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5: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文学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我国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他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虽然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都有着类似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方面也是大体相同的。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用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粗犷豪迈的气质书写了不朽的诗篇，打开许多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所赞颂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恶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大小来划分文学作品的贡献，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结语
关键词：文化特质；现代化；探讨
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世界逐渐处于一个连接的主体，这个主体要求，每个国家都是整体里的部分，缺一不可。在整体里要学会用宏观的视野看待每一个部分的特质。所谓“质”，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定，也就是事物的隐含意义与表现形式，所谓“特质”就是一个事物的本身性质而显现出来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点。相对的，文学也有其本身的特质，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描述或者记录现实生活，将鲜明的个性通过一定的社会生活，事物规律塑造一个典型的形象。
1、中国文学的特质
文学不仅是文学家探讨的对象，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产、社会生活、地理因素、文化背景、习惯风俗，并由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着它的价值体系。中国文学不仅有自己汉字奇特的辅助，它独特的文学观念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其根源可以说是孔子有关的儒家文化。这种思想深深刻在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上。也正是荀子那种正统的观念深得民心，将修身为国家奋斗的精神为入世核心。在思想上人们偏向于政治主体和道德伦理，尽管这些思想有助于文学位置的提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渐渐的沦为政治的附庸品，失去了文学的纯真性与继承性。但值得庆幸的是，很多中国的文学家都秉承记录真是的故事、写自己所感所想。将刻苦的训练和技巧的境界结合起来，强调一种天然浑成的自然的美。在平淡无奇中创造神奇的雕刻。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侧重含蓄温婉、而西方文学则锋芒毕露、直截了当；中国文学在题材上喜欢描写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将叙事作为辅，很多诗人都喜欢将游历的事迹借文章抒发出来，文人们都侧重写实，在诗歌中人们善于将多种抒情手法叠加运用，在写自己悲伤情调时，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及，但是却将人生的感悟融于文章中，写作的巧妙皆显现其中。文人们还喜欢借景抒发自己的情感，将真实情感放入所叹的事物中，宣泄内心所沉积的情感。
2、日本文学的特质
同处亚洲经济强国，日本虽然人少但却有着自身发展的设备特征，其文化也是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在文学特质上它的文化历史悠久，且源远流长。很多文学在基础上大多借鉴了中国的，受中国文学影响颇大：
每个国家都处于经济链的联系中，作为典型的东方文化的日本，自然而然成为人们探讨的话题，对于文学的含义自然有很多种定义，文学是文化发展到最绚烂多彩的历史的融合，是当时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像，随着时间、人物的推移，日本在发展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思想、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思潮。一个国家的文化、风俗都与它的地理条件、社会背景有关，日本就是这样的，尽管地形窄小，但科技却精良。它的文学形式也继承其地域特征。在形式上大都是短小、结构简介单纯的，也许在很久以前，它的形式就定型了。其中以短小的诗歌形式较为出名，后来发展为较长的连着的诗歌，排比等。到今天仍然很受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形式与语言文字有关，日语的音节单一，迫使诗的形式不用具备押韵的限制，从而导致日本的诗文很容易与它的散文混淆，其形式和散文如出一辙。其中日本的随笔、日记文学很深得人心，在文体上不仅讲究优美，字词上也精挑细选。散文的发展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十一世纪刚开始是，日本小说结构还不完善，在人物链接时还不是很恰当，叙述过程及其单一。随着人们的慢慢改进，其小说结构短小精湛，这一特点是他最为突出的特征，成为当时写小说的一种传统。作家在短小的结构中追求精炼，这种艺术的表现手法，往往就是短短的三两句短歌和俳句，就能准确的表达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随笔和日记也是以短小易记为主。
3、中日文学特质的发展
中国文学历来敢于进取，用于突破自身的封建思想，就拿诗歌的发展来说，有四言诗一直发展到七言诗，这是个喜欢推陈出新的的民族，在散文、诗歌都是千姿百态，五彩斑斓的，在题材上材料丰富、体裁也是多种多样像长、短篇小说等等。总在不断的发展不断地求新。中国文学要想在时代的发展中站住脚跟，就应该学会去伪存真，善于对过去的思想加以升华，学会去除糟粕，取其精华。现如今中国文坛出现很多自由学派，在平等竞争时，不仅把中国文学贯穿发展始终，应学会豪放派等的百花争鸣，也应该放宽政策，让文人们的思想自由创作，这样才能让文学流远源长。但是创新应以本国文学为基础，而不能总是从洋。摒弃本国文学，贪图索取其他国家的思想，应该采取借鉴的态度，从中吸取我们所需要的。
4、结语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人的思想也应该跟上世界的步伐。倘若总是以短浅的目光丈量世界，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淘汰。作为支撑的文学来说也是这样，只有不断更新理念、不管加强题材的创作，才能让它立于不败之地。文学是作者世界观、价值观、生命观的简单缩写，是对当时的文化背景、社会形态的描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与发展，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如今的文学大多成为迎合某些读者的趣味性作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将我们是思想素养提高到某种高度，从宏观的角度看世界、看发展、看文学。而不只局限于目前短浅的写作利益。
