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命题作文大全

第1篇

写作点拨

对于半命题作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将题目中所缺的部分补齐，使半命题作文“变”成自己所熟悉的命题作文。那么如何补全、补好半命题作文题目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研究已给的题目部分

由于半命题作文所提供的作文题目不完整，这样，我们在审题时，要先审明已提供的题目部分所包含的意思，以及各种限制条件，为下一步补全题目、立意、选材等做好准备。

有的题目.指明了立意的方向：如“启示了我”(2006年山东青岛市中考作文题).这其中的“启示”就提示我们在写作时，重点应把握住给了“我”什么启示、怎样启示了“我”。有的题目，规定了选材的范围：如“在迎接的日子里”(2006年云南昆明市中考作文题)，这其中就规定了取材的时间范围是在迎接某某的日子里，而不是其他时间。

(二)补全题目常用方法

1.避生就熟

同样的半命题作文。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越是熟悉的角度、内容，我们写作时的把握也就越大。补全题目，首先要将题目变为自己所熟悉的内容，从自己熟悉的内容、擅长的体裁着手来写。

如“坦然看”(2006年黑龙江省中考作文题)。命题者在题目后提供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成功”、“挫折”、“生活”……但不是我们每个人对这几个方面都熟悉，写起来都能写好。我们还可以另外选择，比如离别、荣誉、失败、获奖等.把写作内容转移到自己熟悉的方面。

2.化大为小

化大为小就是选择一个比较小的切入口.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人题目.从而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题目缩小为一个比较“小”的题目.

比如“告别”(2006年江苏常州市中考作文题)。实际上。“告别”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如果我们不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来切入.这篇文章写起来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泛泛而谈。但是，如果以“告别自卑”、“告别初三”等这样具体的角度来切入，那么就容易把文章的内容写得充实、具体。

3.运用修辞手法

如“是”(2006年湖北荆州市中考作文题)，有考生拟题为“心愿是一棵会开花的树”，就采用了，明喻的手法.化抽象为具体，生动形象。

第2篇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共党史；再评价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之所以能够从曲折转向顺利，从失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其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了成功。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共党史，当以遵义会议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以前，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不当，加之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党的几任中央主要负责人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而又关键的基本问题，其认识有很大片面性，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结果导致其所选择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选择的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的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制度变革的领导力量、制度变革的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等，严重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以此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具有很大盲目性和风险性。党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从总体上讲，曲折多于顺利，坎坷多于平坦，失败多于成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一阶级属性决定 ，从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发展要求和根本利益出发，党成立之初所选择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就是马列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革命实践。这在党的“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和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讲得很清楚。在 “一大” 纲领和《决议》的指导下，从 1922年 1月到 1923年 2月，中国出现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二・七”惨案以后，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失败的革命实践证明，党成立之初，在指导思想的选择特别是在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制度变革方式和手段、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的选择上，是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性的。党成立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要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引向成功，首先要创新思维方法，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工具，确立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破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破除对共产国际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迷信，明确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要通过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即要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也即要在指导思想的宏观层面和主题的中观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不但要有新思路新设计，而且要有新材料新概念新范畴。即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下的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理论创新，以便在革命实践中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雄厚党的群众基础，拓展革命动力和依靠力量。先进社会生产力是相对于落后社会生产力而言的，人民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构成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因素就不仅仅只是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地主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构成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一部分因素；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也是构成人民的主体因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是相对于落后的制度和文化而言的。经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而言，是先进的制度和文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及其涉及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尚处于幼年并受共产国际指导和控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在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吸取 “二・七”惨案血的教训，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党的“二大”《宣言》的发表、《最低纲领》的制定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通过就是其标志。“二大”《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分析了工人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二大”制定的《最低纲领》首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明确了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二大”《宣言》、《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议》的正确指导下，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北洋军阀。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北伐战争中途夭折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主观原因，其根本错误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全面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和“二次革命论”指导下，没搞清楚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只主张现阶段先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也实际上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对党所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右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遭到惨重失败。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27年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害。到 1932年，惨遭杀害的人数达 100万，党员人数由6万减少到 1万。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工会会员由300万减少到 7万，拥有1000多万会员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打散。

由于对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第三次 “左”倾错误，几乎葬送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王明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无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实际上是对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变革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走向了“左”的极端。在现阶段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问题上，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在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和战略根据地选择问题上，主张“城市中心论”；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夸大南京政权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张在全国范围采取“进攻路线”。为了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治纲领指导下的革命实践遭到惨重失败，党的白区工作损失了100％，农村革命根据地损失99％。

失败的革命实践呼唤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创立，失败的革命实践迫切需要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的创立。

二、遵义会议以后，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从总体上讲，不但是顺利的、成功的、而且是辉煌的

遵义会议前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对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及文化层面的变革面临一系列关键而又重大的基本问题，诸如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害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问题；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问题；中国革命两步走问题；党的最低纲领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问题；中国官僚买办资本与中小民族资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制度变革现实目标的选择创新问题；变革方式和手段选择问题；党领导的革命性质问题；变革突破口和战略根据地的选择创新问题；农村环境下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问题；革命的动力和依靠力量问题；革命的对象和根本任务问题；革命的前途问题等，特别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党究竟应该领导什么性质的革命？怎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些重大基本问题的认识，突破了阶级和时代的历史局限，有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新理解和新认识，并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化社会变革理论，即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此指导下的革命实践，较少盲目性和风险性。党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从总体上讲，不但是顺利的、成功的、而且是辉煌的。

北伐战争前夕，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党的“二大”和“四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以军阀政权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大买办、大地主积极的反动统治，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这个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在初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指导下，“八・七”会议前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并根据 “八・七”会议精神，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党领导的制度变革突破口和战略基地、制度变革方式和手段的选择创新问题。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党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开始回到正确轨道。此后，在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三人军事团领导下，党和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并抵制和纠正了“南下”错误，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落脚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以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首要特点是广泛的民族性，就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以为代表的顽固派，这充分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的代表性。吸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沉痛教训，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集团消极抗日积极的事实，党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从抗日大局出发，对顽固派的斗争，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这些正确方针原则指导下，正确处理同顽固派的关系，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斗而不散，磨而不裂，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革命实践的发展，推动着认识的不断深化。抗战时期，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性课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系统论述了认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的极端重要性，首次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和依靠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前途等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首次创造性设计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结构，重点论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等基本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思想路线。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划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阶段，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根据抗战后期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新变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共同纲领，并把共同纲领区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没收其私有财产。这说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在脱胎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由此决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之国体，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党的七大把思想确立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指导下，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党领导中国人民配合盟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在建什么国和通过什么途径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首先代表中国各族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通过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为力争采用改革方式和平途径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发动全面内战后，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以自卫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了拥有美式武器装备的800万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而使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适时提出“打倒，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十二月会议制定了彻底打倒，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1948年4月，根据中国政治军事形势新变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新概括，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和任务。在新概括的总路线指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全力支持下，抓住战机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性任务。渡江战役犹如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迅速解放了长江以南中国大陆。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一文，正式敲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国体。由此新国体决定，新中国权力机构的名称也从《论联合政府》所说的国民代表大会，回归《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了，新中国政府的名称自然也就从联合政府改称为人民政府了。由于新《选举法》尚未颁布，召开人大时机尚不成熟，1949年9月21日先召开了新政协一次会议，通过了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执政党和政府建国头三年在领导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经济制度之所有制确立了五种经济成分，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民主国体和几大政体，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1954年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其观念形态文化的确立，是与“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

20世纪上半叶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辉煌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第二大历史性任务，即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文集》1至8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第3篇

开发课程资源带来创新亮点

着眼于上述目标，从选拔性考试命题应具有创新性的特点出发，广大命题者在开发语文课程资源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表示时间范围的词语进入题干。近年来，中考作文题的题干大多数由标明美好思想道德、情操的词语组成，这类试题实际上框定了主题方向，往往限制了考生个性的发挥。作为一种探索和突破，命题者试图从学生广阔的生活中寻找新的命题视角和资源。让表示时间范围的词语进入题干，就是一种很好的创意和思路。比如，2007年中考作文题目中，江苏苏州的全命题作文题“晨”，上海市的全命题作文题“记住这一天”，山西太原的选题作文中3个话题分别是“立春”、“惊蛰”、“春分”，云南课改区的选题作文题“有效期限”，等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进入作文题目，更多地贴近考生的生活，有利于保证考试公平。

第二人称词语进入题干。盘点近年来的中考作文试题，我们发现往年大量的全命题和半命题题目中都含有“我”字，这是中考作文命题面向生活、激发真情的具体体现。2007年中考作文命题中，许多考区在继续保留“我”进入题干的同时，几个考区试题中都出现了“你”，比如，江苏常州的半命题作文题是“你还会吗”，福建莆田的半命题作文题是“我爱你，”，陕西的选题作文题之一是“，你好吗”，等等。由“我”及“你”，其实“我”还是叙述、表达的主体，只是写作者关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陈述的角度变为直接倾诉。需要说明的是，“你”具有不确定性，人、物皆可，拓宽了写作范围。

