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9:3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国宋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诚然，范仲淹有忠于封建君主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在豺狼当道的社会里，能够以天下为重，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古代，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就不乏其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慷慨捐躯。他们的事迹，将流芳百代，为人们所称颂。
在革命年代里，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李大钊同志，双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革命英勇献身。鲁迅先生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为缔造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为了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革命的征途中，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人物，革命事业才兴旺发达，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急需一大批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年人应当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国分忧，为民尽力，用青春的光和热换来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康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我们青年中，也有少数人只顾个人的安逸享受，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些人鼠目寸光，心胸狭窄，连封建时代的范仲淹都不如，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了。在伟大的时代面前，这些人应当感到惭愧和羞耻。
革命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应当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人民，为共产主义千秋大业而奋斗终生。
敬爱的党组织:
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的性质。坚持“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性质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说中国***具有先进性呢？首先，中国***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其次，中国***是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再次，中国***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党的先进性要求党必须走在人民的前列，走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前列。这是党的先进性的最基本含义，也是我们从建党以来就一直确认和坚持的标准。在我看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之一。历代***员也身先士卒，是实际行动对这一理论做出了最好的解读与诠释。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被国外学者和媒体誉为“中国现代化之父”、“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和“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之一的设计师”。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站在国家发展的全局和长远角度，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看起来轻巧，但包含了经济、思想、工作重心等许多方面的，有些方面的改革甚至是彻底的、颠覆以往的。例如，***降调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面对阻力，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今日中国的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观点的正确性，回望历史，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员思想的先进性，他确实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我们又应该怎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呢？我认为最简单的就是要时刻具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的忧患和关注，它是一种激励人生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几千年来，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经历磨难而不表，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当前，增强忧患意识，对于我们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意义重大。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增强忧患意识对于我们又具有特别的意义。
从大处来说，我国现在处于快速发展与前进时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成功尤其喜人，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发展就没有忧患了。从我们自身来说，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人口问题突出、环境问题严重、技术相对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尤为突出，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要求——必须努力学习，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为我们的发展提供动力，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从外部局势来看，世界虽处于相对和平时期，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国外不友好势力的恶意阻挠，依然不利于我国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具有忧患意识，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付诸实践，真正的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从小处说，我们以后是要成为人民教师，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的。在当今“就业难”的形势下，我们免费师范生似乎相对容易些。那么，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对得起国家给我们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呢？就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自己有限的岗位上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现在有所“忧”，就必须对教育和教师这一职业有深刻的理解。我们的教育现在有什么缺点？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使之有所改善？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自身必备的素质又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要提前有所思考，有所准备，才可以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才会有希望。我们要坚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斗！
