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9: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技术哲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技给人们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许多科技发明为世界各国所应用。但同时也产生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本文由收集整理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关键词】神话传说；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历史
【中图分类号】G642.2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3-0020-02
在刘锡诚的《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要目》一书中例举了自1889年始至2006年终学者们对中国神话研究的累累硕果，其中也不乏有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神话传说的，例如谢因的《〈山海经〉与现代科学》、郑凡 《神话学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以及罗开玉 《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等等，但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文论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无科学技术哲学，如果有，则表现方式如何，神话传说又是怎样结合文学、艺术、历史的因素来体现科学技术哲学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着手解决。
一、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无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技术哲学，即自然辩证法，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
远古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和生产力的限制，因此，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科学技术实践都在多种神话传说中体现出来，从中国远古时代的造物者浑敦、烛龙、巨灵、、女娲、伏羲等的神话传说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比如，“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 ，“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利河流”②，“天地混沌如鸡子，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③“首生，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④“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⑤“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⑥“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之病，而天下化之。”⑦“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⑧以上这几段文字生动、形象的描述了中国的古代先民怎么凿山，怎么开流，怎么耕种，怎么养蚕，怎么取火，怎么获取食物，怎么生存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这样的神话传说还有很多，开天，伏羲渔猎，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神农尝百草，燧人氏钻木取火等等，都是原始时期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真实写照，这些生产生活的方式不断适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成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制约和互利互惠的科学认识，从这些科学认识中，中国古代先民也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和解释，把人的品格赋予自然，使之神化，从而增强人类战胜自然的信心和勇气，并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形成了一套朴素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流露着中国古代先民的智慧。
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同样也蕴含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因素。例如，《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骑马西征的故事，途中经历颇多，还拜见了居住在昆仑仙山的西王母，书中充满了神话传说，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一部地理风情见闻录，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周王朝与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记录了先秦时期中西交通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再如，屈原的《天问》运用的神话材料最多，自始至终，全是问句，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其中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东西南北，其修孰多？”⑨等等诗句体现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如《淮南子》、《庄子》、《韩非子》、《孟子》、《墨子》、《晏子春秋》、《管子》等书里也有神话传说的记载，《淮南子》比较完整的记录和保存了中国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韩非子》的《十过篇》有讨论音乐的记载，这些神话传说中有些竟然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预言：1969年7月16日，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把三名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奥尔德林送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与嫦娥奔月的神话不谋而合，把神话传说变为现实。
自两汉以来，涌现出形形的神话传说，汉代的感生神话，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唐五代的《柳毅传》、《录异记》，宋元时期的《梦溪笔谈》、《龙城录》，明清时期的《聊斋志异》，还有大量的民间流传的神话，如牛郎织女、鲁班、二郎神等等，其中的一部分体现出了朴素的、未成系统的科学技术哲学。
从以上的分析探讨来看，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不仅蕴含着科学技术哲学，而且还具有独特之处。那么这些神话传说中的科学技术哲学是如何表现的呢？下面我们作进一步的概述。
二、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的科学技术哲学的表现及其特点
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哲学与文学、艺术有极大的不同之处，文艺主要的中心问题是人与社会，人的感受、情感、愿望和理想，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人文，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科学的中心问题主要是自然世界，同时也研究人的本身，但自然科学可以量化，而文艺注重概念，不能量化。不过，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统一于哲学。文艺和科学都担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任务，都追求真和美，文艺追求的人的情操境界的提升，而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的规律，大多时候，科学必须选择真而牺牲美，而文艺通常都是真美结合。随着科学技术哲学的融入和影响，科学所体现出的文化以它独有的理性智慧在知识性和深刻性方面对文艺产生了极大而深远的影响，进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的促使文学艺术的繁荣。反之，文艺体现出来的情感智慧，也影响着科学家的精神世界，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动力、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神话传说，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其独特的科学哲学，而且为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科学哲学作为神话传说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力。
首先，神话传说是科学哲学的载体。大量的中国神话传说表现出一种朴素的科学技术哲学，尤其是在远古时代，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对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力量顶礼膜拜，且把大自然人格化，出现众多的神灵，这些神灵大都拥有超人的能力，在神话的描述中暗藏着中国古代先民们对自然的认知、利用和改造意识。比如，鲧禹治水的故事。鲧是大禹的父亲，《山海经•海内经》里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当时洪水泛滥，鲧治水采取围堵湮埋的方式，没有重视水流的自然规律，采取一种费时费力费材料的方法，最终导致治水失败。而在神话里，主要说他不听天帝的命令而受到惩罚，我们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尽管神话在主观上没有科学的认识，但客观上记录和再现了远古时代先民治理水患的经历，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而鲧的儿子大禹治水采用了多种方式，借鉴了父亲的经验教训，改变策略，以疏导的方法为主，不辞辛劳，不怕艰难，婚后离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最终治水成功。在《洞神八帝元变经•禹步致灵第四》中说，“禹步者，盖是夏禹所为术，召役神灵之行步，此为万术之根源，玄机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预测高深，故设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问以决之。然届南海之滨，见鸟禁咒，能令大石翻动。此鸟禁时，常作是步。禹遂模写其行，令之入术。自兹以还，术无不验。因禹制作，故曰禹步。”在这段材料中，通过神话的方式记录了大禹的禹步具有神奇的力量，后来成为道教“步罡踏斗”的法术仪式，但我们仔细研究，发现这可能是大禹丈量土地的一种科学的操作方式，在治水过程中要移山，要疏海，加之那个时代没有精密的测量仪器，于是发明了一种科学的丈量方式。此后，这种称为“禹步”的丈量方式被神话了，因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功用。
其次，神话传说中的科学哲学与文学、艺术、历史交织在一起。神话传说主要是文学、艺术、历史的载体，但其中又蕴含着科学哲学，因而，它们常常表现出不分你我的特点。比如，《淮南子•修务训》中记载神农：“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讲述神农尝百草的故事，运用了文学的修辞手法进行描绘，表现先民们田间辛勤耕作的劳动场景，也是远古时代的劳动人民农业劳作的历史写照，同时还告诉我们当时先进的农耕技术，表达对神农的敬仰热爱之情。再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而谋曰……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⑩这段文字记载的便是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不仅记录了古代居民如何改造自然的事迹，而且还体现一种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同时，不难看出，这则神话传说将文学、艺术、历史与科学哲学兼容并包在一块儿了。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便不一一例举了。
最后，我们从神话传说中不能直观的发现它所蕴含的科学技术哲学，更多的是看到了文学、艺术所想要表达的那些方面，而容易忽视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神话传说中的科学哲学体现出模糊性、间接性、单一性的特点。比如《聊斋志异》里记录的鬼神传说，看过之后，我们可能最先关注故事里的人物情节，在惊恐害怕之余才会问自己，“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神？”其实恩格斯早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指出了：“人们的思想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正是因为科学哲学在神话传说里蕴含的、不是很直观的特点，让我们有时候误认为神话里很少存在科学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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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俄STS研究；逻辑进路；学科进路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388-05
美国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协会前主席S.H.卡特克利夫认为，STS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多学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交叉学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统一学科阶段。同时他认为STS已经从“多学科”开始，肯定进入了“交叉学科”，并努力达到“统一学科”。本文将采用对STS演化的这一界定，以苏俄STS发展为个案，首先以科学学和技术论为研究对象考察苏俄STS在多学科阶段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其次，在科学技术革命视角下，考察在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科学技术学走向；最后，在对人的哲学研究视阈下，分析全球性生态问题和人道主义，并总结该阶段研究的不足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多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发展历程
