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6:50
由于本人粗心大意对老婆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上的伤害，且事后没有及时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让老婆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此本人感觉万分惭愧，对不起如此爱我的老婆，特作此检讨书，以警醒鞭策自己并请大家作为监督：
对于此次犯下的累累罪行本人供认不讳，并愿意接受老婆大人除分手冷战不理我之外的任何惩罚。对于以后的生活，本人一定本分守己，大力弘扬老婆最大的的理念，对老婆大人死心塌地，誓死追随老婆大人。不管在做什么事，老婆来电话一定以电话为大，不敷衍不应付，不首先挂断老婆大人的电话。
面对诱惑，敢于拒绝，一切建立在不伤害老婆大人的基础之上，对老婆不隐瞒不藏私，对于有可能让老婆大人误会的人和事，一定事前征求老婆大人同意，事后详细解释事情原委，务必做到公开透明不给老婆大人留下疑惑。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不管是谁的错，本人一定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接受老婆的除分手冷战不理我之外的任何处罚。多站在老婆的角度理解体谅老婆替老婆着想，不让老婆受委屈而伤心。多关注并赞扬老婆的美，接受老婆的不完美，并陪老婆一起改变，完善自己，共同进步。
以最高级别怕耳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充分发扬疼老婆爱老婆宠老婆的精神，无条件执行老婆大人说过的每一句话，对于老婆大人颁布的任何法令严格执行不打折扣不提异议，以老婆的话做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大力弘扬老婆的温柔善良端庄大度的美德。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努力提高自己，誓死保卫对于老婆的专属权，无条件的打倒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随时听候老婆大人差遣，以后老婆大人可以无条件附加除分手冷战不理我之外的任何条款!
仅以此书自醒自律自勉自励并与诸君共鉴共享共同进步!
此致
敬礼
检讨人：
x年x月x日
老公深刻反省自我检讨书
夜零点三十八分，终于找到打火机的我，在烟灰缸翻出一根半道点燃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浓烈的烟雾在肺中绕了一圈轻轻的从嘴巴中呼出，昏沉的大脑开始一丝清晰，噼噼啪啪的打出这段文字。
首先，我要像我的老婆大人，我的大宝贝媳妇致以深深的歉意，诚心诚意的道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难受，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脾气，对不起，我不该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对不起。。。一切一切的一切。
起因不重要，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该任性的挂断你的电话，让你伤心，特别是我不再你身边。。。经过这件事，我总计出三点。
1：时刻心系大宝贝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二位，永远先考虑到媳妇大人，什么事情先让媳妇大人心情愉悦后再去理智的相互讨论，尊重媳妇的意思，聆听媳妇的心声。
2：永远记住千万不要在媳妇不顺心的时候和她争辩，要做到媳妇说的话即使是不对的也要忍让，在媳妇心情愉悦后再去商量，理性劝解，如媳妇一致坚定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做到理解与宽容，媳妇的意思永远是圣旨，只有服从，最多是商量，永远不要去强行改变。
3：出现问题后，马上在自身上找原因，永远别觉得自己委屈，要做到第一时间道歉，第一时间哄媳妇，第一时间让媳妇心情愉悦。即便是媳妇做错了，也不要去埋怨和委屈，要从自身上找问题，丝毫不放过自己任何一点不对的地方，挖大自身的不足，加以改正，洗心革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让媳妇时刻感觉我在乎她，珍惜她，爱护她，永远永远理解媳妇。
综上三条我本人一定会牢记在心，深刻检讨，发掘不足，努力完善自身缺点，控制自己脾气，做到，一服从，二理智，三反省，四讨论，五认错这些基本条件!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将媳妇大人牢记在心。
此致
敬礼
关键词：《寒夜》；新女性；生存困境
五四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女性形象，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梦珂》中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女士等等。这些新女性“新”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改变了中国传统女性几千年的生活定式，纷纷与旧家庭决裂，从家庭出走，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追求。20世纪40年代，巴金在《寒夜》中也写了女主人公曾树生从家庭出走，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但是，曾树生此时面对的生存状态更加复杂。巴金通过塑造曾树生这一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她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可最终仍冲不破这些矛盾冲突所交织成的围城。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集中反映了当时新女性所面对的生存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四十年代的一位新女性，她在上海上的大学，学的是教育，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是一位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从根本上说，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以西方理性精神否定传统伦理学的启蒙话语，其所推崇的新道德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体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正义伦理。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1]但是，人毕竟是环境的动物，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在传统中国长大的女性，在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的熏染下，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及性别隔离制度把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家庭内部，“家”成了女性全部的生活空间，家务成为女性的一生事业。[2]不仅如此，“三从四德”的封建礼规塑造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礼教的训诫之下，女性以极端柔顺为生活标准。女子不必学怎样做人，只应学怎样为媳、为妻、为母。”[3]作为新女性的曾树生，接受了西方的新教育，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并且，从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无疑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双重影响，因而自身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曾树生和汪母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是曾树生自身的矛盾冲突。
婆婆和媳妇之间永不休止的争吵的根源在于两人所受的思想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曾树生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新文化的教育，它追求个人的权利和个性解放，肯定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而汪文宣的母亲主要接受的是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旧式文化。西方新文化与传统旧式文化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两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隔膜和冲突。汪母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礼法和女性应重视家庭的观念。在汪母的眼中，只有请了媒人，举行了婚礼，才算是正式的结婚。相反，就是不道德的，不容于礼法。在文中汪母与媳妇争吵时多次提到媳妇不过是儿子的姘头，两人只是同居关系，并没有正式地结婚，还多次拿这两个字眼去讽刺媳妇。并且，在汪母看来，媳妇就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孝顺婆母，不应该讲究穿衣打扮，打扮得“妖形怪状”，在外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汪母实在看不惯儿媳的行为作风，总是想摆出婆婆的权威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但她这种旧“家族长”式的权威则受到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曾树生的严峻挑战。[4]曾树生接受的是西方新式教育，受到西方新文化的影响，她认为自己有权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两人只要真心相爱，志同道合，就可以在一起，而不必拘泥于请媒人，办婚礼等仪式。并且，曾树生生热闹，充满生命活力，喜欢过热情的生活，她认为女人有权在外自由工作和交友，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局限在家中，做个贤妻良母，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而唯独没有自己。婆婆和媳妇之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汪文宣病重，请大夫这件事情上的分歧上。汪母主张请中医，曾树生则相信西医。“中西医之争，冥冥暗合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争论的背后，彰显了汪母的中国文化情结，潜意识里暴露了她的自大自傲的心态。”[5]
