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6: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东南亚国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目前，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的投资模式研究得比较少，主要研究的是投资风险及其应对问题。韩宝庆在《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水电业的投资及其风险防控》一文中首先介绍了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水电项目概况;其次对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开发水电项目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其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风险的防控对策和措施。李志雄在《东南亚BOT水电项目投资风险研究》中针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水电项目采用BOT模式存在的风险，提出了如何转移、规避风险及加强管理的对策。白帆在《面向东南亚的境外电力投资问题研究》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境外电力投资环境;其次阐述了东南亚国家的境外投资方式和资本运作模式;最后进行了境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并且提出了应对和防范措施。张珺在《从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看东南亚水电市场开拓》中通过分析目前国际水电市场的情况，列举了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了中国投资开发东南亚国家水电项目的重要意义，列举了中国水电开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提出了开拓国际水电市场的建议。
2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项目的投资模式
模式作为学术概念，是对某特定领域中事物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既有实践总结和提炼，也有理论论证和分析，因此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目前，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发的水电项目主要是在东南亚国家境内，投资模式主要是BOT模式和直接投资模式。
2.1BOT投资模式的内涵
BOT即建造、运行和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国际项目BOT投资模式是指某国政府部门或者某单位将承担的项目开发责任和权利让渡给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负责开发项目。项目竣工后，在特许运营期内外国投资者运营该项目并获得合理利润，特许运营期满以后要将项目无偿返还给委托国家。
2.2中国采用BOT模式在东南亚开发水电的优缺点
采用BOT模式建设的项目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规模大、资金需求量大、工程量大、技术水平要求高、工程周期长、特许经营期限长等。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的难度比较大，单靠东南亚国家的实力是难以胜任的，但是利用BOT模式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开发的水电项目大多数采用的都是BOT模式，投资开发的典型水利水电项目主要有:南俄5水电站，瑞江一级电站等。
2.2.1BOT模式优点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BOT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减少东南亚国家的财政负担。东南亚国家政府缺少用于水电开发的巨额资金。但是，中国采用BOT模式对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项目进行投资，项目的融资负担都转移到中国企业身上，这样就避免了东南亚国家因为水电开发而极大地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吸引东南亚国家积极与中国水电企业开展合作。(2)弥补东南亚国家的技术缺陷。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的规划、勘测、设计和咨询能力，水电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工程的承包和施工建设能力，技术的研发能力以及运行管理能力都较为落后，无法独立承担水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而中国在泥沙研究、建筑水坝技术、水文水资源理论研究、防洪减灾理论研究、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调度技术等方面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因此，采用BOT模式可以弥补东南亚国家在水电开发建设方面技术的不足。(3)推动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的水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中国在当地大量投资兴建水利工程，能够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够促进当地的就业，从而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角度，BOT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采用BOT模式开发东南亚水电市场，可以带动中国大型水电成套设备、建设材料、资金以及技术的输出。(2)在水电项目运营阶段，中国企业可以有效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资源优势，将电力回送至中国境内，有效缓解中国电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并且能够从项目公司获得一定的红利。(3)项目运营期满之后，也就是项目特许经营期结束之前，中国企业还可能以高价出售股份从项目公司获得一定的资本回报。2.2.2BOT模式缺点(1)采用BOT模式开发水电项目前期的工作比较繁杂，主要有调研、谈判和磋商以及规划和勘探。这样会导致项目前期时间过长，同时费用也比较高。(2)投资额巨大，投资周期很长，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采用BOT模式开发的水电项目都是属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水电项目的总造价一般高达几亿元人民币，甚至几十亿上百亿人民币，建设周期也比较长。(3)水利水电项目建设过程比较复杂，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无法预测，因此一旦中国采用BOT模式承接了东南亚国家的水电开发项目，所承担的风险巨大，并且没有退路可走。中国水电企业采用BOT模式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资源，可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技术落后和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减少东南亚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中国的BOT投资模式在东南亚国家颇受欢迎。
2.3直接投资模式的含义
直接投资模式是指某国在对外投资中对所投资的项目具有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利，投资国具有部分比例的股份。直接投资模式的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2.4中国直接投资东南亚水电项目的优缺点直接投资模式的投资者与投资的企业存在着长期的利益关系，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很大的影响。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一种是在国外建立分支企业。
2.4.1直接投资模式优点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直接投资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开发水电项目，可以为东南亚国家水利水电行业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可带来不同形态的资本，减轻东南亚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能够很大程度地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角度，直接投资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进行直接投资，除了单纯货币形式投资以外，还有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经验和知识的转移。同时，中国可以获取东南亚国家的资源、市场和人力等。(2)中国水电开发企业采用直接投资模式投资开发东南亚水电项目，对所开发的项目拥有部分股份，因此对项目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控制权和发言权。
2.4.2直接投资模式缺点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风险相对较大，前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加充分，但是如果与当地企业合资能够实现风险共担，而且收益也将是长期的。中国水电开发企业采用直接投资模式开发水电项目的典型案例是伊江上游梯级电站，该项目是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项目建成以后的年发电量将达到1100亿kW•h。
3两种投资模式的比较
中国水电开发企业主要采用两种投资模式开拓东南亚国家水电市场，分别是直接投资模式和BOT模式。以上的研究证明两种开发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劣势，在选择采用哪一种方式投资开发东南亚水电项目时，投资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选择。因此，投资者有必要对两种不同投资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和探索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两种模式的异同点主要有:(1)组织形式和投资主体不同。采用BOT投资模式，组织形式一般都是中国独资，投资主体就是中国独资企业;如果采用的是直接投资模式，那么组织形式是中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投资主体类似地可以分为中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2)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在东南亚国家采用BOT模式开发水电项目的风险要大于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风险，因为采用BOT模式的融资成本比较高，需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和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承担的风险显然要小得多。(3)经营期满后财产处理方式不同。采用BOT模式的水电项目在竣工以后，在特许经营期内，中国企业可以自主运营在东南亚国家开发的水电项目，将电力发送至国内，或者出售给当地政府;但是特许经营期满之后，中国必须将水电项目完全转交给东南亚国家。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水电项目竣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长期合作运营该项目。(4)资金的筹措方式类似。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水电项目开发的投资额巨大，除了自主投资以外，还可以利用国际信贷市场，向世界银行贷款来筹资，也可以吸收利用国际投资基金等方式来筹资。(5)政府参与程度有所不同。由于采用BOT模式，合同文件比较复杂，需要签订大量的协议，磋商特许经营期等，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比较大;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最常见的组织形式是跨国公司，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比较小，主要是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商。
