁起来以满足他们的，她拒绝给自己生出来的白人孩子喂奶以至于5天后那个婴儿夭折，她曾经是“地下铁路”的成员，也是塞丝的朋友，宠儿的出现也让她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并组织社区女人前来124号祈祷赶走了宠儿。当塞丝把驾着马车前来接丹芙去上班的房东误以为是“学校老师”并企图杀死他时，社区的力量阻止了又一场悲剧的发生。通过《宠儿》莫里森向我们显示了：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离不开社区的帮助。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宠儿成了黑人社区的黏合剂。
四、宠儿的象征意义
宠儿是塞丝死而复生的女儿，同时也是一根导水管，把蓄奴制这条长长的历史回忆缓缓导出。在她印象主义风格的独白中，莫里森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向读者展示了笼罩着一团迷雾的历史：在叶子中间摘花的女人带着可爱的孩子，她们一起被装上了贩运奴隶的船只；很多人蜷缩在一起，有的人死了，“没有皮的男人”(指白人)拿晨尿给她们喝，因为她们只有海水颜色的面包(腐烂变质的面包)吃，由于没有水喝，她们连汗都出不来；成堆的死人被抛入大海；女人被船员一次次地带走或囚禁以发泄他们的；用烙铁给他们烙上印记并用项圈把他们锁住……宠儿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了这部血泪史。同时，宠儿也让塞丝回忆起了自己的母亲因为逃跑而被杀害，让艾拉想起了自己拒绝喂奶而饿死的孩子，让斯坦普•佩德想起了自己被白人霸占并死去的妻子，提到了被一对父子囚禁的女子；宠儿与保罗梦魇般的开启了他尘封多年的感情的“锡烟盒”，让他不得不去面对残酷的过去；宠儿也让整个社区空前团结，给社区的人们与被压抑的过去进行交流提供了空间，让他们正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宠儿》向我们揭示了蓄奴制这个毒瘤，不仅仅侵害了黑人，也损坏了白人。它让每一个与之关联的人堕落，失去人性。它是白人种在黑人皮肤下的丛林，在生命之间蔓延、生长，直到也侵害了栽种它的白人，使他们也成为丛林的一部分――狒狒。［1］252宠儿代表了那挥之不去的蓄奴制阴影，那段无法摆脱的恐怖过去又起死回生来纠缠现在，同时，她也是无数遭到白人和折磨的黑人女性，更代表了死于蓄奴制的“六千万甚至更多”的黑人。《宠儿》不是一个可以继续的故事，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故事，不是一个可以流传的故事。［1］347-348它重建了一部失落的历史，让处于失语的奴隶去掉“铁嚼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人们必须去正视往昔岁月中那挥之不去的“阴魂”，才能够开创出未来的安定生活。也暗示了今天的读者，必须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更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种族歧视与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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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越南；陈英雄；视界融合；文化
直到20世纪初，法国人把电影带到西贡为军队服务，越南才开始有电影活动。滞后的国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注定了越南电影发展的边缘化地位，殖民时期，越南并没有自己的电影，电影院里播放的大都是外国影片。直到20世纪60年代，越南电影才真正开始发展，但图解政治任务依然是那个时期电影创作的主旋律。越南的电影同样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的规约，政治审查使得涉猎越南社会阴暗面的剧本和影片比较难以通过。80年代末以来，虽然越南电影同样受到电视业的冲击，但是从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来讲，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电影开始从过去的拘泥于政治宣传，转向更全面地反映社会和生活，娱乐性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艺术创作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流派，拍摄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开始向世界电影靠拢，呈现出许多现代气息。随着海外越裔导演陈英雄几部作品的问世和获奖，越南电影才真正进入国际视野。检视陈英雄的获奖影片，正是本土化表达与他者视界的融合，才使得其电影作品获得了一种跨文化的表达与有效传播。即便这些电影作品并未取得所谓商业上的成功，也并未获得在亚洲乃至全球绝对的文化征服力量，他们以独特的越南的人文景观为载体，向世界呈现了越南本土色彩浓郁的影像叙事，在本土文化的影像表达层面为华语电影叙事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以清新的电影语言赋予影片鲜明的文化质感
大凡抒情意味浓厚的电影作者常常被冠以诗人的雅号，或许正是法国特有的文化浸润使得陈英雄的影像风格蕴蓄了无穷的诗意和浪漫，他者的视角与本土的关怀辉映，淡淡的柔情与的写实交叉，在流动的光影世界之中表征着陈英雄内敛含蓄背后深沉和唯美的文化情怀。正是鲜明的文化质感和抒情意味十足的影像表达方式在跨国的文化消费过程中散发出迷人的光芒。文化的质感需要“符号化”来凸显，一如华语电影中的第五代“民俗”叙事，但是越南电影却远没有拘泥于单调的符号，而是在生命的流光之中见证着越南特有的文化风韵。
1 反故事性叙事方式。
反故事性叙事手法使得其影像获得了一种同质化叙事模式中的异质性存在。陈英雄骨子里还是接受了法国电影侧重艺术探索和实验的特质，在强调故事性的电影消费主潮中，陈英雄却反对电影只是讲故事。他说：“我心目中真正理想的、完美的电影，是一部经由影像的结构化过程产生意义与感动的电影。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因电影语言受到感动，而不是因为故事内容受到感动。”或许，电影对于故事的过度倚重让更多的电影人已经偏离了电影语言的探索，而陈英雄正是在汲取经典电影语言革命的先驱们的艺术给养，融入东方特有的审美情结，他总是以诗意的描述，运用独特的电影语言来触动观视者的心灵。在《番木瓜飘香》的影像叙事中，作为支撑故事推进的悬念并不多见，琐碎和平淡的故事甚至构成对观视者意志力的一种考验。与其说作者在通过梅个体的生命遭际表达一个超越性的主题，毋宁说是故事本身是创作者情感表达的影像注脚；《夏天的滋味》讲述了一个由兄妹四人所组建的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所发生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的悬念，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影片只是以淡淡的笔触见证了兄妹四人彼此不同的生活轨迹。从《番木瓜飘香》到《夏天的滋味》，即便尚有一条可以描述的叙事线索，但是相对于强调故事性的电影消费主潮来说，陈英雄的叙事是琐碎甚至是乏味的，他的影片带给我们的更多的都是富有抒情意味的影像，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太多的叙事悬念，但也正是这些平淡的影像留给人隽永的回味和思考。“反故事”显然不是越南电影人的发明，也不是其电影叙事独有的策略，但是在商业叙事成为电影消费主潮的语境之下，越裔电影人坚守了差异性的叙事策略，因为这种不依托于“悬念”的电影叙事形象地表达了其文化内蕴表达的本体需要。琐碎、平静、波澜不惊的叙事节奏里张扬着越南人特有的精神价值追求和生存模式。隐忍却不悲观的民族个性正是借助于这种叙事策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抒写，人性的开掘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限。
2 空灵的影像描绘。
空灵的影像描绘，展出让人心生迷恋的越南。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东面和南面临南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越南旅游资源丰富，有多处风景名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河内市的还剑湖、胡志明陵墓、文庙、巴亭广场；胡志明市的统一宫、芽龙港口、莲潭公园、古芝地道和广宁省的下龙湾等都是知名的旅游景点。一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儿女，在内心中恒定的贫穷而落后的越南却在陈英雄的影像中被逐一颠覆，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影像中我们所感知的是越南独特的人文景观，充满质感的风土人情沉淀了这个特定的地域独特的历史意蕴和生存信仰。在陈英雄的影像中，我们常常看到“梅”那张扁扁的黄面孔，肌肤透澈，看上去并不艳丽，更谈不上性感，黑发熨帖地梳在脑后，攒成一个髻，或者一条辫，细密而精致地缠绕着，眸子里却透着夹杂几许幽怨的清纯。简陋的居室内地砖常常擦得发亮，窗棂的雕花是玲珑而剔透的，古朴中透着精致，四季里大多都是敞开的，如同影片中的故事，没有隐藏太多的悬念，内敛与豁达交融在一起。在雨天，更是能在街角和村舍之间沉淀出一份静谧和安详，湄公河的两岸几乎没有了现代的焦虑，守候中所渗透的多是素朴中的满足。满目苍翠的植物幸福而畅快的吮吸着这片土地的滋润，看在眼里，瞬息融化为内心的一剂清凉。在河内，似乎永远都有夏虫的呢喃，与咖啡的浓香交织在一起，沉淀出午后特有的闲适。在人影攒动的黄昏和微风拂面的清晨，陈英雄的影像之中几乎无处不氤氲着舒缓的诗意。在反故事的叙事策略抉择中陈英雄非常强调画面、音乐、灯光等电影手法的运用，他以越南特有的民间丝竹乐与西化的优雅别致的钢琴曲赋予了画面特有的东方影像中少有的诗意和灵动之气，柔和的灯光效果以及唯美的影像构图更是烘托出了一幅幅东方韵味十足的水彩画。从《番木瓜飘香》到《夏天的滋味》，陈英雄以写意的笔法，用镜头语言向我们呈现了越南充满质感的文化韵味和独有的人文景观。如果缺少了特有的人文底蕴支撑，景观必将弱化为一幅幅观光的图片，能够作为差异化消费的图像进入视觉，却无法进入人们的内心；但是渗入了生命观照的越南山水最终成为越南独特地域人文和价值理念凸显的背景，成为越南人思想与信仰呈现的底色，即便是静默的观照中仍旧会流淌出让人心动的诗意。
二、他者视界与本土的交融使得其影像获得了跨文化的生命力
