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9: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越王勾践破吴归，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前言】
《越中览古》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怀古之作。此诗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越王勾践还宫的情况；结句突然一转，说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如今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飞。全诗通过昔时的繁盛和眼前的凄凉的对比，表现人化和盛衰无常的主题。
【注释】
⑴越中：指现在的浙江绍兴一带，此为春秋时代越国的首都
⑵勾践破吴：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争霸
⑶锦衣：华丽的衣服。《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后来演化成“衣锦还乡”一语
⑷春殿：宫殿
⑸鹧鸪：鸟名。形似母鸡，头如鹑，胸有白圆点如珍珠，背毛有紫赤浪纹。叫声凄厉，音如“行不得也哥哥”
【翻译】
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之后班师回朝，战士们回来时身上都穿着鲜艳华美的衣服。如花的宫女站满了宫殿，可惜如今却只有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了。
【鉴赏】
首句点明题意，说明所怀古迹的具体内容。二、三两句分写战士还家、勾践还宫的情况。消灭了敌人，雪了耻，战士都凯旋了；由于战事已经结束，大家都受到了赏赐，所以不穿铁甲，而穿锦衣。只“尽锦衣”三字，就将越王及其战士得意归来，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和骄傲的神情烘托了出来。越王回国以后，踌躇满志，不但耀武扬威，而且荒逸乐起来，于是，花朵儿一般的美人，就站满了宫殿，拥簇着他，侍候着他。“春殿”的“春”字，应上“如花”，并描摹美好的时光和景象，不一定是指春天。
只写这一点，就把越王将卧薪尝胆的往事丢得干干净净的情形表现得非常充分了。都城中到处是锦衣战士，宫殿上站满了如花宫女。这种场景十分繁盛、美好、热闹、欢乐，然而结句突然一转，将上面所写的一切一笔勾销。过去曾经存在过的胜利、威武、富贵、荣华，现在所剩下的，只是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罢了。这一句写人事的变化，盛衰的无常，以慨叹来表达。过去的统治者莫不希望他们的富贵荣华是子孙万世之业，而诗篇却如实地指出了这种希望的破灭，这就是它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竹笛;名曲;鹧鸪飞
中图分类号：J6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109-01
一、演奏技巧的运用
陆先生演奏的《鹧鸪飞》，运用的是江南丝竹中典型的“颤、叠、赠、打”的手法，且运用必须要极其到位才能展示其风格;赵先生演奏的《鹧鸪飞》重在含蓄的歌唱性与旋律的飘逸。①而演奏时口锋的精细、气息的沉稳、手指的灵活与弹性、音色的“润、厚、松”、极弱处的纯净与缥缈、快板的迅捷与力度则是两个版本的《鹧鸪飞》所共有的特点与要求。同时，两个版本的《鹧鸪飞》都要求演奏者的心境要平和，生理上要松驰。即：心平气和。
陆先生演奏的《鹧鸪飞》，运用的是江南丝竹中典型的“颤、叠、赠、打”的手法。演奏时手指的弹性至关重要，特别是本音前装饰音的颤音，要颤得非常灵巧;音尾的赠音相对于其他乐曲做得要稍夸张一些，赵松庭的《鹧鸪飞》其“颤、叠、赠、打”的手法相对地要含蓄一些。柔顺的气震音（腹震音），通俗地讲即“音波”是南派曲笛的一大特点，陆先生演奏的《鹧鸪飞》，平直音较多，取其苍劲之感;赵先生的《鹧鸪飞》气震音运用较多，特别是长音处的“音波”要柔顺，取其歌唱性。
两个版本的快版都对指法的灵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时手指的松驰与弹性至关重要。熟练，要演奏好快板的前提。赵先生的《鹧鸪飞》其快板运用了循环换气技巧。
二、艺术形象的刻画和分析
1.赵版的刻画。《鹧鸪飞》历史悠久，其意境处于李白的诗《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②诗歌描写了在春秋时代，吴越两国争霸江南，双方势不两立。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勾践退到会稽。经过20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在公元前473年出兵讨吴，一战成功。大诗人用前三句描写了越王勾践胜利归家，到第四句骤然一转：“至今唯有鹧鸪飞。”告诉大家：前面那一片热闹的繁华景象，如今已只在想象之中，全已成了“古”。1957年赵松庭先生写的《赵松庭的笛子》中优5首乐曲。《鹧鸪飞》是第一首，其中还没有提到《越中览古》。1983年5月印制的油印本《赵松庭笛子独奏曲集》和随后出版的《笛艺春秋》中的《鹧鸪飞》的曲谱和附注完全相同。附注的第二条说：“改编的意图，以唐朝大诗人李白诗《越中览古》为依据，……”这是《越中览古》第一次与《鹧鸪飞》扯上关系。
2.陆版的刻画。陆春龄先生也希望能用一首鹧鸪诗来形容他的音乐。但是陆先生的鹧鸪在天空自由飞翔，是在找不到契合的诗句。陆先生用了一种特殊的说法：“乐曲生动地表现了鹧鸪向阳而飞，时近时远，忽高忽低，在空中自由飞翔的形象。……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③表达了受过压迫后的人民对自由、幸福的生活的向往之情，从而奠定全曲深沉含蓄，忧而不伤脑筋基调。
三、不同版本曲谱的创编在艺术表现中的个性特征与共性特征
1.共性特征。在思想内容的表现上，两首《鹧鸪飞》都是通过对鹧鸪美好艺术形象的刻画，以及对某种意境的描绘，深刻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在作品的艺术表现上两首《鹧鸪飞》都有优雅，柔美的民间音乐风格，在情感的表现上，都是前半部分多抒情，后半部分显示欢快、愉悦的特征。两个版本《鹧鸪飞》在调式上面都运用了民族调式七升羽调式加变音|4。两首笛曲《鹧鸪飞》都是使用C调大曲笛（全按作2），充分显示出C调大曲笛所具有的松亮，秀丽的调性音乐特征。④在作品的结构上面两个版本的《鹧鸪飞》都是多段体结构，开头的引子部分和结尾处非常的相近且一致。两个版本《鹧鸪飞》在演奏技巧的运用上面都注重的是气息的控制，以及强弱明暗的对比。它们都运用到了江南丝竹中的“叠、打、赠、颤”的手法。以及都用颤音表现出了鹧鸪拍打翅膀的生动情景。
2.个性特征。（1）思想内容个性特征。陆春龄先生版本的《鹧鸪飞》多是对鹧鸪在天空飞翔的各种神态姿势的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赵松庭先生版本的《鹧鸪飞》则是用优雅质朴的旋律表达一种悠远的，高深的意境，对逝去时光的怀念。（2）结构的个性特征。两个版本的《鹧鸪飞》在创编上结构是相似的，有细微的不同。陆先生版本的《鹧鸪飞》慢板比较自由，快板同样。但赵先生版本的《鹧鸪飞》则是慢板部分节奏感增强，快板更加快了速度达到炫技的效果。（3）演奏技巧的个性特征。陆先生版本的《鹧鸪飞》在演奏上面多注意气息的控制以及强弱对比的变化以表现出鹧鸪飞翔的各种形态。此外，陆先生还非常重视手指的力度及弹性，来表现作品的艺术特点。赵先生版本《鹧鸪飞》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快板部分运用的三段循环换气技巧，而慢板同样是抒情为主，重视气息的控制及变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两首笛曲《鹧鸪飞》的创编，非常有历史意义，推动了我国民族器乐作品的发展，也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周林生.龙吟凤鸣鹧鸪飞―陆春龄艺术生涯五十年掠影[J].中国竹笛.2006（05）：08-09.