文学更多的是精神的东西，是人们理性与感性的碰撞磨合，它属于人类的精神艺术产品，是督促人们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己的一个心理活动。文学是对整个时期文学活动的系统把握。它以现实为基础，通过总结和探究超乎现实的东西。好的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不管中国文学还是日本文学，我们都应该用理性的态度、用宏观的视阀探究其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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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学术专著那客观冷硬的抽象概念性知识，很少让人读之而感动。许多年前，我读到罗宗强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得却不仅是对文学思想的认知，而且更是“文心”直觉的感动。为什么如此？我不断回想着那样的经验，有些明白因为罗教授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陈子昂的精神生命，王维、孟浩然的精神生命，岑参、高适的精神生命；李白、杜甫的精神生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等文学家的精神生命，当然罗教授自己的精神生命也已融贯其中矣。
几年之后，我认识了罗教授，那么真诚、博通而赡才，非只学术卓尔成家，更精擅诗文、书画的创作。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学家当然能“体会”文学家；其后读到他为门生张毅教授《宋代文学思想史》所作的序文，云：“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因此，罗教授之治文学思想史，掌握到独具只眼的锁钥：“士人心态的变化是文学思想变迁的关键。”当然，想要理解古代的士人心态，绝非史料考证、铺排，或套入某些抽象概念理论的框架，就能获致“体贴”的诠释；唯有学者带着自身精神生命的存在体验，契入历史情境中，借由文本而与古代士人相对“谈心”，才能获得“具体解悟”。罗教授就是这样在掌握古代士人的“心态”吧！我终于更加明白为什么罗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那么丰沛地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而让我读之感动不已。中国的人文学问，“文格”与“人格”不能切分，这又让我做了一次贴切的印证。
20世纪以降，知识生产分工越趋琐碎，各种知识专业学科化之后，彼此藩篱不可跨越；学者们也无意跨越，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乃各个固守狭小如牢房的专业领域，不知方尺窗外，还有什么更广大的学问视野！其所为者，恐不在真理的无限创发；而仅是以学求食，知识也不过作为谋生的工具而已；研究的是儒是法是道是释、是文是诗是辞是赋、是戏曲是小说，又有何差别！都是一堆“死文字”罢了，与“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体验、终极关怀全无贴切的关系；于是“学究”一仓库、“专家”满街跑，能博通而创发的学者竟尔难得！
知识专业界域的切割，使得近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各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专业知识界域。其实，从知识原产场域的存在经验情境与过程观之，并没有不能跨越、会通的界域；也就是当我们从观念上，拆除抽象、封闭的知识藩篱，而回归到“人”之生命存在所相即、开显，总体混融而不住衍变的世界，便可会悟到“真理”乃是原生于“人”所“感知”之总体、衍变的存在情境，其中各种要素交相渗透、彼此辩证，终而依借符号，形式化为各种产品。偏执某些知识界域的切分，都是在封闭、排除真理更多可能性、创发性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长期历经知识专业界域过度切分之后，前面所说总体混融、不住衍变、多元要素交涉辩证，已成为我的学术观念基调，并明确表达在几篇论文及演讲词中。因此，我认为所谓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等学科，都只是从总体切割为片面、从衍变抽离为固态、从多元缩减为单一，进而概念化表述为一种界域封闭的知识；但是，“说世界，非世界”，在这类片面、固态、封闭之知识的遮蔽下，吾人所真切相即的世界既无由开显，而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毫不觉察地被遗忘了。“人文学问”之中，已经没有“人”了。
然则，人文的学问，其中必须有“人”；并且在理解、诠释以至建构为系统性知识的过程中，也应既知其“分”而又知其“通”。我认为各种人文知识的“意义结构”，在借由符号形式进行显题化、系统化建构时，纵然必须选择其中某一“显性”要素，作为“主位”的认识对象，但也得同时考虑它与其他“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这是一个总体而动态历程的“意义结构”，其实是中国古代以《周易》《文心雕龙》为“典范”（paradigm）的“知识型”（épistème）。2012年6月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工作坊”研讨会中，提出这个源于中国古代人文学之本质论及方法论的“典范”。准此，各种被片面切分的知识之间，并非截然无涉，可以自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界域。它们只是认知及表述上，主宾显隐的分别而已。例如文学史知识，虽以“文学作品”为“显性”要素，为“主位”对象，却不能将它孤立认识；而必须同时理解到“文学”与其他相关的“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例如文化思想、政治处境、社会阶层化、、历史意识等，诸多因素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以此类推，“文学思想”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意义结构”亦然。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实存”世界中，“文学”从来不曾、也不可能“独立”，更无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汉代以前固然如此，魏晋之后也是如此。“为艺术而艺术”，乃是近现代五四新知识分子既反儒家传统又受西方美学影响之文化意识形态的投射，是一种不切乎中国古代历史实境的幻想。
我抱持这样的学术观念，在阅读罗宗强教授及其门生一系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著作时，就经常产生“与我心戚戚焉”的共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是罗教授独辟蹊径所建立的学科。五四以降，他面对中国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专业切分，仅识其“区别”却不知其“关联”的学术形态，乃寻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做到各知识领域之间“分而能通、通而能分”；而以“文学思想”为基地，会通古代文学家总体混融的历史处境，从各因素之间的交涉、辩证，去诠释历代“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变迁。罗教授所执教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就是这一门学术的重镇，由历代“文学思想史”，推及“士人心态史”，成果非常丰硕，俨然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张峰屹教授的《西汉文学思想史》，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罗教授早已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知识本质论与方法论，对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间的区分及关联，在他自己的著作及为门生的著作所撰写的序文中，已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引起我的共鸣，厥为“历史还原”的研究进路。我理解到，罗教授所谓“历史还原”并非实证史学的“历史重塑论”，也就是并非仅就历史文献的考证，重塑纯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他所指出的研究进路，乃是强调“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诠释”，首先就要做到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那不仅是文字训诂而已，更重要的是原典所蕴涵“文学思想”的意义，必须契入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才能获致深确的理解。假如容我以“诠释学”进一解，也就是对“历史他在性”的文本进行诠释时，必须限定在“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契入其中而体会之；而且所谓“历史语境”始终都处在动态中，并非僵固之物。“文学思想”乃是“文学家”面对他所处的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情境在进行“思想”，因此诠释“文学思想”，当然必须了解古代文学家在文化、社会，尤其政治处境中，所抱持或显或隐的“心态”。“士人心态史”也就成为研究“文学思想史”的要件之一。这是研究古代文化或文学所必要的“历史同情理解”，在这“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有些合理的批判。五四以降，新知识分子之“反传统”已成文化意识形态，未理解而先批判，骂尽古人，而渐积为刻薄之风。其因就在于对待古人，缺乏“动态语境”的观念，没有“历史同情理解”的体贴心。罗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或可一矫这种习气。
