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6: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城镇人口，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城镇人口老龄化；国内旅游消费；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65-05
人口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收入水平，但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总消费需求。由于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增加的速度将快于人口增长速度[1]，老年人旅游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层次、高质量、个性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方式。无论基于人口效应还是消费效应，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都存在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来验证并预测这种影响效应，并采用VAR模型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当期和未来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非结构建模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内生变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因此，VAR模型能提供丰富的结构，可以捕捉到数据的特征，在预测方面比传统的结构模型更准确，可为动态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思路。VAR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Yt=α+∑pi=1AiYt-i+∑rj=1BjXt-j+εt（1）
其中，Yt是n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m维外生变量向量；p和r分别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一般可根据AIC、SC准则和LR检验来确定；Ai（i=1，2，…，p）和Bj（j=1，2，…，r）分别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εt为随机扰动向量，且满足cov（εt，εs）=0（t≠s）。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旅游花费和游客人次既是衡量旅游消费的重要指标，也是旅游统计的重点统计内容。本文采用国内旅游总花费（TH）（已通过旅游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实际值，上年=100）和国内游客人次（TC）来衡量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用65岁及以上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PO）作为衡量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变量（该变量依据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城镇总人口、城镇人口比重换算得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样本均取自1994-2013年年度数据。考虑到对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后减少数据波动和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在实际分析时采用各变量的对数值，分别用LTH、LTC、LPO表示自然对数的国内旅游总花费、自然对数的国内游客人次、自然对数的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VAR模型估计的基础，构建无约束的VAR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变量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分别对序列LTH、LTC、LPO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LTH、LTC、LPO时间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是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这三个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判断这三个序列均是一阶单整I（1），可以建立VAR模型[2]。
进一步对建立的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所设定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说明VAR模型稳定且整体拟合度较高，保证了脉冲响应分析的有效性。经检验残差序列无自相关，并经White异方差检验显示不存在异方差，且服从正态分布，结果表明VAR模型具有有效性，可以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3]。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研究城镇人口老龄化对旅游消费水平的动态影响关系，需要在已建立的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冲击影响程度。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时间序列模型来分析影响关系的一种思路，用于衡量来自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未来的影响轨迹，并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内生变量，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利用已建立的VAR模型，分别给LTH、LTC一个标准差冲击，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将冲击响应期设为20期，考虑在未来20期裙内旅游总花费和国内游客人次分别对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动态响应轨迹。响应结果如图1、图2所示。在图1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阴影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在图2中，横轴表示同图1，纵轴表示国内游客人次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阴影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首先，分析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由图1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不管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有正向响应，短期冲击明显，未来长期趋于稳步提高。具体的响应轨迹是：随着城镇人口老龄化的提高在开始阶段就对国内旅游总花费产生了正向的冲击，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1个百分点，国内旅游总花费大约上升0029个百分点。此后冲击力度逐年稳步增强，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增长保持持续的正向拉动效应，这种拉动效应比较稳定，而且正向效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进一步观察追踪期期间的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增长的累积效应[4]，可以看到在5年、10年和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0162、0349和0805，这表明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旅游总花费分别在5年、10年和20年累积提高0162、0349和0805个百分点。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增长有正向影响[5]，从未来长期看这种影响有稳定增长趋势。
其次，考察国内游客人次对城镇人口老龄化变量的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2可以看出国内游客人次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与国内旅游总花费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上都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但在脉冲响应的时间轨迹和冲击力度上存在差异。在第1年，国内游客人次对来自城镇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冲击立即有正向影响，大小约为0017，也即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国内游客人次将提高0017个百分点，影响小于国内旅游总花费对城镇人口老龄化冲击的反应。此后冲击力度逐年稳步增强，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增长保持持续的正向拉动效应，这种拉动效应比较稳定，而且正向效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通过分析观察期的累积效应，发现城镇人口老龄化对于国内游客人次在5年、10年和20年的累积效应影响分别为 0140、0349和0954。这表明，城镇人口老龄化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游客人次分别在5年、10年和20年累积提高0140、0349和0954个百分点。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比较，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影响在前10年比较小，但从11年以后累积效应逐年比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大，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游客人次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国内旅游总花费之间的长期关系并不显著。这说明未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比重的增加，国内游客人次将不断上升，而这种由人口老龄化所拉动的国内游客人次的上升却并没有给国内旅游总花费带来显著的影响。
（四）方差分解
下面利用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的相对贡献率。与脉冲响应分析不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技术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因此，方差分解给出的是每一随机新息对VAR模型影响的相对重要性。比较这个相对重要性新息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估计出该变量的作用时滞和相对效应的大小[6]。本文通过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消费水平的解释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变动主要是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在第1期达到9297%，随后有随时间下降的趋势，但下降幅度并不大，第20期也在76%左右。而来自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期仅为703%，也即国内旅游总花费的预测方差的703%由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来解释。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在初期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这种影响将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在第20期达到2379%。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变动主要由其自身的变动来解释，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变动对其变动存在一定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到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开始不明显，第2期仅为568%，但此后逐年上升，第8期相对贡献率已达到5506%。这表明从未来长期趋势来看，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变动的影响较大，从第18期开始对国内游客人次变动的解释已达到80%。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变动影响相比较，其影响程度明显要大很多，这与前面的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三、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1994-2013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了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旅游总花费和国内游客人次之间的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预测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旅游消费的动态响应关系，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国内旅游总花费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与国内游客人次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增长的脉冲响应模式上都趋于稳定的正向响应，但在}冲响应的时间轨迹和冲击力度上存在差异。与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比较，城镇人口老龄化对国内游客人次的影响在未来10期比较小，但从11期以后累积效应逐年比对国内旅游总花费的累积效应大，这说明城镇人口老龄化与国内游客人次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城镇人口老龄化和国内旅游总花费之间的未来长期关系并不显著。
关键词：新常态；城市；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8月29日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形势特征
（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之以往有所减缓，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增长周期变化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策略。
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减缓，一些国家甚至有所衰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大宗商品产能严重过剩，出口水平逐年降低。这些都反映在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方面；另一方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2016～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仍然向好。
（二）经济结构优化的需求提升。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同时，城镇人口的消费结构也有很大改变，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三）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口更加集中，使得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城镇人口消费能力有所提升。我国改革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城市甚至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
我国城市化道路在新常态下，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体现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动力与平衡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的特点，使经济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在此基础上，城镇人口消费水平逐年提高，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进而促进消费需求的转变。
二、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变化
