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9: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旅游人类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旅游是一种以生活中剩余的财政计划为前提，以自愿为原则，以休闲娱乐或积累不同经验为主要目标，到异地或“异文化”人群中去体验的行为。[8]从传统的“中产阶级”、“休闲阶层”的专属性活动转变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旅游逐渐成为社会文化变迁一个不可忽视的指标；它对当地的经济、政治、环境、资源、就业、文化交流、管理以及全球化等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课题，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来尝试探讨黔阳古城的旅游开发模式问题。
一. 黔阳古城的由来
黔阳古城（简称黔城）位于湘西南部中断，地理位置东京109°10’，北纬27°10’，地处清江、潕水和沅水三河交汇之处，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古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是湘楚苗地边陲重镇，素有“滇黔门户”和“湘西第一古镇”之称。比云南丽江大研古镇早1400年，较湖南省内的凤凰古城早900年[7]。
黔城镇属建制2200多年的历史古城，战国属楚地，秦为黔中郡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镡成县，县治在黔城。东晋义熙年间（405一418年）废镡成並入舞阳县，舞阳（今芷江）县治迁黔城，並改为镡城。南北朝齐建元元年（479年），舞阳改为潕阳。梁改潕阳为龙檦县。唐贞观八年（634年）龙檦改为龙标县，属巫州，州治设龙标，天宝元年（742年），巫州改称潭阳郡。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更名叙州。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置黔江城，元丰三年（1080年），改置黔阳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黔城是“湘西绥靖处”第四行政督察区专署机关所在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省划为九个行政督察区，黔阳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仍设黔城。1949年黔阳解放，县治搬迁安江，黔城改为乡级镇，1960年改为建制镇。1997年国务院批准原黔阳县与洪江市合并，成立新的洪江市，市治设黔城镇。1998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原黔城镇与黔城乡合并，设立新的黔城镇。[7]
古城历史城区总面积0.8平方公里，城内青石街巷纵横交错，明清建筑比比皆是。原有五个城门，今尚存四门遗址，其中西门又称中正门，其城门及门楼保存完好，门上“中正门”三字系民国时期戴笠所书。黔阳古城民族融合，宗教昌盛。唐代“诗家天子”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经典诗句写就于该城芙蓉楼前。
二. 黔阳古城的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黔阳古城旅游开发现状
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尤为重要，目前黔城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体定位，洪江市旅游局欲将其打造成“中国官道文化名城”。黔城目前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有明清时期的南正街、钟鼓楼、万寿宫、状元桥、老县衙、宝山书院、龙王庙、老爷巷、赤峰塔以及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迹”的芙蓉楼等40多处。其中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黔城古城有8大景观，分别是龙标耸翠、赤宝晴霞、狮滩渔网、鸬鹚春限、蟠龙晓霁、虎山夜月、牛坡樵唱、柳溪烟雨。
古城有着自身的优势资源，如三面环水的秀丽风景带，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楚南上游第一胜迹”之称的芙蓉楼，历代黔阳官宦名人遗址，黔城侗汉文化博物馆群等，已经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黔城的旅游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存在着一些待以解决的问题，如旅游景点过于集中，并未进行合理的整合；未与周边城市的景点联合开发；景区的宣传力度不够等，从而导致旅游人次不多，旅游收入较低，经济效益低的不良现象发生。
（二）黔阳古城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旅游景点过于集中
目前黔城保存下来的文物古迹多达29处，旅游景点比较多，由于古城的面积不大，景点显得过于集中（如间隔不到200米的地段，就有然翔园和芙蓉楼两个景点）。然而，目前的旅游开发并没有将如此多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以至于旅游景区的主题并不鲜明，给人留下的印象亦非深刻。
2.旅游业收入水平较低
黔阳古城的旅游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政府职能部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旅游开发力度欠佳，尤其在打造旅游品牌及宣传攻势上，投入较小，致使旅游品牌效应小，旅游客源不多，旅游业的收入水平较低。目前没有获得官方统计数据，但旅游富民的水平是远远没有达到的。
3.当地居民的积极性不够
当地居民的旅游开发意识淡薄，不愿意参与到旅游业发展中去。大多数当地居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对家乡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年轻一代又常年在外打工，居民参与性较低。
4.交通不便
黔城离中心城市怀化约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外地没有直达黔城的火车，需在怀化中转；长途大巴需在怀化、长沙中转；距离芷江机场有40公里路程。交通的不便利，大大降低了游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宣传力度不够
俗语有云“酒香不怕巷子深”，但这样的说法已然与当今时代的现象不符了。再好的商品都要靠包装，旅游品牌当然不例外。再者，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市场。那么如何扩大客源市场，是旅游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除了要将旅游景点的特色突出，打造旅游品牌之外，广告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黔阳古城的旅游品牌虽然已经有所包装，但是宣传的力度远远不够，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打响黔城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6.人才匮乏
当地居民所获经济效益较低，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在当地发展旅游业；旅游经济收入低，当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缺乏动力，加之当地居民发展旅游业的意识淡薄，虽然设立的景点多，但导游匮乏，导致旅游发展较缓慢。如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开创者）长期不在，大多数自助游的游客，光靠自己游览并不能了解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因而少了许多乐趣，只是匆匆而过，印象不深。即使是芙蓉楼（当地品牌象征景点）的导游给人感觉也是照本宣读，缺乏生动的故事情节，文化旅游的重点是让人了解文化背后的故事，可导游们却知之甚少。
三. 黔阳古城的旅游开发模式初步探析
（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
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为主的旅游模式。黔阳古城可以利用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吸引游客，使游客们在历史文化审美上获得身心愉悦。每种民俗文化均有其独特之处，因此，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深度挖掘该文化的独特性，打造成独特的品牌。现可将民俗文化划分为几个片区来打造：
黔城的历史源远流长，官道文化是其中的一道特色，可作为民俗文化旅游的第一个板块—官道文化区（王家大屋、芙蓉楼等景点）；古城是汉族与侗族文化交融的良好典范，可将其作为民俗文化旅游的第二板块—汉侗文化交融区（现有以然翔园为首的侗族文化博物馆群，汉族文化的代表有博雅居、灶王庙、节孝坊等）；历史上黔城不仅民族融合且宗教昌盛，可将其作为民俗文化旅游的第三板块—宗教文化区（黔城古庙宇众多，今尚存的有万寿宫、先龙坛、文庙等，新建三宝寺讲堂）。这样就可将集中的景点按其特色分片区进行归类开发及管理，达到散而不乱的效果。
（二）生态旅游与体验型开发模式
生态旅游不仅指所有观光自然景观的旅行，而且更注重被览的景物不能受到损失。生态旅游是旅游者以自然和（/或）人文生态环境为吸引物，既满足其旅游需求，又尽量减少对自然和（/或）人文生态环境破坏，并对旅游地生态恢复保护做出贡献的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形式[5]。黔城有着丰富的人文生态环境，如古碑刻文化—芙蓉楼内建有碑廊厅，刊有颜真卿、黄庭坚、米芾、岳飞、赵孟北页、陈梅仙等历代碑刻一百多块，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蔚为壮观，适合研究人员和对碑文、书法感兴趣的人士参观与研究。
黔城有其独具特色的民间戏曲，如目连戏、傩戏、阳戏，其中集艺术、民俗、宗教于一体的黔城目连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可惜的是目前这种戏剧的传承与演出并非常见，当地相关部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且付诸行动，这样不仅可以将先辈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和继承，可也将其打造成当地旅游的一个品牌，使景点增加亮点，从而提高景区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
（三）休闲生活旅游开发模式
现代都市人群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压力都比较大，打造一个休闲生活旅游的景点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在黔城，游客既可观赏古城风光，又能体验民俗风情。黔阳古城已经形成了一些当地特色小吃品牌，如福源小吃的“绿豆面”、蛋卷；游氏兄弟的春卷；老爷巷的小笼包等，在此基础上更应加强对饮食文化的挖掘，打造自己独特的餐饮品牌，创造出可口佳肴系列，用当地特色食品招待游客。因此，根据都市消费者的要求，打造黔阳特色饮食品牌，有助于休闲生活旅游满意度的提高和旅游业收入的增加，同时加大了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四）旅游（交通）线路周边景点开发模式
旅游（交通）线路周边景观开发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为了使游客在旅行过程中获得最佳感受，达到最大效果，将若干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形成“串珠”状旅游景观。[4]旅游线路应着重时空关系，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往往要进行几个旅游点的旅游，因此，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中应根据旅游区特色，形成从起点到终点集食、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串珠”旅游路线，并打造出区域线路的品牌和特色。黔城旅游景点较多，且集中，因此在旅游景点之间、交通线路之间开发具有代表性的景点，与周边城市（如洪江古商城、安江农校袁隆平旧居、托口大坝与十里画廊、雪峰山户外运动等）的旅游景点可共同打造一条特色精品的旅游路线，为游客的旅途带来更多的收获和享受。
四. 结语
旅游人类学所要研究的现代旅游，即作为一种特殊产业和社会现象的大规模群众旅游，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若我们将旅游行为、现象及其文化都置于现代社会之中进行探讨，那么就必须将其与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方式等相联系。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地球村”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等，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很难限制于一个稳定不变的工作场地，许多工作的完成和生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必要的旅行活动。旅游时代正在到来，黔阳古城的旅游开发亦不甘落后，这座承载着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古城，要如何赢得游客的满意度，归根结底在于确立黔阳古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并且围绕该形象，构建丰富多样的特色旅游产品，优化旅游资源配置，打造出特色的旅游品牌，增加游客体验内容，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旅游道路。于此同时，旅游开发的目的是增加旅游目的地旅游收入， 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使旅游发展推动整个地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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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其非常重视文化的多样性特点，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其也存在一些优秀的研究案例。那么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将其作为参考依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旅游文化也是可行的。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与旅游文化学有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学科分野研究，并且在识别出多种旅游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如：均质化、人造景观、麦当劳化、游客凝视、文化真实性、旅游族群性、文化商品化等。其在开展旅游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的解释上。而我国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在旅游文化有关的研究方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并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旅游文化本体认知上，其认为必须要先明确的界定出旅游文化的概念，才能够将其应用具体的旅游文化现象中来，但是始终未能对旅游文化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这也使得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迫切性，并且旅游文化也被赋予了工具性的特点。但是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中产生了大量的旅游文化之实，只是还没有形成名正言顺的旅游文化之名。这也是我国旅游文化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学科研究成果无法通过旅游文化学整合；另一方面旅游实践当中存在的很多案例都没有在文化视野下降进行考察，这也是导致旅游文化本体一直模糊不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的来说，国内外在开展旅游文化研究时，在研究重点及喜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都具有各自的特点。
二、旅游文化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高等旅游教育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具有明确的要求，要求能够明确的界定旅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当前不管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旅游文化一词出现的频率颇高，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随着各项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在寻找一种能够摆脱旅游文化认知困境的方法，于是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来审视旅游文化的方法应运而生，其中以文化人类学视野来探究旅游文化就是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典型代表。
作为一种的特殊的、新兴的文化类型，在开展旅游文化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若是仅仅局限在旅游学的范畴当中开展相关研究，就会导致所给出的认知结果、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促进旅游文化学研究跳脱出当前的困境，在现有基础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旅游文化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该学科当中积累了与文化功能、文化特性、文化内涵等有关的理论体系，若是能够借鉴这些体系，应用于旅游文化的认识、解读与界定工作当中，对于旅游文化学有关研究是非常有利的。在实际的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若是在发生层面来限定旅游文化的外延，那人类学对于文化的传统认知与旅游文化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这就需要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能够从深层次来探索文化人类学与旅游文化学之间的共性，如：结构、功能、内容等方面的共性，这对于确立旅游文化本体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若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不做限定的开展跨学科研究，那么旅游文化就可能与多个学科之间存在联系，如：艺术学、建筑学、宗教等等，这不仅仅容易导致旅游文化本体的泛化，也容易导致出现旅游文化学被多个学科瓜分的现象。但是相对之下，文化人类学对于旅游文化学认知研究的利大于弊。可以说，在文化人类学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当中，旅游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其是在旅游这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之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表征，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指引之下，人们能够实现某一种特殊的功能需求，但是实际情况中，这种功能需求实现与否受到目的地文化及客源地文化的影响非常大。通过旅游文化能够看到人类存在的复杂性，从而对人类的存在状态有一个新的审视，另一个角度来看，要想对旅游文化的产生、形成及演变过程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也可以借助于文化人学的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从中获取一些特殊旅游文化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升华，演变成为与旅游文化客观认知有关的积累。由此也可以看出，旅游文化确实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旅游文化是可行的。