陈英雄在越南乃至亚洲电影中的影响力是惊人的，如同阿 巴斯于伊朗电影、侯孝贤于台湾电影一样，陈英雄已然成为越南电影的一面旗帜。生于越南的陈英雄后来移居法国，原本研读哲学课程的他因为偶然在影院见到越南裔导演作品上映，大大激发了其拍摄电影的热情，为此后来考取专门培养电影摄影师的路易・卢米埃尔学院。凭借短片《南雄的妻子》、《望夫石》引起国际电影界的瞩目，《望夫石》还获得了1992年里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毋庸置疑，正是法国特有的艺术文化土壤的浸染和本土文化情怀的激荡慢慢成就了陈英雄愈来愈成熟的艺术个性，他者的文化视角使得其对本土文化的自省和审视成为可能。法国的教育背景让陈英雄获得的，不仅仅是电影理念的更新，更是根性文化与他者文化碰撞所凝结的沉思，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技术与艺术表达的完美融合。超越自身又保有根性文化的情感诉求成就了陈英雄文化关照的高度，在迎合西方与固守传统之间，陈英雄探寻了一条可以穿越的路径。“海外越裔导演在文化心理上呈现出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特性，显示出他们在文化上的包容性，使得他们他们能够自觉超越东西方文化差异，寻觅人类共同的情感与力量。”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越裔导演特定的文化背景为跨文化的叙事提供了价值立场上的可能。自然，这种跨文化的视角与越南自身的文化兼容性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越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过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在文化的对话和碰撞过程中，越南民族表现出了极强的交融性，这种交融性体现在越南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和融合同化。
关键词：《百年孤独》 《白鹿原》 孤独 民族史诗 对比
一.研究缘起
魔幻现实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涌现的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世界影响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其特殊魅力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文坛卷起了一场飓风，影响了一批作家。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实坦言，《百年孤独》是对其创作《白鹿原》的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同《百年孤独》以拉丁美洲为舞台创作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样，《白鹿原》以三秦大地为背景，讲述中华大地的故事。在马尔克斯创作的启发下，实将心中的民族情感付诸笔端，同《百年孤独》一样以家族史反映民族历史，启示民族生存状态，激发对民族问题的反思。
从现有的对两者的对比研究来看，对两者写作手法的探讨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度。从意象角度比较，《百》选择“蝴蝶”、“黄色”、“猪尾儿”与《白》选择“蛾”、“白色”、“砖塔”可以看出二者创作意象选择的一致性，但二者又是在表达各自不同的文化观。表现手法上，如《百》中“多年来以后……”句式在《白》中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演绎，《白》中夸张、想象、神化、幻化、变形等等手法的大量借鉴使用，虚实辉映呈现百年历史等等。这些研究与表现说明了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作家在写法上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跳出这个方面的探讨，发掘实在思想层面写作《白鹿原》时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趋势，在体会《白鹿原》对于《百年孤独》借鉴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超越之处，以期透视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消化。
二.孤独的母题
孤独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之一。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都有许多关于孤独的描写。到了20世纪，当世界更多地关注到“人”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的时候，孤独作为一种典型心理状态被更多的写作者写作，因而上升到了母题的高度。
《百年孤独》和《白鹿原》中，孤独都有明显的展示。从人作为个体的孤独来看，他们分别刻画了作为领导者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白嘉轩的孤独，作为异类的诸如阿玛兰妲和田小娥的孤独。从群体角度看，这两本书都用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故事折射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狭隘性和落后性，探讨出落后、贫困、愚昧的必然原因，表达了深深的反思。林一安在《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一文中提到：“拉丁美洲作家在中国的同行中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两者都深切地意识到历史赋予自己的严重责任。”[6]所以，在《百》和《白》中，马尔克斯和实都表达了一种自己所坚持的文明被排斥在人类文明进程之外的不满和担忧。同时，他们都借此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人民的敬佩和赞美，深入描写了他们顽强的生命状态。
从相似点来说，实对《百年孤独》的借鉴显而易见，但是若挖掘造成二者孤独的原因，便可看出实独立于《百年孤独》之外的情感取向。
（一）个人主义主导下的孤独人生
西方人信奉个人至上，个人目标的实现是人生的终极追求。在这样的教条下，阅读《百年孤独》时每一个人物更多的是割裂感，马孔多人民的孤独具有一定独立性。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是《百》中塑造的一个比较立体的形象。他是马孔多革命的领导者，获得过无上的权力。他从一次次的死亡威胁中脱身，他的后代无一幸免被杀而他却幸免。上校荣耀无限，可“他大权独揽却在孤独中陷入迷途，开始失去方向”。在见到自己所谓的许多“儿子”时“他感觉自己被分裂、被重复，从未这般孤独”。人本应因自己的后代而开心，上校却只会感到孤独，可见这种孤独感早已深入骨髓。“他厌倦了战事无常，身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中总在原地打转”。上校致力于战争，用一场场胜利证明了自己的威严。可他不愿与他人深入交流合作，受人敬仰却始终无人真正与他交心。正是在这种对个人价值的追求中，上校与其他人越走越远，最终造成了自己的“百年孤独”。
阿玛兰妲是《百》中的一个女性形象。她因和丽贝卡爱恋同一个男人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当丽贝卡和克雷斯皮分开之后，克雷斯皮爱上阿玛兰妲并要和她结婚的时候，阿玛兰妲却说“死也不会和你结婚”。后来的阿玛兰妲一生保持贞洁未嫁，一生陷于了为咒怨丽贝卡而害死梅梅的救赎中。在她将死之际，“她理解了上校制成小金鱼随即又销毁的举动。世界不过是身外之物……她深深遗憾没能在多年前获得这样的领悟，那是还来得及净化记忆，在崭新的光芒下重建世界……而这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深刻理解”。阿玛兰妲从年轻时与她丽贝卡争夺男人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极端自我的怪圈。遇到问题，她首先想到的是自我保护，所以她一次次获得机会一次次又放弃，最终孤寂终老。
在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只要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便可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财富，获得荣誉。然而，这种思想的另一方面便是会带来一个没有情感的世界。造成马孔多人孤独的共同原因之一是没有爱。这种爱的缺失让马孔多人民个个都是孤独的，他们只能靠无休止的缓解孤独，而这之后带来的却是更深的孤独。《百》中的个体孤独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又具有普遍性。
（二）儒家道义下的心灵悲歌
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正统教义长期统治着中国社会。“白鹿原”在实笔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儒家文化要求人们讲求“仁义礼智信”，促进了人们的道德，规范了人们的行为。《白鹿乡约》是其中的代表。
《乡约》共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德业相劝，二是过失相规，三是礼俗相交。这份由白嘉轩姐夫朱先生制定的《乡约》得到了白鹿村众人的肯定。《乡约》对人们的约束力而人们也希望通过这份守则规范行为，使白鹿原达到良好的状态。为了加强《乡约》的规范作用，白嘉轩特向村民宣布：“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而《乡约》制定施行后，白鹿原再无偷窃事件，赌博营生也绝迹，打架斗殴亦无痕，白鹿原人民个个彬彬有礼，民风尚好。
然而另一方面，长期在一种规程的压制下，个性无法得到解放，合理诉求无法被肯定，就会出现行为与规范严重相悖的情况。田小娥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形象。
《白鹿原》众多的女性形象中田小娥是白鹿原上最为孤独的一个。当她跟随黑娃来到白鹿原，多次想要入祠堂，成为白鹿原人。但是黑娃的父亲鹿三以及族长白嘉轩始终都未同意。他们守着儒家教义中女人应该遵守妇道，来路要清明，对田小娥这个外乡来的女人怀着深深的不认同。黑娃跟随鹿兆鹏逃走后，田小娥为了自保，向鹿子霖求助，掉进鹿子霖的圈套，陷入白鹿两家的利益纷争中。之间的“狗蛋之事”，与白孝文的事等等都让田小娥多次受到责罚，深受皮肉身心之苦。最后，田小娥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杀死，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死时她那一声“啊，达啊……”似在叩问所有人的心灵。田小娥只想保命，她的种种所为出于本能，但这种出卖肉体的自保之方是无论如何不会被接受的，与儒家文化严重相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家强调严格的次序规范，而田小娥的行为是对这种规范的挑战，必为白鹿原人不容。而杀了田小娥的鹿三并没有因为杀人而受到责罚，这说明人们对于儒家规范深刻地认同和遵守，他们认为鹿三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而田小娥罪有应得。
从田小娥的悲剧看，儒家文化的规约作用也有失范之处，另外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白鹿原族长白嘉轩。