②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诗歌借生动、鲜明、丰富的形象传情；也就是说，在诗歌里，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常常不是直白地表达出来，而是寄寓于带有感彩或思想倾向的形象之中的。因此，我们在鉴赏诗歌时，要注重通过品味艺术形象来解读诗歌的思想情感。
诗歌的艺术形象，包括“人象”和“物象”。“人象”是指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而“物象”，则是我们常说的寄寓作者思想情感的“意象”―――诗中富含作者情感的一个个具体的景物，如“月”“西风、残阳、落叶”“杨柳、晓风残月、长亭短亭、兰舟”“梅、竹”“号角”等。
品味形象，解读诗歌的思想情感，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品味主体形象，解读作者的情感。有些诗歌描写了多个意象，但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也有些诗歌只写了一个主体形象。鉴赏这类诗歌应抓住主要或主体形象进行品味，进而解读作者的思想情感。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主要写了作者“春夜在洛城闻到‘折柳’曲”之事，其中主体意象是“折柳”。“折柳”是全诗的关键，准确解读“折柳”的内涵就能准确解读诗中作者的思想情感。由于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因此，文学上的“折柳”和“折柳曲”都寄有惜别怀远、思乡、思亲的情怀。诗人夜闻“折柳曲”而起“故园情”，从中可窥见诗人在诗中要表达的是思乡思亲的情怀。
二、整合群体形象，解读诗歌的意境。有些诗歌写了多个意象，这些意象，就单独而言意义可能不大；但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藉以表情寄意的意境。整合、品味这些意象和意境，就能准确解读诗中作者的情感。杜甫的《漫成一首》（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泼剌鸣。）写了“江月”“风灯”“宿鹭”“跳鱼”四个意象，这四个意象构成了一个恬静、安谧、和平的意境（其中“跳鱼”是以动衬静）。整合并品味这四个意象所构成的意境，就不难明白诗人要表达的是对平静、安宁生活的向往。
三、品味衬托形象，解读作者的情感。有些诗歌，作者并非直接将情感寄托于描写的景物中，而是附依在某些衬托物上。品味这些衬托的形象，就能准确解读诗人的情感。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借昔日越王破吴时战士“衣锦还乡”和“宫女满殿”的极盛和极乐，来反衬眼前“惟有鹧鸪飞”的衰颓和冷清，藉此表达作者对昔盛今衰、世事无常的感慨。又如，杜甫在《登高》里借“猿啸哀”“鸟飞回”“落木萧萧”“长江滚滚”等自然景象衬托自己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四、品味自况形象，解读作者的志。古人寄志不爱直抒胸臆，而爱以前人自比，以象征物自喻，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或高贵品德等。鉴赏时只要抓住这些自况形象加以品味，就能准确解读诗人的志。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借周瑜年少有为自况，表达自己壮志未酬的感慨。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以廉颇自况，表达自己虽然年老但仍不忘报国之志以及对朝廷不起用自己的无奈。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借“凌寒独自开”的“梅”自喻，表达自己要力排显贵非难，矢志推行政治改革的不挠斗志。白居易的《杨柳枝词》用杨柳风姿绰约却生长在无人欣赏的荒园角落里来比喻优秀的人才被冷落、排挤、埋没，表达自己对人才不被重用的感慨和痛惜。这样的自况形象在古诗里用得不少，鉴赏时应特别留意。
此外，文学作品里一些表意比较固定的形象，平时应该注意识记其义：
一、相似的形象。如“梅、兰、竹、菊、松”常用以象征洁身自好、清高自许、孤芳自赏，寄托高风亮节；“春蚕、蜡炬”常用来歌颂奉献精神；澎湃奔放的“飞瀑、江河”常用来抒发激越奔放的情感；“娇花香草”常用来比喻美的人、好的事。
二、相关的形象。“月”常用来寄寓思乡、思亲之情；“依依杨柳、晓风残月、长亭短亭、兰舟”常用来寄寓依依惜别、离别惆怅和离别之苦；“西风、秋雨、残阳、落日、夕阳、落叶、风絮、梅雨”常用来渲染冷落、悲凉气氛，表达凄凉的情感；“号角、战鼓”常用来渲染战争的悲凉和残酷；“春水”用来寄愁；“潭水”用来寄友情；“小桥、流水”用来赞美故乡，等等。
三、引以自况的历史人物。如屈原的爱国，李白的洒脱飘逸，杜甫的忧国忧民，魏征的直谏，唐太宗的纳谏重才，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周瑜的年少有为等。
但是，中国不比希腊，西施不比海伦，她俩的命运又有云泥之别――
先说海伦。海伦一出场，就笼罩着一圈光环：她的生父是宙斯，天上的众神之王，生母是丽达，埃托利亚风姿绰约的公主，这当然是神话，是对于海伦之美的强调和夸张。海伦成为斯巴达的王后，深受老百姓爱戴，是希腊境内各城邦的偶像，公众的梦中情人。即便她背弃丈夫，跟了特洛伊的王子私奔，国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谴责，而是原谅，认为她是被诱拐，属于天真无知，上当受骗。“冲冠一怒为红颜”，希腊各城邦怒吼了，他们组成一支十万人马、一千多艘战船的联军，浩浩荡荡向特洛伊杀去。这场仗打了整整十年，把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也都卷了进去，天上人间闹得一塌糊涂。最终，希腊获胜。美女海伦完璧归赵，与丈夫破镜重圆。
再说西施。西施是村姑；虽然也有神话，说她的母亲吞了一颗天上落下的珍珠，因而怀孕，生下女面如月宫明珠……但她仍然是村姑。父亲伐木砍柴，母亲纺纱织布，她的经典造型，就是在溪边浣纱。如果没有吴越之战，她也许就这样过一辈子，直到老，直到死。
战争来了。越国被吴国打败了。败者向胜者乞降。为了取信，越王勾践亲至吴都，给吴王夫差当马夫。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大臣文种给勾践献灭吴九术，其中有一条美人计。大夫范蠡主动四处寻找美人。在若耶溪边的苎萝村，他发现了西施。
范蠡对西施一见钟情，她实在是太美了啊!但他有觉悟，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施于是被带到越都会稽，说明任务：到吴国当，当间谍，然后，进行礼仪、歌舞等必要的特工训练。三年毕业，上路。
西施的天香国色毋庸置疑，她的牺牲精神和演技也属一流，自她入宫，吴王夫差就被枕头风吹得晕头转向，政治上军事上铸下一系列的大错，造成忠良见嫉，奸佞当道，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元气大损。与之同时，勾践那里却在“卧薪尝胆”，大搞“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此一消一长，一损一增，两国的实力之比完全颠倒，越国又反过来消灭了吴国。
西施临危受命，忍辱负重，以身饲虎，越国最终取胜，自有其一份功劳。但是，越国当时的男人(我认定是男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西施是狐狸精，既然能惑乱敌国，也一样能毁坏家邦，留之不祥，于是，就在举国欢庆的锣鼓声中，把她沉了江。
“西子之美，其沉也。”这是她的同代人墨子的总结。――她丧就丧在太漂亮!请问：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文明?人家海伦女士，丢下丈夫跟一个外国帅哥跑了，引得两国干了十年仗，双方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说：“为了这样一位永生的女神，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再打上十年也值!”而西施女士肩负重任深入敌宫，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少! “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唐・皮日休《馆娃宫怀古》)然而，到头来却落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吴国恨她是间谍，越国骂她是祸水。你说这道理向谁去讲?关汉卿先生只看见窦娥冤，岂知西施比窦娥更冤!
中国男人的趣味实在令人发指，他们杀了西施，他们还要拿西施血肉下酒。那天我去杭州，在一家有名的酒楼用餐，服务小姐端上一盘菜，说是西施舌。陪同的朋友给我讲菜名的来历：“西施被淹死后，她的舌头化作蛤蜊，从此，浙江福建沿海就多了一道又软又嫩的美味……”呸!还又软又嫩，亏你吃得下去!我当即停杯投箸，向吃人的饮食文化表示抗议。
朋友哈哈一乐：“这不过是传说，你何必当真。关于西施之死，民间还有另外一种版本：越国胜利后，西施改嫁了大夫范蠡，跟他一起归隐太湖。后来，范蠡化名经商，发了大财，人称陶朱公，西施自然也就成了陶朱太太。”
范蠡弃官经商，也许确有其事，我说。西施成了范蠡的太太，这肯定不是史实。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把自己心爱的女子送给敌人蹂躏，若干年后，再收回为妻?
