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7: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南京梦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翁洋二中初三（1）班
陈静
在看《南京梦魇》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提倡“优生优育”。民不强，国就弱，国弱民必受欺。就是最好的证明。
电影还没看完，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这部电影暴露出了当时日本军性的一面，令人发指，叫人不寒而栗。看完后，大概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吧。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晚钟》。时间久了，印象有些模糊了，大概是讲述一群日本士兵被围困在一个山头，饿了好几天……有一个镜头我将永生不忘：那群日本士兵捉来一个小孩，点起了一堆火，把小孩的衣服，一个人抓住他的双手，一个人抓住他的双脚，把他放在火上烤……小孩的惨叫声，日本士兵的狰狞笑容，让我心如刀绞，腹中翻江倒海，几欲吐掉。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这感受现在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像阴影般挥之不去。
骑车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在《电影都市》里播放的《东京审判》。这部影片记录的是对日本军人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大审判。以远东国际大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在大国利益主导的强势挤压下，奋力突围，终于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战犯元凶送上了绞刑架。这个结果令海内外中国人无不欢欣鼓舞，但其中有一个镜头令我既气愤又忧虑：一个日本老头说，对于各位国际法官（尤其是中国法官）的公正性表示怀疑。在铁的事实面前，日本人竟然还能这样厚颜地狡辩。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是不容狡辩的，只有勇敢面对历史，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星期二的天空阴沉沉的，回家的路上风特别大，冷冷的，就像中那些屈死的冤魂在悲号。看着田野里一片凄惨的景象，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就在星期一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很喜欢日本房屋的建筑风格，但看完电影之后，我……
电影刚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南京梦魇》的“魇”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这个字的组合这么恐怖，肯定不是什么好字。回到家，我查了字典，“魇”的意思是：梦中觉得有什么东西压住不能动弹。我于是明白，片名“南京梦魇”的意思是是中国人梦中那个压得我们不能动弹的东西。再明白一点说就是，是中国人的噩梦。中国人已经从这个噩梦中醒来，可是这个噩梦带给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平的。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振兴民族，洗刷耻辱。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更是每个中国青少年的责任。
南京梦魇，中国人的梦魇，全人类的梦魇。
历史不容狡辩，历史不可忘记，历史不能重演。
指导老师：李赛丹
高波，眼小、鼻大、唇厚，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好似蜡笔小新一样的眉毛，性格随和，表情倔强，言谈幽默，是个可爱的人。对话之中，时常会来那么几句幽默的话语“载现在搬家了，搬到了宋庄，一个小村子。这村子封闭啊。上网都得找好远的地方去，唯一能休闲消遣的活动就是扔手机。哈哈，没事你也来扔手机玩玩，乐呵乐呵。”但是他对于创作却非常的谨慎、关注、细致入微，甚至有点较真，完全没有生活中的随性和幽默。
高波是一个关注孤寂和虚无的青年艺术家。时间无意义的消逝，司空见惯的时代喧嚣，以及个人面对世界的无力和挫败感是他处理现实的基本主题。他的敏感并不在于暴力以及暴力的各种变体，也不在于生存的荒谬和末世的绝望，而是一种平淡且细致的叙述性追忆和诗性缅怀。必须补充的是，追忆与缅怀在这里并不等同于甜腻的感伤性怀旧，也包含了对时间和空间缺失的抗议，包含了对冷漠、痛感的缺失与的被物化的想象力的正面交涉。
另一个方面，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写实能力又保证了高波专注于绘画本身，而与当下过于喧嚣的众声、与各种眼花缭乱的观念保持恰当的距离。毫无疑问，这种扎实的个人才能不只体现在线条、笔触、色调和质感等简单的技术层面，更在于一种可贵的处理现实的能力，一种描述的忠诚度――忠诚于寂寞的经验、身心的痛苦和形而上的怀疑，并因此显得异常简单、朴素和庄重。也许，对比高亢而可疑的集体诗学，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暂时会使高波的声音略显微弱――但正是这微弱，最后将决定他的画能否加入到那些永恒的缄默的事物。
虚构与写实，意境与人物，坚硬的现实与轻逸的幻想。综观高波近年来的作品，就像是一次穿过梦魇和记忆的虚妄之旅。在此之中，不变的是感觉力、技艺和对自身乃至外部世界的关注，变化的是视角和心跳的频率。
画画就是我的现在和将来
现代青年最近在忙些什么?
高波：最近和将来都是忙着画画，因为这是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主要的生活内容。
现代青年：你作品中最鲜明的个人特质是什么?
高波我一直对华美从容的外表下所潜存的危机和动荡不安这类的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作品在准备阶段往往要好好设计场景和道具，反差越大，越有戏剧结果。例如悬崖边的迎客松的树权上潜伏着的寻找爱情的女郎；衣帽整浩，迎着朝霞趴在山顶看云海日出的小护士……总之，做这些作品的目的就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映射现代人内心的焦虑、孤独和虚无。
现代青年你怎么去定义自己的作品在当代艺术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高波：有没有意义和价值，现在不知道，这个需要以后大家去定义
现代青年：你在做一件作品的时候是习惯了去创作，还是经常会有灵感进发的时刻不得不去创作?如果有灵感，创作灵感源自什么?
高波：创作确实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贯穿着我整个生活的时时刻刻。灵感也不是经常过来，得碰，谁等得了它啊，所以，多数情况下艺术家都是处在那样普通的、长期的、常态的工作状态里的。我现在觉得“内存”有点不够用，有时有了新想法得赶紧记下来，以待日后咀嚼，不然容易忘。有时身边没有纸笔，就用手机短信记。灵感常常就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现代青年：你在2010年1月27日北京Pace佩斯艺术中心举行的2009艺术权力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2009年度发现艺术家”奖。怎么去解释“发现艺术家”，有没有想过会是你得到此奖项?
高波：艺术权力榜在我们业内是非常学术、非常权威的一个评选，所以能够得到那个奖项我还是挺幸运的，反正到现在还在窃喜。嘿嘿。发现奖?那就是disoover呗。
现代青年：你感觉中国的当代艺术有着怎样的生态结构?
高波：这个真不知道。可能我太小众了，只是关心自己的创作，对于当代艺术大的范畴的东西没有研究过。
现代青年：那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有过了解吗，当代艺术在中国乃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前景是什么?
高波：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和国外的应该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更浓缩。中国这些年所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给当代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这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不会有的。中国人民既淳朴又深沉，既聪明又灵活，现在他虽然像一个巨大的海绵，疯狂吸取所触碰到的一切液体，但他对外界的学习和消化吸收能力是超强的，排毒和自净功能也同样的强大。当他补足了营养，再吐出来的时候，肯定会对世界艺术乃致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像我们祖先做过的一样。
温室走出来的野生艺术家
现代青年：你应该是游离与北京和南京的当代艺术家，你感觉南京的当代艺术与北京的当代艺术分别有什么不同之处?
高波：来北京之前我一直是在南京，两地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大体上说，南京的艺术有点诗人气质，私密而且忧郁，有着过份的优雅和自得，品质上乘，生态环境保存的很好。在南京待久了，很容易自恋。而来到北京最大的感觉就是开放、多元、大气，它不仅对于南京，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太不一样了。
现代青年：当初怎样选择当代艺术这条道路的?和你的自身环境和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高波：唉，一言难尽，本来都是在温室里，长着长着后来回头一看就发现自已到了屋外，成了野生艺术家了。哈哈……
现代青年：平常生活中除了艺术还有哪些爱好?
高波：我比较喜欢户外，有阳光、有风雨、有互助，主要的是有好风景，下次一起去吧。
现代青年：艺术家对待生活和爱情往往比较随性，你对此是怎样的一个态度?
高波：艺术家比较多愁善感，但是肯定不随性，责任心都特强的。
现代青年：怎样看待明星与艺术家的公益事业?有没有自我炒作之嫌?
高波：出于什么目的不重要，但是慈善公益事业多多益善。
TCL集团从1999年杀入越南市场算起，2009年恰好是其国际化10周年。过去10年，TCL国际化的跌宕起伏，特别是被业界看作是国际化“失败案例”的两次跨国并购，令李东生感触良深最近，他对媒体表示，“国际化是包括TCL在内的中国企业的必由之路。但是否要像TCL这样进行跨国并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跨国并购是运营风险最高的。”
于是,李东生转换思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凡是国际化运营做得好的企业。如三星、索尼，其在本土市场往往都拥有绝对领先地位，TCL要想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更好，就必须在彩电、手机等主营业务上取得国内市场的绝对领先地位。”
不难看出，李东生希望TCL能复制联想在中国市场的成功轨迹，其目标是在未来夺取国内市场多媒体和通讯产业的绝对“龙头”地位情急之下，李东生和他领导的TCL集团作出了一个令业界震惊的决策，那就是联合深超共同投资245亿元在深圳建设华星光电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笔者认为，脱“险”不久的TCL又下了一着险棋。它至少面临以下三“险”：
第一“险”是资金。在中国市场平板电视销售大爆发的2㈤9年，TCL多媒体前三季度的国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约40％，但其液晶电视在国内与创维、海信等主要对手的竞争没有占到上风。而且，全球金融危机也延缓了TCL多媒体和TCL通讯扭亏的步伐，东欧等国货币的贬值让TCL多媒体的欧洲业务继2006年重整后再次陷入了停滞，其北美业务也是直到2009年第三季度才实现了第一次盈亏平衡
问题还在于，经历了2006、2007年连续2年亏损，险些被退市的TCL集团(SZ，000100)，可谓大病初愈，2009年上半年只实现利润2.5亿元，同比上年减少49.33％在这种情况下，要筹得巨资上马液晶高世代生产线，实非易事。但李东生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有两件事可窥端倪：一是2008年在惠州建设的液晶模组项目，其定向增发方案在股市无法顺利完成的情况下，TCL不得已多方筹措自有资金；二是由于没有得到机构投资者的认可，在去年4月完成的为液晶模组募资的定向增发中，李东生不仅自己倾囊而出，还动员其胞妹李海英“大出血”，共掏出超过4亿元巨款来参与认购，如今，牵东生再度把身家命运与液晶项目绑在了一起，大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和豪情
第二“险”是市场。液晶面板代数越高，说明技术水平越高，6代及以上的液晶面板生产线被称之为高世代生产线，它们才能生产出用于26英寸及以上的液晶面板。
一直以来，掌握着高世代面板生产技术的三星、LG、夏普等，受各自政府的政策限制未能到中国建厂，导致2007年国产液晶电视集体败北，就是因为高世代面板生产线的匮乏。
受此刺激和驱动，近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干快上高世代面板生产线的狂潮。2009年年底，从南海、南京、合肥、昆山和北京等多个城市都陆续传来境外面板巨头要与当地政府合资共建高世代面板厂的消息。现在，中国内地等待建立的8代线及8.5代线已有6条之多，即夏普与南京市政府的8代线、龙腾广电与昆山市政府的8.5代线、广新光电(即台湾奇美)与佛山市政府的8.5代线、LG与广州市政府的8代线、三星与苏州市政府的8代线，以及京东方在北京建立的8代线。按每条线年产1千万片面板计，总共可产上亿片面板。有统计显示，中国电视用液晶面板需求量2008年为1272万片，估计2009年将达2000万片，2010年增加到2800万片，2011年将达到3500万片。而计划在2011年前投产的将有6代线、7.5代线，以及京东方筹建中的6代线与8代线各一条，产能合计约4千万片以上这4条线还不包括TCL要上的年产1500万片的8.5代线。面对如此庞大的产能，已经有专家预计，面板产能过剩的梦魇即将降临。
如果说前两“险”还可以预料，这第三“险”恐怕让人难以预料，那就是环保问题，据美国《未来学家》杂志最近报道，美国加州大学的地球化学研究团队认为，制造液晶电视面板等过程中使用三氟化氮(NF3)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7万倍，未来这一污染会变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威胁，因此，该杂志建议将NF3列入《京都议定书》或者后续气候协议所规定的温室气体中，并严加监管。
如今，许多国家都在酝酿抵制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严重温室效应后果的舶来品。一旦这种比二氧化碳还“坏”1.7万倍的NF3被列入黑名单而受到抵制，TCL面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风险小得了吗?