苏联对科学学研究的最早文献出现在1926年，首先是被鲍利切夫斯基提出，他在《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一文中，初步论述了科学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学家分别从科学的本质、科学管理理论、科技发展规律和预测、科学创造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相继出现。其一是以多勃罗夫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乌克兰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他们把定量分析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研究科学学，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通科学学导论》、《科学和技术预测》等著作。其二是以米库林斯基为学科带头人的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逻辑、科学创造、科学活动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科学学基础》、《科学学：问题和研究》。其三是以统计学家纳里莫夫为学科带头人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他们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苏联科研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学计量学》。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学的兴起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自我认识的需要的话，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彼此交叉，已使两者相互融合，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技术；反之，也不可能不涉及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大多具有科学与技术统一的特点，甚至很难对某一学科作出科学与技术的严格区分。然而，苏俄科学学想用科学学这一单一进路整合科学技术学进而进入STS的路径在逻辑上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这值得中国借鉴。
2.苏俄在技术论领域的研究
（1）苏俄技术论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技术论是将技术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技术的本质，技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同时还要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在多学科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渗透在对技术研究的相关学科中。苏联学者在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内部规律进行了研究。
1887年恩格迈尔发表了《现代技术的经济意义》一文。他认为，所有能够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就是技术。1912年他又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第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技术哲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文明要素的技术的作用的科学。”1929年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之后苏联学者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技术的“知识体系说”、“活动手段说”、“劳动手段说”和“综合说”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1921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史研究委员会”，这为苏联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年，苏联决定在技术科学的教育中增加技术史的内容。此后，技术史成为了工科大学的必修课程。在技术科学的教科书中，技术史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苏联学者分别对机械工程史、采矿冶金史、通讯技术史、运输技术史、航空史、建筑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了对技术的分类史进行了研究外，苏联学者还对技术通史进行了研究。1962年由兹渥雷金为首的四位技术史学家编著了《技术史》一书，作者认为，技术史是“阐明社会生产体系中技术的发展，技术与劳动形态与方法相关联的，特别是与劳动对象相关联的学问”。这种重视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曾对苏联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技术论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苏联，由于政治的原因，技术哲学这一技术论的先导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视阈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等同于科学哲学的附属物，而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因此，尽管技术论自身有很大价值和意义，但在苏联长期轻视技术的学科传统影响下，它很难得到发展。这个时期，苏联技术论发展的停滞表现在：对技术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应有的高度，研究视阈只停留在技术科学的层面（即对科学的应用方面）；尽管形成了“技术的劳动手段说”、“技术的活动手段说”、“技术的工具说”、“技术的知识体系说”和“技术的综合说”，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对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因此，该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技术哲学的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建制化还是研究内容上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因此，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的主导地位已很明确，技术在当今时代已居于核心地位的时代背景下，苏联试图只通过科学论来整合科学技术学从而进入STS的尝试是不成功的。这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二、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是苏联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对科技革命研究的视阈下，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
1.苏俄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观点，而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J.D.贝尔纳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60年代后，苏联学者在阐述的理论时开始广泛使用了这个概念。
苏联学者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体化的结果，两者是科学技术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科学和技术中的变革有时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如今它们则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革命过程。可见，苏联学术界已经开始认为，科学和技术已经摆脱了过去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成就，同时技术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变化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
由此可以看出，苏俄学者在科技革命的视阈下开始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并且有了科学技术学的转向。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Ф.и.凯列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对科学的分析只停留在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范畴。在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在八九十年代，科学界和各专业的学者，将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科技发展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研究上。
鲍鸥也认为，当前俄罗斯科学学的大致走向和特点如下：第一，当前出现了有关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教育、科研机构中的女性和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第二，在新时期科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对人一自然一技术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可见，目前俄罗斯科学学研究正在与国际科学技术学接轨，在科学发展战略、科技政策、人类新文明模式和全球命运思考等许多方面处于蓬勃发展中。
3.苏俄技术论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关注的重心开始从技术本体论逐渐转向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关于技术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技术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的方法论问题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后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技术价值论问题成为苏联技术哲学的研究重心，其研究的问题包括：探讨技术相对于自然、人和社会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技术活动和技术科学所应遵循的价值论原则。其内容涉及技术美学、技术伦理学等问题。
万长松、陈凡也认为，多元化将是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而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和工程伦理学将是它的研究重点。万长松进一步指出，与苏联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技术中性论不同的是，俄罗斯学者则对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技术建构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表明俄罗斯技术社会学（价值论）方向上出现了趋同演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论述，说明苏俄该阶段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苏俄STS的学科演化正在从科学论和技术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4.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该阶段苏俄关于科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及实质上，虽然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但对科技转化论的研究严重不足。苏联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引起工业革命的酵母。在一定条件下，前者将转化为后者，并且这种转化不受国家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只要机制成熟，科技革命便可以成为工业革命的产婆。一般认为，科技转化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近现代产业革命表明，只有通过产业化，科学技术才能从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包括技术转化能力、产业基础、产业政策等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多变的过程。科学与技术以及产业变革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作用的线性关系，不像苏联学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一定条件下，科技革命将转化为产业革命。苏联在该阶段关于科技转化论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上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下。正如库斯林指出的，苏联社会的停滞状况，从70年代开始尤为严重。1960—1970年用于生产的投资总额增加了1倍，但是将科技思想转化为科技的成果却日益缓慢。80年代初，平均每八项核准的企业兴建改造方案中，只有一项采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科技发明与现实应用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苏联的基础自然科学水平并不薄弱，但在理论研究上只坚持传统的科学和技术二元论，缺乏对科学、技术、产业之间存在的“内在转化逻辑”的研究，使苏联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步履维艰。这一点无论对中国的理论界还是政策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在“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的哲学”视阈下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和“人道主义”进行了研究。
