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9: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老舍作品，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茶客的群体特征
大茶馆是人们日常消遣的集聚地，茶客在这里可以喝茶、歇脚、聊天、下棋等。这里也是三教九流的集聚地，不仅是寻常百姓喝茶的重要场所，也有一些达官贵人或旗人出入。剧中没有提及来此光顾的茶客们的具体身份，但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和行为表现上，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人。有的茶客仅是来此喝茶、消磨时间的，所以他们乐于谈论一些奇事，如蜘蛛成精、修筑挡洋兵的海边大墙、新唱腔儿或者煎熬鸦片的最好方法等。有的茶客则是附庸风雅，或谈什么玉扇坠儿，或谈什么鼻烟壶。而另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茶客穿插其中，他们不是为了喝茶而来，而是心怀一定的目的，诸如剧中的宋恩子和吴祥子，他们不是简单的茶客，而是身着“灰色大衫”，四处“办案”的衙门人士。大茶馆这样的地方，足以让他们大展身手。从茶客谈话中抓住只言片语、送其法办、将人置于死地，是他们最快意的事情了；大茶馆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监视场所。这种茶客并不为喝茶而来；从严格意义上说，还算不得茶客；但是，在大茶馆中这样的角色又是非常常见的。来大茶馆喝茶的人群中以常四爷和松二爷为代表的一类人有其特殊性。他们的身份是旗人，到茶馆喝茶的习惯和一般老百姓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莫过于，他们往往是自带茶叶而来，茶馆为他们提供泡茶服务。这种自带茶叶的做法也是当时茶文化中的一种现象。根据《茶馆》所记叙的内容看，这种习俗除了清朝末期（第一幕）存在，到胜利后（第三幕）依然存在。如第三幕中提到，茶客甲、茶客乙也是自带“叶子”。
旗人和当时的官员等非常喜欢喝茶，对茶叶也有一定的讲究。大茶馆中的主要消费群体为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茶叶的要求一则不是很高，二则也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旗人带些好茶叶为自己饮用。当然，这种自带茶叶的习惯也跟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代幅员辽阔，国土面积远超明代。庞大的帝国，养着为数众多的文武官员、幕僚吏役，他们是封建政府的特权人物，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享有种种优越条件和便利，居于社会阶层的上层，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条件饮茶，成为茶叶消费的重要主体。”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末期的官员和旗人们一方面非常喜爱喝茶；另一方面，喝茶行为已经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成为一种习惯，并固定下来。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喝茶的习惯仍然会保留。如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一家破落旗人的生活。尽管他们家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每一个铜钱都恨不得掰成几瓣儿花，但是母亲“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喝茶，已成为旗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习惯。从小说中的多处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这种习惯简直是根深蒂固。如小说中写道：“拿着现钱回到家，她（母亲）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在关饷发愁之际，母亲若是已经知道，东家的姑娘过两天出阁，西家的老姨娶儿媳妇，她就不知道须喝多少沙壶热茶”等。茶似乎已完全融于旗人的生活中，无需特别强调，却是难以分割。
与旗人自带茶叶去茶馆喝茶的习惯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社会背景，那就是旗人长久以来形成的饮茶习惯。旗人饮茶有其独特的一面。据《谏书•稀庵笔记•京师茶馆》记载：“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①从这里的描述中，可以推知，起初旗人的习惯是在家里喝茶，起床后即饮，只有闲散者才会到茶馆中去；换句话说，一般达官贵人是不屑于到茶馆这种地方去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八旗子弟经济收入的降低，家中生活的日益拮据，他们的认知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旗人不再囿于在家里饮茶的习惯做法，也开始走出家门进到大茶馆里去喝茶。自然，他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去大茶馆喝茶是降低身份的表现。如《清稗类钞》中载：“京师茶馆，旗人士宦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园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②从原本在家中独自享受到去大茶馆喝茶，是一种不小的变化，当然无疑也是当时旗人生活水平降低的一种证明。随着大多数旗人的生活越来越落魄，以至后来能去大茶馆喝茶反而也成了一种让他人羡慕的做法。如《正红旗下》“我”的父亲只是一个位低的骑兵，收入微薄，且每天要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可以去茶馆喝茶，所以他就非常羡慕他的亲家正翁———一个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天天“可以玩玩靛颏儿，坐坐茶馆”。这也是当时一种有趣的茶文化现象吧。当然直至今日，这种习俗已是相当少见的了，虽然也有人或将茶叶寄存于茶馆处以供下次来继续饮用，但是在存放的意义上跟清末时期的习俗相比已是相去甚远了。此外，剧中提到的像“马五爷”这类信洋教、吃洋饭的人物，他们也是混迹于大茶馆中的茶客，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带茶叶的习惯。看来这种习惯于旗人来说，倒成为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表现。
二、与“茶”相关的方言现象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习惯不仅体现在饮食上，还逐渐深入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其中语言的变化和影响也较为明显。在老舍作品中，对日常生活中饮食习惯的描述里往往缺少不了茶，旗人早上起来喝茶、客人来了先奉茶、重要仪式上喝茶、家人从外面办事情回来一进门就能喝上泡好的茶……正如老舍的散文《想北平》中那句话“：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茶，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也影响着方言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方式往往习惯采用自己熟悉的同类或相似事物的名称来命名。如各地方言对“玉米”的说法。在老舍的《四位先生》一文中，他写道：“（马宗融先生）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去。”这里的“茶碗口”用来形容木棒的粗度。这个形容词的使用说明北京人对茶的理解和使用已经不限于单纯饮用方面，而是已将对其的相关理解应用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
另外，还有一些用法可以作为茶文化扩散到方言的其他方面的证明。在《正红旗下》，老舍写道：“到了我这一代，我只记得大家以杏仁茶、面茶等做茶点……”这里的“杏仁茶”“面茶”和通常所说的“茶”有所不同，它们指的是用开水冲泡杏仁或面而成的饮品。一般意义上说，里面均不添加茶叶。之所以将其命名为“茶”，是因为大家将冲泡茶水的习惯“移植”到了这里。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较为常见。如徐州方言中的“馓子茶”是指用开水冲泡馓子混合而成的水；“油茶”是指用开水冲泡混合花生、芝麻、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而成的糊状食品。此外还有“鸡蛋茶“”糖茶”等。甚至还有一些说法看似与“茶”很远，但是也可以叫“茶”，如“米茶”，它是指用少量大米加水熬成的米汤，徐州当地人喜欢将其作为夏天解渴、解暑的佳品来饮用，它同时也是徐州人日常饮食中一种常见的粥品。南京方言中也有“糖茶”的说法，在《南京方言词典》中解释“糖茶”为：“糖开水，传统婚俗中男方向女方下聘礼、招待贺喜客人等场合都要用糖茶；取甜甜蜜蜜之意。”从上述这些“茶”的用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相关，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作者：王海燕 单位：理工大学理学院
关键词：老舍；小说；喜剧性；幽默
随着《老张的哲学》的发表，老舍以真正的作家姿态步入我国现代文学文坛。在这部小说中人们也看到了老舍创作中的幽默性特征，而这种创作特点也使得老舍在未来的发展中走得更远。而笔者主要针对于此，对老舍小说中的喜剧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仔细挖掘老舍创作中喜剧性特点的原因，以此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老舍的创作作品与喜剧风格。
一、老舍小说中喜剧艺术形成的原因与地位