白嘉轩管理着这片土地，是白鹿原上对儒家教义最为恪守的一个。同《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类似，白嘉轩也有作为领导者的孤独。但与上校不同的是，白嘉轩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强调的是纲常规范，他的孤独来源于自己的坚守与现实以及他人的理念相悖。儒家道德中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白孝文虽然不是天子的儿子，但是作为白嘉轩的长子，在做了错事时，常情来看不应该受到那么严苛的责罚，白嘉轩不是，白嘉轩对儿子的责罚更胜于常人。在白孝文和田小娥的关系暴露后，白嘉轩十分愤怒，他用甚于惩罚任何人的力气惩罚了白孝文，不听任何人的劝阻。虽然白孝文是白嘉轩的儿子，可在白嘉轩的心里，“仁义”乃是最为重要的准则，谁也不能破坏。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对人们的道德素养起着促进作用的同时，又在人们的行为之上套上了一个枷锁。这个枷锁，是白鹿原人民无法承受之重。儒家的伦理纲常规范压在人们头上，让白鹿原人民无法喘息，只能与真实的人性越走越远。白鹿原上的人虽然团结，可也难以走出孤独的心灵悲歌。
三.民族史诗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百年孤独》和《白鹿原》用他们来自小说的魅力书写了自己民族震撼人心的故事。《百年孤独》和《白鹿原》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方法，以讲述一个家族或生活在一片共同土地上的几个家族的故事来反映整个民族的变迁历程。
《百年孤独》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百年孤独》就是由百年的民族历史、丰富的文化内容、深刻的哲理意味等内容构成了这部魔幻化民族史诗。
实的《白鹿原》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描绘了近半个世纪关中农民命运史的历史长卷。国共两党以及其中的阶级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家族较量，谱写了一曲深沉而壮阔的斗争民族史。
可以说马尔克斯与实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史诗情结。
实说：“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形成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正是因为这种想要了解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心，作家们才会这样实实在在地写作，写出这样的作品。马尔克斯秉着对拉美文明的传承，用笔写下拉美历史文明，传扬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体现了民族性的同时也具有了世界性，使作品有了升华。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在民族性这一点上看到马尔克斯和实都在着力刻画自己民族的故事，特别是实一方面，他并没有刻意模仿《百年孤独》来写民族：“就我的理解，人变甲虫人变什么东西是拉美民间土壤里诞生的魔幻传说，中国民间似乎倒不常见。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是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从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实受《百年孤独》的影响巨大，但他还在写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拘泥于所学所闻。所以《白鹿原》这部作品在中国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力。
“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13]实的这句话便是《白鹿原》对《百年孤独》超越的思想源泉。实试图用一部小说说清楚中国经历的沧桑变化，同时，他更注重于对于人性的描写与展现。《白鹿原》的人物描写相形于《百年孤独》来说更具立体感，一是因为人物数量没有《百年孤独》那么博杂，二是因为作者花在人物性格行为思想等方面的笔墨较多。可以想见，实希望通过对人性的全面透视，将一个个具体的人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下，用人物命运反映民族兴衰走向，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深深的反思和期望。
在《白鹿原》中，实对田小娥、鹿子霖等形象的描写深刻细致，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挣扎和抉择。田小娥一次次为了活命求全，一次次被惩罚直到被杀死，这其间她的心理变化均有细致描绘。田小娥、鹿子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小人物的集中表现。而在正面形象上，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不论是语言、动作、思想都寄托了作者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期望。白嘉轩挺起了白鹿原的脊梁，他建学堂、祈雨求福、惩戒亲子等行为都是他作为族长为了维系白鹿原生存而艰难选择的结果。在这些选择中，饱含了白嘉轩对于“仁义”和“利”的挣扎，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典型中国人的心路历程。“我对每一个重要人物在书中的出场和在生活的每一步演进中的命运转折， 竭尽所能地斟酌只能属于这一个人的行动， 包括一句对话。”可见每一个人物都饱含了实的清晰构思。
实在创作《白鹿原》时“颇象那些老秦腔艺人，抽雪茄， 喝配茶，下象棋，听秦腔，喝西凤酒”，完全浸透在创作中。“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可见实的创作是他对中华民族深刻理解的产物，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将经历了社会形态巨变、生活方式改变的人民的实际生活状态表现出来，启示人们在当前状况下，社会实际矛盾的真实存在，为了更好的生活，要适应社会变化。这种启发性也是《白鹿原》史诗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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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现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整体面貌，以期更好地显现学术史的真实、生动与丰富。
一、因边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关西北的著述已有问世，后来随着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与西北统治的建立，这类著作逐渐增多，或是亲历西北者的记闻之作，或是国家组织编写的国史方略，或为地方官员组织修撰的方志类著作。探究这些著述的写作动因，多是为了适应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的管辖治理。当时官修有关西北的书籍，主要有《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统志》、《钦定河源纪略》及《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这些著作的修纂意义不只在于为皇帝歌功颂德，更为后人提供统治的样板。与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动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员也组织修纂一些方志类的书籍，这些以佐理政事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实性与实用性而成为后来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渊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国史撰修经历的学人祁韵士曾有机缘编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间，受松筠之请主纂了《西陲总统事略》一书。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被发配新疆时，时任伊犁将军是再次任职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请徐松做《西陲总统事略》的增补续修工作，并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间，安排徐松进行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活动[1]。
徐松以自己的学识优长，又对天山南北之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使得在《西陲总统事略》基础上修成的《新疆识略》更加成熟。相比较来看，《新疆识略》在体例上更加完备，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叙述上更加准确。书中徐松不仅对于《西陲总统事略》的繁琐细目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对其内容的安排做了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他还仿照《文献通考》之例，每门皆立小序，以叙著述之意；为简明起见，徐松还增设了道里、水道、职官姓氏、卡伦、哈萨克世系、布鲁特头人等六表，将各表分附有关门类之后，使图、表与说三者互相参证，尤其是在图表的绘制、地名的考核与事件的详略上都堪称别具匠心，虽然各幅舆图仍是不注经纬，不标比例，但在文字的叙述中，各地的经纬度已有了记录。
徐松在完成《新疆识略》同时也撰写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赋》二卷、《汉
