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8: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养老金上调方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xx年云南养老金上调方案细则3月以来，市人社部门先后在两县两区组织了4场招聘会，通过求职平台，劳动者达成就业意向1540人，其中北京朝阳区企业634人，昆明市企业906人，通过引导农民外出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早日实现脱贫摘帽。4月10日18时50分，首批赴北京朝阳区务工人员，在劳动就业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坐K472列车奔赴北京。首批外出务工人员来自贫困面较大的禄劝、寻甸、东川等区县，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48岁，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已与用工单位达成用工协议，工种涉及家政、收银员、销售人员、餐厅服务员等。
积极构建就业增收平台，让富民之道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市人社局局长姚振康介绍，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就业稳增长促发展保增收的作用，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努力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切实把就业托底工作做好做扎实。
同时，我市以昆明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建设为契机，积极推广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模式，目前已建成21个创业示范园区和16家新型创业孵化园区，在外经外贸、招商引资和区域交流中，不断挖掘众创空间吸纳就业潜能，带动广大劳动者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在实现社会保险政策全覆盖后，我市社会保障的重点工作将是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切实实现应保尽保，力争社会保险覆盖面达到95%。姚振康介绍，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中小微企业、灵活就业人员为重点扩大参保覆盖面。同时，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社会保险范畴，实现全覆盖。到20xx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达134万人、失业保险参保达89.55万人、工伤保险参保达106万人、生育保险参保达83.5万人。
一、调整范围
(一)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于20xx年12月31日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下统称退休人员)。
(二)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退职的人员(以下统称退职人员)。
二、调整时间
从20xx年1月1日起，调整退休(退职)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一)退休(退职)人员普遍调整标准
1.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85元;
2.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增发基本养老金3元。
(二)退休(退职)人员倾斜调整标准
1.对20xx年12月31日年满70周岁不满80周岁的退休(退职)人员，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20元;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退休(退职)人员，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30元。
2.对退休(退职)时单位驻地(个体工商户、自谋职业等退休人员户籍所在地)在我省的退休(退职)人员，分别按下列标准增加基本养老金：
一类地区每月增加10元;二类地区每月增加15元;三类地区每月增加20元;四类地区每月增加30元;五类地区每月增加35元;六类地区每月增加40元;其他地区每月增加10元。
3.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经按以上第(一)项、第(二)项1、2款调整后，其本人基本养老金未达到本次调整待遇以后全省平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调整到本次调整待遇以后全省平均基本养老金水平。
四、资金来源
本次调整退休(退职)人员基本养老金所需资金，除中央财政补助外，其余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县(市、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的，先由州(市)调剂，确保本次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兑现。因本次调整基本养老金形成的基金收支缺口，待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到位后统筹解决。
五、有关问题说明
(一)科研、文化等转制单位转制前退休(退职)人员和国有企业中小学退休教师，按有关规定执行。
近期，“延迟退休”是否成为一个结论尚未清晰，但其背后一个遗留了多年的老问题“养老金的双轨制”却有被忽略之嫌。
从1992年开始，中国因为经济改革冲击了原先的社保制度，便开始逐步将企业职工的社保交由市场解决，国家只埋单公务员、事业单位系统的那一部分尚在体制内的人员。这一“双轨制”在形成之后，其差别在本世纪初开始有了鲜明的体现。尽管从2004年开始至今，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已经连续八年上调，但无奈公务员的养老金上调步子动辄数百上千，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企业职工上调次数更多而得以缩小，反而因为机关单位人员一次次上调幅度较大，导致两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按照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广君的说法，“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近3倍。”
但是，上述差距还不是两套制度区别的全部，从《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这意味着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而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更需强调的是，“双轨制”对于公务员的“魅力”在于，个人完全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而对于企业职工的“负担”则在于，每个月都必须从自己的工资中划出一部分进入社保账户。甚至，在全国统一社保服务之前，如果你因为工作流动跨越省市，个人的养老保障很可能就沦为空谈。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是这样严重失之公平的制度，却依然有官员在为之辩护。其中的一个理由竟然是，公务员一旦离职属于“净身出户”，连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二次择业成本很高。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说没有，但问题在于，相对于公务员系统极其稳定的职业生涯，离职的概率向来微乎其微，否则，也就不会有“铁饭碗”一说了。
国家提供的养老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项目之一，基本的原则在于均等化。如果个体从市场上收获养老金回报而产生差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从政府手中拿到的养老金缺乏一套统一的标准，那么意味着政策本身严重违反了公平的原则。毕竟，双轨制存在越久，就越容易被描绘成社会不公的一个典型符号，这个符号深刻地刻在了公务员与普通企业职工身上，成为撕裂社会的一道力量。
在最近深圳市公布的《深圳市2012年改革计划》显示，今年深圳将力推22个改革项目，其中就包括了研究探索公务员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具体地看政策变化，发现这一套制度很好地游移在两种制度之间。此次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对象，正是全市1800名聘任制公务员，而非全体公务员。为他们所购买养老保险的标准为每月工资的18%，其中单位缴10%，个人缴8%。购买地方补充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缴费工资的1%，由单位缴纳。另外，考核合格的，由财政每月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职业年金，待退休后领取，根据2008年出台的方案，缴交比例暂定为8%。
这一方案当然可以说“既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统一，又体现了公务员职业特点”，不难看出，在待遇标准上，该方案看齐的是现有公务员标准，而在制度外壳上，则与企业职工的制度相通。以笔者之见，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没有任何进步，毕竟，聘任制公务员的确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金。而从保护改革的先行者的角度出发，如果舆论对于改革者吹毛求疵过多，反倒不一定利于改革的推行。
不过，改革走样总是容易的，在仅仅存在一些舆论压力，而无具体推动力量的情况下，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的期许往往会落空。也正是如此，回到深圳的改革，笔者在给予一定肯定的前提下，必须指出，只有更为细化地去关注改革，更为持续地追踪改革，终结双轨制的日子才能尽早到来。
四川两会：建议调整养老金计发办法
?“在养老体系的建立中，很多业内精英总是纠结于城乡养老的区别问题上，认为农村有土地，农村老人养老金可以大幅度减少。
遂宁代表团的刘章华代表是蓬溪县赤城镇连珠桥村党支部书记，他说，国家近几年在努力加大对农村养老事业的投入，但城乡养老差距确实存在。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刘章华说出解决办法，“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标准；另一方面修建农村养老院，让农村老人们老有所养；继续加强对年轻人进行教育，促其尽应尽的孝道，而不是一味地在外挣钱。”
来自内江代表团的何圣东代表也道出了养老方面出现的问题，“工作总体比较平稳，但也发现以个体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在缴够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后，退休时初始基本养老金太低。”
据何圣东称，以内江为例，2010年全市累计缴费满15年并开始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有3625人。据计算，这部分人15年累计缴费约3万元，2010年开始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平均仅为387元，较内江失业救济金低114元，仅为内江市最低工资标准的60%。
“这类退休人员在职期间缴费总金额增长很快，而退休时初始养老金却增加很少。”为此，何圣东建议调整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使养老保险缴费标准与养老金领取标准更加趋于合理。?