张峰屹教授这本《西汉文学思想史》，的确实践了其师所建立的知识本质论及方法论。我仔细阅读，他对于西汉士人由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尤其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的“心态”，诠释得非常贴切而深入；而且能准确地辨识这种历史处境的演变，就在“动态语境”的基础上，恰当地区分出三个时期，并结合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士人心态”的迁变，以诠释各时期“文学思想”的内涵及转向，其中经学处境的影响尤深。同时，他也能适切地运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本，深度揭明政论、辞赋、乐府诗歌等作品，以及文学家的创作行为所隐含的文学思想。这显然是在西汉士人总体存在情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思想史或经学史、政治及社会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之与“文学思想史”之间，彼此交涉、相互辩证的关系，去诠释“西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变迁。张教授在其师所开辟的学术蹊径上，走得昂首阔步，成果斐然。
我仔细阅读，还发现张教授也的确能实践其师所教示的“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许多原典的征引，都不是笼统印象的浅说，而能经由契入历史语境的深度理解，再依借文本分析，而获致确当性的诠释。其中，不少对原典的诠释，颇具独见，这在罗教授为他作的序文中，已指出多处。此外，另如关于《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马积高的《赋史》认为“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汉武帝以后才出现的事”，因而将《旱云赋》断为“非贾谊所作”。张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举出《左传》文本为例，证述“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现象，东周时期已有之。又例如对于枚乘《七发》，他不同意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提出“始邪末正”之说——也就是刘勰所读出的文本之意，乃是前面描述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六件事，皆是“发乎嗜欲”，应该戒除；而最后所描写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才是枚乘正面劝谏之旨。刘勰之后的读者，也多持此说。张教授认为这是误读，因而分析文本，论证听琴等六事皆非邪的“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反而与方术之士所言，同属疗愈的“妙道”。凡此，都可见张教授在“原典文本的解读”上，的确下了很深的工夫，才不致落于人云亦云的谬说。
同时，由于他对枚乘《七发》《柳赋》以及路乔如《鹤赋》、邹阳《酒赋》、羊胜《屏风赋》等这一类作品的细读，而看出汉代辞赋由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这一类“自我抒情言志”的作品，转向“歌功颂德、游戏逞才”的笔墨。其中，隐含着士人对于“词章”书写之“心态”的改变，这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值得诠释的意义。因此，张教授在文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对于“游戏笔墨”特别重视；而在本书中，专立章节，另眼诠释与评价。汉赋的意义及价值，的确应该在“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另辟“游戏笔墨”及“语言艺术”的诠释视域。这是张教授为西汉文学及其思想研究，所开拓的一条值得继续探寻的路径。
关键词：中国文学 走出去 翻译模式
从清末以来，我国文学就一直朝着走向世界文学、参加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不断努力和前进着，但是受到文化启蒙以及救国运动的压力，我国文学在译出与译入各自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当前全球经济、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迅速发展，可以发现我国文学在翻译上的工作已经不能简单理解为创造经济效益或者经济收益，更多的是对我国文学形象的打造与推广上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也就更加凸显出我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我国文学走出去的发展现状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创办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以来，再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出版社成立和熊猫丛书的发行，然后是大中华文库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两个项目的启动，还有近些年成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都表明我国文学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不断努力和坚持。而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行的熊猫丛书就已经开始对我国文学走出去翻译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一丛书的发行也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与途径。但是我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荆棘，其发展步伐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学已经翻译的已经超过了一千部，并且已经传播到海外，到了近些年来，我国当代文学中的多数作品也被翻译到海外，被翻译作家人数也突破了7000人，并且所涉及的翻译语种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高达20多种。但是从实际情况中看，被翻译成为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却仅有100多种，并且都是由熊猫丛书和香港译丛进行发行的。所以说，目前我国文学能够在海外市场当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一般都是由国外的翻译家来进行翻译的，而国内翻译家很少能够参与到其中的翻译工作当中。
