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8: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鲁迅的作品故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鲁迅作品堪称经典，不仅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力，还在于鲁迅个性人格的魅力和生命力让读者回味无穷、百读不厌，经得起时间考验。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未来都有其存在的空间，不仅给人以思考的方向，还给人以思想的力量。对于当下的中学生语文学习来说，鲁迅作品有利于学生阅读、反思，有利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和艺术品味的涵养；对未来的发展来说，学生能通过鲁迅作品了解历史、社会和人生，感受社会的变化和语言的声音。总之，鲁迅与其作品属于沉重的、强健的，关系人生大问题的那一类，它代表的是一面精神的旗帜，让鲁迅精神在学生心灵中生长起来，这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具有深远的价值。而事实上，鲁迅作品的教学价值也是十分丰富的。因而中学语文课程中学习、宣传、纪念鲁迅，教育学生理解鲁迅作品是当代语文教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教学重任。
一、授课思路上一定要注意深入浅出
以鲁迅的文章《风筝》为例，要当作鲁迅的作品来教，而不应当简单地当作一般的文学作品对待。对于鲁迅的生平、主要著作及《风筝》的写作背景等应当涉及。但如果按一般程序：作家作品、背景介绍、字词教学、文本解读、美点探究、延伸拓展，则又会显得呆板、枯燥。可以换一个思路：不妨先不介绍鲁迅，先从文本入手，从文本语言文字的解读出发，去感受作品所描绘的文学形象，进而理解文本的思想内容。
作品思想的深邃，选材的精巧，结构的别致，加上语言运用的高超的艺术功力，使《风筝》这篇作品不仅具有深沉的思想力量，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那么在这时候再去探究作者、作者的生平、作者的家世、作品所折射出的思想内涵，学生就会有兴趣，探究的结果会使他们感受到鲁迅先生的人格美、人情美。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爱上鲁迅，为以后更进一步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倡导联读，运用比较法
语文教学中，比较的方法可以说无处不在。这种方法在鲁迅作品教学实践中，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鲁迅作品中主题的相互关联与暗合的现象大量存在。如鲁迅的一生是对奴性宣战的一生，《阿Q正传》中阿Q在大堂受审时，知道审问者有些来历，膝关节便自然而然的宽松，跪了下去，虽然别人吆喝他不要跪，但总觉得站不住，终于由蹲下趁势跪下了。而在《灯下漫笔》中，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事实上，鲁迅多种文体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和杂文，尽管题材、结构、表达方式不同，但思想内涵却是反复表现的，互为印证。鲁迅小说通过对艺术典型的生动描画来批判国民弱民，这恰恰是杂文的形象化；而杂文则意旨更明显，表达更直接，那正是小说的注释。对学生而言，比较法常常会给他们带来豁然开朗的感觉，与顿悟相伴的学习本身就具有奖励的性质，极大的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中学语文教师要加强与鲁迅研究界的联系，及时使学术成果反映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之中，增加鲁迅作品教学的生气，活跃鲁迅作品教学课堂
“”结束以后，鲁迅研究突破了30年来的政治图解模式，逐渐扭转把鲁迅思想一味紧贴文艺思想的倾向，力图还原鲁迅以本来面目。但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与鲁迅研究界多年隔绝，使得新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进入中学鲁迅作品教学。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关于中学鲁迅作品的思想主题教学，基本沿用五六十年代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抽象政治观念的说教。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现象，在中学语文界，一方面，大家都承认鲁迅及其作品的伟大，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教师和学生不喜欢鲁迅和他的作品，认为其作品“深奥”“难懂”“怪僻”；其人尖刻，爱骂人，动不动就对人“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有一部分教师比较抵触鲁迅作品，对鲁迅作品教学不是积极钻研，而是消极应付，以致中学鲁迅作品教学课堂气氛沉闷，缺乏生气。这直接影响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效率，也影响了鲁迅这一世纪精神遗产的有效传播和继承。
四、可以把鲁迅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授
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故乡》、《社戏》、《孔乙己》、《祝福》、《药》、《阿Q正传》等鲁迅小说，在教学中，有的老师将其孤立起来教学，采取了一种“见树不见林”的片面的态度，这种做法是极不科学的，伽达默尔多次提及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一个故事：据说人类原是一种球形的生命体，后因行为恶劣被神一劈二分，从此，每个人作为被劈开的半个始终在寻求着生命的另一半，这便是爱。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个整体破裂而重返整体的故事。那么，作为读者，我们应把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作整体的理解和把握，才能找到美丽的球形生命。无独有偶，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内蕴深刻的故事，那就是《庄子》里的“混沌之死”，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一个作家的每一作品都弄一个“眉清目秀”，就会导致“混沌”的死去，就会失却对其思想的整体的理解的把握，得到的解读结果就会变成偏安一隅的滑稽。笔者在前文中得到的那节竞赛课，施教者对学生“《故乡》这篇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表现了‘我’对眼前故乡的失望和对过去故乡的依恋”的主题表述持了赞赏的态度，是极为错误的。如果我们以一种整体的观点，切中鲁迅小说的主脉，结合鲁迅先生创作心态，我们似乎可以对《故乡》主题如此阐述，“通过对‘我’和闰土关系变化的叙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表达了对平等亲密人际关系的期待。”当然，只在以鲁迅先生“改造国民精神”为基点，作出其它解读也是可以成立的。
鲁迅的《故乡》一文因深刻的思想内涵，人物塑造的典型等诸多成功因素而被列为初中语文必学文章。面对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因生活阅历，认知经验，感受能力的不同，而解读出不同的内涵与主题来。同时，更因时代的差异，课堂时间的有限，文章篇幅较长，这又给学生进入作品氛围，理解作品带来难度。
如何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有效地进入文中描绘的二十世纪初期那个旧社会里黑暗的中国农村，结合自己的认知体验去感受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进而分析、对比来理解领悟课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便成为教者思考的主要问题。笔者在结合学生实际，几经思考后，进行了以下尝试：
一、诱感，激情导入
上课伊始，我让学生回顾耳熟能详的思乡诗《静夜思》，在齐声背诵后，再让他们搜寻记忆中思乡的诗词，学生通过回顾与深情背诵，心中自然会涌起对家乡对家人的感情。这样一来，整个课堂上洋溢的是对思乡这一人类永恒的感情……
二、激发兴趣，披情入文
正当学生们沉浸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所描绘的思乡感情中，与他们产生共鸣时我顺势提出疑问：“既然，乡愁对故乡的留恋是如此美好而又永恒的情感，可在鲁迅到的《故乡》里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有着鲁迅的影子的‘我’怎么会说出这种违背情感的话呢？请各位进入‘我’的故乡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了？
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全班同学迅速而又认真的进入了课文内容。在巡视的过程中，我竟然意外发现了他们丰富的表情：有的沉浸，有的凝重，有的愤愤不平，有的还很愤怒，耳边还不时传来一两声叹息……
看到同学们如此反应，我很欣慰，他们都进去了，这可是我发现学生在自由阅读课文环节中表现最认真，最投入的一次。再说，他们如此表情，不正是在结合自己的认知经验，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能力，在感悟小说所呈现的一切吗？既然这样，我少讲一些，多留些时间给学生自由感悟，对他们来讲又何尝不是幸事一件呢？
三、紧扣问题，交流感悟
为提供一个自由交流阅读感受的平台，我安排了这个环节，组织同学们围绕着课前提出的问题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看法，只见大家跃跃欲试，迫不及待的纷纷举起了手：
生1：“我”之所以不留恋故乡，是因为少年时的朋友“闰土”变了。他刚开始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可现在，他把我喊“老爷”，显得迟钝，麻木，我觉得很累，没有回忆中的那么美好。
生2：是的，故乡没有幼时那么好了：儿时，故乡有“深蓝的天空”，“碧绿的西瓜”，“五彩的贝壳”，又很多新鲜的人和事；现在故乡很“萧索”，“没有一些活气”。
生3：还有，杨二嫂也变了，她刚开始年轻美丽，被称为“豆腐西施”。现在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还想方设法从“我”家捞东西。
生4：不光杨二嫂来借机捞东西，就连邻居，亲戚们也这样。人人都变得那么自私，贪婪。
生5：以前故乡的人很厚道，“渴了，就随便摘瓜也不算偷。”可现在等到我们起程的时候，“这老屋的所有的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
同学们的发言很激烈，说到激动处，有的同学还忍不住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杨二嫂的经典动作……也有的深情并茂的朗读起闰土的相关段落，那浓浓的情感，让听者也忍不住为之悲苦……
在这解疑释疑的过程中，同学们自觉地关注到小说的环境，情节，人物形象等各个方面内容，而且都能紧紧地扣住一个内容，即故乡人变，家乡的环境也变了。他们既能结合课文中相应的内容来分析，也结合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比较，体会，并能很自然地进一步挖掘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
经过共同阅读体验，感悟分析，大家对《故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回忆中故乡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辽阔而又鲜活，具有神异色彩，是少年的“我”美好的心灵的反映，是少年的“我”与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现实中的故乡是痛苦的，使作者痛心的是闰土的麻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这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情感关系的“故乡”。为此，“我”不仅不留恋，反而痛恨故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对“故乡”怀有感情的“我”进一步憧憬一个理想的故乡。