（一）原因
一方面，受到历史时代的影响。老舍早年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清王朝被所，“五四”运动给传统观念与思想带来一定的冲击，这也对那个时期的老舍带来一定的影响。“五四”文化为老舍的作品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而喜剧性因素也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由于老舍不同寻常的社会经历，对老师喜剧性创作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他家境比较贫寒，而与中下层市民的接触比较多，这种出身经历与生活阅历都影响着他的创作取向。他在创作中表现出的“笑的哲人”的态度，这都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相关。最后，老舍自身性格的独特性，造成其这种幽默创作的特点。首先，他比较乐观开朗；其次，他独具慧眼。老舍经常以一种喜剧、乐观的态度看待万事万物，能够以一种幽默讽刺的方式来对社会中的人和事进行观察，从而使社会中的人和事赋予其幽默、喜剧的特点。因此，对于老舍创作中的戏剧性特点既是促使他成为幽默作家的原因，同时对他的喜剧风格具有一定的影响。
（二）地位
老舍的喜剧风格具有一定的发展性，起初在他的作品中对喜剧性的追求过于热衷，因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幽默的思想力量与艺术效果有所减弱。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幽默艺术甚少取得成功，这也对老舍的幽默艺术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使得他的幽默艺术历经了一段时期的磨练。从立意幽默、放弃幽默、返归幽默到幽默成熟，老舍采取扬弃的态度，将自身的幽默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的很多作品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郭沫若以及等，都称赞过老舍的幽默风格。而且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是可以与美国的马克・吐温相媲美的，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创作有幽默艺术作品的成功实践者。
二、老舍小说中喜剧性因素分析
（一）通过笑来批判国民劣根性
在老舍的作品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可笑点，通过“笑”来批判当时人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国民精神，对国民的弱点进行暴露。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对鲁迅思想的继承，同时能够使自身通过喜剧的形式来批判国民性的特点显现出来。例如，在《老张的哲学》中，老舍针对旧中国的国民身上的善良、蒙昧的特点加以暴露，其中的赵姑父、赵姑母就是比较典型的人物；而在小说《二马》中的老马，则更加体现出“老中国儿女”的形象。就像老舍说的那样，老马就算不得上是坏人，但也算不得上是好人。他能够对祖宗的成法进行严格遵守，以自身的几千年文明傲视洋人，但同时又处处对洋人加以小心对待。因此，老舍借助幽默的笔法，将这个老马身上的保守怯懦、精神胜利以及因循守旧的思想更好地体现出来。这种幽默笔法的运用，老舍能够在表现旧中国国民身上的劣根性特点积极暴露出来，将国民身上的病态特点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体现出来，从而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老舍在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是要表达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借助笑来批判世间丑恶
老舍运用戏剧形式批判世间丑恶，其实就是讽刺手法的集中展现。对于喜剧而言，应该将表现对象设定为真实的社会人生，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都是对应存在着的。因此，丑恶一面的描绘与再现是作家的职责，通过自己犀利的笔触，对世间的丑恶进行剖析，从而使劝善惩恶得以实现。在老舍眼中，讽刺性的小说，其中的道德目的必须明确，因此他能够以一种讽刺性的笔触对世间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揭示，批判卑陋灵魂。另外，老舍能够积极发挥文学的启蒙作用，以此唤醒沉睡着的麻木的人们，以此进一步地对这种黑暗的现实制度进行批判，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
（三）含泪的笑
在老舍笔下，嬉笑怒骂皆文章。老舍写作中的共性特点就是能够运用一种调侃的手段来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不幸。借用老舍的话就是“这种笑是一种苦笑，不知是苦好哇，还是笑好。”因此，他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笑中含泪”的特点，在这里常常有作家的哀愁与同情。例如，在他的小说《离婚》当中，张大哥的形象，张大哥的宇宙就是一个小院子，他的生命热闹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张大哥并不是一个坏人，而是受几千年文化影响的庸人。老舍以一种幽默的笔触，将张大哥的一生以及与社会中痼疾的联系描绘的淋漓尽致。老舍的笑中带泪，他一种嘲笑、酸笑的态度来反省自身，并在自身的小说人物中完美地展现出来。
（四）轻松俏皮，聪明诙谐
在老舍的小说作品中，通过阅读作品以后，能够真切地发现其作品中人物语言的诙谐、幽默性，在博得读者一笑的同时，又令人深省。例如在《牛天赐传》中，小牛天赐的语言描写中，将纪妈的嘴画的很小，“看你怎么吃饭”。这些文字在阅读以后就有一种轻松诙谐的感觉，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谐趣的感觉。总之，老舍的喜剧性因素具有多种特点，这也是老舍在观察社会与人生百态之后的有感而发，其中包含着他改造人性的理想，孕育着他想要改变这个落后与黑暗社会的志向。因此，这种喜剧性特点是老舍创作作品的成功之处。
总之，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幽默大师，老舍能够通过自身观察事物的敏锐洞察力，积极驾驭语言，赋予语言以更深的寓意，并增添一些幽默色彩，在表现中运用自己独具匠心的技巧，将一个个形象丰满的作品人物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们为其苦、为其笑，这种喜剧性幽默特点也是其自身智慧的闪光之处。因此，本文关于老舍小说喜剧性特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迅.老舍20-40年代小说幽默叙事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2]张小虎.张爱玲、老舍小说婚恋模式悲剧性探源[J].文教资料，2015，（26）：18-20.
这个地方便是丰富胡同。
丰富胡同，清乾隆时期称“风筝胡同”。宣统时称“丰盛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因与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重名，遂改称“丰富胡同”。
那一次，我是怀揣着崇敬的心情走进这条胡同的，没有他因，只是这条胡同南口西侧19号，曾住过一位文学巨匠――老舍先生。
可以说，我对老舍先生崇敬已久。早年，我曾读过他的《月牙儿》《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经典作品，老舍先生把创作的目光对准小人物的平民情结，始终感染着我。更重要的是，他一生的品行和精神影响着我、教育着我，他对北京文化的贡献，激励着、鞭策着我。及至后来，也是因为人脉的巧合，我担任了老舍文学基金会的监事，与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见过面、握过手，一起开过会。我自愧对基金会的工作很少尽心，但对老舍先生的情感却日有所增。那天，我第二次去丰富胡同的老舍先生故居，正是出于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也许有人要问，丰富胡同在哪里？我想不光外地人，就是北京人对丰富胡同，估计也是鲜有人知。其实丰富胡同就位于王府井大街最北段的灯市口西街。
这条胡同并不长，窄窄的巷子，从南到北也就170余米长。然而胡同虽小，却因为解放后老舍先生一直在这里居住，并在他的“丹柿小院”写下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正红旗下》等几十部反映北京人的话剧、小说以及大量曲艺、杂文、诗歌、散文作品而闻名遐迩。老舍先生大量的作品被搬上舞台和屏幕后，更使这条胡同为中外人士所知。
也是很巧，那天老舍故居很是热闹。500多建筑平方米的院子里，满是着装整齐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和他们的家长和老师们。院外胡同窄窄的巷子里，也是人头攒动。
走进院中，原来，方家胡同小学一年级新生开学典礼将要在这里举行。只见写有2013-2014学年方家胡同小学开学典礼以及小学课程《走进老舍校长》字样的红色横幅挂在北房檐椽之下，房前一左一右的两棵柿子树下，站满了欢声笑语的孩子们。
幸运的是，仪式开始前，老舍先生的长女、年届80岁高龄的舒济先生，作为方家胡同小学的名誉校长，也来到了会场。仪式开始后，舒济先生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在对孩子们进行鼓励的同时，还为孩子们赠送了老舍先生创作的童话集。
原来，老舍先生19岁时，曾担任过方家胡同小学（原第17国民高等小学）的校长，1918年至今，虽然整整95年过去了，方家胡同小学的师生们，对老校长却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老舍精神，更是在方家胡同小学薪火相传。作为老舍先生的女儿、方家胡同小学的名誉校长，舒济先生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那天，我看到她融在师生们中间时，仿佛看到了当年老舍先生与师生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我也融在了生动活泼、充满快乐的氛围之中，也仿佛看到了老舍先生从事过的教育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然而活动之后，萦绕心中最多的，还是对老舍先生的瞻仰和缅怀。