四、结语
关键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田野调查；性别分析；民族旅游
Abstract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social-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began in the 1960’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 lot of case studies have been cumulated. Gender analysis in the social-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en applied since the 1980’s in western countries.Through interviews and case studies, the paper tries to penetrate into the role adjusting of women in the Chengyang scenic spot of Guangxi.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omen were more active than men and benefited a lot from tourism. Men took the role of leaders in tourism managing, which was the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Key wordssocial-cultur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fields work；gender analysis；ethnic tourism
一、性别分析在国内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是旅游人类学的重要课题，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欧洲和北美兴起，研究背景基于当时人们过分重视旅游的经济效应，盲目发展旅游，而忽视旅游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首先将人类学和旅游结合起来研究的使西方学者。一般认为西方人类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记是1963年人类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的论述《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文章分析了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后，居民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1]。20世纪70、80年代，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成为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其中70年代以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进入8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们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发生的影响，并把旅游开发和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使二者更好地互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旅游研究的新热点，于是很多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90年代之后至今，随着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国外学者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应用到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这一课题的研究呈现跨学科、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特点[2]。
性别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中并未引起重视。1994年，威挽（Vivian）等编的《旅游与妇女》是关于旅游与妇女最早的研究专集之一，它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论证了性别分析在旅游研究中的必要性和适时性，强调在旅游发展中形成的性别关系是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发生变化的[3]。爱雷兰(Ireland)通过对英国西南部旅游业发展的民族志研究认为，随着地方传统经济的衰落，妇女在兴起的旅游开发中比男性表现得更为活跃[4]。此后，西方学者们从男女之间的现实权利，行动及资源所有权角度，分析性别在旅游中劳动分工的强化作用等等。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家庭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前提下，分析妇女在其中的角色、问题和需求等。妇女与旅游业发展的密切关系已为前人的研究所揭示，但是国内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真正运用到实地调查的个案还很少见。基于此，本文选择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桥风景区，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察民族旅游在该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分析旅游业对当地妇女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同时对比了男女两性在旅游业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本研究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定性方法研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对研究区域的村民，重点是对当地妇女进行了调查，调查主要采用访谈方式，辅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8-75岁之间。
二、旅游开发与女性的角色调整
三江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是广西唯一的侗族自治县，与湘黔两省交界。程阳景区集民族风情、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和生态环境为一体，是三江县最主要的景区，被誉为世界四大历史名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永济桥就坐落在该景区的马鞍寨。这里曾经十分偏远闭塞，如今包括旅游业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使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程阳风景区在旅游业开发之前，妇女原来只局限于抚养孩子、操持家务或者协助丈夫忙碌于田间地头的种地、收割等农业劳动。当地发展旅游业后，她们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当地的旅游经营业中，她们以出售旅游工艺品、旅游接待、民俗表演等方式加入到旅游行业中。
三、性别分析――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男女两性
1．旅游开发对妇女的影响
据2005年统计，寨子里平均每户人的年收入为5000-6000元，收入的来源包括种地、养殖、外出打工、旅游经营等。程阳桥风景区旅游开发后，当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观。首先直接参与旅游业的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通过旅游商品销售、经营旅馆或民居接待点或者参加民俗表演给自己的家庭增加了经济收入。妇女参与旅游业之后，为家庭增加经济收入之后，家庭地位较以前有了提高，也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曾经封闭在偏僻村寨的妇女来说，旅游业给她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实惠，而且带来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改变，同时扩大了妇女的人际交往关系，增加其视野和见识。
2．两性的差别
两性在旅游业中的差异也是本文关心的内容，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对旅游业的参与意识、参与程度、参与方式以及两性在旅游业中的分工等。
首先，在旅游开发下，女性有着比男性更为敏感的旅游经商意识，也表现得更为活跃。马鞍寨最初的个体旅游经营是形式是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在程阳桥上摆摊卖侗族手工艺品，而当时村寨里除了国营性质的程阳桥招待所有男性参与经营外，极少有个体的男性旅游经营者。从当地参与旅游业的绝对人数来说，即使到了现在，女性仍然比男性多，妇女在表现出比男性更强的参与意识，也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旅游业中。
其次，两性在旅游业中的参与方式表现出性别差异的特征。程阳风景区开发旅游业已有二十多年，目前男性的职业构成仍然以农业劳动和外出打工为主，上文重点提到的当地妇女参与旅游业的三种方式，其中售卖工艺品为女性独有，因为当地传统的观点认为，刺绣、针织这样的事情是属于妇女的，男性一般不参与这些活动。
再者，男女两性在旅游业中的分工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但是又有了新的变化。在程阳景区，夫妻共同经营家庭旅馆，一般还是遵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以位于程阳桥桥头的“游子之家”家庭旅馆为例，丈夫是柳州某中专的教师，空闲时回到马鞍寨经营自家的旅馆，他平时负责到县城或者柳州、桂林等地采购食品原料和各种物品，回到家里清算每天的帐务，负责掌管经济收支情况；妻子负责在家中接待客人，给客人做饭、整理房间等。有的家庭旅馆除了妻子在家外，各种烦琐的家务事有女儿共同参与。除了家庭旅馆经营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之外，程阳风景区的另一种旅游经营形式――民俗表演，其分工也有明显的性别区分。马鞍寨民俗表演队的负责人是两位中年男性，除了负责日常的接待客人或组织表演活动外，也负责表演队的经济核算，表演队平常有一定的开销，如制作芦笙、琵琶、鼓等乐器，乐器每年都要更新一部分。在忙碌于表演队剩余的时间里，他们还经营自己的家庭旅馆，接待游客。在马鞍寨的家庭旅馆中，客人光顾最多的是这两位负责人的家，这自然与他作为表演队队长有较广的人际关系有密切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在三江程阳景区，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业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旅游会给当地带来先进的知识文化和科技，也会带来各种时尚的风气；更重要的是，旅游业的发展会大量地引进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因而当地居民都十分乐意支持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游客能融洽相处，很少发生和游客冲突的情况。由于妇女参与了旅游工艺品销售、旅游服务接待或者民俗表演等活动，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家庭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改变，从而影响家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就目前对程阳风景区的研究来看，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生活领域，走向更广阔的社区，参与到旅游业的运作发展中，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是并未对家庭结构造成很大的影响,家庭的和谐关系也并未受到很大冲击。男性居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在当地的旅游业中虽然对旅游业的热情和参与程度低于女性，但是他们出于家庭实际利益的考虑，对于家里的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领域参与旅游业经营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支持。本文通过对程阳风景区的调查研究表明，旅游业使妇女们走出狭窄的天地，扩大了以往的活动范围，在旅游业经营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同时在价值观、语言、意义体系等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社区旅游中，男女两性在分工不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延伸到旅游业的性别分工中，男子仍然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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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0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课题“旅游业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批准号05FMZ003）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文化;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G8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89-04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and the idea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LI Ling1,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 By probing in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ueness of national sport, the author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ever increasing enthusiasm for resource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Contemplat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by referring to and applying the “stage truth” theory in anthropology, is conducive to grasp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modern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 sport with a broader vision and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so as to meet the time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national culture;resource development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记载着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信仰崇拜及民间习俗等,是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活”的记忆。我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55个少数民族创造了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传统体育活动是民族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但是,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代表西方文明的现代体育强势进入,使我国传统体育在压迫中逐步衰微。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持“开发”发展观。“体育文化搭台、经贸旅游唱戏”的开发模式似乎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发展途径[1-5]。走旅游资源的开发道路是否就是理想模式呢?在旅游开发中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保护的整体和谐?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希翼为保护和发展多元体育文化遗产提供多维视角和理论支撑。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商品化
我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聚集在地理位置相对偏避,交通、信息较为闭塞,经济也不够发达的地区。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保存了延续数千年的较为原始自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各种身体运动和身体游戏在传统的宗教祭祀、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中传承至今。少数民族文化的“奇风异俗”是吸引游客前往贫穷边远地区旅游的动力,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将迷人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打造民族旅游产业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民族文化的旅游开发就是将文化资源进行商品化包装,搬上供游客观赏、体验参与的表演舞台,民族文化的旅游产业化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过程。
民族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器物和风俗两大类[6]。以身体游戏和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应该划入风俗范畴。现代旅游是商业活动,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我们以云南彝族的“阿细跳月”为例,分析民族体育成功商品化的过程。阿细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弥勒、路南、泸西、丘北、宜良等县。在悦耳的口哨声引导下,吹起清脆的黄竹笛,男子弹拨起大三弦,女子则双臂左右摆动,按节拍击掌,同时,换脚跳3步,空中蹬3脚,舞蹈始终保持跳跃状态,由6拍组合成的这种“3步弦”,是阿细人在“火把节”时所特有的欢庆活动。由于这一活动多在月光下起舞,后就被人们称为“阿细跳月”。“阿细跳月”是历届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并登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舞台。云南省弥勒县可邑村是彝族支系阿细人重要的聚居地,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作为“阿细跳月”的发源地,可邑村于2001年起,开发了以“阿细跳月”为主打招牌的民俗旅游。可邑村人将原本在节庆时分才开展的“阿细跳月”进行精心整理、加工,在县歌舞团等专业舞蹈老师的指导下,编排了“迎寨舞”、“欢送舞”、“舞台舞”等表演节目,为游客展示“阿细跳月”的激情和欢愉。标准化批量生产的“阿细跳月”成为可邑村旅游销售中最核心的文化商品。类似的还有贵州凯里市雷山县的朗德苗寨和西江千户苗寨的“跳芦笙”表演,云南石林县城及长湖镇维则村的斗牛、民族式摔跤表演等。民族传统体育一旦被包装成为文化商品后,打包移往他处也变得容易了,散落在乡村山野的民族传统体育登上了县城广场或风景区内的大舞台。阿细人的传统“跳月节”本是每年的阳历4月8日才举行,但为适应旅游市场的需要,红河州政府将每年的8月7~9日法定为“中国・弥勒阿细跳月节”[7]。为市场需要制作商品无可厚非,这是民族文化商品化后不得不接受的市场准入条件。