四、结合体验，个性解读主题
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鲁迅也有微笑时》。
“鲁迅的骨头很‘硬’；鲁迅的头发很‘酷’；鲁迅的身材很‘修长’”——每每读完有关鲁迅的文字，眼前便会出现这样一个图像：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一张消瘦的脸庞，露出刚毅与坚强。这形象与那不朽的文字一起，随岁月的增长由模糊到清晰，终于画出我的，相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在众多作家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他敢骂，骂苟延残喘、阴险狡诈的“落水狗”，骂奴颜婢膝的伪君子；他敢论，论国民众生的劣根本性；他敢抨击，抨击狂人眼中“吃人”的世界，抨击把孔乙己推上绝路的封建礼教；他敢呐喊，为艰辛而麻木地生活着的闰土，为受封建四大权力压迫的祥林嫂——无疑，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战士。
可能，人们看惯了《呐喊》、《野草》，看惯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但他并非只有一副面孔。在《朝花夕拾》里，关于他幼年时的快乐时光也有所记录。其实，《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无不写出了鲁迅对故乡及幼年时代的怀念。《朝花夕拾》这部集子，最初拟定题目为《旧事重提》，无论是《朝花夕拾》还是《旧事重提》都写出了作者在经历家业衰败、多年沉浮后，对幼年时美好回忆。在这些作品里，虽然或多或少也离不开抨击旧社会恶势力，但读起来感觉已不是那么慷慨激昂，而是一种很平静很优美的感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六一公公的罗汉豆......人们说一个人的文章可以反映他的性格、心情等等，而记忆又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想，鲁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脸上一定荡漾着微笑，而不会是一张“酷到家的冷脸”了吧。
原来鲁迅也有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就比如当他想起了故乡时。
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为“拟”许钦文而作，更意在扶持许钦文。从表象上看，许钦文的创作成功，是一位大师对一个后学的提携与扶持，但作家间的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考量，许钦文的创作出自鲁迅的精神嫡传，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两者共同的文化传承背景。同一文化土壤的滋养使他们在文化人格、思维特征、审美倾向上颇为相同，从而能够实现更多的精神沟通。地域文化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往往会对作家的文化人格乃至文学创作发生重要作用，此种精神资源的自觉承传，必使鲁迅与许钦文在乡土写作上的师承关系有了更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对此可以作出多方面探寻，下述几点，是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其一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意识，造就了作家开拓进取精神的趋同。越地的“面海”环境是越人走出封闭、外向拓展的重要地域因素。“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渡海; 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模型与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都表现了海洋文明的特征。”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方式，使古越文化从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好动善变、外向开拓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此种精神前后相续，内化为越人开拓进取型文化人格，流淌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在近现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得到加倍的张扬。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故乡到外地，从域内到域外，广纳博取异质文化，终于造就一代文化伟人。这是越文化的外向拓展精神的集中展现，对后起越地作家无疑是一种无形的感召。许钦文的青年时代，正值五四时期，时代潮流风云激荡，他不甘于无所作为，反感于故土封建传统陋习甚深，毅然来到北京谋生求学，接受新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到鲁迅的感召。他到北京后成为北大的旁听生，主要是仰慕时在北大任教的“乡贤”鲁迅之名，对鲁迅的授课是每课必听，于是就有了从鲁迅那里直接受教的机会。北京的生活与学习，为他获取了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储备，对他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乡土文学家至关重要。鲁迅在评述许钦文的乡土小说时，曾称其为“侨寓文学”，意即此类乡土文学非在故乡产生，而是“侨寓”外地所作，作者“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 1 ](P255)。这是对此类小说特质的精当概括，当然也揭示了作家具有鲜明的外向拓展意识。正是由于未被都市流浪生活消弭的浓郁乡土情结，所以与鲁迅一样，虽身处异地，仍心系故土，他的创作也常常带有鲜明的越地区域性特征。其二是在秉承越人强烈的反传统方面表现出精神趋同性。越文化中的刚性质素蕴含着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激烈的反叛精神，鲁迅几乎先天性地对故乡特立独行、富于叛逆和反抗的精神进行了自觉的承继与张扬。他最为推崇的越地先贤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嵇康，尤其对起于越地的“浙东学派”的启蒙先驱敬仰备至，如明末流亡异乡的“逆民”朱舜水，以身殉节的文学家王思任等，并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由是遂有鲁迅“硬骨头”性格的形成，也才有其创作中对旧文化思想体系的摧枯拉朽的批评。
越文化人格中的坚硬品性，亦铸就了许钦文的文化人格。他自觉承继了越文化“刚硬坚韧”的精神特质，极其敬仰“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并在作品中数次表达对富于叛逆精神的“乡先贤”的向往，诸如躬自蹈厉、坚忍犷悍的越王勾践，批判神学化儒学的东汉思想家王充，重气节操守的明末思想家王思任、刘宗周等，无不成为其仰慕对象，每每行诸笔端，表达崇敬之情。他和鲁迅一样，经历了家道中落及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使其能深味人间苦难，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原始残酷的传统乡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悟，而对故乡下层民众的同情又使得他情系故土。于是，许钦文与鲁迅的乡土写作，便有了创作视角与精神指向的惊人一致: 特别能感受传统“无意识”笼罩下农民灵魂的痛苦与精神的愚昧，并给以艺术的表现。其三是基于对越文化民间艺术的共同喜好，在审美倾向等方面产生诸多共同点。鲁迅习惯于在反常的艺术思维中解构传统与正统: 他绝不重视“正统”或“正宗”，“却另外去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即着力于发掘被压抑在民众潜意识中的本真的生命形态。他喜欢看越地的目连戏和赛会中的“无常”，他赞扬“女吊”是“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正源于鲁迅试图用民间“异端”的鬼怪世界去颠覆正统的但却是虚伪的现实世界。许钦文亦对传统文化中那种“正统”的伦理道德有一种天然的反感。他曾回忆“记得幼时看‘大戏’、‘目连戏’、‘跳吊’总要到半夜后，虽然未到半夜已经疲倦，但我也要熬着看了才肯回家”。正是由于“女吊复仇的坚决很感动人”，“女吊的本身是美的，她受苦，被迫害，使人感动”[ 7 ](P59)，故此，他的小说集《故乡》封面即采用了友人陶元庆所画的复仇之鬼“女吊”形象。他还从小喜欢看社戏《白蛇传》，尤其对于横加干涉并压迫别人个性自由的法海和尚，充满了愤怒。越文化中这一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在他青年时期即可见端倪: 面对家庭的包办婚姻，他与妹妹联手反抗，走出了家庭，终至被“驱逐到异地”。同鲁迅一样，此种思想也灌注在他的乡土写作中，作品渗透着他对自由与民主的呼唤，对专制和愚昧的反抗，从而与越文化思想精髓贯通了精神联系。
创作文本: 承续鲁迅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的乡土写作承续于鲁迅，不仅可从文化接受越文化视阈下的乡土言说——— 许钦文师承鲁迅的乡土小说独创性意义源上发见，考察两者的创作文本，此种精神内涵的承续性可以获得尤为明晰的呈现。基于对传统文化下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深入体认，鲁迅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故此，鲁迅的乡土小说落笔于深远的历史文化积淀，透过对越地乡风民俗的细致描绘，深刻剥露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包括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犀利的剖析。承续鲁迅的这一创作思路，许钦文的小说也在审视乡土、乡村批判与解剖封建宗法制度中展开，既渲染面对故乡昨是今非的感伤和失落，更表达对乡土中国人生悲剧的深广忧愤，表现出越文化“土性”深重的一面。两相对照，不难看出许钦文小说所展示的乡村文化内涵，在诸多层面上承续着鲁迅的乡土言说。环境设置。小说设置的场所、环境，即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往往成为一种文化符码。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环境设置在“鲁镇”、“未庄”或“S 城”。这里蒙昧、封闭，封建礼教盛行，带有越地地域文化的鲜明印痕，亦是古老传统文化的缩影。许钦文的不少小说描写的是鲁迅同一的“故乡”，小说背景就径直指为“鲁镇”，有时则用“鲁镇”所属的“松村”，显示出两者的直接关联。诚如杨义所说:“以‘鲁镇’和鲁镇所属的‘松村’作为故乡的代名，透露了这些作品与鲁迅小说的乡土因缘和文学因缘。”而背景设置的相似性，正表明了文化内涵的同一性。与“鲁镇”和“未庄”一样，许钦文笔下的“松村”也是一个闭塞守旧、落后愚昧的地方。小说《老泪》以“松村”为故事背景，回叙一个70岁的老太太彩云坎坷的一生，表现的正是对越地传宗接代落后民俗的批判。小说《鼻涕阿二》的环境设置也在“松村”，作品展示的“松村文化”特征更酷似鲁迅笔下的“未庄文化”:“维新势力虽曾一度影响这个村子，但犹如一阵清风吹过池面，过后还是老样子”;“人力车夫比起轿子，本来是一个进步，因为一个犯人坐过这种车子上法场处斩，反维新的人就说这种车子是‘杀头车’，讲人道的维新家也不敢坐了”;“自由恋爱传到村上，但自从一只大黄狗与一只癞皮狗在路上交尾，被人呼做自由恋爱后，就变成污秽的名称了”;“松村人重男轻女，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松村人尚‘藏拙’，有着‘毋多事，多事多败’的格言”和“‘有力的就是有理的’习惯”，如此等等。这些描写，只要稍作对照即可发现，“松村人”的陈腐观念、处世哲学与《阿 Q 正传》中的“未庄人”简直毫无二致，它深刻剖示了古老乡村的陈规陋习，承续着鲁迅的笔触作深入开掘，无疑深化了许钦文小说揭示的文化意义。风俗习惯描写。#p#分页标题#e#