1.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苏俄学者在对科技革命的研究中，不仅出现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一体化”的研究，而且开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米库林斯基认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科学或技术发明引起的瞬间的变革。它具有两大前提：科学技术前提和社会前提。这两者都是逐渐成熟起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是由20世纪前半期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直接引起的。然而这些卓越的成就本身，还不能形成科学技术革命。只有当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转变为科学技术革命。为此，H.H.德尔雅赫洛夫指出：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被当作劳动、技术、科学和生产领域的交叉点提出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将上述领域联系起来并保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苏俄学者不仅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尝试着在人的哲学视阈下用“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寻求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在苏联哲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在对人的综合研究的视阈下，确立了在科学领域里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方向，显示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学科综合化的思考。
弗罗洛夫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第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第二，在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第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互动来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像以前的“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种单向度的解决思路，在当时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同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各学科广泛合作。苏俄学者提出的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和综合方法，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出了一条路径。
3.关于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政治的研究
当代对STS的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前者重视自然科学，后者重视人的价值。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对人类作用的凸显，人们逐渐走入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使人的价值丧失殆尽。特别是因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造成的资源、环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问题的出现，必然促使人们对工具理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提出“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俄STS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不仅不是一种单一的伦理或是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而是一种伦理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视阈下，苏联学者从人生活的环境背景到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从对压抑人性的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到科技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最终提出了科学人道化的思想，其内涵是：“科学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一切科学的尺度”。科学总是趋近于人的本质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终会以社会目标和结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该阶段苏俄学者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产生重大变化，开始从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考察科学技术。
然而，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最终转化成对“抽象人道主义”即人道主义政治（新思维）的研究。安启念认为：“弗罗洛夫正是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解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说：粗俗的、斯大林式的、教条的早已被苏联的许多哲学家所否定，包括我，宣传的是对的人道主义解释。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无视客观条件的抽象人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在于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弗罗洛夫等苏联哲学家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们无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为空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而且无视苏联的社会实际，用它指导改革，必然会出乱子。其结果就是连续数年全部媒体（包括学术会议）充斥着对苏联历史阴暗面的宣传报道。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苏联哲学、哲学的彻底否定。
4.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
启示
[关键词]STS;生态环境;生态危机;传统哲学;和谐
面对全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迫使人们应该静下来反思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以先进的手段向自然界进行破坏性开发与掠夺性利用而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然界的种种“报复”与重重“惩罚”:人口剧增、粮食紧缺、资源锐减、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日趋严峻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也可以用来作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而且它的破坏力同它的创造力是同等规模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困难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是科学技术的破坏力的结果,那么应当说,它是特定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前的环境问题。既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又是科学发展仍不完善,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的应用有局限性的结果。
一、科技迅猛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历史
科学和技术飞速的进步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思想的指导下,人类片面利用科学技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负面影响被越来越显著的暴露出来。科学和技术飞速的进步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思想的指导下,人类片面利用科学技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科学技术对自然的负面影响被越来越显著的暴露出来。
(一)征服与控制打破了自然的自足平衡系统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只是人们为之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传统观念的护卫者罗百特・怀特・史帝文斯曾傲慢、离奇地说:他与卡逊“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控制着自然”。
根植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基督教文化,形成于笛卡儿―培根的现代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及事物两方面的对立统一,认为世界是天演竞争,适者生存,强调分析性思维、 理性思维和实验方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高扬人的优越性,大举向自然进攻, 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人统治自然的工具,建设人统治自然的文化,不断加剧人与自然的分离、对立和冲突。的确,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人类中心论”的。现代西方哲学是主- 客二分哲学, 它认为人是主体, 生命和自然界作为客体, 只是人的对象。它强调事物的两个方面, 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这是一种“斗争哲学”。它认为世界是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二)科学技术至上缺乏潜在危害的认识
新科技被研制并广泛使用的年代,人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其潜在的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危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出现第二个重大转折 ― 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解释的巨大成功 ,特别是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问世 ,使人们形成这样一种理念:上帝创造了世界 ,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从此 ,科学主义便走向了它的极端 ,日益确立起科学技术的主流地位 ,形成了近代科学的功利倾向。
近代工业革命吹响了人类全面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号角 ,人类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控制了一个又一个的自然物,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人类被这种征服自然的成功所陶醉 ,感到自己力量无比强大 ,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为所欲为 ,似乎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再受自然的限制 ,可以无限地向自然界索取 ,把自然界看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和可以任意排放废物的无底的垃圾桶。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且日益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的物质文明得益于科学技术获得空前的提高和发展 ,科学和技术成为人们崇敬、赞美和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人武器的大量使用,工业生产、技术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等 ,日益暴露出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人们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和困惑。人们对科学的价值、技术的作用产生了疑虑和困惑。
二、科技不是导致生态环境的危机的根源
