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19:39
中国的公路，也叫做马路。
关于马路我听到过这样一个幽默的故事，在一次新闻采访中，一位美国记者采访时，用中文故意羞辱：“为什么你们中国的路叫马路？难道是因为专门给马走的吗？”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地说：“因为我们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所以叫马路。”那位美国记者当场脸红，羞愧不如。其实现式公路是由英格兰人约翰。马卡丹设计的，流传到中国时，俗称“马路”。
过马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了解的事，无非是红灯停绿灯行。但是，最近杂志流传着一种“中国式过马路”。所谓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全。
对此我感到一丝不解，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况且文明出行不是我们一直所提倡的吗？待到周末，我决定去亲自体验一下。上车时一切安好，没有任何差错。不过十四五分钟过后，还真就堵车了。原因是绿灯亮了，司机正准备发车，对面路口出现了一群不太愿意等车的人们，凑够一撮人就朝着另一个路口走去。司机怕闹出事故所以决定等等，这一等不要紧，后面的车辆一直向前挤唯恐再等一轮。就这样，车塞车，人塞人，不一会的工夫就堵起车来。幸好有交警，疏通了堵车风波后。终于到了站，发现对面就是我想买书的书市。可是车辆太多，闯红灯的也有不少。等了许久竟也鬼使神差的加入一群人闯了过去。跳进书海，翻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大概在这飞快发展的经济时代，太多人重视时间，哪怕是一小会也会害怕失去，在回家的路上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因此又发生了堵车。
有些网友评：“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心里觉得别人都走了，自己再等的话就一傻帽，就这样每个人抱着这同一想法就造成了红绿灯虚设的情景。很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从众，而难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中国人的公民素质还需提高。中国人从内心至今对法治观念淡薄。一人不敢行事，人多了就天生有一种从众心理，即便违法也心怀侥幸，别人不遭自己也不会遭。法治伦理未融入自己内心，缺乏国民素质的基本认识和认同，只希望别人做到对自己则网开一面。”
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人人等一等，不仅时间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大，而且安全也不会弃我们而去。
回家的路上，晴朗的天空下是一张张告示牌：“红灯短暂，生命无限。”
高一:刘克
[关键词]民法典 诸法合体 意识形态 人文主义 知识与权力 改良与革命
一、引言
2000 年10月20日,梁慧星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了名为《民法典制订的三条思路》的演讲,指出此次民法典编纂大致分为三条思路:一是由政法大学江平和方流芳教授等人提出的“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二是由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法国民法典式的理想主义思路,三是梁慧星教授本人持赞成态度的现实主义思路,主张取法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结构。﹝1﹞针对梁慧星教授的上述观点,2001年4月19日,徐国栋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了题为《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的演讲,指出梁慧星教授所谓的三条思路实为不妥,严格地说只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条思路,因为“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实质上属于“法律汇编”,是一种反民法典的思路,并戏称此种思路是“懒汉的主张”。﹝2﹞
本次民法典编纂,虽然八字才刚一撇,但却已经引发了民法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吸引了社会各界无数的眼球,﹝3﹞倾注了人们无尽的笔墨,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一书中,称“新人文主义” 与“物文主义”的论战是“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奇怪的是,这场争论完全局限于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者之间关于如何编纂的争吵,“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主张者却自始至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个中原因,笔者不得而知。但从这场论战中不难发现,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术和社会话语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 “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根本不堪一击,此种思路在大陆法系根本找不到喘息空间,在学术界的鼓吹和策动下,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社会舆论都把编纂民法典视为理所当然,意义非凡,在此背景之下,“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下的法律汇编模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扔掉民法典的帽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用传统民法典的严谨结构,是一种现代版的国法大全。这种思路下的法典编纂行为很难称得上是现代的立法,对于讲究概念的精确性和结构的严谨性的大陆法民法学界而言,显然无法认同和接受。
但是,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大陆法国家,传统的民法典编纂是否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在当下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是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其实,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受国外思潮的影响,提出了21世纪是法典化还是非法典化的疑问。﹝4﹞更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是水磨、马车和风车时代的产物,”并从民法典的变动中“觉察出民法典的脆弱性和局限性。”﹝5﹞还有学者提出了“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问题,讨论了“现代法学中的法典化危机。” ﹝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疑问也引起了法律史学者的关注。2003年4月17日的《南方周末》“法眼”一栏刊登了着名学者梁治平研究员的题为《民法的迷思》的短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一般民事立法也能够得到体现和实现,没有民法典一样可以有民法甚至民法体系……。” 同时,文章认为,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的两大理由: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法自身内部的统一,在当下的中国,前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法学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的原因,诸如腐败和地方保护,这些民事立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民法典也无法解决。
上述思路和置疑,虽然在震耳欲聋的制订民法典的喧嚣中微弱的如蝉蚓之细声,但却足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发轫于罗马法的民法典编纂传统,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事立法的关系。作者认为,民法典编纂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这种传统中浸淫太久太深,丧失了对民法典编纂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将民法典编纂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民法典已经被神话,人们能做的就是在它的脚下顶礼膜拜,讴歌赞美,偶尔有不同声音发出,也即刻就被淹没在对民法典的肯定和赞美声中,以理性主义哲学为编纂基础的民法典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癫狂之路。在就连上帝也早已经死了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思考民法典编纂是否是唯一和最优的选择。作者认为,基于民法典的缺陷和对其功能的正确认识,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在上述法典编纂和汇编思路之外,在《民法通则》的统领之下开展民事单行立法,是一种在大陆法的民法范畴内既具有中国创意又切实可行的选择。
二、法典崇拜与“诸法合体”的民法典
众所周知,罗马法是属于诸法合体时代的法律。其发轫之初的立法—十二铜表法,就既包括诉讼法又包括民事法,还有刑法和行政法。﹝7﹞一直到罗马法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标志着其发展结束的《国法大全》同样也是诸法合体。﹝8﹞虽然我们可以在《法学阶梯》看到罗马人明确提出了公私法的区分,﹝9﹞但罗马人在法典编纂时并没有遵循这一标准。当然,罗马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立法的体例,这一点无可指责。
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以古典文化的成就为蓝本,由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思想联系密切,导致法学研究将其最高目标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因此,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将教义和真理尤其是上帝的启示作为一切知识和信仰的最后依据,应有最高权威,丝毫不得怀疑,这就使当时的法学家将《国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当作“成文的理性”,认为其与圣经一样在社会规范上享有同样的绝对权威性。随着罗马法复兴所兴起的研究罗马法的第一个流派—注释法学派基于对罗马法权威的信仰,以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国法大全》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工作(当然,在罗马法复兴的初期,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0﹞虽然后人对罗马法如此崇拜的首要原因在于罗马法自身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正由于其高度的成就,再加上基督教的影响,导致了后人对其的非理性和无节制的崇拜。其后的评论法学派和人文法学派虽然各具特色,但无不以罗马法文本的权威性为基础,其中,
“在人文主义法学派时期,法学家们高举‘返回原文’的旗帜,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着重研究罗马法的本意,讲究获得罗马法的历史知识,他们强调罗马法是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但是却反对评论法学派为了实用而曲解罗马法,反对他们用拙劣的拉丁文,不顾文采和历史敏感,他们更愿意把罗马法看作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现行可以适用的法律。人文主义法学派克服了评论法学派以自我为中心解释罗马法的倾向,恢复了罗马法的系统体系……”﹝11﹞
至于近当代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正如查尔斯??舍曼所说:“就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法典编纂来说,现代立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优士丁尼庞大的罗马法机关的翻版,前者只不过是适应时代的需求,批上了现代语言的外衣而已。”﹝12﹞
当然,欧陆国家如此继受罗马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12世纪城市和贸易的兴起之后,对于法律的渴求只有罗马法能够满足需要,依照罗马法的规定和模式立法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欧陆国家政权林立,国家四分五裂,并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法律,如各地的习惯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教会法,以至于造成了伏尔泰所说的每到一驿站换马时便要适用不同法律的状况,因此,统一国家法律便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民法典的制订更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确立统一的世俗政治权威联系起来。无论是《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无不如此,鉴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为法学界所熟知,在此不再予以赘述。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后世对罗马法的继受过程是具体制度和法典结构的双重继受,贯穿于其中的是世人对罗马法的无限崇拜。无论在学术还是立法层面,罗马法的公私法划分都被后世的大陆法国家所接受,并将公法和私法在法典编纂时完全分开,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无可非议。但是,这种作法的缺陷在于,仅仅是严格贯彻了罗马法的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在私法之下对法律部门作出进一步的划分,这是在罗马法继受过程中对罗马法诸法合体结构没有完全清除干净的结果,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对罗马法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断然拒绝公私法划分的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摆脱不了对罗马法体系的崇拜和迷信。据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留学苏联学习法律的江平教授回忆,“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我还要学罗马法,还要学拉丁文,我看这也是当初苏联民法的特点,它可以批判沙俄的民法但它极度崇拜罗马法,俄罗斯自己认为是东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苏联民法的体系还是按照罗马民法的体系制定的。”﹝13﹞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坚决否认并严厉批判公私法的区分,并将婚姻法、劳动关系和土地法驱逐出民法,但仍然无法走出民法典编纂的圈圈,编纂民法典成为民法学者和国家的共同的难以名状的情结。
关键词：“中国式过马路”；原因；解决方法；伦理反思
所谓“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个词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有人说太具象太贴切了，而有人则会很惭愧地说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事。其实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亟待解决。
一、“中国式过马路”原因分析
1.“中国式过马路”反映了中国人法不责众的心理
中国人喜欢从众，总是存在侥幸心理，不管红灯绿灯，只要有人过马路，其他人也跟着过。还有一些犹豫不定的，看到大家都走了，自己也就跟着走了。如果人人都存在这种心态，最后只会使红绿灯形同虚设。
2.“中国式过马路”凸显了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
有人说这也不能全怪行人，因为现在给人过马路的时间太短，你得小跑才能过去，而且转弯的车辆太多，根本不让行人，所以不得不提前准备。因此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
3.“中国式过马路”也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淡薄
其实平时只有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实现道路安全畅通。但现实却是行人抱怨司机横冲直撞，司机则抱怨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其实大多数中国人都抱着利己的心理来对待规则，认为对自己有利就遵守规则，而对自己无利则无视规则。
二、“中国式过马路”的解决方法
1.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
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
2.城市相关部门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
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
3.增强国人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
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