民风乡俗的落后与野蛮，在乡土小说家笔下往往构成他们对宗法制社会犀利抨击的锋芒指向。在鲁迅小说中，祝福祭祀、捐门槛等风俗习惯成为他展开文化批判的切入口。许钦文亦如此，借助剖析风俗习惯的阴暗面以加强小说的文化批判意蕴。如《老泪》写乡村的“接种”习俗: 彩云丈夫临死时，要她和别的男子“接种”，以便产下“遗腹子”为其接续“香火”，这给彩云带来无穷的痛苦。小说中关于松村妇女烧香拜佛的描写，写媒婆做媒的种种繁琐习俗，无不令人啼笑皆非。此外《鼻涕阿二》中关于对死人超度的迷信习俗，以及《过年恨》中关于浙东过年的禁忌习俗，也都是落后愚昧的文化心态展露，可以在鲁迅小说中找到印迹。落后的文化心态总是在隔离的文化条件下形成的，“土性”深重的乡民总是难以摆脱狭隘的眼光造成悲剧。许钦文的小说也表现了乡民们这种蒙昧的文化心理。《石宕》以采石工人毙命石窟的惨剧为叙事焦点，又以村人为谋稻粱，自甘冒险，前赴后继，仍采石为生的凄境作结，以沉郁凝重的笔触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意韵悠长又感人肺腑的展示。因此，有论者认为:“‘土性’在他那里，可以说无论是坚硬为石还是凝结为血，都有一个共同指向——— 刚劲，而刚劲背后映出的却是愚昧与悲哀，其蕴涵的文化批判意味是不难体味的。”病态灵魂的刻画。本着揭示国民劣根性并设法疗救的根本目的，鲁迅的创作“始终紧紧抓住‘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其乡土小说正是以病态灵魂的深入剖析而直击古旧中国的本质所在。承传鲁迅的创作精神，许钦文也用生动的笔触刻画了诸多求做稳奴隶而不得的奴性形象。《鼻涕阿二》是最典型的例证。小说描写宗法制社会毁人于无形的冷酷: 因是二胎女儿而为全家鄙视，落了个“鼻涕阿二”的绰号; 生活加于她的每一苦难都是“默默服从”，丈夫阿三沉水死去，婆婆把她卖给一家姓钱的，“她并不觉得怎么样”，同样默默承受。一旦为人作妾，从此灾祸丛集，为“争取做人”，她虽用尽心计，耍尽手腕，但仍到处受欺侮，最后死于困窘，连在丈夫的牌位上刻下自己名字的资格都没有。在阿二身上，既有祥林嫂式的无知、麻木，又有阿 Q 式的“精神胜利”: 在经受重重欺凌之后，她稍有机会，便去欺侮比她更弱小的女性。小说揭示了依据封建等级制判断个人价值，进而规定个人命运的乡土生活逻辑与社会心理，写出了宗法制乡村人的心灵扭曲与悲剧性人生轨道。其小说的病态灵魂揭示，注重社会价值，谙于心理分析，当他将思想内容与心理分析技巧圆熟地结合起来运用时，便能产生鲁迅式的忧愤深广的现实主义效应。妇女悲剧命运探究。鲁迅在表现古老中国苦难乡村的不幸人们时，常常把视线投向承受更多重压迫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写出了《祝福》、《明天》这样的传世名作，这对出于同一地域的后起乡土小说家也是一种有力的感召。许钦文也有不女题材作品，承续着鲁迅对妇女悲剧命运进行探究。《老泪》从批判落后习俗视角切入，表现一个妇女的悲剧人生: 因丈夫早死，她只能通过和别的男子“接种”而生下“遗腹子”。儿子长大讨了媳妇后，不料死了儿子，于是又为媳妇招来“女婿”，却又死了媳妇。其悲剧命运，颇近于《祝福》中的祥林嫂，这里当然有对“传种接代”习俗的讽刺，但集中批判的是封建传统观念。《大水》表现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女子的一生，造成妇女的终生痛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疯妇》是从另一个视角探究妇女的悲剧命运。作品写农民双喜之妻，本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妇女，她希望得到丈夫的爱，追求美好的生活，因而总是喜欢穿戴着丈夫买给她的漂亮服饰，站在河边凝神眺望丈夫回家的方向，但这却招来了婆婆与村中长舌妇的交头接耳、飞短流长，让她忍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发疯死去，旧的礼教扼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作品写一个儿媳妇被逼至疯至死的故事，并没有简单地将此归咎于婆婆的个人品质，而是引导读者将审视的目光越过俗套的婆媳不睦而投向作为人物生活背景的封建礼教，以引起人们对妇女价值的重审，无疑对妇女的悲剧命运有更为深入的开掘。
“领路”效应: 乡土写作的价值提升
在文学史视野内，鲁迅开拓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创作范式，成为这一派文学的领路人，其“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苏雪林曾评述: “自从他创造了这一派文学之后，表现‘地方色彩’，变成新文学界口头禅，乡土文学家也彬彬辈出。”[ 14 ]许钦文便是此种“彬彬辈出”者之一。由鲁迅“领路”，他踏入乡土文学殿堂，其师承鲁迅以越文化为背景的乡土言说，体现了越文化精神的现射，其创作显示了较高的艺术品位，乡土写作的价值由此得以大大提升。此种师承经验和“领路”效应显示出丰富内涵，值得认真总结。首先是选择特定文化地域观照乡土，为乡土言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资源。越文化除了“远传统”显现刚健风骨的古越文化精神，还有“近传统”即宋明以来由“浙东学派”开启的启蒙文化思潮显示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梁启超所说，出于浙东的启蒙文化思想已处在当时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它成为促成近代“思想界的变迁”的“最初的原动力”，由是遂有近现代浙江启蒙文化甚盛的态势。这与五四反封建传统、实现人的精神启蒙的特定时代要求相遇合，便显出特殊意义。对于五四新文学而言，表现启蒙的最佳视角即是乡土。由于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老家”，因而从文化根底深挖开掘“土性”浓厚的乡土中国，便走向了改造古老民族文化的启蒙之路。鲁迅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正是在传统文化的开掘中看到了乡土表现的巨大潜力，才有其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关注。在鲁迅乡土小说创作精神的引领下，许钦文也把鲜明的理性批判锋芒投向乡土文化和它的集体无意识。其创作中关于对古老乡村民风民俗的文化批判，关于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启蒙，关于女性命运的文化关怀，以及关于乡民生存状态的文化观照，等等，都有着独到的发现与艺术表现。其创作以“土性”基调融入“五四”乡土文流中，改变了五四小说的发展方向，提升了乡土文学的品位，其价值是颇引人注目的。将小说视角移向色彩丰富的乡村精神领域，丰富了“人生”的表现内容，弥补了“五四”初期文学缺乏生活实感的欠缺。其以清新的泥土气息吹拂文坛，也延伸了新文学启蒙的广度和深度，不啻使“五四文学”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其次是以独特的乡土视角表现重要的文化命题，特别是延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蕴含改造国民性重大主题的文学传统，深化了乡土写作的文化蕴涵。鲁迅作为文化先哲，率先以深邃而远见的目光看到了描写“老中国的儿女”之于改造国民性的意义所在，乡土小说即是其观照国民性的重要视点。在《故乡》、《阿 Q 正传》、《风波》等作品中，鲁迅从生存与精神双重视角观照毕生受着压迫的农民，尤注重乡民悲剧人生、精神病态的描叙，寄寓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许钦文是在鲁迅的直接引领下走上乡土写作之途的，秉承鲁迅教诲，自然也会把写作重点移向反封建、改造国民性等的探索。正如他后来所提到的，他是跟着鲁迅学写小说的，“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要“注意反封建，攻击旧社会黑暗的根源”。#p#分页标题#e#
其创作也是从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生活中取材，着重剖析沉浮在破屋下灰色人生中的“受难的灵魂”，力图从老中国儿女的心灵深处寻绎民族悲剧的病根。如《步上老》叙写乡民的悲苦人生，主人公纯朴忠厚，长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摆脱颗粒无收饿肚子的结局，而其“上门女婿”的身份使他一辈子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则写出了乡民的精神痛苦。《难兄难弟》、《风筝》等小说，同样写出了勤劳节俭的农民物质匮乏与精神受戕害的双重苦难。在这些小说中，他将笔触伸入到传统文化中积习难返的陋习弊端，于对乡土风俗的反思中展开激烈批判，探寻改造民族文化，使之走向现代化的深邃意义。再次，透过“民俗文化”这一最佳窗口，表现乡村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拓展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在乡土观照中，民俗文化描叙，最能切入本真的乡村生活，也最能体现地域色彩。因为民俗表现的是“一种民族的区域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当我们从文化这一视角去审视民俗时，它就不仅仅是民俗与文化的结合，而是一种对生存方式的解读和进入了”。正以此故，无论是鲁迅还是许钦文，在其乡土写作中都非常注意风俗民情描写，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题材多样的、色彩斑斓的越地民俗画。自然，越地民俗存在多样形态，但“随着第三次海侵的开始，越族祖先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化，灿烂的河渡文化被迫中断，所以，直到春秋战国，初民尚处于愚昧状态，民风也很落后。秦汉以来浙东尚多各种迷信祭祀，禁忌、巫祝、厌祝、招魂尤见流行”。
初中语文教师在执教鲁迅作品的时候，唯有找到合适的门径，才能激发学生思想的火花，帮助学生实现能力的提高、精神的提升，从而真正实现经典作品教学的意义。那么，鉴赏鲁迅作品的路径到底在哪里呢？
一、从背景材料入手，让学生的阅读有航标
鉴赏文学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其人，一般而言，学生对鲁迅的概念化的文学常识可谓烂熟于心，但缺乏对鲁迅少年丧父的无限悲伤、农村生活的刻骨印象、读书求学的难忘经历、青少年时期学医救国的理想以及封建士大夫家庭出生由盛到衰的变故只是一知半解，而这些内容恰是学生必须了解他真实背景材料。我们只有让学生把鲁迅放在时代、家庭、事业的立体背景中，才能全方位认识鲁迅这个人。诸如《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等作品反映鲁迅农村生活的经历，让他拥有了一颗关注民间疾苦的爱心;《藤野先生》一文描写了读书求学的经历，让鲁迅拥有了改造旧社会的远大理想。鲁迅切身体验到家庭的兴衰，让其拥有了一双冷静观察人情世态的火眼金睛;鲁迅的文字中蕴含着孤独、彷徨、痛苦，其火一样热情、冰一样凌厉的文字是他高度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使命感的体现。作品背景是理解文本的一把钥匙，因此，教师应让学生了解作者作品背景作为把握作品脉络的切入口，由人及己进而推己及人，当学生逐步走近作者的同时，也为走进作品奠定了的基础。
二、紧扣教学重点，让学生的阅读理性攀升
主旨深邃是鲁迅作品最微妙之处，他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散文诗、杂文，其思想光芒不仅让茫茫黑暗中的人们看到星火的闪耀，而且使寒风中煎熬的百姓感觉到感受胸中火热。因此，我们在引导学生阅读鲁迅作品时必须突出重点，即：剖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逐步由感性阅读进入到理性阅读的层面。譬如：我在执教《孔乙己》一文时，就从孔乙己的性格特点、遭遇悲惨的原因和特定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三方面提出了探究性问题：①了解作者及作品的时代背景;②了解封建科举制度;③分析孔乙己到酒店喝酒的原
一
西方语言论美学认为：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过语言而现身。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认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为客观实在出现在人的面前”。（1）当我们将鲁迅的文学创作置于语言论美学的视域中考察时，发现鲁迅对语言与存在的依存关系的感受和意识都很强烈：他在《呐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过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时期，并将言说的姿态及其效应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2）他也曾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偏激主张；（3）同时他又深感自己与汉字的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虽欲摆脱而不能，故而认同在历史的中间地带承受牺牲的痛苦的命运，他的“中间物”意识正是建立在对自己所做的白话文章的语言的体悟上的。
