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救公主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勇者救公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摘要《左传》中的大量战争描写再现了春秋军人的战场形象。《左传》中的军人形象其实是作者乃至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在战场上的表现，其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诚实守信等表现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需要我们批判借鉴；而其热爱祖国、作战勇敢、不怕牺牲、勇于担责、团结战斗等品质，则为我国历代军人作为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直至当代。

关键词：《左传》 军人 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其作者“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该书载有大量古代战争的内容，有人甚至把它看作一部古代兵书。本文试图通过扫描《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写，再现春秋时期的军人战场形象，并进一步探索其精神实质。

一《左传》中军人的战场表现

1勇于战斗

对死伤的害怕是人的本能，但在战场上，“两强相遇勇者胜”，作为军人，就要克服这种心理影响。《左传》以近乎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春秋军人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比较集中、典型的描写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在这一战中，战争双方都表现得非常勇敢：齐国国君身先士卒，为救回被俘的逢丑父，他“三入三出”敌阵。他的勇敢不仅激励了齐军将士勇敢地保护国君，甚至也赢得了敌方将士的尊敬，没有伤害他。齐顷公的车右逢丑父战前被蛇咬伤，但他没跟别人说，不仅带伤上阵，还在紧急关头代替国君，用金蝉脱壳之计使国君免于被俘；晋国的主帅克受伤，血都流到了鞋里，仍没停止击鼓；御者张侯肘受箭伤，流血染红车轮，却仍左手驾车，右手帮助主帅击鼓，并鼓励主帅说，来到战场上，本来就要作好战死的准备，受伤还没死，就要继续努力。

《左传》中的多处致师场面的描写也集中表现了战士的勇敢。致师是中国上古社会独有的一项军礼：在战前，一方派勇力之士单车冲入敌阵，有所收获而还，其目的是激发己方将士斗志，消灭敌军士气。其中的典型描写在宣公十二年的晋楚之战、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以及襄公二十四年的晋楚战于郑棘泽中可见。 之战中，楚致师者车左、车右、御者在致师前讨论如何行动，并各自强调致师中本职位的英勇表现，然后各自按自己的想法行动，都得胜而回；鞍之战写高固单独一人致师，仍余勇可贾；棘泽之战既表现了三者的勇敢，同时也表现了致师者的轻松潇洒，以及宛射犬的幽默。

2忠君爱国

《左传》中的军人之所以勇敢作战、视死如归，是因为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激励。其言行多见，如：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请求见晋文公，文公以寺人披当年追杀自己甚急为由不见，寺人披回答说：“执行国君的命令只有一心一意，这是古代的制度，除去国君所厌恶的人，只看自己力量如何。”晋文公便接见了他。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不愿用自己珍爱的琼玉祭奠河神，荣季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是死，也要去做，何况舍弃琼玉呢？那只是粪土。”昭公五年，吴王派他的弟弟蹶由去楚国犒师，楚国人想杀掉他用来祭鼓。楚王派人问他：“你来的时候难道没有占卜吗？”他回答说：“占了，结果是‘吉’，我死了，我国肯定作好战斗准备。死一人而有利于整个国家，怎么不吉？”

战士的勇敢也以忠君爱国为前提，而非恃勇力妄为。以下两例形成鲜明对照：

文公二年的秦晋之战中，狼因为勇敢而做了晋襄公的车右，可是到了箕之役，先轸废除了他，他的战友劝他作难以泄愤，并答应愿助他一臂之力，狼没同意。在后来的彭衙之战中，两军列好阵势后，他就带领部下率先冲入秦阵，战死了。晋国的大军随后冲入，大败秦军。因此《左传》赞美狼：“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

宣公二年，宋郑战于大棘，主帅华元战前杀羊分食部下，但没给他的御者羊斟。等到作战时，羊斟说，当初分羊肉是他作主，现在作战是我作主，便驾着主帅的战车冲入敌阵，结果宋师大败，华元被郑军活捉。所以《左传》评论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

3勇于承担罪责

战斗有胜负，军人也难免犯错，《左传》中的军人表现出了知错能改、长于内省、勇于承担、分担责任的优秀品质。

僖十五年秦晋韩之战中，晋国君的战车陷入泥泞走不动，晋惠公向庆郑呼救，庆郑因为国君不听自己的劝告，又不用自己做车右而生气，走开了，结果晋侯被秦军俘获。后来晋侯被秦君放回，蛾析劝庆郑逃走，庆郑以“陷君于败，败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的理由接受了国君的处罚，“十一月，晋侯归。丁丑，杀庆郑而后入。”在庆郑看来，有过而接受处罚，犹不失为“人臣”。

楚国的鬻拳的事迹与此相似。鬻拳曾兵谏楚王，楚王“惧而从之”，鬻拳因此自残双脚，楚人让他守城门。到庄公十九年，陈国入侵楚国，楚王去抵御，结果打了大败仗，回来时，鬻拳不开城门，迫使楚王“遂伐黄，败黄师于陵”，等到得胜回国时，楚王染病而卒，鬻拳于是自杀而陪葬。

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晋彘子不听主帅桓子的意见，偏师深入楚军，桓子意欲不救，韩献子对桓子说：“您是主帅，彘子孤军深入，也是您的责任，与其专门罪责两人，不如我们共同出击，即使不获胜，责任六人共同承担。”晋于是三军并进。类似的情形在成公二年也有一例：齐晋鞍之战前，晋军到达卫地，司马（督军，主军纪）韩献子将斩人，中军帅（晋三军主帅）献子驾车疾驰而去，想救下被斩之人，等赶到时己杀了。献子派人把尸体在全军示众，并告诉他的御者说：“我用这种方法来分担责任。”这种分担其实是一种团结战斗的表现。