多类“虚题”频现亮点。以自然界的物象来命题，是一种命题的方法。这类试题通常是让学生从具有多种属性和丰富内涵的物象出发，激活写作思维，寻找新颖立意，确立巧妙构思。

2007年中考作文题中，有较多的以物象命题的“虚题”出现：一是用实物直接命题，如重庆的话题作文题“翅膀”，湖北黄冈的选题作文题“深深的脚印”，四川内江的全命题作文题“路上”，等等。二是以实物作为比喻，如天津的全命题作文题“心中的彩虹”、广东广州的全命题作文题“心中有盏红绿灯”、河南课改区作文题“我是一只渴望飞翔的鸟”，等等。三是用物象揭示哲理，如江苏南京的全命题作文题“总有一把钥匙属于自己”，山东临沂的话题作文题“每一种草都会开花”，湖北恩施的话题作文题“水终有澄清的一天”，等等。

【1】 【2】

第4篇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

20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开端的世纪，是转型的世纪，是创新的世纪，也是收获的世纪。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传统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30—40年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学术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是不被看重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革命高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与指导思想等各方面，学术界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不少分歧意见。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转型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意义，阐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把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成败得失和分歧，对于整合和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对于指导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密切的学科，对中国近代史抱有何种看法，会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看法。全面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发挥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历史借鉴作用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本文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2]

[1] 本文为2004年4月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作，部分内容曾在会议上作过报告。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龚云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

[2] 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时不可避免的话题。关于这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还，学术界有着许多讨论，本人也曾撰文滥竽其间。对于这些讨论的基本状况，笔者亦曾著文加以检讨，请参见《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收入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又可参见笔者所撰《建国5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の基本问题に关すゐ检讨及び研究课题の概述》，载《近きに在りて》(东京)，1999年12月，第36号。为节省篇幅，本文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从略。 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探讨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1]。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2]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3]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4]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5]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6]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7]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8]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9]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0]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11]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12]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3]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14]。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5]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16]；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7]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18]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19]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20]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说，还是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完全纳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的。这样的划分，不存在贬低或轻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历史进程像一条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们为了认识大河，把它分为发源处、上游、中游、下游，认识历史分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理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都包括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里，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期法，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存在，而且还将存在下去，今后的历史还需要分期吗？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0页.

[2]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3] 郑鹤声著：《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4]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

[5]《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页。

[6]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见和方法》，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出版，长沙，1938年。

[8] 这类近似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据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并且亲眼所见的，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65种。据笔者估计，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太多。

[9]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同认识，如侯外庐、尚钺。见侯外庐：《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有趣的是，该书说明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实际上写到1901年，从1947年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如此。可见第一分册也不是完整的本子。

[11]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9年3月版。

[12]见王廷科：《正确估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3] 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1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人 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探讨

中国近代史究竟研究那一个时期的历史？不同时期的学者认识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载籍中早有近代的提法，但是近代以来历史科学中近代的概念，大致上来自欧洲的史家。在西文里，modern times 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现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清末民初翻译西方著作时，人们把modern times 译为“近世史”。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采用“近世史”、“近代史”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离他们不远，仍在发展中的历史。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1]。20世纪初，李泰棻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2]中将“近世史”的开端从道光时开始。

事实上，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3]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4]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也认为中国近世史始于明代中叶，欧人东来。[5]

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作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作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有趣的是，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引论”的罗家伦，却不同意郭廷以的看法，而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他在《引论》中说：“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它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6]蒋廷黻与罗家伦一样，认定中国近代史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认为虽然自明季以来中西有接触，但那时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因此对于中国影响不显著；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新的关系，因为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7]

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民族救亡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反思百年国耻，倾向于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场战争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开端。自1933年李鼎声出版《中国近代史》以后，陆续有陈恭禄、蒋廷黻、范文澜的著作用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书名。可见，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以“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或专著的中国近代史类著作高达数十种。[8]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接受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从世界范围来说，那是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和前封建主义的时代，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十月革命以后的时期，称为“现代”，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因此“近代”与“现代”就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属性，成为两个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指的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此观点，观照中国历史，认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因此，历来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主张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从此开端的。”[9]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1949年以前的著作，绝大部分作者都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与学者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0]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无下文。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11]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数学者主张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下限，并且以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而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在40年代及其以前，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本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和同一作者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编》（1940年，香港，国泰出版公司）所处理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基本相同。50年代起，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明确了。王廷科论证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划分，他根据列宁关于区分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哪一个阶级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展的主要方向的判断，提出：“所谓‘近代史’，就是指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所谓‘现代史’就是指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的历史。”他主张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的主要方向；因此，中国历史就由“近代”进入到了“现代”；不能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不加区别地一并划入中国现代史范围；应当如实地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联系起来，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史”；如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并列起来，一起划入中国近代史范畴，“那么在客观上就贬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 [12]

在20世纪50-6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刚刚建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的，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1919年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事实上，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

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

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给予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说，1949年以前的历史刚过去未久，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加之海峡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对1919年后的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碍难之处。

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时，就有学者主张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因为1840－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也还是反帝反封建（以后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3]

同时，“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识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这个社会，“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14]。当时，李新、刘大年、荣孟源都持这种看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主张将1840－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胡绳早在1981年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就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5]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关注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列举出不以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的种种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16]；主张把近代中国110年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所谓完整的历史时期，就是说这个110年不同于秦汉以来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7]

1997年胡绳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时，重提“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笔者也曾附会其中，继续阐释胡绳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意见并且讨论与中国近代史分期有关的问题。[18]经过这一次讨论，大体上统一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

这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

在作出这种结论性认识的时候，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讨论。一是苏联的历史分期主张。苏联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看作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世界的近代史；把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是世界的现代史。这种观点打破了西欧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体现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是不能简单地拿来套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正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的历史分期法套在中国历史上一样。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近代历史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欧洲和苏联都未曾经历过的。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是贯穿于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期的，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及其以前，这个任务都没有变化。其区别在于革命的具体对象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而出现变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而出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系统论述。毛泽东在1935年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间中的革命还是如此。”[19]毛泽东在1939年说：“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环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20]这两段话，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讲清楚了。概括来说，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幼弱，无力完成领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的任务，不能不由无产阶级通过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这个领导任务，所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无论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说，还是从近代中国的革命性质说，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内，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完全纳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历史科学的要求的。这样的划分，不存在贬低或轻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历史进程像一条大河，曲曲折折，奔流不息，永不停止。人们为了认识大河，把它分为发源处、上游、中游、下游，认识历史分期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分期，是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过程时寻找的一种方法，一个大致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一个关键时期的节点，同时又不可以看得太绝对。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理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都包括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里，固然不失为一种分期法，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存在，而且还将存在下去，今后的历史还需要分期吗？

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时期。它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以这段历史为对象的学科，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学科。因此，虽然“近代”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仍然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对象研究，是其他断代史无法取代的。因此，中国近代史学科不会因时间的改变而丧失其独立的学科地位。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0页.

[2]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

[3] 郑鹤声著：《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南方印书馆，1944年重庆版。

[4]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例言。按郭著《近代中国史》，据著者例言说明，该书“仿长编体，又可称之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这里仅取其近代史开端的主张为例。

[5]《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页。

[6]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见和方法》，原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出版，长沙，1938年。

[8] 这类近似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据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检索，并且亲眼所见的，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有65种。据笔者估计，可能有遗漏，但不会太多。

[9]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同认识，如侯外庐、尚钺。见侯外庐：《侯外庐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尚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版。有趣的是，该书说明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实际上写到1901年，从1947年以及此后的各种版本都是如此。可见第一分册也不是完整的本子。

[11]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9年3月版。

[12]见王廷科：《正确估计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3] 林敦奎：《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14]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11期

[1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1页，人 “革命史范式”或者“现代化范式”问题

所谓“范式”，是近些年从美国学术界传过来的概念，是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的。它大约是指研究中国近代史过程中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与本文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分支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革命史范式”是近些年来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1]。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2]。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3]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似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认为1840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出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就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并无应者。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写的。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是一本用新范式为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总序中，作者写道：“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4]这里的概括，主要是对所谓旧范式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他所说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换是学术范式转型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是对的。这方面，下面还要分析。

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四十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5]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应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演讲。关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

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

一、 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

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6]

刘大年、胡绳是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时候，他们都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绳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对外开放问题，第三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第三个问题，胡绳的答复是：“这种意见是可行的”。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7]1996、1997年，刘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话题。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8]“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他还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9]结论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两位去世未久的前辈学者的思考，大体是相近的。刘大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意见。胡绳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10]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11]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观察用现代化范式编著的若干著作，对于现代化范式，大概有这么几种见解。一是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前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12]，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13]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14]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15]，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16]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一个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17]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是现代化范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主张此一范式的学者在运用中过于标新立异、不求甚解值得检讨？