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与《西域水道记》五卷。《新疆赋》前有赋序，后分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二章，仿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体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为问答，分咏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势、清代开辟边疆的宏大事业，为一部清朝当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还加有注解。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见道光四年（1824）彭邦畴跋本。[2]《汉书西域传》为古来正史西域文献之滥觞，因年代久远，“后世考西域者多未亲历其地，耳食相袭，讹误滋多”[3]。徐松周历天山两路，又在编纂《新疆识略》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考订《汉书西域传》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证古，著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同样在实地调查并广泛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撰成了以西域水道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专书《西域水道记》。此二书的初稿在伊犁时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时间却较晚，《汉书西域传补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记》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与使用、研究规范初步确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学术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当时史地研究者誉为“巨子”。
徐松不仅在各书刊刻前不断增删，即使印行后他也还是校订不辍。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间无法读到的著作与史料都被补充入内；而在《西域水道记》的书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断地以新的材料对其进行完善与充实，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记校补》的行世。[6]于是，从文献资料的角度来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说，他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
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种主要的资料支撑：国史官书资料、新疆当地征集资料、以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为主的有关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无论就质还是量言，都得到了极好的继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历南北的实地考察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而且，传统典籍记载、学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几乎令祁韵士望而却步的资料，徐松也都运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国史中征引频率最高的几种是《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河源纪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赋》中，徐松在开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义“西域”的地理范围时，采用的即是《西域图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个区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记》中，对各河流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实、民族变迁等方面的资料多来自于《平定准噶尔方略》与《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所记内容。徐松的著作中，对于私家笔记类著作资料的吸收也超过了祁韵士，当时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纪略》、洪亮吉《天山客话》、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图理琛《异域录》等在《西域水道记》中都屡被征引。
中国传统的典籍中，汉唐以及蒙元的史料与著作中，虽不乏关于西北的丰富记载，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祁韵士早有认识，但受个人的学识特点所限，他对此也只能点到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献，自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水经》、从新旧唐书到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其种类遍及正史、杂记、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经，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他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在充分吸收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还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义之外的规范意义。《西域同文志》在官修书籍中较早就作为一种统一名称的工具书被使用了，但这主要不是考虑其对学术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满足政治统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多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加之他们又使用着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语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关人名、地名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音译字，易生歧义，如称渥巴锡为乌布沙，舍棱为舍楞等[9]，这些都为用兵西北，实施统治带来不小的麻烦，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纲领，有所遵循，稗无踳驳舛讹之虞”[10]。但直到祁韵士修志时期，并没有将《西域同文志》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书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对于南疆三城：喀什噶尔、乌什与库车等地的名称解释与《西域同文志》不同[11]。比祁韵士稍晚些时候，和宁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纂有《回疆通志》，在书前的例言中，称“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语、蒙古语或沿袭旧名，或译音讹舛，今遵《同文韵统》更正”[12]。由此可见时人对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从最早武英殿付印的《钦定新疆识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记》，书中所记名称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进行统一，这成为他的诸书刊付印行前的一项必要的工作。据朱玉麒对于《新疆赋》一书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疆赋》稿本与今天流传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尔岭”、“喀喇沙尔”[13]，在刻本中都根据《西域同文志》分别改为了“木素尔岭”、“哈喇沙尔”，这与《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过统一划定的《西域图志》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在徐松的时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规范，这就为学人研究之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漫漫几十年的“遍检前书”[14]、详证精考过程中，徐松不仅收获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学人。学问之事，贵在于沉潜孤行，也需要相互观摩。正是在徐松与各位同好的师友夹辅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订校勘，显现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众人之功。徐松增补著作所运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单：校订《华严经音义》的陈潮、撰写《俄罗斯事辑》的俞正燮、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图》的张穆、以及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研究有关的龚自珍、程同文与董祐诚。据今天的研究结果，《西域水道记》还曾有过沈垚的抄写本或称沈校本。[15]同时在徐松的导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学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阅读了大量有关藏书舆图资料，撰写以《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开始于对乡贤祁韵士著作的校订，自《西域释地》的校刊到《藩部要略》的刻印，其中都贯穿着徐松的指教。[16]
在这样的师友交往中，在研讨西北史地的聚会中，清道光年间，以京城为中心，出现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学人，张穆、沈垚、龚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当时影响大增，“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17]。
二、时代需要与“显学”名家
在“显学”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传播有关知识、培养研究后学、挖掘有关史料等诸多方面大有影响，徐松也因此被视为“显学”名家。