实际上，曾树生在与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婆婆交锋的时候，自身潜意识中也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这种传统文化的因子与曾树生所接受的西方新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集中体现在曾树生的“去”与“留”之间的矛盾纠结中。处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新女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和现代的双重影响。中国的传统女性伦理道德要求女性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规矩和习惯牢牢地将女性限制在家的范围之内，女人生为女人，要结婚成家，结婚后，自己的一生都要为这个家操心，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要为人媳，为人妻，为人母，却惟独没有自己。而西方新文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追求和价值，把“人”提高到非常高的地位，追求的是个性解放，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幸福，摆脱家庭的束缚和限制。处于这两种文化影响下的曾树生无疑会处于矛盾、纠结、两难的处境中，这一点儿最集中地体现在曾树生“去”与“留”的问题抉择中。《寒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曾树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迟疑。曾树生作为一个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伦理道德影响下的女人，作为一个媳妇、妻子、母亲，对自己的家庭负有责任，是不能够扔下生病的丈夫、年幼的儿子、年老的婆婆而独自一人去兰州，把他们祖孙三人扔在重庆的，这样是有违传统道德的。但是，曾树生知道，她留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中，是不会有幸福的。并且，婆婆恨她，他们两人之间不可能和平的相处，永远是争吵和仇视。这种生活她厌倦了，这种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为了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她要走，要逃离这个会埋葬自己的幸福、青春的家。这两种思想和想法不停地撕咬着她，使她处于两难的境地，在犹豫中彷徨。从表面上看，曾树生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女性，但如果我们从更深一层看，她也并没有真正的完全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仍然背负着传统文化的重负。[6]曾树生去兰州后，在给汪文宣的一封长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在信中，曾树生写道“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穷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他的母亲……”虽然，最终，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的信念战胜了对家庭的责任。“然而个人的逃离并不能带来救赎，虽离开了令人绝望的家庭，但心中却受着良心的谴责，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始终无法挣脱。在她的骨子里，一面‘热恋’着现代，一面又‘暗恋’着传统，她精神上虽追求着自由、理想，内心深处却仍以传统的道德准则衡量自己。”[7]曾树生在此抉择过程中的矛盾纠结心理深刻体现了她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影响下的生存困境。
曾树生自身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还体现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曾树生作为一个新女性，她追求的是自己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她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幸福的生活，摆脱男性的权威。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也有着中国传统女人那种寻求男人的保护的心理。中国传统女性遵从的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她们在家相夫教子，没有收入，主要依靠丈夫或儿子生活。曾树生也有这种观念。她在写给汪文宣的长信中说道“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的朋友给我帮忙。”在她软弱的时候，她希望寻求到男性的支持和帮助，她多次抱怨汪文宣太软弱，太老好，实质上是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给自己以依靠。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走过胜利大厦门前时，眼前还浮动着门前的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心中感到不平，觉得“她们都比我幸福”。这种不平的心理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向往和羡慕。在某种程度上说，曾树生选择跟陈主任去兰州，也有这种寻求男性保护思想的部分影响。这种寻求男性保护的思想与寻求自我独立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曾树生既想依靠陈主任，同时又没有答应嫁给陈主任的矛盾心理中。
二、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曾树生的天性中有着对舒适、精致生活的向往。她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长得年轻、漂亮，喜欢唱歌、跳舞，喜欢在外交际，生动、爱热闹。她追求的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活，她需要过的是热情的生活。在大川银行做行员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有钱有势的人，看到别人过的那种舒适的生活，让她心生羡慕之情。文中写到曾树生和陈主任在街上看到胜利大厦门前的淑女贵妇们时心中感到不平，这一点透露出曾树生对淑女贵妇们生活的羡慕，她羡慕他们过的那种舒适、精致、安逸的生活，她们不用像自己一样在外辛苦工作，维持生计。并且，银行的年轻有为、相貌英俊的陈主任主动追求曾树生，请她吃饭、跳舞、喝咖啡、逛街，这对曾树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面对陈主任的追求，曾树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想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丈夫。
我们知道，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应该是心灵的港湾，是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曾树生害怕回到自己那个寒冷的、没有温暖的家。丈夫善良、懦弱而又患病，在家中并不怎么和她讲话。夫妻之间本来是志同道合的精神伴侣，但是逐渐缺乏感情交流，彼此之间并不能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造成彼此的隔阂。在家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婆婆经常和她争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她说媳妇只是儿子的姘头，骂媳妇比娼妓还不如，不守妇道，交男朋友。看不惯媳妇的做派，“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在丈夫生病的时候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不懂做太太的规矩。她看不起媳妇的工作，说她是做“花瓶”的，比当老妈子还下贱。婆媳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曾树生与儿子汪小宣的关系也很淡薄。在丈夫汪文宣看来“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像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这对母子彼此并不关心对方，对儿子来说，这个妈妈不重要，对母亲曾树生来说，这个儿子老成、冷静，不活泼，不招人喜欢，也不可能阻止自己去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家中“不知道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忍不住这寂寞，这冷淡”。“永远是灰黄的灯管（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在这样的家庭中，她感受不到一点儿温暖，她不愿意在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她要到外面的世界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
由此曾树生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中，在大川银行上班，有机会接触到有钱人的那种生活，自然心生羡慕之情，再加上陈主任的主动追求，这使得曾树生面对的物质的诱惑更大。同时，作为精神的皈依之所的家并没有给她以温暖，夫妻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丈夫患病，“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婆媳之间永远是无休止的争吵，让她厌倦，“永远得不到结果”，“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母子之间并不亲近，儿子也不关心她，不像一些小孩那样依恋妈妈。这种冷漠、缺乏温暖的家庭氛围使得曾树生想逃离出去，同时她也面临着外界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由此陷入了物质和精神的两难生存困境中。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树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在读大学期间，和丈夫汪文宣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理想是毕业后办教育，办家庭化、乡村化的学堂。但是，抗战使他们的理想破灭。抗战爆发，上海失守，一家人从上海搬家到战时的大后方重庆。全国都在抗战，人们此时根本就无心于教育事业，一切社会资源首先服从于抗战的需要，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办教育的理想因而缺乏社会的土壤。同时，战时的大后方物资紧缺，物价飞涨，面对生存，夫妻二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不得不放弃崇高的理想，跌进平庸的世俗生活，不得不去找工作，寻求谋生之道。曾树生去大川银行做行员，汪文宣去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出版公司做校对，辛苦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严酷的生存压力压抑了曾树生的理想，在文中她向汪文宣抱怨道“我一个学教育的，到银行去做一个小职员，被人欺负”。作为一个心高气傲、踌躇满志的大学生的曾树生，她并不甘心做一个小职员，只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由此陷入对现实的失望中。当知道日军没有打到贵州时，曾树生高兴地说道等抗战胜利后，就去办教育，说明她心中并没有放弃自己当初的梦想。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使曾树生的灵魂在麻木无聊的生活中得不到安宁，转而，将理想转移到儿子身上，花钱、托关系让儿子小宣上贵族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希望为儿子创造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曾树生的心中，办教育才是她的理想，现在这份银行职员的工作只是她的谋生之道，她并不喜欢自己这个“花瓶”式的工作，觉得这份工作并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为了家庭责任，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这份工作，对工作的不满，体现了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纠结。为了谋生，现实压倒理想。曾树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选择，体现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矛盾冲突。
巴金在《寒夜》中塑造的曾树生这位新女性，她一方面受到了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等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追寻着女性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家庭中，婆媳矛盾、夫妻冲突、母子关系不融洽使得她的心灵得不到慰藉，也面临着外界的物质的诱惑。同时，抗战爆发后，重庆大后方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她放弃了理想的追寻，跌进世俗的深渊。由此，曾树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三重生存困境。曾树生所面临的这三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新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参考文献：
[1]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2010（5）：206-224.
[2][3]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3）：43-46，69.
[4][5]苏树杰.陷入三重困境中的曾树生[J].安徽文学，2007（11）：14.