提出替代主张的学者，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说“旧范式”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歪曲。用“革命史范式”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写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决不仅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戊戌维新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呢，难道这些都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吗？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不写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不写清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不写北洋军阀的历史，不写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道仅仅写了一场革命史吗？

二是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者说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这种研究主题，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不尽相同，它并不追求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它与胡绳所期望的似乎比较切近。这类著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诸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虞和平著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用经过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这种范式下，出现了一种包含论。它不是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而是认为现代化范式可以包含革命史范式。包含论认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18]如果可以把这种意见理解为包含论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意见反映了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改造，反映了他们试图用现代化理论调和革命化理论的努力。因为发源自美国的原初现代化理论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含义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初提出者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非共产党宣言”，明显是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不可能把革命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20世纪末的中国学者对西来的现代化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情况，作出这样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这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化吧。但是，这种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解释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的现代化范式，是否能够代替革命史范式来撰写中国近代史呢？胡绳曾经说过，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看过了上述列出的几部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的著作后，我不能不说，胡绳的这句话至今仍未过时。这几部书，在解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面是作了有益的工作的，但是还不足以揭示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历程。因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不是现代化的进程所能够包容的。

现在是否可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以现代化的范式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另一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说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但很难从历史进程的方向叙述完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认为，撰写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撰写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写作模式，其间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

从现代化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胡绳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19]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20]在近代中国这样的阶级社会中，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在中国，有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代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由无产阶级追求的现代化，有孙中山主张的现代化，也有毛泽东主张的现代化。我们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呢？

在讨论“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

这就是“革命史范式”是否就过时了呢？我认为没有过时。如果拿“革命史范式”来套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或者套整个世界史，容或可以说有削足适履之病，如果拿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正好足履相适，所用甚当。这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国情决定的，是由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进程所表现的，是由那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式所规定的。批评者说：“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从一定的意义说，这个批评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正确的肯定。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110年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的基调。经济的发展状况、文化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处理，都受限于这个基调；用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来说，那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现代化的酝酿和启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等等，无不受制于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是革命、改良、夺权、反抗与斗争的基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的进程。胡绳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21]刘大年说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说，用革命的视角观察那个时代，用“革命史范式”撰写近代中国的历史，比较最符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所有这一切，并不因为今天社会的发展主题是社会经济而变化。时代变化了，今天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变化了，如果以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发展的眼光观察昨天的中国，以为昨天的中国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误会。

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

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种“现代化范式”只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求全面反映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现代化进程只是全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面，一个重要部分，把这个侧面、这个重要部分弄清楚，对于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史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的研究模式也值得支持。

[1]《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

[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总论，第2页。

[3] 欧阳军喜在《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载《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专门分析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认为一种新的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建立起来了。他认为蒋廷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恐怕不尽然。

[4]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页。

[5]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3页。

[6] 《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胡绳全书》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7]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页。

[8] 《中国近代史的两条线》，《刘大年集》，第30页。

[9] 《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第7-8页。

[10] 陈勤 李刚 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

[11] 李喜所：《戊戌变法百年再审视》，《历史教学》，1998年，第7期。

[12] 《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上册，第3页。

[13] 同上书，第53页。

[14] 同上书，第81页。

[15] 同上书，第171页。

[16]参见吴剑杰：《关于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7] 费正清著：《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96页。

[18]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绪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1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六卷（上），人民出版社，第8-9页。

第5篇

全新的“话题作文”形式是从1999年开始的,一个话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打破了以往作文的格式,给作文注入了一股活水,开创了作文的新局面,这的确是值得举世关注的,是高考作文命题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话题作文的开放度、自由度是以往任何时期作文形式都无法比拟的,所以这无疑是一场作文领域里的“革命”。这场“革命”大大地解放了学生的手脚,给了学生作文以巨大的自由空间,真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情状。事实上,以往作文,很少见到过满分作文,而自从进入话题作文时代,满分作文就频频登场亮相了。这倒不是说其他格式的作文不能得满分,而是作文形式变革后的确带来了作文内容的变化、作文尴尬局面的改观。

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及,那就是2001年(含2001年)以前,作文都是全国统一命题的,不存在多个作文题,最多是统一命制的两选一的两个题目。而从2002年开始,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单独命题(该年的北京卷是话题作文:规则。上海卷是命题作文:面向大海),与全国统一命题并存,出现了多家命题的格局。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分省命题得到空前繁荣,2007年更是达到了分省命题的顶峰,有16个省市区单独命题,加上全国卷Ⅰ、全国卷Ⅱ,再加上江西命题作文的二选一多出的一个,竟然有19个作文题之多,这是高考作文命题史上前所未有的。(2008年、2009年均多达18个作文题之多)

以上是就历年来高考作文命题的一个概述,下面我们具体再作些分析解说,或者说是启示吧。

一、“命题作文”重振雄风

传统的“命题作文”一度受到冷落,2004年更是跌到了一个低谷,全国各地15套高考语文试卷16个作文题中,只有北京卷的“包容”和上海卷的“忙”两个命题作文,其余大多是“话题作文”。2005年,“命题作文”只增加了一个,一共3个。2006年增加到了5个,2007年却猛增至7个,占了该年总共19个作文题中的三分之一强。2008年、2009年均为6个。这的确说明了“命题作文”威力依旧,雄风再振,说明“命题作文”有着恒久的魅力,是一种检测作文的较好的命题方式。

二、“材料作文”卷土重来

为什么又说“材料作文”卷土重来呢? 2004年无“材料作文”,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分别是3个、4个、5个、9个、8个。“材料作文”也是一种旧有的作文形式,也依然有着其生命力,同样是今后作文命题的一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含2006年)以后的材料作文与之前的材料作文,是有区别的。为了区分,我们一般把2006年后的材料作文,称为“新材料作文”,而把之前的材料作文,称为“旧材料作文”。“新材料作文”可以任选材料的一个角度作文,而“旧材料作文”只能是该材料的核心意思作文,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新材料作文”更进一步放宽了写作的限制,是更人性化的一种命题。

三、“话题作文”强势不再

在这里,我们要多说一句“话题作文”。“话题作文”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其来势凶猛,2004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总共16个作文题中,它就占了13个,几乎全都是“话题作文”。正当人们看好“话题作文”,卷卷几乎都喜欢命制“话题作文”,人人几乎都喜欢写“话题作文”的时候,“话题作文”却显现出了其先天的缺陷和不足,出现了很多假大空文、套构、俗作,甚至拼凑文、抄袭文,尽管“话题作文”有可以让学生自由构思立意、自主拟题、自行选择文体等的诸多优势,但较多的作文缺乏真情实感,缺乏写作者的生命体验等,又让人们看到了其检测功能的不足之处。于是“话题作文”明显地在降温,由2004年的13个降到了2009年的2个,并且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

四、排除“诗歌体裁”的声音越来越明确

2004年有4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2005年有5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2006年增至有8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2007年却更多到有9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2008年有8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2009年有7卷的作文限制“诗歌体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作文命题明确要求不写成“诗歌体裁”呢?绝大多数的高考命题专家的看法是,诗歌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写诗要有一定的文学积淀,更要有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恰当的表现形式,莫说高中生目前难以达到,就是大学生目前也没有达到写诗的水平。当然,这里说的是绝大部分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当然不排除少而又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也有写诗的水平和才能。再加上诗歌好坏评判的标准很不一致,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高考又是选拔性的考试,难写又难评判,当然就有理由限制写了。我也基本上赞同专家们的这些看法、观点。同学们轻易不要用诗歌体裁作文,除非是十分有把握,否则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五、“关系型话题作文”已走到穷途末路

在“话题作文”盛行的年代,“关系型话题作文”是最走俏的,命题者动不动就命制一个“关系型话题作文”题。2004年是“关系型话题作文”的鼎盛之年,16个作文题中就有9个是“关系型话题作文”题,占了一半还多。可是到2007年只剩下了1个“关系型话题作文”题(只有四川卷的“一步与一生”仍然是关系型话题作文题),2008年、2009年均无“关系型话题作文”题了。“关系型话题作文”已然穷途末路,寿终正寝了。

六、半命题作文姗姗来迟

2009年之前,根本没有“半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的身影一直徘徊在中考考场上,高考考场难觅其倩影。值得庆贺的是, 2009年终于见到了其芳容。有两省出现了“半命题作文”:湖北卷(站在___门口)和福建卷(这也是一种____)。