1865年,世界上首家旅游从业机构“托马斯•夸克父子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这是现代旅游诞生的重要标志。现代旅游的基础是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从精英阶层向平民大众普及的旅游也如同其它现代产业一样,其运行方式是在新的工业制度中进行的。民族旅游业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众多的民族文化、民族生存方式进入世界工业体系的轨道。工业化制造的民族文化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件件标价商品,公开出售。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根,是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识别的表征。出卖文化就犹如出卖灵魂,一向都被看作是十分卑劣的行径,但在市场经济的商品社会,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每天为游客“跳月”的可邑村人,跳出了贫穷,跳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跳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示范村。但对批评家来说,它是民族文化被“迪斯尼化”和“麦当劳化”,是强迫进入现代制度被重新编码、快餐化的过程。其结果是丧失原有的文化功能和真实性,伪文化产品充斥市场,原生文化遭到致命的打击和破坏。许多被包装进入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体育项目,与在原生地的形态完全不同,甚至在原生地已经消亡,令人无比惋惜痛心。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真实性
现代游客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要体验“他者”生活、习俗、传统、仪式等,而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没有哪一个游客会说要看假的东西。因此,文化商品化是否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成为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领略古老纯朴的民族风情,感受原汁原味的阿细文化”这是可邑村旅游宣传中使用最为频繁的词句。游客们不远千里去到民族地区旅游,最重要的就是去体会“原汁原味”的异族文化。国外研究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将旅游者参与民族文化旅游的动机归纳为以下3种:怀旧、体验差异、对真实性的追求[8]。当工业化和商业社会对物质和精神注入了过多非自然的东西时,人们自然而然就有了回归原初的意识和需求。
真实、原汁原味的“阿细跳月”应该是节庆时分才能看到的集体欢娱。当游客在村寨中随时可观赏到的跳月表演,又怎能与“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划上等号呢?真实的文化应该是民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遗产,淳朴而自然天成,无矫饰与伪装,是民族灵魂的根基所在[9]。当由祭火跳月、男女求偶等众多文化内涵交织而成的网络中被剥离出来的阿细跳月,仅以最表浅的活动形式加工、改编成旅游舞台上的节目时,它还是“真实的”阿细跳月吗?像一些被打包移植至风景区进行常年表演的摔跤、斗牛、爬刀山、跳竹竿舞,不仅脱离了原生文化的所有功能,还与原生地也逐渐脱离了关系。失去文化母体的体育活动只剩下花枝招展的僵硬躯壳。文化的商品化就意味着被重复、被炒作,被传承的只是附着在真实文化上的虚幻表层。
真实的传统文化应该是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与本民族的生活及环境息息相关,是构成民族识别的特征。真实文化加上传统,即原生文化的观点却受到了文化变迁理论的冲击。任何文化都处于一种恒常的变迁之中,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10]。将民族传统体育推上商品经济的舞台,是传统体育文化适应当今时代的创新之路。积极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商品化、产业化,在快步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的征途中焕发出生命活力,产生现实的经济价值。学者高呼,鼓动着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对创新的激情。那些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变后站上舞台,比“真实还真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成功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和钱包。例如,2009年5月举办的首届贵州黔东南民族体育旅游节吸引了7万余人次参与。因此,有学者认为:以适应市场需求而加工改良的传统体育文化商品化,可以被看作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变迁。既然世界上没有恒定不变的现象和事物,将“为神灵”、“为自己”而进行的演出,加工成“为他人”的表演,也就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化变迁。而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的关键是,如何在变化中保持住民族文化的“根”。
3舞台真实与民族体育文化
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被商品化后,即从原生地人们的茶余饭后、节庆风俗中脱离开,登上面向外地游客的表演舞台。演员们在“后台”精心准备节目,在“前台”进行演出。舞台上下有着不同的两种人,提供文化商品的演员和购买文化商品的观众。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康耐根据多年对民族旅游开发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舞台真实”理论。民族传统文化商品化后,以旅游产品的形式被当作“真实”搬上舞台,向游客展示。游客看到的只能是“真实”的前台表演。向游客展示经过加工和提炼的阿细跳月舞、朝鲜族秋千和跳板、蒙古族摔跤……虽然与原来有较大的改变,但他们仍保留了其基本内容和形式,将民族文化的精髓展现给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游客。遵循“实践理性”范式的人类学家将舞台上的民族传统文化视为“象征性真实”,而强调保持原始形态的“客观真实”遵循的是“文化理性”的范式。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反复被提及的“原汁原味”,应该只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真实的东西。舞台的真实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现实生活的真实即是民族体育旅游舞台的“后台”。“后台”是维持传统体育活动的民族文化功能与价值的“保留地”。传统体育活动可以作为旅游产品搬上舞台,但维护“后台”的完整性和客观真实就必须将外来者限制在“前台”,传统体育文化才会免遭破坏。由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旅游开发中,“前台”的定义为带有一定商业利益、为游客进行专场表演的展示形态;而“后台”的定义为融入原生地群众的日常生活或民俗节庆中,而非商业性的展示形态。
对于已经加工成日常性表演的传统体育,如可邑村的阿细跳月,在实现旅游开发的成功后,村人是否还在传统的节庆时分继续跳月才是保持传统文化之“根”的关键。像苗族独木龙舟、侗族抢花炮,这样大型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尚难以加工成日常性的旅游产品,“龙舟天天划、花炮天天抢”,在原生地还不太可能。在原生地一年才举行一次的划龙舟、抢花炮是民族隆重的节庆仪式活动,虽然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往观看,欣赏到了民族文化精彩的“前台”表演。“后台”的神秘仪式、传统风俗并没有向大量游客开放,因此较好维持了“客观真实”。对于一些执着探寻“客观真实”的外来者,如研究学者、民俗摄影家、旅游宣传策划人员却挤进“后台”刨根问底。对于这些进入“后台”的特权人员严格遵守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原则,自己只作为旁观者,决不能参与其中或任意改变调查对象的意志和行为,否则将给调查对象带去麻烦和破坏传统文化。如苗族独木龙舟的下水仪式,是由每个苗族村寨唯一的巫师在半夜秘密进行的,就连参与划龙舟的普通划手都难得一见。近年来,迫于改革开放的需要,神秘“后台”向特权阶层开放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一切外来者必须认识到保护“后台”的完整性对于维系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尽可能的不进入“后台”是游客的职责,保护“后台”是研究者和政府的职责。同时,也要让原生文化的持有者认识到这一点,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
4结论
根据人类学“真实舞台”理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源开发问题。面对当前“以利为本”的经济浪潮下,迫不及待地将民族传统体育推上商品经济的舞台,其前景不容乐观。至今为止,国内称得上成功开发的案例屈指可数,众多由政府主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节几乎都是昙花一现。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源开发问题,需要更加冷静和慎重。大多数的民族传统体育都是以身体运动作为表现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载体,是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意蕴的社会活动形态。特别是一些仪式性的体育活动,如苗族的“划龙舟”、侗族的“抢花炮”、纳西族的“东巴跳”、白族的“绕三灵”、布依族的“丢花包”等。这些仪式性的活动或是民族传统祭祀,或是男女青年择偶和集会式的人际交往,或是集各种现实意义和象征的综合性节日庆典,这种非日常性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当地生态文化圈内的产物。如果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加工和改造后搬上舞台,必然导致这种体育文化活动的“原生细胞”死亡。这类带有神圣文化内涵的活动项目不能随意开发为旅游商品,更不能加工为可重复表演的舞台商品。在仪式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可对外开放“前台”供外来游客参观。“舞台真实”将外来者置于旁观者的位置,而不进入仪式活动的文化内核部分。仪式并不是为游客而进行的表演,保护仪式“后台”的神秘性和排他性,才能保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原生价值。
文化本身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那么民族体育文化也就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恒定事物,它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发展。但是,文化的“真实”意味着文化的某些本质特性,即文化的“根”。如果民族文化的“真实”也成为满足利益需求而不断动态变化,那么,民族的特性和“根”也就随风飘散了。全面发展民族文化有助于保证文化范畴的最高、最富于智慧和最永恒的理想、价值观和原则被摆放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位置[11-15]。认识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的相互关系,用“舞台真实”理论指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源开发,有利于我们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和多维的视角对待少数民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以符合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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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旅游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指出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旅游文化，剖析了湖北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湖北省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经济、旅游管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作用。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心理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地学、旅游教育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
文化。对旅游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与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与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4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船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潢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楼同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加大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著.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关键词 旅游 少数民族 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1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正面效应
1.1传统文化得以复归和保持
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激活并得以再生。如：版纳经营傣家乐的傣族妇女们，结合艺术团的歌舞题材，自己编导，自行创作，使许多消失多年的民族歌舞重新在民间流传。旅游开发中，许多少数民族广泛参与到旅游工艺品制作过程的展示活动中，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2旅游社区的少数民族认同凸显
少数民族参与旅游使当地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1.3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萌生
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的广泛参与。在民族地区，旅游参与中的少数民族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意识还不够强烈，对于保护意义的认识也是浅层次的，但毕竟开始保护意识的萌芽。
2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负面效应
2.1民族文化受侵犯
旅游开发使很多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受到打扰，例如，在现代文明没有进驻之前云南丽江摩梭人可谓是安居乐业，在旅游开发逐渐升温后，其传统的日常生活被打乱；大量的民族文化遗址、遗迹遭到破坏，由于长期接待来访旅游者，照相机的闪光灯、游客的汗水、呼吸，使很多地方历史古迹的原始风貌例如壁画、精美图案和雕像受到腐蚀甚至其存在寿命受到威胁；开发商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随意毁坏民族建筑和文化场所等。
2.2民族文化庸俗化
许多旅游景区为了金钱，拉客宰客、对于游客围追堵截，商品质次价高，份量不足、数量不够，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等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使得民族旅游区铜臭味弥漫，民族社会淳朴的民风受到污染。在民族旅游的文化演示中，为了满足民族旅游者的猎奇心理，故意追求文化的落后与原始，把一些已经被摒弃了的封建迷信活动和陈规陋俗展现出来，民俗风情旅游脱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环境，大大贬损了民族文化价值和旅游形象。
2.3民族文化浅表化
许多游客其实没有真正理解文化内涵，从民族旅游的特质来看，民族旅游产品实际是文化符号。只有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旅游者才能够欣赏到其中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否则很难实现其旅游目的。但是，对于绝大部分游客而言，对于民族文化中不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宗教方面，不容易感知。
2.4民族文化过度商品化
旅游规划者为了使景区快速发展，获取收益，经常会出现歪曲展现原生文化的现象，冲淡了民族传统文化氛围，失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大大弱化了其真实性。 民族文化符号过度商品化，如：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服饰、节日、礼仪、饮食都是其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以及审美意识产物。
3注重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
在现代旅游业发展异常迅猛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
一是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居民进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的普及性教育，提高保护的自觉性。人们已受到破坏自然环境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惩罚，如果不注重保护文化生态，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则面对的是文化资源减少、文化生态被破坏的恶果，其危害绝不亚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二是加强对游客的教育和管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游客参与性强。游客又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故在旅游过程中，应对游客加强管理，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学会尊重当地人的传统与文化。