（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恩格尔系数是反映消费结构的最重要指标，尤其是指某项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国家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以上为贫困，在5%～5.9%为温饱，在4%～4.9%为小康，在3%～3.9%为富裕，3%以下为最富裕。根据以上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14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1%。尤其是2007年以后，从我国城镇居民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看，近十年来，住房消费在金额比例上占的比重非常大，如果单从恩格尔系数的指标看，一些一线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达到10%甚至3%以下。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讲，消费质量在近十年来，普遍提高，对于消费的方向也变得更加多元，住房、交通、教育、医疗、旅游逐渐在年消费比重上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甚至每年人们要将大部分的钱放在这些上面。
（二）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虽然城镇消费结构来看，食品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是不等于食品的消费金额在下降，相反随着城镇人口收入的逐年上升，食品的花费更多。食品消费水平由过去简单的吃饱吃好，转变为品种更加丰富，营养更加全面。一方面由于食品供应的日益充足，2001年我国水果产量6，658万吨，是1993年的2倍；油料产量2，864.8万吨，是1993年的1.6倍。另一方面由于在外饮食的增加，粮食消费比重减小，购买量大幅度下降。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79.7公斤，比1989年下降4.5%；人均购买食用油8.5公斤，比1989年增长37.5%；购买牛羊肉、家禽、蛋类、鲜奶、干鲜瓜果等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在外饮食达到人均314.2元，比1989年增长4.7倍。
衣着是两项基本生存资料之一，而随着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的花费增长过快，穿衣消费方面，对于一般家庭不增反降。而衣着消费倾向时装化、名牌化、个性化发展更加明显，时装化倾向成为主流。从衣着和食品消费比重的下降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满足基本生活的支出并没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种现象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需求阶段已经迈向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阶段。
（三）耐用品消费增长减缓，奢侈品消费持续上涨。对于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电器，我国家庭消费趋于饱和，这主要是由于家庭对耐用品的保有率较高，都在90%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中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表明耐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传统电器降温的同时，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越来越高，城市人口的奢侈品消费在上涨幅度上均比其他商品高很多，成为现阶段的消费热点。如：名牌手表，珠宝等等。虽然相比于城市房价来说，奢侈品的消费在人们的总消费中仍然不高，但是其上涨势头迅猛，也反映出了人们对奢侈品的喜好与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
（四）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长，支出比重变化最大。随着智能化通讯工具的普及，居民在电子通讯设备方面的投入也较高，人们逐渐将通讯设备从耐用品转化为不断更新换代的商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另外，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移动电话及家用汽车已成为我国近几年形成的新消费热点之一。从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消费需求将会持续旺盛。
家用汽车与智能手机在性能与型号上更新速度加快，很多城市人不将汽车的消费与手机的消费作为耐久消费，而看作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表现。另外，汽车衍生品与手机上网“4G”消费的比重也在加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部分。
（五）住房消费比重上升较快。居住方面的消费比重大幅上升，这是与我国住房及配套的工资制度改革紧密相关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人们用于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支出也呈较大幅度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将导致住房消费比重上升。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在全国57个城市对2.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经基本释放，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是为了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这说明城镇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已开始从“有房住”向“住好房”方向转变。
（六）医疗及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明显。医疗制度的改革也导致人们用于医疗的支出增加，绝对支出额和支出比重都有上升趋势。随着2015年底社保卡代替医保卡在一二线城市的普遍推广，医疗消费在社会层面上有了更加清晰的统计，城镇人口纳入社保卡范围越来越广，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医疗消费实际上在生活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一二线城市的医疗支出方面在近三十年人均增长了2～3倍。另外，在孩子的教育投资上，从早教到孩子考上大学，教育投入从项目到费用都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教育投入的增加一方面表明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投入的增加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出人们收入的增加。
三、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特征给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居民消费增长点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以及娱乐教育方面。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吃、穿等基本生存需求为主的消费结构已经被取代了。而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的新消费结构正在形成。但更健康的消费结构由于受到消费观念、国家政策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制约，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改革现行消费体制。我国消费体制改革滞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转变，割裂了巨大的市场消费需求潜力与现有供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城镇住、行的消费方面，福利型、供给型和集团型的消费方式至今仍未彻底打破，用于住、行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仍未完全纳入个人商品消费领域，使这两个方面的消费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从而围绕住、行的相关产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二）推行鼓励消费的政策。加快费改税步伐，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体制，千方百计降低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价格。彻底整顿土地转让价格和拆迁补偿费，清理各种摊派和收费，规范住房成本构成，切实降低房价。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取消对汽车的各种不合理收费，积极推进燃油税改革进程。放开轿车价格，鼓励企业竞争。
（三）扩大就业渠道。制定再就业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积极促进其再就业，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而我国新常态下的就业市场压力逐年上涨，累积未就业人口逐渐递增，城镇的就业人口收入分化较为严重，进一步压缩了一些工作岗位的就业取向，进而形成了一些岗位招不上来，一些岗位进不去人，使得城镇人口的稳定就业率较差，人们跳槽率较高。从消费情况看，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使得就业选择更加的倾向一极，只有拓宽和扩大就业渠道，做好引导，才能缓解就压的整体压力。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信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的标志和条件，也是提升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前提。房价、医疗等消费压力，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压力。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使人们逐渐对社会保障丧失了信心。住房公积金改革、廉租房、经适房的出台在导向上给了一般收入家庭信心，引领了社会保障的风向，但是对速上升的房价来看，仍旧杯水车薪，仍然需要在抑制房价上涨、科学调整商品房市场供需上下功夫。医疗改革的脚步在加快，省市医保转入社会保障卡，对于社保的蓄水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拓宽，降低了医保的准入门槛，使人们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我国城镇人口在数量上有了急速的增长，伴随而来的就是我国城市人口消费指数与消费结构的调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城市的各类商品价格展现出不同特点。消费结构的调整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同时促进了我国各行各业市场化的进程。面对市场调控在城市人口消费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在深化改革的国家全局性经济布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常态下，应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加大研究力度，掌握城镇人口消费的规律，进一步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1]洪彦，王列辉，杨华玮，杨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以海峡西岸经济区城镇体系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5.5.
关键词：城镇总体规划； 人口规模预测； 准确性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快速推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更好地化解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和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风险，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由于人口规模预测是确定城镇空间布局的基础，因此在编制城镇总体规划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要对人口规模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预测，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提升城镇环境品质、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城镇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性。
二、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基本方法
在目前城镇总体规划的人口规模预测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
1、综合增长率法
在综合增长率法中主要用到了如下公式对人口规模进行准确预测：
根据人口年均综合增长率预测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P0——预测基准年人口规模；
r ——人口年均综合增长率；
n ——预测年限。
2、相关分析法
通过建立城镇人口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对数相关关系预测未来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Yt——预测目标年GDP总量；
a、b——参数。
3、资源环境承载力预测法
资源环境承载力法是依据城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地、水、生态环境、电力、经济实力等资源环境条件，分别按照某种适宜的人均占用水平或标准，对规划范围内可以承载的人口规模进行推算，得出的是城镇资源环境能够承载人口的最大容量或者极限规模。
如：土地承载力法
根据建设用地潜力和有关人均用地标准预测人口规模，按下式计算：
式中：Pt——预测目标年末人口规模；
Lt——根据土地开发潜力确定的预测目标年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lt——预测目标年宜采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4、基础设施承载力预测法
根据规划期末城镇道路面积、中小学学位总数和医院病床总数以及相应的人均指标来预测城镇的人口承载量。
三、目前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目前的城镇总体规划中对人口规模预测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并采用了科学化的方法对城镇总体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但是受到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制约，目前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口规模预测的准确性，必须得到解决。
1、城镇人口规模预测中现状人口数据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准确掌握城镇现状人口数据是城镇人口规模预测的重要基础，因此城镇现状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对城镇人口规模预测显得尤为重要。
（1）城镇常住人口数据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在城镇人口中占据主体的常住人口通常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人户分离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并且比例越来越高。各乡镇统计部门往往简单地将户籍人口计入常住人口，少数乡镇还存在利用以往人口统计资料编造本年度人口统计数据的现象，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现状人口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2）城镇流动人口统计数据缺失：由于流动人口的统计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除非基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需要，鲜有城镇进行制度性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城镇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处于缺失状态。
2、城镇地方政府根据主观发展意愿和招商引资需要扩展城镇建设用地平台、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而扩大城镇人口规模的现象较为普遍。