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中，面对士气正旺的楚军，晋随季作为上军主帅决定撤退，他考虑了国人的指责，但是他说：“分担对失败的指责，保全战士的生命，不也是值得做的吗？”并亲自殿后让本军撤退，使本军保持不败。

这些勇于担责的品质，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不怕牺牲的精神的一种表现。

4 彬彬有“礼”

春秋军人思想中有着较明显的战争礼仪观念，他们有时把战场变成了外交场所。桓公五年的葛之战中，郑祝聃射中周桓王的肩膀，并想乘势俘获他，郑庄公反对说：君子不应该逼人太甚，更何况欺凌天子。夜里，郑庄公派人“劳（慰问、犒劳）王，且问左右”。这里，郑庄公在战场上也没忘记自己与周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战斗中仍不失君臣之礼。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晋韩厥的御者杜溷罗欲追赶郑伯，韩厥以“不可以再辱国君”制止了。至的车右翰胡又要俘获他，至以“伤国君有刑”也制止了。而且，“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脱下头盔，向前快走）。”此后，楚王派工尹襄拿着弓去慰问晋将至，至则三次肃拜使者以后才退走。晋君车右栾征得晋君同意，也派“行人”持奉酒，献给楚令尹子重，子重则受酒而饮，不留难使者而重新击鼓作战。杨伯峻针对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中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注曰：

“军帅见敌国君主，执絷为当时之礼。襄二十五年传述郑子展见陈侯战败，亦‘执絷’、‘再拜稽首’、进酒，可见当时通礼如此。”

讲求战争“公平”，不趁人之危。这种思想有的是通过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宣公二年，郑国攻打宋国，宋狂狡迎战郑人，郑人掉入井里，狂狡把戟柄放下去拉他出来，结果反被那人擒获；昭二十一年，晋公子城与宋华豹战于赭丘。公子城将要搭上箭，可华豹射来的箭已从他耳边飞过。公子城祈祷后，将要搭上箭，华豹又已拉开了弓。公子城指责华豹卑鄙，不让自己还手。华豹便把箭从弓上抽下来，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为维护平等竞争的观念，华豹付出了生命。有的通过集体行为表现：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晋人在败逃中有一二兵车因坠于坑陷而不能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以出坑，前进了一点，马又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和车轭，晋人才出来了；文公十二年，晋胥甲、赵穿以“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的理由，没有进击将要逃跑的秦军；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主动放弃有利战机而战败。

5 诚实守信

《左传》中有较多在战争中讲诚信的言论与事例。典型言论如成公十六年，申叔时论战道：“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信以守物。”他认为“信”也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可以用来护守事物。

《左传》中记载了大量在战争中恪守承诺的事例，从其结果和人们的反映可见当时的肯定态度。兹举几例典型：

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包围原国，命令带三天的军粮。到了三天，原国不投降，晋侯就下令离开。晋间谍自围城中出来说，原国马上就要投降了。军吏劝晋侯再等待一下，晋侯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晋军刚刚退出三十里，原就投降了。宣公十五年，楚围宋达八月之久，而宋坚守不降，楚军“筑室反耕”，准备长期围困。宋大夫华元趁夜潜入楚军主帅子反大营，告之：“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答应了，并与华元盟誓。尔后，子反并未因了解宋人的困境而背信攻城，而是劝说楚王退兵，且在两国的盟辞中重申：“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成公六年，晋帅诸侯侵宋，军队驻扎于，卫国不设防，晋夏阳说欲趁机袭卫，伯宗止之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晋便没袭卫。

二 春秋军人战场形象的精神实质

由于缺乏生产力的支撑，春秋中前期并无职业军队，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军礼一》认为，三代以前，“兵即农也，吏即将也”。《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谏宣王：

“夫民之大事在农，……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

因为没有职业军队，自然也没有职业军人，其军人都是由农闲时训民而成。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回国，用了三年时间训民，使其民知“义”“信”“礼”，然后一战而霸。

《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其根本目的是为统治者作政治借鉴，《左传》只是描写更形象生动，更富于文学性，并没有脱离《春秋》经“惩恶而劝善”的宗旨。《左传》描写战争，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目的是要说明政治观念，因此军事色彩不浓，较少写战术技巧。

基于上述原因，《左传》所突显的战场上的军人形象，其实就是《春秋》乃至儒家思想中的“君子”形象，是“君子”在战场上的表现。秉着这一精神实质，我们才能理解春秋军人那些彬彬有“礼”、诚实守信、不趁人之危的战场表现。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对楚人“不鼓不成列”，战败后面对国人的指责，他就是以“君子”自居而不以为错。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左传》中军人对敌讲诚信者，多放眼未来，立足更长远的利益，其实质是一种政治策略，我们不能把政治策略和军事战术混为一谈。而且战场上讲“礼”，又是当时的一种文化观念在战场的表现，且只是一种表象，并不是军人精神的实质。战争是残酷的，它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行动目标。这决定了战场上不可能温文尔雅。钱钟书在列举了成公二年齐侯不射君子、昭公二十一年华豹让箭、宣公二年狂狡救敌等事例后，对战礼评论道：

“足见‘礼’者非揖让节文，乃因事制宜之谓；故射仪则君子必争，戎礼则君子亦杀。……德谚有曰：‘战争之本旨较战争之方式为先’。杀敌者战之本旨；三舍之退、一麋之献，以及下车免胄、执犒师，皆方式而已，戎仪也，非戎礼也。”（《管锥编》）

春秋战争并非没有血腥的杀戮，《左传》的作者只是基于更高的立足点隐而不写罢了。

当然，热爱祖国、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等优秀品质，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事实上，这些精神也为我国历代军人继承，直至当代。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

[2]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3]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杜云辉：《〈左传〉中的战争人道主义思想》，《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