湖北两会：给乡村医生发退休金
湖北省政协委员在提案《关于加强村卫生室、村医队伍建设的建议》中称，乡村医生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重要力量，在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逐步提高这一群体的待遇，解除其后顾之忧。
委员建议，应逐年提高乡村医生补助标准，着力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对乡村医生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给予补助，武汉市近期也拟出台政策，规定6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每月可领取500元左右的“退休金”。同时，可借鉴江苏、浙江等地的办法，乡村医生也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施乡村一体化后，乡镇卫生院应加大对村卫生室的统一管理。乡镇卫生机构可按照企业的模式，由个人承担一定参保金额，政府对乡镇卫生机构给予适当补贴，用于乡医参保不足的补充，形成类似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提高参保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形成这种管理，需进一步规范乡村医生的资格及准入制度。
河北两会：养老金年内至少上调10%
河北省人大代表、省人社厅厅长付文才明确表示，今年养老金调整幅度不会低于10%，同时还将适时适度提高工伤、失业保险待遇，确保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付文才说，截至去年，河北省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连续上调了7次。“今年将继续提高。调整的幅度正在测算，暂时还没有确定，但上调幅度不会低于10%。”
“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支付比例将普遍达到70%，同时适时适度提高工伤、失业保险待遇，确保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付文才表示，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将提高到年人均240元，还将用部分新增补助资金通过购买大病保险等方式增强保障能力。
除了提高社会保险待遇，原制定的断保补缴、“五七工、家属工”参保办法要继续实施。去年，全省有8万多名历史遗留人员纳入企业养老保险，解决了企业养老保险的历史遗留问题。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明年要全部推开，实现全面覆盖，其中新农保参保率要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城镇未就业的群体、农村居民只要达到60周岁，就可以按月领取相应的养老金，城乡居民“老有所养”将不再是梦想。
陕西两会：农民工应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
据统计，目前在陕西省境内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为346万，其中本省农民工为216万人，外省来陕就业的农民工为130万人。然而，农民工社会保险还存在法规层次低，覆盖面窄，记录、接续、转移制度缺失等设计不完善之处。
陕西省政协委员建议，针对当前存在的制度不完善问题，应尽快完善立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之中。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问题，应提升至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层次。建议修改《陕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专章规定；建议制定《陕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章规定。
同时，委员们建议，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对于陕西省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坚持分类分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对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且已在城镇居住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应考虑直接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继续按原规定执行。对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下劳动合同，就业状况不稳定的人员，应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逐步纳入保障。
贵州两会：确保养老保险覆盖1000万人
2012年，贵州省将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确保1000万人参保，其中380万符合条件的老人必须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并探索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机制，在全省普遍落实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至年底，贵州城镇职工养老、城镇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将分别达到293万、640万、170万、216万和210万，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同时，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增试点县52个，达到77个，占总数的83%，纳入国家试点的覆盖面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已经有849.7万人参保，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首次突破200亿元。
网民之声
全国应完善退休养老制度?
对养老待遇公平的诉求，引发公众对于“双轨制”的强烈质疑，并呼吁改革。网民指出，虽然国家年年为企业退休职工涨养老金，但相较于不断上涨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金，养老差距过大问题很难改变。网民希望，国家倾听百姓诉求，制定出国家公平合理退休金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更不该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期待国家完善退休养老制度，体现公平。
IP（124.232.149.）：缩小企业退休人员与公职退休人员退休金的差距，传统的10%的微调，所谓的“八连调”之类，肯定是缩小不了差距的，与不声不响上调的同类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待遇相比较而产生的落差，年年在拉大。
IP（218.8.55.）：人社部应就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长期偏低问题，到各省企业退休人员中调研，倾听呼声诉求，制定出公平合理的退休金政策，体现公平公正，执政为民，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和谐，共同富裕。
IP（61.158.248.）：中国人即将进入领取养老金的高峰期，农村城市化改革进程加快，必须保证农民将来也能够领取足够的养老金。
IP（116.114.22.）：强烈要求政府在调整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资时，充分考虑到远离退休工资平均水平之下的广大退休职工。
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逐项查处企业降成本中违规收费等问题
连日来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派出督查组，分赴陕西、山东等18个地区实地督查。通过座谈会第十七督查组了解了部分企业原始支出费用情况，并对重点企业进行调查走访。
23省市敲定今年养老金调整方案 增速明显放缓
目前已经敲定档案的23个省市的涨幅大多在5.5%-6%之间，涨幅相比往年速度慢了下来。
其中，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涨至月均3770元，每人至少增加50元，但这并不是最高的，没有公布具体数字的西藏，如果按照人社部规定的2016年6.5%涨幅和2017年5.5%涨幅，今年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可能达到4100元，成为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最高的地区。
香港经济向好 全年增长预测或上调0.5个百分点
上半年香港经济发展向好，同时内地和环球的经济表现也不错，因此预料8月再公布香港全年经济预测值时，会比财政预算案时的预测值的2%～3%高。
航运板块补涨需求强烈
航运业分属传统周期类行业，可能会是下一波上涨的机会。历史上，每一次钢铁煤炭有色的上涨，航运类都会跟随。因为钢铁行业复苏，相关铁矿石的进出口运输就会变得更大量、更频繁。航运也受益于供给侧改革，前几年航运业因市场低迷进行整合，促使市场份额更加集中，经济复苏后，运价就会有上涨空间。
个股方面，建议关注中远海特（600428）和宁波海运（60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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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1月1日开始，全国企业职工退休金继续上调约10％，人均月收入增加140元左右。春节前夕众多企业退休职工收到了这笔钱。这是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6年提高企业职工退休金。有评论认为，这一政策彰显了中央政府重视民生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心。
但是，不少学者注意到，尽管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年年上调，养老金的替代率却在持续下降。这里所说的替代率，是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考虑到物价变动，一般用当年退体金去除以当年全国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来计算替代率。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目前已逐渐下降到50％以下。而同一时期，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并没有下调，国家养老保险抚养比也基本稳定在3比l左右，即大概3个参保职工供养1个退休职工。
中国式“养老金悖论”
为什么养老保险费率和抚养比没有下降，而养老金替代率却逐年下降?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中国式“养老金悖论”。这一悖论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职工退休金的涨幅不及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国家公布的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999年之后的年均涨幅超过14％，而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年均涨幅不到11％，两者差距约为3.5％，长期当中两者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但这只是直接原因，原因背后是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在影响养老金替代率的诸种主要因素中，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抚养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等几项要么是由法律或行政规章确定，要么是由市场或人口结构决定，具有比较强的刚性；而唯有每月养老金数量这一项是每年由国家行政决定所确定的，因而具有比较大的弹性。尽管国务院1997年的文件确定了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并未转为具有强制性要求的硬性规定。其结果，就是企业退休金的涨幅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
如果不扭转养老金替代率持续下降的势头，企业退休职工相对于在职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将会持续下降。当物价高涨时，这一问题将会变得更加急迫。届时，企业退休职工将不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中国的老年贫困问题或将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式“养老金悖论”不仅关系到企业退休职工的生活，更关系到中国整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前景。养老金替代率的不断下降，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替代率的下降，就意味着企业退休职工养老权益的不断流失。如果这一趋势不扭转，必将弱化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现有的年轻参保职工可能会预期，他们在年老退休时将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如果考虑到中国养老保险费率属全球最高水平这一事实，那么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将愈发显得严重。2007年以后，中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已经低于50％，如果参考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或全球劳工组织的数据，属全球较低水平。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个人缴纳部分为8％，企业缴纳部分为20％，两者相加为28％。基于学者刘燕斌对2006年跨国资料的分析，可以计算出原7国集团基本养老保险平均费率仅为18.5％，低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养老保险费率负担是7个主要发达国家的1.5倍以上。在原7国集团中，仅有意大利以32，7％高于中国，而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法国等比中国低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仅为9.9％和12.4％。北欧著名高福利国家瑞典的养老保险费率仅为18.9％，竟然比中国低9％。而刚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这一数字仅为9％，个人和企业分别仅需各负担4.5％，仅相当于中国负担水平的1／3。钱到底去了哪里?