我细观小院正房北屋隔为三间，展示了先生当年的生活原貌。明间和西次间为客厅。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讲，老舍先生曾在客厅接待过很多客人，包括巴金、、赵树理等文化名人。敬爱的也曾三次做客，当时就坐在客厅西边的沙发上与老舍先生亲切交谈。末代皇帝溥仪，也曾造访过老舍先生的小院，虽然那时他已经不是万民山呼万岁的皇帝了。
正房西耳房为老舍先生的书房。小而简朴，硬木镶嵌大理石的书桌上，摆放着老舍先生生前喜爱的几件文玩：一件是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一件是冯玉祥将军赠送他的玉石印泥盒和一方清代“笠翁李渔书画砚”。可就是在这窄窄的10平米左右的小书房，从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中，老舍先生却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小院的东西厢房，现为纪念性展室。展室通过大量珍贵图书、照片、手稿及老舍先生生前的遗物等等，从6个方面展示了老舍先生的生平以及一生的创作历程。在东西厢房，他的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作品荟萃其间，用心观赏，在感受作品独特魅力的同时，更为他的精神品质深深感动。
在西厢房，我看到了老舍先生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的一段入会誓词，老舍先生写道：“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在这段话前，我久久凝视，凝视一位设下铮铮爱国誓言的大家，却拥有一种谦恭的态度。
于是，我重新回到小院老舍先生的石像前，深深鞠了一躬。
我在老舍先生的故居反反复复徘徊，北屋正房前的两棵柿树，我亦是格外关注。
岁在夏日的季节，柿叶掩映的果实还显青涩，但却悬挂硕果累累的希望。想想丹柿飘红的季节来临时，那会是多么的开心如意。我想老舍先生与他的夫人胡青当年种下柿树时，也一定是怀揣事事如意的愿景吧？不然，夫人胡青为什么偏要给小院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丹柿小院、将北屋正房起名为“双柿斋”呢！
老舍先生和夫人非常喜爱这个花100匹布买的小院，生前，他们在院中遍植花木，尤以最爱，每到秋爽的季节，几百盆盛绽院中，直惹得赏菊的朋友纷至沓来。
汪曾祺先生曾在他的《老舍先生》一文中写道：“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也是因为此，汪曾祺先生说老舍先生的文章“俊得花枝助”。叶浅予先生更是用白描的方法为老舍先生画像，画面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四面都是花，先生微仰着头，形态静思，意态悠远。
站在小院之中，花木已不在，先生已远去，然而，方家胡同的那些小学生们，不正是院子里的花朵吗？他们受益于老舍精神品质的光照与浇灌，现在也许还是花朵，一如柿树的果实还显青涩，但瓜果飘香的季节来临时，他们一定特别光鲜生动，也一定如高挂的丹柿一样，红透小院，红透京城，红透大江南北……
然而在小院，我也想起了老舍先生的走，他走的是那样毅然决然，他是用身谏告诉人们他对“”与众不同的看法，他是用生命呼唤混沌中的人们快快觉醒。
关键词：老舍;幽默语言;悲剧要点;成因
老舍的作品通常都包含语言诙谐幽默、情节丰富多彩等特性，尤其是经过其深刻的悲剧意识渗透作用下，往往令广大读者难以快速抽离和释怀。须知作为社会转型阶段的现代知识分子，老舍继承了鲁迅等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悲剧传统，利用悲悯的情怀针对当时北京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分析。透过这部分悲剧意识成因进行逐层校验认证，对于今后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老舍和其作品，有着十分重大的辅助功效。
一、艰苦的生存环境
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始终都会承受其以往生活经历综合式作用，相比之下，老舍专属的悲剧意识，则主要是其对以往贫苦生活的真实感悟结果。老舍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作家，本身保留着极为强烈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尤其是专属的幽默式风格，是最受人称赞的文学艺术特征。但是老舍的这类幽默风格并非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极为长远的探索、发展和成熟过渡过程。而这一切的结果都将以老舍一生缠绕的悲剧意识为先提。须知老舍原本生活于一类社会底层的家庭环境之中，为了更好地校验评估其悲剧意识要点，就必须预先透过其身世和成长经历调查分析着手。
19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老舍在一类底层满族旗人家庭之中降生，尽管说其父亲任职皇城护军，但是获得的粮饷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正常生活，更为艰难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父亲偏偏不幸战死，无疑使得原本极为贫困的家庭陷入绝境。老舍的童年蒙受着许多常人无法体会的阴影，因此其随后在诸多文学著作之中都有描述其父亲的死，包括《记懒人》中丧父孤儿的孤单悲苦境遇等。尽管如此，穷困没落的家庭也令老舍很快地成长并且懂得为家人分担压力，这也是其对下层市民产生血肉相融和手足般深厚情感的主要原因。宏观角度观察，老舍著作中出现过许多三教九流之人，但是能够震撼人心的还是非底层市民悲剧人生莫属。
再就是老舍的幼年求学和成人教育工作历程，更是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也令其注视到贫民无法正常接受教育的悲凉现状。毕竟处于旧社会之中，能够吃饱穿暖，便是那些长期深陷被压迫、欺凌境遇人民的最大人生理想。在此类理念作用下，当时的穷人将医生为果腹而长途奔波，逐渐变得更加愚昧无知，这种轮回宿命式的人生悲剧势必跟随着他们的儿女不断重复延续。老舍正是深刻的认识到这类细节，才会全方位关注并记录下各类穷苦人民的命运，并且利用幽默语言，实现某类文化批评和国民精神改造的动机指标，这类现象可以说和鲁迅力争改造国民劣根性有着互通之处。
二、消极的末世心态
老舍生长在北京，他把一切的深情遐想赋予了这片故土，即便是其身处于济南、青岛、重庆，甚至是纽约，他的心都为北京牵挂。这类现象在其著作中得到很好地呈现，包括北京的一切人事物，他无时无刻都历历在目。这种深刻记忆始终是无法言喻的，毕竟老舍的独特性格、脾气、幽默语言、悲怆情感都是由这座古城赐予的（《想北京》）。透过上述丰富的描述结果观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分析到，老舍的心灵和血脉一直都和其家乡贯穿相通，这也是构成老舍幽默式悲剧作品的主要形象和意蕴。
尽管说北京养育并成就了老舍，但是无形之中也赋予其深刻的压力，持续延续之后，老舍的创作开始不自觉地贯穿一种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凉心态，这便是如今广受学术专家关注的新时代就悲剧意蕴。在老舍心中，朋友被划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主要是深陷家庭经济困境的人，第二类基本上都是其悲剧中的主要角色，他们几乎没有一天能够体验到人生的乐趣，长期经受北京穷途末路般的精神创伤。尽管说在其口中这群人是朋友，可较大程度上却是夫子自道。
第一，满族下层旗人的一度卑微遭遇。透过民族出身角度观察，老舍是满族下层旗人，这类特殊的身份令其内心变得愈加卑微。透过调查以往史料了解，在近现代我国满清政府之后，开始衍生出强烈的反满和排满的潮流，满人至此遭受汉族人民全面的发泄攻击，被视为当时社会之中最为贫贱的群体。此类盲目的反满情绪，给老舍内心造成不小的挫伤。正是因为屈辱的民族背景和贫苦的家庭环境综合性影响，造成了老舍沉郁内敛的个性，开发出其深入性观察社会的广泛视角，其诸多文学著作也开始凭借幽默语言和深刻悲剧意识的全新特色，衍生出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
第二，老北京丰厚文化底蕴和魅力的渲染。长期生活在北京这类文化古城之中，使得老舍受到传统文化较深的熏陶作用。不过因为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已经濒临衰败境遇，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开始遭受西方现代文明强烈的冲击。而老舍自身已经和北京血脉相通，面对萧条的传统文化景象，难免会倍感失落，特别是在触碰到西方诸多先进文明要素之后，其开始主张凭借思辨的视角进行传统文化审视，而利用幽默式语言揭示传统文化的脓疮并且批评落后的国民性，便成为其悲剧意识灌输传导的主流渠道。而西方列强早已将欺弱和民族歧视等本性显露无疑，这使得老舍更加无法正式并接纳西方文明，文化上的无所依傍，使得老舍这位传统中国人的末世心态愈加强烈，逐渐地过渡演绎成为新时代就悲剧的唏嘘慨叹。
三、外国文学理念的渗透作用
自从我国开展五四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作家都开始经受外国文学理念深入性影响，当然，老舍也不例外，否则其见识将远远不能达到如此宽阔，也不可能成为绝佳的小说家。单纯拿《我的创作经验》为例，就可轻易发现老舍独特的悲剧意识，的确受到西方外国文学深入性影响。须知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老舍正值在伦敦大学讲学，其间其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莎士比亚戏剧、法国福禄贝尔和莫泊桑等作家作品全部阅览，汲取了十分丰富的文学养分。其中对于老舍影响最为深刻的，则莫过于古希腊和莎士比亚的悲剧著作，其令老舍注视到希腊人活泼和悲郁情感的冲突，以及文艺形式和内容的调谐性，无形之中和老舍沉郁和敏感的气质交互式呼应。孤高的人经常会独自深思并且保留深刻的悲观心理，正是在如此的遭遇作用下，经过逐层转化之后，老舍产生了其对人生的悲剧理念，所以说他更加容易接受西方文学的悲剧思想。这也促成了老舍对人生的悲剧理念，并且会在其诙谐幽默的文学语言创作之中自然地渗透。