滕有玺出生在江苏阜宁县农村，家中兄弟姐妹七人，他是最小的一个。从记事起，贫穷就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深深印记。由于穷，山芋管饱曾经是他幼年时最大的梦想；由于穷，点不起油灯，他没上过一次晚自习；由于穷，他总是穿哥哥们的旧棉鞋，破旧且不保暖……
与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读书高考跳出“农门”是滕有玺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为了读得起书，同龄人玩耍时，滕有玺拿起了镰刀，跟着大人上苇滩割芦苇。
寒冬腊月，苇滩里的水结冰了，脚踩上去，薄冰裂开，脚浸在冰水里钻心刺骨。割芦苇是体力活，出汗多，北风一吹汗水又成了冰屑。汗不停地出，热汗融化了冰屑；融化了的冰屑又与刚流出的汗水混在一起，被刺骨北风又吹成了冰屑。一次次水成冰、冰成水、水又成冰。一天下来，里外衣服全湿透了，结成了冰，仿佛套了一件厚重的盔甲。就这样每天起早摸黑，整整一个寒假，才能勉强凑足一年的学杂费。
“贫穷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学习中那些带‘穷’的字句，像一把把无形的刀割着我的心，就连常见的‘穷乡僻壤’、‘穷山恶水’、‘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等成语，也让我毛骨悚然。唯有‘穷则思变’给我鼓舞，给我力量！就这样，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高考’这根救命稻草上。”
北大、清华是滕有玺的目标，贫困却令他与梦想失之交臂。“父亲当时70多岁，干不动活了，我是靠哥哥姐姐资助才完成学业的，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他说。师范学院学杂费全免，还有生活补贴，滕有玺最终选择了扬州师范学院化学系。
进了大学之后，贫穷的梦魇依然未能摆脱，甚至因此差点错过了读研的机会。“复习考研时，由于营养不良和连续熬夜，我受凉感冒了。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自己找了几颗药，以为可以扛过去。谁知病情加重，转成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住院半个月，滕有玺落下了政治复习。结果，总分远远超出录取线，政治成绩却差了3分。
如果没有陈文建老师极力推荐，如果不是苏州大学曹阳教授爱才心切，争取到一个特批名额，滕有玺或许就永远被挡在苏州大学门外了。
寻找“脱穷”的秘诀
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滕有玺进入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这只是一家300人的校办企业，却有着成为“世界二极体行业第一”的雄心。
“进公司后，他从一名普通技术员做起，从部门助理、部门经理、部长一步步走来，直到成为主管生产的厂长、公司的副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这么多年，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力争第一，做到最好。”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念博如此评价他。
滕有玺的第一个目标是做好一名技术员。别人练习一遍，他练习三遍；别人白天学，他白天、晚上都学；别人按照老师讲的做，他还要问为什么。
为了做到“第一名”，滕有玺四处向大师学习：到南京参加陈安之举办的总裁班，兼修营销；赴新加坡听安东尼・罗宾的“释放心中的巨能”课程；前往深圳参加杰・亚伯拉罕的“亿万美元周末营销研习会”；到上海听汤姆・霍普金斯讲“如何当亿万富豪”……即便是刚结婚、收入不是很高的时候，他也要借钱外出听课。
不仅如此，滕有玺更舍得花钱投资自己的“大脑”―买书。“参加工作后，我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搬家时，家具装了一板车，书却装了一卡车；第二次搬家时，书装了两卡车；时隔不久第三次买房搬家，书已经要装两卡车半了。”他说，“这些书绝不是买来摆样子的，每一本我都认真读过，每一次阅读都有自己的收获。”
终于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摆脱了贫穷，过上了很多人梦想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事业、别墅、车、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一年，滕有玺38岁。
“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开始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路径去寻找‘特别的高招’，但屡屡碰壁。直到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其实‘脱穷’的秘诀非常简单。”回顾自己的奋斗历程，滕有玺总结出“脱穷”的秘诀是掌握六大要素：不断积累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决定发展高度的素质，面对问题的悟性，持之以恒的实践，和要做就做到最好的信念。
成功“脱穷”之后，滕有玺决心写一本书，把自己成长的历程、感悟、个人改变的方法及实践结果整理出来，帮助更多的人走向富裕。
问对问题太重要
穷人与富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资金、人脉、学识，抑或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滕有玺的答案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在他看来，只要在每件事上都“问对问题”，即便没有高学历、好背景、好爸爸、好专业、好工作，人人也都可以成功。
不同的提问，不同的角度，结果迥然不同。例如，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么穷”，如果改成“我怎么才能变得富裕起来”，就会大不一样。
好的提问，好的回答，会把人带向好的方向。譬如，你希望自己多学些知识，就会问自己：“我要如何善用这个机会，来让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呢？”这样一问，你很快就会振奋起来。当你为某件事难过时，不妨这么问自己：“10年后，这件事情还这么重要吗？”这样一问，心情就能很快改变。与别人相处不愉快时，你可以这样自问：“还有没有办法可以影响这个人，我要怎么做才好呢？”这么一想，很快就能找到双方的差异，进而化解这种差异，找到对话的方法。
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大脑都会准备一个答案。问答之间，就会找到你想要的解决方法。在前行的路上，滕有玺问了自己很多问题：
确定人生目标时，他问自己：“如何成为世界第一？”
寻找工作时，他问自己：“如何快速在将要从事的行业中实现我的价值？”
失败时，他问自己：“发生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取得成绩时，他问自己：“还有哪些可以改善，让我做得更好？”
训练推销能力时，他问自己：“我要给予什么？我要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选择终身伴侣时，他问自己：“如何给她一生幸福？”
寻找朋友时，他问自己：“与他在一起，我们是否快乐而有进步？”
研究世界第一名时，他问自己：“什么导致了我和他们的差距，如何复制他们的模式？”
思考“脱穷”时，他问自己：“我要如何帮助和我曾经一样的穷人，以最小的投入来帮助他们快速‘脱穷’？”
……
这就是滕有玺的思考习惯。他说，每次问这些问题，都能让他成长、进步。如果每次问的是另外的问题，而且方向是错误的，肯定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问错了问题，对人生也好，事业也罢，得到的答案必然不正确，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
火车票购买的便利得益于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火车车票实名制。旅客须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车票，并持车票及购票时所使用的乘车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免费乘车的儿童及持儿童票乘车的儿童除外)进站、乘车。
火车票告别“无名氏”
罗萍的老家在东北，以往春节买票回家是一件令她很头疼的事。每年春节前夕，天不亮她就跑到售票窗口排长队，就这样还经常买不到卧铺票和坐票，只能去买慢车的站票，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辛苦是难以言语的。今年，罗萍早早地就在网上定了火车票，她说，网络购票的方便快捷让人很受用。
同样，北京白领李晓楠对火车票实名制很是赞赏。老家在江苏南京的李晓楠说，每逢春运期间，票都特别难买，但家又不得不回。有几次没能买到火车票，只得找票贩子买，一张二百多元的车票，票贩子们卖到四五百元。这对于赚钱不多，一直省吃俭用的李晓楠来说，是又心疼又无奈。
“我想实名制购票，可以遏制票贩子的倒票行为，让真正有需要的老百姓买到回家的票!”李晓楠说。
每当接近年关，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梦魇就开始困扰许多人。带着对铁路资源分配公平性和“黄牛党”倒票现象屡禁不绝的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火车票实行实名制。从2010年舂运开始，铁道部开始进行实名购票的试点，范围为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两地的37个车站；在2011年春运期间，又扩大到6个铁路局的79个火车站；从2011年6月1日起，全国所有动车组列车实行购票实名制。2012年元旦，火车票实名制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至此，国内火车票彻底告别“无名氏”。
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在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同一乘车站只能购买一张实名制车票；每次可购买3张卧铺或5张硬座车票，但必须一票一证件；实名制退票时必须持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票证一致方可办理……毋庸置疑，实名制购票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票贩子的违法成本。
对火车票实名制的担忧
不过，也有些人对火车票实名制有抱怨。“电话很难打，打了几次总是线路繁忙，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却被告知票已售完。”在北京打工的薛元说，实名制后他还是订不到票，所以并没感觉到施行实名制前后有什么差别。
山东公务员吴芸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火车票上印着个人身份信息，火车票根如果随便丢弃或遗失很容易泄露信息。此外，她指出目前的实名制在技术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网购中的“抢注”使得一些旅客平白无故地失去了购票资格，也可能给“黄牛”留下空隙。
新浪微博上有一项关于‘(火车实名制”的投票，根据现有数据显示，担心“个人身份信息被利用或者泄露”占到61％，有26％认为“实名制检票形式化，有名无实”，其中10％认为对有效身份证件的检查会“拉长买票、检票时间”，有4％的投票者觉得“有人仍然会钻空子，用假证也能买到票”。
缓解春运，运力不足是关键
对于火车票实名制是否能缓解春运难题，专家认为，只能部分地缓解春运，黄牛倒票只是舂运难的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供不应求，运力不足而导致的。在他看来，今年春运依然还会紧张，最佳办法是应该增开车次，提高运力。
据铁路部门预计，2012年春运自1月8日至2月16日的这40天内，铁路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比增加1352万人次，日均达到588万人次。尽管近年来，中国铁路运力持续增长，但目前铁路舂运期间的日均客座能力仅为382.1万座，需求与能力之间仍有200多万的缺口。
“实名制已经推开，这是铁路运输社会化和信息化管理的重要一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董小宇说，而营造良好的春运秩序，铁路系统还需要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比如，实名制后，如何提高买票效率、简化退票手续、增加便民服务等。建设让人民满意的铁路，还需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关键词】存在；不存在；统一；矛盾；村上春树