一方面是全球最高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另一方面是全球较低水平的养老金替代率且仍在不断下滑，那么，中间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实际上，国家养老金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仅涉及如何筹资、如何花钱以及如何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还涉及资金在代际之间、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如何实现成本的分摊和收益的分享。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妨碍厘清“养老金悖论”的逻辑。李珍等学者认为中国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是制度设计内生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是要回答钱到底去了哪里?首先，一部分资金应该是弥补了部分转轨成本和历史旧账。据不同学者估算，较多意见认为中国养老盒的转轨成本约为3万亿～4万亿人民币。考虑到这一转轨成本可以在30～50年间分摊，加上利息因素，政府如需解决这一转轨成本，每年的支出约为1500亿～2000亿。尽管政府每年都为养老及社保提供财政补贴，但政府并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养老制度转轨成本的方案，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和企业在承担着这一巨额的转轨成本。
其次，养老保险基金增值率较低也是一大关键因素。2010年国家审计资料显示，全国五项基本保险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不到2％。与工资涨幅和通货膨胀率相比，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质上在持续地相对贬值。在养老保险缴费条件相同情况下，基金收益率越低，工资增长率越高，通货膨胀率越高，最后投保人所能获得替代率就越低。中国过去10年间的工资年增长水平超过14％，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养老保险基金不能实现有效增值的条件下，难以保持较高的替代率。相对来说，中央管理的社保基金收益率要高于全国五项基本保险基金的总的平均收益水平。但在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统筹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下，难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一投资管理。
再次，一部分资金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滚存结余增加做了贡献。按照公开统计资料，1997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仅为683亿元，2009年达到12526亿元，13年时间增长18倍!如果用每年的养老基金收入除以支出作为当年的结余率，并观察结余率的变化趋势，就会发现结余率1997～2001年在负的3.4％到正的7.7％之间徘徊，2002～2003年迅速抬升到10％～20％的区间，2004～2006年则提高到20％～30％之间，2007、2008、2009年则高达30％上下!结余率越高，可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的资金就相对更少。
当然，还存在影响“养老金悖论”的其他经济和政策因素。
破解中国式养老的难题
中国养老及社保事业过去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社保专家郑秉文用“成就巨大，问题很多”来形容。应该说，中国式“养老金悖论”仅仅是问题冰山的一角。都有哪些典型问题呢?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待遇差距巨大，而农民的养老起步待遇仅为每月55元，
差距之大，绝无仅有，这是多轨制的问题；现行养老保险以地方统筹为主，导致跨省转续存在一定困难(《社会保险法》出台后，国家正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按照媒体报道，中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目前已经达1.4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高达28％，使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再考虑到政府转轨成本的欠账，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当中将是难以持续的，等等。世界银行专家组指出，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企业负担不均、统筹层级过低、个人账户空账等六大问题，因而必须进行彻底改革。郑秉文则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现行的融资方式和给付方式都不可持续”。
既然问题重重且不可持续，继续改革基本养老金制度就势在必行。一方面，长期来看，这种改革需要统一清晰的国家战略规划，即如何在综合考虑经济、财政、人口因素的前提下，平衡好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关系，设计一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逐步落实所有公民养老权益而真正做到人人平等的制度化养老体系。
另一方面，短期来看，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时需要注意三个比较紧迫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把握改革和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有利时机。目前正是继续推进养老金改革的有利时机，但已经比较紧迫，甚至可以说是刻不容缓。为什么目前的时机既有利又紧迫呢?首先，中国处在城市化的关键阶段，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5％～50％。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公众逐渐弱化了与土地和传统社会保护网络的联系，从而使养老保障变得急需。目前的有利条件是，部分新城市人口的显利需求还比较低，这就给国家有步骤推进改革留下了一定的时间。但这个时间不会很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高达65％。届时，新增数亿城市居民的显利需求将会非常巨大。
其次，中国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但短期中抚养比不会急剧上升，中国人口红利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力在2010年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很高，负担较轻，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达到最低值之后会逐步上升，但2035年前人口抚养比仍将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而到了2030―2035年后，中国将会出现不到两个在职职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局面。因此，中国应尽早建立更为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应付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浪潮的到来。
再次，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过去10年中国更创造了财政增速远超GDP增速的“财政奇迹”。经济学家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还将维持二三十年的时间。经济高增长在推动经济总量的同时，会大幅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财政高增长则准备了有利的财力与物质条件。如果等到未来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降下来以后，再来考虑完善养老及社保制度，估计会产生较大的资金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要系统地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中国是全球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最高、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如果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那么，企业和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老金计划就会面临资金不足。
因此，降低目前中国过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已经成为必需。综合参考全球费率水平，中国目前28％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应该有很大的下调空间。过高保险费率的设计意图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明日所需，但却让企业和职工今日的收入支配权变得更加没有保障。
第三，国家应该把新增财政收入的较大比例重点用于养老及社保等社会福利支出。世界银行倡导的多重支柱养老金制度中，第一部分是职工无需缴费的、由公共财政提供的最低保障，被称为零支柱。这是很多国家的一般做法。一国公民的最低养老保障由政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而无需公民通过缴纳保费方式获得，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保证最低养老保障覆盖的无遗漏。世界上很多国家公共财政的较高比例都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经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超过50％。
关键词：延迟退休；养老保险；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D669.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引言
养老是自人类史以来必需解答的一道永恒课题。养老保险制度的合理改革，有利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为退休人员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更有助于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形成。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的持续增加养老保险的改革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而近期有关于“延迟退休年龄”或“延迟领取养老金”的议论，引发了全民的关注。“延迟退休年龄”或“延迟领取养老金”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它是否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行之路？因此，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如何有效完善多渠道实现全国养老金的增长盈利，维护所有人民的切身利益势在必行。
一、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现状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经历1983年―1993年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支付危机的传统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改革；1993年―2000年初步构建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和2000年以后确立多支柱养老体系的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了今天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为主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32218万人，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9750万人，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57073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的人群正逐年不断扩大，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使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性发展遭遇瓶颈。
二、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体系的基础尚不牢固，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
养老体系就像座金字塔，基础养老金是塔底，企业年金是塔身，个人养老储蓄是塔尖。当前我国养老金面临“入不敷出”的压力逐年增加，是因为我国养老体系的基础不牢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信息：我国2013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同期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2.8万亿元，同比增长19.9%。很显然，养老保险基金相对“入不敷出”。据统计，1980年退休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13∶1，而目前该比例约为19：100，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临近，年退休人员新增数量攀升，如现行政策不变，到2050年则会高达64：100，这意味着需要由100个在职劳动力供养64个退休人口。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引发养老保险金供需矛盾加剧
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人口基数大，养老保险底子薄负担重，老龄化速度却非常快。查有关数据：199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1.3亿人，占总人口10.2%，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预计，205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4.8亿左右，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李军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规模迅速膨胀，相对新出生人口的大幅度缩减，使抚养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而造成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与领取者急速增多之间的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三）双轨制的存在造成了不公平的现象