三、“中国式过马路”之伦理反思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的习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有的人，在国内开车极为随意，甚至把闯红灯视为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一旦到了国外，则变得小心谨慎，以至于比本国人还遵守规则。这种情况表明，人的这种两面性，并不完全是个人素质的使然，而取决于所在的环境的影响。
闯红灯同样如此，一群人或刚刚从警示教育片的放映室出来，那些血淋淋的场面还在脑中没散去。结果在过街时，三五成群有说有笑无视红灯的存在，集体性的闯了过去。若是抓住一个闯红灯者，问其为什么要闯，知道闯红灯很危险吗？他或她会告诉你，当然知道，只是大家都这么干，我为什么要遵守呢？“中国式过马路”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不是一种无意识无意的行为，而是有意识的故意，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环境中，一些伦理和规则就会发生颠倒。
“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交通规则之中，在社会管理，官场治理，商业伦理上同样存在。以官员为例，很多贪官在忏悔中，都会说受到环境的影响很深。这并非矫情，没有一个官员天生就是贪腐的，假若其处于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只有被裹挟同流合污的份，否则就只能被嘲笑。
支撑这样的心理的，表面上是“法不责众”的社会心态在作怪，其实本质上还是社会规则失范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对“法不责众”的过于迁就与放纵，才形成了结伴而行的群体心态。“反正大家都这么做，你又能处理谁”成了一种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很多现象都是以“扎堆”甚至“全民”的状态出现，以至于有贪官被查处了，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周边的人都会将责任归于“运气太差了”，而“伸手必被捉”的规则意识却被置之于外。
成功率一高，也确实加大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假若在个案发生之时，就能按照规则严格处罚，那么谁又会抱有侥幸心理呢？更为重要的是，于法律、道德之外，有一套受人情、金钱、关系左右的潜规则，打破规则平衡，伤害了社会公平，从而导致社会规则失范和失序，假若出事了可以用钱摆平，就会让一些人根本不忌于法律的存在，或者有关系能让违法行为逃避处罚，那么谁都不会敬畏于规则的存在了，从而对潜规则趋之若鹜。
无论如何，与其抱怨他人和制度，不如从自身做起。在闯红灯这件事上，谁都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对社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不同的是，有的人以自身的文明言行，最大程度地传递着“正能量”，而有的人则在随波逐流，甚至散发令人生厌的“负能量”。当我们在马路上行走或驾车时，更应好好地想一想，自己还是不是“中国式过马路”那群人中的一员？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一个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普遍认同的过程。结合网络优点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现实要求，我们可以从文化网络发展的过程中，为大众化路径寻找更多的虚拟路径。
一、网络路径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一）网络路径可以打破了文化受众局限。在传统文化条件下，文化受到时空限制，而网络的开放性彻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以点对点的形式存在和传播，而是以点对面，面对体的形式存在和传播。因此，在网络条件下文化可以以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形态表现出来。这样的文化传播不再受受众的地域、时间、知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可以从网络环境中自由抽取自己喜欢的文化内容。
（二）网络路径为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源类型。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文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样不但可以从不同国家、民族和不同人群中获得不同文化知识，而且可以在网络中对不同文化类型，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综合性分析学习，大大增加了革新和继承所需的种类资源，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三）网络路径改变了受众对文化偏激的理解。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仅限在一定范围内，容易受到时代背景、民族情节、地域特色和传授者的能力等硬性条件制约，这样的传播方式是短命和狭隘的。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环境，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世界，剔除外部文化和本位文化的糟粕，吸收并继承各种文化的优秀成分，这样才会使本位文化更加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路径选择的可行性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需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还必须通过大众化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并接受检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程度广大、辐射范围宽阔、影响人数众多，这就使单一的教授式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合大范围，多人数的传播要求，而网络路径的全球化和多点化也正好适合其内在要求。
（二）网络技术发展特点的要求。网络具备所有电子媒介的综合特点，可以利用文字、声音、图画、影视以及三维空间、虚拟视觉等方式进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使传播客体有全方位的知觉体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本身所特有的抽象性、概括性，所以我们用网络的这些优秀特点，将生硬的理论以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大众在轻松愉快、自然而然中被吸引。
（三）网络受众发展状况的要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较2010年提高1.9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较2010年底增加了1494万人。而这其中可以很好的运用手机网络的人群主要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他们对社会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传播、思潮的演变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和创造者，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巩固。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路径选择的实现分析
（一）推动政府、学校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统一体。政府是研发和建设网络载体关键技术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平台运行重要的运营者和管理者。学校是知识分子的集散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逐步趋于成熟。把政府和学校结合起来，就是把路径和传播的主体、客体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路径链连接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系统。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网络技术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式网络工具相结合，是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又完全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网络化建设过程中，要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放到从规划到管理的整个过程，使一种新的网络技术成为一种新的宣传方式。
（三）增强理论更新，将大众化的宣传日常化。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是源于社会实践，但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又有知识化，单调化的本质。基传播就容易游离于普通民众生活视阈之外，受众因感觉不到理论对于自己的意义而敬而远之。所以，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对普通生命体的意义和价值，彰显其人文关怀。因此，以网络为媒介进行大众化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从原理层面转向民众生活世界里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思考层面，这样才能在这个内容为主和自主选择的时代，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文化。
（四）规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网络路径选择中的危害。时刻警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网络文化从产生起就带有明显的霸权文化特征，这一特征的显现是以对网络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因此，网络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工具，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言论在此充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亦在此登场。因些在选择网络路径的同时就要明白我们将会面对的问题，坚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在各种文化冲突的环境中，将大众化进行下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推进路径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首先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教授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党的十七大提出这一重大命题的直接语境来看，它首先具有特指的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体系的大众化就是在当代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可以有广义的涵义，它泛指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其中就不仅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其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体说来，主要是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其中，第二个方面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当前的重点内容和重要任务。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使其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并自觉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那么就存在一个对谁普及、普及什么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深层的探讨，有学者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他认为，质的规定性是指人民群众，而非特定的文化拥有者、享有者;量的规定性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数量的庞大，即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辐射范围要宽广，要超越政治、经济等因素，跨越职业、年龄、阶层等界限。
有论者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释，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统一中展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而只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致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
有的学者从过程论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被普及化、通俗化和民族化的概念。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丰富，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来说明。但就其内涵本质，学术界并无根本分歧。
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方法
巩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战略任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三个鲜明的理论特征，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被广大人民群所接受，才能够实现大众化。因此，如何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条件和路径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讨。研究的思路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语言、传播途径等方面展开。第一，有学者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通常需要经历四大路径，即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公约和公共政策影响，其中教育宣传是一种直接作用途径，其它三种是间接作用途径。事实上，这四种路径往往是综合作用的，应:
(1)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2)加强公共政策影响。
第二，有学者将实现路径概括为“六进入”，进入学科、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大众文化形式，进入大众文化传媒阵地，进入思想。还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宣传普及的专业性、传播媒介的渗透性、理论教育的主导性，这四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另外，有学者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普及化，关键的前提是“三个讲清”，首先是讲清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实基础;其次是讲清历史，就是讲发展变化，讲前后比较，讲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必然性;最后是讲情理论。如果这些内容不能在由差别的层次上讲清楚，就谈不上理论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第三，另有学者从理论构建、领导示范、话语方式等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
在理论构建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同时，要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增强科学理论教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在引导方式上，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扎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先从武装党员干部入手。广大党员干部是忠实实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靠力量，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用理论武装起来，然后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武装广大群众。
在传播方式上，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实际效果，理论宣传要立足于日常生活，贴近群众生活和实践，寓教于乐，与德育于智育，潜移默化地发挥影响。要根据群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电子媒介，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话语方式上，要避免空洞的说教和陈词滥调的套话，积极运用简单、鲜明、具体的实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群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其转化为大众话语，既简明、扼要又易记。
参考文献:
[1]刘建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J].思想教育理论，2008.
