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6: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chfs抽样设计：经济富裕地区(东部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市县中东中西部省份的比例为32:27:21，全国为34:27:38)，城镇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中城镇居委会与农村村委会比例为181:139)，城镇富裕家庭占比较大，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
(2)数据核查：事后对所有受访者进行(电话)回访。
(3)拒访率：chfs的拒访率低于国内外相似或同类调查的拒访率。
(4)数据代表性：人口统计学方面，chfs调查数据在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一致，其中城市人口比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有差异(XX年chfs数据按户口计算为0.3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0.51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不是户籍概念)。在居民收入总额上，chfs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人均收入方面比较一致，在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内部构成上二者差距比较大。
(5)国内有影响力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它是一种使用辅助信息，从而使每个单位均有按其规模大小成比例的被抽中概率的一种抽样方式。pps 抽样是指在多阶段抽样中，尤其是二阶段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被抽中的机率取决于其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大小，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大，被抽中的机会就越大，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小，被抽中的机率就越小。
2.家庭人口和工作特征
(1)XX年chfs样本数据显示平均家庭规模为2.94人。少儿(15周岁以下)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3:100，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0.5:100，老年(60周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性别小于1。
(2)无论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指标1(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根据chfs我国XX年该数据为16.34%)还是指标2(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我国为10.65%)都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且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高于农村。
(3)根据chfs数据，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63.58%，年龄组越低的人群高学历的比例越高。
(4)根据chfs我国城市剩男、剩女(30周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的比例41:62，农村为59:38。
(5)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62%，其中38.44%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大力发展工商业可能是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大力支持私营或个体企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将可能得到缓解。
(6)具有博士学历职工的工资收入低于硕士学历职工的工资，在这个阶段教育收入回报为负。
(7)随着人口年龄降低，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比例显著降低，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关键词】大学生;择业取向;政策认知;就业服务
1 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挑战
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始于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剧烈的外部冲击。金融危机通过以下三重路径对我国就业形势构成严峻挑战:
外需缩减效应。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出现经济增长衰退，失业上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消费减少和储蓄增加等现象，发达国家的进口收入需求效应随之显现，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推迟或取消，影响此类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同时，在外部订单减少和人民币升值效应影响下，不少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或国内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条断裂的危险和亏损、倒闭的威胁，不得不削减生产或关门倒闭，从而造成了就业问题。
投资流失效应。我国是全球吸收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企业或投资者由于受到资本市场筹资和融资的约束，无法筹措资金对新兴市场进行投资。而且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和利润率较大幅度的下降，也降低了投资盈利预期，导致外商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明显减弱。出口滑落带来出口企业和制造业的开工不足，诱发投资进一步下降，加大了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
间接减损效应。由于外需出口缩减和直接投资下降，为货物贸易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也遭受影响，比如外贸服务部门、国际金融和国际结算等部门。同时，国外游客数量减少和跨国公司节约旅行开支，都对服务业贸易和本地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出口下降还通过乘数效应放大了对投资、消费和总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消费者对经济缺乏信心，而导致国内需求进一步下降，从而形成投资与消费的循环低迷。
与此同时，我国大学毕业生规模逐年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预测， 2009年我国大学毕业生将在2008年559万的基础上增加50万人左右
据推算，如果2009年我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将创造900万个工作机会，但仅仅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有610万人。学者武毅英在对经济增长、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之后，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首要因素为经济因素，其次才是高校近年来的大幅扩招。基于理论和现实可以推测，金融危机下就业机会的缩减与大学毕业生的激增，加上金融危机本身的不可预见性，使得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已进入异常严峻时期。
2 金融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形势认知
2.1 大学生对金融危机持续时间的判断:在对某高校的问卷调查中，问卷主要通过询问“您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还将持续多长时间”来调查大学生对金融危机的判断。调查结果表明，62.83%的被试者认为金融危机将在“一年到三年”内结束，11.05%的被试者认为“一年之内”结束，还有22.19%的被试者认为金融危机将持续“三年到五年”，仅有3.93%的大学生选择“五年以上”。
2.2 大学生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影响的判断:在问到“您认为，金融危机对高校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如何”时，如图表2所示，56.26%的大学生认为影响“较大”，19.91%的大学生认为影响“很大”，19.09%的大学生认为影响“一般”，3.47%的大学生认为影响“较小”，另有1.28%的大学生认为“没什么影响”。
图表2
2.3 大学生对未来就业的信心:在回答“金融危机下，您对自己顺利就业的信心如何”时，如图表3所示，大学生群体的分化比较明显:48.03%的大学生表示“信心较小”，40.05%的大学生则选择“信心较大”，另有6.69%选择“没有信心”，4.95%则表示“信心很大”。
图表3
2.4 金融危机下大学生的就业心态:《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工资水平调查报告(2008年)》显示，2007届大学生在毕业时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比率为55.8%，大大低于半年后的87.5%，说明就业现实需要部分学生承受一定的待业期。 这一统计数据是在2008年3月份收集的，当时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经济运行景气度较高，如今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又随着毕业生增多，预计将有更多的毕业生延长待业期，这将增大这部分毕业生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对其所能接受的择业时长有一定影响。