一、存在的不存在感，不存在的存在感
有人曾经问村上春树，为什么他笔下的现实都显得那么奇幻。村上回答说“认为现实只能是现实的人抱的是一种呆板的形式主义态度。如果你聚焦于现实，并且将焦距越拉越近，你最后会发现现实开始失去现实硬邦邦的外壳，开始变得奇幻起来。”
这就是村上春树的写作特点，将现实写出不现实感，再将幻想写出现实的质感。这也与村上春树常常在小说中提到的主题――存在的不存在感有关。
因此村上春树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给了主人公初证明岛本小姐存在的证物，一张纳特・金・科尔的唱片《国境以南》与一个装着十万块钱的信封。岛本离开后，唱片和信封都不见了。初自己承认：“所谓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原原本本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认知为事实的事实’，实在不可能区分清楚。”
村上春树的写作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便是模糊存在与不存在的边界，打破所谓科学与现实对人的思想束缚，回复到科学之光尚未分开现实与非现实的黑暗中，让人心的黑暗膨胀为现实中的黑暗，直到给人以目瞪口呆的效果。
比如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眠》，一个家庭妇女在梦魇后，发现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她利用晚上家人睡觉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她发现停止睡觉之前的所有记忆似乎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飞逝而去，原来之前为家庭服务的自己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她在这些幻想中越陷越深，直到两个黑影出现并开始左右摇晃她的车，她最后是死了还是失去了意识我们不得而知。这是村上春树在现实背景的生活描述下对黑暗之域的一次突然袭击。
至于不存在的存在感，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称小说的真实性，比如，在村上春树为《旋转木马鏖战记》写的导言中写道“将这里收录的文章称为小说，对此我真是不无犹豫。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的小说……它们无一例外均有事实基础。我不过从很多人口中听来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将其笔录成篇。”直到1991年村上《全集》的第五卷出版，他才承认《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
另一方面，通过详细描述人们处于不现实的世界中的现实触感，将不现实的世界在读者心里从感官感受到心理感受都一点一点构建起来。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以最精确的细节描述一样压根不存在的事物的过程更让他享受的了。
讲述村上春树小说中不存在的存在感最好的例子应该是短篇小说《穷婶母的故事》“在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一切的一切中，独独穷婶母俘获了我的心。”“我”转向女友说：“想就穷婶母写点什么。”但在他就穷婶母沉思了片刻后，一个“真的”穷婶母突然在他背上成了形。“我”的朋友们离开了“我”，因为穷婶母令他们想起自己人生中令他们沮丧的人与事。媒体采访“我”，“我”甚至带着穷婶母去上电视。村上春树通过描述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带给我们以似曾相似之感，通过他的表达我们可以往穷婶母这个符号里填充以往给我们不愿正视的窘迫感的一切事物。
村上春树从容地完成小说中现实世界与奇幻世界的转换，展现了熟练地用语言锻造世界、扭曲世界的本领，但不管是锻造世界还是扭曲世界，对村上来说，笔下的故事永远都是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正如村上春树在《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描述一样“我在写小说时，先将各种各样的现实性材料――我是说假如有这类东西的话――一股脑扔进大锅里煮，一直煮到面目全非，而后切分成适当形式加以使用。所谓小说或多或少便是这样一种东西，现实性也是这样一种东西。”
二、讲述事物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
村上春树曾言到，将“存在”和“非存在”进行比照是他的癖性，亦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他喜欢在作品中并置两个平行的世界，其一显然是臆造的，另一个则较近于可知的“现实”。以《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为例。村上就创造出了虽巧妙相关却截然不同的两个虚构的世界。两个世界互相呼应，各种细节都向我们表明世界尽头就是冷酷仙境中的我的内心世界。但两个叙述者故意被分开，又在于村上认为个人无法探知自己的内心世界。村上认为如“世界尽头”那样深藏于每个人内心的潜意识的世界，包含着更多帮助我们体认自我的真实。这里的真实是相对于个人的真实。
除了两个世界的并置，村上春树同样喜欢在故事中设置两个主人公，以《且听风吟》为例，他创造了一个“此一世界”的酷酷的“我”以及一个痛苦的沉溺于内心的作家“鼠”，两个人物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而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我”跟“鼠”则再也无法碰面，他们两个分居在两个平行的世界。正如前文提到，至于说为什么要在作品里出现两个自己，村上春树曾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所以出现两个自己，或者说出现两个世界的对话，都是想让“灵魂获得自由”的手段。
同样，在《挪威的森林》中，村上也并置了两个女主角，绿子和直子。“有血有肉的、温暖、活生生的”绿子不同，直子纯净美丽又脆弱。她们两个代表“我”的两种不同的爱情选择，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对生活可能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人总是处于抉择的困境中，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动地选择而不是主动地选择。而且，即使我们主动地选择了，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对是错。人只有一次机会，只能这样或者那样，历史永远无法重来，我们也没办法比较，也无法知道自己选择的对错。人生就是由无数偶然堆积出来的必然，而每个人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因此，人生或青春永远笼罩着一种伤感、忧郁的情调。
另外，这种即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两个世界、两个人，还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分离的灵与肉。《寻羊冒险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讲自己小时候就是看鲸的长大的，感觉到上面漾出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有一段这样写道“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十七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我们不是鲸！’”这是一句看似坚定的反语，我们认为我们不是鲸，不会被彻底地分离，但实际上我们却常常像鲸一样灵肉分离，且其中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体现了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性自由的事实面前，迷失的现状。
描写灵肉分离的还有《斯普特尼克恋人》，讲述了长到二十多岁都还没有爱过人的堇，在二十二岁那年，爱上了身为同性的敏，敏却因为十四年前的神秘的意外，灵魂中的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只剩下再也不会有的躯壳，头发也一夜变白。堇非常悲痛，并在一个夜晚出走，似乎也进入了敏的灵魂去的世界。村上春树用这样一种魔幻的写法阐释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很多人当他们麻木违心地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早已从身体撤离，只剩躯壳仍然在按照惯性运转生活着。
村上春树对事物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体察，大概可分为意识与潜意识，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灵与肉，选择与错过的选择等等，均涉及人生的重大问题。不管用魔幻还是现实的手法演绎，都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敏感以及对人生的关切。
【参考文献】
[1]（美）杰・鲁宾.洗耳倾听 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日）河合隼雄，村上春树.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M].吕千舒，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摘要]王超以他自己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关照底层人物时，使剧中人也带上了很强的知识分子的色彩，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达观的人生态度，由此，《江城夏日》体现了一种“乐而不、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王超《江城夏日》美学风格
《江城夏日》是“地下导演”王超的第一部通过审查进入内地影院的作品，该片入围5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评委给出了四星半的最高分，最终夺得该单元最佳影片大奖，也是本届惟一获奖的华语影片。
该片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边缘人群的亲情故事：即将退休的山村教师李启明到武汉寻找失去联系多年的儿子学勤和在该城闯荡的女儿艳红，并想带儿子回家让病危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结果，他发现儿子几年前已经死于一个劫车案，女儿也在夜总会里做了陪酒女郎，并成了夜总会老板鹤哥的情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王超以自己的立场关照底层人物时，难免与“他们”的本真状态产生隔阂，“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出来的深刻让普通观众汗颜，他们的脑子似乎流淌着王超的血液和思想。我们不妨以片中的主人公之一的“父亲”来做剖析的对象。在常人看来，他一生无疑是失败的：作为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因为“说错了话”，不能留在城市干一番事业，被“发配”到山村，一呆就是四十年：身为教师，虽培养了无数的学生，教育自己的一对儿女却很失败，一个做了贼，一个做了“小姐”。父亲对于自己的不平的遭遇很是平淡，故地重游父亲没有什么感慨，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境况，他也安然的接受，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父亲的超然和达观引起很多观众的争论。比如，他与女儿艳红谈起自己的境况，尽管他一语带过：“以前是觉得委屈，认得你妈妈，还是觉得山里好啊!”，是，曾经作为一名热血青年谁不想有所作为?山里毕竟是被动的选择，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不能在城市里施展才华和抱负，在乡村不是一样可以教书育人吗?何况落难的人还有佳人做伴，也就不必过度的感伤了!知识分子的达观在“父亲”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也是王超自己的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互补”对王超的影响不小，一方面他持入世的态度，肯定知识分子应该积极有为、胸怀理想。譬如，他肯定学勤的理想(考武汉大学和到深圳去闯荡)和李启明献身教育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有出世的思想。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才华施展自己拳脚的地方无疑是城市了，现代都市在文人的心中是一个两难取舍的意象：一方面都市享有诸多便利(交通、通讯等)和物质的丰富，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另一方面，它又是钢筋水泥构筑的森林，声色犬马，是自然的对立物，是人类异化的象征。在他的镜头中都市被描绘成龌龊的名利场，一个个有为的人要么被都市这个怪兽所排弃(如父亲)要么被它所吞噬(如学勤、艳红还有老警察等)，似乎只有遥远的山村才是心灵的归属，在城市失意的李启明和艳红都在那里找到家园的感觉。既想主人公有为，又没有给他们施展的空间，这些皆是王超的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冲突的结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王超在选择城市镜头时，不是街头巷里、码头的喧嚣，就是工地的杂乱，少有象黄鹤楼这样的富有地方文化特征的景物。这一点曾被不少武汉的观众所不满。认为他没有象池莉那样展现武汉的特点，这是对王超的苛求和误读。毕竟王超不是在拍商业片，在南京长大的他对武汉也不够熟悉，武汉在影片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城市符号。