我镇共有人口有53489人，其中女性25674人，占比48%；常年外出务工人员23156人，其中女性6947人，占比30%，留守妇女6850人，占全区女劳动力总数的33.5%。
从年龄结构上看，留守妇女主要分布在30—5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没有外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要在家抚养教育孩子、赡养老人，二是家中的种、养殖也需要她们在家维持。由于这部分农村妇女在文化程度方面都偏低，外出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选择留守家中，让丈夫外出赚钱养家。因此她们得身上承担着等诸多重任，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成长，而且在处理家族、家庭成员关系方面也起着核心作用，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也有着不可替代与忽略的作用。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留守妇女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1、家庭事务较繁琐，身体健康不乐观。留守妇女既要承担繁重的种养殖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务，不仅要照顾年迈的老人，还要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时间较长，体力透支严重，造成其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由于经济压力和家庭事务压力，在身体出现不舒服时，她们往往选择拖一拖，而没有去医院进行体检、治疗的意识。在蔷薇河村调查时发现：大部分留守妇女每人需要独立承担将近5亩地左右的农业生产、每天到板厂做工近八小时，还要照料1-2个老人，至少照顾一个孩子，她们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晚上近十点休息，一天没有一刻时间可以休息。过于忙碌的生活使得她们没有时间去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只要不是生重病，一般就是到村卫生室拿点药，或是回家好好的睡一觉。
2、精神压力比较大，幸福指数不太高。尽管留守妇女为家庭作出了许多牺牲，但受到认可的程度不高，且丈夫长年在外，遇到事情往往无法及时的倾诉，既要操心孩子，又要担心在外丈夫的安全与忠诚，有的还会有流言蜚语流出，留守妇女精神负担明显严重，幸福指数不太高。主要表现：出现婚姻危机，一方面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因为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夫妻间缺乏沟通，双方相互猜疑，再加上精神空虚，易受到不良习俗的影响，由于自制力不强，还容易受到非善意的诱惑，导致感情危机；另一方面丈夫常年在外会有婚外情，从而导致婚姻危机。在调查中我们统计到近80%的留守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的压力和心理压力。
3、婆媳关系不和谐，子女教育不到位。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自身素养不高，再加之经济压力，经常纠结于鸡毛蒜皮等小利益，因此农村婆媳关系大多处理不佳，尤其在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婆媳之间没有调解人和传话人，沟通不畅导致婆媳关系更是难上加难。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例由于婆媳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家庭矛盾激化的现象，婆媳不讲话是正常现象，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多，对孩子的关爱主要表现在吃饭穿衣上，而对孩子的行为习惯、品性教育则疏于监管，导致孩子对学习的认识不到位，出现厌学现象，辍学比例较高。
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村留守妇女成长，减少她们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带给她们更多的自信与快乐，我认为妇联作为妇女组织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成立农村留守妇女生产、生活互助组织，让留守妇女结成团队，实现互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强度。
二是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对留守妇女的致富技能、子女教育、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她们的个人能力，提升个人素质，以提高她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三是鼓励她们多参与有益的社会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汲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如参加文艺表演队，参加志愿者服务队，参加镇妇联定期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
四是多组织像两癌筛查一样的免费体检，给农村留守妇女的健康保驾护航。
依然是《媳妇的美好时代》中婆媳对阵敲边鼓，依然是南腔北调的文化差异对对碰，甚至由两婆婆转化为了两个妈（一有钱亲妈，一没钱养母）。可是，一切因为一个新鲜的“双城”视角，一个北京“二女”媳妇与一个上海“作女”婆婆，让《双城生活》别有一番活色生香的清咖味道。
“二”与“作”虽然有得一拼，但在这个地域文化日益相融的时代，把上海人演得有点装，北京人演得有点土，委实是底气不足的表面文章。金牌编剧王丽萍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全剧贯穿双城概念，真实表现出异地恋情的纠结与艰辛，还比较大胆地将婚后两口子可能面临的诱惑做了铺呈――1500公里的京沪路程都打不散的异地爱情，却可能在面对面的同城生活中被击垮，这才是本剧最创新的地方。
而“距离不是产生美，产生的是车票” “身体是固定资产，年龄是累计折旧，爱情是无情资产，缘分是营业外收入，结婚是合并报表，爱人是应付账款，吵架是坏账准备，孩子是其他应付款，生活是持续经营”这样戳中观众神经的句子，则是《双城生活》的特色。
剧中有一段关于婚姻的“蟋蟀哲学”：把两个蟋蟀放在一个蟋蟀罐里，罐就是婚姻⋯⋯两只蟋蟀，有一个在，一个在中心⋯⋯于是，两个蟋蟀一辈子就这样在罐子里打打闹闹。
郝京妮就成了那只勇敢的蟋蟀，她的生命里有三个男人：马翔是自己的童年，是北京；陶词是双城，是梦想；而徐嘉惠是丈夫，是过日子的人，是孩子他爹。也许每个人，心里和现实，都有着双城！甚至三城！
婚后二人由于婆媳关系、工作忙碌、各自拥有异性的知音，更像陌生人⋯⋯虽然都还没有真正的出轨，却都感到疲惫和绝望。又因为跟“他人”的交往很舒服，就更对目前的这个人不满意，彼此带着怨气埋怨对方。
真是距离伤不起吗？能和婆婆相处融洽的女人在职场上就没有搞不定的事了! 能把岳父侍候舒服的男人在职场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了! 能把南北两地的婚俗、亲友都摆平的异地恋就不怕“精神出轨”了! 至此，他们明白了，别说有多少感情败给了距离，要看你是否真正把心交给了你的爱人。
双城时，借钱也要飞来，同城时，却走到了离婚的地步。两个人面对各自面前的墙，都非常难过。那里记录了两个人来来往往的“双城生活”：火车票，飞机票，登机牌，行李票，过站的高速公路收费收据，酒店的发票，还有无数封信的信封⋯⋯
没想到，离婚以后，两个人阴差阳错居然换位在对方待过的城市里生活了。这次，双方都感觉到那个曾又爱又恨的城市，已经被自己倾注了太多感情！
至此，婚姻的必修课方功德圆满：再远的双城，也就是心与心的距离。
XX年末，全县总人口47.91万人，其中:女性人口22.56万人，农村人口40.7万人。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给经济社会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农民家庭夫妻分居，留守妇女生产生活困难的一系列问题。最近，县妇联对我县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地调研。通过采取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入户访谈等方式，重点对**县河路口、大圩、两岔河三个乡镇的7904名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调查，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留守妇女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她们柔弱的双肩既担负着赡养老人、照顾小孩的重任，又承担着家庭生产的艰辛,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希望，默默地支撑着家庭的负荷。
一、基本情况
1、文化程度。大部分留守妇女文化偏低。调查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留守妇女7844人，占99.24%；高中学历的40人，占5.06%；中专以上学历的20人，仅占2.53%。30岁以下的留守妇女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较多，31-40岁的具有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较多，40岁以上的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较多。
2、年龄结构。留守妇女主要分布在30岁以上。30岁以下的留守妇女638人，占总数的8.07%左右，主要是因为生育、照顾幼小子女而暂时没有出门打工；30-39岁的1130人，占总数的14.29%；40岁以上的6162人，占77.96%；40岁以上的留守妇女是较为集中的年龄段。
3、留守原因。调查显示：家庭经济状况差，生活质量低的留守妇女有2280人，占28%左右；无就业技能，致富能力不强的有6408人，占81.07%。大部分的留守妇女因为家庭不支持其外出打工或者自身不愿意外出打工是其主要原因；需要她们留守家中照顾家庭、抚育孩子、照料农业生产是她们留守的客观原因，双重原因使得她们既向往外出打工又自我回避的矛盾心态，这一现象在35-40岁的留守妇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现状及问题
1、劳动强度大，身体健康受损。调查显示：身体状况差、身患疾病的留守妇女有835人，占10.56%；身体状况一般的7069人，占89.43%。她们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物，有的还要照顾年迈的老人，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劳动强度很大，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劳动强度大幅增加，劳动时间明显变长，留守妇女的体力大幅度透支。调查发现，大部分“留守妇女”每人需要独立承担将近2亩地左右的农业生产，而其中又有半数以上的妇女表示“难以独自承担农活”、“希望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而那些身体不好的留守妇女，遇到的困难则更大。