首先，老舍的《新韩穆烈德》，在角色性格塑造上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着互通之处，都认为人始终是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另外，老舍还写了《铁牛和病鸭》、《大悲寺外》等许多关于性格悲剧的短篇著作，其中掺杂着许多莎士比亚悲剧的描写方式。不过细数人物命运和性格刻画方面，对于老舍产生最大启发性的便是但丁和英国作家康拉德。
其次，老舍在阅读完但丁的《神曲》之后，领悟到伟大文艺的真正意义。因此，在其《写与读》之中，表现出对但丁的无限敬仰和赞美之情。至此之后，老舍开始主张开创灵的文学风尚，即在确保向中国传统文学注入全新血液之后，一改过往单调乏味的艺术审视角度，开始将精力集中投射在一般生活现象解析层面上，进一步将一切社会现象予以映射，最终上升到将人的命运和灵魂作为艺术表现中心的等级层次，力求利用表象世界认证断定不同人神秘的内心世界。在老舍的诸多文学著作之中，我们可以由车夫的内心状态窥探到地狱的实际状况，无形之中令其貌似幽默作品的悲剧内涵愈加深刻。
最后，在康拉德的文学著作启示作用之下，老舍开始掌握了凸显故事性的叙事模式和描写人物景致的要诀，即在编写小说的过程中，要注重描写人物，同时借助景物氛围的描写来渲染相关角色悲剧的命运，包括烈日和暴雨下拉车的祥子等。归结来讲，在人物内心灵魂揭示层面上，康拉德的作品对于老舍幽默中的悲剧意识贯穿融入，有着莫大的影响效用。
透过以上诸多描述可以判定，老舍是一类保留极强创造实力的文学作家，尽管说其长期自学并吸纳了西方文学的理念内容，不过其思考模式始终存在独特性，毕竟盲目地模仿别人言行，最终将丧失真正的自己。他始终坚信走出自己的路，在融入诸多深入性体验和独特性思索内容基础上，必然会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老舍幽默式悲剧作品，这可以说为我国文学民族化改革发展，创造了极大的辅助支撑贡献。而现实之中，作为一类饱含社会忧患和责任感的优质化作家，老舍并未完全限定在个人悲剧命运的思索之中，而是愿意站在人性的角度上进行一切现实状况严密性审视和客观性评价描述。就是说，其凭借独特幽默的描写方式，彰显出悲剧的品格，将悲伤隐藏在嬉笑怒骂等嘲讽性情境之中，这种一半恨和一半笑的世界观，加上温和与宽厚的幽默讽刺工艺，彼此交互式作用之后衍生出老舍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文学历史舞台之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以为敢于揭示中国人民内心创伤的伟大作家，其可以说一生都忙碌于直视人生一切悲剧，并且为民族和国家兴旺奋斗的事务之中。具体来讲，老舍将鲁迅的“将人生有价值地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创作准则，其悲剧意识之中也融入个人特殊的人生和现实感受。老舍从小经历着穷苦的人生磨练，观察到许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加上西方国家文学理念的渗透作用，使得其幽默中的悲剧意识得以快速成型，最终为其创造的成功，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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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琦.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民俗描写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3.
读《正红旗下》有感
余佳
尊敬的各位前辈、亲爱的书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该书讲述了清朝末年北京市底层旗人的生活状况，作者同情贫苦辛勤的普通百姓，批评部分旗人不劳而获的心理。笔触幽默平静，在不紧不慢讲述普通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指明了清朝亡国的历史必然性。
该书的人物刻画鲜明：温和实诚的父亲、朴实坚韧的母亲、傲慢自大的姑母、沉迷玩乐的大姐夫和大姐公公、蛮横无理的大姐婆婆、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享荣华富贵的定大爷……一个个人物引人入胜，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落魄满族家庭。此时北京底层的旗人们与清军入关时的祖辈不同，早已风光不再，用书中"我"大姐夫的话说，是"别的不行，吃喝玩乐数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每月领着一份或几份钱粮，而不肯花一丁点心思在"工作"上。他们的日子，在赊账买好吃的与遛鸟逗蝈蝈中度过，春节到了，宁肯累瘦一圈、将房契抵押出去，也要把北京城所有景点玩遍。他们的人生宗旨是"债多了不愁""帮人干活最丢人",他们看不起不敢赊账的亲属，当自家门前的"鸡爪子"记号太多、债主们已经堵着门要求还钱时，他们就搬出自己"尊贵"的旗人身份，用响亮的京腔理直气壮地斥责债主穷着急，"欠了日子欠不着钱！"不管有钱没钱，这些旗人自顾自地沉浸在玩乐里，对世界环境的风云变幻熟视无睹，活在一片混沌中。书中对"我"的大姐婆婆一家，作者的态度是批判而略带悲悯的。但书中也不乏优秀的旗人，比如福海二哥。他懂礼数、嘴巴甜，会讨长辈欢心，也能做事，他为"我"的洗三庆典忙前忙后，毫不介意连碗面条都吃不上；他同情加入""的王掌柜的儿子，尽管这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小伙子老忍不住拿话噎他。他自己是个旗人，却不同于"我"的大姐婆婆一家，他肯学习，不以帮人干油漆活为耻。当为老王掌柜的事儿踏上"定大爷"尊贵的家门时，他紧张归紧张，心里对定禄"正经话夹在闲话中说"的虚张声势的伎俩很不以为然。他是腐朽的大清社会中的一点希望。如果故事能讲完，他身上应该会发生不少故事。
该书的语言风格幽默精到：该书是老舍晚期的作品，无论是驾驭故事的能力，还是语言的纯熟，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老舍的文字，是简洁、纯熟的北京口语，本书尤其以口语化见长，运用北京方言土语表达人物的嬉笑怒骂，富于表现力的大白话符合书中底层人物的性格和教养，以平静且幽默的口吻批评人，表达对陈规陋习的不满，是这部作品中老舍惯用的方式："在那年月，一位大姑子而不欺负兄弟媳妇，还怎么算作大姑子呢？".老舍语言中的善意的戏谑读来也是人感觉兴趣盎然，比如除夕，"我"的姑母给了二姐一块从重阳放到除夕的花糕，"古色古香";
该书的文化底蕴浓郁深厚：文化一直是老舍作品里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老北京的风情、旗人的风俗、面子文化的精髓被老舍的一支妙笔写的自然、俏皮、传神。热闹喧哗中的哀伤必露，嬉笑怒骂悲凉尽显。该书对旗人文化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过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文化角度切入社会现实，着重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批判与反思寻求民族新生、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
《正红旗下》是一部作者老舍先生的自传体作品，1962年老舍先生留仅下了11章8万文字，写到第十一章牛牧师应定大爷之邀赴宴，宴前遭遇狼狈而有气无言，文中的第一视角的"我"还不到一岁就搁笔了，令读者扼腕叹息。张爱玲曾有人生三恨之说：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正红旗下》成为孤篇又何尝不是喜爱老舍先生文学作品的广大读者们心中的一大憾事，这部作品命运也如同老舍先生一样，没有走到生命尽头，就悲剧地戛然而止，留给读者们隽永的回味和永恒的怀念。
让我们看看老舍先生是如何妙用比喻这一修辞方法的。
阅读老舍先生的作品，就不难发现，比喻是他运用得最多，也是最得心应手的一种修辞方法。老舍先生认为：“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比喻是生活知识精巧的联想。”因此，他提出：“我们的文学是需要精辟的比喻，不能长篇大套地叙述。”他在作品中总是自觉地运用精辟精当、新奇传神的比喻，使作品增色生辉。
一、比喻夸张新奇
例如：“王少奶奶又有了喜，肚子大得惊人，看着颇像轧马路的石碾。”(《抱孙》)“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骆驼祥子》)“孙八气得像惹恼的小青蛤蟆一样，把脖子气得和肚子一般粗。”(《老张的哲学》)
这些句子中比喻和夸张相结合，犹如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使人感觉强烈，过目不忘。
二、比喻饱含爱憎褒贬
例如：“老者的干草似的头发，脸上的泥、炭条似的手，和那个破帽头与棉袄，都像发着点纯
洁的光，如同破庙里的神像似的，虽然破碎，依然尊严。”“虎妞刚起来，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着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像拔去毛的冻鸡。”(《骆驼祥子》)
前一段描述一个年老体弱、生活困苦的黄包车夫，比喻中流露作者的同情和尊敬；后一段比喻表现了作者的厌恶和讽刺。褒贬分明，非常精彩。
三、比喻恰如其分
老舍先生说：“比喻很难恰当。不恰当的不如不用。”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例如：“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战士的一颗徽章。”(《骆驼祥子》)祥子为了能买上一辆车，在贫困中奋斗挣扎，真是历尽千辛万苦。车，总算暂时买了。那辆车，既凝聚着祥子的血泪汗水，也是他的自豪和光荣。因此作者用“像身经百战的战士的一颗徽章”作比，实在是恰如其分。
四、比喻精彩传神