七、各省命题已然成熟大胆创新

2004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关系型话题作文”呢?主要是因为各省刚刚开始试行单独命题,没有经验,命题者为了求稳,不出现重大的偏差和闪失,都纷纷跟着“老大哥”(全国卷)走,所以都命制出了相似的“关系型话题作文”题。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尝试者”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盲从全国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格。而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各省市在几年的单独命题后,已经成熟了许多,有了很多实践经验,所命之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态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庆幸并关注的。到了2007年就有很多套试卷命制出了非常优秀的作文题,比如:山东卷的“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话题)、湖南卷的“诗意地生活”(命题)、天津卷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命题)、浙江卷的“行走在消逝中”(话题)、江苏卷的“怀想天空”(命题)等等,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成熟之题,有创意之题,好评如潮之题。2008年、2009年更是如此。也确实,2007年后的作文题已显示出了稳健、成熟的风格,自然、理性的内蕴,为写作者着想的人文关怀等等。

对未来作文命题的展望:

1.“命题作文”、“材料(或看图)作文”大唱主角,“话题作文”改头换面――未来的作文命题,将是“命题作文”和“材料(或看图)作文”的天下,这两种命题形式一定会唱主角的。

(1)“命题作文”的优势在哪里呢?“命题作文”的优势就在于它的题目简洁明了,它有着一个严格的统一标准,写作者在同一个标题下立意成文,可以很准确地检测出写作者的作文水准,写作水平的高低可以在同一题下很明显地显现出来,区分开来。“命题作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的科举制度下一直走到了今天,而且不止是中考、高考采用“命题作文”,可以说只要有考试的地方,就有“命题作文”的身影。我认为,在2010年的高考中,“命题作文”的数量将会达到一个高峰,也就是说,2010年的高考作文,将有超过6个的趋势,将有一半以上的省市会出现“命题作文”的形式。所以我们平时复习迎考中一定要加强对“命题作文”的写作强化训练。

(2)“材料(或看图)作文”也是一种非常有竞争力的命题模式。“材料(或看图)作文”增加了一层难度,这就是审读材料的难度。如果说“命题作文”、“话题作文”是一种直接形式的作文题的话,那么“材料(或看图)作文”就是一种间接形式的作文题了。它首先要求考生要能够准确地理解材料,提取材料的核心意思,再进行构思、立意,因此很多命题者钟爱“材料(或看图)作文”,往往命制此类作文题。比如2007年全国Ⅰ的看图作文“摔了一跤”,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文题。看图作文将有所增加,这也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3)“话题作文”尽管已走向末路,但是还会偶尔出现。尽管“话题作文”在这一两年里明显地显现出了其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引起了人们的一片非议、斥责之声,但由于“话题作文”的自由度和开放性的无可替代,所以“话题作文”仍然是一种作文命题的模式,且有可能出现变种,仍然不可忽视。

(4)以上三种形式的作文命题,会出现一些变化,这就是“命题作文”与“材料(或看图)作文”会多起来,而“话题作文”将逐步减少。

2.半命题作文是个新成员――半命题作文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命题作文形式,尽管她姗姗来迟,但其一定会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关注,更值得我们去加强训练。

3.体裁限制将可能有所放松。尽管从2004年开始,到2007年,“诗歌除外”的限制逐渐增多,2007年达到顶峰,有9个作文题明确标明“诗歌除外”,但事物往往是物极必反的。就像“话题作文”一样,2004年大家都命制“话题作文”,很快就都觉得其不新鲜了,“话题作文”数量锐减。更何况,每年还会出现一两篇诗体满分作文作榜样,所以限制性将逐步放弃,让人才大显身手。

4.“文体意识”要加强。自从文体放开以后,的确出现了一些“四不像”的作文。高考作文自选文体并不是不要文体,而是要你自己自由选择一种文体,选议论文、选记叙文等等都可以,总之是一种文体。但有的同学就不是这样,写出的作文,根本就看不出是哪一种体裁。据此,有的命题者干脆就在题后附上限写的体裁,比如2005年北京卷的命题作文“说‘安’”,就明确说明要写成议论文体,而湖南卷的更是,2005、2006、2007、2008、2009连续5年都限写文体,只能写成议论文或记叙文,不能写成其他文体。无论说不说明文体,都要有文体意识,这是考场作文最起码的要求。

5.一字二字题极具魅力。从2004年到2009年,仅这6年里就出现了很多一字二字作文题。这些题让人一看到就觉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琢磨,不像那些长长的材料题,光读完材料都要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例如:2004年上海卷的“忙”、2005年江西卷的“脸”、北京卷的说“安”、2006年湖北卷的“三”、安徽卷的“读”、四川卷的“问”……都非常简洁,只有一个字。再如:2004年湖北卷的“买镜”、北京卷的“包容”,2005年广东卷的“纪念”,2006年辽宁卷的“肩膀”、天津卷的“愿景”,2007年广东卷的“传递”、辽宁卷的“我能”、福建卷的“季节”,2008年上海卷的“他们”、四川卷的“坚强”,2009年山东卷的“见证”、广东卷的的“常识”、四川卷的“熟悉”……也都非常醒目,只有两个字。简洁作文命题也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第6篇

关键词：农村包围城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9-0015-01

在土地革命战争以前，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已被看成是一条普遍规律。这是由于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要想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得首先占领城市。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较长时间里，共产党人借鉴并沿袭了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的传统模式，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初期，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随后，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其结果都以失利告终，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表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次血的教训就是最好的例子，通过这次失败的实践，共产党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外反动势力十分强大，武装起来的革命力量较为弱小，而反动势力又长期占据中心城市，要夺取革命胜利，实行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的传统模式是行不通的。

之后的1927年，秋收起义严重失败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敌方与我方的优势劣势，果断结合实际，立足国情，放弃了攻打长沙，而是从沿湘赣边南下。并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后来的反围剿的胜利有说明了建根据地的正确性，也在同时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性。

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尤其是着力于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的工作。经过上述努力，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这些原因和条件是：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从前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三座大山、外国列强的压迫，在地域上和水平上发具有很大的不平衡，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可能条件。第二，国民革命后群众对党的认可。这是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和群众条件，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第三，红军数量的逐年稳步增长，这也是党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政策的正确性和实践性。这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是思想”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着手，结合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出的伟大理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大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村处于革命环节中较薄弱的一环，便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突破口，取的最终胜利。中国农民受压迫最深，易组织，革命性强。在《中国社会个阶级分析》等文章中，阐明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农民的社会地位，以他们为革命主力。得出农民斗争反对政权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1936-1939年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必要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是一个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革命不可以走通常的合法的长期的政治斗争道路，积蓄力量，最后一举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中国革命的力量构成决定了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力量。第三，中国革命的敌人相较于红军，是十分的强大，不论在人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上。因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奠定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来发展革命。把农村建成巩固的革命基地，借以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中心城市，最后取得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在农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运动，随着的完成，解放区得到巩固和迅速扩大，从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后期，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才开始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表明通过22年来农村道路的实践，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成熟了。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如果我们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进行抽象，就可以发现一种为我们所不能长应用的思维模式，即逆向思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想找些经验来参考，常常喜欢套用经验模式，可是，并不存在万能的模式，于是，我们常常失败。这就要求我们能在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别人正常思维，我们可以反向思维。当世界经验告诉我们说，城市中心暴动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是可以借用的。可却冷静地思考了中国的具体国情，逆向思考，不从城市出发，而从农村出发，以农村为根据地，发动革命，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这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无论你是国家主席，部长，还是平民百姓，还是学生，在思考问题，在解决日常问题中，都可以适当地运用逆向思维模式。

由此可见，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不仅仅是历史的，而且是现实的，更是实践的。它不仅仅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更有着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理论，更是一种方法论，它给我们现在的一代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骄傲，而是一种无法估量价值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付敏.论的农民观[D].西南师范大学，2005.