在国外众多的翻译家当中，为中国文学界所熟知的就是葛浩文，他也被成为中国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除了翻译近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诸多作品之外，还翻译了贾平凹、杨绛等国内知名作家的数十部多作品，曾经有美国作家评价葛浩文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贡献最多的翻译家，并且中国文学翻译界已经成为葛浩文一人的天下了。
二.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翻译人才的匮乏
我国文学真正的实现走出去、走向世界，翻译问题是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文学作为艺术门类的一个特殊种类，如果文学翻译人员缺乏专业能力，那么就无法将原作品中的精髓进行准确、科学的表现。我国著名作家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翻译者高超的翻译能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翻译家葛浩文在对莫言的作品翻译过程当中能够准确的把握其文章中的精华内容，并且能够将这种精华和精彩之处发挥到极致，所以才能够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学家的真实文学水平。国外汉学翻译家对汉语以及英语两种语言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并且其翻译出来的文章也都有着非常道地和本土化的特点，从而使得国外读者在阅读他们的翻译作品时能够直接体会和理解中国文学的特色。我国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对中西文化的了解与研究程度也是不可小觑的，其不但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而且能够对原著作品进行科学化的保留，同时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新文化内容也能够实现深远的传播，所以说中国翻译家的翻译质量也是非常高的。但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已经相继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离去，这也就使得国内优秀翻译人才处于短缺，甚至是匮乏的状态。所以，人才上的匮乏就直接影响了我国文学的翻译质量，进而就阻碍了我国文学走出去的发展进程。曾经有业内人士对中译外专业的人才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科学估量，估量的结果是能够达到定稿水平的人才数量在国内不会超过两百人。而实际上，这种预测结果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翻译专业人才数量的不充足以及后续从业人员数量上的不稳定，都最终使得我国文学作品的整体翻译质量无法得到很好地提升和保障。
2.文学翻译质量不断下降
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叶璐说过：“近些年来，国内翻译事业已经从小众化逐步向大众化方向发展。”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涌现了如傅雷、草婴以及朱生豪这样的优秀翻译大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使得我国文学在翻译上也逐步的走向了大众化发展。尽管翻译作品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翻译质量较低、粗制滥造问题严重等。这样的现状已经引起了国内翻译界的关注，而笔者认为导致我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严重下降的原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翻译者本身的问题;第二是出版社的问题。曾经有相关的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作为一个合格且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应当具备对作品原有语言的较高程度的熟悉，对译入语言要非常精通，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移情能力，从而能够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三.我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模式探索的相关策略
1.加强具有专业水平的本土化译者的培养，提升译文的整体质量
能够真正促进我国文学作品以科学合理的翻译模式实现走出去的重要环节就是全面提升我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缺乏一位精通中西文化的汉学家，那么这部作品的内涵就无法被完整的表现出来。虽然在促进我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汉学家的帮助，但是更多的则是国内本土译者的培养对我国文学的走出去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随着其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对本土译者的培养也应当注重对其人文素质的提升。除此之外，还应当倡导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严谨风格，这也就需要加强对译者进行职业素养以及思想道德建设，以此来促进译者工作中能够做到诚实守信。
同时，出版社也应当注重对译文质量的提升。出版社在进行翻译约稿时，应当选取具有专业翻译能力的人才，并且给予其充足的翻译时间和空间，并且对翻译要求进行明确。然后在审稿过程当中也要做到认真、严格，从而以高水平的翻译质量来保障我国文学作品能够顺利走出去。除此之外，出版社还应当遵循十年铸一剑的严谨的工作原则，以严谨的工作风格来为我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做出应有的贡献。
2.以归化翻译作为我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翻译模式
我国文学作品目前的翻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异化翻译，一种是归化翻译。异化翻译指的是把原作者作为翻译工作的归宿;而归化翻译指的是把相关的目的语以及翻译文作为翻译工作的归宿。规划翻译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将读者放在工作的首位，对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进行深入分析以后，才会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从而才能够使得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来满足读者的需求。只有这样，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过程当中，不但能够对译文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同时还能够使得译文本身能够起到出乎意料的欣赏性。由于每位读者对同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都会因为其本身的阅读水平和阅读习惯而不同。所以运用归化翻译的方式来开展我国文学作品的走出去发展，不但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翻译效果，而且也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好、更为长远的发展。
四.结论