考察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在有生之年，其学问与著作已为时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学术影响在当时已昭然；也有的学者在世时默默无闻，其学术价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审视与发掘。同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属于后者，自伊犁东还后他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余生。他去世时，其众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仅以抄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外间少见。刊行问世的仅有的《西陲总统事略》一书[18]，但也流传不广。祁儁藻刊印《西域释地》与《西陲要略》时，祁韵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归，文名益噪，成为京中学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种”[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响一时。二人不同际遇的背后是当时知识界风气的变化所致，非只个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学术成就相应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
嘉道之际，知识界开始以关注现实、批判时政、倡言变革的思潮，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经世思潮。这种情势下，嘉庆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发生的大和卓木之孙张格尔攻边事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清代自康熙就断断续续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之后，也时有动荡局势出现。但这一次张格尔事件，知识界的反应较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学风的变化，时人因关注时政而关注西北局势变化，因关注西北的形势，而开始了解西北。
因为“穷边绝徼，舟车不通”，“部落地殊，译语难晓”，“书缺有间，文献无征”[20]，清人对新疆了解并不多。在当时对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韵士问世几近20年的《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间，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间”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间（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征讨，而“家著”正是指祁韵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记述西北的著作成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张格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刚刚东还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见”，“奏对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许与赞赏，并为书赐名《新疆识略》，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龚自珍与魏源均曾从徐松处获得过西北知识。龚自珍对于徐松《新疆识略》中的《哈萨克表》与《布鲁特表》评价很高，称之为“奇作”[23]，魏源也曾与徐松“商论天下形势、西北舆地”[24]。张穆与沈垚曾在徐宅“剧谈西北边外地理以为笑乐”[25]。在程恩泽的诗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岭屹中间” 、“两赋已倾耶律博，一编还证小颜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泽不仅阅读过《新疆赋》与《汉书西域传补注》二书，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亲手摹拓的《姜行本纪功碑》。何绍基也在与徐松等人“酒光烛影方熊熊，议论飙发开我蒙”[27]的论学中了解着“西域与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笔下，也记录了不少从徐松处获取的西北知识。[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响大增，一时间，“海内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见恨晚”[30]。
在传播西北知识的同时，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务于边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记述西北现实的客观内容也十分切合当时学者讲求经世的阐发点。
徐松在《新疆识略》中处处显现出治边思想。松筠在开篇《凡例》中言“古迹物产无裨政务者，概署不录”[31]，这样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徐松对“水”系研究的重视。《西陲总统事略》中山水合叙[32]，只有五页总括性的介绍甚至还不如前此的齐召南《水道提纲》西域诸水能得要领。在《新疆识略》中叙述水道的内容得到增加与扩充，河经流、枝流与伏流，分别列入表中，并以淖尔为归宿，泾渭分明。[33]
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水的意义认识一直较山为重，所谓是“以水志舆地，万古迹不换”[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书于汉代的《水经》而后在数千年为历代学者津津乐道，咀嚼再三，这实在不是偶然。中华这样一个孕育于大陆地区的古老民族、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本的文明国度，其起源与发展基本是在黄河、长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来治水就是国家大政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西域归入版图之后，为治理这片较之中原更为干旱的地区，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导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农政宜举”，“乘时兴屯，开渠灌溉”[36]。继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给惠远、惠宁两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种，历任将军都因灌溉乏水没有筹办。直到松筠在任期间，才寻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记载，《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简略记有河流名称，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对天山南北两路的考察中，对当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项重要内容。《西域水道记》的出现既与清代治理新疆实政有关，其本身也对新疆的开发有益。
于是，祁韵士、松筠与徐松等人与新疆方志编撰密切相关的著作，以实地目验、或国史记载中所获知识为依据，通过传输提供当时当世的西北知识，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体治理措施，具有当代史的意义。
这样在深受道光学风濡染的学者士人就常评断徐松著作有经世之特点，彭邦畴即言“才不为世用，乃箸经世书”[37]，邓廷桢在评断《西域水道记》的五种优点时，也提到其具有“实用”与“利涉”的意义。[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经世致用成为社会之风尚，在这样的认识标准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经世意义也被后人反复强调，张之洞即将徐松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的“经济门”[39]。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认识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学术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 [4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41]；在这史地学的学风转变中，其重要表现即是复兴了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即王国维表述为“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 [42]、梁启超表述为“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43]。
综合考量道光朝学风的转变、清末士人对经世致用之重视、民初学人对清代学术史中求新求变因素之强调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时代及徐松后的时代中，种种因缘造就了学术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学的“显学”之声势，也成就了“显学”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会将边疆史学与今文经学、盐业、河工、漕运等并称为当时经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同为嘉道时期的学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对清代大一统的歌颂中包含的是对清代边疆现实统治的肯定，而龚自珍、魏源及沈垚则以对现实批判为出发点，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中西域设置行省的主张[45]、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对“捐西守东”主张的批驳[46]，都在对当时边疆政策的质疑中提出的变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讲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知识认识，而到了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价值判断，对西北知识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来的议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学术意义，而龚自珍与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响。