导致生态环境的危机原因多样而且复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固然有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有关,但不应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是人为因素所致。全球规模的生态问题向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原先科学曾被理解为在知识的确定性和控制自然界中的稳步前进,但是,现在科学在根本上失去了作为真(True)和善(Good)的唯一载体的思想功能。不同于事实的发现及其应用,科学的新的基础成就必须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必须理解科学在认识上和道德上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生态危机是人类对科学技术滥加利用和对自然盲目征服的恶果,是人类急功近利要求短期行为所引起的严重恶果。我们和科学技术都在自然之中,不是我们选择自然而是自然选择我们;因而,人类改造自然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使其改造自然的结果不超过自然的阈限。环境祸及子孙后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位“两面神”,一把“双刃剑”。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而断言 ,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恶的性质 ,因为这种负作用的产生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造成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是由人研究、设计和利用的工具 ,它本身并无自主力量。而人类在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 ,对一事物和它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的把握 ,对利用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中期和长期后果的分析还不那么全面,那么透彻,还不能完全做到既按人的尺度又按物的尺度进行生产。这是造成科学技术负作用的主要认识根源。科学技术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却是认识、缓解、消除生态危机的可靠手段。首先 ,科技进步为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提供了认识前提、技术手段和物质基础。
三、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范式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自然解放的辩证关系思想对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切实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实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 ,表面上是“天灾”,实质上是“人祸”。追溯历史,环望世界,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过分地从自然中索取,打破了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和谐,当自然向人宣战之时,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无法逃避的生态灾难。地球没有能力支持这种过度消费,摆在现代人类面前的只能是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人与自然恶化而导致的生存的困境。因此,要使人类摆脱眼前的困境,挽救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促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统一就要转变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技术保证。科学技术以更深刻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面貌。这一现实迫使人们特别是一些学者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反思,并且要求认真研究:怎样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又怎样预防和克服由于科学技术运用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负面的有害后果。正是这种社会需要促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应运而生。在英语世界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 Technology and Society)常用英文缩写字 STS表示 ,在国际上已逐渐流传和通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 STS 研究也给予重视和支持。
只有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才能保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共同目标应该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科学技术却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古老中国的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许多观点 ,已经被当代的环境科学工作者所接受。这说明,以真善美相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补充西方科学理性的不足,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 ,始终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不竭的灵感源泉 ,它的人文主义精神与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的相互补充,完全有可能形成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还给人类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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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研究生要考科目如下：
西方哲学史包括现代部分；哲学包括历史和原理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黑客；骇客；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48-02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闪速发展，网络公开化、商业化、透明化的进步，使得一批热爱探索，勇于创新的电脑奇才频频出现，黑客就是其中之一。黑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黑客技术手段、黑客精神、黑客道德等也在发生着变化，自由与责任、报复与惩罚、崇高与卑微、伦理与放纵、个人权利与社会价值等等的体现与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黑客队伍也开始分化、人员变得杂乱，黑客成了新时代矛盾的体现，黑客到底是正义的战士还是邪恶的魔鬼，这就要通过哲学的分析，对黑客现象作一个辩证的解释。
一、黑客事件及黑客概念
事件一：AdrianLamo是历史上五大最著名的黑客之一。Lamo专门找大的组织下手，例如破解进入微软。他经常发现安全漏洞，并加以利用，然后告知企业相关的漏洞。
事件二：2011年6月，美国花旗银行证实，该银行系统日前被黑客侵入，21万北美地区银行卡用户的姓名、账户、电子邮箱等信息可能被泄露。
事件三：2012年4月20日，中国黑客攻击了菲律宾大学网站，并将“黄岩岛是我们的”等文字打在黄岩岛海域地图上。据菲律宾媒体21日报道，有黑客攻击了中国数家网站，同时打出了与中国黑客针锋相对的文字。
从这简短的三个事件来看，的确让人对黑客这一特殊人群捉摸不透，人们对黑客行为、黑客现象的评价也就会产生褒贬不一的看法。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黑客的诠释也各不相同，经过总结和归纳，我认为黑客有广狭义之分。
广义黑客：狂热地探究程序奥秘并能独立撰写程序，精通计算机语言和系统操作，依靠自身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和强烈好奇心、创新力去寻找网络中所出现的漏洞和安全隐患。有一帮黑客人群发现漏洞后，立即通知该网站管理员对其漏洞做修复，对网络安全起保护作用，不去破坏计算机系统和互联网的正常运行，被称作真正的黑客（hacker）。而另一群黑客发现计算机系统漏洞后，立刻入侵搞破坏，窃取他人隐私、机密等重要信息，有这种不道德、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的黑客称作骇客（cracker）。
狭义黑客：主要是指骇客。利用对计算机的精通和运用，然后对他人电脑进行入侵和破坏，对他人造成人身安全、财产、名誉等危害。现在大多数人已混淆了真正的黑客含义，即把骇客当黑客。
要想了解黑客、研究黑客，绝不能仅着眼于黑客行为，而必须要埋头探究黑客现象背后的本质，认真解读黑客伦理精神，深刻总结出黑客的人生观、价值观，走进他们独有的哲学世界。批判地接受黑客给信息时代创造的有价值的科学技术和思维方法，客观地摒弃黑客给信息时代遗留的败俗陋习和功利思想。
二、从黑客现象中引发的哲学思考
黑客一会儿是网络安全卫士、一会儿又变成破坏分子，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里，他们运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对自己、他人、社会及整个世界做出抑或好抑或坏的事情，辩证地看待黑客现象，就不难引发一些新的哲学思考。
（一）网络黑客的存在对社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
黑客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你防范网络安全漏洞时，你是网络安全人士；当你攻击别人时，你就是攻击者。和一切科学技术一样，黑客技术的好坏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漏洞的不断发现促使产品开发商修补产品的安全缺陷，同时也使他们在设计时更加注意安全。
只在计算机系统中驰骋已不能满足现如今的黑客了，他们已把视野投向社会各个领域，微电子技术、遥控技术、生物技术等，且这些技术大多是处于前沿的高新技术。由于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多样性和军民兼容性，决定了网络战手段的多元性。其中，黑客的技术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怎样使用这柄双刃剑，是个难题，但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未来的战争注定是电子战、科技战，黑客是中间一个不轻的砝码。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反黑客技术和手段，一方面又要提高自身的黑客技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这个道理。
技术在提高，社会在发展，给黑客提供的技术手段和实施能力越来越强，从而也发展和壮大了黑客力量；黑客能力越强，各个领域的管理者、监控者就越会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能力和措施，从而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带动了社会安全发展。总之，黑客这把“双刃剑”我们要控制好度，时刻警惕越界。
（二）科学技术的进步应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努力做到最完美境界——同步发展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就像工业时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腾飞，不惜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来塑造鼎盛的工业年代，之后物种加速灭绝，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以致影响人类自身生存发展。先发展，后治理还是先整理，后发展的问题由此而产生。所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乃至等到严重畸形不堪的时候才来想办法解决。
如今的黑客已是骇客兴风作浪，在恶作剧、无知、间谍、金钱、利益、报复等等的驱使下，过分依赖，崇拜技术，被技术理性异化而无视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诱发了道德危机。对技术应用的过分越轨使用导致道德沦丧，而没有在对人性，道德这方面考虑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最终导致了道德意志的淡漠和道德判断的弱化，造成道德的困惑。表面上看是技术和社会状态对人的挤压和异化，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个有待重新审视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人类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之时，也同样给道德伦理带来消极的副作用。所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应互相调适，相互规范，以达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人们总认为，真实的世界单调而乏味、压抑而拘束，虚拟的世界丰富而有趣、轻松而自由，于是把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不认可、不优秀、不尊重等情绪投入或发泄在虚拟世界中，殊不知，虚拟的网络世界也会反作用于真实的社会。通过对诸多黑客现象事件的思考，我们应看到其现象背后的黑客本质、黑客的哲学世界。黑客文化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对于积极方面，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对于消极方面我们应该重塑黑客精神，规范黑客行为，因势利导，使黑客行为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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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文环境 科学技术发展 新李约瑟命题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umane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as an engine to pus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on their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ality， if we want to achie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must innovate humane environment factors constantly through the art and humanities， cultural traditions， ethics and value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any other complex， so as to ele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e environment to the key position.