4结语
关键词：利用外资；东南亚；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6-0011-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02
一、引言
我国利用外资经过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投资方式和投资来源国分布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2014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同比增速仅1.7%。商务部认为我国利用外资或进入“调整分化、低速平稳”的发展阶段。FDI流入放缓将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较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基本维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很大程度是因为出口加工型FDI导致出口大于进口，2014年这个局面被打破。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经济政策制定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FDI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FDI流入本身就带来跨境资金的流入。竞争力的变化直接影响到FDI资金流入数量，甚至可能出现撤资回流现象。二是吸收FDI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影响到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动。如果东南亚国家在制造业方面因人力成本等因素竞争力加强，我国部分企业可能会加大对其投资，引发资金流出。三是FDI与进出口贸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占到了我国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外资增速放缓或者部分撤离以及部分内资企业将产业向外转移均会影响我国的经常项目资金流动[1]。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侧重于从国内视角分析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因素以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或者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利用外资不仅仅是受国内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化，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本文选取利用外资增长较快的东南亚国家作为研究比较对象，引入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评估其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对我国利用外资竞争力的综合影响效应，丰富研究我国FDI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利用外资的文献集中在探讨FDI的类型及FDI的动机，后期则集中通过国别数据、行业数据实证检验FDI的影响因素。各国和地区主要针对自身利用外资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跨地区跨国别的利用外资比较分析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源于FDI Intelligence每年的《世界绿地投资报告》，但其主要针对的是新建投资（绿地投资）。另一个是来自于联合国贸发组织。自1991年开始，联合国贸发组织每年会一份世界投资报告，对过去一年的世界直接投资情况进行总结，对包括我国和东南亚在内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情况进行点评。其中，UNCTAD（2006）认为流向我国的FDI在逐渐从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在吸收制造业外资上表现亮眼[2]。UNCTAD（2012）认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吸引力增加。东亚尽管吸引外资流入量在增加，但东南亚增速远超过我国，东南亚国家正在追赶东亚国家[3]。NCTAD（2014）指出东南亚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目前，东南亚吸引的外资有40%来自这一组织。虽然世界投资报告着重分析世界上整体直接投资情况，一般不会针对某个地区进行细致比较，但其在UNCTAD（2006）和UNCTAD（2012）给出了一份不同国家利用外资的比较分析框架[4]。该分析框架包括三类指标，分别从外资吸引力指数、外资潜力指数和外资贡献指数比较了国家间的利用外资情况。
国内部分学者利用世界投资报告的分析思路分析比较了不同国家利用外资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之处。李玉梅、王丽丽（2015）采用三重指标分析我国FDI与世界其他25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是吸收FDI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但在吸收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和政策寻求型FDI上竞争力不足[5]。桑百川、郑伟、杨立卓（2013）比较了“金砖国家”和“新钻11国”的外资潜力。国内学者的分析由于选择的国家较多，缺乏针对某个地区进行动态的、深入的分析。同时，对于近年来东南亚利用外资大幅增长和我国利用外资的放缓情况，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与东南亚利用外资情况、优势和不足进行一个全面的比较 [6]。
21世纪初，我国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亚洲许多国家表示担心我国利用外资的快速增长会对亚洲其他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围绕这一问题，国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实证检验。Chantasasawat， Fung， Iizaka and Siu（2004）通过1985―2004年8个亚洲国家的FDI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发现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FDI是正相关的，而不是负相关的[7]。Liu， L. G.， Chow， K.， & Li，U.（2006）指出我国与东南亚的FDI来源不同，东南亚国家的FDI大量来自于OECD国家，而OECD国家对我国的投资一直相对较少，认为投资于我国的FDI对东南亚的FDI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是缺乏说服力的[8]。Ravenhill， J.（2006）针对当时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东南亚的影响，指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并不是零和竞争。虽然东南亚表面上失去了全球制造业的市场，但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向我国大量出口的机会[9]。Eichengreen B， Tong H （2007）利用引力模型，检验了23个FDI流出国、63个流入国在1998―2003年间对我国FDI造成的影响，发现我国流入的FDI对东南亚国家的FDI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0]。Fung（2008）也认为由于我国和东南亚事实上处于全球工业链的不同环节，我国利用外资也对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造成了积极的影响[11]。Sohn Chan-Hyun（2016）利用知识资本模型研究了我国利用FDI对东南亚产生的影响，发现我国利用FDI对东南亚六国有促进作用，但投资成本和贸易成本对东南亚FDI都造成了不利影响。大量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利用外资并没有对东南亚利用外资造成负面的影响，反而是增加了东南亚利用外资的吸引力[12]。
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利用外资对东南亚产生了负面影响。McKibbin and Woo（2003）发现我国利用外资会对东南亚四个国家利用外资产生负面的影响，并长期影响这些国家的生产效率[13]。Xing，Y. and Wan，G.（2006）指出一国汇率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会对该国利用外资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南亚国家与我国的相对汇率变化会导致日本在对外投资的选择上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14]。但是对于东南亚利用外资对于我国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未对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和探讨。当前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正在处于变化时期，本文试图通过引力模型探讨东南亚利用外资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三、实证检验
（一）指标构建
1.指标选取。本文使用FDI吸引力指数和FDI潜力指数等两大指标来说明一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FDI吸引力指数包括FDI绝对吸引力指数、相对吸引力指数和综合吸引力指数。FDI潜力指数涵盖了市场规模、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条件、汇率、政府清廉程度、政府效率、贸易开放程度9大指标。市场规模选取的指标为以2005年不变美元计价的GDP，劳动力素质指标的选取来自于大学入学率，科技水平选取的指标为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占比。这三项指标与联合国贸发组织选取的指标基本一致。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中的重要作用，在人均GDP之外选择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占比作为另外一项指标。基础设施选取的指标没有选取电信基础设施，而是选取每万人中上网的人数。考虑到汇率会直接影响外资进入的资金成本，选取了实际有效汇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在制度环境上，东南亚国家和我国在政府稳定程度上差异不大，没有选择政府风险这项指标，而是选择了来自世界银行的清廉指数、政府效率指数指标。考虑到东南亚和我国大量吸收了出口导向性外资，添加了贸易开放程度作为指标。
2.数据处理方法。在这里我们对各项指标进行了标准化以方便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各项指标标准化的方法采用UNCTAD（2012）所提出的无量纲化方法为依据。无量纲化的标准化处理方法，原始指标的标准化得分计算公式为：Yi=。其中，Xi为i国某一指标的取值，Xmax为所有国家中该指标的最大取值，Xmin为所有国家中该指标的最小取值，Yi则为i 国这一指标的标准化得分。标准化后的指标取值介于0至1 之间，为了便于观察和比较，将标准化之后的指标扩大100 倍，由此得到的标准化得分介于0到100 之间。
3.数据来源。由于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东南亚FDI对我国FDI的挑战，因此选取的时期从2000年开始，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000―2002年、2006―2008年、2012―2014年。由于部分指标短期可能面临较大波动，因此选择以三年作为一个时期，以平滑相关数据。样本国家来自于东盟十国（不包含不丹）和我国，数据来源于UNCTAD STATISTIC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模型选择
由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外资集中于中低端制造业，随着我国土地和劳动力等各项要素成本的升高，中低端制造业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即我国和东南亚在利用外资上是否存在竞争效应尚不可知。另外一方面，两者之间有无互补效应，即如果东南亚利用外资和我国利用外资处于产业链上不同环节，那么东南亚利用外资就可能促进我国外资的利用。通过引入引力模型来检验我国与东南亚在吸引FDI上是存在竞争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在这里我们没有将我国的利用外资与东南亚利用的外资进行直接回归，这样分析过于笼统，说服力不够，同时样本数量有限，导致估计值不准确。由于知识资本模型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判断直接类型的模型，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引力模型更具有说服力。