[2]赵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现路径[J].思想教育理论，2008.
[3]孙熙国，路克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J].探索，2008.
[4]杨鲜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J].湖北大学学报，2008.
关键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线；实践原则；根本方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67-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探索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丰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切实发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导向、思想引领和方法指导作用。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形成、确立和发展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1. “思想路线”概念的提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趋于自觉。实事求是思想是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倾向。教条主义思想倾向在党内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的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为了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11-112“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强调这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16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概念，论述了思想路线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标志着我党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探索。
2.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地位的确立：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走向成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使我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走向成熟。
1937年7、8月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科学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概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2]522从思想上开始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唯物而辩证的阐释，赋予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形态。经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全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普遍提高，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被全党共同接受。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最终确立。
在中国革命中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基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问题。我党正是在实事求是正确思想方法引导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3.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内容的创新：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突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赋予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内涵，由此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度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遗憾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虽然艰辛但没有获得理想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邓小平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实事求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指导地位，把党的思想路线变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探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在探索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历史飞跃及理论构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巨大变化，赋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在深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可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能够沿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深入、深化，都得益于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党的十二大把它规定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规定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内在关系，表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1.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前提，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追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它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提供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与方法，解决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然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因此，不管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建设，既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更不能墨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实践告诫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对中国特殊国情作深入研究，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历史也雄辩地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摆脱困境并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引领中华民族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深刻认识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富强，从根本上说是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科学判断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内容上说，就是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实事求是的途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实际活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任何理论，也离不开生动的实际，脱离实际，理论就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关系作过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4]820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强调：一方面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在实际运用中形成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经典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3.实事求是：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表现形式上说，就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作为核心，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在于它以民族形式出现，与中国优秀文化有机交融，正如所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534“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801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典型命题解释马克思主义，又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和原则改造“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正是这种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时，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4.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价值目标看，就是马克思主义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理解、掌握、运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离不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5]任何一种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任何一种理论，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才能不断丰富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通俗的理论、朴实的语言、多样的形式、灵活的方法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
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活力
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根本的实践原则。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1.解放思想：破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认识障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包涵了“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解放思想，就是要扫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障碍，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活力。解放思想遵循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立党之基、立国之本，这个“老祖宗”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需要从客观现实和实践出发，探索事物的内在联系，发现其中的规律，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反对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左”的错误思想、右的错误思想，排除各种习惯势力、主观偏见、思想僵化和盲目崇拜等的干扰，敢闯敢试，勇于突破。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上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在理论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第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
2.从实际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扎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核心的就是把握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7]才能发挥其强大的指导作用。因此，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求全面、准确、深刻把握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633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事实上，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和平方式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以中国特殊国情作现实依据，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作基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的实践特色。
3.与时俱进：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大力推进理论创新，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色，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俱进，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与时代同进步，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在实践发展中不断检验和丰富这一伟大学说。坚持与时俱进必然要求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保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活力，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4.求真务实：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根本的就是求真务实，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具创造力。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推动者，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相结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体。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制定正确政策和采取多种措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真正激活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增添了创造力。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保证；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作为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目标和宗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目标。
结语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就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反之，就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理性审视，我们得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发展的互动性、思想内容的融洽性、实践要求的契合性；立足现实，我们坚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导向和科学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必须不断提升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境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0.
近日，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华文明、中国模式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诸多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同仁共聚一堂，就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组历时一年完成的报告《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进行了热烈而严肃的讨论。该报告已于2010年10月全文发表于《文化纵横》，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报》2010年第19期也刊载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从文明史的高度，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中国建设、发展与崛起的关键，将“中国模式”看作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历史的特征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和先进性团体；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可以说，这种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系统理论解释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尚属首次。因此，与会的各位嘉宾都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所具备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教授就这个报告的缘起和主要特点做了简略说明。他认为这一报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不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二是不割裂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即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三是在报告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即在总结历史道路之外，还从前瞻的角度反过来审视历史道路，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报告各抒己见。首先，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关系，有论者认为，像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连在一起思考的还很少见，可以说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汪堂家教授认为，现在讲“中国模式”其实寓含着人们唤回中国理想的一种期待，但现实中我们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普遍推广的“中国模式”，却是可疑的。王德峰教授则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在指现代化的不同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国模式”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进行的现代化。童世骏教授也指出，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将“中国模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是非常有创新性的。因为现在很多非常赞成“中国模式”的人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例如以奈斯比特和罗伯特・库恩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联。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有某种“中国模式”的话，那马克思主义一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童世骏教授认为，我们对待“中国模式”的态度，不应该下简单的是与否的判断，而应该看这种讨论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和自省。
其次，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上，陈卫平教授认为，我们在这三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道路，所以很多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集中研究西方三百年要解决的矛盾是如何化解的，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之所在。谢遐龄教授认为，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认识，关键点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即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如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是如何摧毁了前三十年建立的新的社会结构。这就要求我们用一种“党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中国社会。