至此，我们对徐松及当时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经世意义有了足够的认识。为了更完整地展现学术史的原初面貌，我们应该知道，复兴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面相，经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个侧面。
但无论徐松所传输的现实西北知识，还是龚自珍与魏源等人对于西北统治的对策，必须直接依赖于第一手的现实材料。没有实地目验这一中国传统地理研究积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没有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实测的技术支持，就难以对现实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现实统治的对策均可能成为空谈了。徐松东返之后，随其研究渐渐转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经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关注这一研究现象“务为前人所不为”的同时，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种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传统史志研究的回归。
三、 传统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们回溯自己的治学历史渊源，寻找学术遗传基因时，往往自觉认同于清初学者顾炎武。徐松曾关注顾炎武诗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们今天考察他们的学术根基与资料支持，不难发现，其研究接续于中国传统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舆地学与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传统史志研究是伴随考据学的兴盛而推进的。清代史学大家王鸣盛将史学研究任务归纳为四：校勘前史文名讹误、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于省览。[48] 乾嘉史学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传统史志的订补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学术兴趣与著述活动即属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随时任学政的叔父徐立纲生活于安徽，师于左眉。左眉是为桐城人，为学私淑方苞，学问直接师事姚鼐与刘大櫆，为桐城派传人。徐松后来曾回忆说：“松年八岁，在姑孰使院受书于良与先生。未几，松归京师，未卒业。越十年，嘉庆戊午（1789），秋闱报罢，先生与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复延先生主于家。”[49]对于桐城派所倡言义理、词章、考据，徐松专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诣，非所敢期也。尚自谓望道未见，松复何望哉？请自兹专心老（考）据，不复以文词见”[50]。后人刘声木也言：“（松）师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属其专心考据，研究经术，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舆地”[51]。从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试之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学术取向，即专心考据。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带来学界对于材料文献的重视。梁启超曾将清代朴学正统派学风归纳为十，而其中五条都重讲证据[52]，而证据源于材料，于是文献辑佚工作受到当时学者的重视，《四库全书》的修撰产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而《四库全书》修撰活动最早即开始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徐松自嘉庆十年（1805）中试至嘉庆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学政六年间，先后入翰林院，值南书房，为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充文颖馆总纂。在参加史馆《皇清文颖续编》、《钦定授时通考》与《钦定全唐文》的过程中，他得以接触到《永乐大典》，从中辑出一些乾隆朝学者漏辑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兴礼书》、《宋会要》[53]及《宋元马政》、《伪齐书》、《四库阙书》[54]。徐松辑录古籍与当时学风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视为清代史学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据学的濡染很深，无论就方法学风，还是师友承传，他都与之有更紧密的联系。以这样的学术根基，徐松注定会成为一个著作丰硕的学者，只是谪戍生活稍稍改变了他学术生涯本来的轨迹。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叙事方式与体例安排基本遵从考据学兴盛之时的传统史志研究。
清代考据学家那里，考据家的精力与智慧除集中于经书经义的研究而外，对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贡》、《水经注》与《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水经注》一书还引起了学术界持续一百多年的一桩公案，至民国时等人参葛其中。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纷争与对立，同时也是学人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中介与舞台。学人以参与学术争论而走入学术圈之中，他的观点无论被接受或是遭驳斥，都是学术圈对他作为学界一分子的承认。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种考据学家所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来完成，从而也很容易为学术界所认可。
徐松对于新疆水系认识的基本思路是与《水经注》一脉相承的。他认为：“《水经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国之海，新疆谓之淖尔，发源注淖尔者，为经流，附他水以入淖尔者为枝流，至其余细水，自行自止，则以地多沙碛，往往渗漏入沙。”[56]叙述时他也仿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注释水经的方法，即简记详释：“记则曰导、曰过、曰合、曰从、曰注；释于经水曰出、曰迳、曰会、曰自、曰入；于枝水曰发、曰经、曰汇。”[57]为志传作校勘补注为清代考据学家所擅长，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从书名到以“补曰”而对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与当时考据学家所作的志书校补类的著作没有分别。
于是后人评判《西域水道记》时，很容易为它在传统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谓是“黄宗羲《今水经》、齐次风侍郎谓其南详北略，作《水道提纲》补之，不若徐星伯之专究一方者为足据也”[58]。而《汉书西域传补注》更是对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驳荀之误”、“正颜之疏”[59]，其成就为光绪年间王先谦的集大成之作《汉书补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证方法是对于汉学方法的继承与超越。
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简单而言，主要是三种：文献与文献的互勘；金石与文字的互证；文字音
韵的推断。考订内容不仅在于解释文本内含，考证史实官制，纠正前人传注之误，同时也很重视对于文本本身脱衍夺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古典文献从先秦的《山海经》至汉代的史料，从新旧唐书、元明清的诸家记述到清代官书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广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在后来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还在不断运用新见史料去补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丰富资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们难以见到的，同时也得益于考据学前贤对于史料的重视，及由些而进行的辑佚与考释工作。如《长春真人西游记》[61]、《元秘史》及《元圣武亲征录》得自钱大昕等人的录副与辑存[62]，《华严经音义》为孙衍、臧镛等人校刻刊行[63]。这些史料的使用均赖前人的积累。