（三）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引力模型的基本模型如下式所示：
ln（AFDIit）=ln（AFDIit）+ln（PGDPit）+ln（PPGDPit）
+ln（CGDPit）+ln（CPGDPit）+ln（Distancei）
+Languagei+Uit （1）
其中，FDIit表示i国（地区）t年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这里的FDI不仅仅是绿地投资，还包括利润再投资以及子母公司贷款形式的投资；AFDIit表示i国（地区）t年对东南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变量，东南亚利用外资既可能会造成挤出效应，也有可能会造成互补效应。我们预计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并不会面临资金上的约束，东南亚利用外资并不会对我国有转移效应，反而会有促进作用，因此预计该项系数预计为正。
PGDPit表示FDI流出国i国（地区）t年的GDP。资本流出国GDP规模越大，相应地对外投资往往也会越多，从而造成我们预期该项系数为正。PPGDPit表示FDI流出国i国（地区）t年的人均GDP，表示流出国i的人均GDP规模。通常来说，对外资本投资较多的国家往往是那些人均GDP越高的国家。
CGDPt表示我国t年的GDP，我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促进FDI的引入，我们预期该变量前的系数为正。CPGDPt表示我国t年的人均GDP，人均GDP越高，劳动力成本往往越高，往往会对FDI的引入产生负面影响。
Distancei表示i国与我国的距离，该变量为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距离，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Languagei表示与我国是否同种语言，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如果与我国使用的语言相同，变量取1，否则取0。如果语言相同，往往表示投资国和流入国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往往会大大促进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因此我们预计该项系数为正。U为随机误差项。
数据主要来源于OECD数据库，由于对我国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中包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包括在OECD数据库中，因此我们从ASEAN DATABASE和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局官方网站补充了相关数据。我国与外资流出国家的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选取的指标为我国首都与流出国家首都间的距离，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各国的GDP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贸发组织。
（四）实证分析
1.检验基本结果
我们首先利用最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各项符号与预期基本一致，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国的GDP规模越大，增长越快，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越大。外资来源国的人均GDP越高，对我国直接投资越高。同时距离我国越远，对我国投资越少；和我国使用同种语言的，有文化渊源的，我国利用该国外资越多。
同时，我们发现东南亚利用外资对我国利用外资是呈正向影响，说明东南亚利用外资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消极影响，反而对我国外资有促进作用。我国近年来利用外资增速放缓更多的是外资企业自身的内部调整，而不是东南亚国家相对吸引力的大幅提高。
由于来源国人均GDP与模型中其他三项具有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并且不是本文最关心的解释变量，因此选择方程（2）（见表1，下同）作为主要模型。同时，由于有语言虚拟变量，固定效应模型无法在包含这一变量的情况下得出估计值，因此本文只报告了OLS和随机效应模型，由于随机效应模型（2）通过了BP检验，因此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注意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如我国FDI与东南亚FDI存在正相关是由于全球投资者投资意愿。2007―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者投资意愿明显下滑，我国和东南亚的FDI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对待这个问题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选择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在这里，我们选择外资流出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通常，外资流出国与东南亚距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的，因为投资国离东南亚越远，越有可能减少其对东南亚的投资。但是，东南亚离其他国家的距离形成本身是外生的，不会对我国FDI的流入产生影响。内生性检验结果在方程（4）中，我们可以发现内生性检验结果（4）与方程（2）随机效应的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2.稳健性检验
分国别来看，东南亚各个国家对我国FDI的影响依然显著。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利用外资对我国利用外资仍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只有越南和菲律宾的外资利用对我国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OECD数据库中不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或地区的数据，因此在进行分国别或地区检验时，语言变量选择全部都是0，导致除越南外大部分国家无法报告语言这一虚拟变量的数据。同时，我们发现多数控制变量的符合和系数变化不大，外资来源国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FDI仍然是显著的正相关的，语言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著正相关的，距离这一影响因素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我国市场规模的系数依然是正的，显著性大大下降。人均GDP的上升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仍然是负相关的。
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并没有受到东南亚国家的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国利用外资近年来增速放缓的原因，在这里进一步考察各项要素成本是否导致我国利用外资减少。在这里我们除引力模型已经考察了劳动力成本外，进一步考察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其中土地成本选择的变量为我国商品房历年平均价格；环境成本选择的变量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汇率成本选择的变量为实际有效汇率。我们预计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和汇率成本的上升会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负面的影响。
经过检验，我们发现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我国利用外资的减少，但土地成本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环境成本的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汇率的系数是正的，汇率的上升并没有阻止直接投资的流入。这可能主要是我国利用外资来自于多个产业的影响，不同影响因素对不同产业具有完全方向不同的影响，如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一方面会导致出口导向型（垂直型外资）的减少，但对于市场导向的外资（水平型外资）的影响则并不大。环境变量的影响不显著，环保成本的上升并没有对外资的利用产生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更多的反映了我国环保政策的执行不到位。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利用外资的减少一方面是来自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劳动力价格、土地成本的上升。本文研究的主要指标说明东南亚利用外资并没有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负面的冲击，反而促进了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提高。
四、研究结论
（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的竞争力差距在缩小，优势逐渐消失
从绝对指标来看，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流入我国的FDI绝对规模较高，但差距在减少。从相对规模来说，我国利用外资与东南亚存在明显差距。综合来看，我国对FDI的吸引力仅次于新加坡，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缩小。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FDI最突出的优势是市场规模，最大的劣势在于劳动力成本的高企、政府效率低下、政府清廉水平较低，贸易开放程度不高。在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契约环境以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我国并不比东南亚国家存在明显的优势。
（二）未来我国FDI流入预计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国际收支的基本面不会恶化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东南亚国家利用外资的快速增长与我国利用外资增速放缓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存在明显的挤出关系，反而有促进的作用。我国利用外资的放缓更多的是自身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上升、国内以及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我国和东南亚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不同，主要产业也并不明显重叠。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外资流入不会因为东南亚利用外资的较快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国际收支的基本面不会因此恶化。
（三）采取差异化措施增强我国的外资吸引力
一方面可以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加强东西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部分外资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转变利用外资思路，从吸引外资数量转移到质量上来。
（四）做好新常态下对外资企业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工作
随着我国的各项要素成本的上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放缓不可避免，过去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会逐渐减少，国际收支的基础项目会逐渐走向平衡。作为外汇管理部门要积极做好应对外汇形势的新常态的准备，加强对外资企业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