再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问题上，报告试图从大一统、先进性团体和学习型政党这三方面来论证，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秘密，即经济的变化不是纯经济的，而这就要求我们将历史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有学者指出，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碰到了三种矛盾：一是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积累；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中国的发展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三是人内在功能之间的冲突。还有学者从马克思与韦伯对比的角度，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是考察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根本线索。而韦伯则提供了另一条线索，认为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但合理化过程最后的结果却是这个理性的运用使目的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也可以从这两条线索出发。童世骏教授则认为，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汇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实践比较成功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实现了民族复兴的目标，而且也已经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重新界定了民族复兴的含义。但今天这三方面似乎产生了矛盾，从中国国内来讲，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讲，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思想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报告，特别重视后一对矛盾，并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途径来处理这一问题。
最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提到了儒家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对此陈卫平教授主张要去研究为什么儒家在中国古代提出的高尚理想在现实中实现不了，而今天如果要实现这些，需要克服哪些障碍。赵修义教授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把事实梳理清楚。只有先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去做价值评判。童世骏教授则指出了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汇通的三个可能点：第一点，如果我们把理性理解成和意志相对立的，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性主义传统很强的文化。第二点是两者在内在超越的这个传统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可以满足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高度世俗化的时代坚守理想这样一种期望；在这点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精神应该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它也是一方面承认现代社会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另一方面则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第三个可能的汇通点则是在报告中得到详细阐发的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即中国传统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把握到的物质运动与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而王德峰教授则从存在论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契合。他认为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主体的现代化过程是否能够避免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的空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答我们在怎样的一个价值基础上来发展、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何种位置，它是否能够和中国儒家进行贯通，而这个问题，则已经深入到存在论层面，而不是一般政治实践或者制度设计。
关键词：对立论；哲学范式；倒退说；马克思
哲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以教科书改革为标志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划分为“教科书时代”、“教科书改革时代”、“后教科书时代”。其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教科书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与反思中急需突破的藩篱，缘由在于它部分地丢弃或歪曲了马克思本人一些重要的思想论述。然而纵观教科书改革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哲学论争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型所带给学术界的整体印象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与阐释力并没有增强，而是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应该算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难题”，对此破解的通道有二：一是“回到马克思”，在深度耕犁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试图“回到”或“走近”马克思，在重返马克思的阅读中，改变以往一些僵化的理解。二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其实这与前一种有着共同点：“重读马克思”。不同点在于，“重新理解马克思”通常认为教科书是与马克思本人完全不同的、以恩格斯为始作俑者的一种旧哲学范式下的“旧解读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就是要通过“中介式方法”，即在现代哲学范式转型后的“进步”的格式塔话语逻辑下，让另一条马克思本人的“新解读模式”显现出来。国内哲学界如此流行的话语，就笔者研究看来，有诸多的困惑，在此撰文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哲学界方家。
困惑一、“对立论”解读模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追问
非历史性地将“传统教科书”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并且把实质是“退却”的“西文本”中“新哲学”范式的直接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将马克思放置在表层看来“离我们很近”的现代哲学范式下来解读。通过现代西方哲学以及由早期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为“中介式方法”，极力阐扬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在“西语”模式的文本解读中产生了一条“玄妙的自我深化”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解读模式。这是一条与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后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以及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明显存在着异质性的“话语体系”。而面对这一“文本危机”，这些学者必然采用了这样的划分方式：“普列汉诺夫坚信，马克思是通过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而扬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路后来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明确表述。”。这一条解释路线被称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由于这一解释路线的始作蛹者是恩格斯，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恩格斯与马克思存在“差异”。①上个世纪20、3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的发表，于是前一种解释路线“面临挑战”，出现了“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正是这些手稿的发表为这一潜在的解释路线的出场准备了条件。②“我们认为，马哲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解释路线”，“第一条是以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至今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条解释路线在基本立场上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回归”。“第二条解释路线是马克思本人的解释路线”，这“不会像第一条解释路线那样，得到一个抽象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或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社会和现实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路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该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③
这样势必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解释路线”与“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对立起来，认为前一条解释路线“由于费尔巴哈的媒介，马克思回到了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始终在一般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那里。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哲学基础部分进行研究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而“蕴含在马克思手稿中的潜在的解释路线”与此不同，它是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前一解释路线“面临挑战与危机”。他们“宣言式”的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马克思决不是通过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而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核心和出发点。”②
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术路向中，还有学者以“两种哲学范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由此该学者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范式变化轨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20世纪在中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中，发生了多次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但是，由于没有完全超越纯粹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些可贵的哲学尝试并没有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文化精神上达成真正的‘视界融合’；新时期富有创造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从根本上将依赖于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真正回归。”④
另外有学者认为：“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传统，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看成是彼此难分的‘一整块钢’”，而对于国内哲学界近些年来对马恩对立论的阐述时，该学者认为“应该承认，这对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来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他看来存在以下差异：“超验”视野与“经验”视野的分别；“存在决定意识”与“物质决定精神”的不同；大写的“真理”与小写的“真理”的距离；“彼岸”的“自由王国”与“此岸”的“自由王国”的差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个性分野及其影响”。①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恩格斯的语言表达严谨精确，更接近科学语言的范式，而马克思的则更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从而也就更容易引发不同的解读的可能性。”于是这样一种“分离性”的认识便在他们的“前见”中早已默认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差异解读模式是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为背景的，在国内哲学界这成为了一条隐性运作的逻辑方式渗透在哲学解读“样态群”中。这样一来，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便在现代哲学的所谓范式转型中被彻底改写了。由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经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普列汉诺夫等和第三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和谐发展观必然被一道指责为旧哲学范式、变成了“二元对立”知性思维②、旧唯物主义、“意识哲学范式”下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再是一种“发展史”，而成为了一种“倒退史”。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方式的解读方案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样一条“解读模式”下，我们看到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真正解读成一个以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毕生志业的革命者，而被装扮为一个以社会批判理论为哲学创造的经院学者。这是否是这种转型被确认为进步的时候，应该展现给世人的理论承诺呢？难道把马克思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的互文本阅读中，马克思的意图就可以真正从“他者”之中得以显现吗？在这样一个以西方学者的文本解读为自诩的“最高深的学问”中，有些学者似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再加上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早已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动摇了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心。③这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原则和立场的主动放逐，当然更谈不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自我封闭的体系哲学，它永远是开放的，但开放性不是以牺牲掉自己内在的方法论特质和党性原则为代价的。撤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质性差异和原则界限的“栅栏”，把解构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存在主义的概念和语境在非批判地挪移成包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西文本”自身作为西方现实制度本身的观念补充不说，但就哲学层面来讲，这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弘扬其批判精神，而是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品格并使之融合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中去，从而成为了思辨哲学的附庸。
困惑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进步说”抑或“倒退论”
范式转型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哲学界这几年所讨论的问题域来讲主要有“五大哲学范式”：生存论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④。而学术界为何乐此不疲地建构各色哲学范式呢？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那就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基于此种转型的合法性依据，一批主流学者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它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种“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哲学“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被阐释为“四个超越”：
“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白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大都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要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整个哲学的核心，不是其中某个环节或组成部分。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这是对近代哲学关于人的学说和人道主义的超越”。由此，该学者指认：“西方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上述超越不只是在个别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那里发生的个别理论观点的改变，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中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理论思维方式的转型，即有关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等方面的基本观念的重大变更。”“与近代西方哲学比，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①
现在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种“哲学范式转型”能否是哲学的进步？转型的实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型很难认定为“进步”。首先，这种哲学转型的思维方式超越“二元论”是以悬置“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为支援背景获得“根基”的。在“进步说”的学者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的。而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而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则可以借现象学的方法“悬置”起来。浅层上看来，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哲学走向是完全奠基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因为真正客观维度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就是说“本体论”被从哲学上完全抛掷以至于沦丧到单向度的主体一面。
其次、在寻求“主客统一”的“存在”中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过程中，有学者在分析实践这一概念时曾指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②这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和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感情的世界的范围内。”③ 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何在？正确反映对象从何谈起？说主客二分不是指主客“绝对分立”。本体论上讲主体与客体都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合一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哲学家们令人晕眩的哲学话语”，主客二分便是最简单的道理。
再次，哲学范式转型是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哲学倒退。这几年对国内哲学界出现了海德格尔“幽灵风”，有学者直抒在接受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后，才明白了“新哲学”。我们不可否认海德格尔的哲学贡献。但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语体系在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势必是语境的非法移植。在海德格尔“去蔽说”看来，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而将以悬置。事物的意义就在于我观之，物开显之。这种说法直接针主体反映客体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当他拒绝在认识论问题中谈论真理，而欲将真理置于本体论来探讨的时候，这里的“本体”如果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视角来讲的话，他确实是回答了最高问题，但只是肯定了物对“观念”（思）的依赖作用。在一切真的标准以“玄妙的物的对于思的显现”的时候，实质上是忘却了“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异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这样一来，海氏难免进入了对“自在之物”的怀疑，从而进一步走进了不可知论。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转型到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与人的生存相关的“属人世界”也是学界论争实践本体论以及对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否定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落脚点。在国内生存论学者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起点，也是现代哲学生存论的起点，现代哲学生存论的兴起及其问题框架，乃是康德有关哲学人类学在现代哲学的复兴及延伸，这一背景框架，也实质性地呈现了现代哲学生存论的问题背景”。“生存论关涉的正是其中的自由世界”①康德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正是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及其生存价值，蕴含着生存论意识维度。这样到海德格尔那里则是认为一个欲被认识的物体在没有被认识之前，显然对人没有“意义”的。将真理从人的生存本体论加以理解时，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这样的生存只不过是否定了社会关系现实的客观性，抽象地追问人生意义，而对真正人的物质需要的遗忘罢了。悬置“自在世界”走向“属人世界”的主张遮蔽了两个基本事实：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它是反对任何脱离社会历史前提的本体论哲学，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哲学是通过瓦解古典人本主义而走向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是反对一切形态的(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人本主义哲学的”②