各市、县的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均明确确定了本行政辖区内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规模，这一基于更高层面的城镇发展空间布局是充分考虑了各城镇的发展现状、发展潜力和宏观发展趋势后制定的今后较长时期的城镇发展目标，是在更高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体现。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个别城镇的超常规发展可能会快速突破原有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值，与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产生较大的偏差，部分城镇的发展也会与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总体而言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各城镇的城镇人口规模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瞻性。
现阶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仍然以招商引资作为主要突破口。为了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培植地方财源和扩大城镇就业人口，工业项目招商引资成为各县市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为了发展县域经济，不少地方将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层层分解到各乡镇，致使各乡镇地方政府倍感压力。不少乡镇存在盲目招商、盲目发展工业项目的现象。乡镇地方政府往往根据主观发展意愿和招商引资需要扩展城镇建设用地平台、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进而突破市（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确定的城镇人口规模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行为虽然缓解了经济发展的一时之需，但从长远来看，加剧了环境资源的破坏和土地资源的浪费。
四、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几点探讨
基于以上现实和分析，我们认识到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是更好地化解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和扭转城镇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的趋势、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如何有效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规划师的足够的重视，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1、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当前我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原有的户籍管理方法已不适应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人口的统计工作也变得日益复杂和艰巨。为了提高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有必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减少人口统计数据的遗漏和重复，为城乡规划工作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基础数据。
2、各级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牢固意识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代世界最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战略，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尽快建立起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减少和抑制地方盲目发展的冲动，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利用和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
3、规划师应更多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规划师应该站在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勇于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确定城镇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的预测中努力减少来自政府部门的不良干扰。
4、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提高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城镇人口规模的预测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方法和进行多方案预测，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选取不同的方法和方案分别进行预测，通过综合各方法或方案得到的多种预测方案值，分析得出最有可能发生的预测值区间，提高人口规模预测的准确性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城镇总体规划中人口规模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人口统计制度与方法、经济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体系及政绩考核体系，并通过规划师的自身努力来共同实现。
参考文献：
[1] 杨松;曾永年;吴桂平;齐庆超;杨凯;;改进的最优组合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8年03期
[2] 刘桂莲;王福林;;黑龙江省人口预测及分析 [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
[3] 周南,左玉辉,柏益尧,冯琳;生态城市规划中人口预测—以昆山市生态城市规划为例 [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年02期
[关键词]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1区域发展背景
1.1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由区域边缘到发展前沿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长三角未来的新定位：到2020年，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江苏沿海地区将依托其港口、土地、环境等条件成为长三角功能体系向北延伸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阜宁在这一新的格局变化中也实现了其区域角色能够从区域边缘向发展前沿的转变。
1.2响应江苏南北联动发展——由孤立发展到整体融合
为缩小区域差距，共同实现“两个率先”发展，江苏省提出南北联动发展、加快南北产业转移的战略思路，在政策、产业、资金、技术等各方面对苏北给予大力扶持。阜宁要加快自身的发展，应着力改善阜宁投资环境，树立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以优良的基础设施、优质的服务和全方位的开放意识吸纳苏南产业向本地区转移。同时，应充分发挥阜宁在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市场、基础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在拓宽合作领域的基础上重点推进优势行业领域与苏南的合作。
1.3响应沿海开发战略——由偏于内陆到融入沿海
“十一五”期间，为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江苏省明确提出加快开发沿海产业带，推进沿海开发，全面实施包括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沿沪宁线的“四沿”战略。2009年6月国务院通过《江苏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阜宁未来的发展需要从过去一直局限于小区域中心的定位走向融入更大范围的市场区域来实现向跨越式发展，融入区域价值链体系，成为在区域范围中的一个有自身特色和价值的节点。
2阜宁县现状城市化水平
2.1阜宁县人口分布
县城城镇规模除了阜城镇为26.06万人，其它建制镇镇域平均人口规模仅有5.83万人，镇区平均人口规模为1.33万人。总体城镇规模偏小，不利于发挥城镇的中心作用。
从基础数据得出，大部分乡镇的城市化水平较低，还处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农业人口较多，可转移为城镇人口的弹性较大。仅有益林镇、沟敦镇达到48%，可进一步发展为片区中心。
2.2中心城区人口分析
2010年底中心城区人口为29.73万人。2001年，外来人口主要来源于省内，至2010年，省外外来人口比重逐步上升，占总外来人口的24.6%。
2.3历史城市化水平分析
阜宁县2010年末的城镇人口总量为46.9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2.10%。2001年末的城镇人口总量为29.48万人，城市化水平为27.42%。2001～2010年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为1.47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开发区和澳洋工业园的发展，其吸引外来制造业的能力将逐步增强，工业化进程将迅速加快，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吸引阜宁县域农业人口及周边地区居民向中心城区、重点中心镇镇区迁移，城市化水平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趋势。阜宁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
3城市化发展水平预测
从近年来的阜宁统计数据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速度较快，2000年以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从27.1万人减少到16.2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从62.9%减少到39.4%，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被吸收转化为在册城镇人口。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法主要考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一因素。其公式为：pt=po（1+γ）t+A•B•C（1+d）
式中：pt：预测期城镇人口，po为现有城镇人口，γ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A为预测期农村劳动力数，B为农村劳动力转化率，C为农村劳动力转化到城镇的比率，d为转化的劳动力带眷系数。
考虑到阜宁耕地总量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以及农业劳动力劳均耕作水平的提升，估算到2015年农村劳动者数量为10万人；2020年农村劳动者数量为14万人；2030年农村劳动者数量为20万人。针对阜宁的实际情况，确定上述的参数分别为：
表01-01阜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法参数表
年份 γ A B C d t
2011-2015 5‰ 10.0 60% 60% 1.4 5
2016-2020 4‰ 14.0 50% 50% 1.5 5
2021-2030 3‰ 20.0 40% 40% 1.6 10
由此得出，阜宁城市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法预测结果为：
2015年，户籍城镇人口：55万人，外来城镇人口：10万人，常住城镇人口：65万人，城市化水平：58.1%。2020年，户籍城镇人口：64.9万人，外来城镇人口：14万人，常住城镇人口：78.9万人，城市化水平：65.8%。2030年，户籍城镇人口：75.6万人，外来城镇人口：20万人，常住城镇人口：95.6万人，城市化水平：73.6%。
根据上述预测方法综合分析，2011－2030年阜宁县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率为2.5%。
2015年，县域总人口：112万人，城镇人口：65万人，城镇化水平：58%。2020年，县域总人口：120万人，城镇人口：82万人，城镇化水平：68%。2030年，县域总人口：130万人，城镇人口：98万人，城镇化水平：75%。
4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
4.1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人口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次规划从就业弹性系数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就业弹性系数是指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地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在3%的GDP增长基础上，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都基本上支持经济增长与失业率这种负相关的变动关系。
在阜宁县的农业发展中，农业产值基本保持不变，农业投资持续小幅度增加，政府政策创新变化不大，劳动力持续减少，就业弹性为负数。工业发展中，从2001年至2010年，工业产值增加了80.55亿元，同期投入资金增幅不及人口增幅，工业企业门类多为制造、加工业，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初级劳动力。
表01-02阜宁县GDP与劳动生产率比较一览表
规划将10年来阜宁的劳动生产率和GDP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可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弧度小于GDP增长弧度，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滞后于经济发展。
表01-03阜宁县总人口与劳动生产率比较一览表
再把劳动生产率和总人口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两条曲线弧度基本一致，说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与人口的增幅一致，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的增长。
4.2人口质量与劳动力就业的关系
人们要从事经济活动，只有劳动者成功地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时才成为可能，因此，就业是人口质量作为经济的内在潜力转化为外在表现的基本形式。本文就人口质量与劳动力就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4.2.1发展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发展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使人口质量更加适合劳动力就业的需要。提高人口质量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人口生产和文化、教育、卫生、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发展教育事业，既可以从总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也可以推迟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劳动力供求矛盾。
4.2.2深化和完善就业体制改革
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择业竞争大大减少了劳动者对就业岗位的不适应性，同时开放劳动力市场也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5策略研究
5.1推进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5.1.1沿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谐。
农业建设土地集体所有权变为国有或私有都面临可能的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风险，中国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不能改变；1978年后，我国农村集体农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和城市国有土地房地产开发中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成功实践都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成功的典范。
5.1.2沿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降低土地交易成本。
在发展中，土地集体所有制不用转换是交易费用相对节约和农民合理受益的产权安排模式，集体组织获得更多的收益，能够更好的为农民利益服务，这才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初衷。
5.1.3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管理机构上移便于社会保障统筹。
新的土地制度和政策设计，已将根据规划集中居住农民的社会保障由政府一次性予以解决，较好进行了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制度安排，为将来分阶段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水平奠定基础。