论文关键词：仕人；忧患意识；治国理政
严复在其《天演论》中认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有人，就有人的忧患；有仕人，就有仕人的忧患。明人吕坤居官十余载，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指其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弘扬人生目标、价值取向的特殊心态。由忧患而超越忧患的心中历程，彰显了传统仕人生命哲学的特质和魅力。
一、忧己
按照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路径，中国仕人以德为先，把立德作为治道之核心。这是中国传统仕人所特有的一种治道精神和德治智慧。“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他们在个人的德、才、财、位、势等关系处理中，视德领于才、先于财、高于位、优于势。关于德与才，他们认为，“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才”为木之枝叶。《资治通鉴》中有“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关于德与财，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关于德与权势，他们认为，“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关于为政之德，古人话语很多。子张问于孔子日：“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有“五美”之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扬雄在《修身》中有“取四重，去四轻”之说：“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实际上，他们的认识都被传统仕人所接受，并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进行临摹和实践了。传统仕人对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忧患最终达到一种无忧而达命的境界。刘勰的《刘子》中就有“遇不遇，命也；贤不贤，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伤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临难而不慑，贫贱而不忧，可为达命者矣”。更有以忧患为我所用，洒然自得者。梁启超在其《养心语录》中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苟不尔，则从古圣者，可以不出世矣。种种烦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我正患无就学之地，而时时有此天造地设之学堂以饷之，不亦幸乎!我辈遇烦恼遇危险时，作如是观，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二、忧民
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孔子作为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主张“爱人”“亲亲而仁民”，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心向背与国家的兴亡、统治者的安危连接起来。中国仕人的忧民，首先基于人民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作用。孔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后，孔子的观点在以后被传统仕人反复引用，在处理君民关系、官民关系和巩固稳定国家政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荀子·王霸》云：“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严遵《天下有道德》中说：“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丧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这些话语，都映照了孔子的观点。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家也主张治国清静无为，不扰民。老子就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传统仕人对生民之苦多有关切，也充满同情。《汉书·鲍宣传》中认为民有“七亡”和“七死”之说，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强调官民同忧乐，是中国仕人从向度深化和拓宽了忧民意识的特定内涵。官之忧是民之忧，官之乐是民之乐；反之亦然。在《粱惠王》下章，孟子向齐宣王讲过一段关于“忧乐”的精彩论点：“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至后来引发出了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无疑是把忧民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官民同忧乐的和谐境界。
基于政权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仕人的忧民意识多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正如学者所言：“虽然‘人贵物贱’、‘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观点都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或空想色彩，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者为政的直接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它对于约束和牵制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三、忧君
对君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人亡，当然这与对政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政息是有内在联系并很难分清的。扬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对话：“或问：‘何以治国?’日：‘立政。’日：‘何以立政?’日：‘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仍然强调了君主是立政治国的出发点。传统仕人的忧君意识主要体现在：
(一)君主要有所忧。古人对于忧君之关切，总是联结着某种安危存亡之道。《周易·系辞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六韬·兵道》：“存才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孟子甚至说：“也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凸显的意蕴寄托在当政者须怀藏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忧政”之中，这无疑影响了后来仕人的思想，在对君国存亡的忧患中表达了他们辩证的治道。
(二)君主要忧所以忧。苏轼在《汉之变故有六》中云：“人主莫不欲安存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苏轼在其《策略一》中还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者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