2、精神负担重，安全感下降。由于丈夫长年在外，留守妇女精神负担明显加重，安全感下降。主要表现：一是出现婚姻危机。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因为丈夫长期在他乡打工，夫妻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双方相互猜疑，再加上自我精神生活空虚，自我控制力不强，易受到不良现象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导致感情危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打工婚姻”离婚案呈上升趋势，尽管留守妇女为家庭作出了许多牺牲，但是对于丈夫出门打工几年不归、移情别恋的情况，她们还是“欲语泪先流”。二是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男性劳动力外出后，农村只剩下老人、儿童和妇女，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致使农村治安防范力量减弱，使农村社会治安隐患增加，农村留守家庭的小偷小摸现象增多，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大大降低。70%的留守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并且无人倾诉，既要操心孩子，又要担心丈夫，还害怕流言蜚语。
3、婆媳关系难处理，对子女疏于教育。自古以来，婆媳关系都不好处理，尤其在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处理好婆媳关系更是难上加难。调查中我们发现多例存在婆媳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家庭矛盾激化的现象。不少留守妇女本身文化水平比较低，除了在经济上、生活上能为子女提供一定的支持外，无力在子女学习上、做人上给予有效教育与监管，只能听之任之，只是希望子女别做违法的事。由于80 %左右的留守妇女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就是拿钱给他（她）们上学，只要他们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顺利完成学习任务就行。有近50%的妇女几乎从未同子女谈过理想与抱负，有近65%的妇女不知道平时孩子在想什么、盼什么，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主要表现在吃饭穿衣上。调查还发现有的由于自身只有小学文化，子女上初中后不能对其进行辅导和监管，导致他们成天逃学迷失在网吧里。
[论文摘要]谚语是产生于民间，活在广大群众中的百科全书，它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民间谚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中国传统婚姻观和择偶观的，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对配偶以及婚姻生活的选择。本文以谚语为载体，试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女择偶标准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引言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谚，传言也”。可见谚语来自民间，既是群众经验累积的概括，又是流传于民间、形象通俗而富于意味的语句，是我国民间文学园圃中的一支奇葩。颜语具有口语化、智慧化、普通化、规范化、审美化等特性，被称为精美的“哲理小诗”，“科学小诗”和“智慧的语中之盐”。谚语为广袤多彩的民问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和一份魅力。在浩瀚的谚语之海中，有很多反映恋爱、婚姻主题的民谚，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恋双，马恋群”等一些谚语折射出的婚姻观、择偶观，对现代人的婚姻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家庭历来十分重视婚姻，男女双方结为夫妻，不仅是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理需求，更是延续人口、繁荣经济的重要保障。婚姻的稳定和幸福与否，将直接影响着人的一生。因此，在婚姻问题上，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是极其慎重的，对于男方来说，“一代没好妻，三代没好子”，“种不好庄稼一季子，说不好媳妇是一辈子”；对女方而言，“男怕进错行，女怕嫁错郎”，“梳头不好一朝过，嫁夫不好一世错”。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期望模式去寻求选择爱人，这种期望模式亦即我们平常所讲的择偶标准。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文化、性别上的差异，男女在择偶时的标准是不同的，各自有所侧重。谚语以自己灵活生动的表达方式，巧妙、全面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以及男女的各种择偶标准。
二、从谚语看男性的择偶标准
(一)品行准则
传统的中国家庭注重婚姻的稳定，强调从一而终，白头到老。而良好的品德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块基石，因此，男子在择偶时十分注重对方的品行。所谓品行好，按照中国人的人格模式，女子应该温良恭俭，勤劳善良，能忍会让，心灵手巧。聪明的男子在选择自己的终生伴侣时，往往看中女子的内在修养和高贵品质，这种心理在汉语谚语中得以集中反映：“家有贤妻，男人出息”，“娶个贤德妻，奠好孝子贤孙基”；“老婆不好夫遭殃，鞍不好马受罪”；“贤妻令夫贵，恶妻令夫贱”。一个善良的妻子，不仅能协助丈夫操持家务，更能教育子女，影响后代。如果择偶不慎，娶了德行不好的恶妇，则是婚姻生活的一大不幸。
(二)忠贞准则
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儒学和理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对女子影响至深，它强调女性对感情贞贤不移，对男性惟命是从。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男子评价女性的重要标准就是：是否能够坚贞专一。例如“忠臣不事二君，贞妇不事二夫”；“一女不吃两家茶”；“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夫”。而很多守寡的女人如果再嫁，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和社会的歧视。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贞洁观念好似勒在古代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它既是对女性进行单方面禁锢的武器，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在观念上的表现。
(三)容貌准则
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子貌美可以赏心悦目，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易使男子产生爱慕之情。但在谚语中反映出的内容却是完全相反的：“丑媳妇家中宝，俊媳妇惹烦恼”；“莫图颜色妇，丑妇家中宝”。“媳妇娶的丑，能活九十九”。这种“反常”的择偶标准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历史原因，中国历史上记载：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源是由妹喜、妲己及褒姒造成的，从而使三女子落得遗臭万年的恶名。社会原因，一方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婚姻制度主要是嫔妃制，上层统治者从民间挑选年轻貌美的女子人宫做宫女或嫔妃，大多数女子人宫后便像藏品一样被埋进冰冷死寂的深宫后院，甚至终身享受不到正常应有的天伦之乐；另一方面，美貌的女子即使不被选人宫中，也是达官显贵、地痞流氓猎艳的对象，而一些俏女子，更容易遭受种种诱惑，有可能招惹是非，成为家庭不稳定的因素。为了保证家庭的稳定，婚姻的幸福，大多数男子情愿娶个相貌平常的女子，生儿育女，过安稳日子。
(四)年龄准则
在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年龄也是极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一般是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谚语说：“男大十岁不为大，女大十岁做妈妈”；“娶妻要小，嫁汉要老”；“男大女小，团圆到老”；“男大一，好夫妻，男大二，过一块，男大三，抱金砖”。因此民间择偶多是男大于女，这种男女婚龄差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男女生理的差异，《孔子家语》中有：“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则可以生民矣。”由此可以看出，女子比男子发育得早，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婚龄大于女子，符合人类生理发展的规律。二是由于社会法律、风俗习惯的制约，我国古代很早就对男女婚龄做了规定：唐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婚嫁”；宋嘉元令“男十六，女十四，发婚嫁之期”。千百年的婚龄法律条款都是男比女大两岁左右，这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择偶观念。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即认为男大女小才是绝配，女大男小则是一种丑的不吉祥的现象，如“女大一，不是妻；女大三，屋脊坍；女大五，赛老母”。
(五)门第准则
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中，历来十分强调门当户对，即选择配偶时，双方家庭的门第要相等，经济条件要相当，个人条件要相当。正如谚语所说：“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穷来莫配富亲，矮来莫爬高墩”；“天上的月亮要不得，富人的姑娘讨不得”。在封建社会里，婚姻之所以重视门第、家世，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以及维护血统的高贵，特别是统治阶级，强调在本阶级内部为子女寻找配偶，是希望通过亲缘关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保持家族的荣誉和声望，巩固家族的世袭统治。而底层平民受条件所限，也大多在自己的阶层里寻找配偶，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出经验：同一层次的人互为婚姻，除经济条件外，思想意识、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相似点也较多，在生活中更容易协调，更有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六)家教准则