老舍说：“不恰当的比喻，不要。恰当的比喻应更进一步，力求精彩。”例如：“她的头发连一点春气也没有，干巴巴的在头上绕着，好像一团死树根儿。她的脖子还是梗得很直，眼睛带出些毒光，鼻子边旁的沟儿深，很深，可是很干，像两条冻死的护城河。”(《二马》)此处，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位太太的外貌特征，运用新奇的比喻加以渲染，让人物如浮雕般凸现在读者眼前。
五、比喻形象生动
在小说《月牙儿》中，比喻是老舍先生用得最为突出的修辞手法，在篇中俯拾即是。单是描写“月牙儿”的，就用了多种比喻，如：“一钩儿浅金”“像条冰似的”“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像块玉似的”……真是灵活贴切，生动形象。又如“爱死在我心里，像被霜打了的春花”，“(我们)等皇赏似的，等着那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饭馆第一号女招待)嘴唇抹得血瓢似的”，“人若是兽，钱便是兽的胆子”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六、比喻耐人寻味
老舍小说中的很多比喻不止形象可感，还很耐人寻味。比如写妈妈给铺子里的伙计洗臭袜子的那一段用了三个比喻：有时月牙儿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我坐在她旁边，看着月牙，蝙蝠专会在那条光儿底下穿来穿去，像银线上穿着个大菱角，极快的又掉到暗里去……那棵高高的洋槐总把花儿落到我们这边来，像一层雪似的。
用“硬牛皮”来比喻袜子的臭硬、难洗，形象地写出母亲的艰辛。接下来的两个比喻富有诗意，将穿梭于月光下的蝙蝠及落地槐花的悠闲不动声色地写了出来。而它们的悠闲又在无形中衬托出母亲的辛酸。
在很小的时候，我便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做老舍，也知道他所写的诸如《骆驼祥子》、《茶馆》这样的如雷贯耳的作品。然而如许多小学生一样，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了解和感受老舍这样一个人，也没有去读过他任何一部长篇作品，读过的都是一些他写的小文章，要么是在看文集时偶尔翻到，要么则是在课文和试卷上碰到，以至于我对他那点少得可怜的了解也都是被动获得的。甚至我原来就读的学校几乎是以前老舍的邻居，我也从来不曾踏入那一间小屋，去近距离真实的感受这个叫做老舍的老人。
直到最近终于有机会让我走进老舍旧居，去真正的认识他。
当我踏入那个明亮的屋子，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墙上展示的一副副黑白照片，和一旁大段的文字注解。整个房间都非常空荡，屋内是被后人重新翻修过的，俨然一座现代公寓，老舍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这一点令我不免有些失望。
细读墙上一条条老舍的介绍，从他比我还年幼到他临终之前，我深刻感受到这位差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万人景仰的大文豪，仿佛就是一位普通的老爷爷，平和且慈眉善目。每天可以养些花草鱼虫而可以不用关心其它的凡尘俗世。可这也只是表象，从知道他临终曲折的故事开始，我便开始一直对他产生了一种敬畏与震惊。他不仅没有像巴金、冰心这些与他同辈的文人一样长寿，不过早悲惨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临终前产生的这种极端而决绝的想法，以及与之对应的行动好像是在对当时社会的疯狂发出无声的抵抗。而他的这个震惊所有人的做法也导致他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有许多人说他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原来能够登上他在事业上最高的领奖台，却因为他一时的懦弱被击碎了。而我在品尝回味了老舍的一生后，却认为他最后这一决定虽对他本人而言不是聪明的决定，而他作为运动中第一个以这种方式牺牲的人，却对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代表了当时的一大批学者艺术家们对的深恶痛绝。
在老舍旧居慢慢徘徊到实物区外，看见那个小房间里摆设的简单家具，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老舍坐在书桌前，用冻僵的手勉强握住笔在纸上奋笔疾书的模样。直到那一刻我才深刻感觉到这位舒姓老人怀着信念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并使他的一切在这里根深蒂固，继续被我们这些后辈瞻仰着。
有人说老舍的文章总是平和的，不会伤到任何一位读者的自尊心，而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些平和下面，社会真正的面目，并不是如此慈祥的。
套用一位译者形容杜拉斯的话来描述老舍，那便是：他做为一个人，每个人可能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人，老舍的魅力是不会磨灭的，是不朽的。
【关键词】老舍戏剧；幽默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034-01
与同时代的戏剧创作家相比，老舍的戏剧中，幽默成了他的一大亮点和特色。讽刺但是不尖锐，幽默而温情，调侃有有俏皮。鲁迅的幽默是泼辣，直接，入木三分，酣畅凌厉直指痛处；钱钟书先生则于情于理，智慧式的说教；赵树理和孙犁，则是乡土的，大白话的，实在的基于生活的；而老舍的幽默，温和，平民。
老舍先生的作品中看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指导，在老舍先生的心里，幽默是作家内心的温暖，幽默是苦中作乐，绝对不是看笑话，幸灾乐祸，看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去包容。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每一种形态都是有不足的，把自己放低，放到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位置，去理解，去解读。他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点，谁都有可笑的地方。”（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十五）把自己放在众人中间，普普通通的视角，老舍的幽默一下有了平凡的视角。
戏剧《茶馆》里的松二爷，很有意思，好碎嘴，好面子，爱打听，懦弱关键时刻总是怂包，但是他心眼不坏，善良，很难说他是个坏人，或者性格上也没什么可说的，没有明显的好恶。老舍虽然在戏剧中讽刺了他的愚昧和懦弱，但是也表达了一些宽厚的同情，比如松二爷请安这个事“宋恩子这是怎么啦？民国好几年了，怎么还请安？你们不会鞠躬吗？松二爷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不能不请安！”这儿松二爷的迂腐，守旧进行讽刺。但是同时也显示松二爷的可爱，比如对待养的小黄鸟，“王利发二爷，（指鸟笼）还是黄鸟吧？哨的怎样？松二爷，还是黄鸟！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有了点精神）看看，看看，（打开罩子）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看到这让人不禁一笑，多么可爱的老小孩一般的松二爷，于是也就原谅了他的怂包和软弱。体现的是他对普通人缺点的包容。
但是老舍先生同时也有怒目的一面，比如同样以茶馆为例，旧社会渣滓的，打手，吸白面的，拐卖父母的，拉皮条的这些残渣余孽，老舍先生的幽默里就有了鞭挞和唾弃的部分。如唐铁嘴有算命编瞎话又吸大烟，他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个人已经没有道德，没有羞耻心，甚至没有脸面，不觉得这是被讽刺的一个对象。老舍没有直接痛骂，就是用这些语言表达出来，幽默的展现他的状态。老舍的幽默里有着含混的部分，不说明白，哈哈一笑，用笑带泪，经背后的寓意和悲悯用哈哈的方式展示。自我消解，自我解嘲，自我幽默。
“在《茶馆》的最后，常四爷、秦仲义、王利发坐到一起：常四爷我这儿有花生米，（抓）喝茶吃花生米，这可真是个乐子！秦仲义可是谁嚼得动呢？王利发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多么可笑！怎样啊？秦二爷！（都坐下）”这段明明是所有的失败汇聚到一起，家业守不住，改革失败，地痞无赖横行，黑白颠倒，这个时候还就着花生米打起了哈哈。
老舍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过幽默，“幽默是一种心态，幽默的人……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幽默不仅仅是一种戏剧表现，或者语言表现，它应该是一种胸襟和气度，为人处事，或者生活态度。老舍先生曾经被称为幽默小说家，它在戏剧中运用的幽默语言蹭了它新创作风格中的一个特色。别具一格，勇于创新，老舍先生追求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他把小说，戏剧，曲艺等等众家的表演艺术，念白，幽默融合到一起，呈现出杂糅的态势。老舍先生的幽默里即有社会批判，人物讽刺，又有同情，温厚，善意的东西。
作家的责任是弘扬正气，抨击丑恶，那么作品呈现的页要围绕这一主题，在老舍先生的幽默感里没有放过一个坏人，页没有漏掉一个好人，他的人生态度就是洞察明晰，宽容大度。老舍先生自幼家贫，穷人家的孩子早的接触世事人情，那么形成一种重感情，洞察世态冷暖，但善于忍耐，善于隐藏喜怒，所以在他的文字中不骄不躁，不激动页不拖沓，不会意气用事的判断评断一个食物的好坏，也不肤浅的仅仅叙述事情更改，所以老舍先生的文章始终有一种平静的东西，底蕴在那。
在老舍先生的戏剧中精神和批判意识是融合的，喜剧与悲情也是融合的，老舍先生的幽默也是在这种杂糅的背景下，诙谐不失分寸，讽刺不失婉转，笑中有悲，悲中有喜。在喜剧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人一生命运的缩影和凄凉，因而老舍式的幽默都具有锐利的社会批判的锋芒。这就是老舍戏剧幽默的总体特征。
参考文献：
李六乙导演的话剧《我这一辈子》看起来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展