第7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建；陈独秀；党的革命纲领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7-0028-03

纲领就是旗帜、就是方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党领导革命纲领的认识和探索，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早在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党的革命纲领进行了不断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党的革命纲领的认识和制定，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

作为一个政党，首先应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特定的政治纲领。而革命纲领的制定对于中国共产党这种典型的外生型革命政党，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1920年前后逐步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之路。

在建党初期，陈独秀就常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1]，要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制定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虽然此时陈独秀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概念，但相关革命思想已经萌芽。在反封建方面，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我见》，提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表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还缺乏细致、精确的分析，认识还较为粗浅，但他也客观地指出：“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2]这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朦胧地表达了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的想法。

陈独秀一贯追求民族独立富强，有着坚定的反帝思想。据回忆，1920年8月陈独秀在商讨建党问题时还提出：“‘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道勾结旧军阀、滥官僚……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3]这其实也初步表达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应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

1920年11月，在陈独秀领导下，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组建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根本性质和基本纲领，第一次较为系统和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纲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对陈独秀的相关意见进行了宣读和讨论，并将其思想反映在大会制定的纲领和决议之中。中共一大讨论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和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4]这充分表明，从诞生时起，中国共产党就将实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但现阶段的具体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没有得到明确的提出。反映出当时陈独秀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中国国情的认识都还不够。

二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和共产国际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等落后国家正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这些国家革命的第一步首先是要实现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支持这种运动，并同这些国家中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建立同盟。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有学者分析指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1920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和列宁的《提纲》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所知。[5]这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但他们尚未真正从整体上全面把握和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性质。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投入具体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陈独秀越发注意到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形势的重要性。而要实现这一点，关键是要在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前提下，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寻找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政策。在陈独秀的实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只“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而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开始强调“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6]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列宁还抱病接见了、张秋白、邓培等与会中国代表，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问题的密切关注，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实现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等中共代表回国后，很快将会议的精神向中共中央及各地共产党员作了汇报和传达，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欣然接纳大会的基本思想。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陈独秀等进一步在理论上认识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以及革命目标的实现，可以而且也必须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联盟。1922年3月，陈独秀就指出:“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7]

1922年4月底5月初由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达林根据远东会议的精神，在会议上详细述说了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实行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表示支持，而等反对。陈独秀则“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最后没有通过决议，但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8]这对于之后召开的劳动大会和共青团一大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探索和制定也有一定的帮助。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是由中共发起领导，在治下的广州召开的，国共双方及国内多个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陈独秀参加大会。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劳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我们前面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9]陈独秀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提出“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10]。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即“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提出“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11]通过这一阶段领导革命实践的发展，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状况以及各政治力量的对比有了更加清醒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其对党的革命纲领的探索和认识也更进了一步。

三

1922年上半年，陈独秀受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的认识得到了迅速发展。1922年5月，陈独秀又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进一步指出：“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12]

1922年6月，由陈独秀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问世。文件从中国是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基本判断出发，指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13]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态度，集中反映了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探索的重要成果。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陈独秀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召开后随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和森、又推陈独秀为执笔人。于是，陈独秀花了约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个初稿，蔡和张又提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之后，提交大会讨论通过。[14]因此，可以说，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也是陈独秀此时对中国革命及其纲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的集中体现。

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中共二大在充分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等问题，比之前《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作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阐述。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清楚指出：“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15]，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也具体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16]，中国“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17]。这里虽然没有明确直接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其基本内容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表达，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实际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成熟。中共二大召开后不久，陈独秀又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进一步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民主”的概括。他指出“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18]。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是在个人文章中提出“半殖民地”说法的第一人。

有了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全面、准确的把握，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中共二大在系统分析中国近代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一方面重申了党的最高纲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指出党在民主联合战线里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9]等，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实际上也表达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的想法，即先进行民主革命，之后再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当前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和目标。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和深化，这是陈独秀和中共二大的重要历史功绩之一。

参考文献：

[1][3][7][14].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0.138.199.220-221.

[2][10][11][12][18]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5-166.362.365.366.378.

[4][13][15][16][17][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A].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44-46.74.102.109.115.

[5]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J].江汉论坛，2010.8.

[6]“一大”前后（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0.

[8]达林.中国回忆录[M].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9-91.

第8篇

10.敬礼，_____！

【命题分析】

本次作文是一道半命题作文。所谓半命题作文就是命题人限定题目的部分内容，然后让学生将题目补充完整，再进行写作的一种作文形式。它介于命题作文和话题作文之间，将命题作文的限制性和话题作文的灵活性集于一身。既能检验学生的写作水平，又给了学生一定的写作自由。

揣摩出题者意图，本次作文具有如下特点：

时代性。2008年，灾难与荣耀并存。雪灾、地震突如其来，破坏家园。多难兴邦。正是在灾难面前，上至总理，下至普通人；无论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表现出了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激情洋溢的八月，北京奥运会上，中华运动健儿发扬奋勇拼搏的精神，夺得一枚又一枚奖牌，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升起，运动员们一次次地敬礼，激起了国人的爱国豪情。敬礼，中华儿女！敬礼，向着五星红旗！

思想性。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人的呵护下成长，衣食无忧，一帆风顺，自我意识强烈，但亲情观、感恩心淡漠。本次作文正好引导学生对家人，对社会，对自然充满感恩之心和敬仰之情。

写作半命题作文，补充题目是最关键的。“题好一半文”，它关系到作文的选材、立意、详略、表达方式以及文体等等。补题之前，一定要认真琢磨已有部分题目的含义，这样我们才能结合自已的生活经历、知识积累和写作优势来补全题目。补题要尽量与众不同，有独创性。

“敬礼”，《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为：立正、举手或鞠躬行礼表示恭敬。可见，敬礼是出于一种敬佩，一种感激，一种珍重，一种感恩的行为。虽然是道半命题作文，但“敬礼”就是文题的核心词。它的后面可填写：老师、陌生人、笑傲寒冬的腊梅、以生命的名义、向着五星红旗、震撼心灵的行为……

学生要选择自己最有话可说的内容来补全题目。然后，对整个文题作一番检查，看看文题是否简明，生动，准确。

【思路点拨】

选材立意：十四五岁的学生虽然人生阅历、知识积累还不是很丰富，但多多少少在脑海里储存了一些作文的素材。提笔写作之前，要注意作文选材。一般而言，新颖、富有时代气息的材料；真实、能触感的材料更能感染读者，打动读者。

看到“敬礼，_____！”这个文题，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画面：独臂英雄丁晓兵左手敬礼，永葆战士本色；三岁男孩郎铮担架上敬礼，心怀感恩；廖辉一举夺冠，千言万语化作一个标准的敬礼。作文时，可选取其一或其二记叙抒情。

关于立意，我们可以多角度地考虑：通过对社会、人生、自然中所崇敬的人、事、物的聚焦抒写，提炼中心，升华主旨，传递出“敬礼”的思想内核。即：表达对他人的赞美和感恩之情，抒写对人的崇敬；抒写社会之事，抒发爱国的情怀，流露对事的崇敬；敬畏自然，敬畏生灵，抒发对物的崇敬……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希望同学们能发挥自已的创造性，想他人未想，言他人未言，选材得当，见解深刻。

行文技巧：结构形式不拘一格：题记、小标题、并列段、书信、演讲辞等形式的恰当运用，有利于快速切题，可使作品层次清晰，便于展开思路，便于抒写情感。

以《敬礼，杜丽！》为题，可写成书信体文章，赞扬杜丽在争夺首金失利的压力下，调整心态，四天后夺冠的魄力，表达敬佩之情。

语言生动展示文采，语言好比人的服饰打扮。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可见装扮对人的意义重大。同理，恰当的用词可使句子更富生命力，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可大大增加作品的魅力。

真情实感引人共鸣，“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以我手写我心，用真情拨动读者心弦，自然能引发读者万千思绪，激起他们的情感体验。

选择文体：新课程标准，淡化文体，但我们写作时，还是要明确一种文体。学生可根据平时的作文训练，选择自已最擅长的，最有话可说的文体，以期最大限度的发挥写作才能。

第9篇

一、上半年工作的完成情况

（一）理论武装扎实推进。一是理论学习有实效。上半年以来，党委宣传部以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以开展专题党课、下发宣讲材料、制作宣传展板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提高学习实效，在全集团党员干部中开展“站在新起点，学习新知识，推动新发展”读书征文活动，并组织基层单位领导干部XX人开展“打赢疫情阻击战，领导干部怎么干”为主题的研讨活动，在全集团内部营造了政治理论学习的浓厚氛围。二是实践学习有声势。在元旦、春节等传统节日到来之际，为引导党员干部坚定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廉洁从业，分XX批组织集团公司党员干部赴XX廉政教育基地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推动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实现提升。

（二）思想教育深入开展。今年以来，围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快复工复产进度各项工作，党委宣传部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党政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作要求，以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鼓舞干部职工的士气、激发奋力拼搏的热情。一是围绕疫情防控工作，深化形势任务教育。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委宣传部连线基层单位召开视频会议XX次、在线发放宣传册XX份，引导党员干部职工知晓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增强防控疫情思想自觉，汇聚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卫职工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思想合力。二是围绕复工复产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教育。为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步伐，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在集团公司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发布安全生产知识、安全管控重点提醒等内容，并且组织全集团XX名职工在线上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生命的红线》，促进安全教育落地生根、触动心灵，为上半年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