在“儒道互补”式的人生哲学观指导下，贯穿《江城夏日》始终的是王超的那种“乐而不，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如果说在父亲这个角色上反映出的是王超坚持的“哀而不伤”的风格，那么在女儿艳红角色身上反映更多的是王超的那种“乐而不”的风格。出入于高档的“天上人间”夜总会，艳红并没有被纸醉金迷的生活所彻底改变，她的清纯和对爱情的忠诚在影片中都有反映，例如，她的合租者小丽和一个男人寻欢被她发现，她所厌恶地把小丽的衣物丢了出去：尽管她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但她还是挣脱唐老板的纠缠去会见情人鹤哥，并为他生下了孩子。王超极力想塑造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少女形象，但他又让剧中人打破这种幻象，鹤哥一语道破世事的残酷“你怎么就说孩子是我的呢?”卖笑不卖身只是一种理想罢了。电影既描绘了她的风尘味又把描绘了她的超凡脱俗。正如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那样，在塑造这些人物，王超也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叙述人与剧中人物的语言对峙。剧中的人物形形林林总总，每个人物都会遵循自己的类的语言规则，为了增加所谓的“生活色彩”，各种各样的方言、俗语、行话也就涌进了电影中的日常世界，从而唤起观众的经验感觉。王超因为对商人的陌生，塑造的鹤哥不很地道，他竟不知道大禹，他对艳红说起对付唐老板话时俨然成了港台片中的黑社会的“老大”。
有的影评人因为王超关注底层人物命运的人文关怀和清淡含蓄的风格将其作品视为“作者电影”。王超是学编剧出生的，其三部作品都是他自编自导的，并呈现出冷峻而沉重的风格特征。按照“结构作者论”的倡导者彼得，沃伦的说法。一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一个批评者的工作就是发现它，按照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我们发现王超电影中也存在近乎不变的深层结构，这个深层结构源于王超本人刻骨铭心的个人生活际遇和时代。出生与前夕，童年在梦魇般的浩劫中度过。体弱多病导致求学工作的磨难，艰难的从影之路等等，都会对王超的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个体生命的孱弱和生命力的顽强、人性的温馨和无力，对现实的直面和小人物的关注，都是他不变的探索方向。在关注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时，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而是渗透了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他总是在黑暗中透露出一丝光亮，给我们一分希望和期盼。老警察的和老教师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敬业精神；父母对孩子割舍不断的爱；艳红辗转于风尘之中却对爱情忠诚；这些都充满希冀和温暖。正如老警察对待儿子的心态“没找着，说明还有活着的希望。”，希望尽管渺茫却聊胜于无；孩子的出生、李启明的笑就像《药》中革命者坟头上的花环一样，给了心情沉重的观众们一丝慰籍。
我很赞成影评人张江南的观点，他认为《江城夏日》与王超前面两部作品一样“通过象征和寓言式的叙事结构，将人物高度符号化”，“三部作品里的血缘气质一脉相承，有着复杂的互涉和互补关系。他们共同组成了王超的记忆／现实／认识的空间，一个以个人的知识分子立场为A心的圆圈。”《失落的豪华车背后的(江城夏日)》
盖威・金内尔最伟大的一首诗名为《熊》，描写了在一个极度寒冷与大雪纷飞的场景下猎熊的故事。猎人取了狼的肋骨并削尖，再用肉包裹，以雪覆盖，作为诱饵放到熊的必经之路上。猎人回到在森林里的驻地，拿上很大的熊刀慢慢等待。几天过去，他发现放置的诱饵消失了，这意味着熊吞下了肉，同时也吞下了尖锐的骨头。中了计的熊活不过几日，猎熊人花了两天时间寻觅熊的踪迹，直至发现雪地上乌黑的血痕，这意味着血正在从熊的身上不断冒出来，但是相比较人，熊实在太过强壮，仍然垂死挣扎。次日，猎熊者发现了更多的血，还有浸泡在血里的熊粪。又过了六天，他终于看到了靠在树上的熊，奄奄一息，濒临死亡。由于连日的疲惫与饥饿，此时的猎人同样濒临死亡，他取出锋利的熊刀，剖开熊的肚子，精疲力竭的他钻进了熊的腹中，掩上了熊腹。在熊残余的体温中，他睡着了，猎熊者的梦与熊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梦在此时重合……这一切的意象，皆有无限遐想的空间。以下是乔・彼得・威金与郑闻的对话。
威金（以下简称“威”）：昨天我花了一个晚上仔细读了你写的展览前言，非常精彩。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句：“在这些摄影中我们侧耳倾听，除了无声的悲悯外，或许，还能依稀听见一些轻蔑的笑声。”这句话应该是在我死后――离那一天可能不会太久了，上帝见到我对我说的话。
郑闻（以下简“郑”）：这非常有趣，不过还是谢谢你的作品，是它们让我有机会用上帝的口吻写了一个句子。今天上午你给观众讲了那个猎熊的故事，非常有悬念也非常精彩。这个故事听起来像一首叙事诗，这和你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诗学的经历有关系吗？
威：在1970年，我念了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超现实主义诗人盖威・金内尔（Galway Kinnell）的诗，他花费了几乎一生的时间去写诗，金内尔的诗集名为《梦魇》，这些诗，写入了我的心底，这是奇妙的也是奇怪的感受。我直接在纽约大学找到了盖威，面对面与他聊了很久，告诉他“我喜欢你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的纽约，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谓是诗意的。熊的故事正是源自他的一首诗。
郑：回到1982年你发表的那幅骇人听闻同时也是为你赢得名声的作品《吻》，是在怎样的环境和状况中创作出来的？
威：为了取得符合自己风格的题材，我在研究生时期经常在医院实验室租借标本，每次拍摄完成后都会把标本完整返还给实验室，并且还会把所拍摄的照片给医院的负责人看。有一天实验室的负责人告诉我，给我准备了一个盒子，盒子里有我喜欢的东西，我回去打开后发现里面放着一颗人头，并且已经被劈成两半。在拍摄中始终没有拍得满意的照片，但我并没有因此就对标本做出任何改动，直到在一次拍摄中因为不小心滑了一下，两个头恰巧叠加在了一起，就好像两个人在接吻一样。我对这一刻非常敏感，并且迅速拍摄下来。
郑：古典绘画和你摄影作品的关系？你一般是先有绘画参照还是先进行拍摄？
威：我创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的作品创意来源于古典主义绘画，我利用古典主义绘画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我自己也保持绘画的习惯。第二，我自己也会经常把冒出的一些想法绘画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常常带给我惊喜。有时候我也会在拍摄之后进行绘画，我会用水彩或者其他手段来进行绘画，我总会因为我的绘画和摄影作品而感到骄傲。有时候我只会做一个草图绘画，当然也有完整绘画的时候，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已经完整的绘画上加以修改。今年我在新墨西哥州会有一个大型展览，这花了我四个月的时间，并且我也创作了很多巨大的绘画，因为我就是喜欢绘画。我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拍摄不放印，我就会选择坐下来进行绘画，去表现我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我的绘画会成为我作品的启发，这往往会激励我自己，来创作更好的作品。
郑：如何找到模特？这次中国之行的感受怎样？
威：我往往会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去寻找适合的模特。但也有时候如果我碰到了一个人，我觉得他特别又趣，我就会对他说你是否愿意做我的模特，如果他说愿意，那么我就会准备一段时间，找出一个合适的主题。但是我也不会在模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喜欢找有经验的模特，这次我在上海找了两个模特，其中一个就曾经多次被拍摄过，我会根据模特制定我的计划。我将会在中国待将近两周，当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会有更多的灵感和更多的拍摄计划。我一般会带两个相机，一个大画幅一个中画幅，同时我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我经过上海的时候，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喜欢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雕塑，我来到上海后去了上海博物馆，实在是太惊人了。同时这次南京之行我也会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对博物馆的参观上，因为我认为历史就是艺术，当我们最终都消失时候，剩下的只有艺术品。
郑：请给我们解说一下《布什之筏》这件作品的寓意。
威：这是很壮观的一幅，也是一件关于社会批评的作品，名字叫《布什之筏》。你们知道他是美国的前总统。照片中的人的位置是根据法国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来安排的。籍里柯的这幅画表达的是一些沉船上的乘客通过自建一个木筏来自救的故事。所以在这些人求生的过程中，一些人掉进了海里，最终这些人开始吃对方以求活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布什，他带着一个皇冠，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蜡烛代表他的一些想法。后面是他的妈妈，芭芭拉布什，沐浴在她儿子的光辉中。这个是布什的国务卿，赖斯，这就是那个发动战争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已经被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压垮了。这里是布什的将军，科林鲍威尔，他对所有人撒谎说伊拉克藏匿了炸弹，然后发动战争。这是副总统，迪克钱宁，在这里他穿上了女装，因为他象征了那些在泰坦尼克号上希望假扮成女人来获救的懦夫。这件作品的表达方式是，我借鉴了籍里柯描绘的历史上的一个灾难性事件，然后把它转换成了一幅巨大的照片来展现布什掌权的灾难性。我构建整个照片画面的方式就好像我是一场戏剧的导演。这种创作方式，给予我一种跨度，一种视觉跨度，使我能够在时间的纬度里往返来回。因此我能创作出更有深度的作品，因为我工作的方式是这样而不仅仅是一个街头摄影师。
郑：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你对于道德的批判，能以一幅作品来说明吗？