为了选择人品可靠的妻子，男子在挑选配偶时往往非常慎重：“买匹骏马需考虑一日，娶媳妇要观察一年”；“买锅要敲打敲打，娶妻要了解了解”。在选择配偶时，还很注重女方母亲的品德修养，如“捉猪儿看母猪，说媳妇看父母”；“母要癫狂，女必轻贱”；“娶女看娘，种树看种”；“买屋要看梁，娶妻要看娘”。为什么人们把未来岳母的品德看得这般重要呢?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女儿的言谈举止受母亲影响最多，母亲常常是女儿生活品行的老师，这种对婚姻当事人家风家教参考的观念和做法，表明了传统社会对于婚姻的重视程度。
三、从谚语看女性的择偶标准
(一)注重才能
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对于男子来说极其重要，男子可以凭借知识和才能进入上层社会，并且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才能是男子实现自身价值的凭借，男子以才而不是以貌来作为进人女性世界的资本，这是封建社会对性别的一种定位。因此对女性来说，理想的婚姻是“郎才女貌，一双两好”；“才子配佳人，瘸驴配破磨”；“郎才女貌，白头偕老”。女性在选择配偶时，“宁要才，不要财”，这里的“才”指的是“人才”、“文才”，而“财”指的是钱财，包括门楼、谷仓和田庄等家产。在女性择偶观的谚语中，反映这种要“才”不要“财”的占女方择偶观谚语的47％，比如，“会嫁嫁对头，不会嫁嫁门楼”；“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家当”。
(二)注重感情
在封建社会里，大部分男女没有恋爱婚姻的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构建婚姻的基础，特别是女性更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一切由父母和兄弟做主。往往是两家门第相当，双方儿女的生辰八字经命馆审核，彼此不冲克，才可订婚事。及等拜天地，人洞房后，新人才初次谋面。这种包办的婚姻使婚后生活的幸福指数成为未知。另一方面，女性较之于男性，更倾向于浪漫，所以她们在内心里渴望爱情，渴望有感情的婚姻。在择偶时，对于情感的注重远超过对容貌的苛求，精神的相濡以沫更胜过相貌和财势的诱惑，所以谚语有云：“只要感情在，麻子脸上放光彩”；“宁嫁个投缘的，不嫁个有钱的”；“不求富家子，只爱如意郎”。
(三)注重人品
中国文化渊源于儒家思想，可是儒家的开山鼻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下过“惟女子与小人难养”的定论。受此影响，统治者和思想家差不多都认为女性天性深处就有邪恶成分存在，如不严加管束，就会在男人的家庭和社会里酿成一种灾难，他们极力主张将难以驯服的女人置于父权社会权利系统的严密监控之下。因此传统文化一直在用双重道德标准要求男性和女性，这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周公、孔圣人的伦理法典中，女人必须从一而终，恪守节操；至于男人是不必在乎这些的，一夫多妻，三妻四妾是权势的象征，寻花问柳是男人的自由，谚语有云：“头妻嫌，二妻爱，三妻愿叫祖奶奶”。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女性在择偶时更注重男性的人品，人品好，才是幸福婚姻的基础。谚语有云：“不贪千担田，只求丈夫贤”：“宁嫁给好汉子拉马镫，不嫁给恶汉子当祖宗”；“不看穿，不看戴，单看男方人实在”。
(四)注重对方的职业
自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所以读书、种田、对外交往联络、养家糊口是男人的职责；而生养孩子、伺候老人、照顾丈夫、洗衣做饭、织布纺线是女人的职责，女子婚后生活完全依赖于男方。因此女方在择偶时，就把男方的职业当作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与此相关的谚语有很多，比如：“嫁给读书郎，夜夜守空房”；“嫁人要嫁读书人，说起话来好斯文”；“嫁给种田郎，带泥夹污上棉床”；“嫁人要嫁种田郎，日同三餐晚同房”；“嫁给裁缝郎，布头布脑满棉床”；“有女莫嫁捞鱼郎，一年三季守空房”。以上谚语说明当时人们对职业的认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心态。
当前,农村富余男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日益增多,导致大量农村妇女与子女留守农村。该院通过调研发现,近年来农村离婚率急剧上升,其中“留守妇女”离婚案件数占了60%以上,已经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加之大部分离异家庭的子女大多跟随祖父母一起生活,严重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
“留守妇女”离婚案件高发的原因主要有:
婚外情上升。由于长期分居生活,夫妻双方聚少离多,导致夫妻感情逐渐变淡,有的丈夫经不住外面的诱惑,在外包养情人,有的“留守妇女”在家与他人有不正当性关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引发离婚。在该院审理的“留守妇女”的离婚案件中,因婚外情离婚的占30%以上。
感情基础不牢。农村许多青年男女是经过亲戚朋友介绍结婚的,很多是属于“闪婚”,草率结婚。结婚之后,为了生计,男方大多不久就外出打工,夫妻感情沟通交流较少,感情淡化,生活中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结果往往以分手告终。
婆媳关系处理不当。在农村,夫妻婚后与男方父母同住的占了很大一部分,特别是男方在外打工,女方在家带小孩时,家中缺少了“减压阀”,若女方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公婆的关系,婆媳关系容易恶化,最终也往往演变成夫妻离婚。
家庭暴力频发。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封建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有的沾染酗酒、赌博等恶习,家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家庭暴力公安机关难以及时介入,相关基层组织也无法有效开展工作,严重影响夫妻感情。
针对上述原因,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加大普法力度。在农村要大力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加强《婚姻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法律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倡导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广大农村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
严把离婚标准。法院在审理“留守妇女”的离婚案件中,要始终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从有利于子女成长的角度考量,加大调解力度,尽量促使双方和好。确实无和好可能的,要严格把握“留守妇女”离婚的标准,切实查明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应侧重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上,加大对有过错方的惩罚力度,在子女抚养上要依法切实保护离婚妇女对子女的抚养权、探望权。
注重多方联动。将组织亲属谈判、委托人民调解和委托专家、专业人士、律师参与调解相结合,对当事人进行心理疏导,让当事人明白离婚并不是摆脱痛苦、获取幸福生活的唯一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离婚纠纷。
发展县域经济。政府应加强调控,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和发展本地企业,增强本地经济活力,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与此同时,还应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机制,加大农民劳动技能培训力度,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促使农民本地就业,让农民能事业、家庭双兼顾,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促进家庭和谐,从而降低由此引发的离婚纠纷。
1、经过数日的侦讯，他终于愿意把行凶过程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
2、所有的事你都要一五一十地交待出来。
3、她把这件事的底细，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我。
4、小明犯错了他一五一十的告诉老师自己的错误。
5、在老师一再追问下，他才将家里困难的状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6、他最终还是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把公司的重要机密一五一十地告诉对方。
7、小姪子一五一十地数着盘里的豆子，()专注的神情十分可爱。
8、小强把昨天偷钱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老师。
9、他一五一十地提出很多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10、几杯黄汤下肚，他把对主管的种种不满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让大家都为他捏一把冷汗。
11、老奶奶坐在炕上，一五一十地向新进门的媳妇说明家中的规矩。
12、他把事情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大家讲了一遍。
新婆婆的掌上明珠
小宝宝出生的喜悦才持续一个月,陈青和焦安就焦头烂额了。陈青妈很替女儿担心:“别的媳妇一个婆婆都头痛,你这样一个口直心快的傻丫头,怎能在两个有感情恩怨的婆婆中间左右逢源?”
陈青的公公是大学教授,书教得潇洒,人也长得倜傥。公公的风流韵事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婚姻,但他很快就给焦安找了个年轻的后妈Rose。
Rose不到40岁,打扮得时髦又有品位,看起来就像焦安的大姐。第一次见面,Rose对陈青一见如故,说:“青青,以后你就是我女儿了!”她说到做到,真把陈青呵护得像个公主。焦安见Rose对陈青极好,也对她多了一份好感,渐渐将她视为家人。周末,一家四口常约在一起吃饭聚会自驾游,其乐融融。
可这一切在焦安的亲妈决定来看孙子后被打破了。虽然不想再见到前夫和她的情敌,但耐不住亲孙子的“诱惑”,焦安的亲妈几经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来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
焦安对陈青千叮万嘱:“无论妈怎样对你,你都要让她在这儿住得开开心心。以后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陈青认真地点头答应。
亲婆婆不爱“馒头”
“哪像个当妈的?没个正经样子!”焦安妈见到媳妇的第一句评价,让陈青心里起了一些微小的波澜。“妈,您这么大老远来,一定累着了吧?我给您揉揉肩!”有老公的嘱托在前,她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他的亲妈。
但亲婆婆可没有Rose的和颜悦色,她推开陈青的手,直嚷着要见孙子。
“‘馒头’还没醒呢!您先吃点东西吧!”陈青将自己最爱的薯片递了过来。
“馒头?”亲婆婆转头疑惑地望着焦安。
“这是孩子的小名,很可爱吧?”陈青捂着嘴笑起来,这名字是她想了两个晚上才最终敲定的。Rose也说好,孩子长得像馒头一样白白胖胖的,那多可爱啊!