Key words human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Needham Thesis
1 “新李约瑟命题”带来的深思
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伯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谜团，是由英国皇家学会（FRS）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扯力、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国为人类科技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近代科学成长发展于欧洲文明。
在2007年的伦敦DEMOS会议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重提李约瑟难题，继而抛出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有无可能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这一“新李约瑟命题”比 “李约瑟难题”更难回答，即一是要对中国的科技现状进行分析，二是要对科技革命进行预测。要准确判断中国既成的科技现状并进而预测科技发展的趋势，首先应分析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即包括由科学技术规律所决定的内在因素和非科学技术规律所制约的外在因素。
2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因素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因素中，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及政治、经济因素极具速效且显见，但是对科学技术长期的潜在的推动力和制约力难以估量，是巨大且意义深远的。
2.1 人文环境的界定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在自然与历史的演进中，随着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哲学、文学、艺术等为代表）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下而形成的长期、自然、平等、宽松的环境。
2.1.1 人文学科的建立
以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内容的人文学科是人文环境的思想基础，它对社会和文化艺术中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谓新学科诞生的酵母，不仅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孕育提供创意的温床，更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思想障碍，提供思想武器。
2.1.2 地域性文化传统
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最终积淀下来的是带有显著地域性的观念形态，代表着该地区人们的人格性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精神风貌等等。地域性文化传统通过三个渐进的方式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直接地以传统文化内生的逻辑模式阐释客观世界。这使得以两极矛盾同一体系下看待世界的东方文化重整体、重演化，而以结构量化的理性来看待世界的西方文化重结构、重抽象；二是，以世界观衍生的思维模式探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逻辑思维的构架之上，而思维模式包含于世界观之中，这导致崇尚经验的东方文化演进出直观、综合性强的思维模式，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促成了发达的逻辑演算能力；三是，间接地潜移默化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和精神态度进而作用于科学技术的研发过程。深植在科技工作者内心的价值观决定着他们的志趣和追求，不仅左右工作时的事业观、道德观、功利观，更反映在个人对待科技工作时的内在精神。历史已表明，古代中国对仕途的追求和对民间“奇技巧”的嗤之以鼻极大地扼制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科技史上的没落，而欧洲文艺复兴后，西方对怀疑精神、冒险精神、求实精神的极大阐扬则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孕育。
2.1.3 价值观念
从被动认识到主观意向，从内在决策到实践行动，价值观念作为转化的中介桥梁，是个人或群体关于客体相对主体需要是否具有意义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表现为好与坏、对与错、提倡与反对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科技政策所制定的目标和方向正确，可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停滞或倒退。日本提出的从“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的科技政策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正是宏观导向的积极例证；微观的导向作用则反映在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中，提倡科技的同时正视科技的负面效应，才可能营造推动科技良性发展的人文环境。
2.1.4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包涵哲学素养、艺术素养、历史素养、法律素养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进而影响科技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使科技工作者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精神，最终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科技工作者哲学素养的高低程度直接决定科技工作者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使科技工作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活跃的思维和更多元的角度，而且有助于陶冶情操、磨练意志，使得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追求，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甚至可以激发科技工作者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而决定其创造性能力的高低。因此，人文素养的微妙差别往往指向的是迥异的科学发展轨迹，甚至于引起科学技术的变革。
2.2 “汤浅现象”中的人文环境因素由图1可看出：科学中心转移的时序依次为：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30-1920），美国（1920-至今），这表明：当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产生的重要科技成果超过全世界总量的25%，就可认定该国家是当时世界科技活动的中心，这一持续时期被称为科学兴隆期，平均长达80年。
“汤浅现象”中阐述的科学中心转移过程有很强的突变性，原因涉及社会大系统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和耦合，其中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文化的震荡所带来的文化张力是促进科学技术变革和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在平衡或超稳态特征的人文环境中，科学的发展也相应地平稳但发展步伐却极为缓慢。只有当人文环境表现出某种动态特征，即文化体系和结构产生大幅度激荡，新旧环境相互碰撞并与产生的文化张力相耦合，才会导致科学技术的革命式跃进，形成并发展一种孕育在新型人文环境下的科学技术。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主张平等人权、思想自由，并且这种文化的激荡最终引发哲学认识领域内的文化张力，突出体现在科技工作者重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上。
3 人文环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
纵观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结合“李约瑟难题”和“汤浅现象”所揭示的共性，可以看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当所处时代的人文环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时，文化的激荡将直接导致对旧有环境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带来的直接后果将为科学技术活动注入全新的精神和思想动力，进而引发科学技术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科技事业的腾飞，必须不断地通过变革文化中的阻碍成分引发文化张力来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环境的革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科学技术渗透到人文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结构，促使形成新的人文环境；反之，人文环境的新旧变革又会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发展。
4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从未脱离过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影响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各要素在其领域内营造着有效、和谐的氛围，合力开辟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
4.1 人文环境的发展趋势
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有赖于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盛，有赖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有赖于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提升。如商品中知识含量特别是人文含量的增加、技术中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企业中具有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招聘，文化产业中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等等，普遍反映着现代社会中明显的人文特征，即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化。人文环境一改往日的辅、被动性角色，从潜在力量积极转化为主导力量，使得当代的科技发展中不仅有科学和技术的向度，而且有知识和人文的倾向，人文资源将毋庸置疑成为更具高价值、更具创造力、更具战略性的可开发资源。
4.2 未来科技革命的趋势
“汤浅现象”曾以平均80年的科学兴隆期来预言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将终止于2008年，贝尔纳曾预言苏联将会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科技中心。现实表明，美国仍然处在尖端科学技术的前列并领导着全球的科技发展方向，而继承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其政治经济秩序方面远未达到稳定阶段，更不用提何时能成为全球科技的中心。审视现状，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比以往任何时期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但同时也得出一项结论：研究近代科学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已经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格局一体化的今天，仅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主导世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科学技术活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霸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所以，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若借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思想，则未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与政治趋势互相影响，将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面下解决科学技术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问题，有效地营造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关键。如前所述，中国在近代没有保持住科技的优势并孕育出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人文环境的不协调所导致的观念和文化的滞后、学科设立的缺陷、科技工作者素养和能力的落后以及科技体制的制约等等都是问题的症结。如同“李约瑟难题”是后人对中国科技史的反思，“新李约瑟命题”不可以再度覆辙，中国必须严肃对待自身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在经历了6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要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存在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只谈科技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人文的因素，将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摆在首位，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创新、学科建设的创新、教育体制的创新、人文素养的创新、战略政策的创新等等为科学技术的前进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保证，并且将人文因素融入各个领域统筹看待，把构建人文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提升至事关成败的关键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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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