（三）对外宣传有力有效。党委宣传部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党政中心工作，精心组织策划、深入一线采访、提高稿件质量，不断提高对外宣传的工作质量，展示了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形象。一是有力展示企业发展亮点。为对外展示集团公司品牌形象，党委宣传部组织人员深入XX、XX等多个施工现场，对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创新做法、特色经验组织立体式、全方位的集中宣传报道。今年上半年共计在省级媒体发布稿件XX篇、市级媒体发布稿件XX篇，全面展示了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新形象。二是有力弘扬先进人物事迹。党委宣传部人员转变工作作风、深入一线采访，掌握新闻动态、挖掘典型实际，全面弘扬集团公司一线干部职工在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中的务实作风和全新担当。上半年以来，共撰写人物通讯XX篇，增强了集团公司职工提升自我、推动发展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双胜双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队伍建设实现加强。为提高基层宣传工作者队伍素质，党委宣传部以日常教育和集中培训的方式，促进宣传工作水平实现提升。一是强化日常教育。今年初，党委宣传部制定下发了《2020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明确了XX项年度宣传工作重点任务。在要点下发后，党委宣传部人员深入基层单位，组织政工人员对要点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引导基层党组织对宣传思想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参与，为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的有声有势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开展集中培训。今年上半年，党委宣传部制定培训计划、丰富培训内容，共组织XX名基层通讯员开展XX场次新闻写作知识培训活动，对新闻写作、新媒体写作等知识深入讲解，并采用以考促学的方式，促进宣传工作队伍整体工作水平实现提升。在培训中，党委宣传部号召全体通讯员把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作为自身建设首要任务，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为扩大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贡献力量。

二、上半年工作的问题不足

对于上半年的宣传思想工作，党委宣传部虽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到位：

（一）宣传活动的形式还不够丰富。党委宣传部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过程中，还仅限于理论武装、实践学习、思想教育等形式，没有深入解放思想，以新思维、新举措开展宣传工作。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各级党组织宣传活动开展力度较为欠缺，开展宣传活动的单位活动的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水平。下一步的工作中，党委宣传部将解放思想、创新形式，带动各级党组织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积极参与的宣传活动，努力扩大宣传工作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二）宣传载体的建设还有待加强。2019年，集团公司在完善、丰富微信公众号栏目和内容的基础上，制定文件要求基层各单位党委建立各自的微信公众号等宣传载体，力争以协调统一、上下联动的宣传工作新局面扩大宣传工作声势、激发宣传工作活力。但是目前，还有XX家基层单位没有建立自身的宣传平台，并且部分单位没有更新思维理念，没有有效运用抖音、快闪等新媒体开展宣传思想工作。下一步，党委宣传部将带领各级党组织多措并举加强宣传载体建设，强化集团公司各级宣传平台的覆盖面和传播力。

（三）宣传人员的作风还需要转变。党委宣传部在日常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有等待基层写稿件、依赖基层报素材的现象，不仅影响了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和新闻稿件的质量，更增加了基层单位的负担。基层党组织也同样存在宣传工作者作风转变不到位的现象，导致部分亮点突出、时效性强的稿件没有第一时间撰写、第一时间发布，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集团公司的宣传工作质量。在下一步工作中，党委宣传部将制定宣传工作考核办法，促进各级宣传工作者深入转变工作作风、深入挖掘一线亮点、提高新闻报道水平。

三、下半年工作的思路举措

2020年集团公司提高运营质量的攻坚之年，也是加快发展步伐的关键之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中心工作开展相对滞后，目标任务推进压力增大。下半年的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并深化忘初心、牢记使命，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围绕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积极发挥举旗定向、服务大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作用，引导和激励全集团职工为下半年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集团公司在新的起点实现新的跨越而努力奋斗。

（一）举旗帜，抓好理论武装，打牢推动发展的思想基础。一是深化理论教育。按照党委中心组、党员干部月度学习计划，利用内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载体，以“三会一课”为主要形式，深入抓好学习宣传。分专题、分层次开展研讨交流，引导党员干部真正领会精神实质、切实做到学懂悟透，进而用新思想、新要求指导本职工作。二是推进党员素质提升。改进并完善下半年党员干部学习计划及学习制度，结合生产经营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定期编发理论学习材料，组织理论宣讲报告会，动员基层党组织书记为党员上专题党课，努力丰富党员教育内容、创新党员教育形式、加大党员培训力度，引导全体党员牢固树立热衷学习、崇尚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切实做到以学习促提升、以学习助发展。

（二）聚民心，抓好思想教育，集聚拼搏奋进的精神动力。一是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党委宣传部将以下基层、面对面、点对点的方式开展好形势任务教育。大力宣传上级党委对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宣传工作、强化中心工作的要求部署，以及集团公司党委“七一”表彰会、下半年工作会议精神等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宣传思想工作舆论引导、释疑解惑的作用，引导广大职工认清形势、坚定初心、增强信心，切实让上级党委、集团党政的决策部署走近职工、深入人心。二是精心组织专题宣传。做好建党99周年宣传，开展开展“深化主题教育，向建党99周年献礼”主题实践活动，以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宣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认真履职尽责、推动企业发展中创出的过硬业绩，在全集团范围内掀起创先争优的热潮、汇聚拼搏奋进的合力。

（三）育新人，抓好队伍建设，开创宣传工作的崭新局面。在下半年的工作中，党委宣传部将创新形式抓好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一是不断壮大宣传队伍。联合人力资源部等部门，以招聘、定向培养等方式，建立健全基层通讯员队伍，为宣传思想工作的开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多措并举开展培训。通过专题解读、专项培训等形式，深入宣传集团公司年度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发力举措，引导宣传工作者时刻明确目标任务、精准有力开展工作。要求基层党组织制定宣传人员培训计划，举办通讯员业务培训班、“微课堂”等活动，不断提升基层通讯员的业务技能。三是转变宣传人员作风。以专题党课、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强宣传人员作风建设，推动各级宣传思想工作者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稿件质量，树立宣传思想工作者的崭新形象。

第10篇

【内容提要】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摘要题】共和国史研究

【英文摘要】TheoriginsoftheNewDemocracyTheorycouldbetrncedbackfromthreeaspects:first,thebasicprinciplesofMarxist-Leninisttheory;second,thepracticalexperiencesoftheChineserevolufion;third,theassimilationofthepositiveresultsfromthedebateaboutthecharacteroftheChinesesocietyfromthe1920stothe1930s.ThispapermainlydiscussesthethirdoneandindicatesthatthedebateprovidedvaluableintellectualresourcesfortheNewDemocracyTheory.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理论/学理起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正文】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基本革命理论，其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能形成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筹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就其思想着础而言，有其必备的学理起源。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炽盛于30年代上半叶、学术思想界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为其提供了宝贵的源泉。当然，仅就学理起源而言，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但考虑到问题研究的针对性，本文仅以"论战"为讨论中心，而不及其他。

一、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

按学术界大致认同的说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可分为三个方面，即起于1927年至1928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于1932年至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起于1934年至193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总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曾说："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总的论争的核心。"这三方面的"论战"期，分别代表着三个连续的思想学术论争的流程，而这又与中国革命进程相衔接。因此，这场"论战"的政治背景就很值得关注了，如何干之所说："革命的实践，引起了革命的论争，论争所得的结果，又纠正了民族集团中的偏向，帮助了实践的开展。"（注：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86、183页。）正是这场"论战"的政治诉求所在。

显然，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抬格局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思想界的争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解答，就是这种"论战"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主编《读书杂志》而知名的王礼锡，在为其所编《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所作的前言中就称；"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任何阶级的学者为着要确定或辩护他自己的阶级的前途，也非解答这问题不可。"（注：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1937年初何干之在总结这次"论战"时，也强调说："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时，各党各派就展开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在民族战线内，各党各派对革命所抱的态度，所采的策略，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反帝的民主革命，有人主张工人阶级革命。这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是由社会性质的分析不同而来的。"（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09页。）可见"论战"是有明确目的的。

对于"论战"起因，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论战"是由大革命失败后所逐步形成的中国"托派"挑起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陶希圣于1928年10月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引起的。就中共内部的争论而言，"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并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争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而上升为总结中国革命理论的问题。具体而言，"论战"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检讨中国大革命失败在理论上或政治上的原因。因此，"论战"是以理论争论为手段、以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的。1929年12月，李立三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托派"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观点展开批判。随后"新思潮派"（因1929年11月创办的《新思潮》而得名）的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也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反驳"托派"的观点。1930年5月中共领导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其纲领中也明确提出理论争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显然，"论战"对于中共党内的理论争论、对于中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中国"托派"理论的争论，都呈现出"实际斗争"需要的政治诉求色彩。

但是从这场"论战"的深度与广度看，不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内，而且引起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恰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产生影响。从整个论战过程看，从事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均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因而，使得争论有了深刻的学术思想背景，即便是以"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为宗旨的中国经济学社，也在1931年9月召开的第九届年会上关注"论战"。《申报》对会议的召开连续发表时评，其中提出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就有4项，即"中国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之地位及其关系"；"中国经济之变迁与现状"；"中国经济之特质"；"中国往何处去"（注：《中国经济学当前之巨责（一）》，《申报》1931年9月3日。）。这几点所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