亲婆婆的脸色立即沉下去:“这不是拿孩子胡闹吗?以前人们穷才经常吃馒头,起这名字太寒碜!我的孙子可是宝贝,我早想好了,就叫‘小宝’。”
“‘小宝’?也太土了吧!”陈青可不想让步:“况且我是孩子的亲妈,我有权利决定他的小名。”
亲婆婆也不甘示弱:“你是看我没在这个家了,说话就没分量了,是吧?好歹我还是小宝的亲奶奶,给孙子取名字还不用你来拍板!”
焦安眼疾手快地将陈青一把拉进卧室:“不是说好了让着我妈吗?怎么见面不到五分钟就杠上了?”
“你也看见了,我对你妈多么殷勤,她却对我多么挑剔!”
焦安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亲妈和陈青在家形同陌路,互不理睬。陈青抱着孩子开心地叫“馒头”,妈一天叫“小宝”数百遍。
能不能脚踏两只船
最后说服陈青的人竟是Rose。她约陈青在咖啡厅见面:“称呼有什么关系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但是……难道我还没权利给孩子取个小名吗?”陈青眼泪汪汪地望着Rose。
Rose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好啦,别去想了。上次你不是说看中了一个名牌包包舍不得买吗?走,我们去将它拿下,就当是奖励你懂事的礼物!”
Rose出马勉强平息了媳妇的怒火,丈母娘则亲自下厨要和焦安妈拉家常。“把你婆婆请到家里来吃个便饭,饭桌上什么都好商量。”婆婆强势,就得用软的来应付。
陈青不情愿地把亲婆婆请到娘家。姜还是老的辣,陈青妈几句寒暄的话就让亲婆婆向女儿掏起了心窝:“做妻子真是不容易啊!不是你做得好,丈夫就会对你死心塌地。”
陈青知道婆婆这么多年来一直过得很委屈,都是别人的妻子,共同感受肯定不少。可同情心刚冒起,下一秒话题就转到Rose身上:“你怎么可以和那个狐狸精走那么近呢?这种女人手段阴险,你一定要尽早和她划清界限!”
都是我婆婆,都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能和谁划清界限?陈青很纠结,她含糊地把亲婆婆搪塞过去,睡觉时忍不住向焦安诉苦:“眼下我该投靠哪一边才好啊?怎么看都是害人不利己的事。”
焦安的心情比陈青更复杂。一边是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亲妈,一边是对自己和陈青都很不错的Rose,他一个都不想“背叛”。
两个婆婆相见,不眼红
小宝在半夜突然发起了高烧,焦安出差不在家。陈青和亲婆婆心急如焚地抱着孩子在马路边足足站了半小时,不见一辆出租车。陈青六神无主,哭着给老公打电话。
“赶紧打电话给Rose,让她开车送你们去医院。”焦安在电话那边焦急地喊。
陈青有些犹豫:“可是你妈……”“都什么时候了,一切以孩子为重!”
Rose风风火火赶了过来。焦安妈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陈青办事粗心大意她不放心,把孙子交给这个女人她更不放心。
到了医院,Rose马不停蹄为孩子办理住院手续。陈青和焦安妈像两只无头苍蝇,只能跟在Rose身后一路小跑。
医生说,小宝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没什么大碍,三个女人这才缓了一口气。Rose和焦安妈不约而同转过头来想安慰陈青,不想竟四目相对。陈青心里一咯噔:糟了,这下两个婆婆肯定要吵起来。出乎她意料,两个婆婆并没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虽然彼此不说话,好歹也保持了表面的平静。
亲婆婆后婆婆,都是我婆婆
从医院出来,焦安妈告诉陈青,她准备回老家了。“小宝有你们照顾,我很放心!”陈青知道,这个“你们”里面,也包括了Rose。
“妈,您什么时候想小宝了随时过来,或者告诉我,我和焦安带他去看您。”收拾行李时,陈青第一次喊了亲婆婆一声“妈”。
“刚才你……”焦安妈惊讶地望着陈青,她一直觉得这个家就剩儿子和孙子与自己亲近了,对这个与“狐狸精”走得太近的媳妇一直抱有警惕防备的心。没想到,陈青竟会主动叫她“妈”。
“您不会嫌弃我这个傻媳妇吧?”陈青撒娇地挽着亲婆婆枯枝一样的手臂。在医院,焦安妈的落寞,陈青全看在眼里――小宝生病,她比谁都着急,她很想为孙子做点什么,但力不从心。看着Rose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尽心尽责,焦安妈心里既失落又感动。
1973年，那是个没有文学、没有作家的年代，全国的作家按照一条“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在写书，再伟大的天才也都成了装进笼子里的鸟，可自由翱翔的灵感翅膀都无法打开了。新华书店可买到的书就是《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
庆幸，我弄到了一本书———《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书是我的老师范作信的。万幸，她在那场浩劫中还保存着这么一部经典。她用一串珍珠项链从一个乌兰牧骑的舞蹈演员那里换的，书是演员的小姑送她的，可是她只喜欢彼得堡，不喜欢普希金。
第一次听到普希金的名字，我以为普希金是一种珍贵金属呢。当我知道他是诗人时，我也能体会到诗人的“稀有”和“金贵”了。那时我除了会背“锄禾日当午”而外，再见到的诗歌就是的诗词了，没想到外国也有人会写诗的。
当我向范老师提出借这本书时，她犹豫了片刻，“可怜的一代人，拿回家读吧，千万别张扬，眼下不是读普希金的年代。”
我知道了这本书的来历，自然懂得这本书的珍贵，从当时的喉舌导向大批判中，我知道我带走了一本“封资修”。看它的罪过应“相当于”偷听“敌台”。
暑假回家时，我偷偷地带上这本书，一路上心跳得慌慌，我不是被普希金的激情打动了，我好像自己成了“地下工作者”，胸中藏着一沓沓查禁的传单，一种犯罪感在咬嚼着我的心。我是贫农的后代，爷爷是党员，爸爸是党员，那年我也入团了，可为什么要偷偷带一本不健康的书回家呢？我怎么就禁不住诱惑呢？因为我知道那本书中有爱情。但这样的目的是肮脏的，我不敢细想，我终于找到了饶恕自己的理由，我要是用批判的眼光看，看完我一定写出批判稿。
我家下乡的地方是内蒙古科尔沁右翼旗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租借了赵寡妇的一间半草房，房子的后边是一座不算太陡的山，山的阳面长满了野生的茧树、白桦和人工种植的白杨。
在那片没人打扰的树林里，我一页一页地读着《叶甫盖尼·奥涅金》。我读到了一种我完全陌生的情感，我好像看见了一张张鲜活的脸，他们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地爱着、真实地悲伤、真实地痛苦，可我们眼下的一切都笼罩在虚假之中。达吉雅娜的痛都那么优美，像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悲伤时的记录。我活得真实吗？我的身边怎么就没有像达吉雅娜一样的姑娘？我的情书怎么就不能像达吉雅娜那样写？
我的周围也有像普希金笔下一样的乡村：“我爱那沙土的斜坡/村舍前的两棵山犁/小小的旁门/残破的篱笆/天上灰色的云块/谷场前的干草堆/浓密的柳荫下的池塘/小鸭的悠闲自在。”这一切在我的周围都能找到。还有一个房东的漂亮女儿。她娘说了，只要我们家给她女儿办成商品粮户口，就给我当媳妇。我娘也愿意。可我不愿意，那姑娘从不读书，我不喜欢。我向老娘撒了谎说：“我一年前就搞了对象。她爸是粮店主任，她们家吃细粮随便。”老娘信以为真的，乐得天天喜洋洋，赵寡妇气得天天雄纠纠，说从下个月起，每月多加两元钱的房租。多亏那房东女儿还算善良，偷着把家里的青菜和沙果往我们家里送，其价值也超过了那多加的两元钱，否则，我们的日子还要艰难。我拒绝用户口的方式换对象，是因为我相信这世上会有爱情。
读完了《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从伤感的情绪中回到了现实。背上老娘给我穿的那串咸菜疙瘩迎接新学期了，普希金却揣在怀里。激情不许燃烧，但火种已经埋下，人类美好的情感是任何政治和强权都无法压抑的。后来我就用诗的形式写了情书，终于骗到了一个媳妇。他爸是供销社主任，从此我家买肥皂可以不用票了，我娘为此好骄傲！
关键词：萧红；女性；悲剧；生死场；呼兰河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6-0003-02
被誉为“文学洛神”的萧红是中国文坛上独具风格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短暂而凄迷，饱尝时代赋予的悲苦，深受传统封建礼教的迫害，一生历经坎坷，感情遭受波折。萧红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个人特殊的情感经历融入进去，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用散文化的笔触细致地剖析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悲苦命运。从颠沛流离之时所著的《生死场》到抱病榻上倾泪而作的回忆录《呼兰河传》，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被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虽阴冷愚笨，却也真实坚强，具有浓厚的现实意义与悲剧色彩。