威：很不幸地，这些年出现了一些关于道德的问题。一些牧师或者任何宣誓禁欲（就是宣誓一辈子不会有）的宗教人士，有时会违背他们的誓言。这幅作品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牧师是好的，但是有些牧师很坏，他们是一些恋童癖牧师，与儿童发生。这个男人打扮成了一个小丑，而不是牧师，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他捧着自己的宠物狗，而另一位就是受害者，他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儿童，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形象。我想要在这里展现的是，他即将要实施一个非常不人道的行为。这张照片的底部我写道，“地狱是为那些有权力来主持圣餐仪式，然后用那双侍奉上帝的双手来猥亵儿童的牧师准备的。”这些事情太可怕了，特别是在天主教堂里，我是天主教徒，当然我和这些坏牧师没有什么交集，但很不幸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这些事情正在发生。这是一个你会在报纸上读到的当下的社会现象，是当代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能够创作一幅反映这个问题的照片。
郑： 所有的作品都是实拍吗？没有使用电脑或数码技术制作后期效果？
威：所有一切都是确确实实原原本本在那里的，一起被拍摄下来，并不是后期特效，我的作品中没有一件是后期特效过的。因为我有雕塑学和摄影的学位，所以我想要在我的作品中雕塑出生命和故事，比如文学故事，并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然后以我的方法用照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
郑：我想问一下你对摄影的看法。因为你的作品并不是现实的再现，而是传达出想象的东西。
威：现实是从某个人的想象开始的。你要么生活在一个好的现实中，要么生活在一个坏的现实中，而我想，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任务就是把现实变得更美好。每件事都是由一个想法开端的，无论这个想法是不是来源于想象，你都是无法回避的。知道吗，人类是唯一拥有想象力的动物，并且会折磨别人。动物们不会折磨别人，它们的思想中不包含想象，知道吗，它们可能会为了要吃，或者因为发怒等等原因杀死别的动物。但只有我们拥有这两样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出为了更好的结果而进行改变，同时我们还会下棋。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一条会下棋的狗呢。
郑：有没有考虑过观众对你作品的接受度？
威：在我刚开始拍摄照片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参展或者让别人看我的作品。我把它们都放在盒子里，因为我拍摄的这些照片是自我最深处的部分，就算没有展览，我也会继续拍摄照片的。我不会弹钢琴，但是有些人会弹，而会弹钢琴的那些人不拍照片，因为他们不会。我想，我们都被赋予了才能，而我们需要充分发挥这些才能，需要为生活做出贡献，尽我们所能地去贡献。这样就会让生活更美好。
观众怎么看？我为了自己拍照片。我不为任何观众拍照片。我就是唯一的导演，解读者，同时也是观众。这就是这件事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为了观众制作什么东西，你就成了商业艺术家。这并不是说设计师或者任何做设计的人里面，没有伟大的商业艺术家。我们都在设计东西……我们能设计故事情节、照片，或者其它东西，我们的工作都是为生活做出贡献，让它更加美好。
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上旬，全国近千万高中毕业生，其中约十分之一，没有出现在今年的高考考场上。参考人数连年下降的同时，弃考人数却逐渐攀升。曾经被视为鲤鱼跳龙门的高考，如今在国人眼里，为何不再显得那么重要？
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人生重来，他们不会参加高考。“读了大学也没用”，是“弃考”的首要原因。但在专家看来，对很多经济条件不佳、成绩又不好的孩子而言，放弃高考，一方面是出于风险规避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也隐含着没有更好选择的“被迫”成分。
四分之一“弃考者”的无奈
“如果人生重来过，你是否还会选择高考？”
面对这个问题，四分之一受访者选择了“不”。他们中的近八成，是80后和90后。
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个群体可分为读过大学和没读过大学两类。交叉分析显示，有过大学经历的80、90后，选择“不”的比例约35%，没有大学经历者做出这一选择的比例，也高达31%。
“读大学没什么用（不好找工作）”、“成绩不好，考个差大学，读了没用”，是对高考说“不”的受访者的两个主要理由。
去年，智联招聘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2700元，低于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毕业生。
报告分析了低学历者薪酬反超的原因：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求职者，其就业范围大多集中在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初级及体力劳动岗位。由于年轻劳动力增速下降，加上年轻一代打工者从事重体力、低端服务业的意愿降低，使得这些岗位的就业缺口越来越大，人才供不应求，相对推高了薪资水平。
除了薪资，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持续走低。社科文献出版社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蓝皮书显示，2012届的大学毕业生中，还有8.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约53万人。从2012年10月底至2013年4月上旬，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去年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为35%，低于去年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约32%，低于去年同期13个百分点。
一方面就业越来越难，另一方面学费越来越贵。过去10年里，大学学费猛涨近20倍，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4-5倍。
这些数据，让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邓克峰感叹“时代变了”。上世纪90年代末，还是高中生的他，被师长们反复灌输一个理念便是：读大学，是唯一的出路。
邓的父辈，那些上世纪50、60年代人，是高考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当中的近八成表示，如果人生重来，会选择高考，尽管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读过大学。
“在他们那个时代，高考对人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邓克峰说，“挤过这根独木桥，就有了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和相当的社会地位。”
读大学如今已成“风险投资”
邓克峰描述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今天，读大学已经从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变成一项有风险的投资。很多人拒绝再踏上通往大学的独木桥高考，邓克峰说，从他们的理由，“读大学没什么用”、“花钱太多”、“成绩不好，考个差大学，读了没用”等可以看出，决定性因素有两个：
一是学习成绩。能不能考个好大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项投资的回报率。
二是经济条件。因为学费高、就业难，读大学已经变成一项有风险的教育投资。家境贫寒者对这种成本高昂的投资的风险，比较敏感，往往会选择回避风险，即放弃高考；家境优越者则正好相反，甚至愿意进行超前投资出国读书。
调查数据部分佐证了邓克峰的观点。如果处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下，36.72%受访者会全力以赴对待高考、视之为改变命运的机会，23.44%的人会对高考持无所谓的态度。假设是在贫寒的家境下，选择这两种态度的受访者分别为48.05%和11.33%。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琦的研究方向是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做课题期间，他接触过许多放弃了高考的高中生。如果要给他们画个像，张琦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一类出生在城市，家境优越。父母要么对国内大学教育不认可，要么对西方国家很向往，早早给孩子安排好了道路出国留学。这类孩子，约占总数的20%。
另一类出生在农村，家境不好，学习成绩只能考个专科学校。他们的父母会想，与其掏空家底读个找不到工作的差学校，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赚钱。这类孩子，约占总数的70%-80%。
张琦的观察，与邓克峰的“高考风险投资论”暗合。他提醒，应该注意到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孩子，往往也处于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如农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他们不仅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在冲刺阶段也有政策劣势能分享的名校招生配额，远不如北京、南京这些大城市，以至于出现了“同样分数，在老家只能上专科，在北京能上重点”的怪现象。
“很多主动放弃高考的家庭和孩子，表面看来是规避风险的主动选择，但换个角度看，更像是无奈的被动为之。”张琦说。
公众怎么看呢？
30.08%的受访者认为，放弃高考的人数逐年上升并非坏事，这说明挤独木桥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认为这不是个好现象的受访者占33.79%，理由是，很多人是“被迫”放弃的，考不上（好大学），读不起，毕业了也找不到好工作。
[观察]
“教育资源应给农村孩子更多公平”
口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琦整理：记者袁树勋
几年前，温州有个中学曾经创下过一个纪录，一届高中毕业生近200人，有七成放弃了高考，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我去温州调研，发现选择放弃的基本是农村家庭，大多是这么一个想法：孩子成绩差，读个专科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出来赚钱。就算是这么一个历来“重商轻学”的地方，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尚可，家庭条件不算太差，也不会轻易让孩子放弃读大学。
学习成绩是个人的事，但如果农村孩子考大学普遍比城里孩子难，那么，我们就该反思，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政策出了问题。
中国社科院有个调查数据，说是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占总人口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资占77%，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这意味着，农村孩子能享受的教育资源不足，在面对高考时，他们处于普遍劣势，也就很好理解了。
如果说小学、中学的教育设施、师资力量，让农村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么高考政策的区域差异，则是裸的歧视。一个山东文科考生，考500分，只能上个专科，去北京考，能上重点本科。为什么？因为北京高校多，它给北京配的人均招生名额，是山东的许多倍，考取难度自然低许多。
关键词：迷雾；生存；爱情；象征意义