5.1.4激活市场要素运作可以促进城镇化持续滚动推进。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一旦流转，理论上可能危及农民切身的生存利益，甚至导致“流民”现象的出现，这是一度从制度上限制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原因。但在实际中，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草率卖掉所有住房的毕竟只是少数。
5.2推进城市管理制度改革
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极其不利于流动民工或外来务工者的落地生根。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劳动力，实际由不同技术层次劳动力人口所构成。一方面要提高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历人口的进入准则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需要。
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要与阜宁县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配合，既要考虑到长远发展对劳动力学历水平结构的需要，又要观照到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对稀缺劳动力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1]《效率、公平与产权》[美]詹姆斯.E.米德著，施仁译
[2]《和谐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3]李通屏，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城镇化可以简化为乡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但不同学科对城镇化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城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表述。所谓人口城镇化，就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城镇化水平就是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水平就是用的这个指标；所谓外观城镇化，就是从规划学的角度看，地表外观由乡村变为城镇，也称为土地城镇化；所谓产业城镇化，就是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区域支柱产业由农业变为非农产业，即工业和服务业；所谓人的城镇化，就是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或人口直接就地由村民变居民，并享有真正的“市民”待遇，融入到城镇居民社区，过上真正的城镇生活。
关于城镇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大幅提高。1978年中国总人口9.63亿人，其中城镇人口1.72亿人，城镇化率17.9%；2012年中国总人口13.54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12亿人，城镇化率52.57%，相当于2011世界城镇化率平均水平（52.08%）。但这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若扣除城镇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2.36亿人，实际拥有本地城镇户籍人口4.76亿人，也就是说，2012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只有35.14%（4.76/13.54×100%=35.14%）。然而，无论是35.14%还是52.57%，都不影响对中国城镇化所处阶段的整体判断，两组不同数据显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即城镇化发展规律“S”曲线的30%―70%加速通道 ）的快速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102万人。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2002年上升了13.4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71182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20970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比2002年减少了14019万人。
又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距也十分明显。就整体而言，中国目前尽管处于城镇化加速前期阶段（实际城镇化水平在30―50%之间），大多数地区的城镇化为集中式城镇化，即资源（尤其建设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医院、文化娱乐等）、人才、资本向高等级城镇集中的城镇化，但也有一些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地区，已进入到城镇化加速后期阶段（实际城镇化水平在50―70%之间），城镇化为分散式城镇化，即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镇化。2011年中国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61.0%，中部和西部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别为47.0%、43.0%，与2010年相比，东中西分别上升1.1、1.7和1.6个百分点。从统计数据看，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至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湖北、山东、海南三省首次超过50%；继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镇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过80%。
关于城镇化质量
中国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若干个具有国家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不包括港澳台，1978年中国城市总数只有193个，2012年增加到657个。2011年中国6.9亿城镇人口中的71.6%生活在城市中，1.59亿外出农民工中约82%在县级市及以上城市就业。1978―2012年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由29个增加到125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881个，几十个城市群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2012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3%左右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3%左右的人口，创造了36%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
但由于不同户籍者所享有权益不同，“同城人不同权”使得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较高“水分”。例如，2012年广东省深圳、东莞两市常住人口分别为1054.74万人、829.23万人，但没有两市户籍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分别高达72.73%、77.45%；2012年江苏省昆山市常住人口195.52万人，但没有昆山户籍常住人口所占比重62.27%。由此可见，一些城市虽然统计上所反映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很高，但相当部分人并没有享受户籍人口“市民待遇”，不仅在医疗、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无法享受公平待遇，甚至在购买住房和汽车上牌照等方面也存在严重歧视现象，形成了所谓的“半城镇化”。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夹生”城镇化所产生的“半城镇化”人口至今仍在扩大。据统计，2008年“半城镇化”人口数字是1.61亿，当时中国城市化率为45.68%，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差为12.4个百分点；但到了2012年，“半城镇化”人口数字是2.36亿，常住人口城镇化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差为17.4个百分点。
关于城镇化问题
一是产业化与城镇化脱节。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是“因”，城镇化是“果”，且城镇化与工业化演变轨迹几乎重叠，因此，真正可持续的城镇化也是伴随产业演变的城镇化，城镇化与工业化既要良性互动，又要同步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商品住房成为城乡居民最大市场需求后，以房地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土地城镇化不断加速并成为遥遥领先于产业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先行军”。一方面，一些主要依靠房地产业发展的三、四线城市，出现了产业城镇化乏力现象，一些有城无业、有城无人的“新城”也纷纷被媒体以“鬼城”而冠之；另一方面，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周边区域所开发的超大规模楼盘，也由于没有产业支撑所形成的“卧城”，与主城之间形成了每天“潮汐式”人流格局，导致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大城市病”――房价高、交通堵、空气差、淡水缺等问题。
二是城镇化没有建立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城镇化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基础，但衡量非农产业发展，一要看非农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二要看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在2012年所反映的中国三次产业构成指标中，虽然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接近90%，但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只有2/3不到，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超过了价值（增加值）所占比重23.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并不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的工业化；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得城镇化成为“城乡割裂发展”的城镇化。
三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半城镇化”现象的实质是进城农民既不能平等享有市民权利，又不能割断与土地、宅基地以及与原农村集体的联系。总根子在于长期执行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半城镇化”减少了城镇化、城镇现代化建设的政府即期成本，而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半城镇化”解决的仅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和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半城镇化”对城镇常住人口中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之间二元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的扭曲和对城镇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凸显出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对体力型的劳动力旺盛需求，转变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要，进城农民基本上是体力型的劳动力，尽管出现就业机会，但进城农民越来越难于难找到适合工作，而由于长期在外漂泊，农村只能成为一种回忆。
四是土地制约凸现。当前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至2010年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1.6%，高于城镇人口46.1%的增长水平。东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无地开发的地步，西部则选择移山填沟，人为造地来发展工业。一方面，土地制约几乎成为地方政府众口一词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而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密度开始不断下降，也是在2000―2010年间，城镇人口密度由8500人/平方公里降至7700人/平方公里，特别是许多地方开发区和新城、新区，由于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人口集聚能力不足，甚至出现了大范围“鬼城”现象。中国是以山地高原为主的国家，宜居土地只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9%，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40%。本来城镇化集约了人口，可耕作的土地因此可以增加，但是现实城镇化进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基本农田和优质耕地减少过多、过快，挖山、填水过滥，这样下去，不仅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而且会破坏国家生态安全。
[关键词]GM（1，1）模型；人口预测；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2-0131-04
[作者简介]黄毓雯（1990-），女，江苏扬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 一、引言
人口预测就是根据现有的人口状况并考虑影响人口发展的各种因素，按照科学的方法，测算在未来某个时间的人口规模、水平和趋势。人口预测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信息，预测的结果可以指明经济发展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帮助制定正确的政策。但是，人口预测基于统计的人口数据每年往往有波动，对于不平稳的人口时间序列预测精度不高，甚至会丧失预测功能。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华中科技大学邓聚龙教授在1982年提出的。该理论是系统思想的一种深化和发展，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其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之中，获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灰色系统理论是研究信息部分清楚、部分不清楚并带有不确定性现象的应用数学学科。在客观世界中，大量存在的不是白色系统（信息完全明确）也不是黑色系统（信息完全不明确），而是灰色系统。因此灰色系统理论以大量存在的灰色系统为研究重点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GM（1，1）模型是GM模型中的一种，它是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求解单一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的过程，以时间序列资料为基础，对无规律的原始数据进行转换，建立有规律的新数列的回归矩阵方程，并用得到的方程对未来的动态发展进行预测。
城市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是指人口城市化，即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转变成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数量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广义上除了指人口城市化以外，还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土地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等。2013年1月，国务院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人口城市化，因为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础，也可理解为是城市化的核心。从城市化的概念可以看出，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世界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有比较明显的规律：第一阶段是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25%时，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当城市人口达到30%后就会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在城市人口超过70%时城市化率的增速将会减缓，进入城市化的第三阶段，即最终阶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化规律的“S”曲线。