三是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趋同现象，当地政府作为管理者，可以利用其职能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引导少数民族文化的正态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促使他们自觉地去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四是建立科学完善的保护机制。对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蒙昧、落后、不能适应时展、即将消亡的文化，实行静态保护方式，即运用现代科技，通过保存实物、影像等手段，用建立民族文化旅游博物馆的方式加以保护。此外，要进行动态的保护，即对其可以赋予时代精神与新的内涵加以整合，在政府有关部门引导、相关专家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对其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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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旅游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指出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旅游文化，剖析了湖北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新问题，同时提出了湖北省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策略。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功能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续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经济、旅游管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功能。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新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闻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摘要：“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探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探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和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摘要：“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心理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和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摘要：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和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功能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探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地学、旅游教育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功能。其次，旅游文化是在和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探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和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新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向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和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目前状况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和资源开发的匹配目前状况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非凡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和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策略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调查探究，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非凡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楚、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新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心得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探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和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和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关键词:黄姚古镇；建筑艺术；影视人类学；保护；调查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都市人在饱受了现代都市的刺耳喧嚣之后，开始向往乡村田园的宁静与清醇，品味传统文化的厚重与绵长。因此那些素有“诗意的栖居”的古镇，逐渐成为了人们旅游休闲的家园。作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注：根据《环球游报》“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评选活动结果，2005年12月-2006年4月。]之一的黄姚古镇，同样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所以如何保护古镇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古镇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并使其得到赓延和阐扬,是古镇面临的严峻现实。
目前，在全球化、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族群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社会变迁中已很难保留原生态的族群文化。幸而黄姚古镇地处偏僻,比较完好地保留了小镇的聚落结构、民居建筑及人文景观等。
一、古镇建筑的保护现状
黄姚古镇地处桂东，建于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 形成于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兴于明末清初。因居民以黄、姚两姓为最早居民，故取名黄姚，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古镇存活下来了，给我们留下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笔者既致力于学理的探究，同时也希望族群传统的审美文化能够在现代文明重组和充满审美氛围的美好境界的建构中得到赓延和阐扬。但目前只是一种理想，因为受族群文化认同、时尚思想等制约，族群内部“文化持有者”暂时无人领会其建筑艺术的文化底蕴与艺术价值，抑或因浸润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抑或趋同心理作用，难免会出现价值判断的盲点，而去追随“拙劣幼稚的，所谓西式楼房”[注：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1-3页，“代序”部分。]。所以，在族群内在传承动力未激活的情况下，古镇建筑艺术的保护令人忧虑，其中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不外乎是：第一，许多居民搬出古镇，房子空闲，缺失了人气，也就没有了灵气，给人“此地空余老房子”的感慨。同时也加快了房子的霉变速度。第二，景区内添加附加设施，损害古镇自然环境的和谐。第三，周边修建风格不同建筑，破坏古镇“风水”。第四，租用为影视场景，布景时不免使用化学染料，加速建筑物的原色泽掉色变样。第五，民间建筑艺人稀少，很难手工修复。利用新工艺、新材料修缮，难以恢复原貌。第六，古镇留住居民为揽客，自行装修房子，与古镇风格极不协调。第七，古镇旅游由开发商运作，为获取高额利润，与镇内居民无法形成利益共生的合作伙伴关系，严重挫伤了居民保护旧建的积极性，甚至导致有的居民因贫困而无力检修危房。古镇内在的保护机制被破坏，自然会引发古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上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古镇的建筑，如果长期保护、修缮不当，那么会使古镇的建筑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风貌与印痕”，自然它的艺术价值也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古镇建筑艺术的保护迫在眉睫，在现有的设备条件下，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影视人类学保护，它可以提供一个“逼真的图像”留待日后研究、修复以及“我们要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建筑”[注：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1-3页，代序部分。]之用。如梁思成所言：“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注：同上。]。因此，保护和研究黄姚古镇建筑，其实是发掘、整理族群的部分文化，是一种“文化抢险”,使其庚延，以利于后人在建筑上的创造。
二、古镇建筑的影视人类学保护
(一)影视人类学及其特点
英文为 Visual Anthropology，在西方国家中通用。因为Visual有“可视的”、“视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义项。所以Visual Anthropology也可译成“可视的人类学”，在国内一般译作“影视人类学”。它所关注的只是影视手段如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因此，通俗的说影视人类学就是用影视手段获得的“视听语言”来表达、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它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用影视手段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记录和研究，特别是要发挥影视手段记录和保存文化本来面貌的优势，担负起抢救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元素的使命，这也正是当今许多从事文化抢救和非物文化保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通过的《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中提出：“电影、录音带、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流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止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照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人类学大师玛格丽特•密德也有过类似的论断：在这文化转型期和文明急剧变化的20世纪，文化人类学者应该积极采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文化抢险，尽一切可能地多保护一些文化原始材料的记录，以留待自己和后人研究[注：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出现这种对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多样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度关注的情况决非偶然，它与影视人类学重要的表现手段是分不开的，即借助现代先进的影视设备与技术获得“视听语言”，并对人类文化现象作出表述和阐释。与传统的文字表述相比，更具场景的真实性、表现的全方位性、形象的直观性等特点，因此，引起欧美学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近20年来，人类学电影以显赫的学术成就和艺术直观性轰动整个西方。而在我国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拍摄了许多优秀的边缘纪录片，如《神鹿》、《最后的山神》等，这些片子对边缘性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和人群作了最真实的记录，价值是不言而寓的。这些影视人类学片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的方法与经验。
因此，运用影视人类学方法对黄姚古镇建筑加以保护是最现实的。在文化交流与整合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背景下，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方式的侵入，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生存发展空间日益被压缩、被同化或被遗忘，很多族群文化的内涵在日渐消失。那些极富“地域性知识”和“族群标识”的文化，也被逐渐摧毁或遗忘，区域文化加速趋同化。与此同时，底层族群文化的深层内涵在文化变迁中所体现出来的认知方式的现代价值，在强势文化语境中一直被忽略。而致力于具体区域和族群文化的调查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贯传统，立足于边缘古镇建筑艺术的保护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审视自身的文化价值，也有助于挖掘其建筑艺术的特质元素、审美文化的传承机制以及艺术元素的文化蕴涵，以利于重构和谐有序、文明共生的当代族群建筑群落。
(二)古镇建筑元素的影视人类学表述
1、黄姚古镇建筑的艺术分析
古镇真实的“生活场景”体现了移民群体具体的生态、艺术、人居等观念，从而为我们评价自己的生活提供多视角的、多层面的比较客观公正的参照，进而可以使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平心静气地去计量工业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说，它为我们庚延了曾经存在的、为人们所眷恋的、现在还在寻觅的精神家园，我们从它的边缘文化和边缘族群中却可以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和谐的关系。
黄姚古镇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理念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它构建了中国人理想的、文明的、富足的、诗意的、和谐的人居环境，在中国古镇和建筑艺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
古镇的建筑艺术，即民居选址、房屋结构、建筑风格、屋内装饰、街道走向、亭台楼阁以及环境的艺术布局等，无一不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生态观。从古镇考察，古镇背靠真武山,山势相对高大形成北部的遮挡作用,村之左右均有山岭相护,南面视野开阔,远处又有酒壶山重叠。姚溪从北向南蜿蜒流过古镇,姚溪虽处于村之东侧而不在村之正中,但在喀什特地貌地区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因此古镇可算是中国风水式的典型的枕山、环水、面屏的“原生态”景观模式。
古镇的山水岩洞、亭台楼阁、寺观庙祠、楹联匾额和古树，构成了古镇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八条用黑色石板镶嵌的主街道和300多座古建筑呈九宫八卦阵式布局,为典型的岭南风格建筑。被收入中华名匾的“且唑瞬琛钡蓉叶罴靶矶嘞驼芰粝碌拈毫、碑刻、诗文等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画卷，可以说是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民居建筑艺术的典范，被游人称之为“梦幻家园”。
古镇的建筑艺术，是黄姚居民先祖建筑艺术精华的物化体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与学术价值。它是本族群建筑艺术的积累，并包容、吸纳他族群建筑艺术元素的结晶，深入研究其建筑艺术，可以解读其建筑艺术的渊源、变异、与周边族群的文化亲疏关系及自身建筑艺术元素的文化意蕴等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诠释其族群建筑艺术的审美的心路历程，激起其族群内在的传承原动力，使其族群将建筑艺术元素结合到现实生活中去，创造出具有显著“族群标识”的人居建筑群落，以期延续其族群建筑艺术的生命力――活态地保护其族群建筑艺术。
2、古镇建筑元素的影视人类学表述
运用影视人类学的“视听语言”表述黄姚古镇的建筑艺术，首先要分析其建筑艺术构成的元素。
我们要在古镇旧建筑中提炼出它所包含的族群特质，需增加对旧建筑结构系统及平面部署的认识。屋宇构架的纵横承托或联络，常是有机的组织，附带着才是轮廓的钝锐，雕饰彩画，及门窗细项的分配诸点，这些工程及美术的措施常表现着特定族群的智慧及美感。因此只有对古镇建筑的平面、梁架、屋顶等细部与“三雕”装饰艺术手法及装饰图案作深入的分析，才能真实地展示古镇建筑的形式美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此，要把地域文化现象与建筑实体、建筑空间、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审视，才能勾勒出富有立体感的古镇建筑的美丽画卷。
在黄姚古镇如诗如画的自然环境中，多姿多彩的水空间造就了古镇的轻柔之美和亦俗亦雅的艺术创作灵感，使古镇成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寓于黄姚古镇特有的建筑文化、诗联文化、牌匾文化及生态意识。因此，在摄制过程中要充分表达出黄姚古镇建筑的构成元素，利用影视技术特有的表现手段全方位的、真实的、细致的加以表现。由此我们认为，应侧重把握以下元素：
（1）全景。现在古镇完整保存着8条石板街，全长10多公里。明清古建筑保存有300多幢，面积达1.6万平方米。景观建筑有亭台楼阁10多处，寺观庙祠20多座，精致小桥11座，楹联匾额上百副。针对如此丰富的艺术内容，应运用影视摄影技术多视角、多层面加以反映。
（2）环境。枕山、环水、面屏是最理想的人居自然环境，黄姚古镇的居民主要来自中国东南地区，村镇的选址深受东南地区汉族风水文化的影响。黄姚被群山环抱，绿水绕行，具有东南风水理论所要求的全部要素。古镇的选址在布局上充分利用守卫山脉地势和自然环境，依山而建，周围有真秀峰、螺山、酒壶山等山峰环抱，北面的真秀山阻挡了北下的寒流，东南暖气流的润泽，使古镇四季气候宜人。姚江水在古镇盘旋而过，穿街走巷，古镇青一色的青砖灰瓦建筑，古榕、古桥、古巷的和谐映象，极具“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学意境。
（3）建筑。古镇的房屋多为两层的砖瓦结构，建筑布局呈九宫八卦阵式，具有浓郁的岭南建筑风格，呈砖大、墙厚、房高、院深的特点，建筑精美，砖雕、石雕、木雕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古建筑的梁柱、斗拱、檩椽、墙面、天花都雕梁画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在建筑布局上，虚实、含露、聚散、高低、曲直、节奏关系鲜明，达到移步换景之致。
（4）诗联。黄姚人世代重视教育，崇尚诗书礼乐，人才辈出。同时黄姚古镇优美的自然景色，浓郁的文化氛围曾吸引历代文人墨客、社会精英流寓、定居。一方面黄姚的秀丽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予以他们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又赋予古镇更深的文化积淀，形成人与自然间良性的互动。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文人以黄姚自然景色及文化背景创作的诗联达380多首。这些诗联寓意深刻，文化韵味浓厚，对仗工整，书法娴熟，起到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审美情趣的作用，形成了别具乡土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诗联文化。
（5）牌匾。在黄姚古镇文化要素组成中，牌匾与古镇的山、水、桥、亭、诗共同构成古镇的文化整体，反映出黄姚人的审美取向。据统计，古镇现存牌匾共有50多块。其内容多为反映民风世俗、居民道德传承和文化教育等，牌匾书写或古朴苍劲、或飘逸清秀，与古镇的建筑、自然景观浑然一体，水融，成为古镇一道深厚的人文景观。
（6）“八景”。古镇八景远近闻名，它们是：珠江夜月、宝刹晚霞、天然风光、游岩仙迹、文明晴岚、螺蚰秋云、龙楼春潦、盘道石鱼。