《飘》是美国女国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唯一的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了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小说曾于1937年获得普利策奖，连其改编的电影也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小说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年轻漂亮，是县里的可人儿，塔拉的骄傲，她本可以在这种象牙塔中度过富贵的一生，可一场战争改变了整个美国的命运，当然也影响了她一生的命运。她从一个少女演变成了一位成熟的女性，经历了生存与爱情的考验。作者在小说中多次提到“迷雾”这一概念，详尽具体的描述也有四处，分别是：第一次是在思嘉负责一家人生计和管理塔拉初期；第二次是在思嘉嫁给弗兰克后，这一时期作者虽没有对迷雾进行大篇幅的描写，但也是多次提到；第三次是思嘉与瑞德在新奥尔良度蜜月的最后一天夜里；小说第四次提到雾是在小说的末尾，媚兰死后，思嘉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作者对这几次迷雾的描写都非常的细致，所用篇幅也多达几页，可见作者对这种梦中迷雾的重视程度。那么，这种迷雾或者说梦境象征了什么？是怎样产生的呢？又将如何完结！本文将着重探讨第一次和最后两次的梦境。
迷雾是最能令读者浮想联翩的背景之一，白茫茫的大雾，无边无际，看不清一切，也不知道浓雾后到底藏着些什么，所以思嘉梦中的迷雾总是引起她的恐惧，本文将探讨《飘》中的“迷雾”的象征性意义。
一、最初的迷雾――对生存的探索
纵观整部小说对梦魇中迷雾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的梦境都很相似，都是在一片迷雾中奔跑，苦苦寻找一个她不知道的安全而温暖的避难所。那么思嘉的梦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白茫茫的迷雾呢？并且还一连做了许多年。
首先，德国近代作家哈夫纳（haffner，1887，第245页）曾经说：“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梦与我们存在于意识的想法有关，准确的观察总会找到梦与白天的经历有些关联”[1]24这句话在思嘉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体现的最明显，从炮火连天的亚特兰大回到塔拉后，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无尽的寂寞和荒凉一一母亲得伤寒死了，父亲痴了，两个妹妹在疾病中挣扎，大部分的黑人也走了，田亩荒废了，仓库烧光了，遭受洗劫后塔拉一贫如洗。思嘉必须竭尽全力喂饱塔拉所有的人，因为无论黑的还是白的面孔，都在瞪着眼睛默默地请她拿出食物，每天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入迷迷糊糊、不安的睡眠状态。从这时候开始，困扰她多年的噩梦出现了，可见，思嘉的梦就是她在白天清醒生活的延续，是存在于她的意识当中的。文本对此描写的相当细腻，此时的浓雾在思嘉眼中就是鬼魂、不稳定、无情无义的象征，是将自己推向无知边缘的刽子手。在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如今唯一重要的是得到最够的食物以免挨饿，有足够的衣裳以免受冻，还需要一个没有过多漏洞的屋顶来遮风避雨”[2]562对此，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者，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按层次组织起来的系统，从低级到高级有五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3]而“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就是对生存的需要。人们需要食物、饮食、睡眠等。”[4]52食物短缺，衣服破旧单薄，需要大量劳作和照顾病人而导致的睡眠严重不足，这些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无法满足，也是导致郝思嘉接二连三地做噩梦的原因。由此可见，郝思嘉此时梦中的迷雾代表着生存的不稳定，是她对自己以及对塔拉生存的探索。
那么，思嘉关于生存的迷茫与思考已经产生，那么它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完结的呢？这与思嘉自己的努力和瑞德的帮助都是分不开的。后来为了生存，因为弗兰克是战后少有的拥有300美金的男人，可以为她支付塔拉的租金，于是她又用欺骗的手段抢走妹妹的情人，但是在嫁给弗兰克后，她的这种对生存的渴求并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于是她只有“跑出去，见钱就抢，不问这钱是不是应该属于我，做完这个梦之后，就觉得即使把世界上的钱都给我，我也怕在挨饿。”[2]986可见这是思嘉对生存的要求提高了，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饭、穿暖衣服上了，此外小说多次提到弗兰克的不善经营和优柔寡断，并且脸皮薄到不愿意问以前的朋友索债，可见弗兰克是不能满足思嘉对生存的需要，一时的安稳也没有换取思嘉的生存保障，于是她只有亲自到店铺里去核查账目，不顾形象的沿街推销，甚至后来成为了一个女商人，在木头行业干的有声有色，只有自己掌握着钱财，她才会稍稍觉得安全，也就是在此时，她那象征着生存的迷雾才渐渐地减少了，但是并没有完结。小说对这一时期迷雾的描写虽不如第一时期详细，但从小说“有时夜里醒来，他会听到埋在枕头里沉闷、轻轻的叨泣声[2]766可以看出思嘉对生存的恐惧与思考并没有减少，直到思嘉最终与瑞德成婚。此时，思嘉关于生存的迷惘才算有了一个结局，至于她在度蜜月时的那次噩梦中的迷雾，更多的是对爱情的迷茫，本文将在下段具体分析，在此就不赘述了。
二、生存满足后的迷茫――对爱情的探索
小说中第四次迷雾的描写是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虚拟的梦境中，这次的描写是直接抒发了思嘉对爱情的思考，但纵观全书，我们不难看出，思嘉与瑞德在度蜜月时所做的那一场噩梦（第三次噩梦）其实也是对爱情的迷茫。她梦见了自己又回到了塔拉，塔拉一片荒芜。妈妈死了，随她而去的是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和智慧，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她能够向他求助的，没有一个人是她可以依靠的。“又有个可怕的东西在追赶着她……她不知道的安全的避难所。”[2]1019与前两次迷雾相比可以看出，思嘉此时遇见的迷雾代表了依靠、力量和智慧的迷失，无从寻找，这时候的她是想穿透迷雾去寻找一个像塔拉和妈妈一样安全的避难所。此时的思嘉已于瑞德结婚，吃得好穿得暖，已经不需要再担心生存上的安稳，那么思嘉为什么还会一直感到迷茫呢，从她梦中的迷茫可以看出，她不知到自己可以求助和依靠谁，其实无论是在自己管理塔拉初期还是逐渐走上一个女商人的道路，瑞德都是她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靠，只是思嘉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才会还是和以前一样感到迷茫，此时她的迷茫是象征着爱情的迷茫，那么思嘉的对爱情的迷茫是如何产生的呢？又是为何结束的。
思嘉的梦中一直有一个地方，在那里她可以躲避一切灾难，得到帮助，是个安全而温暖的天堂，“世界上谁能帮助她”，在小说中，思嘉一直认为自己爱的是阿希礼，也一直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依靠，于是苦苦追寻了十多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思嘉是县里的美人儿，有成群的帅小伙儿崇拜和追求她，只要有她的地方，她就不能允许别人成为话题的中心。对此，陈仲庚说过：“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需要包括两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重视[5]在这种情况下，她又怎么能允许风度翩翩的阿希礼爱的不是她呢，阿希礼对她一直彬彬有礼，不像别的小伙子为她争风吃醋，也没有向她求过爱，这样，她那要求自己被重视的自我价值就没办法实现，所以她一直对阿希礼念念不忘，甚至在他成婚后还向他表白。此外，当基本的生理需要满足后，人们便会长时间做出努力去满足如安全、稳定、爱和相属的需要[6]思嘉对阿希礼的爱也体现了思嘉对这类更高水平的需要，她一直在苦苦追寻，但正如她的梦一样，迷茫而不知道方向。再次，思嘉虽然凭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勇气征服了物质世界，但她在爱情世界里是一个无知单纯的人，小说中写到“我缝制了……不是爱他这个人。”[2]1210她自己的盲目无知让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迷茫看不清方向。
既然思嘉在感情上没能像她在物质世界里主要是靠自己走出迷茫，那么她周围的人对她的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因为主要讨论的是思嘉的爱情迷雾的完结原因，所以主要是与阿希礼，白瑞德有关。阿希礼从一个旧时代典雅的绅士，到自己都逐渐陷入迷茫、失落无助中，他连自己都无法拯救，更别提去引导思嘉走出迷雾，看清世界了。而瑞德不同，瑞德在第一次在卫约翰家见到思嘉，就知道他们是同一类人。从那以后，无论是思嘉与查理、弗兰克结婚，还是后来与自己结婚，瑞德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她。但是思嘉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瑞德爱她的表现，甚至在于瑞德的婚姻生活中，还常常想着阿希礼“要是如此亲近地枕着的是希礼的手臂，那该有多好呀[2]1018她还沉浸在对阿希礼虚幻的爱中，认不清自己，所以她就还要继续做这个梦，并在梦中苦苦追寻她的爱。小说在结尾处第四次说到迷雾，与前三次不同，这次思嘉看见的迷雾实在现实生活中，媚兰死后，思嘉独自一人回家，“她开始奔跑起来……到灰蒙蒙的迷雾中去寻找在某一个地方能找到的安全感。”[2]1215此时的迷雾也同样象征着恐惧与盲目，但是似乎已经仅仅是一座不高的城墙，只要思嘉再努力奔跑几步，就可以轻易跨越。那么这种现实的安全感是从哪儿传递出来的呢？是她与瑞德的家，“回家，到瑞德的身边去！”[2]1215于是，她的恐惧、不安全感顿时消失了，她再也不会在梦中苦苦追寻，梦中的迷雾也随着风飘散了，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折磨她这么多年的噩梦也终于结束了，尽管小说的结尾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并没有安排符合读者期望的大团圆似的结局，但是我们和郝思嘉一样清楚，知道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在明天开始的以后为之努力奋斗了。
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内战，自此之后，美国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战争刚结束时，佐治亚乃至整个南方的经济的确都遭到了摧毁，黑奴重新获得自由，昔日奴隶主养尊处优的好时光随风而逝，飘得远远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放下臭架子，努力奋斗，不然只有死路一条，难怪连亚兰大上流社会的中坚分子也不得不降贵 屈尊，卖糕饼的卖糕饼，赶马车的赶马车。整个南方对未来如何生存都是进行了深深的探索。
结语
总之，文学作品创作来源于生活.其中人物的塑造过程就是对人性挖取、探讨的过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郝思嘉正是因为没有正确了解自己的生存和爱情需求，才会一遍遍地迷茫、做噩梦，但是幸运的是她最终看清了自己，所以迷雾梦境也就随之消散，借助郝思嘉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清楚的认识自己的需求。（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释梦[M].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
[2]（美）玛格丽特.米切尔.飘[M].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
[3]赵淑萍.从需要层次理论探讨《飘》中斯佳丽的行为动机[J].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卡尔维诺 互文性 自指性 超小说
“互文性”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建立在一种新型文学观的基础上，即文学是对前文本的摹仿、重构。在这种文学观的指引下，作家不再反映客观现实或呈现主体精神世界，而是通过戏仿、拼贴等方式编织一个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文本世界。