城镇化速度的变化有其特定规律，决不能拔苗助长。虽然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自然基础、历史条件、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特征，从而有不同的城镇化道路，但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大致相似。若在短时间内快速城镇化，将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和贫民阶层，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GM（1，1）模型的建立
1GM（1，1）模型的建立过程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是否会出现信息不完全的情况，取决于认识的层次、信息的层次和决策的层次，低层次系统的不确定量是相当的高层次系统的确定量，要充分利用已知的信息去揭示系统的规律。首先，灰色系统理论对于人口预测的时间数据序列建立系统的动态模型，把一组离散的、随机的原始数据序列进行m次累加生成一个规律性较强的累加生成序列，从而达到使原始序列随机性弱化的目的。其次，对累加生成序列建立模型。最后，再进行m次累减还原成预测值。通常m值取成1，作一次累加生成序列，再建模，即GM（1，1）模型。具体的过程如下：
假设取X0为初始的原始序列：
X0=（x0（1），x0（2），…，x0（n））
对X0进行一次累加生成，得到新序列，累加生成序列：
X1=（x1（1），x1（2），…，x1（n））
其中，
x1（k）=∑ki=1x0（i），k=1，2，…，n
然后对X1构造一个背景值序列：
Z1=（z1（1），z1（2），…，z1（n））
其中，
z1（k）=αx1（k）+（1-α）x1（k-1），k=2，3，…，n
在这里α=05，建立一阶微分方程：
dx1（t）dt+ax1（t）=b
这个方程为GM（1，1）模型的基本形式。
再次应用最小二乘法原理求得：
a∧=（a，b）T=（BT，B）-1*BT*Yn
B=-1/2（x1（1）+x1（2））1
-1/2（x1（2）+x1（3））1
-1/2（x1（n-1）+x1（n））1，Yn=（x0（2），x0（3），…x0（n））
最后建立预测公式：
x∧1（k+1）=（x0（1）-ba）-ak+ba
x∧0（k+1）=x∧（k+1）-x∧1（k）
2GM（1，1）模型的检验指标
通过对模型结果进行检验，确保其精确度并应用于预测实践。相关检验有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后验差检验等。对于残差检验，通过公式
ε（k）=x0（k）-x∧0（k）x0（k），k=1，2，…，n
得出相对误差ε（k）
本文主要介绍后验差检验方法。后验差检验是一种常用的基于概率统计的基本检验方法。它以预测误差为基础，根据其大小，考察预测误差较小的点出现的概率，以及与预测误差的方差有关指标的大小。一般要求误差概率p≥095，不得小于075。如果P、C都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可进行预测，否则需要进行残差的修正。如表1所示：
表1PC 表预测精度等级PC好>095>035合格>0807
1新疆人口与城镇化率发展状况
表2新疆城镇化水平年份年末总人口
（万人）城镇人口
（万人）城市化率
（%）20011876196332133752002190519644723384200319339566511343920041963116901135152005201035746853715200620500077777379420072095198202739152008213081844653964200921586386021398520102181589335842792011220871961674354201222327898198440020132264301006934447从表2中可以看出新疆2001―2013年的城镇化增速非常缓慢，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在全疆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两个地级市城镇化率最高，其中克拉玛依达9863%。北疆除了伊犁州略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外，其他地州城镇化水平都高于全疆的平均水平。南疆除巴州外其他地州城镇化水平都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尤其是南疆三地州的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地区要远远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就西北五省区来看，新疆城镇化水平要高于西北五省区的平均水平，但从全国来看，新疆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在全疆的22个城市中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仅有乌鲁木齐，大部分县城人口不到10万人。
2对新疆人口与城镇人口预测检验
由于GM（1，1）模型在建模时，它的基本模型是一个离散方程，其后对模型进行了白化得到的白化方程是一个连续方程。在预测时将求到的参数直接带入了白化形式中，导致从离散形式直接跳跃到了连续形式。因此，以GM（1，1）模型对人口进行预测时，对原始数据的选择要求人口变化过程要平稳，尽量避免突变性区间；应选择距离预测数据最近的人口数据，以保证模型精度。根据以上原则，选择新疆2001―2013年的总人口和城镇人口作为源数据。通过GM（1，1）模型对新疆2013年年末总人口和城镇人口进行预测，并检验其精度。经计算得出预测值，如表3所示。表32013年新疆总人口及城镇人口预测值单位：万人 实际值预测值残差相对误差C值P值新疆总人口226432282675447-1837544726-000811528800114057061城镇人口1006931030783976-2385397649-002368980600124338511从表3预测结果可以看出，预测新疆总人口的相对误差为-00081，预测城镇人口的相对误差为-0024，都控制在了±0089以内。预测新疆总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方差比C值分别为0011和0012，都远小于035，并且小误差概率P为1，大于095，说明预测模型已达到很高的精度要求，可以用GM（1，1）模型预测出较好的结果；可以在中长期预测中保持较高的预测精度和较强的稳定性；对原数据的要求并不苛刻，选择5～8个样本数据就可以建立模型。
3新疆未来人口预测与实证分析
选择2001―2013年新疆各年末总人口和城镇总人口数据建立GM（1，1）模型，得到相关预测公式如下：
新疆年末总人口预测：x∧1（t+1）=1194532972*l0015913425-1175771072
新疆城镇人口预测：x∧1（t+1）=1528245147*0041735128-1464924147
通过相关检验，得到的这两个公式的拟合精度非常高，可以用于对人口的中长期预测。通过Matlab计算得到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关键词：工业化 城市化 贵州省
1、贵州城市化进程
1）1949~1958 城市化起步和健康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国家“一五”计划的顺利施行，大大推进了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重工业的发展激发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种转移基本上是在未受到政府超经济力量控制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这10年内，贵州城镇人口由110万增加到259万[3]，城市化水平从7.12%上升到15.17%；设立的城市有贵阳和遵义。
2）1959~1978 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
随着“”的失败，再加上自然灾害、农业欠收等多种因素，全国经济状况从过热迅速变为紧缩，导致大批城镇人口返回农村，城镇人口再次转变为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也同样呈现出由繁荣到萧条的变化。贵州城镇人口在5年（1958~1962）内，由259万下降到180万[3]，城市化水平也由15.17%降至10.84%；1964~1970年间，通过国家对贵州进行的一系列交通改善和资源开发、引进大批骨干企业等措施，激励了贵州省城镇人口的增长。截至1970年，贵州城镇人口增至277万[3]，城市化水平为12%；1971~1978年间，由于受“”的影响，贵州省国民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大批城镇人口被疏散下乡，8年内城镇人口共增加52万，城市化水平徘徊在11%~12%，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停滞时期。本阶段先于1958年设立安顺、都匀两市，后于1962年撤销，又于1966年恢复。
3）1979~1999 城市化相对快速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率先在农村施行的联产承包制等改革措施，大幅度提高了农村生产率。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到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就业，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城镇人口由1979年的331万增加到1999年的528万[3]，城市化水平也由1979年的11.5%提高到1999年的14.25%。截至1999年全省共有13个城市，683个建制镇。
4）2000年至今 城市化稳步发展时期
由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乡迁移限制的放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2000年贵州省城镇人口为543万[3]，城市化水平为14.46%，后于2001年超越1958年15.17%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6.67%。随后每年城市化水平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贵州城市化步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2、贵州城市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慢、水平低
贵州省在解放的51年（1949~1999）里，城市化水平共提高了7.1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14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9.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个百分点，对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城市化进程较慢。根据方创琳[1]等的研究成果，截至2006年贵州省仍处在城市化初级阶段。
2）城市化结构不合理
就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大、中、小城市人口分布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呈依次递减规律，且大部分城镇人口集中在10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和小城镇，这样的布局最适宜。1999年，贵州省605个建制镇中，有34个镇人口达1万以上，绝大多数不到5000人。小城镇数占94.38%，但其吸纳的人口却只占全省城镇总人口的25.67%[4]。这样的城镇人口布局表明，一方面全省小城镇发展不足，另一方面大城市人口的过于集中会增加大城市的环境、经济、人口承载压力。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
根据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指数的定义，当E>10％时，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贵州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指数的平均值为17.66%，对比于全国7.36%平均值，贵州高出10.3个百分点。
4）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
2006年，贵州省生活污水排放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73.3%，而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1.07%。2008年城市人口用气普及率为60.2%、用水普及率为92.6%、无害化处理率为35.58%[5]，同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82.2%、95%、66.03%。2007年，贵州省市区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为6.05平方米，全国平均为11.4平方米。
3、贵州城市化水平低的原因分析
1）工业化水平低
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主要经济指标有四项：人均生产总值、工业化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根据贵州省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贵州省是全国唯一一个人均生产总值没有超过1000美元、城市化率没有达到30%的省区；2009年贵州工业化率为30.01%、产业结构为14.2:37.9:47.9[3]。综合以上四项来判断，贵州还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2）自然环境的制约
贵州山地多、平地少。适合城市发展建设的平地少，城市空间的扩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不利于省内城市之间人流、物质流的传输和转换。
3）产业结构不合理
2009年，贵州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93.5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54.02亿元,同比增长4.8%；第二产业增加值1474.33亿元,同比增长12%；第三产业增加值1865.16亿元,同比增长12.6%，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4.2:37.9:47.9[3]。就全省三大产业的现状来看，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
4) 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离乡不离土”的人口政策忽略了城乡分割的政策体制所带来的影响，就业、参军、入学等农民与城镇人口在政策上的区别，人为地限制了农民的分流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压抑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化进程。
4、对加快贵州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1）加强小城镇建设
首先要针对小城镇本身的资源特点制定发展计划，以资源、产业、区位为导向，构建中心镇―集镇―中心村“一点三级”体系，使规划符布局合理、重点突出，与城镇功能定位相符。其次，要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利、通讯、医疗卫生等设施的修建，尤其是公路建设，使大城市能够发挥其辐射作用，带动小城镇的发展。最后，应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引导农民走工贸一体化的经营之路，将小农户和大市场有效结合，以扩大城镇规模和知名度、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小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2）推进逆城市化道路
逆城市化可以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和“大城市病”问题。基于这个理论基础，一方面可以对贵州省大城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激励或引导大城市中一些优势产业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城市里有能力、有条件、有意愿到农村发展的单位和个人，集中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和生态价值高的种植、养殖业和加工业。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具竞争规模的林农业产业链，提高城镇农业产业化水平。
3）拓宽融资渠道
首先应健全资本市场，改善融资环境。可以通过激励金融机构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式，加大信贷力度，鼓励非公资本进入。其次建立一个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以及促使市场公平竞争的融资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4）加强制度改革
首先应尽快建立起来一套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新的户籍制度，统一城市和农村户口管理，鼓励农民进城。其次应进行教育制度改革，按居住地原则解决进城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消除进城农民对后代教育问题的担忧。最后是应建立起统一的原有城镇人口和新增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方创琳，刘晓丽，蔺雪芹.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修正及规律性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8, (31)4.
[2]武鸣.工业化、城市化与贵州经济发展[J].贵州财经学院.2000(4).