退一步讲，就算范蠡先生不改初衷，不咎既往，仍旧接纳西施，你西施敢跟他走?他一个大男人，战场上打不过人家，山穷水尽了，一筹莫展了，转而打起弱女子的主意，而且是自己心仪的姑娘，这算得什么男子汉!这算得什么鸟大夫!既然他当初为了一个“堂皇”的理由，把西施你推入火炕，焉知他将来不会为了另一个“堂皇”的理由，再次置你于死地! 朋友又说：“近来还流传第三个版本：西施假戏真做，爱上了吴王夫差。姑苏城破，夫差拔剑自杀，西施也跟着自刎。”
这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我说。为了强调所谓爱情，所谓人性。不过，这爱情，这人性，实在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你想，男人争霸失败，兵临城下，走投无路，只好一死了之，而女人呢，难道非得自刎?难道自刎才是最真情的爱?依我看，倘若按照故事的情节，西施果真自刎，八成是夫差下的令。你看霸王别姬，项羽兵败乌江，没路逃了，没戏唱了，他老先生要自杀，自杀之前，又担心虞姬落入敌人之手，被他人受用，于是就来了一出“逼姬”。你听他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死到临头还不忘吹嘘当年勇，哀叹大势已去，身边只剩了乌骓马和虞姬，马儿我可以让它逃生，虞姬你呢，你留在世上，我可是大大地不放心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虞姬自然别无选择，她只有自刎。
离开杭州已有多日了，今晚灯下，忽然又想起西施的话题。西施压根是一个悲剧的存在，一个美丽而苍白的符号，无血，无肉，无情感，无意志；活着，为人火中取栗；死后，犹被人当做佐餐的菜肴。还有一件令我寒心的：仅仅数分钟前，我一边思索，一边上网查资料。西施名下，赫然见一条“西施犬”。打开看了看，是一种原产的长毛狮子狗，不仅国内有名，国外也鼎鼎大名!西施啊，难怪你的另一经典造型，就是经常双手捧心，眉头紧皱一一心口在隐隐地疼啊!生活在那个混沌龌龊的世界，你是早有预感：你的全部美丽，也许就抵得一条狗。
一、渲染
渲染本是一种国画技法，一般是在需要强调的地方浓墨重彩，使画面形象的某一方面更为突出。用于艺术创作，就是指正面着意描写。
例如，白乐天《琵琶行》（第二节）极尽笔墨之能事，通过对琵琶声及其富于变化的演奏的铺叙渲染，表现了音乐的高妙；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春江月夜景色的渲染，流露出离愁，表达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再如杜甫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作者突出了刚抽新芽的柳枝，成双成对的黄鹂，自由自在的白鹭和一碧如洗的青天，四种鲜明的颜色新鲜而且明丽，构成了绚丽的图景。色彩的渲染可以传达出愉快的情感。一言以蔽之，渲染即对事物进行正面描写铺叙，追求笔墨酣畅，痛快淋漓。
二、烘托
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此法引入诗歌创作中，指从侧面用笔，对事物进行描述、铺排，使被“托”之物更加突出。
“烘托”是指通过侧面描写，使所要表现的对象鲜明突出的表现手法。高考题选韦应物的诗《赋得暮雨送李胄》就用了烘托。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此诗除了首句提到“微雨”以外，下面都没有直接写雨，而是通过别的事物把雨写出来：船上的布帆变得重了，鸟儿飞得不那么轻巧了，天灰蒙蒙的一片，远处都看不真切，而江边的树却显得十分滋润。虽未直接写雨，但烘托手法的运用使我们感到，在船帆上，鸟羽上，在天际，在大树上，全都是蒙蒙的细雨。
李白《听蜀僧睿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听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此诗末两句写由于专心听琴，不知不觉间，碧山已为暮色笼罩，秋云也重重地暗下来。它从一个侧面烘托出蜀僧睿琴声的美妙和琴艺的不凡。
林逋《梅花》诗：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以“霜禽”“偷眼”、“粉蝶”“断魂”烘托梅花景之美，香之幽。
尽管渲染和烘托都是为了使描写的对象更鲜明，更突出，但二者着眼点不同：前者从正面着笔，由此言此；后者从侧面用墨，由此“烘托”彼。
三、衬托
衬托是利用事物近似或对立的条件或同一事物相近、相反的两上方向来表现事物，使之更突出更形象的一种艺术表达方法。它能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描写的对象更加鲜明，使所要描写的气氛更加强烈。衬托分为正衬、反衬。
1、正衬：用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来衬托，如以动衬动，以静衬静，以乐衬乐，以哀衬哀。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平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此诗以西湖生气勃勃之景，从正面衬托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此外，“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白居易《长恨歌》）以六宫后妃之美衬玉环更胜一筹的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以苍凉秋景衬诗人飘零之哀均属此例。
2、反衬：用相反的事物来衬托，如以动衬静，以哀衬乐，以丑衬美。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乐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乐。”
李煜《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以昔日游上苑时“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繁华美丽景象反衬出羁留汴梁的亡国之君内心的无限悲怆：乐只在梦中。
此外，“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王维《鸟鸣涧》）以鸟之“惊”、“鸣”反衬春山“夜静”，“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秋思”（温庭筠《更漏子》）以“玉炉香，红烛泪，偏照画堂”的美好景物及衬闺阁孤寂秋苦；“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元好问《颖亭留别》以鸟之悠悠反衬思归者内心之急急。
有的诗，能兼用正衬―反衬。李白《清平调》（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首句以花受香露正衬贵妃承幸，二句以楚王梦遇神女的虚幻反衬玄宗得贵妃真实，三四句以靠新妆专宠的赵飞燕反衬贵妃的天然国色。一扬一抑，一正一反，极尽衬托之能事。
四、对比
诗歌中的“对比”，是指把两个相对或相反的事物，或者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并列在一起，以共同表现某种意境或情感。
比如李白的《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诗人给我们展示了两幅画面：一幅是越王大败吴国，凯旋而归，战士们个个脱下战袍，换上了“锦衣”，向国人炫耀他们的战功，宫女们个个打扮得花儿一般，在宫殿里恣情欢乐；另一幅则是“只今惟有鹧鸪飞”―――现在只有几只鹧鸪在王城故址上飞来飞去，昔日的胜利、热闹早已烟消云散。诗篇将昔日的繁盛和今日的凄凉，通过具体的景物作了鲜明的对比，抒发了盛衰无常之感。对比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主题，发人深思。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则将今日千里之外的“孤坟”与梦中十年前相守的妻子于“小轩窗，正梳妆”两幅画面对比，突出今日孤独凄凉，往日温馨，从而表达了对亡妻的深长思念之情。
关键词：李白 旷达 愁思 调和
引言
李白乐观豪迈、青云自致的谪仙形象深入人心，但李诗集中贯穿着一条愁思线索。在《李太白全集》[1]中检索，“愁”字使用了141次，“忧”字41次。此类语汇高频率出现，反映着诗人情绪宣泄的倾向性，折射其真实的生命状态。
一、愁思百结的诗歌意蕴
李诗愁思首先表现为不遇之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诗仙以“帝师”为职场目标，向往谢安、管仲“天开青云器”（《赠清漳明府侄》），体现了盛唐豪迈自任的时代精神。虽未以科举进阶，却终未放弃入世理想。他一面苦苦追求，一面深深失望，于是生发出千古愁思。《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记录的蜀中生活，王夫之《唐诗评选》评：“全不添入情事，只拈死不遇二字，愈死愈活。”“不遇”确系理解该诗的钥匙。“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怀才不遇使诗人愁思百转、莫可名状。受召为翰林供奉是诗人最接近于政治成功又功亏一篑的传奇。“初奉紫泥诏”，终求“赐金放还”，荣耀与失落，成为后半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深刻影响后期的思想与创作。《游敬亭寄崔侍御》则表达“壮士不可轻，相期在云阁”的壮志与对朝廷的眷恋，《出自蓟北门行》既表达立功报国的豪情，又传递功业未成、看破世事、苦闷不平的情思。遇赦还江夏作长篇《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生遭际交织着家国命运，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和难以排遣的忧国忧民之思。晚岁《独坐敬亭山》意境寂寥幽远，孤寂情怀从淡淡文字间流出，遗世独立的风神千载后穿越时空如在目前。