如果说人的存在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话，则语言的运思者或言说主体，首先遇到的是言说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态问题，这种言说及其言说者的位置和姿态是某种生存状况及意义的体现。鲁迅的言说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难。从小生长在悬挂着“翰林”匾额、祖父曾取进士功名、父亲亦以科举考试为终生正业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鲁迅，早年受过非常严格的以读经作文、以应科考为主的正规封建教育。在封建科举时代，科举考试成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言说方式。周作人说：“这（指科举考试——引者注）是知识阶级，那时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我们那时，没有不是从这条路走的，等到有点走不下去了，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话。”（4）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鲁迅有着极为复杂而痛苦的人生经验：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及所受的严格、正规的封建教育，使鲁迅与汉字文化发生终生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又给鲁迅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祖父的科场案而引发的家庭大变故使鲁迅的家庭由言说的中心一下子被抛置于社会而成为人们言说、鉴赏的对象，在以古文言为载体的传统价值统治的语言秩序中，完全丧失了话语的权力。这种言说权力的被剥夺或被压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碍了主体对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同，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主体更加强烈的言说欲望。所谓“不能已于言”、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云云，都在表达着一种急切寻求言说及言说位置或姿态以确立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情态。而“幻灯事件”犹如一道电光，瞬间照亮了主体言说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正是带着这种个人经验，鲁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
中国近代以来国势贫弱，民心萎顿，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机，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经由了一个由部分到整体的否定过程，这种否定到五四时期达到。鲁迅在后来《琐记》一文中描述了当时面对西方文化涌入时的兴奋和激动：“‘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5）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积淀在象形会意的汉字中的话，则对汉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传统的意义。而这种批判是在西语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并以之作为它的价值标准的。
一方面是带着个人特殊的经验，一方面也是感应着反传统、崇西学的时代大潮，鲁迅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为标的的。这种批判主要还不在由文言到白话的工具性转变，而是更深刻地表现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说内涵和姿态上。《狂人日记》中狂人的“仁者吃人”的呼喊，正是在“仁”的象形会意“仁者爱人”的基础上的一种反叛性的逆向思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全面展开了对凝结在中国汉字中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观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节”、“烈”等的整体性批判，并将这种批判贯彻自己创作过程的始终。如果说《孔乙己》借孔乙己尽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陈腐的文言的话，《这样的战士》就是对“学问”、“道德”、“国粹”和“东方文明”等进行扫射式的永不妥协的战斗；而《祝福》则是以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一次民间仪式“祝福”的过程的反复展示，生动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国“礼”文化的吃人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6）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以表音为特征的语言及其所负载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分明可见。《阿Q正传》关于阿Q的命名耐人寻味：在对汉字“贵”（“桂”）的文化内涵嘲讽剥离之后，代表中国人灵魂的阿Q除了一根无用的辫子之外，（7）其价值等于“0”（“阿”字发音的口型亦与“0”相似）。而最后用英国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则隐喻式地表达了人们在全面否定旧的存在秩序之后，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热望。《肥皂》则象征性地表现出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表音语言相遇时所显露的不洁，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涤。而《高老夫子》则说明即使用上西语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的老流氓的变态心理。这种对汉字文化的批判，有时发展到极至，作者甚至提出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主张。两种语言体系在创作中的交遇、冲突及作者的抑扬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中的深入思考、选择及其情感经历。
三
然而，《狂人日记》在对汉字文化批判的尽头，言说的主体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与这吃人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构的同时又颠覆了主体。这种情境也是鲁迅汉语创作中的矛盾处境。鲁迅从小生长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与汉字文化的血肉联系与生俱来。虽然在时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对汉字文化的批判进入文学创作，但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虽是白话却仍然是汉语。汉字对作者而言，不仅是言说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显现的存在方式。
洪堡认为：“人从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编织出语言，在同一过程中，他又将自己置于语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8）《祝福》便是在“禮”的象形会意的背景上展开艺术构思的。《说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段注：“禮有五经，莫重于祭，故禮字从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围绕着旧历年底的祝福的祭祀仪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问题上给祥林嫂以最后一击。在这里，“禮”字的构形会意不仅为作品的构思提供了材料，同时对氛围的营构和情节的发展，都具有推进作用。一方面，作者带着自己个人的经验，感应着时代精神，对凝聚在汉字中的传统价值进行毫不容情的解构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体在苦难人生中的价值诉求、历史大变动的时代的启蒙精神的表达，又是在传统汉字文化的背景上彰显的。
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鲁迅在用字上有“洁癖”，即喜欢用字的本义。鲁迅也曾以懊丧的口气谈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体格”。（11）其间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汉字文化与鲁迅创作的重要联系。这种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在白话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词、句等显在的层面，更为本质的是，汉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参与了作者在创作中的艺术思维及艺术世界的建构。四
卡西尔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构形。“艺术家的最高最独特的力量”，表现在“给他的感情与外形”。（12）汉字的以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13）的构形会意的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构形性有相通之处。当有着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的作者进入汉语艺术思维之时，汉字的象形会意便帮助了作者文学世界的构建。
《孔乙己》主题即在“凉薄”一词的本义（“以水羼酒”）的基础上引申衍化而来。《说文》云：“凉，薄也。”段注：“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许云薄也，盖薄下夺一酒字，以水和酒，故为薄酒。”（14）作品将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节作为贯穿全文的脉络，并且似乎在不经意间带出“羼水”的细节。看得出，这是在“凉薄”的象形会意的基础上生发的艺术构思，不过由物质转到精神、由实物转到语言罢了。《孤独者》写新文化的先驱者不为众人理解、且遭社会排轧的孤独的悲剧命运，但主人公魏连殳的身世、行状，却又分明可见汉字文化中“孤独”一词的原初涵义（“幼而无父”、“老而无子”）。这里已经是在古老的汉字中注入现代的思想内容了。《过客》的命意，当然有庄子“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响。但是，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作品在文字学意义的基础上，拟人设语，描景造境，赋予作品以哲学意味。“客”，《说文》云：“寄也，从宀各声。”（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间小土屋。“各”，异也，过客和老翁与这间小土屋的关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过客偶过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这种意境氛围通过“過”字得到升华。《释名》以“過”释“郵”。“郵”，《说文》云：“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16）可见，“过”不仅同样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点明过客正处在某种边界上（生死临界点）。这些地方使得鲁迅的创作在主题构想、情节演绎、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现出汉字文化的基本体格。