(1)作为表达的模型 李大超
(7)杜威实用社会知识论的批判理论探究 刘宽红
(13)巨人的对抗——作为笛卡尔反驳者的莱布尼茨动力学初探 吴童立
(21)集体行为的意向结构——评塞尔的集体意向理论 戚陈炯 丛杭青
(27)关于动物道德地位的伦理辩护 黄晓行 李建军
科学技术史
(33)近代中日生锑冶炼技术的比较研究——兼论技术转移中本土技术与外来技术的关系 傅建球 潜伟 徐运保
(40)赫胥黎与自然选择 柯遵科
(47)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动因新考 付邦红
(55)两次前后中西火炮“模数”研究 刘鸿亮
科学技术社会学
(61)关于技术争论及其解决方式的社会学探讨——基于“f滤波器”标准化案例的经验考察 苏俊斌
(69)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会的兴起 王国强 张利洁
(77)物联网应用的安全与隐私问题审视 沈斌 刘渊
科学技术文化学
(84)海伦·朗基诺与唐娜·哈拉维的知识观比较分析 郭丽丽 洪晓楠
(89)蒙文医学科普图书调查研究 包红梅 刘兵
(96)维新思潮中科学的形上意蕴 李丽
人物评传
(100)中国近代物理学家张贻惠 白欣 翟立鹏
学术评论
(107)关于当代生命科学研究对象的划界、分析与表征的讨论 杨仕健
学术信息
(113)第十五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综述 洪晓楠 李文娟
(116)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科学技术文化研究——第八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劲
(119)《自然辩证法通讯》第三次编委会会议综述 李斌
(121)跨学科视野下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学术研讨会 征文和第一次会议通知 无
(122)《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1—6期）总目录 无
无
(124)summary 无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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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逐渐发展，人们对精神世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是创造精神文化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更新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方法。
关键词：
现代科技；技术发展；价值观念；更新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十分重视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因此它不仅能够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与此同时还能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因此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出了崭新的价值观念。
一、科学技术对价值观念更新的重要影响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认识论价值功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更新传统的科学理论，属于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和认识真理的过程，这对于更新价值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物理科学发展的早期，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发现了地上的运动规律、著名科学家开普勒发现了天上的运动规律，这些理论主要都是从牛顿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与此同时也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运动的错误观点。这些都说明当物理常识科学技术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价值观念、认识理论的更新。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人的价值观念[1]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这主要体现在天文系统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宗教观念的看法。例如：在很早之前，人们都盲目的认为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观点和错误是十分错误的，而且已经成为宗教思想思想的通知工具，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价值管理体系。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当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到整个天体的时候，并且证实了传统的宗教思想是错误的，这种震动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个体现象的认识不再是孤零零的，而是构建了世界新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念。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人的价值判断方法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的研究和出现，能够更新人们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当这种科学方法成为统治阶级的理论系统的话，则会从根本上变革人们的价值判断，支配者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例如：培根、笛卡尔、以及牛顿等人研究发现的机械宇宙理论，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为，从整个宇宙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构成世界的重要元素，并且向机械那样有序的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运行。其中笛卡尔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图形、数学、声音等部分组成，而且都能够用数学公式和数学原理进行计算和解释，从而推测未来。又如：牛顿的三大定律告诉人们只能按照机械的世界观念去看待社会的发展，尽管机械科学技术是冰冷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强调物质运动必须符合规律。这种机械理论了传统宗教的认识误区，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更新了价值观念，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强调要全面、科学、系统的去看待一个问题，要求人们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实践，从而用整体的、系统的价值观点去看待问题[2]。
（四）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价值体系的构建科学技术能够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然后作用于社会意识，从而促进了价值体系的构建。例如：20世纪的量子力学，已经成为最新的科学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机械主义价值观念的形而上学的不足，极大的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构建了科学的价值体系。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价值观念的表现
科学技术是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技术手段，科学理论一般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科学技术、专业技术三种形式，其中基础理论主要是应用于某一个专门的发展领域，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基础；科学技术主要是指在发明创造、科学管理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专业技术手段；而专业技术主要是指具体适用于某个领域的科学技术。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价值观念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价值观念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人们要逐渐适应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更新，然后认识到其必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变，从而影响和更新人们认识程度、价值观念的改变。例如：正如未来的哲学家马克思所言“：蒸汽、电力的发展甚至比革命家更加危险”。又如：恩格斯所言“：没有机器的生产就是没有运动的发生。”这种夸张的说法证明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的变革都是由科学技术产生的，科学技术创造除了公路、汽车、火车等机械，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运动等革命的发展，随着这些科学技术的产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更新了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价值文化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价值文化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新了价值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价值文化为科学技术的更新提供了思想指导。例如：在远古人类时期，科学技术的影子是毫无踪迹的，经过上百万年都没有科学技术的创新，但随着社会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价值文化的不断发展，它逐渐引导了科学技术的创新。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改变人们的机制文化，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创新人们的生活模式、构建新的价值文化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属于一种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和更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3]。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它在满足人们物质世界的需求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发展演变的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都会引发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在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还更新了人们的机制观念。由此可见，我们应该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变革的技术上逐渐转变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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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期，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它深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其核心;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诞生了众多学术流派。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正是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发展的。基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学者们提出了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形成了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理论框架。纵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史，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雏形。研究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对我们认识现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现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古希腊神话呈现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端倪
古希腊神话折射了当时人们朴实的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朴素的科技伦理思想。马克思说过:“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古希腊罗马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把对自然征服的渴望寄托于想象。神话中的神和英雄就是由想象创造出来的征服自然的化身。人们借助神话中神和英雄的力量达到征服自然的愿望。而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是征服自然的杰出代表，这些神话故事反映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征服自然的事迹。
1.赞扬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精神