（五）进一步简政放权，有序扩大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开放
一是深入研究和推进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实现负面清单的有序缩减。二是积极推进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便利化，简化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程序，方便外商投资者以人民币在境内投资。三是提高行政服务效率，简化外资行政审批，在公司、税务、外汇等领域给予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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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与东南亚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一、中国和东南亚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服务贸易出口比较多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处于领先的地位。领先地位不仅表现在规模处于首位，也表现在具备优势产业和良好的发展基础。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随处可见的是中国建筑业、旅游业、运输业等相关的服务行业相当靠前的份额排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深合作，无形中扩大了对外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吸收了许多科学合理的经营方式和理念。近几年来，我国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为服务贸易的科学、有序地发展增添了动力。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果，但是在发展的各个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二、中国与东盟发展服务贸易中面临的问题
(一)中国服务贸易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受服务贸易特殊性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我国的服务贸易大多实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几乎没有，出现了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局面。因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都很优越，所以在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和广告宣传等领域的发展比较突出，相较于内陆地区而言，优势特别明显。沿海地区也是目前中国最主要服务贸易出口地，浙江、天津、上海、宁波、深圳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出口一直占全国服务贸易出口很大的比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沿海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种局域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状况，给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落后
中国在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体制相对落后，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无论是部门的相互协调，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环境；还是与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统计制度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关于服务行业的理解和对服务贸易的范畴划分标准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统计出的数据就缺乏一定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如果数据不够全面准确，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出口服务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就无法制定出科学合理有利于我国和他国发展的策略和方案。
(三)东南亚各国服务业水平存存在很大差异
东南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不均衡；服务业水平差异较大；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问题无疑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各国服务行业水平层次的不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互开放服务行业难度很大，比开放货物贸易还要难上很多，对各国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目前东南亚各国的服务贸易政策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在外资出资比例上印尼是马来西亚的四倍左右。由此可见各个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政策的巨大悬殊。这样的这样的外资政策差异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制度建设增添了很大的障碍。
三、确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中国理应利用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契机，积极推进与东南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发展，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深入研究分析，有选择的与东南亚的国家进行合作。制定科学合理的合作机制，不断的加强互相交流，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和质量。政府应该晚上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措施和法律法规，改变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起和开发先进的技术设备，改善国内落后的服务手段，转变服务供给的方式，增强专业知识，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提高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以此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经济竞争力。
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信息交流，充分发挥信息对双方服务贸易的引导作用。如今的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自由贸易区内的服务业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分析、管理和应用，实现信息交流、信息共享，对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重大。要注重信息的更新、信息传播的强大力量。对于大量的信息要擅于整合，利用好信息的超强的引导作用。通过多种渠道整合信息，集合重点内容，把握好信息流通，让东南亚国家能更加清晰、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服务贸易的发展和合作情况。引导中国和东盟的资金、技术、项目、政策和人才等各种要素向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领域聚集。
其次，改变现有出口的模式，扩大服务行业的出口。继续发展我国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形式。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与东南亚国家的服务贸易领域高达六十几亿美元；中国是存在很大逆差的情况，想到改变这一现状，主要的途径就是发展对东盟的出口导向型服务业。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给中国的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机会。中国不仅可以成为东南亚各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地，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整体收入，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服务业在东南亚地区的综合竞争力。中国政府还可以借此机会扶持和发展国内那些亟待发展的服务行业。更可以引起外资，推动我国企业的拓展，这样不仅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我国人才过剩的问题。还可以增加我国的整体经济收入，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其他产业对外投资以及吸收外资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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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67年8月8日成立于泰国曼谷，现有10个成员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里，人口6.54亿。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2、1967年8月7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2018年11月12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东盟；中国；农林产品；国际贸易；资源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自然资源分布的区域性是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影响因子。资源区域分布不均是区域贸易的动力。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是调剂水土资源区域差异、平衡物资供需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农林产品国际贸易快速增长[1]。从资源关联安全的角度看，参与国际贸易的资源或产品越多，参与程度越大，资源安全程度就越高。提高资源安全保障水平的手段不是限制国际贸易，而应通过适当提高国内粮食价格，实施农业种植补贴等措施来提升国内农业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2]。全球商品链理论对国际贸易进行了全景式的追踪分析。一个完整的全球商品链包含资源投入、加工和运输销售等节点。商品链研究有四个维度：投入产出结构、空间布局、治理结构、体制框架[3]。在当今全球森林商品链中，森林资源产品沿着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供应者）中国等加工基地（产品加工者）-发达国家（终端消费者）[4]这一链条流动。全球商品链理论从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的全过程对资源加工和区域贸易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从过程和环节分析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问题[5，6]。
按在流动中的功能不同，把流动地域类型分为输流地、汇流地[7]。鉴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①（简称东盟，下文用东盟）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技术的差异，在东盟-中国农林产品资源流动系统中，中国主要是汇流地，东南亚国家主要是输流地。东南亚地处热带亚热带，农业自然条件优越、耕地资源丰富，是世界稻谷、橡胶、棕榈等农产品的重要产地和出口地。加之其与我国毗邻，东南亚成为我国农林产品进口来源地。东南亚稻谷占全球总产量近30%，大米出口占全球出口50%以上[8]。2000年～2010年泰国年均大米出口863万吨，占全球大米出口总量的29.4%，是世界第一稻米出口大国[9，10]。作为世界第三大大米进口国，2012 年中国进口800万吨，主要从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进口。东南亚天然橡胶占世界总产量的80%[11]，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和进口国[12，13]。