尽管当前我国文学作品要想真正的实现走出去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内翻译界依然坚持着、努力着。当前我国翻译界只有建立完善的翻译人才培养策略以及出版社以严谨的工作来进行翻译和出版，加强国际化的合作，才能够更好和真正的促进我国文学实现走出去，从而将我国文学推向全世界，让世界领略到中国文学的风采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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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公元155—220）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建都邺城后，为尽早统一中国，曾三次下达求贤令，广泛招揽天下人才。当时，邺城聚集了名流学士百余人，多数人在曹魏政权中任职。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即著名的三曹七子：曹操、曹丕、曹植、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王禹）、应（日炀）、刘桢。他们互相评论，共同探讨，所作诗文骏爽刚健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当时的诗文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民族的风情，令人耳目一新。赤壁之战后，曹操在邺城南引水作舟，训练水兵，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足以反映他要与东吴决一雌雄的决心。他在营建邺城时，强调城市的规划布局，分区疏朗，结构严谨，为后世都城所效仿。
颜之推——（公元531—？）北齐文学家，《颜氏家训》的作者。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后入周，为御史大夫。隋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颜氏家训》以儒家学说为立身治家之道，涉及内容比较广泛。作者对当时的佛教流行、鲜卑语传播、俗文学盛行都做了记录。该书还涉及算术、医学、语言文字、音韵学、艺文理论等，收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保留祖国的丰富文化遗产做出了一定贡献。
贾思勰——北魏末年和东魏时的著名农学家，为我国完整保存至今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具有广泛的农事知识，他深入乡里访问农家，并到田间亲自观察实验，结合古文献中的资料与自己的心得，较为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齐民要术》全书10卷，92篇，分别论述了各种农作物、蔬菜、果树、竹木的栽培，以及家禽家畜的饲养，农副产品加工等。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还记写了干旱地区的耕作、果树的嫁接、家畜去势育肥等，反映了北朝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
晚上11点了，不知不觉我就进入梦乡，用我心灵的钥匙打开我梦想的大门，来到艾尔弗雷德.伯思哈德.诺贝尔纪念馆。
我宣布荣获诺贝尔奖的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界名誉主席刘某某，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到台前来。主持人继续说：“请瑞典的文学院院长为刘某某先生颁发1枚奖章和30万美圆。”主持人又说道：“请刘先生说一下获奖感言。”这时我的手拿话筒激动的说：“谢谢大家！我的这一切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其次感谢那些所有关心我的人，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决不比别人笨，我还要告诉大家，付出就会有收获就回报。这30万美元，拿出20万美元捐给福利院，让那些穷人，那些孤儿能找到家的感觉，剩下的钱捐给我国的鲁迅学院，资助更多的文学新人，把中国文学发扬光大。”这时场下响起阵阵掌声。突然，耳边的掌声没有了，只见妈妈边拍打我的屁股边说：“快脱衣服睡觉吧！”
哦，原来只是我的一个美梦。也许这个梦永远不能成为现实，但我要在文学的道路上执著的走下去。
年轻人谁没有梦想，只要心中有梦离成功的大门就不远，朋友努力吧！奋斗吧！奔着你的目标继续走下去，下一个成功的人就是你……。
关键词：桃花源记；翻译美学；文化交流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方重和林语堂的译文如下：
方译：All of a sudden he came upon a peach grove.For hundreds of paces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stream，the peach-trees were in full bloom.No other trees were to be seen in the whole grove.The soft grass looked fresh and beautiful.Here and there falling blossoms were dancing gracefully in a thousand hues.
林译：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
此段中原文的“忽”字凸显了桃花林的出现不仅出乎渔人的意料，也出乎读者意料。方译中短语“All of a sudden”被置于句首，进行了强调，林译中副词“suddenly”被置于主语后，也是强调，据此，两译者均体现了用词的“准”，适应语境的需要，即后文的“渔人甚异之”。两位译者对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翻译处理侧重不同。在方译中，译者详细刻画，通过“fresh and beautiful”形容芳草，“dancing gracefully”，和“in a thousand hues”来描述桃花，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美景，突出了“美”，即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林译则突出“精”，即精练，无拖沓，一句“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简洁明了地道出桃林的全景。
在字词微观方面，两位译者均向目标读者展示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美学因素，一个强调动态美，一个展示简洁美。
2.“意”与“象”。“意象、意境运用是中国艺术的独特的创作手法，因此翻译审美绝对不可以忽略”。“意象”指作家主观情志和外在物象（物，景，境）的结合，或“情”之于“文”的“赋形”。“意象”蕴涵着“情”与“景”及作者的“意”与“志”，是审美的高级阶段，而“象”也指象征手法，审美者需根据“象”来理解作者的“意”，即其要表达的概念。作为译者，领悟原文中的“象”至关重要，因为“意象”反映的是作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审美情感，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了解意象的文化所指。《桃花源记》文末提到：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
方译：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on learning of it，was anxious to rediscover the place. Nor did he succeed，and died soon of illness.
林译：Liu Tsechi of Nanyang was a great idealist. He heard of this story，and planned to go and find it，but was taken ill and died before he could fulfill his wish.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文末提到刘子骥，实际上是在寄托自我情怀，要借其隐逸之心，抒发自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同时也突出了“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之意。方译中“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译为“A good scholar of Nanyang”，人名被略译，从审美角度来看是译者领略到了原文的“象”，即虚无的桃源，而突出“未果，寻病终”的结局，所以此处弱化了人名的翻译。林译中直接用“idealist”一词来翻译，即“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家”，也同样表达出了桃源的虚无之意，可以说两位译者是异曲同工，都表达出了原文中的“意”与“象”。