不仅如此，汉字构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鲁迅的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一是汉字虽为象形文字，但却是以线条的曲折，描其轮廓，而省略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某种简约性。这种简约性的思维方式可能影响到鲁迅创作的表达方式。鲁迅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17）这种白描的手法与汉字构形的简略性原则极其相似。二是汉字据义构形，运用的虽是线条，呈现的却是象的神韵，“从一开始汉字就带有写意性质，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形式”。（18）这种写意、象征的思维方式，也可能影响到鲁迅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选择和运用。在鲁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记》、《药》、《白光》、《长明灯》等都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体上具有象征性质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见汉字文化的底蕴了。
鲁迅创作中这种在主观意向上反汉字文化、却又在客观文本的构成上体现出汉字文化体格的复杂情形，反映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汉字文化所经历的、复杂而痛苦的嬗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对汉民族语言在批判的同时也有所承传，扬弃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为现代汉语的新规范奠定了基础；从中也折射出20世纪初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侧影。
五
原初的语言就是诗。海德格尔认为：“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原语言（Ursprache）。”（19）这里，我们不拟太拘泥于海氏关于语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范围，而是试图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字造诣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汉字本义的持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对作品中诗意构成的重要意义。如《故乡》结尾处以“路”为喻的关于“希望”的表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诗富有诗意的表达，就是来自《释名》。《释名》云：“道，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踏而露见也。”（21）关于路的表述甚至影响到鲁迅杂文的诗意营构，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22）这种对汉字原始意义的执持可能诱导作者对原初状态的关注。如《这样的战士》中关于战士的举着蛮人所用的投枪的人物造型、《社戏》中关于民间原始戏剧形态的观感等等。这些原始情境帮助着营构了鲁迅作品的诗意氛围。
《故乡》大概是说“希望”的吧。“希”即“望”。“望”，《说文》云：“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从亡朢省声。”段注：“还者，复也，本义。”（23）“望”以“朢”为声。“朢”，《说文》云：“满月也。”（24）“望”“朢”原为两字，今则“望”专行而“朢”废，“望”兼有二义。《故乡》从“我”回到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起笔，即“出亡在外，望其还”之意，定下某种回归的调子；但故乡景物的萧索又将这刚刚萌发的复归的意念压下。而闰土要来的消息，又使“我”儿时的记忆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一轮金黄的圆月瞬时照亮了“我”美丽的故乡。圆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义之一“满月”的构意而来，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至于与之对应的那月光下的海边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荣格看了，定会惊叫：好一幅人类童年时代的狩猎图！将他视之为对我们民族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应算太牵强。但是故乡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变得暗淡。但结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蓝色空中的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又在朦胧中清朗起来。从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将来，是水生和宏儿，是进化的观念，是对世界思潮之推崇；从无意识角度看，希望是在过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归的意向，是对故有血脉之认同。
六
巴赫金认为：“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在完成了对鲁迅作品的无意识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与开端处的个人无意识相呼应，鲁迅的文学世界的整体风貌便呈现在眼前：在鲁迅的汉语文本的海洋中，同时涌动着三股话语漩流：一是寻找个人价值更新的个人话语；二是反映现实历史进程的时代话语；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传统话语。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对话体系。这就是所谓“异声同啸”，它轮廓了鲁迅作品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织、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而汉字字义的双歧性、不确定性，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所谓“同声异啸”，它规定着鲁迅作品的艺术密度。这样，个人的精神史、时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这里混合一气，形成一种深遂、苍茫的精神景观。
注释：
（1）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88年。
（2）（5）（6）（11）（17）（20）（22）《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页；第2卷第297页；第1卷第216页；第1卷第285页；第4卷第512页；第1卷第485页；第2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鲁迅访问记》，转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5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8—53页，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谈到，鲁迅“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个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好玩”。见《鲁迅小说里面的人物》，第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导言》，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57页。
（9）（14）（23）（2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2页；第562页；第387页；第6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师范大学余心乐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关门弟子）曾告诉笔者，黄侃先生曾多次讲过上述意思。
（12）卡西尔：《人论》，第19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1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第6页。三联书店，2002年。
（15）（16）许慎：《说文解字》，第151页；第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18）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编，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一、两位作家都有意识地描写了大量的落后农民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阿Q正传》中的阿Q，《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药》中的华老栓，《风波》中的七斤、七斤嫂子，《离婚》中的爱姑等。赵树理作品中的落后农民有《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登记》中的小飞蛾的婆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福贵》中的福
贵等。
两位作家笔下的落后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迷信、守旧、麻木。《祝福》中的祥林嫂凄惨一生，但为了“赎罪”还要去土地庙里捐门槛。鲁迅对他笔下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点在落后农民身上更是让人深有体会。《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受了一辈子穷，但他非但没有反抗的要求，反而还自轻自贱看不起贫苦农民。落后农民遭遇悲惨，本来值得同情，可是他们迷信、麻木，让人又不自觉地痛恨起来。
两位作家虽然都重在描写落后农民形象，可他们笔下的人物还是有很多区别的。鲁迅笔下的农民不仅落后，还不觉悟；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虽然落后，但他们最终在政府的帮助下觉悟了。阿Q、祥林嫂、单四嫂子等人物至死都没有觉悟，他们受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太深，因此，鲁迅的小说多是悲剧。三仙姑、二诸葛、福贵等人物在政府的帮助下都觉悟了，因此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喜剧。
鲁迅笔下多是落后农民形象，但赵树理笔下还产生了许多新农民形象，多了些翻身农民。赵树理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翻身农民形象，并注意描写他们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翻身的艰难曲折。《小经理》中的三喜就是农民新人。新人形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成熟发展，形象真实而又生动。