羁旅乡愁是李白愁思形态之二。形单影只，漂泊不定，倘值秋声，又复夜深，欲诉无人，怎不愁苦不堪、顿惊倦旅？且思归不得、老病缠身，其浓郁愁情，便是乐观豪迈的诗仙，亦做向壁之叹。他漂泊一生，背井离乡，漫游复倦游，羁旅乡愁浓得化不开。他认同衣锦还乡，“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越中览古》）峨眉山月象征着故乡：“一振高名满，归时还弄峨眉月。”（《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峨眉山月半轮秋，……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沈德潜《唐诗别裁》认为末句“君”指“峨眉山月”，独具慧眼。诗仙对生活多年的蜀中充满故土之思、家国之情。《静夜思》是最著盛名的思乡曲，月亮与“故乡”相连，月亮指引着故乡。“百千旅情，虽说明却不说尽。”（沈德潜《唐诗别裁》）给每位有他乡体验的受众留下情感迁移的空间，引发千秋后代意识与潜意识层面的共鸣与回响。随着年岁增长，曾让诗人陶醉的自然美景经常引发愁思，似乎触目成愁。《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前段描绘友人吴吟之美妙动听，旋即转为羁旅之思;《清溪行》原本描绘清溪之美，却引发漂泊无依的悒郁;《宿清溪主人》由夜景写到羁旅，结以“月落西山时，啾啾夜猿起”;《游秋浦白C陂二首》写雪后月夜美景，却以“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作结;在宣城见杜鹃花开，便想到蜀中子规鸟，乡情油然而生，作《宣城见杜鹃花》;《望木爪山》中“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爪山”，主旨全落一“客”字。
诗仙亦自伤别离，李白的离别诗比重很大，“计有160首可作离别诗来考察。这个数字约占全部作品1050首的15.5%。”[2]李白有太多离情体验，离别之思贯穿一生。惜取友情，唯恐身边朋友从此身如飘蓬。《送友人》用“孤蓬、浮云、落日、班马”等意象，构成送别友人的经典画面。《灞陵行送别》在无花古树、伤心春草、落日浮云的场景下将愁绪推到极致：“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鹂愁绝不忍听。”《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无一字言及离愁别恨，但分明浸透了对孟夫子的留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以关注同情凝成，音韵和美流转，语言通俗明净，意境深沉幽远。
李白虽素以天下自任，但对亲人的记挂同样流淌诗中。“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寄东鲁二稚子》系看到吴地蚕桑农事，联系个人仕途失意，深感有负寄居东鲁的儿女而作，表现其舐犊情深的一面，毫无矫饰。《万愤词投魏郎中》抒发含冤受屈、极度复杂的悲愤情怀，盼望救援，兼及对妻子儿女的侠骨柔情。其不少诗作表达与许、宗二氏爱意柔情。《赠内》：“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坦陈嗜酒贪杯，用“太常妻”典委婉致歉。《别内赴征三首》等诗设身处地地表达长期奔波在外、对妻子亏欠良多的歉意。从U获罪，与诗人共患难的宗氏夫人让诗人心情极为复杂，作《在浔阳非所寄内》，感觉前途未卜，更忧虑给宗氏带来的打击，诗人心情阴郁，他揣度夫人必以泪洗目：“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可叹“哀声那可闻”。
诗仙个人期望极高，理想却难以实现，剧烈反差使他倍感压力。时光蹉跎，光阴飞逝，人生易老，青春不再，功名未立，外感于物，乃化为己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岁月染白鬓发，报国无门，前方是怎样一个世界，诗人徒存忧叹。《春归终南山松龛旧隐》等诗篇表达对时光流逝的忧虑;《荆州贼乱临洞庭湖言怀作》的愁思是因感慨时事、时局而引起;《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则从孩提时代对月夜的美好记忆写到蟾蜍食月，沦惑，兴寄深微，政治寓意相当深刻。
此外是代拟言愁，其诗虽不直接言及己愁，但愁思实为诗人所感悟。诗人对女性充满同情，男女两情相悦又象征君臣相得。分两类：一为宫怨。《宫中行乐词》表现了“冶乐”主题，但欢乐如此短暂、无常，既是同情宫廷弱者，又是自况自惋。《长门怨二首》咏陈皇后事，前篇写景未见人物，景中之情充满字间，怨女形象呼之欲出;后篇先写景次叙人，着重抒情，以我观物，物我交融。前者以愁作结，后者以愁发端。《玉阶怨》《长信宫》等诗，怨女涉及嫔妃、宫女、女官、歌舞妓等，诗人揭示其命运“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亦是诗人亲历。另一类写离妇弃妇。《白头吟》以嬉戏锦水的双鸳鸯起兴，通过耐人寻味的想象和比喻，生动表现被弃女的悲愤。《杨叛儿》“君”、“妾”鱼水相合，寄寓君臣相合。而男女长相阻隔则象征诗人政治上的不得意。《长干行》（其一）以商人妇的离愁别恨为歌咏对象，少女自叙两小无猜的青春往事，表白“常存抱柱信”的忠贞，但命运却让她独上“望夫台”，以“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作结，有李白自相类比的影子。
二、旷世愁思的文化渊源
诗仙乃旷世奇才，其愁思既可称旷世独出，又不失其渊源。“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丹纳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李白长期驻留巴蜀、荆湘、江浙、皖南，受南方文化熏陶，文学创作上承屈宋悲情诗赋的创作模式，下启北宋范仲淹“忧乐”情怀之先声。
屈原本贵族宗亲，关心民瘼、忠君爱国，“九死其犹未悔”，行吟泽畔“上下而求索”，理想成空自沉于江。宋玉承屈原之从容辞令，“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屈原也。”（《襄阳耆旧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政治上同样难有建树。李白“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深沉之思，倾慕之意，溢于言表。李诗17首言及屈原，既高度评价离骚，又深切同情屈原，并常常自比屈原。当然，李白一面极力推崇屈原，一面否定屈原极端决绝的做法，“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笑歌行》）李白身处盛唐，而屈宋身处王朝没落之际，时代精神已完全不同。在诗仙身上，庙堂责任与实现路径呈现多元化态势。
钟嵘《诗品・序》云：“好诗是‘生命不谐’的结果。”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中说：“忧愁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诗仙以其卓越的创作印证了这些文学理论。
三、愁思调和的圣手
李白是世界范围内声誉传播极广的诗人，受众对其诗作往往形成旷达自适、豪情四射的认知定势，其“谪仙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即使言及其愁思，亦认为“是一种强音盛调的愁，是一种豪愁。”[4]“有一股浩然之气充溢其间，李白的愁是‘万古愁’”。[5]究其原因，应是其人格特质、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时代精神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特立独行的人格气质、睿智的，成为其排遣愁思的路径与出口。浓烈愁思适时为正面情绪和力量所中和，使其成为愁思调和的圣手。他融道家之隐逸、儒家之冷静、佛家之禅理于一体，一面愁思情真意切，一面给人以乐观豪迈、青云自致之感。即使晚年经历流放劫难，依然坚持“予非怀沙客，但美采菱曲”（《春滞沅湘有怀山中》）。故而其愁思境界阔达，气格豪迈，快人快语，毫无滞碍，了无拘束，处江湖之远而心忧天下。屈宋笔下惨淡的湖山水月与秋色秋声，诗仙既能拈手用来表达愁情，又常常成为寄托，成就“世人皆欲杀”的恶劣环境之外的一抹亮色。
结语
李白一生奔波，收获微茫，亲朋凋零，老无所依。其诗愁思内容广博、寄寓深厚，寻求生命意义的悲怆凄凉充溢诗行。从发展线索看，渐老渐浓;表现技巧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受众在感受诗仙永不绝望、永不妥协的豪情之余，应能体察调和在豪情之中的忧愁悲悯，体察诗仙无限怅惘与豪放激情同在、旷达乐观与浓郁愁思并存的独特的抒情模式，此盖诗仙的赤子之心、赤诚之情。
参考文献
[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日）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法）丹纳.艺术哲学[M].曾令先，李群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不过，《吴命》篇还有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讨论的。整理者认为此文约在鲁哀公十三年吴晋争霸期间，吴王率军北上到达陈国境内，晋国派使臣与吴交涉，“吴王以关心陈国为借口，反而质问晋国何以派师徒前来。晋使则以指责楚人无道，并转述周天子告让之辞与吴臣巧妙周旋，最后终于使吴军离开陈国”；并认为“其所记不见于典籍，但却补史籍之缺”。③
笔者认为，楚竹书《吴命》篇的重新编排和部分文字的重新断句隶定，可知其篇所记并非不见于典籍，此事在《左传》哀公十年是有记述的。故其时间是鲁哀公十年，即公元前485年，其事件是楚国伐陈，吴国出兵救陈。《吴命》第一部分是身处陈国地界的吴楚两国使臣的外交对话及辞令，第二部分是吴国派使臣赴周王室以救陈之事告功于周天子。
一、《吴命》所见吴救陈的目的、历史背景及其时间
