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9: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权贵资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需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建立现代制度这两个方面着手缓解中国人目前的困境。
吴敬琏教授曾经说过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我认为中国要警惕权贵市场经济，要警惕垄断的行政权力与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的结合、三个方面的勾结。首先是垄断的行政权力，它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权力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权贵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经济无法正常地运作，存在着广泛的政府失灵的状况，导致严重的腐败、的现象，以及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的行政公务开支，占财政支出37．5％，美国是12％，北欧那些国家，实际上是10％都不到。中国行政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近40％!
国有资本也存在着垄断的局面，国有银行垄断，效率非常低，不良资产非常多；还有国有股市垄断，中国的股市上市企业大多都是国有的，即使不是国有的，很大程度也是与官员、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样的私人企业才能够上市。所以，中国基本上就是国有的股市、国有的证券公司，现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为了拯救国有证券公司。还有像国有企业的资本垄断、行政性的垄断，垄断市场、垄断资源这都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再有就是私有资本的垄断。私有资本很多实际上都是权力资本，有的人说，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企业实际上就分成两种企业，不能分成国有企业、私人企业，而是权力企业与非权力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多数私有企业都是权力企业，都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少数的私人企业是非权力企业，像孙大午那样的企业的确跟权力是不沾边的，是非权力企业，但这是很少的。现在，垄断的国有资本、私人资本、权力资本做庄、操控股市，结果把中小股民上万亿元的资产都给卷走了。
还有就是垄断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处处听到的是官员的声音，还有就是为官员和权贵辩护的学者的声音。垄断的权力、垄断的资本、垄断的话语权，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官、商、学形成了一个大结盟，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有人说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的结盟，我说是政治掮客、经济掮客、文化掮客的一个结盟，这是中国出现的最大的问题。
对于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认为经济学家、学者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承担很重大的责任。当今中国需要或者说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旷工人的权益的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行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应当出台怎样的这方面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纯而纯之的经济学的学问就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大量的数学模型，那才是经济学，好像关注医疗、教育，在有些人看来不是经济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它才是真正的中国需要的经济学。
我们曾经说，企业家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还有企业的信用责任。在这里，我可以套用这些社会责任标准，我认为学者也应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我曾经试图思考，作为学者还有政府官员他们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也可以列出一个条条框框来，就像SA8000标准一样，列出一条、两条、一百条来。当然，作为政府来说，天生就应当是尽社会服务的责任的，这是政府的主要的义务，它跟企业家还不一样，企业为社会创造了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履行了社会责任，但政府、学者天生就应当有更多的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学者更多地为弱势群体说话，一方面是良心上、道德上的要求，更主要的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说得大一点，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健康发展，为了中国能够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没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改善，可以说就没有现代文明，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文明，不可能建立现代中国文明。而没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有弱势群体地位的根本的改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既关注弱势群体，又比较关注现代制度建设的原因。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地位的问题，实际上还仰赖于建立一套现代制度。