二、两位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都很成功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许多被刻画得很形象的女性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们都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劳动妇女，她们勤劳、善良，但是她们却受到封建婚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最终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鲁迅描写了这些女性身上的优秀品质，但他又理性地揭示了她们悲剧的根源并对这一根源进行抨击。
赵树理笔下同样有刻画得很成功的女性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和《登记》中的小飞蛾，与祥林嫂、爱姑等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她们生长在旧社会，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们都是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嫁了人，她们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爱情。她们虽然都对婚姻不满，却并未能改变命运，只能是消极盲目地反抗。
三、两位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刻画人物的方法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1.两位作家对人物采用的肖像描写都很成功
《故乡》中一开始是这样描写闰土的：“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我”后来见到闰土时是这样写的：“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润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这个描写很好地把闰土的变化刻画出来了。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是这样刻画干部老杨的：“他头上箍着块白手巾，白小布衫深蓝裤，脚上穿着半旧的硬鞋至少有二斤重。”就这么一小段描写，把老杨这一典型农民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2.两位作家都善于给作品中的人物起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很形象
鲁迅在大量作品中都给人起了绰号，如“红眼睛阿义”“花白胡子”“蓝皮阿五”“王癞胡”“假洋鬼子”“赵白眼”等等，这些绰号都起得很有艺术，并且很多是带讽刺意味的。赵树理在起绰号这个问题上也十分注意“写意传神”，突出人物的个性特点。《三里湾》中“翻得高”这个绰号很形象地表现了村长范登高，他借当干部之机，强占革命果实并发财，因此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得意神态。
3.作家在描写人物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
《祝福》最后一个情节中写到祥林嫂是在节日的鞭炮声中死去的，这样一个喜气的氛围更是从侧面烘托出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小二黑结婚》中对小芹并未做直接的肖像描写，而且通过许多男青年总是围着小芹这一细节来侧面烘托出小芹的漂亮。
上小学时，我就开始学鲁迅先生的文章，那时听老师讲解课文，却不知其意，感觉鲁迅先生的文章没什么趣味。即便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那样充满童趣的文章也感觉乏味得很。更别说《故乡》中的沉闷气氛，不明白鲁迅先生为什么浪费那么多笔墨去描写一个木头似的下人。那种依然没有脱离文言文的原始白话文的语言，感觉很拗口，有些语句反复读也不知其意，更别说体会文章的深意了。但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至少大略记住了鲁迅先生的几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越来越敬佩鲁迅先生，敬佩他弃医学文的坚决，敬佩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大公无私，敬佩他在那个混乱年代始终忧国忧民的博襟，敬佩他面对“”的铮铮铁骨，敬佩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旗手。于是我忍不住又拿起从小到大学过的和没有学过的鲁迅先生的文章，仔仔细细地阅读，愈发觉得鲁迅先生是那么的了不起。
鲁迅先生的作品从不沉浸在个人的悲苦之中，总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不顾身体的劳累和病痛，始终向前。他的语言犀利，思想深刻，字字句句心系民族命运，篇篇章章关注民众疾苦。如果在那个长夜漫漫的年代，没有鲁迅先生，没有他的作品，很多人将不知所措，找不准前进的方向。所以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作品是中华的国粹，文坛的瑰宝。
鲁迅先生之所以没有颐享天年，也许正是因为他总是多思多虑。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由于肺气肿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他的遗照，太瘦了，他瘦削的脸上两个颧骨高高突起，静静地躺着。忽然我落泪了，真的落泪了，不忍心再看那张照片。鲁迅先生就像我的一位亲人，匆匆离世，怎能不令人痛心？鲁迅先生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又是伟大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作为中国人，他是出类拔萃的。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榜样，为国家的昌盛与民族的振兴奉献一生。
教师点评
学生写鲁迅的文章很多，但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而本文作者在开篇却直面陈述鲁迅文章晦涩难懂，道出了多数初读者的心声。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的思想心理是变化着的，欲扬先抑手法的使用，使得文章鲜活，尤其文末的抒情，更是令人感同身受。
关键词：童年经验；鲁迅；文学创作；影响
如果没有丧父以及家庭败落等一系列的不幸遭际，如果不是身处长子文化地位，也许就不会出现日后的鲁迅。鲁迅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文学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童年经验的缺失。
一、鲁迅的童年经验
鲁迅在不同场合以及文章当中，提到他童年阶段精力的世态炎凉以及人情冷漠。这给他的幼小心灵留下深刻的影响[1]。在十三岁的时候，鲁迅的祖父因为科举舞弊案而锒铛入狱，之后父亲长期卧病在床。鲁迅作为家中长子，母亲孤弱并且弟妹幼弱，导致他小小年纪承担起家庭重担，感受到生活艰辛以及世态冷漠。童年鲁迅尝尝去药铺抓药并且去当铺当东西[2]。在家境理想的时候，周围人话语以及眼光当中都流露着温存与关怀，在家境败落后，他们的态度也发生明显的变化：话语冰凉并且眼光鄙夷，这些都给童年鲁迅产生深刻印象，沉重打击鲁迅的幼小心灵，让他感受到中国人缺乏关爱与同情。正是这种幼童年经验当中的心理怨恨伴随鲁迅的人生，让他对社会的面目形成片面认知，潜意识的认为他人对他均不怀好意，并将他人视为敌人。
二、童年经验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一，家庭环境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家庭可以说说鲁迅童年主要的场所。鲁迅的童年体验可以以家庭变故当作分水岭，早期丰富性体验以及变故之后的缺失性体验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并且对鲁迅心灵有着持续影响。祖父周介孚鼓励鲁迅读书，所以从小鲁迅就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例如《山海经》、《封神榜》以及《西游记》等，大大丰富了鲁迅知识结构，对鲁迅的思想发展有直接的影响[3]。百草园作为鲁迅的童年欢乐场所，在百草园当中鲁迅接触到自然的种种优美，获得独特审美体验，并且收获了自由。在安桥头的外婆家经历的乡村生活，则投射在《社戏》以及《故乡》等作品当中，体现出善良的人性。这部分童年欢乐可以说是鲁迅日后抵抗黑暗的重要力量，给他以心灵的慰藉。
祖父入狱之后鲁迅的父亲患上重病，从而导致家道中落，而鲁迅作为周家长子，承担起家庭职责，亲戚之间的人情冷暖逐渐体现出来，鲁迅也难免受到刺激，甚至后来曾称为讨饭，称自己为乞丐。鲁迅经常喟叹道有谁如果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在这路途中就能够看清世人真面目。父亲重病、亲戚冷眼以及中医骗术，给鲁迅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从而对人性恶早早就有认识，导致鲁迅能够以犀利冷峻的眼光观察世界，也奠定他文学创作的基调。这些童年期的心理遭遇并没有消逝，而死烙痕在鲁迅的发展史，对以后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影响。
第二，地域文化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浙东文化直接影响到鲁迅风格个性以及创作风貌，同时也赋予鲁迅丰富多彩的创作灵感。浙东山岳较多，民风也有着好勇斗狠以及疾恶如仇的特点，鲁迅潜移默化受浙东的影响，冷峻风格以及师爷笔法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浙东文化当中还包含着朴实民风，鲁迅性格中有着胸无城府以及天真坦率的一面，没有因为小事情而导致朋友翻脸。除此之外，大禹治水以及越王勾践等故事在长期演化过程当中积累之后成为文化内化到越人传承当中，鲁迅自然也不例外。鲁迅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脱出环境影响，因此认为复仇不足为奇，甚至自比伍子胥。在《野草》当中直刺天空的枣树；不知路在何方依旧义无反顾前行的过客；面对无物之阵依旧愤然投枪的战士，都体现出鲁迅的抗争精神。所以地域文化以及地域精神对鲁迅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激起鲁迅的历史想象以及历史意识，加深文学创作过程当中的文化印记。
第三，乡村民俗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鲁迅在生命初期受民俗文化的濡染，从他的命名当中就能够发现。鲁迅是家中的长孙长子，命名樟寿的过程也能够体现出祖父对鲁迅的期望。鲁迅为避鬼在出生之后就曾经拜和尚为师并且法名长庚，这些都能够体现出家庭对鲁迅的重视。这样的童年经验可以说承载着身后的文化信息以及情感信息，并且成为鲁迅日后写作的重要素材。例如《故乡》当中闰土的名字来由就体现出父亲的希冀。与此同时，乡下孩子的取名就比较轻贱，《风波》当中的小孩子都用斤数命名，其实就是浙东农村的常见取名方式，也体现出鲁迅写作的过程当中能够熟练运用各种取名方法。成长的过程当中，祖母为他讲述的水漫金山等民间故事，长妈妈讲述的长毛故事，流传的老虎外婆故事，都启蒙鲁迅的艺术想象以及审美体验。
民俗文化给鲁迅创作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鲁迅乡土小说当中茶馆场景、祭祀礼仪、社戏民俗以及祭坟风习的描绘，使得乡土小说有着浓重的乡土气息。童年民俗渗透到精神世界，从而转化为鲁迅的生命体验，不断丰富着鲁迅创作，最终体现出独特浓郁的文化韵味。
综上所述，鲁迅的童年经验形成最初的意向结构，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渊的影响。在分析其文学作品的过程当中，应当从起童年经验出发，一方面发现作品创作的心理动因，另一方面挖掘作品当中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王富仁.从兴业到立人[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2）：181-200.