事实上，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影视和文字在人类文化的研究上已经难分伯仲。正如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庄孔韶先生所言：“人类一直过分依赖文字而导致怀疑和低估自身对形象地传达抽象观念的能力；而实际上人类还有其他的转化方式来理解文化，这就是影视人类学通过镜头和显影来建构、展示与深化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现代图像媒体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人们对文字和图像的两种表现的不可替代性留有深刻印象”[注：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导言部分。]。所以，在今天视觉文化已然成为我们文化主流这样的态势下，影视人类学在文化救护中始终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古镇影视人类学表述的etic和emic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类精神的产物，哪怕物质文化也是人们意识物化的结果，因此，文化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在这种与生具来的内隐性中，往往包涵着一种文化区别于它种文化的潜在意蕴，无疑它会给异己的文化研究者带来感悟、体味与解读的难度，建筑文化亦如此。一个族群的建筑艺术，是其民间的能工巧匠通过心手承传的，因此建筑元素所表达的文化涵义，是隐性的――蕴籍于建筑形象之中。作为文化异己者,很难阐释其文化涵义，深层的意蕴则更难。所以人类学家非常强调田野工作者要精通文化持有者的语言，但是文化是意识形态，即使精通其语言，亦难以保证知其文化的底蕴。因为每一个族群的文化文本，不仅仅是以语言、认知写成的，也是以建筑、宗教、神话、习俗等文化话语构成的。建筑作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单纯的建筑形象，而是族群文化符号的载体。在建筑形象之中，同样也存在着文化的潜在意蕴。
所以，为了更加真实、具体地展现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特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富有开创意义地提出了“深度描写”和反对笼统、抽象、概括地描写，要求浸入所研究的文化之中，尊重“地方性知识”的主张。[注：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同样，对黄姚古镇的族群建筑文化也应作“深度描写”,要达到真实地、深度地描写，我们有必要让emic也参与其中。
Emic approach（主位研究）。emic是文化持有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族群的世界观乃至其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它是内部描写，也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它应是一种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认知，其思维和感受世界方式唯一有权利的谨慎的判断者与定名者。[注：同上书，第91-92页。]建筑作为族群文化的符号载体，传承着族群建筑的历史与文化，蕴含在族群建筑中的环境、审美、宗教等意识及聚落形式，本族人有着深切的体悟，我们应该尊重族群文化代表者的描写与解读。在摄制过程中，本族人对古镇的感知方式不同于异己者，他们捕捉的范围、对象、重点就会有所不同，同时也留下了其认识古镇建筑的思维方式。
Etic approach（客位研究）。etic表着一种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它代表着一种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剖析异己的文化的认知论和世界观。[注：同上书，第92页。]因此，etic对异己建筑文化缺少感受和了解，一时半载很难浸润其中，因为我们很难超越自己的母文化衍生的审美、价值及思维定式模式的藩篱，所以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感知方式去描写古镇建筑的元素。不能深谙古镇族群的文化意蕴，当然就不可能真实的解读和阐释其建筑形象蕴涵的文化意义。在使用影像手段时，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些隐含着特质的细节或添加一些冗长的特写，从而影响了影视作品的学术价值。
因此，我们主张在古镇影视人类学保护中，emic和etic应同时参与，这样可以避免因etic原因导致的古镇建筑元素及其文化意蕴的流失或误读，尤其是隐涵着族群建筑文化特质的建筑。etic以自己的方式描写、解读古镇的建筑元素所蕴涵的文化，渗透了研究者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解读和阐释时，很可能会模糊族群建筑文化的差异性，它的潜在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使得族群建筑文化出现解读误差，从而模糊了族群建筑文化的边界记忆。 正是基于此种意义， 吉尔兹和以他为首的阐释人类学主张融会、内化，主张重视和重新发掘“地方性知识”。[注：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地方性知识是与后现代意识共生的，随着后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西方强势语言文化传播正在摧毁着地球村多姿多彩的文明。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在于“全球化”。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但也毁灭了文明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更给世界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富于“地方性”的多样化的族群文化正在被挤压或消解，因此众多族群“流离失所”，其精神到处漂泊无家可依。要矫往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就是挖掘“地方性”,张扬族群建筑文化的特质，以期庚延和阐扬族群建筑文化。
三、古镇建筑艺术的保护策略
黄姚古镇的建筑是美的，但对其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任重而道远。我们所作的影视人类学保护，只是使古镇现有建筑的艺术环境、屋宇结构及室内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元素影视化，使古镇建筑及其蕴含的非物质文化得到真实的记录。要真正使其得到庚延和阐杨，这过程肯定是艰巨而漫长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放弃，我们需要适合于自己区域与文化的建筑，不希望乡村古建筑毁于当今，也不希望看到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说的“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的悲剧，因此目前应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保护策略。
第一，加强培养古镇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居民明白其文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以便加强居民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适应新环境、新时代之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强化文化主人观，并逐步将古镇景区交给居民管理，这样既有利于减轻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压力，又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他们作为文化的主体，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外人所不可能拥有的理解和认同感。他们是真正懂得自己的文化内涵的群体，最终也只有通过他们自己才能够把其文化的精髓展示出来，并永久地保存下来。有了对自身文化的深刻认识，也会增强居民的族群文化传承的内动力，最终实现文化就地保护和传承的生态建设模式。
第二，加强古镇文化的研究与发掘。古镇由于独特的魅力，它成了炙手可热的影视剧拍摄基地。《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等一系列名剧让古镇声名鹊起。2007年10月份由美国著名导演约翰•卡兰执导、两次获奥斯卡奖提名的好莱坞明星爱德华•诺顿主演的大片《面纱》选择黄姚作为外景拍摄基地，更是把这座千年古镇推向了世界。古镇旅游也并入桂林大旅游网，加上地处泛珠江三角区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在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要加强整合研究团队，充分挖掘、整合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化旅游业。要进一步深入古镇历史人文资源的研究、发掘与解读，充分利用影视媒体、文学作品等手段进行宣传，努力将隐形的资源物象化，凸显古镇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实现古镇旅游“外在景观”与“内隐文化”的双赢，以保证古镇旅游的永久魅力，真正使旅游成为古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要保护依附于古建筑的木雕、砖雕、石雕和壁画。首先要合理保护古建筑本身，政府应该普查所有古民居并进行科学的鉴定，对民居实行保护的同时，对其中有价值的木雕、砖雕等构件也要提出明确的保护责任和要求，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对那些确实无法维修的允许拆除的古民居，管理部门可收购其中尚有利用价值的建材和构件，用于古建筑维修。
第四，进行建筑保护与维修应该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在进行古建筑维修时，首先要坚持“保持文物原状”，对于建筑的维修就是要保持它的原有工艺，因为只有保持了原有工艺才能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这一工艺提供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第五，古镇建筑保护与居民利益结合，使他们成为保护的主体，没有居民的参与，各项保护措施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目前旅游开发商承包古镇旅游，为了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利润,开发商会过度挖掘旅游资源，导致部分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而在收益这块大蛋糕中古镇居民只能切得很小的一块,严重挫伤了居民保护的积极性，势必影响古镇建筑保护的长效性。因此，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调控，适当增加居民的利益分成，增加维护经费，弹劾开发商过度的开发行为，这样古镇保护才能真正见效。
第六，加强古镇建设规划。古镇建筑的保护不是包袱，而是古镇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与动力，应把古镇文化遗产保护要求融入到古镇建设规划之中，引领古镇理性发展。避免在建筑上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的悲剧的重演。要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古镇文化遗产保护的全局，建立强硬的保护制度。始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科学理念，努力实现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的良性循环发展。
孙曾田曾从文化学角度解释了《神鹿》主人公柳芭和神鹿的命运悲剧时说“神鹿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象征，神鹿最后死了，象征文化的没落”。而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个古镇建筑就是一个族群的文化符号，操守住古镇建筑，就是守住了人类的一方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2YJCZH018）支持。
【摘要】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族群认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从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四个方面对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四次深入调查，我们发现旅游业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进而促进族群认同感强化的同时，亦因族群内部贫富差距的加剧而导致成员间凝聚力下降。同时，旅游业卷入程度对族群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旅游业卷入程度较高的成员对族群的认同度普遍高于未参与旅游业的成员。要想培养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进而增强族群认同感，需要当地政府“扶贫帮困”，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探索出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关键词】旅游；族群认同；田野调查；大理双廊村
一、概念简述
“族群”一词来源于英文“ethnic group”，指“同一文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 [1]，在文献中有时还等同于“ethnos”或“ethnie”，即文化性民族。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族群关系研究的发展，“ethnic group”一词开始出现于民族研究中，
用来称谓具有共同族源的群体，侧重群体成员在文化及血缘上的共同性。随着中西学术交流日渐深入，该词通过港台学者的著作被大陆学者引用，并逐渐出现于相关研究文献中。现有研究中，“族群”通常用来指“具有共同血缘及文化性质的群体，注重群体成员在文化上的共同性”[2]。因此，“族群”通常用来指称少数民族，本研究中的“族群”即用来表述居住于大理双廊村的白族群体。
认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称之为“人己之别”形成过程；梁启超先生则将其视为“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Phinney认为，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复杂结构，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还包括个体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参与等[4]。Carla等则认为，族群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族群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族群身份的承认[5]。族群是人类把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的最典型的分类系统，综上所述，族群认同的内容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个体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四个方面。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族群被纳入到统一的世界体系中，族群间频繁和深入的互动促使族群认同需要愈来愈强烈，族群认同成为社会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对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孙九霞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发现：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环境和开发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她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三种模式：第一类，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如云南迪庆州的雨崩村；第二类，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如云南西双版纳州的傣族园；第三类，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 在该类型社区中， 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6]。
对族群认同变化的研究，许多学者以某一民族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旅游背景下族群认同的变化情况。如：赵红梅以丽江白沙乡为田野点，通过考察族群的节日、音乐、宗教等文化要素，分析了旅游情境下纳西文化的内外部展演方式，同时审视在“主-客”互动关系类型下旅游民族的形成与旅游人群的诉求，进而阐述了文化差异、“舞台真实”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内在影响[7]。刘青梅对安顺地区屯堡人、苗族及土著民族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后，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旅游开发背景下屯堡人族群认同的传递与转变过程[8]。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详细分析了旅游业开发对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如：通过对安顺屯堡社区实地调查，黄瑾发现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屯堡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重构并不断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变迁，经历了对立、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逐渐走向和谐[9]。陈浩通过考察三亚回族社区，发现旅游业开发以后该社区的族群认同和宗教意识得以强化，旅游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更多回民参与到朝觐活动中，但旅游发展刺激内部贫富分化造成了族群内部凝聚力不断下降[10]。罗芳洲认为：旅游业的发展使傣族文化逐渐凸现出强势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傣族人对自我文化价值的重视，使傣族人重新构建自己新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进而在傣族村寨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11]。
以上研究对旅游业开发和发展给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认同带来的不同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探讨，但对于如何趋利避害，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积极作用，提升民族旅游社区族群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族群认同较少提及。本文以大理双廊白族村为田野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旅游背景下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情况，积极探讨有益于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保护的旅游业发展之路。
三、调查实践