(三)君主要积仁德。《左传》就有这方面要求：“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亡。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贞观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书：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多积累道德仁义阳。
(四)君主要行仁政。《韩非子·十过》对君主行政提出十个方面警告。苟悦《孝昭纪》中把君主分为五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张居正向万历帝进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乱。”
(五)君主要善于用人。中国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选人用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苟子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管子提出：“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日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日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苟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韩非子认为，人臣有“五奸”，刘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对君主善于识人鉴人充满了期待。
四、忧政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提出“忧政”观点：“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其忧患意识底蕴在张扬一种为政之道。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他们的“忧政”挑明，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忧勤之心，还须晓治国之道、为政之要。
忧政的同时，传统仕人对于治道之各种关系是有辩证认识的。韩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而康有为则在《上清帝第七书》中明确地第一次从制度上论证败弱之理：“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弊政尊隔之故。”谭嗣同的忧政意识与康有为所见略同，也是从制度的角度展开，他认为：“事之所以不治，有为之隔者也。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西人谓中国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无异二十三国。不知一国之中，又复分为无数国。譬如一幅美锦，既条条裂之，复寸寸磔之。其存焉者与有几!”超级秘书网
五、忧天下
杞人，乃杞国之民也。从其姓名无考的情形分析，估计属于草根大众一族；从他的行为看，大概是天生的操心命，操心自家的生计还嫌不够，居然关心起宇宙安危的大事来，你说是不是一个好忧之人？宇宙运行如何，那是天文学家的职责，你杞人乃一非专业人士，硬要横插一杠子，“吃咸鱼、操淡心”，不是瞎忧是什么？谁说过天会塌下来？你杞人大惊小怪、咋咋呼呼，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吗？就算天真要塌下来忧也是白忧，完蛋的也不只你一人一家，何况天根本不会塌下来。这难道不是十足的白忧吗？这位可爱的杞人先生该操心的不操心，不该操心的瞎操心，结果落了个穿越时空的笑柄。
文人忧时忧世也称得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从西周时代的文学经典《诗经》“国风”中我们就能领略到；战国时代“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更是文人忧时的典范；到了唐宋时期，忧时的文人更是层出不穷：有盼“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有为卖炭翁鸣不平的白居易，有与捕蛇人感同身受的柳宗元，有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近代则有痛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马寅初，有“炮轰”孔祥熙、宋子文的傅斯年，有为农民的“九地”待遇“面折廷争”的梁漱溟；今天有领村民上访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有为三门峡移民鼓与呼的谢朝平，有批评政府违法征地被“跨省追捕”的王帅……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好忧――忧时忧世、忧国忧民。但从这些忧时忧世者的际遇看，似乎大多不太乐观，屈原在绝望中自沉汨罗，杜甫在贫病中客死异乡，柳宗元在放逐中英年早逝，马寅初遭遇软禁，梁漱溟备受冷落，谢朝平身陷囹圄……看来文人忧时忧世有时比杞人忧天的后果要严重得多。
在某些人心中，体制的沉疴、制度的积弊、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强者的霸道、弱者的悲号、外在的病灶、潜在的隐患，等等，自有“肉食者谋之”，“预卿何事”？你一介草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和杞人一般瞎忧什么呢？在另一些人心中，或许更偏激：你的呐喊、你的鼓呼、你的愤激、你的不平、你的规劝，有用吗？会有人听吗？会有人采纳吗？如果不能挽救世道人心，不能改变社会不公，那不是白忧吗？
的确，从急功近利的角度思考，文人忧时忧世有杞人忧天之嫌。但细细一想，二者有天壤之别。杞人忧的天是自然的天，文人忧的“天”则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而有异：古代文人忧的是一家一姓的天，为一家一姓的天而忧确有“吃自家饭、操他家心”之嫌；当今文人忧的是大家的天，既然是大家的天，人皆可忧、人皆应忧，“好忧”是大家的本分，何来“瞎忧”、“白忧”之说？杞人忧的天估计再过几千年也塌不下来，的确难逃瞎忧、白忧之讥，但一家一姓的“天”倒是多米诺骨牌似的塌个不停，可见古代文人的忧还真不是瞎忧，不过白忧了倒是千真万确。如果现在仍把今人之忧视作杞人之忧，对忠告、规劝听而不闻，那最终落下杞人一样笑柄的就绝不是忧时忧世的文人了。
怪招之一：欲擒故纵法
美国心理学家罗兰德的一项治疗忧虑的措施很独到。他不是让忧虑者不去忧虑，而是让忧虑者来个“欲擒故纵”，每天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忧虑，即“用忧虑战胜忧虑”。专家们发现，尽情地忧虑一段时间，更能驱除忧虑。这有点像一个人闻了一阵腌白菜之后就会停止问它的情形，也有点像越怕失眠就越失眠，索性就不睡，反倒困意袭来的情形。
您怕忧虑的困扰吗?那么好，索性就专心致志地忧虑一会儿。
心理学家建议这样做：①平时通过想象、放松、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打断忧虑，告诉自己，会有时间专门去忧虑的；②每天专门用于忧虑的时间最好30分钟；③专门忧虑时不要坐自己平时常坐的座位，以免以后一坐这座位就产生忧虑，也不要在晚上睡觉前安排专门忧虑；④不能“偷工减料”，要保证时间，要专心致志。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往往不能一门心思地去忧虑，逐渐地忧虑便悄然消失。
怪招之二：转换视角法
心理卫生专家忠告人们：“当人在审视、思考、评价客观事物或情境时，要注意从多方面看待问题。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引起消极的情绪体验，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就可能发现它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这便是“转换视角法”的妙处。
原本，事情常有两面性，是是非非，好好歹歹，得得失失，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何必非把一件事情想得那么糟不可?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凡事只要换个视角，常常会看到另一番情景。您说何愁不转忧为喜?