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一准则最初体现在古希腊神话中提坦神普罗密修斯盗取火种送给人类的传说中。普罗密修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自然，违抗了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种。这引起了宙斯的愤怒，于是宙斯命令火神赫淮斯托斯和强力神克刺托斯以及暴力神比亚将普罗密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峭岩上，让鸳鹰每天啄他的肝脏，直到后来被大英雄赫刺克勒斯解救出来，才重获自由。普罗密修斯在明知盗取火种会触犯禁令的情况下，仍不顾个人安危，要为人类送去福社的行为，正是古希腊人对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精神的颂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火”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代表了一种知识技术，学会了使用火，就学会了改造自然的重要技艺。普罗密修斯盗火的行为，正是科学技术征服自然造福人类的最初体现。
2.歌颂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道德品质
古希腊神话中很多故事都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勇于献身的科技道德品质。赫刺克勒斯的传说便是典型代表。赫拉克勒斯在婴儿时代就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当两条毒蛇爬向他母亲阿尔克墨涅时，“他两只手各握着一条蛇的脖子，用力一捏，就把它们捏死”。在他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抵制住了“堕落的享受”女神的引诱，接受了“美德”女神的劝诫，“他决定走‘美德’的路，而且不久就有一个使他为善的机会”，只身去喀泰戎山猎杀凶猛的狮子。为了给人类带去幸福，他接受了国王欧律斯透斯的苦差，要完成困难重重的12件大事。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做到了，最终升格为神。赫刺克勒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含义深刻，他的事迹是古希腊人同大自然不懈抗争的一个缩影。他勇敢机智、坚毅不屈，为了人类的幸福，勇于献身。这些勇敢的行为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在改造自然中高尚的科技道德品质。
3.体现出征服自然团结协作的优秀思想
团结协作是科技道德规范之一。这一规范在古希腊神话中有充分体现。比如伊阿宋为了恢复他的王位继承权，被他的叔叔拍利阿斯要求去取金羊毛。获取金羊毛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伊阿宋在造船手阿耳戈斯的帮助下造了一艘叫做“阿耳戈”的大船，然后邀请了希腊著名的英雄来参加这次盛举。这些英雄们为一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互帮助，团结协作，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金羊毛。又比如，在墨勒阿革洛斯猎取卡吕东大野猪的故事中，他召集了众多的英雄来完成此事。在整个打猎过程中，“有些人布置网罗，有些人放出猎犬，别的人又寻觅野猪的脚迹”。不管是著名英雄，还是普通猎手，人们各有分工、彼此配合，为人类除去了大害。由此看出，古希腊人在同自然斗争中，是十分推崇团结协作精神的，不管你是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都要在团结协作的前提下才能退到征服自然的目标。
4.倡导征服自然的创新精神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也是科技伦理思想的重要准则。古希腊神话故事中已经朴素地反映了这一科技道德思想。在拍耳修斯的故事中，他奉父命去割下众怪之父福耳库斯的第三个女儿墨杜莎的头。墨杜莎是一个头上盘着许多毒蛇的怪物，谁看见她，就会立刻变成石头。拍耳修斯从赫耳墨斯那里借得了青铜眉碗当他来到墨杜莎熟睡的地方时，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发挥创造精神想到了一条妙计。他背对墨杜莎站着，将青铜盾举起，从发光的盾牌中看见了墨杜莎的形象，于是趁机割下了墨杜莎的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能够勇于创新。
二、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技术具有直观性、经验性、猜测性的特点。当时的哲学家探讨有关科技道德的问题，只能出于对自然界直观的、经验的认识，那时的科技伦理思想，更多的是散见于当时哲学家、科学家的各种论述中。
1.数是道德的根源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一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既然数创造出了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万物，因而道德也是由数创造出来的。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关于数的哲学体系中，数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代表万事万物的本质。数被抽象成脱离客观事物并先于客观事物的存在，一切客观和非客观的东西都是由数而生。因此，道德也必然以数为基础，在本质上是数的派生物。正如徐少锦先生所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建立在对数的神秘理解基础之上。他把数与道德联系起来，企图从数学知识中引出道德知识，用数学说明道德。”毕达哥拉斯把道德归属于数，蕴含着以数为代表的科学知识派生出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2.美德即知识
苏格拉底比毕达哥拉斯前进了一步，提出“美德即知识”。他说:“我们不是说美德是一种善吗……但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他认为美德和知识是一致的。他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只有具有知识，才具有道德，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是以是否有知识作为依据的。他所指的知识既包括道德知识，又包括自然知识。罗国杰先生认为:“他把科学的真知和道德的真知看作一回事—都是知识”。苏格拉底所指的正义和道德行为的内涵，已经由对人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要求扩展到了泛指一切事物美好的本性。正义的事和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善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美好，选择去做它，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是道德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能去做正义的和道德的事。一切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技术、经验都可以称为技术知识。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不会认识到善，更不会用善的知识去为人类造福。因而知识是与善联系起来的。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而他肯定了知识的道德功能，认为愚昧的人没有道德，只有具有知识的人才有道德，知识是美德的基础，美德从知识中来，知识与美德具有同一性。苏格拉底看到了知识对道德的作用，但也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这是不足取的。
3.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与发展。柏拉图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善的理念是一切的基础。他说:“这个给予认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认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是好东西，但它却是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科学是对真理的理性认识，也是由善的理念派生出来的，科学和真理是从属于善的理念的，善的理念比科学和真理更有价值。他强调:“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多次，说善的范型是最高的知识，所有别的东西，唯有利用善的范型，才能变为有用和有益的……没有善的范型，则其他任何的知识或财产，都于我们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没有美和善的知识，一切其他事物的知识有任何的价值吗?一定没有。”从柏拉图关于科学、真理和善的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没有善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没有任何价值。
4.自然是决定人快乐和幸福的根源
德漠克利特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德漠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认为灵魂和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他从唯物主义的路线出发，解释自然规律与人生伦理的统一。他认为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他说:“太阳和月亮是由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光滑的和圆的，灵魂也是由这种原子构成……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德漠克利特从原子论出发为自然观和伦理观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他认为宇宙是和谐的，是因为构成宇宙的原子分布是平衡的。伊壁鸿鲁继承了德漠克利特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性质，而是生活在对那些关于宇宙的寓言所说的事的恐惧之中，对于这个人来说，排除对所谓最主要的事物的畏惧，就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没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就不能享受无疵的快乐。”他明确指明了一个人如果不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就认识不到宇宙的性质，认识不到自然规律，因而无法从宇宙的变化规律中体会到人生的快乐。这就是说人应该去积极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规律，获取人生的快乐。
卢克莱修进一步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说:“是一个希腊人(指伊壁鸡鲁)首先敢于抬起凡人的眼睛抗拒那个恐怖。”他认为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他在《物性论》里论述了物的存在本性与道德的关系，认为物质是永恒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说:“竟然看不见自然为她自己并不要求任何别的东西，除了使痛苦勿近，叫它离开肉体，除了要精神享受愉快的感觉，无忧无虑。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有形的生命所需要的东西根本很少，只是那些能把痛苦去掉，又能撒下一些欢乐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只是为了人们精神愉悦，而并不要求别的东西，如果人们追随自然的本性，就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财富。人们之所以出现道德缺失行为，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没有从构成万事万物的原子运动中理解幸福的含义，自然规律与人的道德相互联系，人们只有理解自然万物的运动规律，才可能实现精神的愉快，获取人生幸福。
5.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不同意柏拉图把善当作是科学技术的来源的观点，而认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他说:“每种技艺，每种学科，以及每种经过考虑的行为或志趣，都是以某种善为其目的。”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的行为的目的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他说:“由于行为，技艺、科学的种类繁多，所以它们的目的也种类繁多。”这里，人的行为不仅指一般的人类行为，而且包括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行为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技艺、科学，而这些技艺和科学通过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表现出种类繁多的目的。技艺、科学的目的与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而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求善的。这就是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技艺、利学的目的也是直求善的。
6.重视科技道德修养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修养。德漠克利特提倡勤奋好学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成能干”。他认为要敢于说真话，提倡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说真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他甚至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刻苦钻研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明确地提出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一个坦诚的人，一个爱真理的人，他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是真实的，而在差距悬殊的事情中就更为真实了;他唾弃虚假，不但因为它是可耻的，并且因为它本身。”亚里士多德提到的“爱真理”、“真实”、“唾弃虚假”，即是说人应该热爱真理，应该求真务实，不应该弄虚作假。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面对攻进城里的罗马士兵利剑仍然进行数学研究，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惧色，不幸被杀害，体现了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这种献身科学的科技道德精神，是他良好的科技道德修养的表现。卢克莱修也强调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他说:“还必须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和面貌。”这里说的用推理认识天的规律，指的是科学家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按照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要有求真务实的科技道德修养。