在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中，《呐喊》和《彷徨》仍然是被关注的热点。这些小说曾被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几十年，现在一般地解读其艺术内涵也许并不困难，重要的在于有所发现。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发现，《呐喊》、《彷徨》的二十来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存在命运与状态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李靖国的《〈狂人日记〉重探》发现，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但这丝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价值。恰恰相反，鲁迅的忧愤深广，正是通过一个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强行剥夺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而致“狂”，进而刻画了传统势力和礼教连“迫害妄想”症患者病发时的种种表现都不容许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与传统文化系统居然将“狂人”治“愈”，将反封建者驯服为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凶残、虚伪与“高明”，从而警示改革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具备坚强的心理素质。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发现，鲁迅小说中有一个“鬼”的形象系列：传统文化“鬼”、民间民俗“鬼”、国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识到的“鬼”，在这些“鬼”的意象中，《呐喊》和《彷徨》显示出独特的文化批判价值。王冰的《鲁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发现鲁迅作品中有一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书文的《论鲁迅小说创作的家族意蕴》发现，鲁迅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创始人，《呐喊》和《彷徨》对女性命运与精神悲剧的关注，对封建家庭叛逆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我国现代家族小说不断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军荣的《永远的地狱——论祥林嫂之死》发现，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旧礼教各条律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族权与夫权之间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众“看客”的凶眼，通过“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产生犯罪之感、自我心灵折磨以致跨入地狱之门。解志熙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新小说中的旧文化情绪片论》认为，《呐喊》诚然是一部悲愤控诉旧文化、旧礼教，热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呐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乡》、《社戏》等其实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旧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与反顾。江业国的《鲁迅笔下阿Q之死的“仪式感”》认为，鲁迅描述阿Q之死的“仪式感”，既是为了在艺术上终结这个“问题人物”，更是为了使“阿Q”彻底成为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艺术符号。
不少研究鲁迅小说艺术形式的成果也颇具新意。严加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着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这种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张直心的《神思会通：鲁迅小说的现代主义审美取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成功实践印证了鲁迅化的现实主义理论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它蕴涵着集合诸种方法冲突作用力的开阔性。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一反那种认为鲁迅只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观点，提出了“平行”说：“他并未完全抛弃传统现实主义，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学趋势’——现代主义”。
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认为，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和段落都契合了变奏、复格段、回旋曲、复调等音乐的旋律结构，具有独特的音乐美。赵卓的《鲁迅心理小说艺术综论》认为，鲁迅的小说大都属于心理小说，它以丰富多彩的心理结构形态和圆熟深刻的心理表现技巧，率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野，是带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的先锋创作。邹贤尧的《鲁迅小说的先锋性》把鲁迅小说放到今天的后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仍然发现了其形式的先锋和前卫：“我们在先锋作家作品中看到的‘叙事实验’、‘语言狂欢’等等，在鲁迅那里就有。鲁迅在现代文学奠基时期发出的声音，抵达遥远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鲜活”。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认为，《呐喊》的叙事方式可分为“宏观叙事”、“中观叙事”和“微观叙事”三种。
对下层社会不幸者精神状态的批判和鞭挞，基本上建立在鲁迅改良社会、民族进步的宏观视野上，属于“宏观叙事”，体现出的是作者对改造国民性的呐喊：“中观叙事”则指作品将叙述的背景移到比较封闭的、日常的人生场景，将主人公移向一些准“不幸”者，即被抛离了上流社会轨道而直接堕入下流社会的读书人，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人性善的呼唤；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戏》、《兔和猫》等，则主要是鲁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细流的寄托与抒发，属于“微观叙事”。这三种叙事方式共同构成了《呐喊》的“表现的深切”。
一、鲁迅作品被中学生接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鲁迅的作品，一直是寻求真理，热爱国家的青年人的精神食粮，无论哪个年代，富有责任感的青年都应该把鲁迅精神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从中汲取营养。
1.鲁迅作品积淀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鲁迅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怀和生存意义的寻求，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的健全人性，骨气、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保持与培养，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学子人格的培养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鲁迅作品丰富的人文底蕴中，仁爱思想、怀疑批判思想及战斗精神更加鲜明突出，更具当代价值。
2.鲁迅作品是好懂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教授认为，鲁迅的作品恰恰是好懂的，因为鲁迅作品里充满着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类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内在感受与儿童感受事物的方式，与普通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大部分的鲁迅作品是可以被中学生所理解的，如，在《故乡》中，教师和学生对闰土肯定是十分惋惜的，小时候的闰土机灵，是“我”的偶像：中年的闰土已经被生活的重压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麻木不仁。“我”见到中年闰土时首先的感觉是隔膜，他们之间产生隔膜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由于身份和地位的不同，自然会有隔膜。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把作品里的东西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鲁迅的作品是好懂的。
3.当下社会鲁迅精神的缺失
在今天的社会里，许多中学生追求的是物质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许多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独立精神，很多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很多学生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承受不了一点挫折，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丁点儿鲁迅精神和气质，安逸的生活已经遮住了他们的双眼，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在当下，我们仍要提倡鲁迅直面现实的精神，让学生学会独立，学会自强，学会如何在社会中生活。
二、当下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艰难处境及原因
1.鲁迅作品在教学中的艰难处境
在如今的中学校园里，流传着“语文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样一句话，这让鲁迅作品教学处于尴尬境地：教师感到鲁迅的作品难教，怕教；学生感到难学，怕学，从惧怕鲁迅到拒绝鲁迅已成为鲁迅作品教学的突出问题，但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重点课文，鲁迅的作品具有相当重的分量，可以说，鲁迅作品的教学直接影响着中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水平。
2.鲁迅作品教学处于艰难处境的原因
（1）中学语文界与鲁迅研究界疏于联系
新的研究成果未能及时反映到鲁迅作品教学中，是造成中学语文鲁迅作品教学处于艰难处境的原因之一，在中学语文界，虽然大家都承认鲁迅及其作品的伟大，但许多教师和学生又不喜欢鲁迅及其作品，认为他的作品深奥难懂，这样一种现状使教师简单以教学参考书的解释机械地传授给学生，而并不是去积极的钻研，深入领会鲁迅的作品，学生死记硬背主题思想，表现手法等，课堂气氛沉闷缺乏生气，直接影响了这份精神遗产的有效传承。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中学语文界与鲁迅研究界的联系渐多，很多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专家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如，钱理群教授、王富仁教授等，但相对于全国数以万计的中学生来说，这样的学者还是太少，新鲜的成果不可能普及到所有的语文教师和中学生身上。