怪招之三：嘴角上翘法
消除脸上的阴云，您就会告别心中的忧虑。怎么办?现在请跟我做：先请少许调整一下，使情绪平静一些。好，请您嘴角上翘，尽力上翘。好。请尽力保持较长时间，一秒，五秒，三十秒……好!不管您刚才索然无味也好，百无聊赖也罢，抑或阴云满天，现在，保您乐起来了。朋友。您不妨当真再试，肯定效果更佳。这怪招将让您受益终生。
这是为什么?
主要是个“笑”与“喜”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笑?笑就是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喜的声音。什么是喜?喜就是高兴，快乐。不同之处是什么?从心理学角度说就是，笑是情绪的机体变化。喜是情绪的内心体验。二者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用俗话说，是先喜后笑，还是相反?推而广之就是先有情绪的内心体验后有情绪的机体变化，还是相反?一般认为是先有情绪的内心体验后有情绪的机体变化，就是先喜后笑，先愁后哭，先怕后跑，等等。这自然有其道理。
但不能把事情看绝对了。美国的詹姆士认为：情绪的心理状态，不是情绪的生理变化的原因，相反，情绪的生理变化，才是情绪的心理状态的原因。他用生动的事例说：当你看到一只老虎，听到它的吼叫时，老虎的形象和声音，通过眼耳等感官传导到大脑皮层，使你产生对老虎的认识，于是，大脑皮层指挥你的肌肉(横纹肌)收缩，同时有心跳、呼吸加快等反应，于是就“跑”。这种生理变化再传回到大脑时，就产生了一种主观体验，即“怕”。丹麦的兰格几乎同时也提出这种看法。所以这种学说就称之为“詹姆士一兰格学说”。后来的研究表明，生理变化(内脏、横纹肌的变化)不是情绪的决定因素，但情绪的内容确与内脏、横纹肌的变化有关系，情绪的内容是从内脏、横纹肌反馈回大脑的信息。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种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一、史家的忧患意识传统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忧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着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不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作，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化，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唐代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唐代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年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一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南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无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学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怀，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抱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容、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它关系党的命运，而党的命运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福祸。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从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到战国时代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炼出来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观有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要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有句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实际上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的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因而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秦一统天下，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意识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唤。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且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忧患意识促使有远见的思想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思想家龚自珍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了他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民主革命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就在于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蕴涵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形势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有资格在中国长期执政。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外，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今天一路顺风，明天可能逆水行舟。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正在领导人民实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这条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要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对风险和困难高度关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高度警觉，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以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忧患的出发点，都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忧患对象，都以防范执政风险为忧患重点。
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我们不当李白成的决心。明末农民领袖李白成率军一举统治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然而农民军将领进城后骄傲自满，丧失民心，仅一个多月就被入关的清兵赶出北京城。郭沫若针对这一教训写出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的高度重视，告诫全党以史为鉴。新中国成立前夕，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把执掌全国政权比做“进京赶考”，从整顿作风和提高本领两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忧党内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键在党。邓小平曾经对党内的思想僵化状况表示过极大的忧虑。他认为，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最大的障碍，面对党内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一些干部素质不高和新时期腐败现象蔓延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邓小平晚年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现在看来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小。