一座倾斜40度的熔岩状废墟，一场黑皮鞋雨，三个破衣烂衫的掌灯人……如果事先没人告知，很难想到这是老舍作品《我这一辈子》被改编成话剧后的情景。但是，如果这部戏的导演是李六乙，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这一辈子》是老舍在1937年的作品，体裁应该说是散文体小说。因为在形式上，它记录的是一个老北京巡警在临饿死前的追忆与反思，整个文本全是自述，没有对话，没有情节，没有戏剧冲突，没有叙述的点。在老舍的作品里，这本身就是形式感极强的一个，比起《茶馆》、《龙须沟》，这个本子太难动刀。
对此，李六乙的办法是：没有对话，就借用老舍其他作品里相似场景的语言风格补充；没有情节，就发挥想象的翅膀延伸原作的意图；没有戏剧冲突，就以哲理剧的形式名正言顺地取消冲突；没有叙事上的点，就用艺术装置(鞋雨、下水装置)来人为制造。这些办法使得这个戏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探讨终极问题的行为艺术展，表现方式是把形式做到极致。《我这一辈子》语言密度很大，大到你根本来不及在布景灯光过场中找意义。主人公的独白与对白，在一个空间却不在一个时间。不断重复的台词从故事跳出又跳回故事。
在看戏过程中，观众席上的一位戏迷评价说，“不知道为什么，看李六乙的戏，老想起布莱希特”。他是对的。自从上世纪80年代把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成川剧开始，李六乙似乎再没能走出布氏的阴影。无论他怎么宣扬“纯粹戏剧”概念的原创性，观众还是能从里面看到布莱希特“新观念”概念的影子：陌生化效果，对戏曲的化用，对形式、技巧的刻意追求以及史诗的结构。
在2003年的《穆桂英》中，李六乙让穆桂英褪下战袍和花翎，长发轻挽，泡进一口现代浴盆，而且在梦幻中还跟她的亡夫杨宗保表演了一场鸳鸯戏水。很多人批评他在恶搞经典，但他的思想资源不是后现代的，还停留在现代。李六乙对待文本的态度不是“作者死了”式的颠覆，他仅仅是想与作者共同完成一部作品。不过即便如此，他的改编也够作者喝一壶了。
就拿《我这一辈子》来说，由于剧中“我”的身份是旧社会被称作“臭脚巡”的巡警，因此鞋子与脚就成为这个戏表现的焦点。老舍原作里说的是，“在这个社会中办事，现在才明白过来，就得像发给巡警们皮鞋似的。大点，活该!小点，挤脚?活该!什么事都能办通了，你打算合大家的适，他们要不把鞋打在你脸上才怪。”在李六乙的话剧版里，“我”和其他巡警把鞋脱下来，鞋子们自己在走，最后发现“鞋变成了自己的脚，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里，老舍原作中的古希腊式的命运观被置换成“异化”这样的现代观念。我们当然不反对导演对剧本有自己的理解，只是这样一来，一出思考人生的问题剧成了形而上的哲理剧，老舍原作的整个基调就被改掉了。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写悲剧不要套用史诗的结构”，足见每一件本质都有其对应的形式。在这一点上，热衷于形式革命的李六乙不妨仔细体会一下罗丹的智慧：“我不是在雕刻作品，我只是在发现它。”
市南区于5月24日开馆的骆驼祥子博物馆,位于黄县路12号老舍故居,是我国首家以现代文学名著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由老舍的儿子舒乙亲自任名誉馆长。“这是我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也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名人故居的修复工程。今后要向全国推广这种模式,对我国的博物馆建设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是日,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如是评价。老舍的子女舒济与舒乙也用了“很像嫁女儿一样精心”的话,来表达他们对博物馆的钟情与感动,而博物馆所有的题字都由舒乙亲自题写。
“终生难忘黄县路6号(现黄县路12号)”。老舍夫人胡絮青曾在重游黄县路老舍故居时如此深情感慨。1934年老舍离开济南来到青岛,就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1936年春,老舍移居黄县路12号一楼,在此创作了光耀文学史的巨著《骆驼祥子》等多部作品。在青岛期间的岁月不仅是老舍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之一,而且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舒乙和舒雨两个孩子。所以,直到现在,舒乙仍自称是“青岛人”。
从大学路青岛美术馆正门斜对面的小巷步行2分钟,市声被隐在了外面,静谧的骆驼祥子博物馆安坐于此。门口的老银杏树,经历了近百年的栉风沐雨,见证着老舍一家温罄幸福的日子,于岁月流转问散发着淡淡的怀念,让博物馆浓郁的人文意韵暗香浮动。老舍在他的《樱海集》序中对这所庭院是这样描述的:
“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树樱花,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绿。”如今,进的门来,依旧可以看到邻院探出的淡紫色泡桐花,闻到清新的花香。曾经的冬青树,被画龙点睛地穿插到整饰一新的院落,充溢着温情的绿意与宁静。
整个院落散发着《骆驼祥子》式的怀旧气息,无论屋顶翻新的普通红瓦,原色做旧的木质门窗,还是泛着淡光的青石板和暗灰色外墙采用新工艺刻意制造的复古细拉花墙面,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门口的“祥子书屋”,老舍的头像和老北京的人力车夫雕像让整个博物馆的主题呼之欲出。
庭院东墙有《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茶馆》、《龙须沟》等八幅老舍不同时期代表作的陶版画。庭院西、南墙的二十六幅陶版画是选自著名画家孙之y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骆驼祥子画传》,每一幅连环画中的人、事、物都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这也是《骆驼祥子》迄今为止最形象的解读。
老舍常常在作品中描写真实的行动路线,其中属《骆驼祥子》中的路线描写最精彩。祥子书屋西墙外有一幅《祥子行动路线图》,由舒乙亲自绘制,详细描绘了祥子行动的七条线路。跟随“祥子”逛北京城,让人仿佛穿越时空隧道,触模到正宗的老京味风情。
一楼老舍博物馆的序厅、版本厅、创作厅、艺术厅、青岛厅,摆放着从全国各地征集和老舍家人捐献来的与老舍以及《骆驼祥子》有关的珍贵的影像资料、展品实物,全面地展现了老舍在青岛的创作和生活,以及《骆驼祥子》这部文学名著的创作、发表、出版、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整体结构的架构不仅匠心独具,而且还采用了多媒体、电子书、触摸屏等现代科技元素。这种亦古亦今、动静结合的展示,让游客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文价值与骆驼祥子博物馆“让历史建筑有了更多尊严”的魅力所在。
难能可贵的是,展厅中有很多展品都属于极为珍贵的精品、孤品。比如,版本厅集中展示了40多个版本、300多种不同语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骆驼祥子》版本。
有意思的是,这里还展出了鸳鸯螳螂拳的的后代掌门人孙日成先生捐赠的兵器。老舍当年的武友、岛上一代宗师毛丽泉掌门曾与他在青岛有一段以武会友的交往。他们二人赏析文章、切磋武艺留下了～段佳话。这个细节也颠覆了老舍“文弱书生”的形象,让一个“文武兼备”的老舍更丰满。
创作厅原是老舍当年创作《骆驼祥子》、《文博士》、《我这一辈子》的房间。如今,复原了他创作的情境。厅内展出的由舒济捐赠的《骆驼祥子》手稿(复印本)是首次亮相。老舍用过的眼镜、毛笔、印章、花盆等物品和老舍悼唁傅抱石先生的真迹、胡絮青在97岁高龄去世前所做的最后一幅画作,都令展厅大放异彩,平添了无限的厚重底蕴。艺术厅大屏幕播放的是老舍纪录片,以及不同时期的话剧、电影、电视剧、曲剧的剧照、资料。四个小屏幕分别是话剧、电影、京剧的影视资料,观众可以现场收听观看。老舍穿过的衣物,被精心地陈列在玻璃橱柜里,看上去那么亲切。
青岛厅全面展现了老舍在青岛的印迹。这里有文史家鲁海先生捐赠的胡絮青的画作、有舒乙的画作精品、有当年山大的校刊和《月牙集》、《我这一辈子》等老版本和老舍去世前7个月的原声光盘。舒济看到当年她在这个小院里的童年照片,感慨万千。
老舍喜茶、爱茶。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便是喝上三通茶。博物馆的二楼和三楼就专门设置了“老舍茶馆”。走累了,可以到此小憩,品味飘散着书香与茶香氤氲的雅致情调。
5个古香古色的茶室,分别用《樱海集》、《蛤藻集》、《东海集》、《避暑录话》、《月牙集》等老舍创作的文集命名。茶室依照民国时期的装修风格布置,老舍书法的摹件悬挂在墙上。老舍文采的另一种展示,从70多年前的怀旧氤氲中缓缓流出。“每一个茶室都不需要摆花,因为窗外都是春色”。老舍茶馆馆长赵成华如是说。喝壶清茶,享受高雅而宁静的书卷气,看窗外毗邻的老房子和老银杏树斑驳的树影,想象着老舍当年在这幢房子写作的那种状态,丰沛缠绵的老青岛风情和百传干折的老城区情调,让心情和旅游变得柔软。
沿着蜿蜒的木质楼梯继续上楼,是小巧精致的三层阁楼。修日如旧,除了必要的加固,这里没有做任何改动,使得这里成为青岛上世纪30年代老房子架构的经典。房屋保留了原有的工字梁结构,老木头只是经过了重新打磨,当年的老铜钉还在,穿越时空的沧桑感不期而至。午后的温熙阳光从老屋的窗户细碎地投射进来,洒下了无边的情致与浪漫。在3个雅致的日式榻榻米茶间里席地而坐,最适合游走的年轻人在此感受青岛老房子的怀日味道。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现代性；心理认同