《命运交叉的城堡》创作于1969年，正是卡尔维诺脱离意共12年，在这十余年的思考中，他逐渐认识到“文学不应该言说已经被政治拥有了的真理”（《文学的功用》），而应该回归自身，这部小说正是他开始实践全新创作理念的范例。在《命运交叉的城堡》成功的基础上，他相继创作了《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等流传甚广的作品，成为后现代的经典作家。这部小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互文性”，也正是“互文性”特征令卡尔维诺获得与博尔赫斯齐名的“元小说”（或曰“超小说”）家的称号，正如Franco La Polla所说：“卡尔维诺因他作为超小说家的实践而享誉世界，作为一个对自我观照的叙事非常敏感的作家而为人们所熟知。”[1]
一、抽去实存的文本世界
小说的“互文性”首先体现为抹去现实的实存性，让其成为文本。也就是说，主体和环境的意义不是来自构成它们的物质本性，而是来自围绕着它们的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就是文本。小说呈现了一个文本中的世界，而非实体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书中经过。所有的一切都得进驻书中。所有的书也得进驻书中”[2]。
首先，人物成为文本。卡尔维诺让人物成为文本的第一步是隐去他们身份和生活的时空背景。他们来自于一片神秘森林，梦魇般进入一座不知名的城堡，这就赋予读者自由理解他们的空间。第二步是让人物集体失语。《城堡》和《饭馆》的主人公们在穿越一片树林后，集体丧失了说话能力变成哑巴，他们的表意方式不再是语言而是图画和表情手势，有血有肉的人物不复存在，他们一个个被无生命的平面图画所置换，纸牌成为他们交流的方式，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纸牌画面上的人物。随着一张张代表自己的纸牌在桌面上摆开，人物一个个登场——宝杯骑士、宝杯国王、教皇、巴尕托、隐士、宝剑男仆、宝剑女王、宝杯女王、女教皇、大棒女王、大棒骑士、疯子、倒吊者等等。慢慢地，无论他们自己抑或是读者，都分不清他们到底是运用纸牌表达的主体，还是纸牌本身。他们把牌摊在桌面上，努力去识别它们，让它们在对命运的诠释中充当合适的角色，这游戏好像一场尚未结束也不会结束的旅程。《城堡》和《饭馆》里的人物形象经过无数次的再书写，成为很多文本的叠加。他们都是西方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形象，已经作为文化的基本因子沉淀在人们思想中，并以种种显在或隐在的方式塑造着整个民族的心理。
其次，整个世界成为文本。随着人物被置换成一个个文化符号：浮士德、奥尔兰多、阿斯托尔福、海伦、哈姆雷特、俄狄浦斯、帕尔西法尔、麦克白、李尔王，读者被带入一个个故事中，整个世界被抽去实存性，幻化成希腊神话、圣经、中世纪骑士传奇、理性失落的现代传奇、女权主义胜利后的新世界、后现代的末世景象……在此基础上，卡尔维诺又通过以上拼贴、戏仿等方式，让这些故事指向更多文本：有直接提及的，例如《疯狂的奥尔兰多》《荷马史诗》《麦克白》《哈姆雷特》；还有间接影射的，例如受惩罚的伊阿宋和复仇的美狄亚，西班牙传说中的唐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尔达和负心的弗比斯等等。
就这样，一个文本引出另一个文本，另一个文本引出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其他文本又引出与它们相关的所有文本，如同植物的生长一样，文本之链无穷无尽地蔓延，形成一个网络，“该网络从任一特定起点向四面八方延伸，具有代达罗斯迷宫般的复杂性。在该网络的表面，也许可以找到无数个图案。倘若企图像阿波罗规整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材料那样来规整这些图案，则根本无法成功”[3]。
二、相互指涉的互文世界
卡尔维诺并未就此止步，他更进一步通过一种分叉式的叙述结构使这些文本互相交叉生发呈互文关系，小说用树林的意象贯穿始终，来象征这种横枝斜出、错综复杂、变幻不定而又危机重重的文本迷宫。正如克里斯托娃在《作为文本的小说》中对《让·萨德列》所做的分析一样，“此时的文本和外在的别的文本、和先行的异质的文学资料不断地进行对话，成为已经过去的时间（历史）和社会的组成部分”[4]。塔罗牌中的树林用“大棒”来表示，它的牌面图画由交叉在一起的大棒构成，那些向四周伸展出去的枝丫在交叉中生长，探向可能性的世界。卡尔维诺用这些“大棒”牌的时候，几乎都是在代表树林，而树林的神秘诱惑、交叉混乱、错综复杂正好切合了文本空间的虚幻性、互相指涉性、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无限性。
小说采用了《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的结构方式，由叙述人的主干故事引出无数子故事，子故事再指向更多的故事，呈无限增殖的趋势，正如Olgo Ragusa所说，“这里有对《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模式的内部指涉，并且诸如《十日谈》或《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的故事集也会自然地进入脑海”[5]。这种结构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单一化叙事结构，使叙事具有了多重潜力，小说变成了集合众多文本的场所和舞台。
这种结构跟卡尔维诺追求复杂多样的美学观念相辅相成，在《的结构》一文中，卡尔维诺通过对《疯狂的奥兰多》多中心结构的评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部史诗的插曲呈螺旋式向各个方向伸展，持续地互相穿插和彼此交叉。为了跟随如此多主要和次要角色的变化，这部诗需要一种电影式的剪辑技术，使作者能够放弃某个角色或动作场面，以便转向另一个角色或动作场面”[6]。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小说具有一种离心力，不断地从这个力场产生出其他不同的力场，许多个力场互相作用，通往开放和无限，“这一事实也可视为一种时空观，它拒绝托勒密那种封闭的宇宙范式。而是把自己开放给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性，以及开放给众多世界的无穷多样性”[7]。
卡尔维诺在小说后记里说，他为了把许多错综复杂的故事串联编织在一个文本中，正是借鉴了上文所说的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的长篇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此诗以意大利诗人博亚尔多的长诗《热恋的罗兰》的结尾为开头，以查理大帝率领基督教大军与回教徒的战争为背景，以查理大帝的猛将罗兰追求美女安杰丽卡的故事为主线，最终由于安杰丽卡爱上回教勇士梅多罗并结婚，罗兰因失恋而发疯。卡尔维诺选择这个文本作为主线，看重的正是这部长诗的独特结构，它在主线中穿插了许多骑士的冒险、奇遇、爱情故事，把上百名人物（国王、僧侣、妖魔、仙女等）的故事巧妙地编织起来，把叙事和抒情、悲剧和喜剧的因素融为一体。
这种分叉的形式具有神秘复杂的魅力，包含了一种提取、移植和扩大，正如德里达表示自己对分叉的偏爱时所说，“交织和X的形式使我很感兴趣，这倒不是因为它是未知的符号，而是由于其中（正如我在《播散》一书中所强调的）存在一种分叉点（即十字路口、二次分叉、方格、格构和键等等）”[8]。卡尔维诺通过这种结构把所有的文本编织成一张大网，并使之相互指涉。
三、文本增殖的载体：塔罗牌
塔罗牌的图画带给人无穷的联想，与作者致力打造的文本海洋相得益彰。卡尔维诺在小说的后记意指出自己选择塔罗牌作为叙述载体的目的在于塔罗牌巨大的表意潜力和叙事功能。把它们按不同的顺序排列，会得到各种不同的故事，而且不会重复，它们互相交叉、变换，能产生无穷的故事文本。
对于柏拉图代表的摹仿论传统来说，绘画是再现的、僵死的、虚假的，而在这里绘画却被推向了作家表现的前台，成为世界的来源、文本的来源，具有无与伦比的叙事魅力。塔罗牌的表意能力来自它的图画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图画的表意能力大于声音和文字”这种观点普遍被人们接受，相对于声音和文字，它具有更大的意义发掘空间，提供给观者更大的想象余地。利奥塔谈到图画时说：“即便它们被印在书页和画布上，它们‘说’的东西也和我们的‘原意’不同，因为它们比现在的目的更老，它们载满了意义的可能性。”[9]
至于联想的内容则全凭观者的文化背景、性格、感受、经历的不同而不同，较少受作者意图的干扰，因为图画要表达的东西始终是含混而不明确的。塔罗牌上的图画相对于作为工具的表意符号，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可以说，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意义生产平台，是一个文本交叉之地，一个微缩但又无限扩大的叠加空间。每张纸牌除了它独特的占卜意义外，还蕴含了丰富的典故。
各种牌面图案由于观者经历的不同能引发各种感觉和想象，奥尔兰多在“宝剑国王”和“宝剑十”中看到的是他高贵的出身、英雄的名气以及战场上的厮杀和鼓号声。浮士德在“金币二”中看到的是自己用灵魂和魔鬼作交换。盗墓贼从“审判”和“大棒”中看到的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阿斯托尔福眼中的“世界”牌是受困的巴黎，海伦眼中的“世界”牌是被围攻的特洛伊，盗墓贼眼里“世界”牌是天国之城，而在另一个人眼里则变成了地府之城。
每张牌的意义还取决于它在前后牌中的位置，不同的组合可以令相同的牌产生不同的意思。例如“宝杯A”在“受惩罚的负心人的故事”中代表爱情的清泉，让人越喝越渴；而在“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师的故事”里则被当成是生命之泉，代表炼金术师研究的最高境界。有的牌在不同的故事中被同时使用，或者在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场景中反复使用，但是它们的意义却完全不同，这些牌就构成了文本世界的交叉点，成为命运交叉之地。这一条条相互交叉的叙事线索又活像树林中那相互纠缠交错的枝条，整个塔罗方阵纵横交错如同树林。
综上，卡尔维诺通过增殖性的叙述结构和图画的表意方式成功地打造了《命运交叉的城堡》中的互文世界。这部小说与卡尔维诺四五十年代创作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等作品大相径庭，但与其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品却是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命运交叉的城堡》是卡尔维诺创作的分水岭，在这部小说中他彻底与过去决裂，尝试了新的写作方式，而“互文性”正是他写作创新的核心特征之一。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LZUJBWZY058。）
注释：
[1]Thomas Votteler.（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73.），Detroit：Gale，1993年版，第34页。
[2]德里达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3页。
[3]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译：《解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4]西川直子著，王青，陈虎译：《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5]Sharon R.Gunton，Jean C.Stine.（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22），Detroit：Gale，1982年版，第92页。
[6][7]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第72页。
[8]德里达著，余碧平译：《多重立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9页。
关键词：教师；游戏精神；培育路径
尽管在宏观层面，人们不断感受到教育世界日新月异、令人鼓舞的变化，然而一旦走近师生生活的“原生态”场景，不可否认，教与学给他们带来的负担过重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的那一种真实的疲惫仍然触动我们的心灵，教师疲惫的教，学生疲惫的学，原本应是生命间快乐对话的教学沦为师生都想尽快挣脱的苦径，教育行政部门各种减轻学业负担的措施收效甚微，进一步印证了佐藤学的论断：“学校，与其说是儿童一起成长的场所，不如说是丧失欢乐、丧失学习伙伴，也丧失自身的场所。”[1]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本质上说在于教育中“人”的失落，因此，本文绕过诸如教育政策的调控、评价体系的修正等宏观话题，直接从人的游戏性、教学的游戏性、教师的游戏精神这一逻辑线路展开论述，期待为改善现实的教学生活打开一扇窗口。
一、教学生活呼唤教师的游戏精神
1.人是“游戏者”