当前中国与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处于全球劳动地域分工的中低端[14]，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较为激烈[15]。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国际贸易愈发紧密。本文从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方面分析了东南亚-中国农林资源产品贸易流动现状、问题，提出资源贸易策略，以化解资源流动风险。
1 数据与方法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东盟国家农林产品国际贸易流动的物质基础。目前东南亚农林产品流动以输出为主，要实现东南亚贸易相对平衡，除进口工业制成品外，在水资源共享、水电合作开发、水上国际航运[16]以及海外农作物种植[17]方面有待深化。本文将资源承载力-产品流动-国际贸易相联系，构建了一个东盟-中国贸易流动的分析框架（图1）。
运用资源区域流动方法[18]，采用FAOSTA农产品贸易矩阵数据[19]，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产品净出口量为指标，分析2000、2010年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的水稻、天然橡胶等农产品国际贸易流动。采用FAOSTA的林产品贸易流数据库[20]，分析2000年、2010年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纤维板、纸及纸板和木浆等林产品国际贸易流动。
式中，NEi，j为国家i产品j净出口量，Ei，j为国家i产品j出口量，Ii，j国家i产品j进口量；NEj为东盟各国j产品净出口之和，i=1，2，…，n（n=10，为东盟国家总数），j包括稻米、天然橡胶、纤维板、纸及纸产品、木{等。
2 结果分析
2.1 东盟水土资源禀赋与农林产品出口潜力
据FAO 2010年数据，东南亚国家陆地面积434万km2、人口6.11亿，人口密度约140人/km2。年均降雨量为2174mm，年人均可更新水资源量为16710m3。耕地面积1.13亿ha，林地面积2.15亿ha，草地面积0.17亿ha。耕地垦殖率20%，人均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分别为0.185ha、0.351ha、0.028ha。而中国的年均降水深度仅为645mm，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049m3，人均耕地面积仅0.088ha，人均林地仅为0.145ha（表1）。综合考虑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水、耕地、林地等资源禀赋显著优于中国，但中国的草地资源禀赋远胜东南亚。基于资源比较优势，在人口密度、垦殖率已然不低的情况下，东南亚对华贸易中水土资源密集型的农林产品出口潜力大，草地畜牧产品潜力不大。
2.2 东盟-中国农林产品流动特征
2.2.1东盟-中国农产品贸易流动
限于数据可获得性，选取2000、2010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柬埔寨等东盟六国与中国的稻米和天然橡胶双边贸易数据，探讨近10年来东盟-中国间的农产品贸易流动变化。2000年东盟六国-中国大米贸易都是单向流动。泰国是中国大米主要进口来源国，其余国家都是中国大米出口市场。2000年东盟六国从中国净进口大米38.3万t（表2）。其中除泰国出口给中国大米27.4万t外，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大米47.7万t，马来西亚从中国进口大米11.9万t，菲律宾进口大米5.7万t。2010年泰国仍然大量出口稻米给中国（泰国出口给中国稻米29.2万t，同时从中国进口32t稻米），而传统大米进口国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从中国进口大米数量大幅萎缩，使得东盟六国由对华大米净进口地区变为对华大米净出口地区。2010年东盟六国对华大米净出口总量达到28.6万t。
东盟国家还是中国天然橡胶主要的进口来源地。2000年东盟六国对中国天然橡胶净出口量为60.8万t。其中泰国对华天然橡胶出口43.3万t；马来西亚对华出口天然橡胶8.9万t；印尼对华天然橡胶出口3.4万t；新加坡对华天然橡胶净出口4.5万t。2010年东盟六国对中国天然橡胶净出口总量高达138.6万t，翻了一番多。其中，印度尼西亚对华天然橡胶净出口量增加至原来的12倍，马来西亚对华净出口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泰国增加到原来的1.4倍。
2.2.2东盟-中国林产品贸易流动
2000年东盟净出口给中国的纤维板达50.6万m3（表3），2010年锐降至2.2万m3，下降了95.7%；2000年东盟对华纸及纸板净出口115.4万t，2010年锐降至7.7万t，下降了93.3%；2000年东盟对华木浆净出口70.3万t，2010年增加到125.5万t，增加了78.4%。①纤维板贸易：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中国重要的纤维板进口来源国，而菲律宾、越南则是中国纤维板主要出口市场。2000年泰国对华纤维板净出口26.5万m3，2010年对华纤维板净出口6.5万m3。2000、2010年马来西亚对华纤维板净出口分别为22.4万m3、1.7万m3。2000、2010年印度尼西亚对华纤维板净出口分别为3.1万m3、1.0万m3。2000、2010年菲律宾从中国净进口纤维板1.6万m3、0.7万m3，而2010年越南从中国净进口纤维板多达5.9万m3。②纸及纸板贸易：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最大的纸及纸板净进口来源国，2000、2010年印尼对华纸及纸板净出口分别为71.4万t、40.8万t。2000年泰国、马来西亚是重要的对华纸及纸板净出口国，分别对华纸及纸板净出口41.0万t、2.5万t，但2010年该两国却转变为从中国净进口纸及纸板3.7万t、9.2万t。越南、菲律宾、缅甸、柬埔寨历来从中国净进口纸及纸板。③木浆贸易：印度尼西亚是中国最主要的木浆净进口来源国，2000、2010年分别净出口给中国58.1万t、123.0万t。泰国分别净出口给中国9.6ft、2.4万t木浆。
近10年东南亚对华林产品贸易流动呈现以下特征：1）东南亚仍是中国纤维板、纸及纸板和木浆等各类林产品重要进口来源地。中国林产品进口来源国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2）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大量进口原料型产品如纤维板、木浆的同时，也出口纸及纸板等制成品。主要林产品出口市场有越南、菲律宾、缅甸、柬埔寨。3）东南亚净出口给中国的林产品绝对量下降明显。其中纤维板、纸及纸板对华净出口大幅下降，仅木浆净出口有所增加。
2.3 中国在东南亚农林产品贸易流动中的角色
东南亚农林产品主要国际贸易伙伴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美国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最发达的国家，农林产品消耗大，从东南亚进口农林产品较多，同时向东南亚出口纸及纸板和木浆等工业制成品。日本作为亚太传统强国，人稠地狭，近邻东南亚，对东南亚的农林产品依赖性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资源、经济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且毗邻东南亚，对东盟农林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相比之下，中国是东南亚最重要农林产品贸易伙伴，是东南亚多数农林产品重要出口市场，也是东南亚纤维板、纸及纸板等加工林产品的进口来源国。
2010年东盟六国对中国、日本和美国稻米出口量合计占东盟六国稻米总出口量的10.7%（表4）。其中东盟六国对中国稻米净出口为28.6万t，占六国大米对外出口量的3.2%，对日本稻米净输出为28.2万t，占其大米出口比重3.1%，对美国稻米净输出37.0万t，占其稻米出口比重的4.4%。东盟六国对中、日、美天然橡胶出口量合计占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高达45.9%，其中仅对中国天然橡胶出口占六国出口比重就达22.9%。东南亚对中、日、美三国纤维板出口合计占东南亚纤维板总出口量的12.6%，其中东南亚对中、日纤维板出口比重达5%以上，对美国的纤维板出口比重不高（1.2%）。东南亚对中国纤维板出口量为141072t，从中国进口纤维板达119141t，净出口给中国21931t。东南亚对日本输出167196t纤维板，从日本进口了877t。东南亚对美国纤维板出口31506t，从美国进口仅326t。中国与东南亚纤维板贸易双向流动特征突出，日、美则以从东南亚进口纤维板为主。东南亚对三国纸及纸板的出口合计占23.3%，其中对中国出口比重为10.7%，日本为8%、美国4.6%。作为重要的工业制成品，纸及纸板的双向流动特征也很突出。尤其是东南亚从美国净进口纸及纸板量很大（14.8万t）。东南亚对三国木浆输出比重合计为52.8%，其中对中国出口比重高达46.8%，日本仅占5.7%。东南亚对美国出口木浆9305t，但从美国进口木浆高达345988t，使得东南亚从美国净进口了336683t木浆。美国长期以来是东南亚重要的木浆、纸及纸板等加工林产品的重要净进口国。
3 结论
国际贸易是各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互补性的反映，是对国际资源禀赋差异的消弭，是国际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中国人口众多，农林产品自给不足。近几十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的实施，中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东南亚-中国农林产品流动日益频密。东南亚现在是、未来仍将是中国大米进口的重要来源地，我国对其天然橡胶的依存度持续增加。东南亚-中国农林产品贸易流动对保障中国资源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存在进口经济成本高、输出地环境影响大、地缘政治风险大。受生产国的技术、管理水平所限，资源输出对生产国的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大[23]。随着生态保护意识强化，东南亚国家森林初级产品出口下降，中国从东南亚进口林产品的能力将受到一定影响。许多资源产品定价权仍控制在国际寡头手里，作为重要资源进口国的中国资源产品定价权不足，中国进口贸易成本高。部分热点地区冲突和重要运输通道的安全隐患也使中国稳定获取国际资源产品的风险增大。今后，要充分发挥大湄公河次区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共同体等区域合作组织的作用，优化双边多边农林产品贸易[24]，完善公平、高效、顺畅的国际贸易流动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提高自然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升级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适度控制国际贸易流动规模，化解资源流动风险、保障资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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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向门户 经济合作 策略分析
2011年，四川省指出将逐步实施南向发展战略，四川的“南向开放门户”是指以与南亚、东南亚、西亚经济体贸易往来为主，面向印度洋区域开展经济贸易合作与联系的平台。地处四川西南部的攀枝花市可发挥本地的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加强建立起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经济合作的关系，将攀枝花市打造成为四川南向发展的平台和枢纽。
一、攀枝花市具有的特色优势分析
（一）占据有利的区位优势
攀枝花市地处于四川和云南的边缘交接处，是四川通向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口岸，连接着四川西南部、云南西北部，同时也与老挝、缅甸、越南等部分东南亚国家相邻，有利于发展南向进出口贸易，是四川省连接东南亚、南亚等国家重要的交通口岸。
（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攀枝花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光能和水资源等，本地钒钛资源量位居世界前列。攀枝花市水能资源丰富，电力合作是GMS的重要合作领域，自2008年后，我国逐步向越南、缅甸、老挝和泰国等地供电，共同开发利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能。因此，攀枝花市的钒钛、电力、光能优势十分突出，可与东南亚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形成互补性。