两位翻译大家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桃源之美，都传达出了桃花源的象征意义，给读者带来美感的同时，也让目标语读者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译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明清文学；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8-182-1
我国文学在明清两代五个世纪的历史中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大批优秀文学家和闻名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纷纷涌现。明清朝文学的发展具有明显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透视出作家所处时代的发展特点。
一、时代的变迁
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到近代开端的历史变革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对民众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做出了集中反映。
明清文学作品发展的时代变迁元素中，最突出的反映莫过于深刻的民族矛盾和蕴含在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在民族矛盾这一方面，文学作品对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国家的尖锐矛盾做出了反映；在爱国主义这一方面，明末清初及清末期，“复社”、“南社”等爱国主义文学团体纷纷建立，反对民族压迫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龚自珍、顾炎武、屈大均等文学家均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明清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了反对和抗争封建主义的特点。
二、深刻的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重视对普通民众生产及生活面貌的描绘，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强烈的目的和倾向性，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效。而统治阶层同样也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带来的服务功能，有意识地发挥文学作品的传播作用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在封建统治下的反感及抗争。
清代的文学作品对尖锐社会矛盾的反映则更为突出，在“文字狱”的压迫之下，文学作品更是利用隐晦手法表达的对封建压迫统治的强烈反对。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代表。
三、文学作品的形态变化
明清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作为诗歌体裁，且普遍为文言的文学表达方式，这些特点出于对统治阶层喜好的迎合，但是严重脱离了广大民众的需求，在历史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脱离生存土壤和存在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满足了时代要求和特点的小说及戏曲得到了发展并逐渐兴盛起来，《水浒传》等文学作品就是其最典型代表。
在明清两代，虽然诗文的创作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远远不能同小说、喜剧相比。“这一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家都出自于小说领域，虽然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鄙视和压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清两代的小说的历史成就得到了后世的认同。”
四、逐渐贴近民众
在我国，封建的正统文学在北宋进入了其发展后期阶段，并开始被新文学形式所取代，市民情况得以在文学作品中更多的被反映出来就是其代表性标志。具有历史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多以对市井民众生活写照为特点。政治争斗紧密联系起来，在展示作品背后宏大历史背景的同时，赋予了其历史的鲜活性。正是这些特点的产生推动了文学作品的普通人回归进程，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五、强大的社会感染力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最真实体会，因而表现出了十分强盛的社会感染力，文学家在创作经验上的积累是其高水平人物形象刻画的前提和基础。
《西游记》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乐观向上、机智果敢，因充分体现了民众面对困难的斗争信心和坚毅精神力量而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传诵。《牡丹亭》对杜丽娘形象的塑造真实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的悲惨遭遇，受到了那个时代青年女子的同情和喜爱，产生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更是让一大批诸如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掀起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社会热潮。此外，《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著名文学作品的出现将人物虚构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推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峰，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传奇及讽刺题材等多种类别的小说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六、思想内容复杂化
封建主义制度在明清发展到了后期阶段直至崩溃，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深刻且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革频频出现，作家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产生了多元化发展趋势，表现出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此外，由于明清统治阶级对反映其弊端的文学作品持有高压政策，对文字艺术实行严格管制并严格执行“文字狱”等方式的思想控制政策，使得当时的文学作者不得不将目光落在古代，利用借古讽今的艺术方式来表达对统治阶层的不满，这就加深了文学作品主体思想的模糊性，需要通过对作品的深入发掘来正确理解作者蕴含在其中的思想，《长生殿》就是其中代表作品之一。
民族文学在明清两朝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临川四梦”、侗剧、藏戏等基本都是形成和发展于这一时期，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涌现也显示出了文学的民族融合发展趋势。纳兰性德的“纳兰词”享誉我国文坛，《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满洲，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江亭》等是蒙古族优秀文学代表作。多民族文学的兴盛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内涵。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脉络清晰特点鲜明，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付琼.唐宋家选本与明清文学教育格局的转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