总之，我认为需要建立中国的“弱势群体经济学”，需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建立现代制度这两个方面着手缓解中国人目前的困境。
近期让人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163・net的董事长王先生正式出任TOM・COM的行政总裁，由此引发的合理想像就是，163．net可能会投入到大佬TOM．COM的怀抱。资本再一次使163让人侧目。
王先生一开始就是一个神秘买家，神秘是因为资本。现在想来，从当初王老板花了5000万元买下163，到今日可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大佬（有一说是7个亿！），怎么说都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个案。王先生显然有着超乎常人的远见，只要能够卖出去，能够赚钱，当然不管是互联网企业还是钢铁楼房。王先生的一些貌似笨拙的做法引发了我的思考，在电子邮局已经是老掉牙的互联网时代，王能够静下心来经营，从当初接手时的180万注册用户到现在的480万注册用户，从当初的仅在广州一地到现在的京沪穗三地，规模不断扩大，并可能成功出手给下一个愿挨者，这让人再次想起，在两个人的赛跑中，只要跑得比另一方快就行的互联网实用理论。由此引申的投资理论是，只要还有人接手，买卖就可以进行。像当年炒房一样，反正就是买卖嘛，何必在乎时髦不时髦。但事情又总是有些矛盾。记得张静君在主导163大局的时候，是怀抱着一种理想的冲动和激情的。张回忆说：“我们这些人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163创立之初，我们不知道怎样赚钱，做大了以后，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赚钱，但是，如果我们中途退却，不坚持下去的话，也就没有163的今天了。”这同其说过的“163是我的一个孩子”一样让人为之动容―――至今我还觉得这是中国互联网时代最为动人的经典话语。在张静君的理想和执著之下，才有了163的今天。而在一位冷静的投资家的手中，163的明天会怎样？创业的理想和资本的理性能够幸运地协调地结合在一个企业的身上吗？现在还不知道。
追逐时尚的资本
像163般幸运地得到资本扶持的网络公司正在减少。通往纳斯达克的路征途漫漫，盈利更是遥不可期，163找到了一棵大树，也许很快就会被大佬招安，但更多中国网络公司，在资本力量的裹携下，还是找不着北，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注意力经济”开始受到嘲弄，当利润成为卖烧饼的老大妈都知道的互联网定律的时候，让人不免有喜有忧。喜的是互联网传播的普及，忧的是一种大众式或者功利性的元素开始主导这个行业的步伐，而互联网引以为豪的理想和激情则开始逐渐消散开来，资本的意志无形中在左右着互联网的方向。模式变幻、盈利压力、恶性竞争、甚至CEO们不同时间的不同发言，背后都是因为资本在发力。当从业人员为资本而狂时，也不要忘了，在互联网出现的最初，游戏和没有功利的连接愿望是其最初动力和最为迷人之处。
实用终归是实用，如果一下子就陷入实用的窠臼，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行业，未必是件幸事。甚至，互联网上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潮可能会使得这个行业过于早熟，发生畸变。像以往因为权力以及资本的因素导致房地产行业的没落一样，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互联网本来应该是小人物的时代，小人物们通过技术的创新，挑战现实中的老权贵。并导引出新的财富格局，新的社会秩序。想像一下，旧经济时代的老权贵被小人物的技术力量所颠覆，真让人感觉到革命的兴奋和激动。但是现在，无数的小人物向老权贵缴枪了，一个开放透明的世界还没有建成，就正在成为新老权贵的资本游戏。革命成了请客吃饭，成了一场资本的交易，在资本的狂潮之下，理想主义被人慢慢遗忘，甚至被人嘲弄。
资本在扼紧互联网的咽喉，小人物则不时在为纳斯达克的振动而心悸，这难道就是我们希望的互联网世界？
近视的风险资本总是专注于互联网的时尚，从门户、内容、B2C，B2B，ASP，现在时髦什么，流行什么，他们讨好什么，追逐什么，把你包装起来，吸引人抢购，在股价的上升中狠狠捞一把；而时尚改变了，这种模式不流行了，他们大举抛售，风险投资人再也不理睬你一眼，即使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公司。网络经济本身是无罪的，它的顽强生命力来自持续不断的创新而不是引领时尚的资本。相反，人心的贪婪正是网络泡沫产生及幻灭的主因，华尔街投机者可能就是帮凶。成也资本，败也资本，这是互联网的另一定律。
执著，再执著
张静君说，对于网络创业者来讲，最为关键的素质要求就是必须有对于网络执著的信念，同时，必须具备对于未来的洞察力。特别是前者，在这个资本市场剧烈震荡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执著的含义除了意志方面的定义之外，如何看待资本，如何看待资本的意志，对于有志创业的人来讲，是必须过的一关。现实中，创业者可能无法回避资本的力量，但是要学会向资本说“NO”。当初，雅虎不是为了迎合华尔街才做搜索引擎，AOL在最初5年的时间之内都没有盈利，几乎令投资人绝望，但AOL坚持了下来，最终成为今天的巨无霸。对于现在已经列入“行将死亡”之列的企业来说，执著和耐性显得最为珍贵。相信创新，相信未来，相信付出总会有回报，在逆境中坚持执著创新的企业，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具体到国内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面临的共性问题是，网络公司只是简单地复制某种模式，整个行业似乎总是一味迎合资本市场，日益丧失执著创新的精神。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山头林立，但是真正有特色的、踏踏实实在技术、管理和服务上下力气改进的企业有多少？―――真正想在互联网上创出一番事业的人们，应该在此多多努力。
《财经文摘》：您曾经呼吁大家更多关注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在这个外部性中，政府起到怎样的作用？
陈浩武：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之后，出现了伦理性的丧失，如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平衡，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这些问题市场都无法通过自身的调节解决，需要政府在发展规划上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政府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体系去调节社会不公等问题。