楚竹书《吴命》的缀连排列是需要重新考虑的。尽管《吴命》第6简中周王提到了“晋”，但那是周王褒扬“吴伯父”连类而及“晋（叔父）”，实际上《吴命》基本上与晋国没有多大的关系。《吴命》篇中吴使臣与何国使臣对话其实在简文中是可以找到线索的。从《吴命》第3简“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 此句原断句与个别字隶定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原来断句是“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丧？道（导）以告吴，青（请）成于楚”，但“敢不”后一字明显是上“艸”下“亾”的“芒”，“芒”在此通“枉”。详见其后分析。看，“吴青（请）成于楚”中的“成”在《左传》中常见，是“和解”、“和谈”、“和议”的意思， 《左传》隐公元年“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成，结怨结好也，今言媾和。”（中华书局，1995年，第1册第18页）所以这一句是说吴国请求和楚国和解、和谈。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吴命》虽有许多残简，但吴国使臣是在与楚国使臣对话，与晋国毫无关系，不然这一条简中“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就没有着落。意思是吴军不是专门赶到陈国来向楚国问罪，而是因为吴国与楚国两君不和顺，故绕道来告诉楚国，吴君想请求和楚国和解。
笔者新排列的《吴命》有两大部分，第一段是吴使臣与楚使臣的对话，这一部分的简文缀连排列应是第1简、第3简、第2简、第7简、第9简前一部分（第9简前部分为第一段，后半部为第二部分开头）。第二部分是吴国使臣与周天子之间的君臣对话。这第二部分的排列应是第9简后一部分、第8简、第5简、第4简、第6简。笔者根据新缀连排列的简文重新释读如下（除编排外，凡加点部分表示字的隶定或断句与原释文断句有区别）： 见拙作《楚竹书〈吴命〉缀连编排考》，待刊。
《吴命》（第3简背）“……二邑，非疾爿 因（因）安（焉）加之，而慎绝我二邑之好！先人又（有）言曰：“马酱（将）走，或童（动）之，速（仰）。”（灶）逨（来）告曰：……（原第1简）“……君之川心（顺）之，则君之志也。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昔上天不中，降祸于我……”（原第3简）“……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亦唯君是望。君而或言若是，此则社禝（稷）……”（原第2简）“……古（故）甬（用）吏（使）其三臣，毋敢又（有）辶 辛（亲）速（疏）之羽丌（忌）敢告后 刂（候）日。”答曰：“三大夫辱命于寡君之仆，寡君一人……”（原第7简）“以（坚）多（移）期，隹（惟）三夫=（大夫）丌（其）辱昏（问）之。今日隹（惟）不母心（敏）既立 卩（莅）矣，自望日以往必五六日，皆采巾（敝）邑之期也。”
吴走陈。
楚人为不道，不思丌（其）先君之臣事先王，灋（废）丌（其）貝 童（贡）献，不共丞（承）王事。我先君盍（阖）［庐］……（原第9简）……逨（来）先王之福、天子之霝（灵）！孤也，可(何)劳力之又（有）安（焉）？孤也，敢至（致）先王之福、天子之霝（灵）！吴人……於周：“寡君昏（问）左右：（孰）为帀（师）徒践履陈地，以陈非也（他），先王姑每（母）大巸（姬）之邑！……（原第8简）……［或］又（有）轩（冕）之赏，或又（有）釜（斧）戉（钺）之忄 冒（赗），以此前后之猷，不能以牧民，而反志下之相（挤）也。幾（岂）不左才（哉）？敢居我江完（岸），曰：‘余必要攼（干）丧尔社禝（稷），以(广)东海之表。’天不丌（其）中，卑（俾）周先王佾……”（原第5简）“……寿（州）逨（来）孑 匕吏（使）一介吏（使），新心（亲）于桃辶 毛（表）劳亓（其）夫=（大夫），（且）青（请）亓（其）行。刑曰（荆）为不道，胃（谓）余曰：‘女（汝），周之艹月（刖）子……’”（第4简）“……赛，才（在）皮 攵（波）（濤）之间，咎（舅）生（甥）之邦。聶周孫=（子孙），隹（唯）余口（余）一人所豊（礼）。宁心孚 攵（捊，抛也）忧，亦隹（唯）吴白（伯）父、晋……”（第6简）
这篇简文的前半段是吴国使臣与楚王交涉，迫使楚军答应同意离开陈国，吴军谈判成功就离开了陈国。后半段吴国派使臣向周王告捷。这一事件并非整理者所说的“其所记不见于典籍”，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7册，第303页。而是可以与《左传》等书遥相呼应的。不过出土的楚竹书比古文献的记载要更详细更清楚，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时间与吴国为陈国出兵的目的都是可以考察的。至于《吴命》整理者在排序和断句方面存在的其他问题，笔者会在分析时顺便提到一些。
1．吴国出兵陈国的目的
《吴命》所记吴国出兵陈国的目的是什么？其篇整理者认为事件的“发生时间约在鲁哀公十三年吴晋黄池争霸期间”，并说：“第一章记述吴王亲自率领军队北上，到达陈国境内，引起陈国恐慌，晋军派遣三位大夫作为使臣与吴交涉。吴王以关心陈国为借口，反而质问晋国何以派师徒前来。晋使则以指责楚人无道，并转述周天子告让之辞，与吴臣巧妙周旋，最后终于使吴军离开陈国”。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7册，第303页。可见在整理者看来，吴国军队北上到达陈国境内，其目的就是为了争霸。
笔者认为此说是不对的。首先在我们编排的第一部分中，吴国到陈国是与楚军交锋，并非晋军。这一点从第8简的内容看得比较明显：“……逨（来）先王之福、天子之霝（灵）！孤也，可（何）劳力之又（有）安（焉）？孤也，敢至（致）先王之福、天子之霝（灵）！吴人於周。寡君昏左右：‘（孰）为帀（师）徒践履陈地，以陈非也（他），先王姑每（母）大巸（姬）之邑！……’”这是吴国使臣代表吴王出使周王朝的报功之辞。这很明确地说吴国军队出兵陈国是为了援助、保卫陈国，因陈国是“先王姑每（母）大巸（姬）之邑”，这把吴国出兵陈国的目的一语道破，因陈国为周先王姻亲之国。“姑每大巸”原整理者读为“姑緐大熙”，并认为是吴国先王“诸樊”之名的全称，笔者认为不妥。 见拙作《楚竹书〈吴命〉缀连编排考》，待刊。
“先王姑每（母）大巸（姬）”是谁呢?笔者认为这只能是周武王长女、周成王之姐、陈国始封君胡公之妻“大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左传》昭公三年晏婴对叔向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据上述《左传》及《史记·陈杞世家》所说，西周初年周武王封虞舜之后胡公于陈，其妻为周武王长女。因此陈始封君胡公满于周武王而言为甥，对周成王之后的周王而言则为“姑母”之国。因此，吴国使臣在向周王报功时，要把这次奔赴并救援陈国的军事行动合理合法，并披上“尊王攘夷”的外衣，就会取得周王的嘉许，从而会抬高吴国在诸侯中的地位，加强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影响作用，并为下一步取得霸权奠定基础。团结姬姓兄弟之国，联合异姓甥舅之国，排斥并孤立异姓诸侯大国，既是周王室的心愿，也是春秋时多位争霸霸主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从楚竹书《吴命》可看到，这次吴国出兵救援陈国的对手是楚国不是晋国。
首先，《吴命》第9简说“楚人为不道，不思丌（其）先君之臣事先王，灋（废）丌（其）貝 童（贡）献，不共丞（承）王事。先君盍（阖）［庐］……”，“盍（阖）”字后面的缺字应是“庐”，即吴王夫差的父亲阖庐，那就说明《吴命》中吴王是夫差无疑。从这条简文还可看到，吴军这次出兵救陈对抗的是楚军，而且追溯到先君阖庐时代，特别指出那时连年与楚人交战，其原因并不是为了吴国自己，而是为了周王朝的利益。因为楚人本“臣事”周王，但到了西周晚期及春秋时代，楚国“灋（废）丌（其）貝 童（贡）献，不共丞（承）王事”，就是说不再对周王室进献应该承担的贡品，也不再缴纳、供给赋税徭役，所以吴先君阖庐才起兵问罪楚国。这种用语也见之于《国语·吴语》中。其文记述吴晋黄池之会后，吴王夫差向周王告功中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今齐侯壬不鉴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天舍其衷，齐师还。夫差岂敢自多，文、武寔舍其衷。……出于商、鲁之閒，以彻于兄弟之国。”这与《吴命》中的用语十分相似，反映了正在谋图霸业的吴王夫差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并处理这次救援陈国的军事行为的。为了周王及其甥舅之国的利益出兵救陈，像先君阖庐一样，讨伐“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的楚人，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夫差讨伐“不承共王命，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的齐人，也是为了捍卫周天子的势力范围。这种“尊王攘夷”的言语行为，在春秋历史的争霸活动中也屡见不鲜。《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诸侯盟军讨伐楚国，管仲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齐国征伐楚国目的是为了抑制楚人北上中原，与齐国争霸权，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站在周王室的角度指责楚人：不向周王室缴纳贡品，并应对周昭王的死亡负有责任。同样《吴命》声称吴国从吴王夫差时代开始，与楚国多年打仗，是为了周王室的利益：楚人“灋（废）丌（其）貝 童（贡）献，不共丞（承）王事”；而这次出兵援陈抗楚的行为，也是为了“尊王攘夷”：“以陈非也（他），先王姑每（母）大巸（姬）之邑！”（简8）在此吴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兴兵抗楚救陈，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争霸天下。