（三）产业优势较为突出
攀枝花市现已形成钒钛、钢铁、能源、化工、矿业和机械加工制造六大主导产业，全市已拥有年产铁650万吨、钢620万吨、钢材50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钒开发已形成全产业链，钒制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国际市场占有率达20%；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钛精矿、钛白粉、富钛料、海绵钛、钛锭生产基地。电力装机容量358万千瓦，年产原煤1200万吨；这为攀枝花市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同时也可与东盟国家在产业方面形成互补，促进产业的分工与合作。
二、攀枝花市打造南向门户的问题分析
（一）本地外向型经济比重偏低
攀枝花市的外向型经济相对于本市的经济总量所占的份额偏低，对外开放的程度相对较低。1999年至2013年，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攀枝花市对外贸易出口额总体增长速度较低，主要是以钒钛企业的出口为主。 2014年攀枝花市GDP为870.85亿元，全市的进出口总额为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1.0%，其中，出口总额1.7亿美元，增长38.4%；进口总额1.3亿美元，增长104.4%。虽然去年攀枝花市进出口贸易情况有所好转，但总量仍然较小，引进外资的数量及项目仍未取得新的突破，且本地严重缺少具有竞争力的外贸企业，攀枝花市对外出口的产品主要以原料型产品出口，外贸发展的竞争优势不强，整体经济的外向度偏低。
（二）产业结构发展不尽合理
攀枝花市是资源型的工业城市，主要是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加工制造业及矿冶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为主，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农业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相对较为单一，这对外向型发展产生较大的制约。
（三）物流交通大通道尚未贯通
近几年，成都到昆明的高铁攀枝花市段的修建工作进展顺利，丽江到攀枝花市的高速公路正在积极的建设中。但短时期内，攀枝花市南向通道仍无法完全贯通，没有已经建设好的符合国际贸易运输标准的铁路口岸，交通条件不会出现根本性改善，进出口贸易的运输成本较高，这均不利于资金、信息、人员、物流等的流通。
三、攀枝花市打造四川南向开放门户的策略
（一）攀枝花市的内部建设
地区经济的对外发展，不仅依靠外商的投资，也需要本地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在打造四川南向开放门户中，攀枝花市需要提高本地的经济建设的速度，加快产业的发展速度。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南向交通枢纽
攀枝花市的货运路线以铁路为主，公路运输为辅。应加快丽攀高速公路、丽攀遵铁路的建设，借道云南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尽快实现通边达海；加快攀枝花市的水运、航空、公路、铁路等交通口岸的建设；加快解决本地国际海铁联运集装箱标准的问题，发展海陆空多模式的国际联运方式，降低商品物资人员进出攀枝花市的成本，从而推动与东盟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2、建设特色农业基地，打造农产品集散中心
攀枝花市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气候使其拥有发达的果蔬产业，各类农产品远销海外。作为四川南向门户，攀枝花市需发展本地的果蔬特色农业，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加强与东南亚在农业方面的合作，引进其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特色瓜果品种；加强双方在牲畜、水产品饲养、销售等方面合作，结合攀枝花市的天气、土地资源等，打造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热带果蔬农产品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南向发展周转中心
攀枝花市应着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成长业，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培育、壮大和提升传统服务业。大力加快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要加大生态旅游景区宣传力度，打响阳光旅游节等节会品牌，带动阳光康养业和休闲农业发展，支持优势生态旅游企业实施园区提升改造，加快推进普达阳光国际康养度假区、阿署达花舞人间景区、红格温泉旅游度假区等阳光康养基地建设，打造近郊生态旅游新亮点，将攀枝花市建设成为全国著名阳光休闲康养旅游目的地。
4、推动内培外引，培养外贸人才
在四川南向发展战略中，人才建设必不可少。一是加大外经贸人才培养投入，提高人才的素质，增强人才对本地外向经济结构的把握，针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工作对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熟悉本地外贸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本地对外贸易的政策，掌握本地外经贸业务。二是加强外经贸人才的引进，尤其是引进熟悉外贸规则，对东盟经济情况有较为深入了解，具备较强业务能力的外经贸人才。
（二）逐步建立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
1、扩大招商引资力度
据四川商务部统计，截止2013年，东盟在四川省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31088万美元，四川企业也在老挝、泰国、新加坡、越南等9个东盟国家投资，投资覆盖了电站建设、加工贸易、开采矿产、网络通讯和家电制造等领域。在作为四川南向门户中，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攀枝花市应加强招商引资的力度，发挥本地区位优势，不断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同时，也应加强与川滇黔交界地区兄弟县市的经济合作，提高攀枝花市的对外开放度。
2、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
攀枝花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本地企业价值的提升，作为四川的南向门户，攀枝花市本地对外贸易的企业应夯实外向发展基础，把握国际市场需求，打造知名品牌。一是本地企业要生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出口量。二是作为四川南向门户，攀枝花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关政府也需要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例如在税收方面可以适当的减免，鼓励企业的外贸与对外投资。三是鼓励本地企业的对外开放，可由贸促会牵头组织企业参与各类大型会展并抓住举办“钒博会”的契机，提高本地企业的知名度，推动本地产品走出去。
3、加速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攀枝花市可按照国际标准结合本地实情，打开对外开放口岸，加强合作交流。加快本地南向发展的交通口岸建设、道路建设等，加快物流服务业的发展；采取相应的国际惯例法规保护地区和企业的利益，搭建起参与东南亚经贸合作的平台；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访和展会活动，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完善各类大型会展平台的法律法规，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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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加薪潮和廉价外资的消失，又给东南亚国家一次打击。
随着资本回流发达国家，南亚诸国麻烦不断。印度独特的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遭受重创，通胀和货币贬值作用下，政府疲于应付自不待言。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借助中国产业转移加速工业化进程，迅速填补低端制造业空白，但与中国无太大发展差距，现在更遭遇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天花板。
本次南亚危机的导火索印尼，曾被誉为“金砖第六国”。世界人口数量第四且拥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印尼成为继中国之后海外资金的投资重地。这个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国，迅速转变为东南亚甚至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新引擎。西方经济危机爆发的几年中，印尼的增速连续超过6%，在现任政府一系列经济复苏政策的引领下，印尼的人均GDP从1998年的540美元窜升至2011年的3500美元，印尼似乎抓住了全球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天时地利。但现在，高通胀、低增长，再加上美联储削减购债规模的预期，使得印尼对海外资金的吸引力大大减弱。
探究这些国家遭遇的麻烦，除了美联储缩减QE导致的资金回流，始作俑者乃自身的贸易失衡。印尼丰富的煤炭和镍矿资源，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热带农作物的生产潜力，使之迅速抓住了中国需求的机遇。印尼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量2010年比2009年增长了一半，远高于日本、美国和欧洲。印尼的原材料出口到中国，大宗商品占出口产品的一半左右，而服装纺织等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工厂却需从中国进口原料。自2011年中国需求减弱，大宗商品价格逆转，印尼的优势资源煤炭和棕榈油都不能幸免。印尼的经常账户即出现了多年来罕有的赤字，且随着商品价格一蹶不振而持续扩大。
菲律宾是亚洲最热的经济体之一，今年二季度该国GDP增长7.5%。此外，菲律宾还拥有东南亚最稳健的国际收支表，无论是其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还是经常项盈余，都远好于印尼、印度，甚至泰国，并且菲律宾很大一笔外汇来源于海外劳工，收入稳定。可菲律宾股市惨遭血洗，情况并不比印尼更好，原因就在于菲律宾有着很高的失业率。该国二季度失业率为7.5%，在东南亚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年轻人失业状况更严重，近一半年轻人失业。而年轻人难于就业的原因也颇为独特，近年来菲律宾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但其发展最好的行业都需要有技能的工人。菲律宾有着全球几乎最年轻的人口构成，但教育投入滞后，很少的年轻人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技能培训也不足。结果表面看工作机会颇多，胜任者却不够。
即使胜任的劳动力人口充足，东南亚国家也面临着另一个推高制造业成本的因素。东南亚国家大都上调了最低工资限制。随着就业状况持续加温，去年开始，各国出现了大面积的涨薪潮。泰国在2012年4月将曼谷的最低日工资提高到约10美元，随后全国推广；今年初，印尼将雅加达的月最低工资上调44%至228美元。越南则可能将河内市和胡志明市的月最低工资提高35%，达到约合129美元。这种上调似乎不以经济的承受力为依据，而显得颇为随意。据印尼纺织协会的统计，今年雅加达地区的工人工资同比增长高达70%，达到230-250美元/月。产业转移刚刚开始，其人口红利就有消耗殆尽之嫌。当然印尼人口2.4亿，首都地区之外工资水平还相对低，印尼纺织服装加工工厂以前主要分布在雅加达附近，但随着劳动力工资上涨，很多企业考虑向劳动成本低的地区转型发展。东南亚有着数以亿计的年轻人口，劳动力供给远未到达极限，承接中国产业转移以来，工人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最低工资调整后，东南亚都市地区的薪资水平已经接近中国，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因此不会很快向东南亚转移，而中国的中高端制造业可能会持续吸引更多资本。多年来东南亚的服装、鞋帽和纺织、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习惯依赖月工资不到200美元的劳工，工资上涨过快导致这些国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提前结束。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浓浓的热带风情，优美的风景，特殊的文化背景，深厚的美食文化深深的吸引着中国人民。特别是国家层面的中国东盟国际博览会每年都举办，以来加强了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中国的室内设计无论在餐饮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都呈现出对东南亚风格增多的现状。