《财经文摘》：很多企业家关心公共问题，您觉得企业家的责任感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浩武：社会公共福利系统应该是国家考虑的事情，跟企业家关系不大。但在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与企业家关系很大。企业家同时也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的问题。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时，也需要企业家更多的参与。
至于在政治上的责任感，企业家也是公民，在国家法定范围内，除了正常纳税，他可以按照国家法律标准去参与政治事务，履行公民的责任。
《财经文摘》：您觉得企业家应该关心政治问题吗？
陈浩武：企业家作为一个公民可以关心公共事务，与企业家是不是有责任关心公共事务要分开来谈。企业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他的本分，但是作为个人来讲，在中国发展的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从这方面来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应该成为企业家责任的一部分。
但也不能强求所有的企业家去关心政治。企业家作为商人，他必须要做好的是他应该善待自己的员工，为社会提品，这是他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至于关心政治，要因人而异。
《财经文摘》：活跃在中国的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比较特殊，这对他们关心政治有何影响？
陈浩武：现在的企业家活跃在80年代，那是个知识分子比较活跃的时期。在90年代小平南巡之后，这批人下海经商也有一展抱负的美好愿景。这批人也被称为92派，他们走向了市场成为企业家，最初他们的抱负中包含有通过发展商业建立公民社会的愿景。
—、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引人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必要性
（一）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
在现行预算会计报表体系下，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列报的每一会计期间的收入支出报表中所列收支与当期实际实现的收支有一定差距，难以担当起政府业绩报表的重任。相比之下，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下的收入支出报表，能够客观反映政府所控制的经济存量和经济流量，从而体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不仅为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业绩评价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政府执政管理效率，而且将确保公共财政建设相关部门业务活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使财政政策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还有，按照现行预算会计制度规定，在收付实现制下，政府负债核算的不完整、不真实，只反映当年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许多已经发生但需要在以后期间支付的现实义务并没有被确认为负债，而且所有负债也没有区分偿债期限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府债务风险。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下，将对政府债务进行较全面的确认与计量，所提供的负债信息能够准确评估政府的债务状况和偿债能力，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二）满足利益相关者对政府预算会计信息的需求
随着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政府财政资金的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包括纳税人缴纳的税收。政府举借的各种债务资金、吸收的民间资本及外商投资等。当私人介入公共领域，这些利益相关群体开始日益关注政府资产状况及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财政资金的使用状况、支出结构及其效果等。引入权贵发生制会计基础，可使政府会计更具透明度和准确性。此外，国际投资者和信贷者也迫切需要提供有关政府财务方面的必要信息，引导其投资方向，促进资本的合理、有效流动，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同时，改革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也是我国预算会计国际化的重要取向。
二、我国预算会计改革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的思路
我国应在现有预算会计与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市场经济阶段及未来趋势，借鉴国际经验，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地逐渐引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对政府财务状况及业务绩效质量并可准确计量或合理估计的有关资产。负债，费用，收入，支出会计要素及政府财务报告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操作性强的政府会计核算基础和财务报告体系，使政府会计信息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政府财务状况和政府工作绩效。
（一）预算要素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1.政府资产的权贵发生制会计基础。政府对国有资产权益的管理是政府理财的重要，也是考核政府部门绩效的要求。政府作为政府会计核算主体，应对国有资产的权益变动情况进行确认与计量。但是，由于国际上对国有资产权益的确认范围以及计量标准等争议很大，暂时不应将其纳入政府会计的核算范围。现行预算会计制度规定，所有固定资产都不计提折旧，这使得固定资产长期按其原始价值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既不利于如实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情况，也不利于如实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因此，应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增设“累计折旧”账户，作为“固定资产”账户的备抵账户，同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下，增列“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和“固定资产净值”项目，反映政府控制固定资产的规模、实际价值及利用效率。