考据学者不但重视文献互勘在考订中运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清初的顾炎武有《金石文字记》[64]，乾嘉时钱大昕有《金石文字记》[65]，徐松老师辈中翁方纲著有《两汉金石记》，友朋间严可均撰有《铁桥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钟鼎碑碣文字，谓足资考证”[66]。友人翁树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见赠时，他亟命工拓数十纸，分赠海内金石家[67]；视学湖南时，他曾在桂阳州得南汉大宝四年铜钟，并以铭刻文字来印证史料[68]。他的《唐两京城坊考》成书过程中，曾“採集金石传记”[69]，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铭。这一特点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发挥。他以《汉吴仲山碑》证汉代“翔”与“详”同假借[70]，以《后汉裴岑碑》来释清代镇西府城西北为古之蒲类海[71]以及对于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山中，旧有《张骞碑》的三度寻访都是明证[72]。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国以后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罗振玉的《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记》所录碑刻为线索[73]；在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斯坦因（Stern）、郭鲁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过徐松所录碑刻[74]。
至于以小学之法、音韵之学来解字证误本为清人考据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虽不以小学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学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中可见一斑。[75]《西域水道记》中也有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注文之处[76]，这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也可以窥斑见豹。
徐松在娴熟运用清代考据方法的同时，对于同时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考据学成果，吸收之广泛、了解之及时令人惊讶。以《汉书西域传补注》为例，其中征引各书中，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王念孙《读书杂誌》为清代乾嘉史学及校勘学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清代小学界一大创作。[77]《说文解字注》首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78]，而那时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筹划着重修志书；王念孙的《读书杂誌》所刻诸部分最早不过嘉庆十七年（1812），最迟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仅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读书杂誌》、十一次引用《说文解字注》，在不长的时间内了解并吸收了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的学术意识与学术态度，显现着他对于汉学成果的关注。另外，我们也可从中想见他与当时考据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时期学术养分之后，徐松终于成长为“乾嘉之学精”理路中一代学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汉书地理志》等即是传统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过，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对于传统考据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为传统考证引入了实地考察验证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虽与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脉相承，但由于实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当突出，可谓是“疏证得自目验”，不为“穿空于故纸堆中旁参互证”[80]。在他的西域三种著作中，随处可见实地验证的例子。
徐松不仅以大量的实地资料来验证清代平定西北、确定建置的情况，还以实地考证的结果来修正前代文献记载的错误。《汉书西域传补注》中几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离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记》更是他通过实地调查并广泛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中对文献的纠误之处也不少。《水经注》曰：“其水（指海都河——引者注）屈而南，迳渠犁国西。”徐松言“余证地形，渠犁为尉犁之误”[81]。《汉书》记：“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徐松“补曰：玉门、阳关在今色尔腾海之东，罗布淖尔在今吐鲁番城西南。自色尔腾海西北至罗布淖尔，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与《水经注》所记对照，认为此处是“汉书传写夺‘千’字”。[82]《汉书》记：“卑陆国王治天山东乾当国。”对其中所记天山为何处，后人众说纷纭，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库勒淖尔南之山为天山，盖误于章怀。余往来西域登陟此山，虽云险峻，而只十五里，不足当天山之目上”。而“汉时以今哈喇沙尔城北之博罗图山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达山以东”[83]。
徐松也以实地目验来纠正前人对于西北知识的缪误。如关于“汗血马”，徐松言“今伊犁马之强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疮出血名曰伤气。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贤未目验，故不知其审”[84]。又如胡桐见于《西域传》其丛生之地名胡桐窝，或疑为鸟巢，改为鹉同鸟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尔城由军台道叶尔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仅六百八十余里。……河南岸遍生胡桐，行其间者枝叶交格，谚曰‘树窝’”[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齿，可医马疾”[87]。但是实地考察的资料仅仅被用来证古，确是有些遗憾。
徐松开始于新疆方志编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张格尔之乱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其中所叙述的当代西北内容、所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既满足了当时人们了解西北的现实需求，又切合了当时经世致用之风气，因此，对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蕴含的经世意义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认识。不过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种面相，即它与此前考据学的联系，这一点通过对徐松的研究将会更为清晰：徐松在运用着考据学的方法，享受着考据学的成果，也在使用着考据学者所发掘出的史料。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考据学的积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对以往考据研究进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会在嘉道时期呈现出繁盛之势，而可能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面貌。在穷尽材料、博采众说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学问愈益精致与精妙；在遍检前人、古今相证的继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归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理路之中。
[1] 徐松：《新疆赋序》，《新疆赋》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2] 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影印本所依据即为此本。
[3] 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一四一《星伯学案》，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4]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中言“嘉庆丁丑（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而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西域水道记》卷首，见《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馆藏本影印。
[5] 今见道光二十二年钱熙祚辑《指海》丛书本、光绪五年王灏辑《畿辅丛书》本均据道光九年张琦序刻本复刻。
[6] 对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校订研究见于朱玉麒《徐松与研究》（未发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2年博士后出站报告，第98-137页。
[7] 祁韵士：《西陲要略自序》，《西陲要略》卷首，见《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8] 徐松：《新疆赋序》。
[9]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中录乾隆三十六年《京报》记。
[10] 傅恒等撰：《西域同文志》卷首上谕，见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三五册。
[11] 见《西域同文志》卷三、祁韵士《西域释地》。
[12] 和宁：《回疆通志例言》，《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民国十四年吴兴沈瑞麟本影印。
[13] 祁韵士分别称之为“穆苏尔达巴罕”、“喀喇沙尔”，见《西域释地》。