忧党的建设方向发生失误，忧党风不正，忧我国科技落后。他把深人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和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警示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风险，战胜困难。在庆祝我们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忧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不强。党的十六大刚一闭幕，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同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他要求大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谈脱离实际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
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我们党重视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深刻历史根据和规律性认识，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近20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启示。
三、党员干部树立忧患意识的基本要求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党中央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只有全党同志自觉忧党、兴党，把忧党、兴党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党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
(一)使命意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的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伟大复兴光明未来的发展道路。今天，党的事业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事业，是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正义的事业。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充满艰辛的壮丽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成绩而沾沾自喜，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畏葸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而不思进取，必须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要善于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机遇中看到挑战，从有利中发现不利，从成绩中看到差距，时刻保持对形势的清醒判断，始终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的强烈忧患意识；常砺复兴之志，时刻铭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常念人民之托，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时刻不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执政意识。党的兴衰取决于执政的成效，执政的成效取决于真抓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自觉把自己的理想和奋斗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以坚强的党性原则、闪光的人格力量和创造性的工作成果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特征，赋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忧党意识。忧党意识就是对我们党可能出现的危机和考验保持的一种警觉。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一种忧患意识。我们党是执政党，并将在中国长期执政。党的前途命运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必须把党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时刻把党的命运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维护党的形象，忠诚于党的事业，才能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工作。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是将忧党意识放在第一位。正是有了强烈的忧党意识，他们才能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才能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强烈的忧党意识，才能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本领。
(四)忧国意识。忧国意识就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保持的一种警觉意识。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领导干部应有的道德责任。领导干部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栋梁，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历史的使命和肩负的职责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的职责使命联系起来，自觉做到忧国兴邦。虽然我们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还会出现很多风险与考验，因而，不能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领导干部有了强烈的忧国意识，才能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才能自觉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好经济社会的发展。
客观的事物或现象往往有其两面性，它们互相对立、互相排斥，是矛盾的统一体。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地始终只看到它们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即所谓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势必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逆向思维作文，即是对一种客观事物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求异思维，择其对立的一面，反弹琵琶，立意创新，行文成章。譬如名人名言、警句成语，都有一定的哲理性，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往往容易产生一种“从来如此”的固定看法。但是，不少成语警句往往是从某一个角度而言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