2.政府负债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引入政府会计后。政府负债应在现行只核算政府当期实际收到现金的直接显性负债（主要包括政府债券和政府借款等）基础上，核算政府当期已经发生而尚未用现金偿付的直接隐性负馈（主要包括政府欠发工资、保障支出的缺口等）以及可能引起财政支出增加的或有负债（主要包括政府担保的各种借款、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引起的坏账等），全面，准确反映政府承担的债务偿付责任。应将政府负债区分为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采用预提的，合理预计各会计期间应负担的支出，并在“短期负债”、“长期负债”、“支出”科目下，按具体负债项目设相应的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3.政府收支核算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对政府收入核算的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可以先从基层预算单位的收入核算开始，部分实行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基础，如地方财政或预算单位购入有价证券等利息收入。财政或预算单位的上级补助收入等，但对大多数收入核算项目仍保持以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为主。对政府支出核算的权责发生制会计改革，应以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为主，而对预算单位的经费支出等项目仍保持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待条件逐渐成熟后，可以扩大政府收支核算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范围，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的业务活动绩效和管理效率。
（二）政府财务报告的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
1、在政治上力量即权利。——蒙森
2、在获得成功之前，每个人都有自负的权利。——迪斯雷利
3、因为不为全体人类所共有的权利决不是什么权利。——西塞罗
4、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司马迁
5、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黎元洪
6、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卡多索
7、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耶林
8、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清·何启·胡礼垣
9、人民始终不懈的追求在法律面前的平行权利。——佚名
10、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
11、权利，就它的本性而言，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马克思
12、权力高于你尽全力捍卫的权利。——韩寒
13、切莫把争取来的特权当作天然的权利。——英国
14、平行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马克思
15、没有义务的地方，就没有权利。——洛克
16、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马克思
17、掘井人应该仍权从井中取水用。——莫桑比克
18、贵族重权利，百姓重礼仪。——阿·奥斯汀
“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 定局。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尽管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 数，但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就会 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是不 可逆转的历史定局。
吴敬琏指出，“但是，两者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 、公正的、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走上所谓“cronycapitalism”即裙带资本主义或 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吴敬琏还称，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 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 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的干预力量和‘双轨制’的存 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便有许多‘设租’的机会。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作出明晰的 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问题。”在 吴敬琏看来，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中国迫切需要做 好两件事：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努力建立法治。