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质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因此公平性问题是其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执行的“双轨制”，即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实行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对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个人无须缴纳社保，退休后就可以享受到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列支的养老金的待遇；而对于社会企业单位和职工本人需要自己在退休前连续15年缴纳占工资收入一定比例的费用，退休后才能得到由社会保险资金列支的退休金。虽然最近几年，城镇职工月均基本养老金不断上调，但由于我国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制度在设计与运行上大不相同，造成了在城镇企事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参保义务及待遇水平的不平衡，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三、延迟退休或领取养老金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一）国际上其他国家对延迟退休的惯例
法定退休年龄对于每一位劳动者都十分重要，关系到每一位劳动者缴费年限和受益年限，还关系到国家人口运行趋势和平均预期寿命及国家的公共财政等。随着世界范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社会保障项目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到67岁。之后，又有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乌克兰等国家进行效仿借鉴该方法来减轻国家负担。但这一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人民的抗议罢工。如2010年在法国各大城市为抗议雇主将雇员退休年龄推迟到60岁以后的计划爆发的近1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行动，2013年波兰首都华沙爆发10万人大游行抗议政府提高退休年龄。
（二）在我国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可行性讨论
1.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有利分析
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退休年龄是比较低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工作能力和身体素质同步提高，中国特殊人口政策导致的老龄化和日益紧张的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客观上要求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首先，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有利于减轻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随着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工作的老年人则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养老金支付的重担落在有工作的年轻人身上，使他们的缴费压力越来越重，政府养老金收入相对减少，养老设施投入支出日益增加，推迟退休年龄则有利于延长其缴费期间，缩短支付养老金时间，从而减轻我国社会压力；其次，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使正在工作并缴费的人增加，而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人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度赡养率，同时也有利于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经过高学历培训的科技人才，知识层次增高，国家的培养成本变高，延迟退休则增加其工作时间促使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再次，实施型养老体制改革有利于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目前我国社会上退休后的老年人再就业主要缘于经济需求和精神寄托，退休人员通过再就业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也能够给家庭较少的经济负担。
2.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的弊处分析
首先，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会从一定程度上加重就业压力，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导致全国失业率将增加。由于目前的全球经济都处于减缓发展，原本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造成了就业形势的不乐观，如果再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无疑使得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更加严峻。不言而喻，退休是新老劳动力的更替过程，当年老的劳动力离开工作岗位，由新的年轻劳动力进行替代，把推迟退休年龄当做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必然会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使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导致失业的人数将增加，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则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其次，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累积提高，生产技术不断更新进步，年轻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应当普遍高于年老者，而推迟退休年龄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滞生产的进步，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最后，据相关数据显示，现在企业每个月给在职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等各项费用，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在职职工年龄越高工资越高，相应的保险费也更高，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无形中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及养老保险支出成本，从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四、我国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需谨慎
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关乎国运、泽及子孙，而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推迟退休年龄方式好似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我们要懂得权衡利弊来进行取舍，我们应该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谨慎的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使养老保险制度真的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广大的老百姓带来福利，实现我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愿望。就我国现阶段状况，笔者认为可以试探着采取缓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缓解眼下养老金收支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同时实现对退休年龄的合理化改革制度完善。
（一）谨慎采取缓行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
目前，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现有劳动力与潜在劳动力资源供给过剩，如果盲目普遍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会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但如果从结构角度比较，退休人员的结构和新入职的结构并不完全在一个层面进行竞争。如果采取渐进式的、缓行的、局部试行的方式，在适当充足的时间内完成合理的退休年龄延迟来达到目标，同时随着就业供求关系的进一步变化，可以将对就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对现行退休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公务人员、企业员工实施的退休制度不尽相同，如现行的“双轨制”；男女职工的退休制度差别也较大，即使同属国有企业职工，在企业实施减员增效的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诸如：停薪留职、买断、内退等多种变相的退休现象。使得即使在同一单位中同等条件下，不同的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退休待遇规定，这些都使得我国的退休制度千差万别。因此，从近期来看，我国应该对现行的各种退休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以杜绝不规范的退休现象出现。
（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区别的试行弹性的退休制度
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我们的退休制度改革也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由于当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如上海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口老龄化程度非常低；如教育、医疗服务、制造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行业需求是丰富经验，而如电子行业、金融行业等新兴行业则需求具有最新技术或有海外经验。所以，建议政府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在试行弹性的退休制度时，我们应当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需求而设计，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进行自主选择退休年龄政策，甚至不同的人群也可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灵活的选择退休年龄与时机。
（四）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从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试行
我国目前实施的退休制度规定为“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这使得女性并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有失男女平等的公平性，同时据相关数据统计表明女性职工寿命通常比男性职工长，退休后女性职工从制度中领取的养老金时间较长，因此，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体制改革可以从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试行开始，同时，适当的提高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和提高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适当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后不但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促进女性的充分就业，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同时也提高了女性地位，促进男女平等。但这一改革试行需要在较长的时期内完成，可以考虑先在8-10年左右的时间内，逐年递增式实现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为60岁。
五、结束语
退休制度的改革涉及面广、影响力深，任重而道远。在当前我国就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口加速老龄化并存的状况下，是否延迟退休年龄、如何进行养老保险改革都要顺应广大人民意愿，维护广大人民利益。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逐步实行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这应该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未来发展趋势。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针对我国养老保险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适当的将改革速度放缓，充分考虑实施延迟退休型养老改革制度的灵活性，谨慎采取适度试行改革的方案，密切关注退休人员的生活状况并及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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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养老制度；公平性。