请看下列名言和成语，我们就可以从逆向的角度去思考，提出完全不同的新观点：异想天开――不去“异想”，“天”怎会“开”？可见“异想”是“天开”的前提，只要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异想总有天开时。有志者事竟成――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空想，而不付诸行动，不去脚踏实地苦干，理想再好，也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人言可畏――所谓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可见“人言猛于虎”。但如果没有正义的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那些邪恶的、有伤风化的行为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吗？知足常乐――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你不就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了吗？艺高人胆大――三国蜀将关羽武艺高强，却“大意失荆州”。常言道：“河里淹死的多是会水的人。”因此，“艺高”也须谨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唐诗人李白勤学苦练，终成正果。然今日看来，“铁杵磨针”，费时费料，真乃得不偿失也！
运用逆向思维作文，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必须了解逆向思维提炼观点的方法和作用，认识到逆向思维是实现作文创新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深入分析客观事物的两面性，作文时能从不同（相对或相反）的角度进行思考，提炼主题。其次，必须打破思维定式，立意应力求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最后，必须运用翔实而有力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反向观点，要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一文
“杞人忧天”新说
张永娥
《列子・天瑞》中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杞国有个人，担心天塌下来后无处藏身，因此愁得整天觉也不睡，饭也不吃。后来人们就用“杞人忧天”比喻不必要的或无根据的担忧。但凡听了这个故事的人，都会嘲笑“杞人”，认为他的行为荒诞、滑稽得令人喷饭。
“杞人”因“忧天”而遭世人嘲讽，成为“庸人”“愚者”“神经不正常”的同义词，所谓“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杞国无事忧天倾”者也。然而，当我们把眼光投注到现实生活中，放眼当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我们就不得不为这个遭世代人嘲讽的“忧天”的“杞人”鸣不平了。他忍辱多年，现在终于可以找到为之的理由了。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臭氧层空洞说”“太阳黑子说”“地球环境资源危机说”等，都证明天地之间、寰宇周遭并非永恒太平。可以说，“杞人”的想象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颇有超前意识。如此看来，“杞人忧天”成为千古笑谈实属历史性的误会。
如用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来看待“杞人”，他的这种“忧天”称得上是“居安思危”，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精神应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赞扬。而那些怀着“天塌下来高人顶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的人，和“杞人”相比，却有失现代人的身份。
看看我们周边的某些人吧，明明知道办工厂要处理废水、废气、废渣，就是舍不得拿出钱来治理这“三废”。工厂一开工，环境污染问题便显示出来：往日清新的空气变味了；蓝天白云消失了；池塘小河里的鱼、虾不见了；晴朗的夜空中，星星被乌云遮住了……这些人，把个人的利益建立在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上。他们不知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园，没有它，我们何以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的确应该有一些类似“杞人”的忧患意识了。
目前，环境保护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全民运动。让我们多具备一些“杞人”的忧患意识，忧忧天，忧忧地，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
1.注音、写字。
①滕（tén） ②谪（zhé）
③浩浩汤汤（shān shān）
④淫雨fēi fēi（霏霏）
⑤岸zhǐ（芷）tīn（汀）兰
2.通假字。
①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具”通“俱”，意思为“全、都”。
②属予作文以记之
“属”通“嘱”，意思为嘱咐。
3.古今异义。
①越明年（古义：第二年；今义：今年的下一年）
②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古义：景象；今义：观看）
③微斯人（古义：没有；今义：微小）
4.一词多义。
予观夫巴陵胜状（看）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景象）
政通人和（和乐）
至若春和景明（暖和）
浊浪排空（天空）
而或长烟一空（消散）
而或长烟一空（有时）
或异二者之为（或者）
政通人和（顺利）
北通巫峡（通向）
而或长烟一空（全部）
一碧万顷（一片）
5.词类活用。
①名词做动词
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北，原意为北面，在文中意思为向北面。南，原意为南面，在文中意思为向南面。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守，原意为太守，在文中意思为做太守。
②动词做名词
百废具兴
废，原意为废弃，在文中意思为废弃的事。
二、成语积累
1.气象万千：形容景色或事物多种多样，非常壮观。
2.心旷神怡：比喻心情愉快。
3.政通人和：政治通畅，人民和顺。
4.波澜不惊：比喻非常平静。
5.百废具兴：形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三、重点句子翻译
1.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因为环境的好坏和个人的得失而或喜或悲。
2.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在朝廷做官就会担心他的百姓，在江湖为民就会担忧他的君主。
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天下人担忧之前就担忧，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四、问题探究
1.“是进亦忧，退亦忧”中的“进”“退”分别指什么？
进是指居庙堂之高；退是指处江湖之远。
2.作者用两段文字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其用意是什么？
是用来与“古仁人”之心做对比，突出“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3.文章中的“其喜洋洋者矣”是一种乐，“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一种乐，说说这两种乐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其喜洋洋者矣”是一种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外在的个人之喜，是浅层次的一己之乐；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乐是一种以天下人的乐为基础的天下之乐，寄予了远大的政治抱负。
4.“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一个反问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表达了作者希望同古人同道的思想感情，强烈而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自勉之意和对朋友的期望之情。
五、中心概括
作者借描写岳阳楼周围景物，通过对“迁客骚人”“览物之情”的分析议论，深刻地表达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政治抱负。
六、写作特点