其次，《吴命》第一段反映吴楚两国在陈国的外交对话。这在第3简中有比较明确的证据。第3简“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几句，笔者认为这是吴国使臣对楚军的对话。也就是说请求和谈的建议是吴军一方向楚军提出来的。“两君之弗川心（顺）”表明吴楚两国不合的事实，所以吴国军队“芒（枉）道以告”，是说吴国军队这次进入陈国境内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绕道来到陈国专门求告楚军，是向楚军请求和解的。也就是说，楚军也已经来到陈国之境了，接着吴国也派兵到陈国，表面上是代表陈国请求和谈，实际上是以武力威逼楚军接受吴国提出的和谈建议。需要指出的是，这几句《吴命》整理者和笔者理解及断句差别甚大，原断句是“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丧？道（导）以告吴，青（请）成于楚”，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是这次事件除了吴、楚，还有晋国。但所说是何意似乎就让人不甚了了。而笔者断句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可见吴国来到陈国是迫不得已，其目的是达成吴、楚先后离开陈国的协议。这样一来，不仅吴军来到陈国的目的明确，而且下文所言陈国与周王室及姬姓吴国的姻亲关系、吴对楚国的指责也就前后呼应，有的放矢了。应该说明的是，此句中的“芒”，从“艸”、“亾（亡）声”，应是“枉”的通假字。 拙作：《楚竹书〈吴命〉缀连编排新考》。
再次，《吴命》第一段反映吴楚两国的外交对话从第2简中也有明证。第2简“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亦唯君是望”，从“孤”一字知道这是某君主之语；而从“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一语知其比较年轻。“保貝”字通“保”，《说文》“保，养也”；“保系绔（裤）之中”的“保”为保姆之义。《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保受乃负之”，郑玄注“保，保母”。“绔”为“裤”之古文，古代裤子系带中可置幼婴：《史记·赵世家》云“夫人置儿绔中”。从《吴命》“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的用语来看，尽管此语是夸张之说，但我们可知这位君主年龄很轻甚至很年幼。而从春秋末期这段时间看，既不可能是吴国君主夫差，也不可能是晋侯定公，而只能是楚国君主惠王；其时间也不是原整理者所说在黄池之会之年。
吴晋黄池之会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三年、晋定公三十年、吴王夫差十四年、楚惠王九年。鲁、晋、吴楚各君大致年龄可据《左传》及《史记》等书推测出来。首先，据《吴命》整理者推测此篇反映吴晋黄池之会的鲁哀公十三年，而此年晋定公已即位30年，晋定公不可能还是居于“系绔之中”的君主。而此年是吴王夫差十四年，其实夫差即位初年就开始了报复越国的复仇计划，表明已很成熟，也不可能太年幼。《史记·吴太伯世家》云：“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到即位14年之时的夫差，也可肯定不会是居于“系绔之中”的君主。那么剩下只有楚国君主了。
在吴王夫差北上争霸时，这时是楚昭王晚年、楚惠王即位初期。楚昭王在鲁哀公六年（前489年）突然去世。这一年，吴国因报旧怨伐陈，楚昭王于其年七月救陈，因突然患病死于城父。楚昭王死前命其弟公子申、公子结继承王位，皆遭拒绝，其后“则命公子启（子闾），五辞而后许”（《左传》哀公六年）。但楚昭王死后，公子启并未即位楚王，而是“与子西、子期谋，潜师，闭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后还”（《左传》哀公六年）。这里称“越女之子章”，不仅是说楚惠王之母并非楚昭王王后，而且称“越女”似乎是说年龄也不大。如果说其母年龄不大，其子年龄就不会太大。另外，楚昭王为何舍子而立弟？《左传》、《史记·楚世家》等文献并未明言，但笔者认为应与其子年幼有关，《吴命》“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一语应是楚惠王之语，这不仅从前后对话的次序看是楚国使臣代表楚王之语，而且从年龄来看，也应是对楚惠王而言。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再做些分析的。
2．《吴命》所记吴楚对阵的历史背景和时间
《吴命》所记吴、楚对阵的时间，其整理者认为“可能为《国语·吴语》的佚篇”，“其所记不见于典籍”，“事件的发生时间约在鲁哀公十三年吴、楚黄池争霸期间”。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7册，第303页。如前所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大约是整理者看到其文中有“晋”、“吴”的字样，便怀疑这篇文字与吴晋两国争霸有关系，并认为第一段文字是吴晋两国的争端而已。其实，《吴命》篇不仅是反映吴军出兵到陈国的目的，是为了救援陈国抗击楚军，而且吴楚对阵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并不是像整理者所说的那样“不见于典籍”，而是在《春秋》及其《左传》中皆有明确的记载。
《春秋经》哀公十年：“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吴救陈。”《春秋》哀公十年记述楚人伐陈以及吴人救陈的事件，会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鲁哀公十年是公元前485年，但就在不久的四年前，即前489年秋七月，吴国讨伐陈国，楚昭王亲自率领大军去救援，却因突患疾病在城父亡故。然而过了四年，却反过来是楚国派兵讨伐陈国，吴国成了救援陈国的“英雄”。原因何在？《左传》哀公九年作了解释：
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
陈国在鲁哀公九年的三年之前，亦即鲁哀公六年（前489年）之前，一直与楚国为盟国，而吴国因“旧怨”讨伐陈国，楚国则救援陈国。从吴王夫差二年（鲁哀公元年，前494年）到夫差七年（鲁哀公六年，前489年）两次派兵侵略陈国。第一次“吴侵陈”是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国之后的鲁哀公元年八月。《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早在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时召唤陈怀公随从盟军，但陈怀公根据民意未随从吴国。到鲁哀公元年，“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陈，修旧怨也”。第二次“吴伐陈”是在鲁哀公六年。《左传》哀公六年云：“吴伐陈，复修旧怨也。”这次楚昭王率军救援陈国。
而就在此年楚昭王在城父准备救陈时，突发病去世，之后陈国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亲附吴国。这就引起楚国的气愤，鲁哀公九年和十年（前486-485年）楚国连续两年出兵讨伐陈国。而吴国为了保护臣服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出兵救援。
但是陈国为什么转变态度投靠吴国而疏远楚国呢，其历史原因是需要分析的。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述，楚昭王为救援陈国亲率军救难，在城父占卜是战还是退，皆不吉利。楚昭王认为与其抛弃盟友陈国畏敌而逃，还不如与仇敌决一死战。便先后命其弟公子申子西、公子结子期为储君，但二人皆不肯受命；不得已又命公子启子闾为储君，公子启推辞五次然后才接受了。将战前楚昭王突患重病，后在大冥一战中死于城父。公子启虽临危受命为储君，但楚昭王死后仍不肯即位，立楚昭王之子熊章为王。楚昭王坚决舍子立弟的原因其实与当时楚国面临的时局有关。《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吴王阖闾率蔡唐盟军伐楚，柏举之役五战五胜，攻占楚国郢都，自此后楚国元气大伤。楚昭王在前489年救陈之战前舍子而立弟，也暗示其时局实在复杂不得已而为之。陈国在这种楚国新君即位国内政局不大稳定情况下舍楚而亲吴，应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抉择。
陈国背楚亲吴，导致楚人不满便出兵伐陈。楚国在公元前486和485年连续两年讨伐陈国。《春秋》哀公九年云：“夏，楚人伐陈。”《左传》哀公九年解释其因说：“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这次吴国并未出兵救陈。《春秋》哀公十年云：“冬，楚公子结帅师伐陈。吴救陈。”鲁哀公十年陈国被楚国讨伐则得到了吴国的救援。吴国为盟国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霸权事业，不能不出兵救陈。因陈国地处中原，南方吴国要到中原争霸，陈国不仅是吴国臣服国；而且也是吴国的一条交通要道和据点，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一点与郑国相似，郑国是晋楚两国在中原争霸中具有有利的地理优势，晋楚两国为争霸对郑国都显示势在必得。关于这一点清人顾栋高有很好地论述：“盖荥阳、成皋自古战争地，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则郑之虎牢，岂非得之以兴，失之以亡者哉。”见氏著《春秋大事表》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36页。《左传》哀公十年对这次吴国的救援行动有比较详细地说明：