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和核心。解决社会的不公平，创造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政策实践的最终归宿。社会保障本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并弥补初次分配造成的不公平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在我国社会保障政策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公平，有些地方不公平还比较严重，致使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和功能的效力都大大降低。本文从城镇养老制度角度来探析社会保障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一、机关、事业、企业从业人员间的养老不公平。
城镇基本养老制度大致可分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两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待遇基本相同。但伴随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数十年的改革，加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差距不断扩大，日益侵蚀着社会公平。目前，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的资金筹集大多仍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无需缴费。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则需要缴纳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记入个人账户。但在养老待遇上，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连年保持在 90%左右，而企业尽管已连续八年上调养老金，但 2011 年中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为 42.9%，远低于制度预期的 58.5%，更是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二分之一都不足。[1]这意味着企业职工在辛辛苦苦缴纳了大笔的养老费后，其获得的养老金却远低于不缴费的一类人群。这种情况使企业职工普遍感受到强烈的不公平感及被剥夺感，使这一群体在感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时幸福感严重下降。去年的“两会”上，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提高企业养老待遇的呼声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着人们对现存的这种不公平的强烈不满。
二、行业间与企业间的养老不公平。
目前，企业职工的养老待遇中除了基本养老保险，有些有能力效益好的企业还为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这种补充性养老保险制度。石油、电力、通信等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远高于普通企业职工。这样按比例进入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的部分也就非常可观。同时，这两部分的收益还享受国家免税和贴息的红利，这更加加剧了行业间职工养老待遇的不公平性。
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养老待遇不公平的现象。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转化为了市场经济，大多数的企业都开始了自负盈亏，但实质上仍有国企的存在，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软约束的关系，企业的盈余会有一部分直接上缴给国家，一旦企业亏损国家就会出面在财政上给予补贴。所以虽名为社会保障，但最后也有国家保障在其后面。企业职工在养老待遇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一定标准的。而作为独立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养老保险为企业自身事务，列入成本。于是，在效益好与效益差的企业之间，在新企业与老企业之间存在着养老负担轻重不一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企业退休职工多、负担重，养老风险无法分散出去。
三、基于性别不同造成的养老不公平。
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男女退休年龄的规定是不同的。规定男职工年满 60 周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女工人年满 50 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特殊工种的，男性年满 55 周岁，女性年满 45 周岁，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满 10 年。如此明显的不同性别不同退休时间的区别对待，使得劳动者在工作权利上就没有获得公正的对待。同时，在我国目前领取养老金多少与缴费年限相挂钩的情况下，较早退休的女职工所领取的养老金必然低于较晚退休的男职工。这无疑会降低女职工退休后的晚年生活的质量，是对女性职工的不公平对待，也是养老不公平的一种体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退休年龄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对于男女工人同龄退休，有平均 58.1%的人持同意的态度。[2]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养老保险金是其退休后生活的主要来源，如果这一制度不能确保分配的公平正义，对社会整体公平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害。
四、代际不公平。
代际不公平指代与代之间的人在利用各类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时的权利的不均等。此处即为代与代之间在养老保险上的责任与义务的不公平。无论哪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必然经历从无到有再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制度初建时期，退休人口少缴费人数多，制度的赡养率比较低，因此制度早期阶段的几代人是真正的受益者。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出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趋于老化，制度赡养率提高，养老金支付压力日益增大。政府试图降低养老待遇，但养老金待遇存在只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所以只能通过扩大覆盖面的方式解决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退休一代的养老待遇以牺牲在职一代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此为代际不公平的一个方面表现。另一方面，按照 1994 年世界银行《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报告，我国于 1997 年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的转轨过程中，政府本应承担转制成本，因为“老人”、“中人”已经在工作期间以低工资的方式承担了“缴费”义务，但政府对此并无明确作为，所以致使当代劳动者除了要为自己的养老积累“个人账户”外，还必须承担上一代人的养老责任。这些都造成了当代劳动者严重的负担且易引发代际间的矛盾，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公平。假使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使这种制度破产，那么这将是对这代人最大的不公平。
五、提升我国城镇养老制度公平性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养老制度的双轨制已经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所以为构建和谐社会，确保养老公平，在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三大群体的养老方案设计中，应建立城镇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筹资与给付，模式与管理相统一，结束目前双轨并存的局面，以现存的企业职工的统账结合为改革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单独设计上述人员各自的补充养老保险方案，实现新旧制度的衔接和平稳过渡。
（二）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
目前，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尚处于省级统筹，还未实现全国统筹，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比较低，这直接关系到基金的风险程度，并与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等问题相关联。
按照大数法则，统筹层次越高风险越小、保障程度越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是以县、市统筹为主的，逐步提高统筹层次，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以适应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化要求，这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
大数法则理论、社会公平理论和收入再分配理论为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提高提供了理论基础。统筹层次较低限制了大范围筹集、使用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可能性，基金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内自我周转，调剂性大大降低。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能够使参保人员数量极大化，充分发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调剂的功能，使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合理地转移，从而保障国民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三）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解决性别间的不公平问题。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规定早已不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社会保障制度转轨的现实。因此，应小步渐进地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用一段时间将我国职工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且男女同龄，这样就接近了世界职工退休年龄的平均水平。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由于就业压力、收入差距、单位职能、工作性质等方面的影响，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适当的时候出台方案，分人群（如先女后男）、分步骤（如制定时间表）、分职业、可选择（有弹性）地进行。
（四）拓宽筹资渠道，加快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只有做实个人账户，才能真正实现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模式的转变。可通过变现国有资产、发行长期国债、扩大彩票发行量，公开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以支付养老制度的转制成本。同时，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的成功经验：成立 10 年来累计收益额达到 2 772.60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9.17%。
[3]这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提供了经验。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和监管体制的完善，迫切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相关职能部门合作制定一个逐步放开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战略方案，例如发行特种国债和选择低风险金融产品投资等。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压力，将代际不公平和福利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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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退休年龄问题报告[J/OL].新华网，2011- 3- 29。
[3]陈莹莹。 社保基金十年来年均投资收益率 9.17%[N].中国证券报，2011- 5- 19（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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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明丽、王亚萍、张闪闪。国外社保整合对我国碎片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和启示 [J]. 改革与战略，2012，（7）：118- 121。
关键词：延长退休年龄 弹性退休 人口老龄化 空账运行
一、养老金空账运行引发的养老危机
我国养老金空账运行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养老金账户的转轨成本
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DC型积累制和DB型现收现付制的混合制度施行，即“统账结合”制度。养老金账户一部是单位以职工工资总额的20%缴纳，另一部分是职工以个人工资的8%缴纳。前者“现收现付”，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后者实行的是长期封闭积累、产权个人所有的“完全积累”制，原则上不能调剂借用。
然而，在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之前，我国采用的是BD型现收现付制，不存在个人账户。因此，这些在新制度执行前参保的企业员工在退休后只能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完全依靠统筹账户。由于没有累积，统筹账户根本不足以应对当期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需求，在实际的管理中，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并没有分开管理，加之各地财政实力不同，多数地区不得不在实际上采用了“现收现付制”的方法，即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用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合计缴纳的28%的月工资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个人账户仅仅记账，上述2.5万亿的记账额由此形成。而从近两年数据看，空账扩大的速度正在变快：从2008年到2010年，“空账”由1.4万亿升至1.7万亿，增加3000亿，而2011年一年就增加了5000亿。