如果说"论战"第一阶段主要围绕政治思想问题而展开，那么第二阶段有关中国社会史的论争，第三阶段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则较多地带有学理之争了。

中国社会史的讨论，按何干之的概括不外乎三点："（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注：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65页。）何干之甚至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思路。"新史学"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中国历史难题，初步建立起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范式，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初学术成就，也成为判定中国社会史性质的学术基础。

顾颉刚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认为，在中国社会史方面取得较大学术成就的应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代表，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1页。）。陶氏在史观上反对"中国封建社会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持相反立场，此处姑且不论。郭沫若则因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使得他成为"论战"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最初代表。郭氏对"论战"学术价值的最大贡献，在于以扎实的古代文献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演化阶段在中国同样存在，并对不同阶段作出年代划分。对此顾颉刚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郭氏的研究"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郭氏之后的史学家吕振羽，在1934年6月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同样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在中国适用的历史根据，只不过吕氏与郭氏在年代划分上存在差异罢了。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第3页。）。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著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

中共早期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没有作出系统的分析，仅在有关文件或文章中有过个别的提及，这点在等中共领导人早期的文章中都有体现。作为中共的正式文件，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已有"半殖民地"的提法。较明确地将中国社会性质作出定性的，是中共六大。六大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32页。）首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提法的，是1929年2月3日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注：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17页。）。所有的这些涉及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在学理上都缺乏充分的论证，只是到了"论战"时期，这个概念才以学术理论形式被较为充分地论证。

"半殖民地半封建"最终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前期发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名文章中明确而科学地界定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阐释与"论战"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这就需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演变加以历史地考察。

第一，从"论战"的演进过程看，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过较全面的学术研究的，首推"新思潮派"。1930年4月，《新思潮》月刊在第5期推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王学文、吴黎平、潘东周、李一氓等中共理论家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其中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与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两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分析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在论证"中国主要的经济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资本主义"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192页。）；"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时（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03页。），是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生产力着手，但他们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何干之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所肯定的那样，是"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的"，而"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性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0、211页。）。

第二，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将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从学术层面上升华了一步。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已有可能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划分及其相应社会性质的确定有了竖实的史学基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依据中国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献，第一次证明中国也曾经历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形态有规律地递替阶段，不但反驳了"新生命派"与中国"托派"的"空白奴隶制"说与中国"国情不同"说，而且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史学依据。与此同时，吕振羽的史学论著也明确提出"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论点（注：吕振羽：《中国社会史纲》（本书为原《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增订本），"原版李序"（即李达序），耕耘出版社（上海），1949年，第2页。），这也体现了它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中的重要性。

第三，"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基本上与前期两次"论战"同时起步''''，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中国农村》上刊载的大量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术论文，表明"中国农村派"已建立起分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基本学术框架。1935年间，钱俊瑞发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孙冶方发表《农村经济学底对象》，陶直夫（即钱俊瑞）发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薛暮桥发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等等（注：这些专业性极强的论文，1935年9月收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令人信服地得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结论。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几番，"论战"，到1937年已有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体现在前述的何干之的总结性评述之中。1937年，何干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两书的相继出版向人们表明，经过"论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已被当时进步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所接受，可以说他们在思想学术上已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共识。他们当中有些学人后来奔赴延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有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理论建构，在1935年实际已经成熟、完成。"（注：雷颐：《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雷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这一观点值得讨论。因为作为政党最高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成熟，必须以其政党的政治纲领或该政党领袖人物的理论观点的正式发表为标志。因而，作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当以等中共领袖人物关于该理论基本观点的系统阐述和正式完整发表为标志。仅就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有关"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以表述的，则是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地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4页。）。而体现这一概念经典表述的，则是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时，其学理资源可以说是来源于"论战"的积极成果（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忽视在此之前所作的艰苦理论探索）。这可以从当时参与"论战"的学者在延安的学术活动，以及关注他们的学术活动的史实中得到印证。

其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以历史学角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体现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而这一章是他人撰述经由修改而成的，无疑认同了其中的基本观点。参与这一章撰述的有、李等（注：参见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而则直接参与了"论战"。1931年6月，用刘梦云的笔名写成《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刊登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以评"托派"理论家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为主要内容。在驳论中，从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两重性、社会经济中的商品关系与剥削关系、对外贸易所表明的中国经济性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土地问题等方面，论证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之中。此文的基本观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其二，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观点，以及前面提到的两本对"论战"的总结性著作，在延安学术界及对本人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何干之1937年8月赴延安（10月初到达），任陕北公学理论教员及陕北公学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因将准备撰写的中国民族文化史的计划函告，毛回函给予肯定（注：：《致何干之》，《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并在函中向何干之索要他即将出版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书中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金融财政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注：《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对不久之后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应有诸多帮助。

其三，"论战"期间在"新思潮派"中起重要作用的王学文，在："论战"中从学术理论的高度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出于"根据党的指示"（注：王义为：《王学文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进行的。王学文1927年春由上海到延安后，相继任中央党校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继续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刘少奇、、陈云等都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在该院任教的吴亮平也直接参与过"论战"。1930年他在《新思潮》第5期上发表《中国土地问题》，文中论证的结论是："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并且在注文中进一步辩证地指出："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农村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过这种剥削的范围和封建剥削比较起来，真是微乎其微。"（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245页。）王学文、吴亮平等中共党内理论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研究，是延安时期理论界有关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其四，史学家吕振羽的研究工作，同样受到的关注。吕振羽关于"西周封建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等观点，都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吻合之处。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尤其受到的重视。该著的学术批判性主要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历史观，尤其是对陶希圣同名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批判。曾询问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注：朱振惠：《论吕振羽史学》，《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60页。），可见对吕振羽的学术活动始终是关注的。

总之，上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论战与学理争论双重并行，以及参与论战的一些主要的进步学者纷纷奔赴延安，他们将"论战"的积极成果潜移默化地传播给共产党人，成为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源泉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

新民主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形态，是建立在对已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学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来源，既有域外的，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也有本土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五四"以来新文化的积极成果。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证明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吸收了"论战"的积极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论战"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在延安时期的学术理论界，成为一种被较为普遍采用的概念，在的文章中也多次使用。然而，就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言，一个概念的使用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的体系结构框架，因而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形态，它的建构完成是充分吸收了各种学科各方面知识的精华的。"论战"的积极成果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表明后者的理论内在知识因素完全移植于前者，只有在有助于构建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基本特征的层面上，前者才有可能成为后者的学理起源。近代以采中国社会史基本性质的论定，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基石，"论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极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对其基本性质的确定显得相当困难，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否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是否已资本主义化了，抑或是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4月，"新思潮派"的王学文从"全面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入手，论证中国的"交换经济"在"广大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只不过是较小的萌芽形态，并不能占主要的支配的地位"。农村中只有"稀有罕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城镇手工业中有着无控制的"劳动剥削"，农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形式的剥削，都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中国的具体的表现"。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仅是"小小萌芽"，在中国广大经济区域中，"只不过（是）发展初期的萌芽状态，并不能占得主要的地位"。因此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实在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80、187、189、191、190页。）

"新思潮派"的潘东周，在批评中国社会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已实际不存在的观点时，强调说，"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制度"，"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而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的勾结，则造成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注：高军编：《中曙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99、201、203页。）

"新思渐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正如何干之所评价的"确有了划时代的贡献，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注：《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214页。）。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也同样强调了这种观点，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选集》第2卷，第626页。）

第二，如何正确看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所带来社会变化二重性，是"论战"所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此问题也有较全面的分析。

"论战"中"动力派"学者大都持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否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其中在"帝国主义"问题上作文章是一个典型。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用1913年至1921年中国进口工农业机器数量的增长数字，"证明中国社会之如何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中国虽然"受帝国主义束缚日益坚固……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348～350页。）任曙则将对外贸易当成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取得支配的地位，以及在全部中国经济生活中取了决定意义……是因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的关系"（注：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2页。）。"动力派"完全否认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社会经济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事实。

对于"动力派"的观点，专门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予以驳斥，文中指出，任曙"只看见商品关系，而不看见剥削关系"，是"做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辩护士的工作！"文章以许多实证数据，如海关进出口数据、国外投资数据等，论证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他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而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指出，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性质，是正确理解中国革命性质的前提。"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而"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第3、14、44-45、70、72页。）

据曾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朱伯康回忆，刘梦云（即）文章发表后，"读者反映良好，都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注：朱伯康：《往事回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况且作者后来直接参与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建构，其这一观点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被完善地表述。