（一）田野点情况简介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双廊村位于云南省第二大湖泊――洱海的北岸，地处东经110°11′，北纬25°33′，背靠青山，面朝洱海，远眺苍山，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素有“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双廊”的美誉。双廊处在“萝莳曲”、“莲花曲”两曲交界，居沙洲之上，沙洲又有“南诏风情岛”、“玉几岛”分列其左右，且“双曲”环抱“双岛”故而得名――双廊。双廊村为双廊镇的七个行政村之一，先后隶属于大理州的宾川县和洱源县，2004年开始，为了统一保护洱海，双廊镇划归大理市行政管辖。双廊村是双廊镇沿湖四个村中最北端的一个村，也是镇政府所在地，包括双廊、康海和天生营三个自然村，人口902户，3578人。双廊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渔村，近年来为保护洱海而实行的“双取消”（取消机动船只，取消网箱养鱼）政策，使渔业逐渐衰退，传统渔业劳作方式慢慢消失，但仍保留着浓厚的渔文化。此外，双廊村人多地少，常年干旱，农业种植受限，经济十分相对贫困。为实现脱贫相关部门积极筹资，先后投入6000万元将金梭岛建成集旅游、度假、观光为一体的“南诏风情岛”。1999年洱源县通过多方筹资投入45万元改造双廊老街，建成双廊民族文化街。近十年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风情，以及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使双廊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成为大理州旅游业发展中的典型代表。
（二）大理双廊白族村族群认同现状调查
1.调查内容与方法
在以往族群认同现状的研究中，大多通过对诸如语言、服饰、饮食习惯等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进而得出“更强”或“更弱”的结论性抽象描述。为了使族群认同现状描述更加直观和具体化，本文以构成族群认同的四个基本要素――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和族群卷入为调查内容，对大理双廊村白族群体成员的族群认同现状进行田野调查。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两点：其一，年龄构成方面老、中、青各约占30%，14岁以下儿童占10%；其二，以上成员中参与旅游业从业人员（Tourism Involved）和未参与旅游业人员（Tourism Uninvolved）各占一半，其中：旅游业从业人员包括导游、旅游餐饮店经营者、旅游商品销售人员、民族歌舞表演者、旅游汽车司机等，未参与旅游业的人员包括教师、政府职员、各类企事业职工、私营业主以及农业劳作者等。通过对众多访谈对象进行筛选、分类与编号，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年村民（OR，编号001-100）、中年村民（MR，编号101-200）、青年村民（YR，编号201-300）、儿童村民（CR，编号301-400）共20位族群成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
为了考察不同旅游场域中白族成员对本族群的认同情况，我们在人类学田野周期内选取了四个旅游活动最为密集的时间段进行调研：第一次为 2011年 10月1日至7日的“国庆”长假期间，共计7天；第二次为2012年1月25日至2月6日的春节（双廊白族传统的本主节）期间，共计13天；第三次为2012年4月5日至11日白族传统节日“三月街”期间，共计7天；第四次为2012年7月26日至8月15日（恰逢农历6月25日的白族火把节）期间，共计21天。四次田野调查历时48 天，期间通过参与观察法、个别访谈法获取相关信息。
2.田野调查实践
（1）族群自我认同调查。族群自我认同，也叫族群自我界定或族群自我标定，是个体为自己所贴的族群标签。族群自我认同的主要任务是看个体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的族群身份。
在受访的14岁以上的青少年和成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与长期“驻留”在双廊的赵青、杨丽萍等名流之辈以及在此经商和生活的外地“驻客”①不一样，自己才是真正的“双廊本地人”。对儿童的自我认同情况调查，主要是看儿童能否根据父母的族群身份标定自己的族群角色，在问及“你是否是双廊本地人？”时，100%的儿童均回答“我的父亲（母亲）是双廊人，所以我也是双廊人。”
“我的小儿子在广州工作，多次要求我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我是白族人，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打鱼为生，到我小孙子这一辈，已经九代人了。落叶归根，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离不开这个地方。”――TU-OR002
“我爸爸姓杨，是丽江的纳西族，而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双廊白族，我随妈妈姓寸。假期我和爸爸去奶奶家做客，但奶奶说那里也是我的家，自出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双廊，我是白族，还是更喜这里的白族生活。”――TU-CR302
“年轻时在外面开货车，常年东奔西走，每次吃到我们白族的凉粉都觉得很亲切。这几年很多外地人来双廊旅游，给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往外走了，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踏实一些。”――TI-MR103
（2）族群归属感调查。族群归属感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人虽然选择了相应的族群标签，但内心深处可能对自己所选择的族群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在研究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族群自我归属感。个体的族群自我归属感可以通过“我对所属族群的生存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我的族群有强烈的依恋感”等方面进行测定。就目前双廊旅游业发展导致本地乱建房屋、周边洱海遭受污染、白族文化移植与失真等问题，受访者均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努力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这几年来双廊的外地人，不是来看新奇、就是冲着‘钱途’而来，很多人在这里干几年赚一笔钱之后就转到其它更赚钱的地方，根本不会用心保护村里的环境卫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自己要长期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生活在这里，现在污染越来越严重，我们白族人民就更应该齐心协力保护好家园，不然我们的后代还怎么生活呢？” ――TU-OR003
“很多城里人嫌我们的碗筷不干净，要求用一次性餐具，旅游旺季时，我们快餐店每天要用掉200多个饭盒，很多游客根本不像在家里一样爱护卫生，吃完之后就随手扔在路边，天热时招来很多苍蝇，气味也很大，每天我们不得不把这些饭盒及时送到垃圾站去。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当然应该爱护环境，如果路上到处是垃圾，不仅我们本地人生活不舒服，来玩的人也会不尽兴。”――TI-YR203
“最近几年，外来的开发商在村子里盖的房子越来越多，而且全是钢混结构，这些房子虽然更结实、更干净，可看起来就像鸟笼一样，把人关在里面，很不舒服。我觉得我们白族的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房子不仅漂亮，而且住起来冬暖夏凉，老人和小孩也不用爬楼梯。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院子，可以摆放车辆和其它东西，生活很方便。”――TU-MR102
（3）族群态度调查。族群态度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积极族群态度的个体，往往表现出积极的族群认同，能够积极地看待自己的族群身份，并为自己的族群身份和族群文化感到自豪；反之，消极的族群态度促使个体以悲观、颓丧的心态看待本族群的一切。在受访的80%以上的族群成员眼中，本族群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等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用以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主要依据，也是促使双廊这一小小渔村的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协调发展的宝贵资源。
“来我们店住宿的很多外地人都说我们白族话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有些人还跟我们学了几句打招呼的话呢，后来每次见面就用白族话跟我们打招呼。每天和很多外地人打交道，也听了很多方言，但我还是觉得我们白族话好听，不然那些外地人也不会学了。”――TI-MR104
“很多游客告诉我，他们来双廊除了想一睹杨丽萍的别墅外，主要是想感受一下白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他们说大理古城里到处都是浙江和福建人开的商铺，几乎见不到白族人。当得知我是白族时，他们挺高兴的，除了和我合影外，还不停问我白族的饮食、歌舞和节日等习俗，有时候我就一边介绍一边表演。我觉得我们白族的这些文化习俗挺好的，它是我们祖祖辈辈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TI-YR202
（4）族群卷入程度调查。通俗地讲，族群卷入是指族群成员对本族群文化元素的保留程度和参与族群活动的积极性，是衡量族群认同的主要指标之一，其外延十分广泛，包括语言使用、服饰偏好、饮食习惯、宗教礼仪和文化习俗的操守、人际交往的范围和偏好等方面。田野调查期间，我们目睹了白族接本主的壮观场面，在阵阵唢呐和鞭炮声中，男女老少穿着白族盛装，手捧祭品，浩浩荡荡的队伍尾随本主花轿涌向村子中央的本主庙，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近年来，名人效应带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很多人选择“驻留”双廊，与当地人“共享一片天地”。尽管如此，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长期生活在双廊的本地人，仍习惯讲白族话，过白族节日，穿白族服装，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和信仰。
“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信奉本主，本主是我们的保护神。不管贫富贵贱，家里有升官发财、疾苦病痛、婚丧娶嫁、生儿育女这些大事的时候，都要去村子的庙里祈求本主的保佑。以前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会在心里默默请求本主的保佑。”――TI-MR101
“在外面工作那些年，时常觉得生活枯燥，似乎缺少了点什么。现在回到村子里，感觉踏实多了。每天晚上村里的很多老人都会不约而同的到本主庙前唱唱歌、弹弹琴，聊聊天，生活充实多了。每逢本主节和火把节，村里还会组织唱大戏、歌舞表演和舞龙耍狮，很多年轻人也会情不自禁的参与进来，非常热闹。”――TU-OR001
“现在村子里每个月都会安排一些歌舞表演来吸引游客，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很多人拿着相机不停的拍照，有些游客还不停的追问舞蹈和乐器的名称。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他们对我们的这些习俗挺喜欢的。每次表演都有很多人围观，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很自豪。” ――TI-YR204
四、结论与建议
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缘于杨丽萍、赵青等名人效应带来的“井喷”式旅游业发展，不仅使双廊这个长期以来“深在闺中人未知”的千年小渔村迅速出名，同时也从两个迥异的方向深刻影响着当地白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一方面，正如安顺屯堡社区和西双版纳傣族园一样，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收益使白族文化凸显出其强势存在，族群意识得以加强，族群认同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利益驱动下的白族文化在各类展演活动中也难逃商品化、舞台失真的厄运，同时随着族群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群体成员间相互妒忌、相互仇视，关系日渐疏远，族群凝聚力不断减弱。此外，双廊村族群认同的强弱程度与族群成员的旅游业卷入程度密切相关，参与旅游餐饮与住宿、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和导游服务等行业的族群成员，能直接从旅游业中获益，在与外来游客长期互动中，他们从“他者”的眼光中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吸引力和潜在的商业价值，因而，比之其他成员来说，他们的族群认同意识和需求更加强烈。
双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引来了众多外来投资者，他们带着自己的理念和文化，像磁盘一样以插入的方式融入当地社区，争相租用海边农户的土地，按各自的印象碎片建造各种房子，致使洱海沿岸的土地租金在几年内增长数倍，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当地政府对此秉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对于靠山和没有土地的村民来说，却看在眼里，妒在心里。此外，接踵而来的游客和各类投资者给双廊带来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环境、与原住民争利、文化移植和失真等问题。几十年来，这种情况在中国数个旅游社区不断重演，空间和时间上与双廊最近的先例要数丽江：古城的原住民们将房屋出租给外地人，自己搬到新建的现代楼房里，世界文化遗产只剩下一具躯壳，她的灵魂已不复存在。如何避免“丽江化”？是目前双廊面临的最大难题。发展旅游业固然是好事，但核心问题是当地人，旅游开发时一定要兼顾不同族群成员的利益，如果找不到一条让大多数原住民受益的开发之路，族群认同和文化保护将无从谈起。
因此，当地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和引领作用，积极探索社区参与旅游业的良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村民，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让其免费接受旅游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最后进入各旅游企业从事服务工作；对于有土地的靠山村民，通过项目扶贫让其从事家禽家畜养殖和蔬菜瓜果种植，满足双廊村旅游餐饮业的食品需求；此外，将村子中掌握白族传统文化的年长者聚在一起，从州财政中下拨经费，成立白族文化研习班，吸收部分白族青年参与学习白族传统歌舞、戏曲、乐器和其它文化知识，定期在村子中开展歌舞、戏曲等文化表演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游客参与地方文化活动的机会，还可以在自娱自乐中增强族群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提升族群凝聚力。
总之，旅游业的发展应该让尽可能多的村民受益，有了利益，族群成员自然会重视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本族群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团结一致，积极参与到保护和传承白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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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旅游学术界，还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机构，或是教育行政主管机构的人士，如果稍加注意便会发现，旅游学科多年以来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近些年来，这种尴尬局面似乎越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旅游学科萌发以来，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总是从属于或被划入某一门传统学科。例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学科分类目录或图书馆文献目录中，旅游被划入经济学科，以“旅游经济”子学科命名。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的一些内容会被划入历史类或文化艺术类。1997年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后，旅游被纳入管理学科，列为工商管理之下的二级学科，以“旅游管理”命名，一直持续到现在。总而言之，始终未能自成一体。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被归入工商管理中的旅游管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却与工商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其二，旅游研究在国外已有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中国也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但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理论学说和理论体系，而更多地是利用或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旅游问题。这种借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套用，或像国内某些人的做法，沦为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工艺，例如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学等。此外，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都会有一些支柱性子学科，例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法学中的“法理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又如历史学中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和法制等专题内容的历史。然而旅游学科却始终缺乏这类支柱性子学科，给人以“发育不全”的印象。其三，以学科为存在基础建立的本科院校旅游专业(此处暂且不谈以实业运作为基础建立的高职院校的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越发面临困难，被用人单位指为“理论脱离实际”、“高不成低不就”、“不好用”等。围绕上述旅游学科的尴尬局面，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质疑: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涉及的关系和问题如此复杂，能否可以有一个学科独立地担当起对之加以深入研究的功能?旅游现象中的问题涉及众多不同学科的理论，旅游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体现这一学科内在规律性和特点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方法和方法论是什么?旅游学的根本研究对象是什么?既然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用现有学科的理论几乎完全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还要有独立的旅游学科?笔者首先十分愿意肯定这些质疑者的探索精神，科学研究就是从对有关问题的疑问开始的。但笔者同时以为，对上述质疑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说旅游学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旅游学就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质疑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性思维，从这些质疑提出的出发点切入，一步一步深入研究:我们需要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需要探讨旅游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旅游学科的建立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需要科学地构建它的理论框架，形成它自身的方法论。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旅游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专业理论是在旅游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关于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各个分支性专业领域的理论学说。