困惑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化诉求”还是“中国化问题”
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备现实性关切及与时俱进的创新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的艰难历程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同时要求世人对之加以不断的解读与发展。然而，在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以“学术的幌子”从事“贵族化”、“孤芳自赏”性的理论研究现象。一种以人的解放学说为诉求的科学学说被解说成为了一种知识精英们手里把玩的“文本”。其主要有这样一些状况：首先，树立起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以此规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最为流行的生存论研究，在一批学者看来，他代表了当今哲学的未来走向而且是最为合理的哲学形态。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出现了范式转向以“生存论”为主轴的理论样态。这是理论上为马克思能够走近当代所做的“创新手法之一”。还有的为了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性，不惜在西方哲学家的文本中苦苦寻觅出只言片语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于是大加渲染。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要靠自身的理论与现实来证实，还是要依靠西方哲学家的某些未经语境勘证的片语来保证呢？事实是，在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桩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驳难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诘难史、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所取得的基本原则性的结论，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出现了“马赫翻案风”以及不可知论盛行其世的“渊薮”。其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逾越的“中介”。有学者直言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中介式方法”,即以西方哲学为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在我看来，这种中介是一堵“墙”，通过此墙才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而此墙已经被西方哲学“制度化”或别一种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们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现代的秘方要在现代西方哲学王国中寻求。近两年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人们还对现代性博大内涵缺乏深入理解时已经扑面而来，在挖掘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国内开始运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马克思是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生存论意蕴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的言说变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杂烩，只要我们能从现代西方哲学中读出一种自认为可以学术炒作的“佐料”，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学者卖弄文骚的形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异质性被搁置，在“对话”的“学术幌子”道说出各色奇异的“咒语”。
那么，是否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要学术性呢？当然不是。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应该以“中国化问题”为理论起点、中介、旨归。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性的关怀维度、价值性的批判维度、原则性的人民意识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不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互文本阅读”所能够给予的，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转向，才能够真正走近马克思主义。
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习惯于在原著中机械地搬运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结论来论证某些观点。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有足够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列宁则更加尖锐地指认：“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②说立足中国现实，不是我们常识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中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与方法切近思考这样的逻辑，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面对各种社会思潮，从词句对词句的喧嚣中走出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诉求”下，词句对词句性地旁征博引被看作了哲学研究的“常道”，而一些紧密关注国内外社会思潮涌动的、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阐释的学者被认作为哲学研究的“非常道”。前一阵子，国内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大讨论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学者的“集体失语”，这就足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了“距离”。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大批经典著作就是在批判各色有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潮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词句对词句的对话与承接中“闭关自造”的。所以，在我们看来，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加以重新阐释。①
最后，在全球化视野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强烈的现实性和高度的开放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反映了当今时展的潮流和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在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给予充分研究，提炼出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成果。
①俞吾金：差异分析与理论重构[ 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1)；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j ].江苏社会科学，2003(4)；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j ].哲学动，2004（12）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33、37页。
③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142页、 143页、145页。
②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45页、48页、49页、39页。
④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j ].哲学研究，2005，8.
①何中华：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几点区别[ j ].东岳论丛，2004，5.
②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对学界批判“二元对立”知性思维的理论倾向提出了批判，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 j ].中国社会科学2007.5
③ 汪信砚：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致思方向 [ j ].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
④ 拙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思与辨[j]黄海学术论坛2007辑，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
①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还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8页
②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 j ]. 2002，1.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262页
① 邹诗鹏：生存论的论域及其限度[j].哲学研究，2006
② 刘怀玉：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 j ].哲学动态，2003.9.目前国内对生存论反思的文章已经有些文献可以参阅，比如文兵《生存论质疑》，孙伯?、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2.5.李海清的《海德格尔幽灵》。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页、742-743页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2页、58页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播方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间文艺
目前，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纵观中国思想界发展的历史长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利用民间文艺传播方式积累的成功普及经验，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路径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民间文艺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音乐、戏曲、曲艺等民间文艺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对儒家思想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将儒家思想以歌唱、演绎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扩大了传播范围，促使儒家思想在草根阶级中的传播，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所认知。
（一）“乐”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乐”不仅仅指现代音乐学意义上的音乐，而且也指诗歌、音乐和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1]（P.11）“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深受社会各界的推崇。儒家历来重视“乐”的政治功能，主张用“乐”向人们灌输“礼”的思想。
孔子晚年的很大精力都在为《诗经》订正乐曲，诗三百皆入乐，诗词都是配乐的歌词。孔子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把音乐作为推行礼、乐的手段与工具。“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尚治民，莫善于礼。”用音乐改造社会风俗，而移风易俗的目的又是达到“安上治民”。
虽然孔子对“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未形成完整的系统，直至荀子作的专论音乐的《荀子・乐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成熟。[2]（P.56）他不仅继承了儒家注重音乐社会功能的思想，而且认为“乐”能引导人们的伦理道德观，教化人们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世间万物关系的认知，从而树立社会道德观、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进而巩固礼乐制度的统治。
（二）戏曲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戏曲是演员以故事当事人身份，通过唱念做打进行表演，融会了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因素的综合艺术，具有虚拟性、象征性、程式性等审美特性。[3]（P.14）戏曲形成于唐代，成熟于宋金，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为特点。
唐代的戏曲分为歌舞戏和俳优戏，歌舞戏是以歌舞为主要伎艺的歌舞戏，俳优戏是指唐代歌舞以外的戏曲类型。俳优戏包括“弄参军”、“弄假官”、“弄婆罗门”、“弄孔子”、“杂戏”等。“弄孔子”是表演与孔子有关的戏，出自《太平广记》引自隋朝侯白《启颜录》所记载的“读书岂合不解”是最早的一条优人戏弄孔子的俳语。“弄孔子”戏虽以滑稽的表演作为娱乐，但把儒家思想的雅训转化为俗讲，以角色扮演，调笑谐谑的戏剧表达了民间社会对儒家思想的俗话趣解，使儒家思想借助戏曲在民间广为流传。北宋苏轼的《八蜡》文本综合了《礼记・郊特牲》、《礼记・杂记》的文本，既源于《礼记》，又突破《礼记》，形成一个重视礼节的关于戏剧的新见解。明代丘浚的戏曲著作《伍伦全备记》以宣扬儒家思想的五伦观念和忠孝思想为主，曾在景泰、弘治年间盛行一时。
儒家的经典作品丰富戏曲的内容，既而使戏曲成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载体。以戏曲为基础发展成熟的京剧为例而言，其演出素材不少取自于儒家的经典著作。《新台恨》取材《诗经・邶风・二子乘舟》，另以《春秋》为纲而作的《左传》更为演出提供了不少素材。
（三）曲艺对儒家思想的传播
曲艺是民间口头文学与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演变而形成，以“说”和“唱”为表现手段，用“口语说唱”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
荀子的《成相》篇是讲述利害的讽谏文章，客观的陈述历代兴亡的教训，写作形式以民间说唱为主，较早体现了曲艺的艺术因素。明末松江人莫后光擅长说书，曾为评书创始人柳敬亭的老师莫后光以“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为说话理论。《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这两部古典名著家喻户晓，故事题材主要体现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道德规范。虽然“说话”与“评书”没有确切的继承关系，但很多证据表明“说话”类似于“评书”。儒家思想还借助童蒙教育实现在民间的渗透和普及，《三字经》、《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儿童的启蒙读物，短小精悍、琅琅上口，也以快板进行表演，流传至今。
二、借鉴民间艺术传播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好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在新世纪的背景下，探索多样化、生动化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形式是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所在。
（一）红色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红色文化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主要载体，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群众的普遍认知。红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红歌作为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歌传唱实质是引导大众认识、了解和传播红色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理论化、抽象化的话语体系转变为具体化、生活化的理论体系并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洪湖水，浪打浪》、《王二小放牛》、《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向人们唱出英雄人物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北京的金山上》、《歌唱祖国》等唱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建设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传达着共产党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唱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一切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达了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红歌传唱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一方面不能忽视红歌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在红歌弘扬革命精神与崇高理想的同时，应谨记历史教训，时刻警惕封建思想的卷土重来。“因此，在运用红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应当坚持适当的方向原则，以保证能够正确地进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4]（P.90）实现以红色文化为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新范式。
（二）经典影视演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经典影视演绎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断被中国人民所认识、接受、信仰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把火红的革命历史生动地展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拉近了老百姓与英雄人物的距离，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
电视连续剧《井冈山》生动地诠释了俄国十月革命攻打城市经验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将广大观众带回到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让中国人民深切的感受到不屈不饶的井冈山精神和中国革命领导人探索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5]（P.81）电影巨作《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体现出革命英雄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的艰辛历程，映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经典影视有着巨大的教育魅力，加强对公民影视艺术教育，不仅要提高影视的质量水平，而且应充分利用影视的教育魅力，推进影视艺术教育走进学校教育之中，将其纳入到当代基础教育框架内，进而更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三）利用互联网促进传播载体的多元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大众传媒助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网络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
网络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接受信息的重要渠道，发挥网络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介质的纽带作用，把不同传播者和传播信息沟通起来，实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6]（ P.42）利用网络建立宣传思想工作的红色网站，将红色网站作为网络教育平台，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共享的优势。坚持网络宣传方式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努力拓宽传播渠道，以实现网络的高效传播。如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而走红的《百家讲坛》通过大众传媒引领文化主流，表达了新时期民众的思想实际。借助网络新型媒介通过节目的方式，开拓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平台，也可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进程。
在以网络为传播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反思、批判、变革，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分析现存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法。为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加快虚拟网络立法，规范网络行为活动。
参考文献：
[1]薛永武.《礼记・乐记》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 版社，2010.