第三，从生产关系入手剖析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是"论战"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濒于破产，因而有1933年开始的所谓"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的社会改良运动，但"中国近来流行的''''复兴农村改良技术''''的口号，宣传得怪好听，实际上未见有若何改进之处"（注：褚汇宗：《国际经济战争与中国》，上海黎明书局，1936年，第257页。）。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显然不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经济派"的王宜昌、张志澄等人犯了一个基本理论错误，即认为"技术即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力中劳动对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对此，"中国农村派"的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作出了有力的辩驳。钱俊瑞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的文章中，开宗明义地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而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为"（一）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据统计"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二）中国目下农村资金的累积与剥夺，主要以，土地所有''''这一种财产关系为根据"；"（三）农村劳动力的荒废起因于农民的失地"（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73页。）。薛暮桥也认为，尽管不能否认农业生产力中的技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的一面"，即"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研究农村生产关系为重点的方法，可以避免"离开了社会生产关系，而把''''机器生产当做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因素''''"的错误。薛暮桥还指出，不能夸大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因为从农村生产关系上看，"在中国农村中间，一方面可以看到农民底向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可看到整个农村经济底衰落、崩坏；在这情形之下，贫农底增加，远比资本主义经营底发展来得迅速。"（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50、54、56页。）由此证明，虽然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生成，但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而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总之，"中国农村派"主张"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之特定的生产关系中来把握生产力"（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第90页。），才能科学地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这种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方法，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同样体现着，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以农村土地占有及使用、农村中阶级关系、农村经济剥削形式等方面入手，确定不同阶层的农民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与作用等等就是例证。

第11篇

一

“中国农村派”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中国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派与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必须重新认识、界定中国社会性质，并为此几次激烈论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当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之时，便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认为中国的救国之道唯在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多数派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正这篇短短的时评，触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首次论战。

张文发表后，陈望道、李达、陈独秀、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认为张东荪以“发展实业”来反对各种主义其实质是以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详论自己的观点。大体说来，张、梁一方认为中国目前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更无从言及社会主义。所以希望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行以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为特色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而这，自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虽有所不同，但中国已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能够走社会主义之路。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尚极简陋，远谈不上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如陈独秀这样“论证”：“请问中国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2　】蔡和森则断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小中阶级，而小中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3】可以看出，　他们的论断还只限于一般性论述，只是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根本没有以各种统计数字为基础的实证性分析说明，自然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对中共来说，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仍是一个没有解决但却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但在1927年以前，中共对此却无明确、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较为发达，所以国民革命成功后即是资本主义社会，要待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的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直接间接都是帝国主义的买办，均属革命对象。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中共遭到巨大失败。那么，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还是一种理论指导的错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性质究竟又是什么？“革命实践”把理论推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1928年11月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写道：“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一个旧问题同是时又是一个新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生长以前摆在我们面前，但在理论上从未获得正确的解决。”“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或已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将决定今后革命之一切战术与策略。”【4】1928　年夏中共六大申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1929年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半封建”作出如下解释：“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5】对此，　已被免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概括地说，他认为商业资本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文中作了十分系统的阐发【6】。　这种观点亦成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第二次论战中“托派”的主要论点。

面对这些论点，中共理论家必须作出回答，这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次论战。李立三撰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长文，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论证“现在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城市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乡村封建生产方法上，而封建的剥削关系，仍然是占优势。所以上层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而陈独秀等“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7　】值得注意的是，李立三对“半封建”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已略有不同，即中国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而“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后来，中国共产党对“半封建”的解释也大体如此。1929年1月，　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中开始运用一些统计资料，力图论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11月，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并于翌年4　月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多篇共产党理论家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且都开始注重以各种数据和材料作为分析的基础，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驳中共的理论观点，“托陈派”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其中以严灵峰和任曙的着述最具代表性。尽管他们二人的论点在某些方面亦有不同，甚或互有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概言之：一，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不保持封建势力而且更加速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他们并引用了更多的数据来论证此时“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还是有蒸蒸日上之势”。二，他们根据大量海关统计数字、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及民族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我们很可以肯定的结论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发展到压倒封建经济的程度”。三，他们认为商品化的发展和农机的使用，使“中国农村经济完全不是自然的封建经济而是处于商品经济支配之下”。由此得出“原来自给自足的封建性的生产，便日益崩溃，以至到微不足称的残余地位”。【8　】如果说前此陈独秀的着作尚属一种抽象的泛论，仅提出了一般性的论点，那么任、严的着述则引用了大量的数据以为陈的论据。

这样，中共理论家必须对这些数字与分析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提出“死的数目字与活的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认为“托陈派”只是玩弄数字游戏，把“个别”当“一般”，只看到表面而未看到实质。如他们认为海关册上外贸数字表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恰说明是“农村破产，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农庄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品，恰恰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对土地的高度集中，他们也认为并不表明是地主拿来用农机雇佣农民，而是仍将其分成小块租给农民，仍是封建剥削关系。【9】根据同样的数据，　双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论战表明中国的理论界在这短短的几年间无疑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开始具有较确切的函意，并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极其复杂，而这次战对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农村的论述却依然笼统，也就是说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极为宏大的理论概念依然缺乏详细、充份的论证，因此整体的理论建构尚无法完成。这就很自然地要引起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概念得到了充份的论证和确立，而这一理论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农村派”完成的。

二

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理论界和社会科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中共中央此时也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尤其注重“无产阶级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因而对农村的实际和理论的调查研究亦不能说充分。【10】但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几年来却一直作着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深入细致的中国农村研究，并因1933年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而被称为“中国农村派”。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他们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意义则更为深远。

在他们的工作中，曾在美、德两国留学的陈翰笙起了重要的作用。陈氏于1915年赴美留学，于1921年以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波莫纳大学（Pomona College）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访问。不久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即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任教。这些经历，使他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颇为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在北大期间，他因李大钊影响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经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加入第三国际。1927年春，他来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农****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间，他与国际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L。Madjar）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发生争论。马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而“我认为，中国农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1】

陈翰笙回国不久便于1929年春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开展了广泛细致、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后来，其中不少成为中共极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从1929年开始，他们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广东岭南、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选点进行详细的调查。同时，他们又组织力量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东北难民问题。为了了解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村的具体影响，他们对与国际资本联系较为密切的烟农状况还作了专门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出版了《亩的差异》《难民的东北流亡》《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等许多专题论文或论着。许多调查报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其资料翔实而被纳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复会的调查系列。而陈翰笙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着作《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久即译为中文）和1934年出版的《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前者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之作。陈氏的指导思想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它的农业生产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调查，他批评说：“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12】而这也就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理论指导。

例如，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成员有45人，在调查前学习了《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社会性质，并依此理论设计调查方案。他们用阶级关系、地位来对农户进行分类，即将农户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用此取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类法，即将农户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或分为小农户、较大农家、大农家、更大农家。在1929年7月至10月的三个月中，调查团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　户农家进行了逐户详细调查。同时还对附近55个村庄的概况和8　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作了调查，以对调查对像与周围环境和背景的关系有更深刻的了解。1930年5月至8月对保定清苑农村进行调查，由于清苑各乡地势水利差异大而村户田权尚无较大分化，所以“调查团按农作水利将全县分为4个区。每区选择最普通村庄作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和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共在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详细调查。1933年11月－－1934年5　月他们又对岭南农村作了详细调查，首先对中山等16个县作了全面系统调查，然后又集中力量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户农家作了具体调查研究。同时又对广东省另50个县的335个村作了通讯调查。【13】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置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这三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土地关系及雇佣关系都非常不同，但陈翰笙以大量的调查和精心的设计向人们说明尽管有此种种不同，但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地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之所以成为全国性的中心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地分配不均及高利贷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土地问题所反映出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即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才是问题的所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说明的却是有关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关系的普遍性质，这确是陈翰笙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区别之所在。【14】

稍后，在陈翰笙等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怎样做农村调查？”“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等有关调查统计方法的文章，引导人们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来作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首先要研究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农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要研究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榨取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之间的联系。第三要研究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农村劳动大众所受到的各种榨取。最后更要研究各种复兴政策的意义和效果，暴露各种改良主义的本质，并替农村劳动大众指示一条正确的出路。”强调“所得答案要有很明确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把一大堆的调查材料着手统计之前，首先就要考虑到分类问题”。在按量和按社会性质这两种分类法中，又强调按社会性质、“根据着土地关系和雇佣关系”将农民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五个阶层，“这是最科学的分类方法”。由此出发，调查设计就要注重土地分配情况，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借贷关系，田赋、税捐、摊派、勒索、劳役，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乡公所的关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同地主豪绅间的联系，帝国主义、买办资本怎样操纵农产品价格或用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在这种理论构架和方法的引导下，结论是很明显的【15】。

第12篇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新建设的学科。几年来，在这门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部分；随着这门学科的建设，许多有关的基本问题都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了。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公开讨论，如对象问题；有的虽未公开讨论，但不同的意见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等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根据近年来发表的著作、文章和一些学校的讲义或提纲来看，对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大致有下列几种意见：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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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 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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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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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 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

三、标 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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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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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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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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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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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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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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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 ……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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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 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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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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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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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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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 ：《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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