（二）老龄化成本不断增加
所谓老龄化成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三个潜在风险，即经济增长减缓、财政收入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是指老龄化带来的主要财务成本，他们包括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费用支出、长期照护支出、教育支出和失业支出。[3] 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下，前三项支出会不断攀升，但是后两项会相应减少。虽然，五项支出相互抵消，但是总体还是呈上升趋势。2011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比2010年增长20.9%；全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4431亿元，比2010年增长25.2%。
越来越严峻的养老金空账运行和老龄化成本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推迟退休年龄的方法来缓解压力。英国政府在2006年5月正式公布一份关于养老系统改革的白皮书，计划将英国民众的退休年龄从现行的男65岁、女60岁，逐步提高至2044年男女都68岁。即使民众罢工抗议，法国仍然在2010年通过了政府退休体制改革方案，规定须满41年工龄才能拿到全额退休金。对大多数法国人来说，可能要到66岁至68岁才能退休。
二、我国对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议综述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有96.98%的网友直言“不乐意”，只有3.02%的网友支持。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年龄也在争论不休。
（一）反对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不利于社会公平
不同人群而言延长退休年龄具有不同的效应。首先，延长退休年龄对体力劳动则的负面效应更大，低收入人群、体力劳动者和普通的企业职工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持反对意见。工作对身体条件要求较高，推迟退休之后身体承受能力下降，并且由于工业绩效的下降收入水平随之下降，因此，他们更愿意早退。其次，公务员、教师、科研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认为延长退休年龄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劳动者需要长期积累工作经验，推迟退休年龄甚至有利于工作绩效的提高， 很多时候到了老年才能发挥自己的实力，并且，推迟退休之后收入曲线可能继续上升。由此可见，延迟退休不利于普通体劳动者、不利于低收入人群，延长退休年龄对他们意味着缴费增加，领取养老金的总数量减少。
2.延长退休年龄会加剧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目前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超过1.1亿人，每年大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3%。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提高退休年龄，就占去机会的30%。除此之外，“返聘”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企业职工，企业更愿意聘用有经验的老职工而非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对于社会待业、失业和隐性失业的巨大人群来说，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与延迟退休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明。
3.延长退休年龄无法解决“空账”
对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空账运行，从表面上看，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延长缴费时间，增加缴费总量。但是这种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空账”问题。国家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解决空账问题，将就业和国家财富发展起来，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空账问题的有效办法，而非单一地延长退休年龄。
（二）支持延长退休年龄
1.延长退休年龄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维护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
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严重损害代际之间的公平。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年龄逐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升到2005年的7.83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起始年龄从16岁上升到18岁。此外，目前缴纳养老保险的就业人口学历大部分为本科毕业，和初高中毕业的就业人员相比，少缴费4—7年，第二，学历越高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越短而享受的退休待遇却相对较高，导致权利义务不一致。第三，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是建国初的35岁两倍。[5] 依照目前的退休年龄，大部分职工在五十多岁退休，在生理年龄上还处于中年人，按照我国的老龄化和人均寿命，达到65岁才算进入老年阶段。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职工的缴费年限不断增加，加剧了代际直接的矛盾。第四，现行退休年龄男女不一，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10年，然而，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造成性别不平等，也影响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因此，不仅要延迟退休年龄，还要体现男女平等
2.延长退休年龄和年轻人就业没有必然联系
从短期看，延迟退休会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取决于延长的方式，若按月份延迟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从长期看全国的就业容量更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因为老人退休和年轻人就业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一方面老年人空出的岗位年轻人未必能够填补，目前的失业者，自愿性失业过半，达到65%，失业者中30岁以下占87%，45岁以上的只占13%；在30岁以下的失业者中，因不满工作环境而自愿失业者占90%。这些数据表明，失业的原因不仅仅是就业机会供给不足，也有失业者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退而不休”的现象，资料显示，实际上我国相当大比重的退休人员还在工作。再就业的老年人以65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居多，约占再就业老年人口的80%。老年人口再就业无疑暴露了现行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3.延长退休年龄能减缓基金缺口
如何解决养老金2.2万亿的缺口？一般而言有三种方式：延长缴费时间、提高缴费标准和降低给付标准。我国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20%，个人缴费8%，合计28%，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的4.6倍，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与高缴费相对应的却是低替代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147元，月均3096元。而据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证实，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1300元。据此计算出的2010年全国企业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仅为42%。 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目前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为55%。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远远低于此标准，所以无法通过降低替代率而减缓基金缺口。
三、延长退休年龄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如前文所分析，延长退休年龄能够有效缓解了老龄化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所带来的代际矛盾，老年人的退休和年轻人的就业之间没有直接必然联系，年轻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国家宏观地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职位来解决，最后，在养老金的缴费率和替代率都达到极限的前提下，我国只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基金缺口。
1.弹性退休制度
我国可以针对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区域实行弹性退休。首先，延长一些特殊行业和智力密集型行业，例如技术工人、教师、公务员等。此类人员的工作经验是工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中老年才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是将研究转化为成果的重要阶段，如若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硬性责令退休，无疑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次，调整特殊高危行业和特殊工种的范围。随着经济发展，原先属于人工操作的高危劳动例如锅炉工，现已基本上是机房操作，对于此类人员应将退休年龄适当延长。第三，实行先女后男，小步渐进的退休制度。男女退休年龄不一，是我国退休制度的一大弊病，不符合国际惯例。从人均寿命来看，女性的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比男性早退休5年—10年。在制定制度时考虑到建国初女性受教育机会少，并且要照顾家庭，在此历史条件下制定女性早退休是为了保护女性利益。然而，在如今男女地位趋于平等，享受同样受教育的权利，在高学历中女性甚至高于男性。女性退休年龄早直接导致女性的缴费时间少，最终所获得的退休待遇也相对较低。因此，我国可以先延长女性的退休年龄，使之逐渐和男性一致，再将男女退休年龄一起调整。
2.建立一个缴费和退休待遇密切相关的激励机制
大部分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行的退休制度中的个人缴费与待遇之间没有建立一个明显的激励机制，大锅饭因素扭曲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因此，我国在设计退休制度时应注意几点：一是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缴费年限和享受待遇相对等。受教育程度和服务社会时间呈反比，为了确保公平，在制定统一退休年龄的基础上，设定一个具体的缴费年限，只需达到缴费年限即可，不一定严格按照退休年龄执行。二是应该格外强调个人缴费的补偿和返还性质，即强调私有化的“费性”，缴费的数量和待遇挂钩，避免给全社会以“税”的误解。三是鼓励职工延迟退休。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延迟退休提高待遇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老龄人口全球居首，中国网络电视台，http：///20120408/107870.shtml
谈到“以房养老”，人们肯定会联想起一度引起颇大社会反响的“住房逆按揭”提案。
以“住房逆按揭”为基础的以房养老思路来源于海外，而在大量“房子富翁，现金穷人”的美国最为盛行。简单地说，“住房逆按揭”与银行住房按揭的思路恰恰相反。老人们可以把自己名下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或是其他的金融机构，由此每月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养老金。等老人过世之后由金融机构收回房屋的产权。这样，依靠房产老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笔稳定的养老收入，以弥补养老金的不足。而且，在获得收入的同时，老人们保有对房产的使用权，他们可以一直居住在自己的房产中。在老龄化日益严重和老人大多独立生活的西方国家里，住房逆按揭不啻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想途径。
不过，就我们国家的情况而言，现在推行“住房逆按揭”还缺乏有利的市场土壤和根基。一是住房逆按揭对于保险精算的要求较高，金融机构目前还不具备推出这一产品的数据基础；二是住房逆按揭涉及到房产价值的评估和预测，抵押房屋的管理和维护，房屋后续交易的管理，这不是银行或是保险公司就可以单独完成的；更重要的第三点是，在注重家庭的社会观念中，人们更加希望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子女而不是给金融机构。
但是，在我们的富足养老计划中引入房产投资，并非不可为。作为一种长期的保值工具，通过第二套房作为自己富足养老的依靠，仍然有着很大的潜力。
房产养老“退可守，进可攻”
第二套房养老的核心就是房产的收益性和增值空间。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房产兼具了这两个特点于一身。房产除了自住之外，可以用于出租，这样投资者就可以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入。而且就长期而言，房产具有很强的保值功能，尤其是在10年、20年之后，房价可以随着通货膨胀而向上调整，可以保障自己的财富不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蚀。在一些土地资源有限的城市，选择好地段的房产还有不错的升值潜力。
正是由于房产这种“退可守，进可攻”的特性，以房养老可以看作是富足退休的一道“防火墙”。很多中产人士在给自己准备养老金之外，都会考虑添置一套房产用于抵御外来风险。