长久以来，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与主流汉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不均衡，导致少数民族文学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异质性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水平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重要一元，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引起广泛重视，也因此诸多少数民族以自身文化底蕴为基础，培育出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学传统，并以此培养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高素质的民族文学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个性鲜明、特色突出，至少具备民族性和现代性两个属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二位一体、互相联系，一方面，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更加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属性，也是少数民族文学顺应时代潮流、贴近现代文学的附加属性，更加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因此，如何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两者如何紧密联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固有属性――民族性
文学作品必须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源自本民族风俗、文化，感悟于本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培育出独具自身魅力的文学作品，也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蕴早就了不同文化风格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底蕴，是寻求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底蕴、文化发展、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
1、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而非全部
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基础，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文化保障，但绝不能仅仅只注重文学中民族特色，形成定向思维，过度依赖民族文化[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等文学作品引起极大影响，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标杆，这些文学作品来源于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在改编后深受大众喜爱，极大的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重视。但必须注意的是，各种不断改编的过程呈现出依托材料改编材料的窘境，出现了作者但从民族学意义上创作，从而发生了针对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的怪圈。尽管民族风俗、民族特色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体现是必须的，是基础的，但作为创作者，文学作品并非等同于人类学的田野日记，也无非等同于停留于表皮的描述性文字，而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以少数民族文化精神为内涵，拓展文学作品内涵，防止出现虚有其表的作品。
典型的案例诸如壮族作者韦一凡创作的作品《姆姥韦黄氏》中对壮族的本土婚俗进行了描述，如受父母之命的婚姻交易，新娘三日回门等。在作品的开篇，是一首壮族民歌 “男是天，女是地，天上打雷又下雨，地上万花结果实。结了甜果男人收，结了苦果女人吃。”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但是，细细品味后可知，全篇都只是对民族风俗习惯的详细描述，无视壮族存在的封建礼制，在文中只是尽情的赞美女主的盲目服从、忍辱，却没有对最后出现的悲剧性结局进行深刻的反思，没有认识到，这悲剧是落后的封建思想所造成的，最终，此作品扭曲的歌颂着壮族女性忍受奴役迫害的“高尚品德”。文中的女主韦黄氏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成婚，婚后一直顺从于自己的丈夫，在被丈夫背叛抛弃后也无怨言，最后仍然孝敬婆婆公公，终身未再嫁，独自带大儿子。从文中，我们会因为女主的善良而感动，但是，这只是从个人品德上来呈现的，并没有体现深层次的内涵。
2、民族文化底蕴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根本，不能遗失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如果一旦丧失了民族性，也就不能称之为少数民族作品了。出现这种极端状况的根源是极强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对自己民族没有了崇敬感，那么就会一味的附和汉族文学，无论是创作心理还是着眼点，都会以汉族文学为模板，缺少独立的民族意识[2]。这种盲目的趋同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则很容易使得本少数民族的文化通过改革和影响被吞噬，最终民族文学中没有了民族特色。如由瑶族作家莫义明所创作的《八角姻缘》这一作品，表面上是描述两个瑶寨的生活情形，比如男女对山歌、传统婚嫁习俗等，但是文中大多是照搬汉族文学的思想和写作手法，最终整个作品都被汉文化所改造了，只是着眼于描写的创伤和改革开放后的困境。该作品虽然既有少数民族的痕迹，又有改革的热点，但是却不能将这两部分进行无缝衔接，最终使得作品留下过多的人为迹象，削弱了民族性。在作者的作品面向大众后，应该无法想到，其作品的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关注当时的热点问题，而是文学作品所要展现的民族意义。一旦他们在创作时被民族自卑感所困扰，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也就失去了长久的生命力。
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的必备属性――现代性
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们有着独特的本土气息和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但是，在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发现与汉族文学有着类似的现代性。其中向沈从文、老舍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它们创作的作品不仅被世界所承认，而且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文学的发展。
1、国民性问题
在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碰撞的年代，国民性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文学创作的焦点，我国著名作家鲁迅、老舍等的作品真实的反应了那个年代的国民心理和生活现状，推动了我国现代性文学的发展[3]。比如老舍的大量作品都是以批判封建残留和日益堕落的群众思想为主。其中在《二马》、《猫城记》等作品中，老舍对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市民生活状况进行了叙述，其深层内涵却是对愚昧无知、得过且过的国民性进行了批判。
从老舍创作的话剧作品中不难发现，老舍对当下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从我国文学史可以看出，老舍延续了鲁迅的创作思想，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老舍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愚昧无能、传统守旧的国民的无奈，用文字进行尖锐的批判，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对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进行透析，在作品中运用了喜剧形式进行嘲讽，由此可见，老舍先生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色。
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与老舍不同的是，沈从文主要是比较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从而体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渴求现代性的焦虑问题。从沈从文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冷酷无情，因此，他一直呼吁人民之间要互相友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描述了人性的真善美，在文中给我们呈现了善良朴实的翠翠的爱情故事。由于沈从文从小就生活在湘西，因此，在它的作品中尽情的赞美了淳朴的民风，相反的对冷漠、扭曲的城市文化进行了批判。他的作品主要是将湘西少数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城市里冷漠、懦弱的人性作比较，表现了他对民族的爱，迫切的希望增强人民的民族保护意识。
作为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老舍、沈从文在创作的作品中应该不同的写作手法、不同的角度对现实进行了剖析和批判，不断的追求着现代化的改革。相比之下，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作家主要是叙述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关系，而不像老舍和沈从文这两位作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重视国民的精神文化。