关键词：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文学大家，这些大家也往往是翻译名家，为推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无论是社团和流派还是关于翻译的论争较之以往都大大增加了。本文简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社团关于翻译的论争，探究其对于翻译发展的意义。
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帝制。又在思想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为做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则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面，在世界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翻译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思想上有明确的目的，即为当时的政治和新文学服务，从翻译队伍上来看文学社团不断涌现，想成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在蜂起的纯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它们的两个中心，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
2.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简介
创造社是“五四”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创造社成员的译介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译作方面，主要是译介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译风上，具有一种激情和创造性。创造社译介活动中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创造社所标示的‘创造精神’在译介活动上的反映。”（方梦之，2004：365）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的著名学术团体，1921年成立由周作人、朱希祖、蒋万里、郭绍虞、许地山、耿继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熙等发起，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温儒敏，2007：：15）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为翻译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早期将翻译和创作比作“媒婆”和“处女”曾备受争议，然而其后期主张“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以及强调的“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译诗应讲求“风韵译”（即兼顾诗歌的字面、意义、风韵）这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郁达夫提出的“学、思、得” 三条翻译标准是对翻译生者的要求，可以视作是对严复三字理论的一个补充。矛盾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样重要，对于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认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郑振铎则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的三原则。他不仅介绍了泰特勒的翻译理论，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论争
从两个社团代表译家和译学观点不难看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都是早期留学海外，受到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等较早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提倡现实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重译和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这些差异促成了两个社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次论争。
3.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论争的经过
“翻译的文学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的重要论题之一。”（王向远，2006：143）
针对文学与创作的关系，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缘起于1921年1月上旬，郭沫若给《时事新报》主编李石岑的一封信，郭沫若在信中谈到“翻译事业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时期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论及翻译的价值郭沫若写到“翻译底价值，就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受用罢！’……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 在信的末尾，郭沫若指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黄淳浩，1992：187-188）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郭老首先是肯定了翻译在特定时期的价值，但继而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远低于写作，翻译附属与写作，翻译和创作分别比作“媒婆”和“处女”，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显然是不正确的，因而引发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批评。
1921年6月10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质疑郭沫若‘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认为他‘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随后矛盾也与1921年12月10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译文，认为郭沫若将翻译比作盆花不妥，认为翻译和创作一样重要。（参见咸立强，2008：50-52）郑振铎在1923年7月2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翻译与创作》中，更把翻译比作是“奶娘”。
3.2.对于论争的反思