笔者根据旅游现象运行的实际状况认为，旅游的专业理论包括旅游经济学理论、旅游宏观管理理论、旅游法学理论、旅游社会学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旅游环境与生态学理论、旅游文化艺术理论等。旅游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旅游运行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例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旅游产业和产业链的形成和演变、国际旅游中的外汇收支平衡。需要说明的是，旅游经济学并不是旅游和经济学的简单叠加，由于旅游现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无形性等特质和规律，使旅游运行中经济问题与有形物质产品中的经济问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别。虽然学者们最初是运用一般经济学原理研究旅游中的经济问题，但最终形成的科学的旅游经济学将是旅游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化合物”而非“混合物”。旅游宏观管理理论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国家和政府相关主管机构对旅游活动、旅游业以至整个旅游事业实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在越发重视对旅游实行宏观调控。这种调控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也必须是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否则很有可能违背旅游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该国旅游发展遭遇挫折和损失。旅游法学理论主要用于指导旅游现象运行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必然存在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之所以认为必然存在是由旅游现象性质决定的。其思路如下: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旅游的有效运行必然要求法制，需要通过立法手段规定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与旅游经济学类似，旅游法学也不是旅游和法学的简单叠加。同样由于旅游的文化性质，使旅游法上的权利义务责任与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或经济法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别，遂使旅游法学成为专业色彩较浓的法学。旅游社会学理论重点用于研究和解决受旅游现象和旅游发展影响已经出现和行将出现的社会结构、人口、劳动力、家庭等方面的变迁问题。较为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原先的农业地区建设为旅游区，原先的农民离开土地甚至离开家园，与此同时，外来的大量旅游者和旅游开发商涌入，人口和劳动力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并由此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些都是旅游社会学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旅游人类学是旅游学基础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其研究对象是旅游运行中不同文化类型以及作为文化问题核心和灵魂的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融合。在旅游过程中，主人和客人往往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来自不同地区的客人所属的文化背景又不相同。如何有效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使旅游顺利发展，并在旅游发展中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和交融，促进各自的和相互的文化发展与进步。此外，还有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商品化问题、道德规范变迁问题等都是必须认真解决的课题，旅游人类学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旅游环境生态学理论侧重研究和解决环境和生态与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问题。目前，此类问题在一些旅游接待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接待地已十分明显，旅游污染甚至不亚于工业污染，从而构成对当地居民正常生活和生存的威胁，已经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发展旅游环境生态学理论，有效地指导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解决旅游环境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最后，旅游文化艺术理论是随着旅游现象的出现和发展，从一般文化艺术理论中衍生出的新的分支，其内容涉及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各方面。旅游文化艺术理论对于丰富文化艺术理论的内容，促进新的艺术形态和形式的产生，指导作品的科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通过对生态旅游概念及其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的关系进行阐述，并对国内外生态旅游法律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提出了完善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推进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强化民族地区政府职能和主导作用等对策与思路；从而促进民族旅游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
一、 西江千户苗寨生态旅游的优势
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由十余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成片，是中国仅有的，全世界最大的苗寨。近年来，随着原生态文化的推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回归大自然、享受自然风光和地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民族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原生态，西江千户苗寨作为这一文化的典型代表，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喜爱，被称作是中国十大最好玩的地方之一。西江千户苗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是人们闲暇之余，用于放松，游玩的理想场所。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
这里的苗族同胞热情、纯朴、勤劳、善良,保持了自己古朴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在演绎历史过程中依然留存着魏晋歌舞、唐宋服饰、明清建筑的遗风。折射出时光悠久、特色浓郁、底蕴深厚的文化光芒，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潜力巨大。苗寨1300 多户住宅绝大多数修建在50度左右的陡坡上,依山就势,俗称“吊脚楼”。 这种独具民族风情的建筑被建筑界赞为“民族建筑之瑰宝”。西江苗族风情浓郁,节日多而且典型。其中最讲规矩、持续时间最长,也最神秘的是13 年一次的鼓藏节、祭祀祖宗的大典。她们的银饰制作工艺精湛，有独特的民族服饰，这样一种原生态的文化，在中国已为数不多，如此丰富、稀少的旅游资源，使得对西江苗寨的开发有着巨大价值。化遗产预选地。
二、西江千户苗寨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
西江千户苗寨保存着苗族独特的建筑风格。聚族而居的传统习俗，在建筑造型上一直延续几百年的式样，当地居民对本族特色自我保护意识强，投资200多万元的资金改变了西江部分基础设施，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尚待建设。
就2010年而言，西江苗寨共有1338户人，6690余人，年综合收入为2.88亿元，旅游人数为90.7万人，门票等相关的旅游经济收入由专门的旅游公司收取，公司每年提取门票的15%用于文物保护，此部分资金平均分配给各家各户，每户每年大概一千元左右，用于维护自己家门前的卫生环境。目前，在西江千户苗寨旅游景区内的主干道由68名专门的清洁工轮流打扫，有20个手推车，2个垃圾清运车。对污水处理方面相关单位已写报告要求专人进行管理，并且即将修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景区内共有100多家农家乐，由当地人组成了一支旅游宣传队，每天演出两场，分别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五点，2010年西江千户苗寨被贵州省环保厅授予“生态村”的称号，并且于今年四月正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除此之外，西江苗寨的消防措施做得也不错，虽然整个苗寨一户挨一户的，房屋建筑较为密切，但是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有一个消防栓，还有专门的消防人员进行巡逻。对森林的保护方面相关的村规民约也有规定。对于景区内的垃圾处理方面，相关部门也在计划建造一个垃圾填埋场。村委会为了提高当地居民对于苗族文化及生态保护方面的意识，还定期指派专人到每家每户进行教育说理，告知其保护文化及生态资源的重要性。
但是，在旅游开发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旅游产品单一，景观质量有待提升。1西江苗寨目前尚未形成程式化的表演等产品体系，除在铜鼓广场表演舞蹈以外，没有其它项目。目前以居民展示为主，居民需要进一步改良。整个景区还存在“脏、乱、差”等状况，20%的木瓦房年久失修，一些新建的房屋，外墙采用瓷砖、水刷石等装饰材料与苗族风格不相协调。寨前河流两侧较乱，不能充分体现风格古朴、紧密浓郁的苗族文化特色，游览路线较短，景观特色不鲜明。目前的西江主街道为水泥铺装，过于城市化，严重破坏了西江千户苗寨的风貌，需要恢复到以前的石板街，两侧民居外应重点美化改良。第二，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宣传做得还不到位，仅从网络宣传来看，在网上还不能准确，详细的查到西江苗寨的相关信息；电视广告方面也做得不够，目前仅仅是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中午有过短暂宣传报道。说到大理，丽江，多数人都熟悉，但说到西江苗寨却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充分说明宣传力度还不够。第三，旅行社的服务质量较差。在西江苗寨，没有当地的民族同胞作为导游，旅行社也没有对西江苗寨的专职导游，这使得很多导游对于西江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只是一知半解。旅行社在网络上的服务也较差，拿七彩云南举例，云南省的旅行社在网上的服务做得很周到，每家旅行社的网站上都有24小时在线客服，不管是通过腾讯QQ的聊天方式还是当前的页面对话，都能随时咨询当地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这给游客提供了便捷。而贵州的旅行社就没有这方面的服务。第四，旅游人才紧缺,管理与服务质量太差。西江的旅游人力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苗家同胞组织的民间艺术表演队,为西江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力支持。但是当地没有较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员，人才的紧缺致使旅游高峰期接待质量下降。第五，饭店、旅馆设施简陋。在西江苗寨，虽然有很多农家乐形式的饭店，但是大部分农家乐，环境简陋，做的饮食也不足以体现苗族的特色，且不够卫生。有的农家乐甚至建在耕地里，这对农业生产及周边植被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没有较高档次的旅馆。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前往西江的旅游者对食住的需求也在提高，根据旅游发展的需求，没有高档次的宾馆、酒店，很难留住一部分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的游客。普通旅馆也应建得更有特色，要更注重环境卫生，一些旅馆可以从装修风格上体现苗族风情，这样能让游客更进一步的领略苗族文化。第六，生活垃圾随意排放。许多村民为了方便，直接在西江苗寨的河里洗菜、洗衣服、游客也不自觉的往河里排放垃圾，导致河水被污染。从寨子上游到寨子下游，不到两公里，河水由清澈透明逐步变成浑浊。这些现象与政府部门对当地自来水设施的建设不足，以及景区内的垃圾桶缺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政府部门应从增加自来水设施及垃圾桶方面予以完善。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村民及游客的宣传教育，共同爱护环境卫生。第七，由于特殊的“吊脚楼”式建筑，使得村民们把家里的第一层楼都用作喂养牲畜，这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一定的污染，也给景区的环境带来相应的破坏，所以村民们应从这方面予以改进。
三、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发展中生态保护的主要问题
关于西江千户苗寨的环境影响评价：该景区内不存在工业污染和其它严重污染源。经过多年连续监测，项目区域空气质量、土壤环境质量均达到国家大气一级标准。但因为历史原因，在景区范围内的几个自然村寨，村民生活仍还相对贫困，农业生产仍然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由于村寨内的生活污水处理厂还未建设，因而造成对寨内村居集中居住区段的河水有轻度污染。此外，还有部分村民仍以柴草为生活能量来源。除了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有对西江千户苗寨的一个简单环境影响评价外，在西江苗寨没有一个具体的有关西江苗寨的旅游发展规划，只有西江苗寨所属的雷山县的旅游发展规划。
西江苗寨景区内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附属设施也缺乏，景区道路、住宿、餐饮等满足不了大量涌进的游客。特别是在黄金周和重大节日期间，宾馆、农家乐、停车场等接待能力严重不足。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指数低，难以满足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县旅游业的发展。市场促销的经费也不足，由于资金缺乏，造成了西江苗寨的旅游宣传不到位。2保护区的管理经费不足，不仅制约了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使大多数保护区无法发挥多种功能。近年来，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使西江千户苗寨越来越遭受到“建设性的破坏”。例如出于经济目的，热衷于旅店、餐馆的建设，盲目扩大旅游区，修建旅游设施。
四、完善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的相关措施
对于西江千户苗寨来说，应加快它所属的雷山县的法规建设，依据国家和贵州省的有关法规，进一步落实地方实施细则。尽快制定完成《雷山县旅游可持续发展管理办法》、《雷山县旅游开发与建设项目若干规定》、《雷山县旅游开发与建设项目若干规定》、《雷山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标准》、《雷山县旅游景点单位管理制度》等实施细则。对于西江苗寨来说，加强旅游执法是保障旅游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实行旅游执法责任制度，增加一批精通法律法规、熟悉旅游业务的行政执法人员，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建设廉洁高效的旅游执法队伍和执法监督体系。在贯彻执行旅游专业法规的同时，加强相关法规和相关执法部门的协调，必要时实行联合执法。
受益人反哺的生态保护机制：在西江苗寨，因为旅游的开发，人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有的人家户的经济收入甚至是完全依靠旅游，所以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人们也会积极的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他们是切身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会更加的关心，更加愿意参与其中。而且利用受益人反哺的机制，会节约成本，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多渠道引资有利于生态保护项目：旅游业的社会化投入和多元化融资将是旅游业深层次开发的重要途径，也将是市场经济下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并将成为政府引导性投入之外的更广泛的资金来源。一方面可以采取BOT投资、融资和经营体制。对于短期内难以在区内的筹措资金的交通、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可以采取BOT投资、融资和经营体制，其实质是政府将某项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特许权、专营权授予开发商，由开发商出资建设完成后，并经营一定期限后无偿或低价转让给当地政府。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组建股份制企业。旅游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可迅速筹集股金，集中大量资本从事大规模开发经营。企业在建设期内不需要承担高额利息，由负责经营建设转为自筹资金为主的建设，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员工和企业经济效益紧密联系，参股法人和个人共同关心企业资产运营。若条件允许，股份企业还可以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充分发挥旅游业的资金投资效益。最后，还可以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国外旅游业发展经验证明，要化解经济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迟滞旅游产业化发展的融资障碍，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包括股票上市、发行债券、利用项目融资、股权置换和设立旅游产业投资资金，理顺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旅游企业集团和实行股份制经营，政府可以考虑在债券发行、股票上市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允许外地企业、外国企业兼并或并购本地旅游企业，也可通过对旅游服务、旅游景点的租赁、股份合作等方式，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这种多渠道的引资方式将会使西江千户苗寨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注解：
[1]刘璐霞．我国生态旅游法律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6月
[2]高明锦，龙拥军．西江千户苗寨旅游资源特点与开发构想[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2009年5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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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萍编著. 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第2版)[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俸俊玲,郑晓琴,文华.云南省生态旅游立法探究[J].法制与经济，2008年7月.