[14] 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考汉元帝时期复置戊已校尉时，曾言自己“遍检前书”，见《汉书西域传补注》 。
[15]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109页。
[16] 《皇朝藩部要略》后附有《皇朝藩部世系表》由徐松重订，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6页。
[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18] 今见《西陲总统事略》最早的刊本是嘉庆十六年程振甲校刊本，后附有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
[19] 后人常将徐松有关西北的著作《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与《西域水道记》三种合刊，统称为“大兴徐氏三种”。
[20]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21] 见祁韵士著、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外五种），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
[22]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二十五年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3] 见龚自珍《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龚自珍全集》第318、308页。
[24]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37页。
[25] 张穆：《落颿楼文稿序》，《 斋文集》卷三，《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据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民国二十三年编纂本影印。
[26] 程恩泽：《赠徐星伯前辈》，《程侍郎遗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据道光二十七年连筠簃丛编本辑印。
[27]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五，同治六年长沙无园刊本。
[28]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大钞》卷二九。
[29]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78-84、152-172页。
[30]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据清光绪十年刻本影印。
[31] 松筠：《新疆识略凡例》，《新疆识略》卷首，《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据光绪甲午积山书局本影印。
[32] 《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山水总叙》。
[33]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总叙》、《新疆水道表》。
[34] 叶绍本：《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6页。
[36] 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兴屯书始》。
[37] 彭邦畴：《西域水道记题词》，《西域水道记》卷首。
[38] 邓廷桢：《西域水道记叙》，《西域水道记》卷首。
[39] 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三联书店，1998年 ，第277页。
[40]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缀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4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8页。
[42]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第720页。
[4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2页。
[44] 见黄爱平《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第五章《道咸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45] 龚自珍：《新疆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11页。
[46] 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正编第七十四辑。
[47]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序》，《 斋文集》卷三。
[4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32-333页。
[49]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铅印本。
[50] 徐松：《序》，见左眉《静庵遗集·文集》卷首。
[51]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79页。
[5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朴学”一节，其中强调为学重证据的五条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53] 缪荃孙：《徐星伯先生事辑》嘉庆十四年记。
[54] 分别见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光绪庚子刻本）卷四、《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九年校印本）所记，其版本流传情况考释见朱玉麒《徐松与研究》中《徐松著作叙录》一节。
[55] 梁启超将徐松《宋会要》与《中兴礼书》列入《史学》中《补各史表志》之下，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2页。
[56] 《新疆识略》卷一《新疆水道表叙》。
[57]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西域水道记》卷首。
[58] 英和：《西域水道记题识》，《西域水道记》卷首。
[59]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四一，《星伯学案》。
[60] 王先谦：《汉书补注》一00卷，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
[6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题跋三·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记：“（《长春真人西游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第528页。
[62] 梁启超为记：“钱大昕于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5页
[63] 缪荃孙撰、孙安邦点校：《云自在龛随笔》卷四中记：“《华严经音义》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陈东之校定，属徐远峰刻之。此书自孙渊如辑《仓颉篇》、任幼蕴辑《字林》征引及之，学者始知有是书。臧君东合校西藏、北藏刊行。”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64] 顾炎武辑、郭宗昌著：《金石文字记》，中华书局，1991年。
[65] 钱大昕撰、吴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7-538页。
[66] 《畿辅通志》卷二二六，《列传》三四《徐松传》。
[67] 朱玉麒：《徐松与研究》附《徐松年谱初编》嘉庆十四年记。
[68] 徐松：《寻阳长公主墓志跋》，《星伯先生小集》，转引自朱玉麒《徐松与研究》第24页。
[69]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徐松撰、张穆补校：《唐两京城坊考》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70]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7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
[72]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五。
[73] 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序》，清宣统甲寅上虞罗氏刻本。
[74] 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4页。
[75] 徐松：《徐星伯说文段注札记》，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据光绪二十八年观古堂汇刻本影印。
[76]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四记“特穆尔里克岭亘空格斯、哈什两河间，段氏若膺说‘陉’字义云：‘两川之间必有山焉，是为坎象。坎者，陷也。高在下间为陷，故一山在两川间者曰山绝坎，又谓之陉。’特穆尔里克岭正陉之谓矣。”
[7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9页。
[78] 今见嘉庆二十年韵经楼原刻本。
[79] 闵尔昌编：《王石臞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80] 程同文：《长春真人西游记跋》，张穆校《长春真人西游记》后附，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据道光二十七年灵石连筠簃丛编本影印。
[81]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
[82] 徐检：《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3]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下。
[84] 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卷上。
[85] 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