三、结论与探讨
通观全文，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必须要有民族自豪感，能够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渗入于文学中，又能不被民族观所约束，对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特色文化表现出来，从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遵从历史发展的规律，从人性、民族精神层面来加深文学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大先.新启蒙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多元化与现代性[J].青海社会科学，2013（01）：125-126.
[2]何辉，周晓琳.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13（01）：289-290.
【关键词】老舍；旗人；族群意识；身份焦虑
在对市民性格的批判上，老舍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与其他新文学作家相比，他之所以在文化思想上显得保守而偏执，恐怕与他特殊的旗人经验不无关联。一方面旗人经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旗人经验也对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构成了制约。
将传统伦理的崩溃坍塌归结为现代个人主义理念的侵蚀，无疑是老舍式“国民性批判”的主要特色，这显然与基于启蒙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批判”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说，这种保守观念与老舍的民族主义立场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利益的社会思潮，因此与个人主义相比，传统主义更有可能成为它的亲密盟友。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关于老舍思想的阐释往往局限于个性心理学的范畴，而老舍思想与其族群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澄清。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舍偏执而保守的思想艺术个性或多或少源于其特殊的族群意识和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随着清朝统治从衰微到灭亡，旗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边缘化。从权力的中心到失落的边缘，旗人族群对当时时代的感受与主体族群是不同的。封建专制瓦解了，可军阀、政客这些新贵族却是横征暴敛，互相倾轧。而在“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中，旗人不但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反而成了“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代名词，这种社会归属感的丧失和自卑感让他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他们的旗人身份。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念的传播，则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社会和伦理秩序的解体，社会日益呈现出种种混乱失范之相：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对此，老舍作为民国下层旗人中的一员，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
主体与自身的社会角色不能达成协调，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定位，无从获得归属感时，就会产生观念和心理的冲突和焦虑体验。假如我们洞悉了这些时代加之于旗人族群的精神焦虑，就不会对老舍思想的保守偏执备感困惑，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前现代的人伦关系在批判的同时又深怀眷恋，对个人自由在讥嘲的同时又充满隔膜。亲身经历过旗人生存困境的老舍，在其创作中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旗人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对老舍的经验世界和思想观念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制约，从而影响了老舍的创作心理或创作无意识，并或隐或显地在他的作品中浮现出来。
老舍在《二马》中借理想人物李景纯提出了他所谓的救国公式：埋头实干+除暴安良。然而，老舍又通过李景纯的铤而走险颠覆了“埋头实干”的内在逻辑，通过他的死于非命颠覆了“除暴安良”的社会效能。他意识到，自己只是的旁观者，这种看戏的心态导致“他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李景纯形象的正面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它不是在激励人们改变现实，而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耐人寻味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老舍在不满于五四新文化的同时，不得不求助于连他自己都不能说服的“过时”思想和救国方案呢？这至少说明，面对现实的“询唤”，老舍似乎怀有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心理障碍。他既是一个理应居于社会核心的文化人，又是一个具有“边缘人”和“旁观者”身份的旗人，这种互为矛盾的角色决定了他不能或不愿在现存的文化潮流中选定自己的位置。
与李景纯的苍白空洞相比，《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在艺术上较为成功：性格丰满深沉，极富有理想性又不失现实性。日军侵入北平，面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危机，瑞宣追求自由解放，但缺乏勇气；憎恨侵略者，却未曾积极斗争；他同情落难者，但又无可奈何……在痛苦和焦虑中，他依然心系国家和民族。他宁肯失业去卖落花生，也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这就是他为自己找到的“无可如何的，似妥协非妥协的”出路。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坚守，为形而下的庸常生活添加了意义，从而在现实之中探寻出一条超越现实的路径。与之相比，李景纯显然是以一种向壁虚造的非现实方式来超越现实，而理想本应具有的内在张力则在这种直奔主题的表达中丧失殆尽。
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往往将祁瑞宣形象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老舍思想观念的演进和和艺术表现力的成熟。但如果联系到老舍的族群意识与社会思潮的复杂关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照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具体社会情势的变化，“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与之相应，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面向：面向西方和面向传统。所谓“面向传统”，主要是指在边缘的、非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自新自强的精神力量。侠义精神源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处于边缘位置。在抗战时期以至50、60年代，侠义精神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一项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如果把李景纯这类正派市民所张扬的侠义精神置于1920年代的启蒙背景之下，它显然是陈腐落伍和“反现代”的。老舍初登文坛时之所以不太为新文学界所关注，大概与这一脱离时代的文化资源不无关联。进入19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逐渐上升为时代的主题，而老舍此前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借重的文化资源也得到普遍认同，这使他“名正言顺”地跻身于新文学的中心。由此论之，祁瑞宣形象的成功原因主要不在于老舍思想观念和艺术功力的进展，而在于时代呼应了老舍在《赵子曰》中提出的难以展开的命题。易言之，一个曾经空洞的命题在《四世同堂》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进而使老舍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如果说李景纯体现了老舍的身份焦虑，那么祁瑞宣则体现了这一焦虑的有效纾解。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之下，老舍此前作为族群意识表达策略的思想立场和精神资源得到了“正名”，由此他作为一个边缘族群作家真正融入了社会主流，而他闪烁在早期作品中的身份焦虑也随着社会归属感的满足而暂时化于无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