(一)日本旅游教育的起步阶段(1945―1965年)
战后初期至上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开展旅游教育的主要是一些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并且是以民办旅游教育为主导。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的旅游教育，是以传授实际服务操作技能和知识为主，这在其课程设置中体现得很明显。例如，当时东京有名的YMCA国际饭店专门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是餐饮服务、西餐饮食制作、饭店前厅接待、客房服务、旅行实务、旅行业政策和旅行业相关法规等，这都是一些注重实践技能培养的课程，理论水平并不高。学生通过在校学习，毕业后直接就业于旅游企业。当时进行旅游教育比较有名的还有日本旅游专门学校(1962年成立，校址位于神奈川县)，东洋大学附属短期大学也于1963年设立了饭店旅游学部。这样，注重实践服务操作技能的日本旅游教育就逐渐普及开来。
(二)日本旅游教育的发展阶段(1965―1995年)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旅游业的发展，日本以专门学校教育和短期大学教育为主体的旅游教育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时，专门学校和短期大学的旅游教育虽然继续发展，1967年继东京旅游专门学校成立后，大阪成蹊女子短期大学也设立了旅游学部，但以立教大学(私立大学)开始旅游教育为标志，大学也发展起了旅游本科教育和博士前期(硕士研究生)教育。立教大学1966年在社会学部产业关系学科内设置了旅游研究方向，1967年又正式将其提升为独立的学科，在社会学部下设置了旅游学研究科。立教大学旅游学研究科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旅游产业论、旅游文化论、旅游经济论、旅游社会论和旅游人类学等。由此，日本第一个开展四年制本科旅游教育的大学学部就正式诞生了，这是日本旅游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它标志着日本旅游教育完成了从注重实践操作的应用型教育向旅游基础理论教育的嬗变。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对旅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1973年立教大学又率先在社会学部社会学研究科应用社会学方向内开设了旅游学博士前期课程。在立教大学的带动下，其他私立大学也陆续开始尝试进行旅游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例如，1974年横浜商科大学在商学部成立了旅游学研究科，北海道、京都等地区的一些私立大学也纷纷开始进行四年制本科旅游教育。
(三)日本旅游教育的成熟阶段(1995年以后)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旅游教育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又发展起了高层次的旅游教育，一些大学不仅成立了独立开展旅游教育的旅游学部，而且还设置了旅游学博士点。1998年，立教大学将旅游学研究科从社会学部独立出来，专门成立旅游学部，下设旅游学研究科。其后，经原日本文部省(现在的文部科学省)批准，立教大学又在旅游学部成立大学院(研究生院)。由此，立教大学就成为日本国内唯一能够授予旅游学博士学位的大学。
除立教大学外，札幌国际大学和大阪明净大学也先后开展了研究生教育。札幌国际大学1999设置了旅游学部旅游学科，2001年又在大学院设置旅游学研究科；大阪明净大学2000年也设置了旅游学部。
二、日本旅游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一)日本制定并实施观光立国战略
2003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并开始实施观光立国战略，决定以发展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争取到2010年使入境旅游者超过1000万人。为达到该目标，2003年9月，日本政府在内阁增设观光立国担当大臣职位，由国土交通大臣兼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改组国际旅游振兴会，2003年10月成立特殊行政法人国际观光振兴机构，专门负责国际旅游的各项事务。
为适应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为旅游业创造更为宽松有利的法制环境，日本政府在大幅修改《旅行业法》和《涉外导游员法》的同时，2004年6月又新制定了《景观法》。以贯彻实施《景观法》为契机，日本全国各地区积极行动起来，决心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景观，使日本成为人人喜欢居住、人人想来旅游”的美丽国家。
(二)旅游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2003年7月31日，在观光立国阁僚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由国土交通省观光立国担当大臣牵头相关省厅，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观光立国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实施观光立国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第六部分特别强调了旅游教育：“为实现观光立国战略目标，提高日本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要培养高素质旅游人才，必须大力发展高水准的旅游教育。日本各大学要抓住当前大学改革的有利时机，积极新设旅游相关学科，通过产官学相互合作与相互提携的体制，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为切实推动旅游教育的发展，日本政府2004年5月24日又召开《观光立国推进战略会议》，专门讨论了加强旅游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问题。由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高度重视旅游教育并且大力支持旅游教育的发展，日本旅游教育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国立大学也发展起了旅游教育。
国立大学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观光立国行动计划》，开始探讨如何发挥其学科优势开展旅游教育。经过周密计划和精心准备，山口大学2004年7月7日正式宣布将在经济学部下设旅游政策学科，现正在进行前期的筹备工作，首届学生已经于2006年4月入学。琉球大学2004年12月16日正式宣布在法文学部下设旅游科学科，首届学生已经于2005年4月入学。和歌山大学于2005年5月28日召开“21世纪旅游展望国际论坛”，小田章校长正式宣布和歌山大学奉行高层次旅游教育策略，跨越旅游学科的准备过渡阶段，在2007年4月直接成立旅游学部。
在国立大学的推动下，私立大学更是不甘落后。作为日本旅游高等教育的先驱，立教大学于2006年4月设置交流文化学科，把旅游学部下设的学科数增加为二个；已经成立旅游学部的大阪明净大学，2006年4月正式更名为大阪旅游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专门从事旅游教育的大学。
三、日本旅游教育的新特点
(一)旅游教育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一方面，旅游教育在职业教育、本科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即从单纯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教育，发展到了学科教育和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性教育；另一方面，在私立大学开展旅游教育的基础上，国立大学也开始发展了旅游教育，截至2004年底，日本全国共有20所公立、私立大学开展旅游高等教育。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根据各自的学科优势，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在旅游教育上开拓出独具特色的培养人才之
路。这样一来，旅游教育作为新兴的学科，就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二)产官学三位一体的旅游教育
产官学三位一体是日本的传统，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面，旅游教育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响应《观光立国行动计划》的号召，日本国立大学积极行动起来开办旅游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国立大学新设学部审批非常严格，国立大学即使有开办旅游教育的愿望和积极性，也必须得到文部科学省的批准才行。因此，和歌山大学在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独立的旅游学部的计划之前，就已经积极地与文部科学省、和歌山县政府和旅行业界进行了紧密协商，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支持。例如，全日本旅行业协会(ANTA)会长二阶俊博(2005年10月31日为日本政府经济产业大臣)就积极参与，日本内阁府特命大臣竹中平藏也鼎力支持，文部科学省专门负责学科建设的文化审议官德永保，和歌山县知事木村良树，也都表示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产官学三位一体的密切合作，当前日本旅游教育才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态势。
(三)起点高，走国际化办学道路
国立大学办旅游教育的突出亮点，就是走国际化办学的道路。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旅游研究比较落后，如果按照常规模式发展将会丧失良机。所以，各大学纷纷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之间联系，开展旅游教育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走联合办学的发展道路，力争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把日本旅游教育提高到国际水准。例如，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下属的旅游科学科在设立之初，就和美国夏威夷大学旅游产业经营学科(TIM)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双方互相承认学分，旅游实习基地互换(即夏威夷大学旅游产业经营学科的学生来冲绳实习，琉球大学旅游科学科的学生前往夏威夷实习)，两校教师定期互访并担当对方教学任务，授课科目50％采用英语教学，等等。又如，和歌山大学为加强国际旅游教育交流与合作，小田章校长2005年3月专程访问中国东北财经大学，双方就如何办好旅游教育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共同表达了合作办学的良好意愿。其后，以中村裕－为团长的和歌山县议员考察团一行，也于2005年6月访问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双方再次就旅游教育相关问题如课程设置、学生毕业去向以及办学宗旨等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这一访问充分体现了和歌山县地方政府和公共团体对和歌山大学成立旅游学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四)学科设置实行宽口径与专业性相结合原则
旅游教育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领域非常宽广，内容十分丰富。因此，旅游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为此，文部科学省不仅要求开设旅游专业的大学必须宽口径地设置学科，适应现代旅游业的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要求大学生必须学习相关的基础文化知识才能进入旅游专业学习。由于文部科学省的严格要求，日本大学旅游课程开设领域非常宽泛，其内容不仅包括国际旅游文化、国际旅游产业合作，而且还包括旅游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旅游与地域经济振兴等。以山口大学旅游学科课程设置为例，该大学二年级主要开设一些历史人文课程，如异文化沟通论、文化心理学、日本文化与宗教、英美文化论、山口县地方志与文化、亚洲文化交流史、亚洲社会比较、现代民族论等；鉴于旅游资源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大学三年级又开设一些与旅游环境保护相关的课程，如旅游与环境、自然地理学、环境保全学、景观规划学等；为大学生毕业求职着想，大学四年级开设专业性强的专业课程，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经济政策总论、旅游经济统计学、旅游产业论，还有实践应用性很强的旅游管理会计、旅游交通论、广告宣传论、旅行契约和约款等课程。琉球大学旅游学科课程设置也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旅游教育贯彻宽口径与专业性相结合原则，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旅游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五)知识结构上重视基础课程教育
按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规定，国立大学设置基础学部进行基础课程的教育。相比之下，私立大学因经费方面的原因，一般不单独设立基础学部，所以，私立大学旅游专业的基础课程教育比较薄弱。大学的基础课程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旅游专业可以在此框架中开设基础课。通常，自然科学模块开始的课程主要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情报科学、自然科学发展史等；社会科学模块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法学、生活科学等；人文科学模块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历史、地理、文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美学、宗教学、艺术欣赏等。此外，三大模块中都包括外国语课程，主要有英、俄、法、德、中、韩等语种，要求学生至少掌握其中的一门或几门。上述基础课程进一步拓宽了旅游教育口径，优化了旅游教育的知识结构，确保了学生素质的提高。
(六)学校自主性大，培养方案灵活
大学的自主性主要体现于学科的课程设置，这在国立大学旅游学科也不例外。如前所述，山口大学和琉球大学的旅游学科课程设置就有很大的差别。山口大学是在经济学部下设旅游政策学科，大学一年级开设的课程除基础学部开设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模块课程外，还有经济学部开设的必修课；大学二、三、四年级开设相关旅游专业课程；琉球大学通过整合本校的法文学部、工学部、理学部、医学部及农学研究科等学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法文学部下设置的旅游科学科有四个研究方向，分别是旅游经营方向、旅游规划与政策方向、旅游保健方向和旅游可持续发展方向。
(七)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