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谓子期曰：“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乃还。
这次楚伐陈、吴救陈的吴楚在陈国的军事对抗局势是以喜剧形式结束的。《左传》哀公十年记载吴救陈的主帅延州来季子以巧妙的外交辞令把两国出兵的责任归之于两国君主，提出了先行撤军的建议，并把美名送给楚国主帅子期，平息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笔者认为《左传》哀公十年所记这次“吴救陈”的记述与楚简《吴命》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一年是鲁哀公十年，吴王夫差十一年，楚惠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485年。
（1）据《左传》记载，楚军伐陈到达陈国境内，“吴延州来季子救陈”也率军到了陈国，吴国主帅认为“二君不务德”，首先提出退兵的请求，先行离开陈国。而《吴命》中也是吴方首先提出和谈的请求：“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也是首先离开了陈国：“吴走陈。”《左传》哀公十年所记吴国主帅延州来季子说“我请退”，接着吴“乃还”与上博楚竹书《吴命》的“吴走陈”是十分吻合的，都是说吴国军队是先行撤离的。《左传》与《吴命》用词虽有不同，但所写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2）楚竹书《吴命》第一段是两国使臣的对话，但除了吴国外，另一方因竹简文字残缺是不清楚的。但从第三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第一段的吴国大臣与另一方的对话应是楚国。因为，《吴命》第9简“楚人为不道，不思丌（其）先君之臣事先王，灋（废）丌（其）貝 童（贡）献，不共丞（承）王事”，明显是对楚人的指责。《吴命》第5简“敢居我江完（岸），曰：‘余必要攼（干）丧尔社禝（稷），以(广)东海之表’”，这几句是写吴国阖闾时代与楚国交战时，楚国曾经向长江下游扩张，已经居住在了吴国境界的江岸边，且口吐狂言：一定要进攻并吞并你们吴国的社稷，一直到东海沿岸！这种情况的发生和所吐狂言，也只能是春秋时代与吴国连年交战的楚国。
（3）《吴命》第4简不仅直接写到了楚国：“刑曰（荆）为不道，胃（谓）余曰：“女（汝），周之艹月子……”。“周之艹月子”的“艹月”，如前面笔者在重新隶定《吴命》的释文脚注所说，此字从“艹”、“月”声，应是“刖”字的通假字。《说文》、《广雅·释诂一》等字书皆说：“刖，绝也。”“周之艹月子”就等于说吴国是周王室的绝弃之子。而且从此简前半段比较简略的文字中，我们仍能隐约地感到就是对这次吴国出兵救援陈国，并请楚军离开陈国的情况。“……寿（州）逨（来）孑 匕吏（使）一介吏（使），新心（亲）于桃辶 毛（表）劳亓（其）夫=（大夫），（且）青（请）亓（其）行。”这实际上就是写第一段吴国使臣与楚国主帅对话的核心内容：吴国使臣要求楚国离开的那一史实。
（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吴命》第8简“吴人於周。寡君昏左右：‘（孰）为帀（师）徒践履陈地，以陈非也（他），先王姑每（母）大巸（姬）之邑’”看，把这次吴国出师救陈的目的写得很清楚。吴人“为师徒践履陈地”，不是要侵伐陈国，而是要保卫、救助陈国，因为不是其他的国家，是“先王姑母大姬之邑”。遍查春秋历史，吴国到陈国且是为了救助陈国，也只有《左传》哀公十年所记“吴延州来季子救陈”这一次。所以《吴命》所记年代只有鲁哀公十年亦即公元前485年可以对应了。
3．吴救陈军事行动中吴国主帅的问题
《左传》哀公十年明确说前485年救陈的吴军主帅是延州来季子：“冬，楚子期伐陈，吴延州来季子救陈……。”杜预注：“季子，吴王寿梦少子也。寿梦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岁。寿梦卒，季子已能让国，年当十五六，至今盖九十余。”按杜预所说，吴军这次主帅就是吴国先王寿梦的少子季札，但季札在寿梦去世时就是按年龄十五六计，到前485年也有90多岁，以90多岁的高龄率军救陈，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杨伯峻据孔颖达引孙毓之说，认为：“此延州来季子未必即季札本人，以近百岁老翁帅师，恐情理所难，或其子孙，仍受延、州来之封，故仍其称乎。”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656页。孙毓、杨伯峻的说法应是对的，楚竹书《吴命》为此说提供了新资料。
《吴命》第4简说：“……寿（州）逨（来）孑 匕吏（使）一介吏（使），新心（亲）于桃辶 毛（表）劳亓（其）夫=（大夫），（且）青（请）亓（其）行。”这一简“寿逨”中“逨”通“来”，“寿”字笔者认为是《左传》哀公十年“延州来”之“州”的通假。“寿”古音禅母幽部，“州”在照母幽部，二字音近可通。 拙作：《楚竹书〈吴命〉缀连编排新考》。故《吴命》第4简“寿逨”就是《左传》哀公十年“延州来”中的“州来”，“寿（州）逨（来）”之前的字已残，“寿”前可能是“延”字。
吴“延州来季子”除了见之于《左传》哀公十年外，还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与昭公二十七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赵文子问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杜预注《左传》昭公二十七云：“季子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曰延州来。”孔颖达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亦云：“盖并食二邑，故连言之。”杜预与孔颖达的说法是对的，这种现象在西周金文中也是存在的。周代受封土地后加“氏”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攸比鼎或称为“从鼎”、“攸从鼎”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周金文集成》第5册第2818号，中华书局，1985年。
至于第4简“寿逨”后的“孑 匕”字，原整理者释“孤”，笔者已在前面对全文重新释读隶定中在此字注释下曾指出读“孤”是不对的。此字右旁是“匕”而不是“瓜”，与第8简中“孤”的写法也是不同的。“寿逨”是吴国这次出征主帅的氏，“孑 匕”是他的名。此字虽不认识，但与季札之名“札”似乎并无关系。以此看来，孙毓、杨伯峻等说《左传》哀公十年中救陈的吴国主帅“延州来季子”是季札的后人，承袭了其延、州来之地的氏称是对的。从这些情况看，出土的楚竹书《吴命》与《左传》哀公十年所记事件基本是一致的。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吴救陈之役的战略意义
关于前485年楚伐陈、吴救陈事件，因为楚竹书《吴命》所记更为详细，所以《吴命》与《左传》哀公十年不仅是上面所述表面上的相同，而且新出土的《吴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件的更多资料和信息。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事件在《左传》等文献中早有较为简单的记载，但据笔者所见，过去并未见学者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及历史意义进行分析，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结合《吴命》的新资料作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1．吴楚使臣对话分类及其吴楚撤军时间的约定
关于前485年楚伐陈、吴救陈事件，《左传》哀公十年所记是比较简单的，吴国的主帅一番为民不愿交兵的高姿态表态之后，就主动撤军了。其余信息就不清楚了。但楚简《吴命》却记载了两国主帅或使臣之间的大量对话，使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信息，也使我们知晓事情并不像《左传》所说那么简单。
为了更好地了解吴楚对话的内容，我们有必要把第一段双方对话过程简单做些区分。
楚方：“……二邑，非疾爿 因（因）安（焉）加之，而慎绝我二邑之好！先人又（有）言曰：‘马酱（将）走，或童（动）之，速（仰）。’（灶）逨（来）告曰：……（原第1简）
吴方：“……君之川心（顺）之，则君之志也。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昔上天不中，降祸于我……”（原第3简）
楚方：“……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亦唯君是望。君而或言若是，此则社禝（稷）……”（原第2简）
吴方：“……古（故）甬（用）吏（使）其三臣，毋敢又（有）辶 辛（亲）速（疏）之羽丌（忌），敢告后 刂（候）日。”
楚方：答曰：“三大夫辱命于寡君之仆，寡君一人……”（原第7简）“以（坚）多（移）期，隹（惟）三夫=（大夫）丌（其）辱昏（问）之。今日隹（惟）不母心（敏）既立 卩（莅）矣，自望日以往必五六日，皆采巾（敝）邑之期也。”（原第9简前半）