[3]数据来源：《贵州六十年》（1949~2009）
[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
[5]数据来源：《中国商报》贵州频道2月26日电
居民经济条件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居民要出游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因此，决定哈尔滨冰雪旅游市场需求的主要经济因素，即潜在客源是否拥有足够的实际可自由支配收入与旅游愿望的大小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越多，对旅游的需求也就越大，尤其表现为外出旅游次数或在外旅游天数的增加，其结果是促使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伴随着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长，恰好为哈尔滨冰雪旅游提供了源泉和推动力量。人口分析是市场分析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人口规模决定了市场需求总量的大小。要形成一定规模的旅游市场，必须要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作为基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增长的趋势，足以构成促进哈尔滨市冰雪旅游市场规模发展的有利条件，成为哈尔滨冰雪旅游市场规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从哈尔滨冰雪旅游客源市场的总体构成来看，98%为国内游客，海外客源仅占2%。因此，对哈尔滨冰雪旅游市场需求的研究，侧重于国内旅游人数作为主要的需求分析指标，建立其与主要相关影响因素的定量关系，进而对旅游总人数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较为科学的预测。
二、哈尔滨城市冰雪旅游市场需求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与模型建立
1．变量选择和数据的整理
人口因素及经济收入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从而构成并影响着客源地潜在的市场需求量。同时，旅游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潜在旅游者所从事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人口的旅游意识和出游行为明显高于农村人口。基于此，选取城镇人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可以量化的重要指标，建立与旅游客流规模即旅游人数的相关关系，以便更为准确和科学的反映这两个指标对于哈尔滨城市冰雪旅游人数的相关关系及其直接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哈尔滨市统计局2001－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整理，得到2001－2011年国内人数y(万人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元)、城镇人口x2(万人)原始数据。
2．相关性分析
利用原始数据资料，借助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从中可以得出，国内旅游人数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之间具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937684和0．971938，均接近于1。并可通过散点图，得到进一步验证，表明国内旅游人数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散点图基本集中在一条直线上，说明相关程度较高。由此可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y=a+b1x1+b2x2进行预测。
3．建立回归模型
通过统计分析工具，输出回归分析数据，得到国内旅游人数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的回归参数计算和检验结果。由此，得到国内旅游人数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的二元回归方程:Y=－3751．971－0．146033x1+0．109794x24．回归模型的检验与分析对回归模型进行R检验、F检验、t检验、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与Testdrop检验、二元回归模型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综合以上检验，国内旅游人数对于城镇人口数量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模型具有很好的统计特性。通过拟合2001－2011年哈尔滨冰雪旅游国内人数的数据，其结果可以看出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的值较低，低于10，而且TheilInequalityCoefficient希尔不等系数的值只有0．028527，根据经验，拟合结果的精度较高。而且通过偏差率、方差率以及协变率的构成来看，均方误差大多是由协变率来解释的，因此进一步证明用该模型进行预测是比较理想的。
三、哈尔滨城市冰雪旅游市场需求预测
1．数据来源及说明
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并结合相关历史经验数据，确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发展比率分别按照5%、4．6%的比率递增，得出2012－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口的预测数据，如表1所示。
2．哈尔滨城市冰雪旅游人数预测
应用上述回归模型对2012－2015年哈尔滨冰雪旅游国内旅游人数、总人数进行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由前述可知，哈尔滨冰雪旅游总人数的构成中，由98%的国内客源和约2%的海外客源组成，因此，上表中旅游总人数的计算由国内旅游人数除以98%得出。
四、结论
【关键词】小城镇；快速城镇化；耕地保护
小城镇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推进小城镇现代化是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小城镇数量猛增，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出现了很多土地问题，对我国的耕地保护工作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如何处理好小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是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咸阳市位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核心区，近年来随着“关天”经济区建设的快速推进，咸阳市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小城镇的发展尤为明显，城镇人口和城镇用地增长较多，占用了大量耕地，给耕地保护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在小城镇快速发展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咸阳市小城镇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小城镇是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行政和商贸中心，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小城镇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受西安、咸阳等大中城市发展的带动影响，咸阳市小城镇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城镇建设大为改观。2000年全市有城镇人口152.36万，小城镇人口75.21万，小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总人口的49.36%； 2012年全市城镇人口241.97万，小城镇人口146.82万，小城镇人口占全市城镇总人口的60.67%，从2000—2012年全市小城镇居住人口增长了71.61万，占全市新增城镇人口的67.2%，小城镇已经成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要力量。2012全市有99个建制镇，11个重点镇，全市小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7146公顷，人均占地165m2以上，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城镇人均用地120平米的最高标准。除县城和少数小城镇以外，大部分小城镇都存在产业薄弱，基础设施落后，自主发展能力差，土地利用集约度较低等问题，很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未来在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下，咸阳市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按照咸阳市十二五规划目标，今后五年全市将增加70多万城镇人口，大部分新增城镇人口要居住在小城镇，小城镇的经济水平、城镇建设、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在持续投资的支持下必然会有大的发展，将成为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咸阳市耕地保护面临的挑战
随着过去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咸阳市城乡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耕地数量减少过快、人地矛盾越发尖锐。1996年咸阳市有耕地413390公顷，到2005年，全市耕地面积减少到385520公顷，九年间耕地面积净减少了27871公顷，减少幅度达6.55%，与1996—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相比，减少了34760公顷，规划耕地保有目标已经突破。1996年咸阳市人均耕地为1.4亩，在建设占用耕地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双重作用下，到2005年全市人均耕地面积降到了1.16亩，降低幅度达10.61%，2005年咸阳市人均耕地面积比全省少0.4亩，比全国低0.25亩，比世界人均水平低0.81亩，人均耕地呈逐年下降趋势。在耕地数量迅速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恶化，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超过总面积的75%，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例不断下降，农田水利设施常年失修，农业灌溉保障能力不能满足需要。
未来10年，是咸阳市加快建设西部强市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到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亿元，是现在的近3倍，城市建设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根据咸阳市2005—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全市新增建设占用耕地10060公顷，再加上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等因素，咸阳市的耕地数量还会持续减少，全市耕地保护的压力十分巨大。
三、咸阳市小城镇发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策略
现实中， 城镇建设与耕地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城镇的扩展必定会占用城镇周边大量的耕地。为了既能推动城镇化发展，又能保证我们的食物供给安全，就需要我们制定出科学的策略，做到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对立统一， 在发展城镇中尽可能保护好耕地资源。
1、编制科学的小城镇发展规划，提高镇区土地利用效率
城镇规划是指导城镇建设的依据，科学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对提高城镇发展质量，避免乱占滥用土地至关重要。编制咸阳市小城镇发展规划时，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确定合理的小城镇人口、土地和产业规模 ，制定切合实际的产业发展目标，避免产业园圈地造成大量耕地荒芜；基础设施建设要以实用、够用为目标，防止搞形象工程，占用大量土地。项目用地遵循市场化原则，坚决杜绝以地生财，以地引资，提高土地上的资本投资密度，减少土地浪费。
2、应用先进技术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用地的监测管理
利用通信网络、GIS、RS和数据库技术，建立市、县、乡三级土地利用管理系统，将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利用进展监测等工作统一到一个管理信息平台上，使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小城镇的土地利用状况，掌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进度，从而能有效防止建设乱占耕地。
3、逐步建立耕地保护责任制度和耕地保护的经济激励制度
耕地保护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要逐步建立耕地保护的责任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明确各级政府保护耕地的责任，每年进行责任考核，用经济激励手段对责任人进行奖励或处罚；建立稳定的耕地保护资金投入机制，落实保护工作经费，用经济利益调动各级政府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4、加大对土地复垦、整理的投资，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咸阳市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严重超标，同时，全市还有大量的废弃沟渠坑塘及空宅基地，可复垦、整理的土地数量十分可观。为了恢复废弃土地的生产功能，可以结合新农村建设，以增加耕地面积为目的，对农村的各种废弃地和中低产田，按照因地制宜、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大土地整理与复垦的力度。有计划推行农村居民点整理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既可以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又可以减少城镇建设占用耕地的数量。
5、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严格保护耕地
基本农田是保证一定人口正常生活消费水平所必需数量的耕地， 通过编制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将优质高产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片，实行特殊保护，可以保护一定数量的口粮田不被其他用途占用。目前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重点是要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宣传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实施效果的监督评价。对没有完成基本农田保护的地方，尽快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做到切实保护耕地。
【参考文献】
[1] 咸阳市人民政府.咸阳市2005—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 吴伟强.实施土地利用的宏观控制与微观管理[J].中国土地科学，2005（5）16-19.
[3] 何芳，魏清.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J].中国土地，2001（3）24-26.