[2]陈应时，陈聆群.中国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06.
[3]胡明伟.中国早期戏剧观念研究[M].北京：学苑出 版社，2005.
[4]白鹭.红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分析[J].工 会论坛，2012，（1）.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66-03
十七大报告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在当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重庆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重庆模式”发展规划的指引下，坚持“以民为本”的民生视角，探寻多维路径，结合重庆的革命文化传统和红色资源，积极探索和创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形式。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实践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积极回应与超越，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庆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走出了一条西部大开发的特色之路。其成绩和特色也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之上。重庆市立足本市市情，坚持“突出主线、着眼长远、重在育人、贵在坚持”的宣传理念，坚持“回归生活、人文关怀、群众主体”的民生视角，开发多维路径，形成整体合力，在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进程中有力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据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干部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逐年增多，这一比例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达到68.5%，比全国同期调查高出26.2个百分点[1]。这个数据充分表明，重庆市创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重庆模式”，具有独特的创造价值。
一、坚持民生视角，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诉求
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展现状来看，困境之根源在于其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和维护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宣传形式和内容上没有适应人民大众的根本需求，本质上没有为人民大众服务。实质上就是没有真正从民生视角出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民生视角出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关注人们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重视人们的所思所想，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找准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的结合点，在满足群众需求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重庆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切实把握这一关键所在，使重庆人民真切而深刻地理解到什么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是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回归生活”的特性所体现的。“回归生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和人民大众的生存、生活、发展密切关联，是和民生大事息息相关，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策措施解决民生问题。近年来，重庆启动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提出“五个重庆”建设目标，提出全面惠民的“民生十条”，提出加快城乡统筹建设，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这些政策措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让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这是在讨论他们生活中的事情，这些理论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这些政策措施将科学的理论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为解决人民生活中的难题服务。政策路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重要的路径之一，此外，重庆市秉承科学化、生活化、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理念，使用人民大众的语言，采用“唱读讲传”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采用和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载体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既高调又潜移默化地融入人民生活。
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特性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维度之一，也是十七大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人文关怀是对人作为“人――社会个体”本身的尊重和关怀，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的感受和需求的尊重[2]。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文关怀”首先也是从方针政策上来体现的。这些政策措施既密切关乎人民生存、发展的衣食住行，又关注民生中所包含的价值问题的思考，关怀社会公正、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体现了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唱红打黑”就是彰显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最为突出的表现。通过这种形式深入到民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能自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人文关怀”还通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形式、载体、环境的优化来体现人文关怀，高度重视大众化过程中人民群众主体感受上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的情绪反应。
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视角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主体”特性所表现的。“民生十条”说的全是老百姓牵挂的生计大事，而且都是人人能懂的大白话：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为300多万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新建2000所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条条都点到人们心坎里，桩桩都是群众关切的大事。重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与实践中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和人民群众的焦点、社会的热点、人民生活中的难点结合起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浪潮，营造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良好氛围，努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伟目标。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重庆始终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做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开发多维路径，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全面进展
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需要关注大众化的推进视角，同样应关注大众化的方式与路径。
（一）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习
重庆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心，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 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述略》等为代表的精品力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举办了“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第一届研究生“马克思主义论坛”，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严实的理论支撑。重庆市高度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研功能、宣传功能、服务功能，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俗化、群众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素材，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二）开展“唱读讲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社会转型期的多元价值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障。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本质上不是书斋里的思辨之学，而是面向生活、面向大众的科学理论。“唱读讲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重要形式、重要载体、重要平台，让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书斋走进人民大众、融入人们心灵，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唱读讲传”主题鲜明，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具体，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方向；主体突出，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对象更加广泛。据统计，目前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5.18万场，参与人次达到3298.3万人，组织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850场，讲述故事4012个，直接听众116.1万人次，举办了以“青春飞扬”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晚会、以“公仆礼赞”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晚会、“看精品・读经典――百场巡回报告会”、“经典伴我成长”故事会、“看精品・读经典”专题读书论坛等多项重大活动。活动丰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方式更加生动；效果突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践行更加自觉。调查显示，四大活动干部群众参与面达到86.8%，满意认可度达到90.57%[3]。
（三）通过“三进三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送到田间地头
我党在执政过程中能否保持其先进性，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坚持走群众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重庆市依托党的先进性建设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出“三进三同”大众化路子。“三进（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是重庆市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创新举措，在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取得了卓越成就。首先，“三进三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深受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的欢迎，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宣传氛围。其次，“三进三同”直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进基层，带进群众的生活，帮助群众解决难题，突破了当前马克思主义难进基层的困境。第三，“三进三同”是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实现互动的重要契机，党员干部可通过民众反馈信息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意义上的具体化、通俗化、群众化。
（四）依托红色文化建设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重庆市是我国著名的红色文化之城，具有独特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打造具有重庆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促进重庆文化建设，还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红色文化，有利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增进人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热爱，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提供文化载体。近年来，重庆市大力发展红色文化，出版了以《红岩人物传》、《红岩事件风云录》为代表红色书籍，拍摄播放以《江姐》、《解放大西南》、《雾都魅影》、《在重庆》、《潮起两江》、《烈火红岩》为代表的红色影视，通过“唱读讲传”活动在全社会范围内传唱红色经典歌曲，建立以“红色春秋”为代表的主题网站，发展渣滓洞、白宫馆及歌乐山烈士纪念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52号、新华日报社、宋庆龄旧居等红色旅游胜地，极大地了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
三、形成整体合力，保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推进
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又需要全方位力量共同使劲，更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方能形成巨大合力，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力保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个全方位的工作，需全面统筹，有效协调。重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确处理领袖、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群众三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不同主体在大众化进程中的作用，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牵头作用，建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专业队伍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同时，重庆市有机衔接整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环节，特别是衔接好理论研究与实践这两大环节，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形成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微观上的整体合力。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重庆模式”发展规划的指引下，重庆把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位于重庆的政治文明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之中，全面统筹，扣准好这几大关系的契合点，有机整合各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宏观上的整体合力，为重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促进重庆又好又快进展。
参考文献：
[1] 何事忠.重庆干群信仰马克思主义逐年增多 达68.5% [EB/OL].(2010-12-3)..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31-08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民粹派都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民粹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并没有得到完全厘清。学界或只承认二者之间的否定和断裂，或只承认其关联和承续。这都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了民粹派村社思想的影响和启发，借鉴和吸收了这一思想的合理内容，并对其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进而提出了一套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设想。
一、民粹派的发展脉络及其村社思想
民粹派是俄国19世纪中叶产生的一个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发轫于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赫尔岑在1848年革命期间旅居欧洲，亲眼目睹了革命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对西欧资本主义发生了怀疑，并把目光重新转回了俄罗斯。在对俄国村社和俄国社会进行新的思考的基础上，赫尔岑提出了“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即俄国在村社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力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被俄国另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继承和发展。虽然他们本人不属于民粹派行列，但是，其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民粹派思想的基础和核心。