他们的考虑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房产可以用来出租，每个月稳定的租金收入就是自己退居二线后的另外一笔退休金，可以弥补退休之后原有收入与社会养老金之间的缺口。这样，人虽然退休了，可是收入没有“退休”，依然可以保持工作时高收入的生活水准，过着体面的养老生活，而房产还可以作为一份财产留给子女。
如果天有不测风云，在养老生活中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还可以将房产变现，从中获得大笔资金以保证自己渡过难关。房产的保值效应，至少保障了这笔投资不会落后于通货膨胀的步伐。如果投资得力，说不定还能从中获得一大笔增值收入。这样退休生活就可以“老而无忧”了。
养老房选择有门道
作为“养老房”，房屋的选择就和我们平时选择自住房有所不一样了，在选房的过程中你应该充分考虑到“以房养老”的特性。
首先，要保证“养老房”稳定的出租收益，地点的选择非常关键。交通便利、靠近成熟商圈和办公区域是此类房产的首选。毕竟年轻白领是租房客中最稳定的组成部分，即使租金价格高一些，他们也愿意选择离办公地点较近、周围配套生活设施齐全的房源。
面积和户型也是在选择“养老房”时应考虑的因素。一般来说，40～80平方米的小户型更加适合作为投资对象。一是因为房屋的总价低，不会给投资人带来过大的经济负担；其次，小户型的房产适合出租需求，尤其是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在买房前的过渡期都愿意选择此类房源。而且现在这样的房产越来越少，市场的稀缺性决定了出租空置率很低，可以保障租金收益的连续性。
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房产在出售时也相对更加容易。与其他的资产相比，房产的流动性并不占优势，而地点好、户型小的房产则或多或少可以弥补房产投资变现慢的劣势。作为“养老房”来说，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如果是为了养老而进行房产投资，你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应当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尤其是要注意在老年之后便于对出租房进行管理。出租过房产的人都会深有体会，管理出租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了定期催收租金，房屋的水、电、煤等费用的正常交付都可能要劳驾你督促着。因此，最好把投资房选择在离自己的住所比较近的区域，以节省管理出租房的时间。当然，你也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委托一个牢靠的中介帮你进行管理。
“以房养老”门槛不低
房产投资所具备的收益性和增值性，为实现富足养老的生活提供了一道“防火墙”。不过，以房养老的方案并非人人都适用，这也是你在制订养老计划时必须考虑到的。
比如说2001年左右，房产的价格还不高，买一套房拿出10万元作首付、装修就足够了，每个月的还贷额也完全司以由租金来偿还，很多人都具备购置第二套房的能力。但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扬，想要投资一套地点好、户型佳的房产就不那么容易了。以上海市为例，选择这样一套房产，以60平方米来计，总价至少需要七八十万元。根据房产调控政策，第二套房所需要支付的首付成数也会有所增加，加上必要的装修，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必须一次性拿出25万～30万元的资金，“以房养老”的门槛大大抬高了。
因此，对于“被动型”以房养老的人，比如他们在以前房地产价格较低的时候，已经购置了第二套房；或是在房改过程中，以低价购买过单位公房，后来出于改善住房环境的需要又购置了第二套房，他们不妨把此项不动产投资作为未来富足养老的依靠。而新的“主动型”投资者，想要实现“以房养老”则需要审时度势，在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资金实力之后，还要选择合适的房产购入时机。
企业年金又称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企业在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和发展需要而建立的，旨在使职工在退休之后的一定时期内能按期获得一定数额养老金的退休收入保障制度。企业年金通常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待遇确定型（Defined Benefit，简称DB），另一类是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简称 DC）。DB型企业年金计划为参加计划的所有员工设立一个统一账户，员工企业年金基金的缴费和基金的投资运作风险都由雇主承担，企业和员工每年的缴费额通过精算来确定，但是退休时获得的支付额是确定的。DC型企业年金计划为参加计划的职工设立个人账户，企业和员工的缴费均存入员工个人账户，每年的缴费额是确定的，员工自己承担个人账户的投资风险，退休时年金根据员工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发放。由DC向DB转换的年金计划，即在员工刚刚进入工作岗位时采取DC型计划，等到规定年龄（例如40岁）时，可以选择转到DB型计划上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结合两种方案的优点，趋利避害。
二、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的特点及优势
（一）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的特点
第一，给付水平稳定。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是由DC型转向DB型的计划类型，当员工在该企业工作满一定年限时，可以选择由DC型计划转向DB型计划。因此，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既可以保证员工在退休后有明确、稳定的生活保障，又可以很好的预测未来的工资水平。
第二，易于满足雇员流动的需要。建立DB 型企业年金计划会限制人才的外流，DC型计划对既定条款的规定比较宽松，相对DB型计划来说能够减少因工作调动所带来的年金损失，为员工进行合理的工作调动提供了便利。而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则充分的考虑了雇员流动性的需要。雇员一般都是在年轻时比较容易调换工作，这时采用DC型计划。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工作与生活趋于稳定，就可以由DC型计划转为DB型计划。对于大部分雇员来说，这一假设是完全成立的，过渡的关键在于何时转换，或者是否考虑将这一权力完全交给雇员，即雇员自己决定何时由DC型计划转换为DB型计划。对于另一小部分雇员来说，他们可能希望继续保持DC型计划，那么它们可以放弃进行转换的权利。
第三，可以满足雇主与雇员双方规避风险的需要。DB型计划中与养老基金相关的所有投资风险均由雇主承担,雇员不必担心金融风波对账户资产的影响，他们只需根据计划条款分得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养老金。相比之下，DC型计划雇主承担责任有限，雇主只负责每年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向个人账户中缴款，并不对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承担责任，投资风险由雇员承担。换句话说，在DB或者DC型计划中，雇主与雇员的利益是冲突的，是不能共同受益的，必须要有一方承担大部分的风险。而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的风险承担是分散的。在第一阶段，雇主承担有限责任，雇员承担投资风险。在第二阶段，雇主承担雇员退休后为其提供足额的养老金的风险，雇员则在退休后分得定额的养老金，风险仅在于丧失了年金增值而得到更多的养老金的机会。这样，一方面雇员既有机会对企业年金账户资产进行管理和投资，又可以在退休时规避风险，获得定额的养老金；另一方面雇主首先减少了投资风险，再者当DC与DB型计划进行转换时，雇员未来的工资水平较容易预测，距离退休的时间相对也会缩短，利率走势预测的偏差也会减小，雇主为DB型计划所承担的风险也会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于雇主和雇员来说，这种混合型计划可以使他们分散风险，双方受益。
第四，成本会因为需要进行两种计划的管理和运作而增加。首先，DC型计划需要较高的账户管理成本和投资管理成本；其次，DB 型计划在确定缴费率时要用到大量的精算技术。这两种计划的共同管理和运作成本必然比单独采用DB型计划或DC型计划的成本要高得多。因此，采用这种混合型计划必须要首先解决成本问题，否则就会成为企业建立这种计划的绊脚石。
综上所述，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国企业现状及需要的。在给付水平、雇员流动性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上，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成本上，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处于劣势。因此，只要能够找到合理的降低成本的方法，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是完全可行的。
（二）企业年金由DC型向DB型转换的优势
首先，在雇员年轻的时候，由于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并且工作及职务的变动性很大，工资水平也随之大幅波动，这时就可以充分的利用DC型计划的优点，在保持个人账户资金充分累积的同时又保证了其便携性及独立性。
其次，在规定的年龄，根据其个人账户资金的累积状况，及未来工作的年限、工资水平等因素，可以由精算技术将DC型计划转为DB型计划。雇员在这个年龄时期一般开始追求稳定的生活和保障，工作基本稳定，未来的工资水平也较容易预测，并且距离退休的时间相对也会缩短，利率走势预测的偏差也会减小。因此雇主为DB型计划所承担的风险也会在合理的范围内，雇员退休后也有明确的保障水平。这种计划对于公司而言，关键是在什么时候雇员有权从DC计划转到DB计划上，雇员的年龄越低，公司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越高。对于个人而言，可以受益两种计划的优点。
总之，DB型计划与DC型计划的结合，一方面，个人既可以享受到DB型计划安全稳定的未来年金保障，又可以通过DC型计划来最大化自己收益；从公司来看，可以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雇员退休待遇进行充分选择和灵活设计，在降低总的风险的同时仍能够继续提供可观的养老金。另一方面，这样的年金计划管理工作必然复杂，成本也相对于单一计划要高，企业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综合实力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制定。
三、建立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的现实意义
第一，符合我国企业的现状。我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并存。二是企业员工构成复杂。三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和资金积累差异较大。四是企业员工投资偏好及风险承受力不尽相同。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相比单一的DB型或DC型企业年金计划来说，更能满足我国企业的要求。
第二，有利于调动员工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既可以满足员工规避投资风险的需要，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员工的退休金水平，它是在充分考虑了员工的风险偏好程度后而设计的。年轻的员工通常乐于接受风险，因为高风险就可能会获得高收益，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员工对风险的喜好程度往往也会随之减弱，逐渐趋于喜好稳定的收益。因此，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能够满足员工因年龄增长而产生的不同需求，有利于调动员工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
第三，有利于调动企业发起设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可以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员工选择好的企业，福利待遇一定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种灵活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可以迎合员工的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这种计划模式还在尽可能满足员工退休后生活保障的同时，降低了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因此，这种计划模式能够吸引企业主动去设立企业年金。
第四，有利于做大做强中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在世界各国的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壮大的同时，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潜在需求并没有转化成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巨大的现实需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企业没有设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而员工由于不了解企业年金，或者因为种种顾虑，也没有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由于DC向DB转换的企业年金计划模式可以减少DB型或DC型企业年金计划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设立企业年金和员工参与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因此，这种计划模式对于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高秋荣. 浅谈企业年金方案设计[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0（03）
②宋效中，王立国等．企业年金方案设计实务[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9
③刘琳. 国外职业年金的运作模式选择[J]. 经济与管理，2009（02）
神木县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共辖15镇4乡629个行政村，总人口42万人。如今这里美丽富饶，煤炭资源得天独厚，已探明储量为500亿吨，占神府东胜煤田总储量的五分之一。
神木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边陲要塞，胡骑汉兵逐鹿的主战场。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屯垦，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变得遍地荒沙，伤痕累累。纵观神木地形地貌，东部黄河沿岸为土石山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1%。沿河两岸地形狭窄，基岩，直立陡峭，该区山大沟深，石多土薄，水土流失严重。县境中部为丘陵沟壑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8%，总体特征为梁多峁少。而西部则为沙漠草滩区，也是该县农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