关键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区域差异；贡献度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01-09；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能源是社会发展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1]。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已经超过工业能源消费，并随着人口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成为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2]，而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远高于农村[3]。我国疆域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的不同造成了区域间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4]。研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对于我国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区域能源消费政策和居民节能政策，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降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生活能源消费的研究较少，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问题的探讨更是鲜见，大多数学者主要考察了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张艳东、赵涛（2015）[5]运用泰尔指数法在三大地区与富裕度分区两种方式下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分析，并考察了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对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影响因素。从分区方式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传统的东、中、西三区域分区方式或直接以省域为研究单元[7][8]，邓吉祥等（2014）[9]根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中国划分为区域，此分区方式有利于进行详细的区域经济统计、研究和区域发展政策分析。在对区域差异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基尼系数、极差和变异系数等方法，使用泰尔指数的较少[5][10][11][12]，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不仅可以度量整体差异水平，还可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13]。
为了测量中国各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空间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本文选择区域分区方式，采用泰尔指数法，并以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进行对比，研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城镇人口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同时，本文考察了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程度，并据此对不同区域实施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这对我国制定符合各地区实际的节能目标、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指标选择
（一）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法对我国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17]进行测度。泰尔指数最初由泰尔（Theil）用来计算区域间收入的差异性与不平等性[14][15][16]，借鉴泰尔（Theil）、考埃尔（1980）[18]、彭定S和陈玮仪（2014）[19]关于泰尔指数的研究成果，构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为反映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总体泰尔指数；i表示第i省份；N表示省份总数；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2010）[13]等学者运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时，运用能源总量数据进行计算，本文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用E表示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表示计算泰尔指数的权重变量。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13][20][21]，本文以某年中国城镇居民总收入（或中国城镇总人口）作为权重；Xi、Ei分别表示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城镇人口）、城镇能源消费量。将以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作为权重计算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别记为T（UI）、T（P）。根据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可知，当某地区变量Xi占全国比例与该地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Ei占全国比例越接近时，泰尔指数越小，此时表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与该变量的发展更具有相似性，匹配程度更高。
式（2）、（3）和（4）中：Tw、Tb分别表示反映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泰尔指数；j表示区域序号；Nj和M分别表示第j区域和区域总数量，Ni表示第j区域的省份总数量；Twj表示第j区域的泰尔指数；Xj表示第j区域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X、E含义同公式（1）；Ej表示第j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X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收入或人口总量；Eij表示第j区域内第i省份的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体现^域内部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程度，分别定义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b、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w、第j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Ij，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处理
采用将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中的各项能耗折算成标准煤的方法[22]，本文计算得出2000年―2012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总量，由于宁夏、自治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数据难以获得，为保证数据具可比性与连贯性，这五个地区不包括在内。城镇生活各类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口、CPI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使价格具有可比性，以2000年为基期，利用各省每年CPI将各省份收入折算成实际值。根据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参考国家信息中心的划分标准，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划分为区域，作为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23]。划分结果为：东北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包括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区域，包括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区域，包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
二、两种权重下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泰尔指数分析
泰尔指数的大小体现了考察范围内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的大小，根据其时间序列可以清晰看出差异在各年份变动的动态过程。根据公式（1），运用2000年―2012年全国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收入和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以城镇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泰尔指数T（UI）、T（P）。以折线图表示出的2000年―2012年期间两种权重下总体泰尔指数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显示：（1）两种权重下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均呈现波动中下降的态势，且日趋平稳。例如，收入权重下总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63降为2012年的045。这是由于“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实施也引起了能源消费地区差异性的降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技术进步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
（2）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2000年―2012年期间，T（UI）始终大于T（P），其均值为050，这说明我国各区域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二者差距较大，但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较为接近。从实际数据来看，以东部沿海区域为例，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12年间在10%―14%之间，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在14%―16%之间。但由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其居民收入占全国的比例在17%―21%之间，可以明显看到东部沿海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占全国的比例与其城镇居民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差距大于与其城镇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其他区域也存在类似情况。以上分析说明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但是城镇人口与生活能源消费量发展相似性更强。
三、两种权重下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
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在两种权重下的泰尔指数如表1、图2和图3所示。
表1显示了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及其演变趋势。根据其不同的演变趋势，可将区域泰尔指数分为两类。西北区域和东北区域为第一类，其泰尔指数皆在2000年―2005年波动式下降，而在2005年―2012年期间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即该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近年来逐渐扩大。从原始数据来看，2005年辽宁与吉林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差值为48753万吨标准煤，而2012年该数值达到了95742万吨标准煤。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西南区域为第二类，其泰尔指数在2000年―2012年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即这些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不断缩小。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区域为欠发达的西北区域以及取暖制冷需求较为强烈的东北区域。西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的原因是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新疆、内蒙古与山西、青海等地区能源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东北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逐渐扩大与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由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12年经济发达、城镇人口众多的辽宁省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占东北区域总量的4080%，而吉林省仅占1818%。
从数值来看，在八区域中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大的为西南、西北和南部沿海区域，生活能源消费内部差异较小的是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2000年―2012年城镇化率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以及城镇化率较低的西北区域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比，这些区域城镇人口的差异对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由原始数据可知，南部沿海区域的广东省2012年城镇人口为714036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为282157万吨标准煤；而海南省仅为45746万人，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1315万吨标准煤。而西北区域内蒙古2012年城镇人口为143764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为113216万吨标准煤；青海省仅为27191万人，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仅为14472万吨标准煤。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域两种权重下泰尔指数均小于全国水平，且与全国情况相反，城镇人口对其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大。京津、东北、中部、北部沿海、西南区域均在整体上表现为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即在这些区域城镇人口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发展相似性更强，而省际居民收入的差异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影响更为显著。
本文用各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来体现其生活能源消费利用效率的大小。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可知，2000年―2012年西北、东北、京津区域单位收入生活能源消费量平均值较高，分别为063、048和043，即其生活能源消耗密度比较大，而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较低，分别为022、027和033，即其说明这些地区生活能源消耗密度在区域中较低。
四、两种权重下区域差异贡献度对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并进一步分析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程度，根据公式（2）―（4）计算出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区域内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如图4和图5所示。
分析图4和图5可知：中国区域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造成。2003年至今，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始终维持在60%―70%之间，大于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且近年来区域间贡献率在两种权重下均呈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区域分区方式下，每个区域包含省份数量较少（京津区域只包含北京、天津，南部沿海区域只包含广东、福建、海南），在这种细致的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区域内各个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差异较小，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小；而不同区域省份之间由于自然资源、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差异较大，造成不同区域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消M差异较大，因此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在地区内差异中，经济发达的京津区域、气候严寒的东北区域能源消费分布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较小，而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000年―2012年以居民收入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05976，大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05342。
以上数据说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差距缩小，但区域间的差距，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化程度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引起的；而区域内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的不同；京津区域和东北区域对区域内差异影响较小；收入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大于城镇人口权重下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
五、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收入、城镇人口的显著影响。由于各个区域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状况的不同，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总体差异
马晓钰和李强谊（2014）[6]、康晓娟和杨冬民[13]运用泰尔指数法测度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结果均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马晓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源消费强度泰尔指数逐年增大，而人均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则呈现逐年减小的态势。康晓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以GDP和工业增加值为权重的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一致，表现为以城镇居民收入和人口为权重的总体泰尔指数均逐年减小，即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这种差异性逐年减小。
（二）两种区域划分方式比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以往研究所沿袭的传统东、中、西区域划分方法已经不再符合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国家信息中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将我国划分为经济区域的做法，此分区方式在区域间经济合理布局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当今市场经济规律、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和自然地理特点，与三区域分区方式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区域间各种社会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结构的战略布局。
（三）两种区域划分方式下分析结果比对
在三区域分区方式下东部地区包括八区域分区方式下的京津区域、东部沿海区域，而西部地区则包括西南区域、西北区域。康晓娟、杨冬民（2010）[13]测度东、中、西三区域能源消费差异后发现，在两种权重下，东部地区泰尔指数较大，即东部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消费分布差异表现最为显著，而中西部能源消费区域差异较小。而本文研究结果则显示区域中东部沿海与京津区域泰尔指数较小，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不显著；西南与西北地区在二种权重下泰尔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即其内部各省市之间能源分布差异较大。两分区方式下所得结果有所不同，八区域分区方式对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可研究更为细致的分区方式下中国区域能源分区差异问题。
张艳东、赵涛（2015）[5]和康晓娟、杨冬民（2010）[13]均运用泰尔指数法测算了三地区分区方式下中国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各个组成部分的区域贡献率，结果均显示三地区分区方式下区域内差异为中国区域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与此不同，本文在区域分区方式下运用泰尔指数对区域贡献率进行分析发现，城镇收入、人口两种权重下，区域间差异均为中国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在细致的八区域分区方式下区域间差异对能源消费总体差异的影响更显著，符合近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情境下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而区域内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的规律。
六、结论与建议
（1）本文根据泰尔指数的测度方法，分别计算了2000年―2012年间以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人口为权重的城镇居民能源消费泰尔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正在逐渐减小。以城镇居民收入为权重计算的泰尔指数更能揭示区域能源消费的差异，以人口为权重则部分掩盖了这种差异，即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城镇人口相比，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对于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的刺激更为显著。为减小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区域差异，应着力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高西南、西北等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减小各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另外，还可以通过调整我国城市化推进方式来调控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改变外延式、粗放式的城镇发展模式，并解决因为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种种弊端。
（2）对中国区域能源消费的总体差异进行分解分析发现，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的区域间差异。而自2000年以来，区域内部的省际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呈缩小趋势，这说明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关于节能减排的各项节能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由于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国区域地区间的能源消费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程度居高不下。