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俄罗斯大批知识青年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并以人民精粹自居，民粹派由此而得名。民粹派主要包括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两个派别，其中革命民粹派又包括拉甫罗夫为首的宣传派、特卡乔夫为首的夺权派、巴枯宁为首的暴动派；自由民粹派也分为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左翼和以切尔温斯基为代表的右翼。这些派别和代表人物思想庞大而复杂，有些内容还存在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总体上他们仍然“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也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民粹派强调人民至上性和人民主体地位，将人民理想化。民粹派号召并发动革命青年到民间去，认为青年人的战场、生活和科学在民间、在农民中间。只有在人民中间，革命青年才能茁壮成长。一些民粹派思想家强调：“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由自己决定的。此外，俄国人民的生活本身是顽强的、固执的和与众不同的。”需要指出的是，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此外，虽然一些民粹派思想家也承认工人的作用非常重要，仅次于农民，但他们只是把工人当作农民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工人’这个词在我们这里不能象在国外那样来理解它的含义。我们没有或者很少有那种在工厂里成长起来的工人。我们的工人是一年在制呢厂工作，而第二年又到制糖厂工作等等，即使他们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也有大部分人从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得到物质帮助。”在民粹派的眼里，俄国的工人或者是一些还没有脱离土地的农民，或者是一些虽然破了产、但仍然和土地有一定联系并且依旧想回到土地的农民，即从总体上仍然是农民的一部分。随着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民粹派思想家认识到工人的独立性和重要作用，但还是强调“目前城市工人的数量太小，没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单靠工人的力量，没有农民的协助就能进行可靠的变革。因此我们目前只是把城市工人看作在农民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的人，我们在城市工人中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心城市展开宣传工作，然后把全部新增加的力量派往农村。”显然，民粹派认为开展城市工人工作仍然是为开展农村工作服务的。总之，尽管民粹派对人民主要是农民的推崇和信仰，以及对农民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但一定意义上并未脱离俄国基本国情，尤其符合当时俄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基本国情。就此而论，其思想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民粹派强调村社的特殊性及其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村社理想化。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拉夫派就一再强调东正教和村社是俄国优越于西方的两个重要因素。这一思想为民粹派所承接和发展。民粹派强调，俄国村社是优越于西欧资本主义、俄国农民土地公有制是优越于西欧土地私有制的重要方面。舍尔古诺夫和米哈伊诺夫在《致青年一代》中指出：“难道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我们的相同吗？难道他们有农民村社吗？他们可能存在农民村社吗？难道他们的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公民都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吗？不。而我们则能。我们有这么多土地，够我们用几万年。”可见，民粹派对俄国村社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乐观精神。同时，民粹派认为，村社还自发地孕育了共产主义精神。特卡乔夫指出：“人民的社会理想是自治的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使用权，而决不是私人占有权、连环保，以及村社全体成员兄弟般的团结，总之，这是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当然，产生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里，民粹派将村社理想化，将之打上天然的共产主义色彩，并认为村社孕育了共产主义发芽和成长的种子。无疑，民粹派对村社的论述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和盲目的乐观精神，也反映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民粹派也抓住了俄国社会内部结构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村社，并从村社出发探索俄国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种立足俄国社会自身实际探索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做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民粹派强调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依靠农民的力量，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简要概括，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革命民粹派到自由民粹派都对此持肯定态度，只是在具体论述上存在些许差异。民粹派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反对俄国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强调：“我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们不背十字架……让欧洲去背吧。谁能断言，我们应该走欧洲的道路，走萨克森或英国或法国的道路？谁能为俄国的前途负责？谁能说他比六千万人更聪明，比全国居民更聪明？谁能说他知道俄国需要什么，他能引导俄国走向幸福？有哪一种科学能教会他这一点，对他说过他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呢？”显然，在民粹派看来，由于俄国与西欧国家存在着的不同国情，尤其是村社的存在，使俄国不应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俄国的发展道路只能由俄国人民自己来探索，不能由西方国家强加给俄国。随着1861年改革的不断深入，俄国村社遭到破坏的程度也不断加深，民粹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复杂，既不愿意资本主义在俄国得到发展，却又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在俄国不断发展这一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民粹派思想家看不到西欧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笼统地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祸害，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总之，由于受自身小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一方面，民粹派对俄国村社具有天然的乐观和优越感，本能地看不起和排斥西欧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对西欧资本主义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不由自主地否定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打破了人们通常认为的所有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都必须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陈规，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具有独立思考、自主探索的勇气。
总之，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强调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立足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试图走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二、民粹派村社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
影响和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与同时代的民粹派都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在此过程中保持了密切的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和探索受到了民粹派思想家的直接影响，并获得了后者提供的大量的资料上的帮助。从时间上看，民粹派的研究和探索要早于马克思恩格斯，其村社社会主义思想也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启发。
第一，民粹派在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研究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并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俄国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刽子手，是欧洲旧秩序的最后堡垒和后备军，并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俄国与西欧国家存在的诸多差异，尤其是对俄国村社知之甚少，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展现的只是俄国未来的发展景象。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与民粹派交往的深入，尤其是丹尼尔逊等民粹派思想家向他们介绍、推荐并邮寄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文献，从而使他们对俄国村社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民粹派思想家向马克思恩格斯推荐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著作和文章，直接促使马克思恩格斯转向研究俄国村社。1869年9月30日，丹尼尔逊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及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给他寄了一本，希望对《资本论》的创作有所帮助。为了阅读《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自学了俄语，并把学习俄语当成了“生命攸关的大事”。单从书名上看，人们可能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的书，而事实上，该书主要是描述俄国村社和农民生活状况的，强调俄国工人与西欧产业工人的不同仍然在于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公社。这本书是民粹派的重要代表作。马克思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强调该书“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马克思还认为，该书是继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等著作，并强调弗列罗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总之，通过民粹派思想家的推荐和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阅读了大量关于俄国村社的文献，从而使他们对俄国村社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俄国的发行、出版、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也与民粹派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外文版是俄译本，于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在俄国出版；第二个俄译本由普列汉诺夫翻译于1882年在俄国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还为第二个译本写了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于1872年由丹尼尔逊等人翻译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每个知识分子甚至是大家闺秀案头的必备书。而巴枯宁、丹尼尔逊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当时都是民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这就是说，民粹派直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俄国的发行、出版和传播。同时，围绕着《资本论》在俄国的发行和传播，俄国社会各阶层展开了热烈的论战。尤其是在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茹柯夫斯基和契切林反对马克思，季别尔和米海洛夫斯基支持马克思。这次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社会发展前景展开的，也是促使马克思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直接推动因素。换言之，民粹派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和论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直接影响和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影响和启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英国学者汕宁曾指出，对马克思晚年政治思想和认识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有四件大事：第一是1871年巴黎公社；第二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史前社会研究的蓬勃开展；第三是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里保留的非资本主义农村社会，特别是印度，有了更多的了解；第四是俄国和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了有关农村公社（“古老”但却显然存在于资本主义获胜的世界中）以及俄国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包含的直接革命经验方面的丰富证据，从而使他能把上述的一切事件很好地联系起来考虑。汕宁认为，俄国人向马克思提供的资料和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都贯穿于马克思晚年的整个思想历程。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和民粹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时受到了民粹派村社思想的直接影响和启发。从1868年开始，在创作《资本论》第二卷的过程中，为了研究有关地租和土地关系的文献，马克思就非常注意农村公社尤其是俄国村社在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马克思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弗列罗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从而对俄国村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把握。1870年12月下半月―1871年3月中，马克思曾几次会见俄国女革命家伊力莎白・托马诺夫斯卡娅，并同她讨论了有关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问题。1871年1月7日，托马诺夫斯卡娅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至于您在有关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命运问题上所预见的二者必择其一，那末，遗憾的是，它的解体和转为小私有制是十分可能的……您一定熟悉1847年出版的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指《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引者注），其中详细地研究了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从您目前阅读的有关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文章中，您可以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提到这一本书并引用其中的话”。可见，马克思之前在与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会谈中就已经提到农村公社可能面临的两种命运，或者是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或者是转为小私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最早关于俄国村社的性质及其可能遭遇的历史命运的描述。在此之前，马克思对俄国村社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俄国村社可能面临的两种历史命运的评判。显然，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当时正在阅读的有关俄国村社的著作直接相关，尤其是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强调俄国村社有可能实现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的发展道路，从而避免村社解体的历史命运。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一再吸收肯定民粹派村社思想的合理部分。早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在驳斥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就首次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公社所有制“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可见，恩格斯不仅没有完全否定民粹派的村社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解答。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也明确表示了对民粹派探索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的同情。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马克思曾四次提及俄国公社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在1894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这里，恩格斯依旧强调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国，仍然应该积极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显然，从恩格斯开始提出的俄国公社所有制可以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到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再到恩格斯最后提出的俄国可以大大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的思想，都是对民粹派立足自身实际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的同情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
需要指出的是，不只民粹派村社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看法也在包括民粹派在内的俄国社会各阶层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概言之，他们之间有着内在的思想渊源关系，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民粹派村社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吸收了民粹派村社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而且从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对之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套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科学设想。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方法论上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过程中自觉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民粹派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俄国村社所具有的天生的社会主义倾向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并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在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就通过分析俄国村社严厉驳斥了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提议他们多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也指出俄国公社所有制可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入更高形态的社会，这个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显然，恩格斯将俄国村社放入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既尊重规律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又强调规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坚持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此后，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运用和完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1881年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四次提到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指出的俄国革命和西欧无产阶级互补使俄国土地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思想，恩格斯1894年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强调的包括俄国在内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积极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来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的思想，无疑都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深化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思想中蕴含了自觉的唯物辩证法原则，批判和扬弃了民粹派村社思想中具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民粹派村社思想强调俄国村社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俄国农民天生是社会主义选民，因此，俄国可以在村社基础上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里，不论民粹派强调的这些论据是否充分和正确，单是这种线性的逻辑推演就使他们陷入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空想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科学批判，并在他们关于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思想中处处彰显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烈地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论述上升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高度的做法，即每个民族都要经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这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和侮辱，并用古代罗马平民的历史命运的案例来反驳这一理论。