1.本文语言凝练，朗朗上口，意境深远。
2.运用骈句使语言整齐而富有气势。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心特征，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且催生了古典诗歌忧国爱民的抒情主题这些诗歌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忧患意识是人们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人生命运的焦心忧虑，以及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并进而形成希望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超越的心态。优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汉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古已有之，且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逐步深刻而丰富。
1忧患情结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先民的生活环境非常险恶，“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蠢》)，时常有洪水、大火、野兽威胁着人民的生命，“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方式单一，生产力低下，收成极不稳定，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先民深感死亡的威胁，看到生命的有限，促进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引发了他们强烈的生存渴求。这些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优患意识的民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反映的便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忧患心态。
其次是儒家思想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优”，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心忧天下，民为邦本”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孟子例举历史中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扁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并由此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孟子将人生优患与社会优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将其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
从战国末年到秦统一天下，“忧患”就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随着懦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其“心忧天下，民为邦本”的思想就对文人影响深远，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并逐渐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心忧天下也自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自觉肩负的重任和精神动力。
2忧患意识在诗歌中的丰富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多方面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理所当然地承载优患意识。诗人对社会特别敏感，对痛苦的体验比常人强烈，甚至能透过现实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忧患情结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更为突出。诗人们继承学习，发展创新，几千年来古诗词长河中始终徜徉着浓郁的忧患情怀。
2.1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忧患情结中最重要的特点。《诗经·黍离》篇传说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的宗庙宫室，已遍种黍樱，不禁伤心落泪:“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吟唱，开创了中国古代忧患诗词的先河。
继《诗经·黍离》之后关注国家命运的诗人是屈原。他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以悲忧为基调，《离骚》是屈原最宏伟的诗篇。而诗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了忧国的千古名句。
屈原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们的追求，诗人们意识到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深切关注国家的一切，尤其是在国家动荡时，心系天下的忧患情感在诗词中表现得更为浓烈。
曹操身处汉末乱世，他的诗歌关注国运，具有慷慨悲惊的艺术风格，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苦寒行》)的战乱时代，诗人更容易感到人生无常的苦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者的感慨是和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感叹人生短暂之时，更渴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后世诗人一脉相承了这种忧国情怀: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扰唱《花》”(唐.杜枚《泊秦淮》)论文下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
“位卑未敢忘忧国”(宋.陆游((病起书怀》)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2.2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是以濡家思想为主体的，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的是杜甫。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内心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人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并在他的诗歌中淋漓尽致表达出来。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泳怀》)
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唐王朝由繁盛走向衰败的过程，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与漂泊，诗风更是凝重与沉郁。安史之乱前，诗人透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就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真实地记录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指控了唐王朝的穷兵黔武。表现了对苦难百姓的无限同情。