（3）从贡献率上来看，区域内差异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引起。而从八区域泰尔指数具体数值来看，西南区域受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西北、南部沿海区域受各省城镇人口差异影响，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差异比其他区域大。因此，为减小区域内差异，应继续推动促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宏观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强化实施更具有针对性与特色性的微观区域发展战略。
（4）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地区能源消费必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为减小这种生活能源消费差异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需要颁布具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从而减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的差异。针对区域内差异小的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区域，可采用详尽的节能或能源效率提升措施；τ谇域内差异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南、西北区域，则要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节能或能效提升措施，并通过普及节能知识与节能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避免这些地区依靠高能耗来换取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区域，则应通过转变城市化推进方式来避免因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种种能源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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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7-25
（1?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201；2?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摘要：城镇化建设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也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迅速增长。本文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等作为解释变量，运用Eviews6?0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最终得出城镇化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有显著影响，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是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对政府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秩序管理，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提高城镇居民公共福利，才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解决私有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城镇化；私人汽车拥有量；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4-0001-05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2%，而2014年提高到了54?77%。城镇化的推进不仅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让更多居民享受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实惠。城镇化让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上升，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城镇化的推进使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2013年私人汽车拥有量达到10501?68万辆，同比增长18?82%。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以及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的增加等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都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针对城镇化可能对私人汽车拥有量增加所带来影响的因素，选取城镇人口、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等指标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回归分析。文中选取指标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研究的目的是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规律，最后对我国私人汽车的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交通拥堵问题以及交通事故发生率加大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私人汽车拥有量上升所带来问题的增加，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计量分析和研究逐渐增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私人汽车的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以及灰色系统预测分析法上，选取的指标也各有所不同。解云等［1］通过选取载客大型汽车、载客中型汽车、载客小型汽车、载客微型汽车、载货重型汽车、载货中型汽车、载货轻型汽车、载货微型汽车以及其它汽车等9个指标，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通过SA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出：我国各省私人汽车市场整体如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中、西的阶梯发展特点。东部沿海省份总体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韩雪等［2］运用1989—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选取了国民总收入和钢材产量两个指标对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2005年的私人汽车保有量进行了预测。施凤丹等［3］通过国际油价波动来对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计量分析，得出1985—2006年间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与国际油价及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他们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得出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对国际油价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私人汽车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际油价的上升。李乃伟［4］和斯琴［5］运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分析和预测；洪求枝［6］和程准［7］也运用了此方法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了预测分析，他们都得出灰色系统分析法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预测误差小，精度良好。朱明放等［8］运用基因表达式编程对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了建模和统计分析，准确地预测了2008年和2009年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
第4期李秋生，等：城镇化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9卷
国外对私人汽车的研究则偏重于私人汽车与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HAGMAN［9］研究了利用私人汽车出行的优点、缺点和害处，优点主要包括自由、舒适以及节省时间，缺点主要是增加费用以及造成环境污染。研究认为，使用私人汽车的优点都只是对个人有益处，而其缺点，如造成环境污染则是对整个社会都有害处。CABRIELA等［10］定性研究了人们选择公共交通或私人汽车的原因，其中包括出行时间、费用、舒适度、生活习惯、兴趣、心理因素等，文章认为做好公共交通的配套设施是争取潜在顾客的重要原因。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私人汽车拥有量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国外学者主要研究私人汽车与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主要是针对城镇化的发展可能会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造成的影响，从城镇化的视角对私人汽车拥有量进行建模和统计分析，验证城镇化对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影响程度。城镇化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研究能够为人们选择出行方式、降低出行成本提供政策建议。并且我国尚处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从城镇化角度研究私人汽车拥有量对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交通秩序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建构
城镇化进程中有很多数据反映了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成效，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都反映了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率这个指标更加直观的反映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从趋势图可以看出：1990—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2000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开始加速，随后保持平稳，直到2010年进入新型城镇化，我国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城镇化率更加直观地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但是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性以及消除可能带来的多重共线性，本文还是选择城镇人口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来进行分析。尽管城镇人口的趋势没有城镇化率的趋势那么直观，但是整体上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为了比较全面地研究城镇化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影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指标也考虑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选取1985—2013年私人汽车拥有量、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等指标进行计量分析。为了便于统计数据，现将数据设置如下：
Y为私人汽车拥有量（万辆）；X1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2为城镇人口（亿人）；X3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元）；X4为城镇化率（%）。
综合上述选取数据，对模型函数初步设定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μ
三、模型修正及参数估计
根据上面所列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OLS）估计模型参数，得到初始回归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回归函数可表达为：
Y=1?68X1-1007?183X2-1?79X3+
69?14X4+1028?36
上述统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好（R2=0?9867），但是解释变量“城镇化率”在t检验下不显著（P=01117），并且与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这并不符合一般消费规律。X2和X4在t检验下都不显著，也可能是因为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剔除城镇化率（X4）这个指标，然后再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针对可能出现的非线性问题，文章还对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处理。因此，需要对回归函数进行调整，运用对数的形式表示，重新得到回归函数为：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根据上面所列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OLS）估计模型参数，得到回归结果见图3。
由图3可知回归函数可表示为：
lnY=2?83lnX1+3?22lnX2-2?36lnX3-2?99
从统计结果来看，各解释变量在t检验下是显著的。但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现使用残差e的绝对值的倒数作为权重因子（即w=1[]｜ei｜），作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其结果见图4。
从结果可以看出，作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后，各解释变量在t检验下都是非常显著的，并且拟合优度非常好（R2=0?9998），D?W值也接近2，并没有自相关性。所以，作加权后的最小二乘回归是可行的。因此，由图4可知调整后的回归方程可以表示为：
w*lnY=8?65w*lnX1+3?74w*lnX2-
8?81w*lnX3+0?83
四、结论及建议
（一）基本结论
模型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1985—2013年期间，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与城镇人口呈正相关，城镇人口每增长1%，私人汽车拥有量将增加3?74%；私人汽车拥有量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正比的关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将增加8?65%；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与私人汽车拥有量呈负相关，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加1%，私人汽车拥有量将下降8?81%。
（二）对策建议
由以上结论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步伐逐渐加快，城镇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益处，也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给政府带了很多的难题，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增长迅速。因此，针对城镇化对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影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逐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要选择合适的城镇化发展规模途径，大力发展中、小城镇，逐步分流大城市人口，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因为研究结论表明，过快的城镇人口增长会加快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合理的城镇人口增长对解决城镇人口压力、缓解大城市雾霾等环境压力和交通压力方面都将会有很大帮助。
第二，合理调整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适当增加家庭人均现金消费，特别是公共交通现金消费支出。因为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与私人汽车拥有量呈负相关，鼓励公共交通出行，增加公共交通现金消费支出对缓解私人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有一定作用。
第三，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提高人民水平有很大作用，但是政府在限制私人汽车方面必须拿出合理的政策，这就需要大力提高公共交通福利，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秩序管理，做到私人汽车拥有量持续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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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民人均收入；价格指数；城镇人口比重
一、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消费水平的核心因素，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居民的消费需求必然会随之增加。由于我国现阶段城乡差距比较大，所以在后面分别分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当消费价格指数普遍上涨时，意味着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有一定的缩水，此外，物价指数的持续上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这都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3.城镇人口比重。理论研究及国际经验均表明，城镇化对消费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通过减少农民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农产品的城镇需求，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远高于农村居民，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居民的3倍，因此，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将会极大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因素影响的计量分析
1.模型的设定及数据分析。本文以1991～2011年数据为样本，将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Y）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人口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分别用X1、X2、X3、X4来表示，为了增加数据的平稳性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X1和X2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即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78=100），并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然后回归。
2.模型的检验。（1）经济意义检验。从回归方程可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1%，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增加0.4889%、0.45389%、0.07138%、0.23058%，其中变量X3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因素似乎与之前的影响分析不符，这一结果说明在CPI温和增长下，居民手中货币增加，不仅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反而会引起人们消费欲望增加，从而使消费水平有所上升，但是这对消费水平上升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如果CPI增长过快，必然会反响影响居民消费水平。（2）统计意义检验。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到P值均小于0.05，t0.025（16）=2.12，可以看到自变量的t值均大于2.12，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均显著，模型通过T检验。在显著性水平为0.05上，在F分布表上差得F0.05（4，16）=3.01，而6655.229远远大于3.01，所以模型通过F检验。下面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
用怀特法来检验异方差性，结果如下：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模型比较合理有效，解释变量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效果显著。
三、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劳动报酬形成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政府补贴机制，完善工资发放制度。其次，政府应该强化再分配制度，再分配注重公平，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等有效措施来提高居民在再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农村发展中长期存在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加之地理区位环境的影响，不少地区各项社会事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二）有效控制CPI的增长
首先，价格主管部门要对价格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管，并做出统一规范，不仅要使得价格能有效调节供求关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还应该使得价格朝向有利于全体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其次，要避免信贷的过快增长，实行合理地货币政策，既要保证经济发展的货币充分供应，又要采取相关措施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三）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破除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壁垒。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移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城镇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放宽落户政策，稳步吸纳外来人口。那些在城镇有稳定工作，为城镇付出劳动做出贡献的农民，政府应该鼓励他们在城镇落户，而不是限制。其次，要破除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情况广为人知，政府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民工和城镇人口享有平等待遇。继续完善工伤、养老、教育等制度的建设，大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均等化。第三，着力解决农村进城人口的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进城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任务。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努力拓宽城镇就业渠道，扩大进城农民就业空间，并应鼓励和大力支持农民自主创业。
参 考 文 献
[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2]马立平.居民消费行为的定量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
[3]王长坤，喻永红.当前居民消费水平与物价变动的相关性分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