“儿童的时代应该是游戏的时代”，[2]对于这一命题，很少有人会提出疑问，因为游戏与儿童的如影随形是显而易见的，在儿童自在的日常活动中，除却一些满足基本生理性需要的活动如吃饭、喝水之外，游戏是发生频率最高、历经时间最长的活动。游戏渗透和贯穿于儿童生活的整个过程，遍布于儿童生活的所有空间，它不仅仅是儿童的一种活动，而是成为儿童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不过，人们往往从认识论和工具性的意义上理解游戏，成人可以认可儿童的游戏生存方式，而孩子一旦走出童年，成人则往往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剥夺了他们游戏的权力，因为在成年人看来，单纯的游戏与急需实现的种种功利性目标无关。直到一些哲学家超越了认识论的范畴，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游戏与人的关系，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其中最著名的是胡伊青加惊人地提出了“人是游戏者”的论点，“‘人是游戏者’仅次于‘人是制作者’，或许与‘人是理性者’处于同一层次。”[3]
2.教学具有游戏性
首先，教学与游戏具有共同的目标。“游戏使人享受乐趣，在使人生命得到愉悦的同时，也自发地实现了人的心理、生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而这一作用又正是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两者在促进人发展、提升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上具有一致性”。[4]
其次，教学与游戏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具有相似性。游戏有局部和全身的运动，可以促进人的心理发展；游戏由快乐原则支配，可以促进人的情感发展；游戏以“假想”情景为标志，促进人的智力发展；游戏对情绪的有效调节，促进了人的人格和谐发展；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它所营造出来的身心积极状态可以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
第三，游戏和教学一样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进程。游戏发展了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帮助人们进行社会角色的学习，通过游戏，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社会知识，了解社会关系，以适应社会的要求，从而实现人的社会化。
3.游戏精神是教师的职业素养之一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展现教学的游戏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师的游戏精神，它意味着教师能够认识到“游戏为一种完全有意置身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不当真的’但同时又强烈吸引游戏者的自由活动。它是一种不与任何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活动，从它那里无利可图”。[5]具有游戏精神的教师能够表现出的摆脱功利、追求自由、超越自我的一种审美境界，能够从物欲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人格独立，行动自由，他们把教师职业活动的过程本身当成目的，在游戏中自由地表达和展现自己。富有游戏精神的教师更容易与学生心灵相通，让学生更容易在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中获得发展。同时，教师也能在与学生“我-你”式的交往中发现自己，体验和享受到工作的成就感与幸福感，实现教学相长。因此，游戏精神应该成为教师重要的职业素养之一。
二、教师游戏精神的缺失原因分析
1.人文主义教育与工具理性主义此消彼长
近代以降，由于科学技术对解决人类诸多问题的有效性，从而赢得了人类的顶礼膜拜。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日渐贫乏。这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对我国的教育乃至国民的精神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教育越来越背离了她的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统统被简单地“物”化处理，并且越来越数字化和平面化。教育似乎被日益窄化为生存技巧的培训，人们关注的是如何获得“何以为生”的本领，关于“为何而生”的思考变成了精神上的奢侈品。
当教育沦为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时，倡导自由浪漫的游戏精神自然无以容身。面对学生，身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自然成为实现这一需要的共谋、权威和执行者，为了学生的“未来幸福”，他们毫无顾忌、理直气壮地牺牲掉他们的当下生活，同时，教师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认识也发生了偏差，往往把教育当作一种排除个人欲望和情感的纯理性活动，没有“自我”，教学工作仅仅作为实现社会需要和他人需要的手段。这样，教师职业只能是存在于自身之外的“他在”，而无法成为自由自觉的“我在”，教师的生活也很难达到真正的内心完满状态。
2.教师学生观和游戏观的偏差
学生是发展的完整的人，他不仅具有进行新陈代谢的生理生命，而且具有精神、意识和社会性的价值生命，有其固有的、不可泯灭的天性。学生观的偏差直接影响教师游戏精神的形成，如果教师把学生当作认识客观世界的机器，注重对知识的性质、来源、形式和价值等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这种倾向固然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增强教学过程的控制性，使得长期积累的人类经验得以高效率地传递。但与此同时也遮蔽了人的意义和价值，相应地成为教学中重知识轻道德情感、重灌输轻创造和重结论轻过程的渊薮。
如果教师秉持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传统教学观，就必然会把把知识、技能、规范奉为最高的教学目的，即使游戏被引进这一过程，也只能充当协助目的达成的工具，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因为他们相信，所有有关游戏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皆立足于这一假设，即游戏必然服务于某种不是游戏的东西，游戏必然具有某种生物学目的”。[6]当游戏仅仅因为能用以培养某种技能或增进个人某一领域知识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游戏的根本特质，因为在游戏中，“有某种超出了生活直接需要并将意义赋予行为的东西‘在运作’。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它，游戏具有某种意义的这个事实都意指该行为本身中的一种非实利主义的特性。”[7]
3.教育现实前的无奈选择
有时候，教师即使有着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但面对现实，他们也只好做出无奈的选择。我国学校当前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以规章约束为主，其优点是强化了管理的控制性，这固然加强了学校步调的整齐划一，但也使得教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无从发挥。许多学校受利益驱动盲目扩招，班额越来越大，为了便于管理，教师不得不用较多的时间进行纪律约束，学生教学、游戏和生活时间也就相应减少。教师不能有效地照应到每个学生，害怕出现安全事故，只好因噎废食，对学生许多行为只念一个“禁”字诀了事。另外，对家长来说，随着社会竞争加剧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他们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学习，不惜花费大量的资金、精力和时间，对学生进行强化培养。对于学习内容，家长也是更多地关注“有用的知识”，而忽视综合素质的熏陶，从而进一步给教师成为“权威的”知识传授者和束缚儿童的管理者提供了助力。
三、教师游戏精神的培育路径
1.展示真我风采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受教育者实现真正的自我，教育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师生追求世界的真，也追求人生的真，追求并体验世界与人生的‘真知灼见’，在此过程中彰显自我的本真人生，相互敞亮自我的真。”[8]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真”才能启迪学生的“真”，为此，教师必须加强师德修养，加强内心修炼，才能做到表里如一，才不至于造成“前台”和“后台”反差太大，既容易造成人格的分裂，也会因两种场景转换的失灵而使育人效果打折。
2.珍惜当下生活
传统教育理念中，总是预设了可以牺牲当下的利益来换取未来的幸福，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哲学。当人们深信教育即生活时，教育转向关怀人的生活，首先就要关怀人的当下生活。对于教师自身来说，就要关怀“此在”。为此，教师需要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能够适时地进行情绪管理，能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以最完美的状态出现在学生面前。这样，教育对于教师来说，将不再是“红烛”“春蚕”般的牺牲，而是生活本身，充满着享受和创造的乐趣。
3.保持纯真童心
成人社会中太多的虚荣、争斗和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遮蔽了人的生活目标，为了摆脱心灵的束缚，必须用一颗童心来感受世界，童心中张扬着真、善、美，它与游戏精神崇尚的自由、超越的境界是相通的。拥有一颗童心的教师将会怀有更多的包容心，他们更容易和孩子们沟通和交流，发现更多生活中有趣的事物，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同时，教师自己也会更加积极向上，保持良好的心态。儿童需要社会化，但其社会化又处在异化的过程中，纯真的天性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化与儿童文化应该互补互育，教师也要把儿童当老师，因为“儿童是未成熟的正在成长中的人；他如此年幼的生活又是一种古老的生活，是诗意的、神秘的、史诗般的、游戏即工作的生活。”[9]
4.创新内部机制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学校管理必须坚持人性化的理念，为师生创造更加自由的、有利于展现游戏精神的环境。首先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尊重和宽容，这是有效管理的前提，也是促使教师游戏精神形成的保证。其次，学校要为教育实践者创造更大空间，激励他们大胆尝试、支持他们大胆创新。第三，要竭力创设教师间的合作文化，鼓励教师将个人的智慧融入集体之中，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将自我的发展融入集体发展的总目标中，以此促进学校整体富有活力地发展。另外，还要采取包含精神、物质、机会层面的多元化激励方式，合理满足教师多种层次的需要。
只有多种因素长期发挥作用才有利于教师游戏精神的培育和逐步张扬，教学生活境状的改善路径之一就是要注重培育教师的游戏精神，把游戏精神作为教师的素养之一，以游戏精神重建学校生活，使教师和学生能够以游戏的状态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能够像游戏一样体会着自由、自愿、平等、合作、投入和愉悦。如此，不仅可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将为教育实践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日]佐藤学.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77.
[2]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Z].1990-09-30.
[3][4][6][7][荷]胡伊青加.人：游戏者（第2版）[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原作者序，2，1.
[5]冯季林.教学的游戏性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4.
[8]刘铁芳.教学：一个可能的价值世界——教育的价值关怀[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