艺术符号学的概念及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符号性
艺术符号学在符号学的框架范围内，运用符号学原理解释美学和审美规律。所谓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的学科，原来主要研究语言特别是形式化语言问题，后经过美国符号学者苏珊・朗格运用符号学的观念来解释美学，将视觉艺术符号进行语言化的编码和解码，使艺术和美学抽象的内容用最形象、最直接的形式表达出来。
东南亚风格的符号性非常强烈，是因为它具有符号的特征。首先，它是存在着的被人感知的物质。其次，这一物质的存在可以传达信息，并且它是一个由基本要素所组成的结构系统，这些基本要素有一定的排同性，非常规律的出现。甚至可以这样毫不夸张的认为，具有这些符号出现的风格样式就是东南亚风格的室内设计。没有这些符号出现的，即不是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而为其它风格。此外，它也具有作为符号的一般特征，如复杂性、关联性、历史性及某些社会意义。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符号系统的三个层面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符号系统构建分三个层面，其三个层面为一个系统，可将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准确表达。符号学扮演着定位风格的角色。
1.语构学层面
语构学研究的是符号本身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规律，以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意义无关，也被称为符号关系学。按照语构学的理论，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设计的材料、家具、装饰物件均可看做是基本的符号单位。这些符号排列成东南亚风格的语构学符号系统。由于地处热带地区，东南亚风格的设计采用简单、整洁的设计，出营造清凉、舒适的感觉。装饰方面，由于东南亚各国均有优良的手工工艺史，故而木雕符号、黄铜装饰符号、大量绿色植物的装饰搭配符号；材质方面，东南亚湿热的气候带来丰富的植物资源，所以自然界的各种木材、藤、竹、椰壳、麻布成为材料的首选。而这些广泛地运用的木材和其他的天然原材料，例如藤条、竹子、深木色的家具也成为了最基本的符号元素。再比如马来西亚广泛应用的水草、印度尼西亚的藤、以及泰国的木皮等等纯天然的材质，这些都大量的出现于室内设计天花板的表达中，均可以看做是构件符号的“子符号”。而整体的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可看做是“父符号”。各种黄铜、佛像雕塑、漆器、装饰品和绿色植物的形态是两者之间的桥梁。语构学无疑是东南亚风格符号学构建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
2.语意学层面
语意学研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符号问题，对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形式和意义，形式传达了怎么样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常常是设计师创作的重要思想，或客户想要的营销理念。能指可看做是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形式，所指可视为形式语言背后传达的内容。
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能传达信息的符号主要有装饰符号和材质符号。装饰符号主要由装饰图案表现最为突出。如三面佛像木雕、芭蕉叶造型图案等。材质符号有各种造型简洁的藤竹、柚木、麻布、椰壳、竹制品。通过历史的追溯可得，佛像的木雕装饰传达承载了东南亚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佛教国家的精神信仰。各种天然材料符号的形式所指东南亚各国出新加坡外，在工艺上注重手工艺的精神，工业化痕迹淡薄，纯朴的味道浓厚的民族特点。亦体现了东南亚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尊重自然之法，让现代人神往的国度的层面。
3.语用学层面
从符号学的意义来说，语用学探讨符号与人的关系，因而它包含了语构学和语意学。语用学层面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探讨中笔者主要探讨设计师与风格构建的关系。即设计师如何在设计活动中得到风格的到位表达。设计师要想将材料符号、装饰符号、家具符号的语构和语意准确的表达需要利用丰富的资料和调查对象，从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深入研究。
室内设计风格艺术符号创作原则与方法
1.天然材质符号
东南亚各国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气候条件，故而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所以在室内设计中常出现来自大自然的各种木材、藤、竹、椰壳、麻布等符号。特别是地板、天面和家具的材料，可见大量的运用。最具特色的实木床，床榻上有麻布垂帘符号，中国常见的屏风符号在东南亚室内设计中亦变为麻布垂帘。如图1所体现的麻布垂帘。
2.特色家具符号
东南亚风格家具符号与西方巴洛克风格的豪华，雕塑戏剧化完全相反，非常质朴造型简洁，具有温馨的简单的美感。在东南亚家具中最常出现的就是藤式家具符号和实木框架家具符号，包括藤质的灯饰家具。由于东南亚国家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雨季旱季。所以天气炎热，但因工业发展滞后，故而各种室内空间中最常见的符号便是吊扇。现今吊扇和灯饰融合，形成独特的东南亚风格艺术符号。如图2所示：
3.精美装饰符号
东南亚各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文莱等国均信仰印度教或者佛教。柬埔寨吴哥窟更是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故而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的装饰品中常出现佛教符号，如双手合十的佛像，又如低垂眉眼微笑的佛头、手如兰花的漆器或木雕等装饰符号。颜色以黑、红两色为主。东南亚人民对于植物的喜爱不亚于英国和日本，阳光充足气候潮湿非常有利于植物的生长。故而在室内设计东南亚风格中常见植物装饰符号。除了直接摆放或种植植物外，植物亦可以转化为图案符号运用在如壁纸、或者雕塑、窗花、漆画上。
结语
东南亚电视市场进入增长新时期
其中，继中国市场之后，下一波增长潜力十足的市场即是亚太地区，2013年将超越西欧、2014年将超越北美，2015年液晶电视将占全球18.6%，跃升全球第二大市场，其中东南亚国家也由于人口数、东南亚国协组织的扩展，例如：东协加一（中国），故已成为亚太区域中最令人瞩目的地区。
聚焦东南亚国协的
总体环境与电视市场
观测东南亚国协（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10个国家（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针对经济环境、科技环境、社会环境的相关指数进行筛选，分别以GDP增长率、网络用户数、人口数进行筛选，以此为标准，选定了其中较有能力消费且具潜力的四个国家，包括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进行分析，并分别探讨电视市场的状态。
四大焦点国家中，拆解电视市场技术别的状况，可借此了解传统电视（CRT）转换为当地平面电视（包括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的情况，同时借助全年当地市场的销售量了解目前的市场规模。
（一） 东协10国的四大焦点国家：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四国就经济环境而言，属东南亚国协中较为稳定增长的区域，经济增长率除了泰国有些许不稳定外，近年大多可达5%以上；而科技环境中，观测网络用户数，2007年至2011年网络用户加速增长，截至2011年为止，泰国、马来西亚网络用户数突破1千6百万，越南、印尼分别达2千5百万、2千6百万用户数，该科技环境的指标可见当地消费者对于使用网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于近年热度很高的上网电视（Connected 电视）具有帮助。
另外，社会环境中的人口数，可见印尼为四国中人口数最庞大的国家，2011年达2亿6千万人，属全球第四大人口大国，其次为越南、泰国，分别约为7千万人、8千7百万人，最后马来西亚则仅2千8百万人。人口数量的庞大，对于企业的好处有二，第一具备的劳动力较大，第二是当经济能力达到一定水准，消费力也不容小觑。
（二） 印尼、越南仍有60%以上的电视需要转换成平面电视（FPD 电视）
观测2011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电视市场技术别状况，可发现越南、印尼仍有超过60%为传统显像管电视，故印尼、越南是四大焦点国家中，未来转换平面电视（FPD 电视，包括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较具有潜力的区域。其次，泰国已转换了一半，达56.5%为液晶电视，4.6%的等离子电视，故平面电视已占国内电视的60%；马来西亚则平面电视普及率已达88%，相对于印尼、越南属于较成熟的市场。
观测四个国家的电视市场状态，消费力道与人口数、经济水准皆有关系，根据图三的2011年电视总销售量来看，从高至低依序为印尼、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故就平面电视品牌厂商而言，印尼、越南为两大潜力十足的市场，若同时以电视整年销售量来看，印尼将是最重要的国家。其中，马来西亚市场虽小，但大多被定位为东南亚国协中，重要的制造运筹基地，具备良好的产业群聚效果、基础建设等实力，受惠于东南亚国协组织的免税优惠下，也属于焦点布局的国家。
IEK View
北美、西欧的经济状况增长趋缓、电视市场已走向成熟期，2011年新兴市场的液晶电视销售量，首次超越成熟国家，成为下一波带动电视市场增长的驱动力。2011年中国正式成为全球液晶电视最大的市场，但从2012年后也逐渐趋缓，然而亚太地区接力快速增长，预计2015年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液晶电视市场。
切入亚太地区重要潜力的东南亚国家，由经济、科技、社会层面的指数筛选出四大焦点国家，包括越南、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并分析电视市场于当地市场的概况，经由东南亚四大焦点区域分析，以下提出两大应关注的议题
（一） 运筹中心与产业链群聚效益的趋势渐增
在东南亚国协成立后，国协内10个国家间运送电视产品属于免税，故电视品牌厂商仅需要在其中一国拥有电视厂，当作运筹中心即可享有免税的好处，四大焦点国当中，又以马来西亚、印尼、越南三国为日韩电视厂商选为运筹中心的重点区域，例如：日本索尼（Sony）以马来西亚为生产基地、东芝（Toshiba）以印尼为生产基地。
又如马来西亚由于10至20年前日系品牌厂早已进驻设厂，故虽然当地电视市场较为其他国家小，但目前定位为东南亚重要运筹的地区，且当地电视相关产业链较为完整，具有其重要地位。例如：索尼目前仅以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电视厂为东南亚唯一的生产基地。
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所带来的危机超乎人们的预期甚至想象。全球“圣战”主义的崛起、中东区域秩序的解体、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力量（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兴起、朝鲜半岛核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巨大不确定性、金融震荡、大国争端等变化，都是地缘政治危机的表象。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说，中国最直接挑战是亚洲地缘政治的变迁。这变迁尽管有诸多要素，更和中国自身的崛起有关。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所担忧的是其霸权地位，即恐惧于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来遏制中国的挑战。美国所使用的方法很是老套，即传统的联盟方法，包括美日同盟，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盟等。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的实际表现，主要是强化和东亚一些国家的联盟关系。经济上美国对中国的约束力则不再那么有效了，因为中国本身也就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反制。
对日本来说，日美同盟具有不同于美国的议程。在浅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借助所谓的“中国威胁”来强化日美同盟，再用这个同盟来对付中国；从深层次来说，日本是要发展出自己的独立势力范围，营造自己的联盟来冲刺其在亚洲的大国地位。在南中国海问题，表面上日本是为了配合美国，但日本有自己的地缘政治企图。