为此，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 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实现交易过程的透 明化和保证公民的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同时，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权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 的基本权利；施行，实现权力制衡，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保证司法 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建立透明的法律框架，让公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 ，并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可预见性。
吴敬琏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 离开建立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为了 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个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一个是努力 建设法治国家。
“治理重复建设必须规范政府投资”
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领域盲目重复建设现象成为与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对此有着独到的认识。
高尚全认为，市场经济中，重复建设是不可避免的，没有重复建设就不可能有竞争。问 题在于，参与重复建设竞争的投资者必须自我承担风险。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决定国有银行 贷款，项目亏损由财政补贴，这样的重复建设不仅不能促进有效竞争，反而造成资源的浪费 。
高尚全说，中国经济领域中大量的重复建设根源在于政府投资行为不当。重复建设治理 成效不大，根本原因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在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上。他强调，治理重复建设必须 从体制安排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建立起现代政府管理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说，政府要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 经济，不能不进行较彻底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要有新起点、新要求，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 或人员精简，而是要深入改革政府的组织架构、职能体系和运作方式，建立起现代政府管理 体制，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郭树清建议，要按照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的观念与模式来改进各项工作。继续转变政府 职能，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中脱身出来，加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 制定。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地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责权合理划分。在每 级政府内部，也要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要改革和完善行政管理决策机制，实 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建立健全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
李荣融离任，是当下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现有的官员里，很少像李荣融那样难以评价。其在国资委主任任上的7年，是60年来国资流失最少、国企业绩最好、公司治理最有效的7年，央企资产总额和盈利能力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起持续上升。然而，这7年，也是国企备受指责、民企空间也被压缩至最不堪之境地之7年。
央企这几年的成功，不是李荣融一个人的功劳，而在于它的垄断集中度提高了，民间的生活和创业成本提高了――比如我们电价是西方的10倍，网费是韩国的120多倍；参与内部分配的人数急剧减少了；同时在前所未有的通胀经济下，掌握大量基础资源的垄断央企，资源价格大大提高了。 但是，央企“做大做强”的结果，在窒息了民间活力的同时，能够参与分配的人却越来越少。国企“减员增效”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年底的4500万人，减员的幅度高达42％，内部分配的人大大减少；国家和社会则一直没有参与外部分配即股东权利分配。从2006年起，中央企业开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3年累计上缴137l亿元，与它们的巨额利润相比，微乎其微，而且资金并没有直接回馈社会；人们指望它们能够通过上市回报社会，但事与愿违。中石油给内地A股股东的分红，让股东100年都收不回成本，而对海外H股股东的分红，则每年都超过本金。仅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公司在海外分红就超1000亿美元，而中国全部1000多家上市公司，在股市开始后的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还不够内地股民交的税!为何如此?国民们不见片言只语的交代与解释。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少数人所有。
李荣融离任时说：国企没搞好，要挨骂；搞好了，也要挨骂。此话说明他心里还是非常明白的，只是有难言之隐罢了。
相比之下，同样把一个国企做得风生水起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人称企业界思想家的秦晓，就比李荣融直率得多。他知道，根据自己的职责，把国企做好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他同时对国企本身抱有清醒的态度和认知。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在“发展主义政府”的指导思想下，政府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对经济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控制，这正是当前关于“收入分配不均”“国进民退”争议的背景。