（2）教师的个人因素
教师的问题是造成鲁迅作品教学处于艰难处境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是直接向学生传播鲁迅思想的人，他们对鲁迅的了解程度，他们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直接影响到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质量，也影响到学生对于鲁迅的认可及接受程度。
很多教师没有深入地钻研鲁迅，他们上课时往往照“参”宣科，所以很难有自己的见解，往往忽略了鲁迅作品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价值，抹杀了鲁迅作品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使学生都惧怕鲁迅。
但在应试教育的狂潮下，很多教师把精力都用于应试，他们的精力已不在创新研究上了，也不敢轻易地讲授自己的观点，只能遵循着大众看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鲁迅作品教学艰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的策略
1.引领学生走进一个充满温情的鲁迅
在同学们的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是一个不易靠近与理解的丰碑式的人物，但事实上，鲁迅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对生命、对生活、对人充满爱的人。从鲁迅生命最后的8个多月时间里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就能读出他的诚实和温和，能感受到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浓郁的人情味。下面是鲁迅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五月二日来示，昨已收到，丈量的事，即已中妥，总算了了一件事。
海婴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赖学了，但新添了一样花头，是礼拜天要看电影；冬天胖了一下，近来又瘦长起来了，大约孩子是春天长起来，长的时候，就要瘦的。
男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害马亦好，可请勿念，上海虽无须火炉，但仍是冷，夜里可穿棉袄，这是今年特别的。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叩上，广平海婴同叩，五月七日
这封信从内容到形式都平凡到了极点，这是一封中年男子写给母亲的一封家常信，字里行间透着温情，透着对母亲的牵挂，对儿子、妻子的爱，读这封信，只要像读你的街坊邻居的家信一样，老老实实地念下去，不必反复猜测其中微言大义，更不必心怀这是读鲁迅著作的神圣感，去揣摩其中的文豪笔法，你读的越不经意，你就越接近鲁迅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在鲁迅作品教学上更要注意鲁迅真实生活的讲解上，从真实的鲁迅出发才会更正确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这样才会消除学生与鲁迅之间的隔膜，让教学有效进行。
2.突破教师本位，注重学生的主体性
把握“我”的形象，是欣赏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课堂教学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对小说的艺术性加以深刻的理解，我们还可以从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的“我”进行赏析。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是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一般来说，小说中的“我”。不能视为作者自身，而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叙事功能。下面只就《一个人的遭遇》和《祝福》两篇小说谈一谈。
《一个人的遭遇》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事结构。小说分三部分，开头和结尾是“我”和索科洛夫的结识与分手，中间是索科洛夫的自述。小说中其实有两个“我”在叙述，一个是类似于作者的“我”，一个是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索科洛夫的叙述语调低沉、悲伤，又透露着朴实、坚韧。叙事的同时，穿插着抒情、议论，这些抒情和议论往往直抒胸臆。袒露了人物内心世界。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抒情性。比如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这样写道：“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了……”我们与其说是在听索科洛夫讲自己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听他的内心独白。战争给普通人索科洛夫带来的心灵创伤，在第一人称独自式的叙述下，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效果。作者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性、抒情性，拉近小说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走进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相对于索科洛夫内心独自式的叙述，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我”的叙述，则起到旁白的作用。作者借用“我”的眼光、“我”的视角，对索科洛夫的不幸命运、心灵创伤进行了有力的刻画。“我”的旁白催人泪下，也暗示了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愤怒谴责，道出了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也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人民的共同遭遇的命意，并表达了不要让下一代留下战争带来的伤害的愿望。
如果说“我”――索科洛夫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独白叙述，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另一个“我”――类似于作者的旁白性叙述，则推进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并以其兼具抒情和议论的描述语言，升华了主题。在作品结尾，两个“我”仿佛在泪花中化为一个人，一个共同遭遇了战争心灵创伤的人，一个有着坚韧品格的人，从而作品也完成了对卫国战争后一代苏联人的塑造。
我们再说一说小说《祝福》中的“我”。《祝福》中的“我”既是祥林嫂故事的叙述者(当然，祥林嫂的故事不完全由“我”叙述，嫁给贺老六一段故事由小说中人物卫老婆子叙述，阿毛的故事山祥林嫂自己叙述)，又是这一故事的审视者。一方面。“我”在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努力保持着克制、冷静的叙述格调，从而使祥林嫂的悲剧具备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又将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我”的视域，“我”的心理过程，使小说回荡着感伤的激情，使小说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了主观的态度。具体地说，“我”的审视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故乡环境的审视。“我”作为一个离开了故乡的知识者，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故乡。“我”发现故乡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照旧大骂业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窗下的案头是一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通过“我”的眼光。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的社会风俗。通过“我”与“故乡”的格格不入，通过反复的“我决计要走了”的内心独白，引导读者对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鲁镇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二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审视。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在鲁镇的人们――比如鲁四老爷家的短工――看来，是“穷死”的。鲁镇的人们并不深思祥林嫂的死亡，甚至连一点同情也心没有。对祥林嫂的悲剧的审视，是由“我”来引导的，小说中有过“我”的一段心理活动：“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灵魂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在，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的这一段内心独自，点燃了我们对祥林嫂悲剧的深切忧愤之情，认清这个冷漠的世界中“吃人者”的狰狞面目，进而对“被吃者”的悲剧结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是“我”对自我的审视。著名鲁迅研究学者汪晖先生认为：“《祝福》的特点恰恰就在：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又无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力图摆脱的内心压力和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作者正是通过“我”对祥林嫂之死的心理过程――从自责、负疚到“轻松”、“舒畅”的展示，表达了“我”对故乡鲁镇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从而寄托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审视：在旧的社会秩序中，面对祥林嫂的死亡，假如“我”不作绝望的反抗，也只能成为旧的社会秩序的同谋者而已。
在《祝福》中，鲁迅先生不但通过“我”叙述了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而且借助“我”的眼光，对鲁镇社会、祥林嫂悲剧进行了冷峻的审视，对“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灵魂拷问。“我”的叙述，使小说的客观真实性和主观感伤之情融为一体，建构了《祝福》不同凡响的叙述结构。
小说中的“我”具有线索、情感等多种叙事功能，要根据具体的作品来解读，但线索、形象、主旨、情感、真实性等作用是常见的。由此来审视我们的课堂阅读教学，要从目前学生的学情出发。小说中与“我”相关的情节。以趣激趣，找寻进而总结“我”的叙事功能，进而以“我”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与作用为凭借。结合情节分析及主旨探寻。去理解小说其他人物形象的内涵与作用。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或许可以找寻到课堂教学与高考考试之间的“捷径”，使我们的阅读教学优质高效。当然这只是一点思考和探索，还需要在课堂教学中进一步尝试验证，但只要这样思考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就一定能绽开美丽花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