最后，他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显然，各国的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要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与民粹派抱着僵化教条的那套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迅速发展、农村公社解体毫无悬念的情况下，以丹尼尔逊为代表的部分民粹派思想家仍然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强调“资本主义化过程的消极方面大大超过了它的积极方面。资本主义给本身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以致通过这条道路过渡到较高级的生产形式是不可能的”。对此，恩格斯不得不指出：“同他（指丹尼尔逊――引者注）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他们至今还相信那种自发的共产主义使命，似乎这种使命把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同其他世俗民族区别开来。”这里，恩格斯批判了丹尼尔逊等民粹派不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而坚持僵化的教条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原则，科学地批判和超越了民粹派不顾历史发展规律、不从发展了的实际出发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观点上对民粹派村社思想进行了科学批判和超越。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放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科学地批判了民粹派只从俄国村社出发、片面地得出村社社会主义结论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村社和俄国发展道路的研究和探索从根本上是服从和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需要的，旨在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前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不可否认的是，民粹派提出村社社会主义思想的初衷是为了让俄国人民不遭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和掠夺，也看到了俄国村社的优越性和西欧资本主义的弊端，同时有一些民粹派思想家也曾强调要对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例如，他们认为：“村社正站在两条道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上：一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王国，另一条则通向个人主义的王国；生活把村社推向哪里，它就会走向哪里。如果生活既不把它推向这一方，也不把它推向另一方，那么它就会永远停留在十字路口上”。显然，这一看法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眼光。但总体而言，民粹派思想家更多的只是单纯从俄国村社自身和个人主观情感出发，缺乏世界历史的视野，更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将世界历史上升到方法论来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问题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前提出发，将世界历史作为分析俄国村社的框架和方法。他们一再强调“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俄国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俄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将俄国村社、俄国发展道路和俄国革命等重要问题放人世界历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与西欧资本主义并存，俄国才能积极利用国内外的一系列有利条件，实现在村社基础上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大大缩短自身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出发研究俄国村社和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从而科学地扬弃了民粹派空想的直接过渡理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把对农村公社的研究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放入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总体实践活动中进行考察，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以及西欧国家的样板和示范作用，科学地扬弃了民粹派只看到俄国村社的优越性、盲目坚持直接过渡的做法。恩格斯在1875年《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明确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也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显然，他们一直将俄国村社的命运放人无产阶级革命总体实践和总体过程中去考察，一再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俄国在村社基础上进入更高形态社会的前提性作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公社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时，恩格斯更加强调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后给俄国的样板和示范作用。他指出：“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同时，如果西欧国家能提供这种样板，俄国以及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积极利用自身公有制遗存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大大缩短自己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主题；思想路向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39-04
[收稿日期]2011-11-10
[作者简介]1.车红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延吉133002）2.庞立生，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哲学。（长春130024）
16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社会理论的关键性主题。对现代社会的描述、解释与批判性反思，构成了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的思想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處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并已能动地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探索。那么，在此情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来反映和表征、引导与塑造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临的重大使命。
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主题
当代中国，正處于自觉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之中。无论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外部环境及主体意识来看，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也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西方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借鉴。在自身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会尽可能地消化、吸收和利用西方现代化的思想理论与实际经验。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又与西方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模式。事实上，西方现代性存在着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质。事实证明，中国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而忽略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有自身的特色，即需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要求，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我们的生存處境，而且要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并使之进行现代性的转换。中国文化一向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精神传统，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需要一以贯之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当今世界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来看，现代性的成长既需要植根于传统之上又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创造。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无论就历史處境、思想遗产与文明成就，还是就现实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而言，都必须与西方现代性具有本质上的差别。西方的现代性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思想基础、理论构造、制度设计、实践运行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印迹。西方现代性自启蒙时代伊始，就一直秉持着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与控制论的价值态度，在二元对立中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与态度来谋求对他者的控制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决定了西方现代性在本质上具有支配性，其发展进程也必然是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是“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之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现代性。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以及和合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遵循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不能以扩张与冲突来展开自身的进程。因此，中国现代性，必须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趋势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理论学说，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自觉敞开的思想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虽然从资本主义开始，但是却并不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要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一种具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并在对立和扩张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代性。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发达的西方现代文明，但在其发展中其扩张性和冲突性的本质也日益暴露，其片面性的弊端和缺陷日益明显。从发展趋势上看，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和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总体性批判，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蕴含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时代所陷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所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在马克思的辩证法看来，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是现代性的发展却势必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困境与危机中，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敞开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旧式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身的深刻理论背景与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性的建构，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也内在地要求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正像马克思所表达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结合所属时代的总体状况与发展趋势，不断探寻和创造自己的合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和无根的，它需要和一定国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现实相结合。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我主体意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主题。只有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坚持不懈地推动和引领思想解放，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提供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思想支持、理念支撑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必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以此展开自己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对话与融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内在地要求超越西方文化以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且内在地要求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因此，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面向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这就要求，既要进一步激活、恢复与提升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论活力与思想性能，也需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与融通，以此推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实现了对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革命性变革，也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既是对西方超验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与有神论的超越，同时也终结了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的现代性文化观念与历史观念，从而使精神生活与文化传统的民族性、差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获得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反叛与变革，在思想上使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的独特价值得以敞开，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这使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在现代性建构中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过程。”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的传播、被广泛接受并真正扎下根来，获得真正的发展，不仅具有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根由，也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在文化精神、价值理念上所具有的契合性、互补性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信仰精神上是非宗教化的和入世的，它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无神论精神并倡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本质上是具有人类性、开放性、实践性。这表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融通、相互促进具有思想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价值理念，可以说既符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底蕴，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思想创造力，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思想文化路径，特别是要在代表人类先进文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民族文化传统得到激活并经过转化而使之获得现代性，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意蕴的凝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与思想升华，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和凝结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对其理论上的升华，其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体认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整理与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与精神意境，从中概括与总结、提炼与引申出具有哲学意蕴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理，以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结晶，它集中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思想境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着中国特色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的理论表征，在思维方式上呈现出和谐辩证的特点，在价值理念上则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不仅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发展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与引导性的思想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表征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为区别于西方旧式现代性模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念与实践智慧，而且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来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和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中去，深入把握与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研究总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从现有成果来看，其研究视域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来源人手，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基本理论出发去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和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和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由此，学者们试图从中凝练和概括出这一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见解与表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