事实上，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都不是社会之福。计划经济时代，它导致特权分配；市场经济时代，它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权力私有化。
摘自《经济参考报》
太子摆摊卖肉“一刀准”
西晋武帝司马炎之孙、西晋惠帝的长子愍怀太子司马遹，自幼聪慧，有司马懿之风。然而长大后，不修德业，性刚且奢侈残暴，于宫中摆摊切肉卖酒，把东宫变为市场，与左右一起做买卖。《晋书》载，愍怀太子还练就一手绝招，“于宫中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两，轻重不差。”也就是“一刀准”，无须用秤。并在西园销售杂货，以收其利。
南北朝时，宋少帝刘义符于景平元年（423年）登帝位，在位仅有二年。《南史》载：“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沽卖。”这位短命皇帝不仅在宫苑内建商铺，而且亲力亲为做起生意。
唐中宗当皇帝不顺利开店解闷
弘道元年（683年），唐中宗李显顺顺当当做上皇帝。不料，母亲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元嗣圣。次年，更被母亲夺去帝位。十四年后，圣历元年（698年），再立为太子。足足过了二十年，神龙元年（705年），才复帝位，复国号唐。
这个皇帝当得不顺当，难免心里有点郁闷，他也乐于开店做买卖。史载，景龙三年（709年）二月，唐中宗在玄武门开设市肆，叫宫女们“鬻卖众物，令宰臣与公卿为商贾，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猥亵。中宗与韦后观之，以为笑乐”。
开皇店放高利贷
如果说，以上帝王开商店，做买卖，纯属“玩票”，算作皇家的游戏嬉闹。那么，明代皇帝则来真家伙了，在京畿内外开皇店，以罔财为目的。明武帝正德八年（1513年），太监于经奏请开设宝源、吉庆二皇店。自此，皇店一发不可收拾。
所谓皇店，是经皇帝特许并赐名号，由皇亲、太监及权贵开设的客店。有的由官店、塌房（即濒水为屋，以贮商货的仓库）改设，有的在皇庄附近或交通要道开设。皇店的业务与官店一样，经营仓库，供客商停放货物，并榷敛商货，兼为收税机关。但是，不同于官店的是，皇店不受官府管理，其收入也不归官府而入内府，即皇帝的“小钱柜”。甚至，有的皇店放皇债，经营高利贷。
明代的皇店已不限于京畿之地，远及东北山海关、广宁（今辽宁北镇）、辽阳，西边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通州（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卢沟桥，山东临清等地。这些皇店拦截客商，横征暴敛，渔利无厌，为所欲为。正德时，皇店一年缴纳白银达八万余两，其余的中饱了太监权贵的私囊。
正德九年（1514年）春，乾清宫火灾，宫内外皆成灰烬。当时，右都御史杨一清、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大理寺丞袁宗儒、兵科给事中潘埙等先后上疏，复引乾清宫灾，言皇店以罔财之害，力请罢皇店。正德皇帝死后，明世宗嘉靖初，皇店一度削弱，但是始终未能罢除。
可见皇店科敛扰商，侵害民利，成为明代中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一大桎梏。
乾隆的春节商业一条街
清代，皇店远远不及明代盛炽，仅限于宫苑之内，有点类似当今的“高级俱乐部”，新春“嘉华年”。乾隆皇帝时，每逢新春在同乐园开设买卖街，为期九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生动地描述了园中的买卖街内的情况：
“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炉，无所不备。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亦备焉。开店者俱以内监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择交入，言明价直，具于册，卖去者给直，存留者归其原物。
3月17日，2012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顶顶层”设计的概念。
吴敬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障碍没有得到消除，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顶顶层”设计，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目前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个部门的改革，比如金融顶层设计、财税顶层设计。“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就是这个‘顶顶层’的设计。”吴敬琏说。
现在不存在“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顶顶层”设计，吴敬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对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问题：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过去三四年里面争论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
吴敬琏表示，自己的观点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一致，即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能归纳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坚持30多年来的改革方向，坚持发展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总体规划，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吴敬琏不认同。
他认为，“1994年外汇改革、财税改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不断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些规划设计的执行，直接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吴敬琏认为，这可以用来反驳一些人认为过去改革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所以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要走向另一个方向，即增强政府力量，用政府大量动员资源、维持高增长。
“高铁奇迹”下的“大政府”弊端