双方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是论争的双方无法心平气和地探讨、抒发各自的见解，而是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采取笔伐的态势，相互攻击，后期更是为论争而论争，这与论争的初衷探讨翻译问题相背离。如果两大社团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这样对于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作用也会更大一些。
在今天看来，翻译和创作是同等重要，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当然，郭沫若后期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都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陈福康，2000：263）这充分肯定了翻译的价值和意义，修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
4.结语
五四新文学作为西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翻译。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批优秀的文学家、翻译家，各类文学社团的兴起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和翻译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大量的文学翻译和文学译作对于这一时期文化启蒙和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 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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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向远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5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前言
鲁迅是我国新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和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往对鲁迅先生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其作品本身，实际上鲁迅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美酷嗜者。可以说西方表现主义美术对鲁迅的思想以及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种思想上的碰撞、精神上的交流。
鲁迅“美术酷嗜者”的身份
鲁迅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身份是多重的，“美术酷嗜者”就是其身份之一。鲁迅的一生与美术有着不解之缘，其所参与的美术活动有很多，具体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收藏，鲁迅一生中收藏了很多美术作品，作品范围也非常广，包括中国书法、绘画、日本浮世绘以及西方现代美术作品等；其次是出版，其出版以及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的画集有很多，内容非常丰富；第三是美术展，鲁迅参加过很多美术展，自己也举办过美术展；第四是翻译，他翻译了很多国外的美术论著，比较经典的就是《近代美术史潮论》；第五是评论，鲁迅作品中以短片小说、散文为主，掩盖了其在美术艺术评论方面的独到见解；第六是绘画，鲁迅真正动笔绘画时是在送给哥哥的扇面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保存下来。同时他也为很多书籍绘制封面和插画；最后是书法和篆刻，他的手稿书法以及撰写的碑铭等得到业内人士高度评。
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的思想碰撞
1.鲁迅与梵高、蒙克
用独战众数来概括鲁迅先生的精神品质再确切不过，鲁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史、革命史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都知道鲁迅这种独立式思想与西方现代精神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西方表现主义美术。其中有两位伟大的美术家对鲁迅这种独战众数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一是梵高，二是蒙克。鲁迅并非专职美术家，并没有对这两位画家作品做出过多评论，但是其对两位画家作品的欣赏是不争的事实。1921年至1931年之间，鲁迅开始关注他们的作品，并表现出极度的欣赏，当时鲁迅并不是广为人知的“鲁迅”，可以说他在这些经典绘画作品中找到了精神知音，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2.鲁迅与罗丹
罗丹被誉为现代雕塑之父，很多人对罗丹的作品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其属于印象主义者，但是关于印象主义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很多学者认为其作品蕴含着表现主义，如经典作品《地狱之门》。后来又有很多学者论证罗丹为表现主义，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将罗丹视为西方表现主义美术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于1925年开始接触罗丹，在翻译《近代美术史潮论》时介绍了罗丹，虽然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鲁迅并没有对罗丹作品进行直接评论，但是在很多论述中却多次提及，他认为罗丹的脸上有“苦斗”的痕迹，认为他的作品“美丑泯绝、使人颤栗”，从这些评论中就可以感受到罗丹及其作品对鲁迅的影响。可以说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和罗丹的雕塑作品中存在着某种共通的东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就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探索和思考。罗丹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现了其对人“存在”的一种思考，描述了人沉沦在世的一种状态。不得不说这与罗丹雕塑作品内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
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
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二、“再次立言”与“成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
转贴于
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
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
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
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
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
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
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
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
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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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