一、男权文化下女性天性的压抑
从萧红的人生走进她的作品，就像是再次扒开了一位女作家用文字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道道伤痕，而创造下这些伤痕的人，无疑是那些出现在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她用心爱过的男人。只有用心至真、用情至深，结局才会如此深刻，犹如一场壮烈的飞蛾扑火，在那个幽暗的时代，散发出淡淡的诡异的色彩。
这用来描写萧红作品中的某些女性形象，我想，也是再恰当不过了的。
在萧红1934年完成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中，描写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麻面婆是故事中着墨较多的女性人物之一，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之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听说羊丢，她去扬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会钻柴堆取暖。”麻面婆想用行动去证明什么，可是越如此，老天好像越开她的玩笑。她的努力是没有经过正常人的逻辑演练的，在遇到难题时，如同游走在没有方向的荒原里，那里长满乱糟糟的杂草。但是麻面婆自己仍然以为，前面将会是充满诱惑与满足的仙子湖。麻面婆“手趴着发尖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地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地对自己失望。”麻面婆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期望看得过于自信，以至于她没能为自己找到人的基本理性作为应有的支撑，她终于是失望了，这心情便是一下子从悬崖之上跌落到谷底，以至于她的身份从一个沉默的“智者”瞬间变化成为了一只只知疲倦的狗。
作为妻子，麻面婆在丈夫面前的这些小行动与小聪明，不过是想让自己的丈夫真正看重她，钦佩她，找到作为女人的基本尊严。然而，结局的失败与故事的悲剧，来自于麻面婆这位女性自身被环境所腐蚀了的身心。在环境的熏染下，她渐渐地沦为了生活的小女人，只能在无望的生活里，扮演着丈夫身后的配角，甚至连配角都谈不上――她在自我的否定中，再一次成为男人的附庸，成为一个滑稽而可怜的小丑。
麻面婆的女性精神的压抑，也来自于对于男性的无限屈服与毫不抵抗意识。当二里半带着邻地主人的一番欺辱，回到家朝自己的妻子身上发牢骚的时候，他骂着妻子“混蛋，谁吃你煮的焦饭！”“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麻面婆惊惶着，带着愚蠢的举动，她知道山羊一定没能找到。”
麻面婆的精神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之上的，当然，这种肯定更多地来源于她身边的男人。一旦这种肯定不复存在，她的精神世界，便会像即将燃尽的蜡烛一样，渐渐消融在所有人的视野之中，当然也包括她自己。当这种来自他人与自我的忽略越积越多，麻面婆的精神便渐渐麻木，对于生活，对于真理，对于女性权利的基本保护，便不再痴痴地去追求。不抱怨，并不是因为开怀与大度，而是对于长期性情压抑的适应与麻木。
二、情感面前女性地位的卑微
金枝和成业的爱情是在被当地人所不齿的“暗地”里开始萌芽的，最后也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走向毁灭。
当叔叔福发询问金枝的情况时，成业争夺着回答：“她长得好看哩！她有一双亮油油的黑辫子，什么伙计她也能做，很有气力呢！”成业对于金枝的评价，简洁得不过如此，换言之，他对于她的爱，也大抵是处于花样年华里对于爱情的萌动，这种萌动更多的是男性对于自我欲望的难以掌控，或者，他也未曾想过要去掌控。当两个人失控的行为已过早地结出果实时，成业的心却没有丝毫的颤动。“金枝按着肚子给他看，一面摇头：‘不是呀！不是呀！你看到这个样子啦！’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他的眼光又失常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地要求着。”
在欲望的召唤下，成业难以控制自己的本能。他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为对一个女孩带来的巨大伤害，特别是在那个封建风俗与制度并存的前提下，这将直接影响一个女人的一生。而此时的金枝，却早已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一切已经开始，结局也将写定。只是此时作为女孩的金枝却并未想到，当现实的生活摆在她的面前时，一切好像失去了原来那副纯洁简单的模样。
金枝的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当时整个时代像金枝一样的女性的生存写照。她的不幸，也非成业一人所致。在曾经爱过求过自己的男人的眼中，一旦被拥有，便意味着失去；在最信任的母亲面前，金枝的价值甚至比不上菜田里的一株茅草，更勿谈金钱更直接的诱惑；在同村人看来，一旦失足踏进爱情的泥沼，便是败坏门风，辱没家门，不可原谅与靠近；而当金枝在生活的打磨中逐渐认识到丈夫的无能与粗暴的时候，她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也开始发生反差性的变化，她也像其他村妇一样，开始辱骂自己的丈夫，全然失去了少女时的那份单纯与羞涩。
在爱情面前，女性是卑微的。当日本兵的枪声在平静的村庄响起，妇女们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们便不得不尝试着自己去摆脱困境，寻找新的方法来解救自己。亦如金枝，当她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时，这里从未见过的新环境，却让她无所适从。她与一群游魂似的人同进鸦片馆，躲在馆的角落里替城里人缝补袜子，到独身汉的房舍，替人缝补被子。然而，她终究不明白，原来所谓的“文明”城市，也不过是如此肮脏的避难所，充满铜臭与人性的诱惑，一切是那般腐蚀与堕落。
“她勇敢地走进了都市，羞愧又把她赶回了农村。”但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家乡和母亲的身边，更令人寒到彻骨的事情正在同样上演着。“母亲拿着金枝的一元票子，她的牙齿在嘴里埋没不住，完全外露，她一面细看票子上的花纹，一面快乐有点不能自制地说：‘来家住一夜明日就走吧’。”或许，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女儿说的话，没有丝毫的关切的话语，只有钱的冰冷。最后，金枝发出一声感叹：“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绝望呢！可是似乎这样的折磨还不够，当金枝走投无路选择出家当尼姑时，庙庵却已成空。她将走向哪里？属于千个万个这样的她，又将走向哪里？
鲁迅当年评价萧红的《生死场》，他写道，萧红笔下，东北人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而萧红说：“在乡村，任何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生死尚不能由人来定，就像是动物的出生和死亡一样，人的覆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人们还是抗争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也勇敢地抗争过。萧红在生命最后一息，她的目光也没有离开那些生活在旧中国旧社会的牢笼里的女性，她依然在冷冷地怜悯着那些被生活无端剥夺去希望甚至生命的女性，这在她后期所著的《呼兰河传》中可见一斑。
三、封建社会女性由人变鬼的悲剧
萧红是在1940年在香港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面对病痛与爱情流离的双重折磨，萧红开始追忆起童年家乡的生活，以期在那里寻得一丝更加纯粹的慰藉。然而，拾起《呼兰河传》，一种熟悉的孤独苦寂之感便再次从文字里蹦出，袭上心头。