至于是“更多地发挥市场力量”还是“利用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力量去投入、推动经济发展”，吴敬琏表示，各种讨论非常有益，但是结论已经明显，过去几年一些地方用“大政府强国企”的方式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其掩盖的问题正在逐渐暴露。
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过去八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收入排名前1%的家庭获得了10.8%的税前总收入，前10%获得了50.4%，前20%的总收入高达最后20%总收入的16.7倍；201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现在可能更高。
不过，收入差距扩大未必意味着穷人状况恶化，因为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而衡量生活状况的恰当指标是消费条件和消费能力。假如一个社会产出的全部消费品中，穷人消费的份额和总量都没有减少，价格相对于可支配收入也没有上涨，穷人的状况就没有恶化。最富裕的那些人，当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再增加收入通常不会影响个人消费水平；所以假如收入差距扩大只是因为最富裕阶层收入提高了，消费品的分配状况就没有变化；要判断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需要一个“消费基尼系数”，但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收入基尼系数”。
除了消费水平的差距，还要看富人将新增收入花在什么地方，这些开支是挤压了还是改善了大众的消费条件：大致可以区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人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并且这些消费与大众消费构成资源竞争关系，比如多打高尔夫球，会抬高郊区住宅用地价格。
第二种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几乎不额外使用任何大众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因而不会抬高大众消费品价格，比如雇佣更多仆人。
第三种也是将新增收入用于消费，但这些消费行为没有挤占大众消费资源，还为社会带来正外部性，比如购买艺术品，高价养活了很多艺术家，而作品通常大众也能欣赏到；许多新型消费品在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前能够被设计开发出来并在市场上存活，都得益于乐意尝鲜的富人愿意为新东西支付高价。
第四种是将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性活动，而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这些活动的最终目标都指向消费条件的改善；从生产角度看，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它所需要的资本掌握在多少人手里是没有关系的，但假如掌握这些资本的人数减少了，统计上就表现为基尼系数提高，但实际上大众消费状况反而改善了。
衡量收入差距扩大会多大程度上恶化大众和穷人的生活状态，要看富人会将新增收入更多地用在哪方面。近年美国收入差距扩大，可能缘于生产领域创新活动的增加。每次大规模的创新浪潮都会扩大财富差距，因为市场机制会对带来创新的发明家和基于创新而重新组织资源、改造产业结构的企业家，作出巨额奖励，造就一批暴富新贵，结果会扩大贫富差距。但只要这些新贵不将获得的财富大量用于上述第一类消费，那么这一结果对大众和穷人就不是坏事，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美国的基尼系数和中国的一样高，但只有47%的美国人认为贫富差距是个严重问题。
评价贫富差距是否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假如富人整天都在琢磨着如何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好从中赚更多钱），且事实上也将多数财富投入这样的活动中，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健康的，因为这只是表明：市场机制发现，掌管巨额财富去改善民众生活，只需要很少人去打理。
相反，若社会中大量人口整天都想着怎么更好地满足少数权贵的需求，比如怎么把金字塔修得更高，好让法老高兴，结果多数稀缺资源都围绕着极少数人的需求和意志而配置，这样的贫富差距才是可怕的，即便其基尼系数和前一种社会差不多。
十以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即将启动新一轮改革。吴敬琏、马国川合作的新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二十讲》，在社会各界呼吁改革的热烈氛围里，发出了重启改革的强音。
本书从2010年5月开始写作，到2012年10月完稿。在两年半时间里，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强化政府，强化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结果必然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观点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
本书直面当下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全面反映了吴敬琏对中国改革的最新思考。在他看来，为了避免社会危机的发生，必须当机立断，痛下决心，真实地、而非口头上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吴敬琏认为，十对中国到底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这就是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从经济改革来说，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政治改革来说，则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提到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在吴敬琏看来，实现全面改革必须完成三项工作：第一，确定改革的目标（顶层设计）；第二，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根据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制定出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为什么改革需要进行方案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既复杂又精致的巨大系统。要构筑这样的系统，不能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也不能由各个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施工和设计，然后将它们拼凑成一个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协调运作的。