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和美国、日本结成同盟或者准同盟的过程中，也是各打算盘。经济上东南亚国家很难独立于中国。所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一直在深化和强化。不过在战略问题上，多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和西方具有深厚的“认同政治”。殖民地历史、冷战时期的对立等，都是东南亚诸国高度“西方认同”的根源。
所有这些单边的和多边的形势综合起来，今天似乎造成亚洲一些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崛起的局面。对这个局面，很少有人会说是积极正面的；相反，很多人担心和忧虑中国会被围堵，其崛起进程会被中断。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当然对此会有反应。从中国迄今为止的反应来看，中国至少有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再次努力改善和邻居的关系，使得自己和亚洲其他国家更加整合。无论在东海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没有主动挑起事端，都是反应性的。中国这些年的反应尽管很难被其邻居所接受，但毕竟掌握了主动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进两步，退一步”，以大局为重，稳定局势。中国一方面不会投降，不会为外在的压力所屈服，但另一方面则可以努力把双边和多边的关系，从战略向经贸倾斜，并且通过各种经济项目真正使得亚洲邻居受惠。中国也可以在战略上持开放态度，随时和周边国家进行政治和外交谈判，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中国会继续让东盟扮演领导角色。
第二，中国倾向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强化关系，而和另一些国家僵持下去。中国可以接受一个整合的、对中国友好的亚洲，但不太可能接受一个联合的、围堵中国的亚洲。鉴于中国强大的经济能力和日益崛起的战略能力，即使中国没有能力改变所有亚洲国家的态度，也有能力选择和哪些国家友好、和哪些国家不友好。即使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的政策，还是可以强化和一些国家的经贸及战略等方面的关系，形成中国所说的伙伴关系。这种选择对亚洲尤其是东盟不利，因为这样做有可能造成亚洲的分裂。
第三，中国可以实行“向西看”的政策，借此减轻来自东部美日同盟、美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联盟的战略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战略。“一带一路”中的“一带”显然具有这方面的考量。近年来，中国针对非洲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力度在加大。如果中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努力中受阻，这一趋势会变得更加不可避免。这一选择尽管对中国成为海洋大国不利，但毕竟可以缓解战略压力，避免和美日同盟的正面冲突。
第四，中国可以选择营造另一类“新型大国关系”，即和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针对美国的。但如果这对关系没有办法建成，而中国又不想和美国公开冲突，中国也可以选择通过和其他大国，比如俄罗斯和印度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郑永年）
昂贵的食物不仅仅是蛋白质、维生素、脂肪和热量，也是身份的象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海珍品，诸如鲍鱼、海参就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最昂贵的食材。传统饮食文化里，被誉为海洋“软黄金”的鲍鱼不仅居海味“八珍”之首，还被视为富贵、权力的象征。随着海洋养殖科技的发达，这些昂贵的食材也走上了普通中国人的餐桌。其中，福建莆田的汇龙海产就是著名的南日鲍生产企业。汇龙海产不仅养殖鲍鱼，更把鲍鱼进行深加工。鲍鱼罐头深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喜爱。成立于2005年的福建莆田汇龙海产，凭借着不断的技术创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南日鲍，鲍鱼皇冠上的明珠
鲍鱼的历史，正应验了“物以稀为贵”。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物质匮乏年代人们对于食品的感情。口味有特色又特别稀少的食品，往往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甚至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皱纹盘鲍在汉代就列为贡品，当时的名字为“鳆鱼”，苏轼还写过《鳆鱼行》一诗，在赞誉这种海珍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犹豫，因为鳆鱼曾被王莽、曹操两位“篡汉”者所喜爱。目前中国最大的鲍鱼地在福建。南日鲍是驯养两年以上的皱纹盘鲍与日本盘鲍杂交培育的后代。南日鲍体肥壳艳，鲍肉细嫩，味道鲜美独特，富含蛋白质、氨基酸、脂肪等物质，煮熟后鲍肉不会明显收缩。
海丝作筏，冲出低谷
虽然鲍鱼被列为八珍之首，有软黄金之称，但是鲍鱼行业也是遇到过“寒冬时节”。从2013年开始鲜活鲍鱼的内销急剧萎缩，整个产业进入寒冬。以往在市场上要比其他鲍鱼价格每公斤高 30元的莆田南日鲍，甚至卖出了1公斤78元的“跳楼价”。“养18-20个月才能收成，却遇到了这样的行情，当时全行业亏本！”汇龙海产董事长林玉雨发现“海丝”沿线的东南亚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华人群体，而且以来自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为主，他们仍然保留着祖籍地的生活习惯，逢年过节时必有鲍鱼这道大菜。于是开始向东南亚国家出口鲍鱼罐头。不仅如此，汇龙海产还研究出针对“海丝”沿线国家口味的“佛跳墙”、“大盘菜”等鲍鱼深加工产品。汇龙海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玉雨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示：“汇龙海产在莆田石城和山东荣成有300亩的养殖基地，U鱼年产量1000吨，年产值2亿多元，畅销东南亚。”
绿色生态，开拓市场
随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养殖户生态意识的提高，用南日出产的新鲜海带、紫菜作为饵料莆田鲍鱼。鲍鱼的品质越来越好，“海丝”沿线国家的消费者开始逐渐接受物美价廉的莆田鲍鱼罐头，所以才有了源源不断的订单。汇龙海产也相当重视绿色生态和科技发展，先后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鲍鱼健康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出口食品生产备案企业，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农业部水产养殖质量安全服务信息系统试点企业，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标准化试验区，福建省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综合标准化试验区，福建省鲍鱼及鲍鱼加工标准化示范区。
活冻鲍鱼、鲍鱼罐头、佛跳墙“三驾马车”闯天涯
目前汇龙海产的主要产品是“活冻鲍鱼”、“鲍鱼罐头”和“佛跳墙”。汇龙海产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液氮零下196摄氏度快冻技术来保鲜鲍鱼。液态氮常压下的沸点是零下196摄氏度，对食品成分呈惰性，可使食物在冻结和存储过程中的氧化变化降低到最低。当液氮与被冻食品相接触时，能吸收的巨大的热量，使产品瞬间快速冻结。并快速通过最大结晶区，瞬间锁住食品的水分和营养物质在食品组织中形成均匀分布的细小结晶，对组织结构破坏程度大大降低。
鲍鱼罐头选用福建莆田南日岛周边天然无污染海域生长的优质南日鲍为主要原料，聘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名厨专业制作而成。鲍鱼罐头口味纯正，开罐即食（加热口味更佳），方便快捷，出口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佛跳墙”和“大盆菜”则是秉承传统，并请专业名厨把关。其中“大盆菜”更是聘请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名厨专业打造制作而成，口味纯正，古法制作。
已经举办五届的南亚国家商品展掀开新的一页，自今年起正式更名为中国—南亚博览会（简称南博会）。首届南博会于2013年6月6日至10日与21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同期举办。
首届南博会以“促进中国—南亚全面合作与发展”为宗旨，力争打造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旅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高水平综合性展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桥梁，中国和南亚国家扩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
除举办展览展示活动外，本届南博会还举办了商品采购大会和投资促进会，并举办了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中国—南亚智库论坛、南亚国家友好组织论坛。
与此同时，昆交会系列活动纷纷登场。首届南博会暨第21届中国昆明进出易会与GMS经济走廊活动周、中国华商投资西南项目洽谈会暨亚太华商论坛、东南亚—南亚电视艺术周等系列活动同期举办，提升了国际参与性和影响力。
“南博会面向西南方向，要立足南亚，面向世界，它的意义也在于通过向西南方向的开放，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云南省副省长高树勋表示。
据他介绍，南博会落户云南与当地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不无关系。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老挝、缅甸直接接壤。此外，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基础较好，如GMS（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孟中印缅地区合作机制，与越北、老北、缅北也都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机制。
南博会的“首秀”也见证着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关系的不断升温。商务部副部长李金早表示，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目前中国已成为南亚国家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南亚国家则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投资目的地。
官方数据显示，在贸易方面，2000年至2012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总额从57亿美元增长到930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26%；其中中国自南亚国家进口额从19亿美元增长到226亿美元，年均增幅约23%。在工程承包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方企业在南亚国家累计签署工程承包合同额1064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701亿美元，均占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合同总额和累计完成营业额的11%。
在相互投资方面，2012年，中国对南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近4亿美元，同比增长39%，南亚国家对华实际投资5002万美元，涉及项目158个；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南亚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近40亿美元，南亚国家累计在华实际投资近7亿美元。
就中印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去年底就超过了7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就全球来说，是中国的第12大贸易伙伴。
不过，李金早表示，中国与南亚的经贸关系发展仍然有着巨大的空间，下一步中国将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在贸易、投资、旅游等方面将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关系。诸如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加强双方的投资力度，积极推进双边旅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