三、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是依据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界的质朴认识，围绕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展开论述的。每一个流派对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都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从探究科学技术与道德的根源上，还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目的上，都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
1.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贯穿这一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始终
纵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探讨贯穿该时期科技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
最早认识到科学技术与道德有联系的是古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他看到了科学技术中蕴含的善的意义。在泰勒斯的雕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去寻求一种唯一的智慧。去选择一种唯一的善”。这里“寻求智慧”与“选择善”是统一的，“寻求智慧”也就是寻求知识，包括寻求科学技术知识。这即是说寻求科学技术知识与选择善是一致的。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德漠克利特的“原子是决定人生怡然自得和幸福的原因”、伊壁鸿鲁的“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和卢克莱修的“认识自然运动规律是理解幸福的前提”等观点，说明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至始至终都在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2.从不同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都以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1)从根源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从数是道德的根源上说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该学派认为宇宙万物由数构成，由此推论道德也是从数中产生的。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数”是潜在的科学技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和谐的数目，数目本身就包括了各种各样和谐的特性，它派生了道德。柏拉图是从善的理念是科学和真理的来源上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善的理念是超脱一切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之外的世界的本原，是知识和真理产生的原因。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派生出科学技术知识。他说:“科学和真理可以认为像善，但还不就是善;善比科学和真理有一个更高尚更荣誉的地位……善必定是不可思议的美，它是科学和真理的作者”。柏拉图将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都归结为一个虚幻的善的理念，这是错误的。
德漠克利特是从原子的运动变化是道德的来源上解释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世界的本原，灵魂、精神、意识和道德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鸿鲁是从自然科学是人获得快乐的根源上阐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就不能享受无暇的快乐。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鸿鲁的思想，他是从自然运动规律的角度出发阐明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他探讨了自然的本性与道德的关系，从自然运动变化的科学规律中看到了道德的意义。
(2)从目的的角度探讨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从思考科学技术追求的目的出发，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观点，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和善的关系问题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明确提出来，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的角度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前进了一步。以往人们即使提出二者具有某种联系，但论述得较为粗浅。“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就较“数是道德的根源”以及“美德即知识”更加明确，更加理论化。因为不管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还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论述，都是潜在地指科学技术，但还不明确，不具有确定性。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使这一理论规范化、系统化了。
亚里士多德还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有一个超脱一切客观存在的抽象的善，它派生一切。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善，这个善是客观的，并非抽象的。他说:“善对于每一种事业或每一种技术看来都是不同的。战术的善不同于医术的善，其他各种技术也莫不如此。”他提到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合理性。他还将善和幸福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善的顶点是幸福，善的生活、好的行为就是幸福”。他将幸福作为“行为善”的归宿，即在改造自然的科技实践中去追求善，才能达到幸福。这就抛弃了过去那种形而上地论述科学技术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四、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作用
从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道德的根源”开始，后经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后世哲学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思想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雏形。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认为，智慧能使人脱离愚昧无知，能使人行善避恶，知识和道德是统一的。他说:“道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目的，是一切科学之王，因为只有它教导精神善良。”他明确提出道德是一切科学的目的，即是说科学技术是追求善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科学技术以善为目的”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理性是正确意志的指南，并使意志得救。为了行善，要了解它;为了避免作恶，要识别它……没有比研究智慧更值得的了，因为智慧能驱除愚昧无知。”由此看出，他强调理性的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没有理性，认识不到善，因而无法做善的事情，理性的人才有智慧，才能做善的事情。罗吉尔·培根将知识与行善作恶联系起来，探讨了善与知识的关系，也可说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的传承。
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自幼攻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深受古希腊文化的熏陶。他认为:“虽然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都是诱导人们的心灵戒除邪恶，并把它引向更美好的事物，天文学能够更充分地完成这一使命。这门学科还能提供非凡的心灵欢乐。”哥白尼强调一切高尚学术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心灵摆脱邪恶并且趋向善良，肯定了一切高尚学术的道德作用。他认为天文学是最有道德价值的，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是善的。天文学能提供非凡的心灵快乐，就是一种道德的行为，是追求善的。哥白尼的这种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时期科技伦理思想的影响。他阅读了许多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等人的哲学著作。他说:“在我每天晚上向我妹妹念的读物里面，有些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卢克莱修这本书对于每个还没有被我们时代的精神所完全征服的人，对于每个能够从旁观的角度去观察当代和评价当代人的精神成就的人，都会产生一种迷人的作用。”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技术应该造福于人类，不能为人类带来灾祸。他强调:“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认为，只懂得科学技术的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为人类带来福社这一伦理原则融人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中，科学技术应当将有益于人类作为主要的奋斗目标。关心人本身、为人类造福，这是善的行为，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应该追求善的目的。他指出:“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晚年积极奔走，为不滥用科学技术大声呼喊。如在对待原子弹问题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呼吁制止核战争、谋求世界和平的《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这些观点和事例反映出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科技伦理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以善为目的。
科技部近日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简称《基准》），来自中科院和高校的8名科学家在科学网和“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联合署名撰文，指出《基准》存在一些“不严谨、不科学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第48条中“知道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违反了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此外，批评者还认为，《基准》把争议性的内容作为科学素质的基准也是不适宜的，如要求公众“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
出现争议在于，《基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制定的。关于科学素质，中国现在认定的也是制定《基准》时引用的定义，即对科学素质的描述性定义：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科学素质的定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识也存在差异。科学素质最早由美国学者赫德在1958年提出，表示个人所具备的对科学的基本理解。后来美国国际科学素质促进中心主任米勒和美国学者肖瓦尔特两者的描述有了某些差异。
米勒提出了科学素质的3个维度：对科学原理和方法（即科学本质）的理解；对重要科学术语和概念（即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技的社会影响的意识和理解。肖瓦尔特认为科学素质是，明白科学知识的本质；在和环境交流时，能准确运用合适的科学概念、原理、定律和理论；采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科学原则一致；明白并接受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关性；对世界有更丰富、生动和正面的看法；具有许多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实用技能。
按照米勒的定义，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这样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划入科学素质的范围内有些不妥，但是，按照肖瓦尔特的定义，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这类哲学内容归入科学素质也勉勉强强，因为简单地说，哲学也就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不过，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写进《基准》，那么中国现代和当代哲学以及西方国家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否也应当写入？
显然，《基准》的内容现在还无法取得共识，但是现在有人批评《基准》，同样是一种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即批评精神，勇于质疑。
因此，关于公民科学素质基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以扩大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