小说一共有七大章节，其中作者用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来描写一个叫小团圆媳妇的女孩由天真纯朴地“生”被周围的人折磨着走向“死”的惨痛人生。在小说第五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小团圆媳妇刚到老胡家的时候，行为大大咧咧，爱笑，遭到邻人议论。“周三奶奶说：‘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隔院的杨老太太说：‘那才不怕羞呢！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似乎对于这些女人而言，做人的真实与洒脱比不上传统闺阁小姐的羞怯与故作娇柔，她们对于女性的评判从一开始便建立在批判的角度上，殊不知，她们自己也是经历了那一个特定时期的。这是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的蒙蔽与腐蚀。但这些毕竟还只是属于言语上的冲击，更加令人扼腕的，确是一个活脱脱的女孩在无端的打骂与“拯救”中，陷入生命永恒的沉寂。
婆婆的无端折磨、邻人的起哄帮扶，使得小团圆媳妇年轻的生命就在荒唐与愚昧里一步步走向终结。在老胡家，他们从未把这个小媳妇看做是自己的亲人，而像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但在这个入侵者还未发起任何进攻时，他们就为她设计好了一幕幕剧情，等着她陷入并走向最终的毁灭；而那些邻人则更像是鲁迅笔下的那一群麻木而无知的“看客”，观看着惨剧的上演而无动于衷，甚至在心里还期盼着能够用小姑娘悲惨的结局换得那一份感官上的惊喜。同时，生活在旧社会的他们，自身也是在生活的泥沼里不断地挣扎，而女性恰是这群人里最大的受害者，她们饱受时代的风霜与旧思想的折磨，在无力的挣扎中，越陷越深，最终被推向生的绝崖与死的深渊。
读着萧红诗话的小说，像是在一条舒缓而冰凉的长河里行走，既是言语上的享受，也是心灵上的疼痛。她的作品，没有太多女性的的哀怨，更像是一场沉重的悼念与控诉。她始终站在幽暗的一角，保持着怜悯的笑，用笔记录着发生在东北那块黑土地上的故事。那块土地上的人是那般的无助、愚昧，被旧的制度与思想深深折磨着，而萧红对她们是同情的，更是热爱的，她从未摒弃对生的希望，对爱的渴求。
萧红临死前说：“我这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作为女人的她，曾经历过一个女性难以承受的拥有与失去，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自然，流露在她笔下的那些女性，也不免带着沉痛与希望，染上她的色彩。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M].萧红全集：京华出版社，2005.
[2]丁玲.风雨中忆萧红[M].丁玲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摘 要：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张爱玲，中国上海大都市的女人，她犹如一缕轻烟般飘渺，又如一袭旗袍般华丽，在这位梦一般的女人笔下，诞生了许许多多也堪称传奇的女性，不同于沈从文的大媳妇“萧萧”，更不同于金庸的神秘女郎“小龙女”，她们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即使称不上完美，甚是丑陋，但她却让你看了就不会忘记。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塑造；动荡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2-0189-01
张爱玲的小说收于《传奇》，从《传奇》里聚集着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女性。她们中有天真无邪的学生，有落魄世家的小姐，也有油麻店里的小家碧玉，甚有没落家庭的遗少太太。张爱玲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她的生活圈子就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加上她本身就是一个女人，这为她写女性提供了不少素材。尤其是动荡，沉沦社会中的女人。《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等。你不用觉得我说的是贬义，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把张爱玲笔下的女人聚集到一起，差不多可以办个寻欢作乐的场所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众多女性形象。
交际花型的女性形象，其代表是《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学生出场。她投奔其姑姑，目的上让她援助自己上学，将来过上好生活的。葛薇龙的姑姑靓太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交际花，她整天忙着找男人，靠他们来满足自己，不管是物质生活也好，还是也罢。，她的目的是诱惑葛薇龙也去找男人，堕落、沦陷。阴毒、狡猾的梁太太之所以帮助葛薇龙，目的不外乎让她成为第二个梁太太，沦落为交际花。出入社会的学生单纯的甚于，他人因她的姑姑的关系说她闲话，单纯的葛薇龙却说：她做她的，我只要看而不去做，随别人怎么说。难道她不知道“近墨者黑”这句话吗？污浊的环境也会侵蚀人性的，甚至会让人变得面目全非。慢慢的接触男人，葛薇龙初涉了爱情。都说初恋般的味道会让人忘乎尘世，由此看出初恋的美妙，是多么让人难以忘怀。葛薇龙，一个妙龄少女，她单纯且又疯狂的陷于初恋中。为了守住她的爱情，受姑姑的影响，她学会了用自己的身体赚取她想要的物质生活，得以保住她那美妙的初恋。初恋往往不会长久，恋人离去，她的爱情以失败告终，于是梁太太成了她的榜样。爱情没有了，往日单纯的她早已被埋葬，物质生活的诱惑，使她彻底沉沦，终究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际花。葛薇龙的沉沦让我觉得很心疼，如果环境允许，她不用跟姑姑生活在一起，而是在干净、没有污染的净土中生活她又怎么会堕落为交际花呢？这是否是环境逼人呢？
拜金型的女性形象，其典型代表是白流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一个离婚女人，在娘家受兄嫂讽刺，排挤的，被退货的女人。白流苏受过西洋教育，但她又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嫁人就嫁有钱人”的观念支配了她的灵魂和价值观念。范柳原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好男人，因为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狡猾凶残的婚姻场上的赌棍。“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范柳原找女人，只是为了，为了性，不可能愿意承担丈夫的责任。这样的男人，有谁想嫁呢？她，白流苏就嫁了，嫁给了范柳原这样的混蛋男人。范柳原不好，但重要的是他有钱，白流苏可以不爱这个人，但她却觊觎他的财富。一个愿卖一个愿买，所以倾城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沦陷背景下方可成全的一段婚姻。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一个女人，谁不期待浪漫的爱情，可她却拜金而不是拜情，为什么？如果她第一段婚姻幸福美满，兄嫂对她关心有加，她又何苦去寻找金主来填补自己呢？到头来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犹如曹禺《原野》的焦母的恋子情结，张爱玲笔下也有“情结型”女性。《心经》中的许小寒，她爱恋着自己的父亲许峰仪，有着恋父情结。畸形的关系导致了她的幸福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健康的爱情的毁灭。
心理变态型的女性形象，其典型代表是曹七巧。麻油店的小家碧玉却勾引自己的小叔季泽，以此满足丈夫没能满足她的的空缺。曹七巧的现实生活中的不幸，丈夫又不能满足她对夫妻生活的需要，季泽也不再满足和她。这样的曹七巧，她的心理怎么会健全呢？曹七巧彻夜探询儿子的私生活，“婆婆不像婆婆”，她当着众人的面，披露儿媳芝寿的私生活秘密，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嫉妒儿子和谐的性生活，就挑拨儿子，让他不再和儿媳同房过夫妻生活，而是陪她整夜整夜的抽大烟。嫉妒女儿的幸福，就使出一切奸诈、泼辣的手段来离间女儿的爱情，白白毁了女儿的一生。曹七巧变态的心理，使她丧失了作母亲的资格，她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儿女的一生。
女人写女人，不外乎是对女人本性的熟悉，基于女人的天性，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留情》中的郭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