在安史之乱中，他随同难民一起流亡，更多地目睹了人民的苦难，诗歌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他的诗歌集中揭露了叛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了作者忧时丧乱的深切感情。“三吏”、“三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优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白居易在诗中描述了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对民生疾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重赋》中写下层民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并寒气，并人鼻中辛”，而《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此形成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暑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绩》中也以“丝细操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轻肥》中，他揭露了宦官“蹲基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孽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这时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岁江南旱，衙州人食人”!这些诗作，揭露了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关乎“生”与“死”，一人降临于这个世界，忧患就伴随思维而存在，幼者有幼者的担忧，老者有老者的忧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有忧，只是所忧所虑的问题不同而已。
忧患是有境界的。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你翻开诸葛亮的《出师表》，字里行间透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的忧患之情，你会体会到一位忠臣的所忧所患。当你在西柏坡听讲解员讲解把从西柏坡进京，比喻成一次“赶考”，告诫全党：“我们都应当考试合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好成绩”时，你会更加深刻领会“赶考”二字含义，体会到主席在喜悦中带着一种焦虑的忧患之心，也才更加体会到，面对着即将执掌政权的大好形势，主席向全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用意。后来的事实说明，主席所忧所患，是一种远见卓识的体现。后来的几代中央领导人，都具有强烈的为党、为国、为民所忧的意识，善于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引领着中国的前进方向，体现出了领袖所具有的特质。
在危难时期，人们或许不缺乏忧患意识。我们常说逆境出人才。为什么?因为逆境本身就是一种“患”，“患”是明摆在那儿的，逆则求顺，穷则思变，由“患”而生“忧”，由“忧”而产生摆脱困境，奋力崛起的冲动。但那种走出逆境、摆脱贫困之后所产生的喜悦之情以及把困境的拼博和穷困中顽强当作“谈资”的时候，忧患意识往往容易忘记于脑后。无数事实反复告诉人们，谁忘记得最快、最彻底，谁也最容易走向堕落。因为，缺乏忧患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患”，但它是一种隐患，不到一定的时机，不容易爆发，不容易看到它的危害性，但它一旦爆发，往往难以遏止。温水吞青蛙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把一只青蛙放进烧开的水中，青蛙会立即跳起而逃身，而把它放进冷水并将水慢慢地烧温直到烧开，青蛙会毫无反抗地在“温柔”中死去，为什么?因为外界一直在为青蛙营造了一个适应它生存的环境，让青蛙感到非常舒适，当它意识到危险时，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许多人为青蛙的结局感到悲哀。但我在为青蛙悲哀的同时，更为这种事常常发生在人身上悲哀。有一位检察官在总结一些“贪官”的成长史时，说他们大都有一个苦难的少年，奋斗的青年，成功的中年，悲惨的老年。这个从成功走向衰落的过程，是忧患意识衰退的过程。人的堕落，缘于忧患意识的松懈。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惠意识有时是防身的良器。
即使是功劳，其中也隐藏着忧患。朱元璋手下有位老臣朱亮祖，是个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立有大功。镇守广州后，受当地土豪劣绅贿赂，出面打击当时的番禺县令道同，向朱元璋诬告道同，致使道同遭错杀。朱亮祖虽有些后怕，但想想，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臣，御封侯爵，朱元璋应当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但没有想到，朱元璋没有因为他是老臣而饶恕他，只是念及他的有功，给他留了个全尸。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有一个“免死牌”的情节，这个家族凭借皇帝颁发的“免死牌”横行乡里，民怨沸腾，最终“免死牌”没有保住他的性命。功劳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荣耀，带来享受，但居功而自傲，凭功挑战权威，挑战法律，挑战民意，“功”最终也变成了“患”，甚至引来杀身之患。
“忧”与“患”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忧”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程度，“患”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怕一个完美的人或组织，都存在着隐患。这种患，常常不是自身存在的，而是外部形成的，是在比较中显现的。要增强忧患意识，就必须力避沾沾自喜，力避“井底之蛙”，要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视野发现忧患，看待忧患。增强忧患意识，就必须把这种意识转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身能力。
鲁迅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想，可以略加改动：“不是在忧患中走向强盛，就是在忧患中走向衰弱”。我们所说的忧患，绝非“杞人忧天”的“忧”，“无病”的“忧”；不是一己私利的忧患，而是积极的忧患，信心中的忧患，前进中的忧患，成长中的忧患。
让忧患意识在脑海中长存，让忧患之情在心中常怀。
敬爱的孔子：
您好！
很荣幸可以给您写这封信，时间飞逝已经过了几千年。对于您在儒家经典中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俱。”我有不同的看法，故此提出我的意见。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俱。”的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没有疑惑，有仁德的人没有忧虑，勇敢的人没有畏惧。”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一个聪明的人，这个人越是聪明。那么就说明，他是一个善于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并解决的。如果他不会去解决问题，去思考，那么他就不可能为一个聪明的人。现如今21世纪，重要的不仅仅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自己发现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者不惑”是不对的。
有仁德的人，一定是会有忧虑，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一个仁德的人决不会因为自己有仁有德就会不忧虑了。倘若他真的仁德，一定会为那些温饱不暖的人担忧，为自己照顾不到的人担忧，为天下受苦难的人担忧。就好比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发自肺腑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们的仁观是忧国忧民，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仁”。故此我说“仁者不忧”是错误的。
勇敢的人不可能没有惧怕。凡天下事，都是环环相扣；一物降一物。这是一个夸大的比喻，违背生物也可行。但是，勇敢的人会敬畏有德有威望的人。但是，如果他什么都不管，只是一个莽夫。一味的“勇敢”那对社会的危害是极大的。所以，我认为“勇则不惧”是没有道理的。
以上三条，是我对于现在社会作出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指点。
祝您万事如意！
六盘水市实验一中初一：何锦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