在建国前，神木人基本以务农为主，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往往“十年九不收”，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西口”成了唯一的出路。“走不完的西口，掉不完的泪，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完的罪”道出了走西口人的辛酸与无奈。这是神木人悲凉的记忆，是过去神木不能给家乡人提供就业谋生机会的见证。
今天，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后代，随着煤田、天然气开发、西部能源化工基地的建成，再也不用满怀悲凉地背井离乡。今天的神木，已经吸纳了本县几乎所有劳动力，以及全国各地省市区来此淘金的人们，并全身心投入到工业建设中。为了提高全民生活水平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神木采取了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培训青年，提高素质；创造就业岗位等各种就业措施。
神木富裕了，神木发展了，很多人在争议过后不由得问一句为什么。这其中固然有资源优势，但究其根本还是人文精神的转变，是以文化事业为基础、文化创意为先导、文化产业为主体、文化贸易为标志的神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作用。由此可见，“软实力”是一种制约和影响城市发展的无形力量，体现的是一种创新的、能够吸引人才聚集的环境和氛围。
神木最先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是12年免费教育。在县一级的城市里，义务教育可以说是县财政的沉重负担，所以神木县的12年义务教育是分步推进的。2005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和课本费并补助生活费，2006年，神木将“两免一补”扩大到了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2007年推行“五免一补”，实现了学校零收费；2008年，神木在全县实施了12年免费教育，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时至2011年，“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普及学前3年教育目标”已写入了神木的“十二五”规划里。
规划中规定，神木县12年免费项目及补助标准为小学阶段免杂费、食宿管理费、电教教材代办费、课本费、作业本费，补助寄宿生每学期的生活费。初中、高中阶段的免费项目除以上相同项目外，另外还免除计算机上机费、冬季取暖费等。
2008年，神木将原来的麻家塔中学改建成全市规模最大、以聋哑儿童和智障儿童教育为主的特殊教育学校，专门为特殊学生提供人性化教育；2010年9月，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神木校区揭牌成立，填补了神木高等教育的空白。
神木还有一项开国内先河、影响深远的“全民免费医疗”保障制度正在积极运行，2009年，神木出台了《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比目前国家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医改方案，无论是从深度还是胆识上，神木人都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
制度设计者的思路很明显：用最大认同、最可操作的方式推行医改，让人人享有福利性质的公平和统一的医疗服务。而对于大病患者，他们视此为“重生的机会”。
神木县实施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突出城乡一体化思路。根据《办法》，在有神木户籍的城乡居民中，实行门诊医疗卡和住院报销制。而神木医改的最大亮点，是把包括安装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检查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也列为报销范围。
把医疗服务作为一个“免费”的公共产品提供给全民，百姓看病，政府买单，这么大一笔财政支出，神木的这次医改显示了超常的勇气和胆识。
继12年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之后，神木县又一项“惠民工程”――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标志着该县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农民也能领养老金，和城里人领工资一样，晚年生活有了保障，再也用不着为养老发愁了”。一直以来，农村养老都是个“老大难”，但这个问题在神木县却得到了彻底解决。这一开创全国先河的惠民举措，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同样的养老福利，从而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并被列入全国首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县，成为全国养老保险改革的一面旗帜。
这项从2009年1月就启动调研的制度规定，参保对象的个人缴费标准和县财政的补贴会逐年上调，按标准交足15年的，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后，可将原来每月可享受的养老金保险待遇提高。本人家庭成员按规定参保正常缴费者，享有基础养老金，且高于国家规定标准。该县的基础养老金远高于周边地区，甚至是全省最高。截至目前，神木城乡养老保险应保对象有19.8万人，实际参保17.3万人，综合参保率87.4%。
所谓的银行救助方案
2012年9月完成的西班牙银行业压力测试显示西班牙银行业资本缺口约为540亿欧元，该压力测试是基于恶化情景下针对西班牙14家大型银行所做的测试，而这14家银行代表了西班牙银行系统总规模的90%。当前，欧洲委员会与Troika（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银行管理局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共同确定了西班牙的潜在资本需求（包括安全缓冲）总计为1000亿欧元。这些资金将通过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以及欧洲稳定机制（ESM）分四部分援助西班牙。期间，如果出现贷款违约或者削减，私人领域债务持有人将拥有优先于ESM的清偿权。该援助资金具体分配是：第一部分EFSF的300亿欧元在今年7月底生效，其中包括100亿欧元的紧急储备。第二部分将在今年11月的银行压力测试最终完成后生效。这部分资金总计450亿欧元，包括了分配到西班牙银行业有序重组基金（FROB）的200亿欧元以及第一部分的100亿欧元紧急储备资金，因此该部分最终实际有效资金共计150亿欧元。第三部分的150亿欧元将在今年12月生效，并用以支持压力测试中不合格的银行。最终部分的150亿欧元将在2013年6月生效，用以支持到时仍未建立起充分资本储备的银行。另外，该计划将针对“垃圾证券”建立一家“坏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其规模约为250亿欧元。
目前来看，西班牙主要的问题来源于银行系统。并不只是因为本地银行遭受房地产市场崩溃的冲击（很高的房地产类贷款违约），持续不停的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相连带的经济衰退也不断冲击着西班牙银行业本已脆弱不堪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与爱尔兰、希腊以及葡萄牙的救助方案不同，对于西班牙的金融救助目前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的资本重组。
关于资本重组，EFSF提供流动性和贷款用以改善西班牙银行业的资本情况，使得银行能够重新“接驳”国际资本市场。与之前的救助不同，EFSF的资本不是提供给西班牙政府，而是直接拨给FROB，然后再贷款给西班牙的银行。西班牙政府为该银行业救助基金提供担保支持，这也意味着西班牙政府有偿还EFSF贷款的责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政府这部分的责任使得FROB的负债被添加到西班牙债务中，从而导致债务可能从2011年底GDP的70%增加到2012年底的90%——这里包括西班牙经济衰退可能导致的较高预算赤字。而后，ESM一旦生效，EFSF的贷款会马上转移到ESM（无优先等级）。
而ESM可以直接对银行进行注资。2012年6月29日的欧元区峰会声明中指出，对于银行（包括欧洲中央银行）的单一监管机制（SSM）必须建立在欧元区内——西班牙金融与公共债务领域问题的紧密连接将很有可能因此断开。西班牙政府债务也因为贷款直接转移给ESM而有所消减。而之后，ESM救助基金将直接向银行注资。近期欧盟峰会上，成员国政府就未来SSM机制上的一些关键条款已经达成共识。
西班牙的再融资需求
欧洲央行于2012年9月宣布将无限制购买受到危机冲击的欧元区国家债券，西班牙的再融资成本随之降低。截至2012年7月，西班牙10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处在略低于7.5%的水平，到10月已经下降至略低于6%。由于西班牙再融资成本在一定时间内应仍徘徊在较高位，因此有必要对西班牙2012年及2013年和2014年的再融资情况进一步分析。
2012年四季度，西班牙再融资需求约在400亿欧元左右。然而由于修改后预算赤字上升的原因，该数字还有可能继续提高。2013年和2014年，西班牙整体再融资需求总计略高于2000亿欧元（见图1）。
如果西班牙各自治区（西班牙是由17个自治区组成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家——编者注）被强行转为向西班牙政府寻求金融支持，则西班牙整体的再融资需求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瓦伦西亚是第一个向西班牙政府寻求金融支持的自治区（45亿欧元），其次是穆尔西亚（7亿欧元）以及加泰罗尼亚自治区（50亿欧元）。
截至2012年一季度，西班牙各自治区债务共计1450亿欧元，相当于西班牙国家GDP的13.5%（见图2）。
鉴于此，西班牙政府为自治区建立了专项流动性基金（FLA）。基金总计180亿欧元，其中，2/3来自西班牙政府，余下的来自国家彩票系统的特殊彩金。然而，该金融支持计划有着苛刻的附带条件：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同意，各区政府不能再发行自己的债券或向国外贷款。由于目前各区控制了占西班牙40%的公共支出，相应的节约计划也已被提上日程。
对西班牙的利息成本则可以从评级机构的角度来审视：如果西班牙政府债券的收益率维持在高位，且西班牙对救助的正式申请批准有所延迟，评级机构会因此而相应下调对其评级，就像标普近期所做。如果评级机构下调西班牙的评级到“非投资级”，则投资级的丧失不仅会使得利息成本增加，也同时意味着西班牙政府债券将会被排除出部分国际债券指数。而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投资者减持手中的西班牙政府债券头寸。
目前的财政紧缩
2012年7月，西班牙政府宣布一揽子增税与支出削减计划（600亿欧元，约占全国GDP的6%）来应对危机，并寄希望于控制财政赤字在GDP的3%以下。措施主要包括：税收增加约220亿欧元（包括普通增值税提高到23%以及低增值税产品的增值税从8%上调到10%），以及75亿欧元的公司税；引入燃油税，约产生23亿欧元；削减失业救济等方面的支出，取消公务员的圣诞奖金并停止公共领域的招聘；实行更长的商店营业时间来提升零售业绩，尤其是位于旅游区域的商店；2012年财政削减总计约GDP的3.7%，2013年与2014年则削减约为GDP的2%。
西班牙财政紧缩措施由最初的600亿欧元上升到1000亿欧元。额外的部分将由西班牙的各个自治区承担，以期将其在2013年财政赤字的比重降低到西班牙GDP的0.7%水平。同时，西班牙财政部部长也宣布了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以促使西班牙达到向EFSF和ESM申请援助的条件。
2013年的拟定预算
西班牙2013年的拟定预算大约节省400亿欧元，其中的58%将通过之后的政府支出削减来达到（包括各部委的节约），42%则来自于额外的收入，主要以税收形式（150亿欧元）。然而，西班牙严重的经济衰退将很有可能延续到下一年，因此，完成计划中的目标将有较大难度。
例如，西班牙政府预计年度经济产出将同比下降0.5%，而西班牙中央银行预测的经济下降幅度高达1.5%。这也使我们有理由质疑西班牙政府之前声称的2012年将达到更高的税收收入（税收收入预期同比增长3.8%）的可能性。唯一没有受到影响的是养老金，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在2013年名义增长1%，——尽管实质上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养老金价值实际下降，而这也进一步影响西班牙的消费水平。
同时，西班牙内阁决定了另外43个结构性改革方案——全部与欧盟议会的提议相一致，预期西班牙议会将不晚于2013年的3月通过这些改革方案。比较突出的方面是：就业（提高公共管理领域的效率）、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独立的财政管理部门）、改善商业环境（促进和提倡企业家能力）、改善竞争（能源、电信以及交通领域等）。
欧盟委员会同时建议讨论关于停止自动调整养老金支付，以及进行相关养老金改革（如退休年龄将从65岁提高到67岁）。其中，停止养老金支付调整将节省约50亿到60亿欧元（约为0.5%的GDP）。欧盟委员会探讨的领域还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场以及中小企业融资。
这些改革措施对西班牙来说，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恢复西班牙的国际竞争力。在某些地方的改革也已初见成效：近期，西班牙单位劳动成本有所下降，出口比重也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约占GDP的30%）。这些改变可以有效缓解西班牙快速上升的净外部负债（西班牙净外部负债在房地产泡沫时期大幅上升，2010年底占GDP的90%）。
增强条款信贷额度计划的可行性
西班牙政府对通过正式申请向ESM救助基金求助的态度较为勉强，主要是因为这种救助计划所附带的额外条款比较苛刻。目前，西班牙已经开始了若干结构性改革，部分已经实施，使得寻求附带较宽松条款的救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样的救助计划应为何样？
2012年9月初欧洲央行表示，OMT计划（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将不会即刻启动，除非申请救助国家符合某些条件，也即正式向EFSF、ESM或ECCL（增强条款信贷额度计划）申请援助。
其中，ECCL这样的增强条款信贷额度计划对西班牙更具吸引力（欧盟委员会的看法是，对于更为便捷的预警性信贷额度计划可能仍适用于意大利，但已不适用于西班牙），因为在西班牙已经实施了部分改革措施的情况下，该计划对西班牙相对更具弹性且较EFSF、ESM附带更宽松的条款。增强条款信贷额度计划通常期限为1年，最多可延长两次，每次不超过6个月；额度约占国家GDP的2%～10%。目前，马其顿和摩洛哥已分别申请了ECCL。如果将这些国家的申请水平作为基准，其信贷额度平均约占国家GDP的6.5%，则西班牙申请的额度应该在700亿欧元左右。理想状况下，西班牙将先向欧元集团会议提出正式申请，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进行联合审议，将结果提交给欧元集团。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欧元集团对贷款相关条款等做出决定，并由申请国与欧元集团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和金融救助工具协定（Financial Assistance Facility Agreement）。在西班牙正式加入ECCL计划后，欧洲央行将随之启动OMT计划，并在次级市场购买其政府债券。
（作者单位：安联全球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