“十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决定。难得的改革窗口期已经开启，关键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吴敬琏说，“目前朝野上下当务之急，就是进行重点改革项目的方案设计和改革的总体规划。”
客观来说，众筹的火爆，并不在于中国真的有那么多靠谱的创业企业需要钱，而在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没有为普通人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而“富人”却拥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特权”。
在资本市场，“隐形”的权贵、富豪和演艺明星等“上流社会”人士是最成功的食利者，在一级市场之前，他们便榨干了上市公司的价值，其“投资收益”早已一骑绝尘。而普通人却只能深陷二级市场，任凭大盘的涨跌和财富的沉浮。在这种反差之下，旨在掘金一级市场的股权众筹顺势而生，它成为普通人分享富人阶层“食利特权”的寄托。
另一方面，股权众筹的“正义价值”也无法掩盖它本身的一些缺陷。在很多地方，它违背了传统股权投资的理念和逻辑，本身蕴藏风险。但是，对它的宽容也不可或缺，而监管和立法对它的态度，更将成为检验中国金融改革向哪个方向走的试金石。 如何“不违法”
如何做到不和现行法律直接冲突，这几乎是众筹从业者入门的第一堂课。
首先要明确到底什么是众筹。杂乱的众筹概念，其实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的众筹，这和群众无偿捐款无异，只不过换了更时髦的“马甲”；另一类是营利性的众筹，其改变着市场上部分资金的配置模式，它又分为产品预售和股权众筹两个支流。
产品预售不难理解，顾客先付款再取货，这已是零售业的常态，产品预售型的众筹并没有改变这个常态，只不过顾客人数翻倍，而付款到取货的时间跨度延长。“一个人到菜市场买一个西瓜”变成“100个人集资让瓜农花半年种100个西瓜来平分”，这是产品预售型众筹的最简易模型。
股权众筹更有探讨价值，某种程度上，它搅了中国金融的“局”。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什么高科技，所谓“创新”，本质上不过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资金配置新模式。股权众筹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可能对公司的股东架构和资金聚集模式形成某些“突破”。
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相关表述中，一直有着“200人门槛”的说法。在实践中，非经许可即权力部门的审批，公司的股东数量一般都不能超过200个。对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其法定的股东人数上限不过50个，自然不会超过200人。而设立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发起人必须在200个以下。在发起人之外，如果要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则必须“依法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
众筹之“众”和股东人数限制必然存在天然冲突。众筹的优势在于投资者人数众多，每个人的投资也就小，风险也可以承受，那么投资者超过200人必然是大概率的事件。
但如何能够做到“不违法”？《南风窗》记者了解到，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股份代持，二是以合伙入股公司。
一位代持人可能是数十名实际出资人的代持人，这样既能够集资，也能规避法律对股东人数的限制。之前，华为公司的股权结构也一度被外界质疑，认为其采取了职工持股会为职工代持股份的模式。
这两年来，以合伙入股公司的模式也开始兴起。这种模式可以简单理解为，由众多“小额股东”成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然后以合伙企业作为股东投资于公司。实际上，这家合伙企业就如同一家“缩小版”或者“草根版”的合伙制风险投资基金。
不论是股份代持还是以合伙入股的众筹，尽管有观点认为它们都处在“灰色地带”，但实际上，它们的确规避了明显的“违法”。不过，更大的法律风险在于众筹基于互联网的“公开性”。
《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向“不特定公众”公开发行证券必须要经过审批，而众筹实际上是一种证券发行的行为，天生注定必须“公开发行”。在我国，众筹显然已被认为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而很多众筹项目也都在网络上进行了公开推介。在众筹平台，各种项目一目了然。如果严格来说，它们都存在着触犯现行法规的可能性。
但立法也有“包容”倾向。2014年年底，中国证券业协会起草并公布了《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的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尽管意见稿继续强调了“不得公开或采用变相公开”的发行方式和“股东人数累计不得超过200人”的限制，但让众筹合法化和规范化的立法意图已很明显。根据意见稿，众筹平台不得“向非实名注册用户宣传或推介融资项目”，换言之，如果向实名注册用户推荐项目，而股东数量也低于200人，那么这样的股权众筹便在许可之内。
《证券法》修订草案同样对股权众筹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其13条规定，“通过证券经营机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机构以互联网等众筹方式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的，可以豁免注册或者核准”。
可以说，无论从意见稿还是《证券法》修订草案来看，监管都有着给予股权众筹、众筹平台以合法地位的趋势，曾经处在“灰色地带”的创新成为正规合法的投融资新模式已是必然。 “穷股东”和“富股东”
但另一个问题也不容忽略，即众筹仍可能只是“少数人”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