从《吴命》第一段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双方的外交辞令外，吴方在第3简中提出了“吴青（请）成于楚”的和谈议案，并指出吴军是绕道相告的，暗含吴军不是专门来救援陈国与楚为敌的。楚方使臣在第2简中则以其君的口吻同意了，此简“此则社禝（稷）……”虽有残缺，但可能是“之福也”一类的用语。吴方使臣在第7简中所说“敢告后 刂（候）日”是最关键的用语，是要求楚国主帅确定撤离陈国的日期。“后 刂”字从“刀（刂）”“后”声，匣母侯部，在此与同为匣母侯部的“候”为通假字，“（候）日”为“伺望时日”之义。 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候，伺望也。”此句意为“敢问能告诉我们撤离陈国的日期吗”。所说“毋敢又（有）辶 辛（亲）速（疏）之羽丌（忌）”，是说吴国就不敢有亲近陈国或疏远楚国的忌讳。楚方在第7简的后一句和第9简的前半段中认真回答了吴国使臣的咄咄逼人问话，确定从望日（十五日）以后的五六日以内，皆是楚国要从陈国撤离的日期。特别是“以（坚）多（移）期”一句很重要，而过去整理者读为“以贤多忌”，其义就难以明了。笔者认为“”上部为声符，下部为形符，上部“臣 殳”为声符, “臣 殳”与“臤”盖为异体， 《说文解字》“臤”部“豎”字下引籀文“豎”作“”，并云“，籀文豎，从殳”。初以“臣”为声， 《说文解字》“臤”部云：“臤，坚也。从又，臣声。”《说文解字》“豎”字下引籀文“豎”作“”，可见“臤”、“臣 殳”异体，皆以“臣”为声。从“臤”得声的“緊”古文献可作“糹 臣”、“堅”、“賢”、“臤”（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緊”下注），可证。可以读为“堅（坚）”，是确定、肯定的意思； 《尔雅·释诂下》：“坚，固也。”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虞戴德》“坚物”注云：“坚，定也。”《素问·腹中论》“其气急疾坚劲”，王冰注云：“坚，定也，固也。”“多”可以读为“移”（“移”字以“多”为声符），其义则是要楚军确定从陈国移军的日期。与上下文的意思就完全合辙了。
从此我们可看到，关于前485年吴楚双方在陈国的军事行动，楚简《吴命》提供的资料要远比《左传》哀公十年丰富。“吴走陈”虽也说明吴方先行离开了，但吴方在离开之前要求楚军必须确定离开的日期；楚军不得不明确地说撤离陈国在望日之后的五六天之内。可见吴军的撤离并非《左传》哀公十年所言那样简单地一走了事！而是表现了吴方主帅的强硬态度。这是《左传》哀公十年所没有的。
需要说明的是，从楚方使臣对话中，第7简称“寡君之仆”、“寡君一人”，明显可见是以楚使臣的身份说话；但在第2简中又说“孤居保貝（保）系绔（裤）之中”，又似乎是以楚君的身份说话。但这次楚国讨伐陈国的军事行动中，楚君并未亲自率军。对此现象如何解释？笔者认为，使臣在对话中可以兼有两种身份，《左传》中也有这种使臣一方面可以代表君主说话，又可以完全以使臣自己身份发言。《左传》僖公四年载楚使臣屈完与齐使臣管仲对话说：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齐侯陈诸侯师之，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从上文可见，楚国使臣屈完所说的“寡人处南海”与齐国使臣管仲所说“寡人是徵”、“ 寡人是问”句中“寡人”是指楚君与齐君，可见使臣是可以以君主身份讲话的。但下文楚国使臣所说“寡君之罪也”、“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又是使臣以自己的身份讲话。这样我们也就明白春秋时使臣在对话中，其身份可以是双重性的：有时是代表君主，有时又仅代表自己。 再看楚竹书《吴命》中第一段中的对话，也存在这种使臣随意变换身份的现象。第7简“寡君之仆”、“寡君一人”是以楚国使臣的身份说话，在第2简中说“孤居（保）系绔（裤）之中”则是楚国使臣以自己楚君的身份讲话。
2．前485年吴军主动撤兵的原因
公元前485年吴军主帅约楚军一同撤离，并首先从陈国主动撤军的事实，在《左传》哀公十年和新出土楚竹书《吴命》的记述是相同的。但所记述过程、细节不尽相同。在《左传》哀公十年中，吴军主帅延州来季子把吴楚两国军队在陈国遭遇的责任归之于两国君主，然后以“务德而安民”的高调首先撤离了。不过在《吴命》中，吴方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要求在自己撤离之后，楚军要承诺在一个限定的时间撤离。而且在第三段吴王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并派使臣向周王的报告中，对楚国都是指责、批判的口吻。而且从《吴命》中我们还可看出，吴军的撤离，并不是《左传》哀公十年所说是吴军主帅延州来季子的个人行为，而是吴国君臣统一的认识。这样我们就需要探讨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问题：吴国当时实力强大，以至于与长期称霸的晋国要争霸并一决高低，但为何在陈国面对楚军却主动提出撤离的主张呢？
笔者认为，吴国派军救援陈国以及主动从陈国撤军，都是为吴国争霸的目的服务的。
前485年，即鲁哀公十年，楚惠王派军伐陈，吴王夫差派兵救陈，正是吴国国势鼎盛并着手建立霸主地位之际。而就在此时，齐国授人以柄。《左传》哀公十年载，前485年春，“齐人弑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可见齐人弑君事件使吴王夫差义愤填膺，立即约鲁、邾、郯等国讨伐齐国。但这次吴国出师不利，“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但吴国并没有死心，《左传》哀公十年载，此年秋“吴子使来复儆师”。这就是吴王派人到鲁国告知为来年征伐齐国作准备。
对前485年齐国发生的弑君事件，当时另一个力争霸主地位的晋国也马上嗅到其中的政治作用，立即出兵向齐国兴师问罪。《左传》哀公十年载，“夏赵鞅帅师伐齐”。这是因为在吴、晋两国君主看来，这种违背周礼、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在当时诸侯君主中影响极大，出兵向乱臣贼子问罪肯定能提高自己在诸侯之间的政治地位，可为争霸活动增加相当分量的政治筹码。这应即有实力争霸的吴晋两国争先恐后伐齐的原因。
但就在吴国继续准备伐齐的时候，另外一件令吴国烦心的事发生了。这就是楚军从公元前486夏到485年冬连续两次征伐吴人盟国陈国。《左传》哀公九年载，“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春秋》哀公十年载，“冬，公子结帅师伐陈”。前485年吴国首次征齐失败，为了争霸，这样的大好事又不能让晋人独占；但齐国这样的大国又不可等闲视之，应予全力去对付。同时，楚国讨伐已亲附吴国的陈国这件事又不能不管。对此事不管，不仅会伤了与陈国的友好关系，也会使更多臣服吴国的小国寒心，也同样会影响吴王夫差的称霸事业。
在这种两难选择中，于是就出现了《左传》哀公十年“吴延州来季子救陈”以及新出楚简《吴命》所载事件，吴国派大军压境，却又以高姿态撤军，限定时日迫使楚军撤离陈国。这样做真是一箭三雕！结果不仅援助了臣服自己陈国，为日后争霸获得了政治筹码；同时也为集中力量伐齐赢得了时间和精力。而且完成这样的大好事吴国还不需费一兵一卒，实现了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的战略目标！
3．吴国外交“屈人之兵”的战略意义
公元前485年吴楚两军在陈国对阵，《左传》哀公十年与楚简《吴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这场吴人通过外交策略主动撤军，从而达到迫使楚军撤离陈境的目的。
前已说过，《左传》哀公十年与《吴命》对这次事件的描写是大同而小异。《左传》哀公十年吴延州来季子在撤离陈国前对楚子期说：“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吴军主帅把这次两军对阵的责任归于两国国君，并把“务德而安民”的桂冠送给楚军主帅子期，接着就主动撤离了。楚简《吴命》第3简所说“两君之弗川心（顺），敢不芒（枉）道以告，吴青（请）成于楚”，“两君之弗川心（顺）”似乎对两君也有所指责，与《左传》哀公十年“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的说法也比较接近。《吴命》所记吴方不仅“青（请）成于楚”，主动与楚和解；而且也有“吴走陈”的实际行动。首先离开陈国而且用的是“走”——我们知道古汉语中“走”是“跑”的意思，这就是说吴军是跑着撤离的，此盖即《左传》哀公十年吴延州来季子对楚子期所说的“我请退，以为子名”，跑离陈国会让人感觉是因畏敌如虎而逃离的，给对方一个很大的面子。
但是也要看到，楚简《吴命》与《左传》哀公十年也有一些不同处。主要不同是《吴命》不只是一味的柔顺退让，而是柔中带刚，要求楚军给一个撤退的期限：“敢告后 刂（候）日”（《吴命》第7简）。楚方不得不说“自望日以往必五六日，皆采巾（敝）邑之期也”（第9简）。这些言辞不见于《左传》哀公十年，但笔者认为这是吴军撤兵的前提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随后楚军也就在限定的日期内撤离了陈国，而吴国救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但如果站在楚军方面看，为什么楚方会不打折扣地同意吴军的和谈协议呢？这就要从这时吴楚双方的强弱之势来分析。吴国从前538年馀祭时代起，与楚国断断续续地打了50多年的仗。到了吴王阖闾时代，吴楚强弱形势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左传》定公四年、《国语·楚语下》均记载说，前506年吴王阖闾联合蔡、唐两国，在柏举大败楚军。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捷，直达楚国郢都。楚国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而另一方面吴国这时则正处在争霸的强势状态。《左传》哀公元年与《国语·吴语》与《越语上》记载，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在夫椒大败越国，越王勾践通过吴太宰嚭求和，臣服吴国，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此后吴国为建立霸权不断北上征讨诸侯小国。《左传》哀公元年载，其年八月吴国因与陈国旧怨而讨伐陈国。《左传》哀公二年载，前493年吴军借入蔡纳聘之机，不断派军进驻蔡国，蔡国不得不迁都于州来。《左传》哀公七年（前488年）载，吴继续北上，宋、鲁臣服吴国，宋献礼百牢；鲁以献百牢不合周礼力拒，但在吴人坚持要求下还是贡纳百牢了事。《左传》哀公八年（前487年）载，鲁国讨伐臣服吴的邾国，吴讨伐鲁国，攻克武城、东阳，鲁与吴结盟才罢兵。到这时，地处中原的汝水流域的蔡国、颍水中游的陈国、睢水流域的宋国、洙泗流域的鲁邾等国均已臣服吴国。这时吴北上争霸，可以说是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