在被问到“您毕业之后，愿意最长花多少时间来找工作”时，55.6%的大学生能接受的最长找工作时间在“六个月之内”，有35.87%的大学生愿意花费“6个月到一年”来找工作。总体来看，约90%的大学生难以接受毕业后一年内不能找到工作的状况，这表明大学生的就业心态普遍比较迫切。
《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工资水平调查报告(2008年)》显示，全国2007届本科毕业生与高职高专毕业生的预期月薪平均水平分别是1677元和1316元。事实上，由于高校扩招以来的日益剧烈的就业竞争，大学生的就业薪酬呈逐年下降趋势。2007年9月，中华英才网公布了全国应届毕业生2005-2007年现金收入市场平均水平，2006年比2005年同比下降4.5%，2007年又比2006年同比下降7.1%。三年间，应届毕业生的年收入缩水了3159元，已经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所以金融危机的来临并没有导致学生预期月薪的大幅降低，1000元是90%以上大学生能接受的月薪底线。
2.5 大学生普遍缺乏职业规划:《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工资水平调查报告(2008年)》数据显示，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比例仅为1.2%，而目前将自主创业作为毕业后首选打算的大学生比例达到3.41%，表明金融危机下大学生有逐渐倾向于自主创业的趋势，但自主创业仍不是大学生的主流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仍有16.94%的大学生“还没有明确打算”， 这表明部分大学生缺乏自身的职业规划，对毕业后的打算比较茫然。
图表4
《中国大学生就业与工资水平调查报告(2008年)》显示，2007届大学生在毕业时已落实工作的毕业生比率为55.8%，大大低于半年后的87.5%，说明就业现实需要部分学生承受一定的待业期。这一统计数据是在2008年2月份收集的，当时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经济运行景气度较高。综合职业搜寻理论和此调查数据，可以推测，随着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将有更多的毕业生在毕业离校时成为失业搜寻者，即进入待业期。本次调查针对这一现实情况设计了关于待业期择业取向和政策需求的问题。
3 金融危机背景下推进大学生就业的指导对策
3.1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配套政策:从1998年开始，我国确立了新时期“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这一就业政策充分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也明确了政府负有促进就业的公共责任。事实上，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还受到经济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文化政策等若干不同政策分系统的影响。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到中小企业工作有着较强的意愿，但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显示，全国2008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相当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这与国家施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直接关系。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小企业生存越发艰难，只有通过金融、财税、管理服务等多重途径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才能最大程度使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功能。可见，促进就业政策效果如何不仅局限于就业政策中的条款规定，而且需要就业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系统的相互协调。政府作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主导提供者，其重要功能在于构建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整体性制度环境，设计实施有效的激励结构，只有这样，政府出台的直接促进就业政策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3.2 分层分类对大学时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择业取向、政策需求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不同学历层次、家庭收入、专业、性别的大学生群体存在着诸多差异。这就意味着有效的就业政策应基于细分大学生群体的基础上制定和执行，应有针对性地考虑不同学历层次、家庭收入、专业、性别的大学生群体的特点，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覆盖到更多的大学生。本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大学生、家庭收入和学历层次相对较低的大学生有较强的意愿到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乡村基层就业，因此政府应制定详细的鼓励农村生源大学生返乡工作的政策，为家庭收入较低的大学生提供基层就业岗位，引导以高职高专和本科学生为主的大学生群体到中西部、乡村基层就业，并加强相关技能培训和福利保障。此外，政府和高校对于文史专业大学生的隐性就业情况应予以重点关注，从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规范和保护。
3.3 政府、高校和其他公共部门应加强合作:金融危机下半数以上大学生对于顺利就业的信心不足，也有半数以上大学生仅能接受6个月以内的待业期，这从两方面说明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就业压力较大、就业心态急切。这就要求政府、高校和其他公共部门加强合作，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就业心理状态，共同做好大学生心理疏导和缓解压力的服务工作。大学生待业期间的就业服务是薄弱环节，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我们建议，政府、高校和其他公共部门应将就业服务延至大学生待业期，特别要注重通过各种组织化手段，建立长效机制来解决待业期间大学生的择业问题和心理压力，缓解大学生在待业期的心理焦虑，并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疏导可能由此导致的行为失范和群体事件，防止金融危机通过就业问题传导成为社会危机。
3.4 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大学生公平就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然而，由于户籍关系、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教育环境、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使大学毕业生面临不同的境遇，在上述因素中占有利地位的成为就业中的强势群体，反之则是弱势群体。本次调查表明，家庭收入较低的大学生、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女大学生就业压力更大，就业观念更务实，就业期望更低，成为就业中的弱势群体。 而随着就业形势的紧张，求职成本也越来越高，择业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就业弱势群体的大学生所拥有的就业机会、资源也会更少，这将加大这一群体的就业压力。因此，国家应当完善立法，加大纠正和惩治用人单位就业歧视的力度，政府部门应制定保护大学生中弱势群体在就业中不受歧视的具体政策，切实体现公平正义。针对弱势群体大学生有更高的意愿到乡村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的情况，国家应出台相应政策予以鼓励和引导，并对大学生的收益差进行制度化的合理补偿。
3.5 促进高校教学内容和就业需求接轨:半数以上的大学生选择通过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和提升社会实践能力来应对金融危机下的就业压力。而目前高校教育的内容体系、知识结构与用人单位需求相脱节的情况广泛存在，这就要求高校推进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教学内容改革，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使得高校毕业生的能力、视野、心态各方面能充分适应以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的需要。高校提供的就业服务应当以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和见习经验为主，积极搭建大学生与社会各界进行交流沟通、获得丰富就业信息的服务平台，使大学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与现实相适应的能力、视野和心态，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就业信心。
参考文献
[1] 李培林，陈光金.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发展预测总报告[A].
[2]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关键词】宏观经济；大类资产；重新配置
一、我国宏观经济背景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制造业去产能化，总需求萎靡的经济阵痛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处于下滑区间，2015年中国GDP增速跌破7%，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7%。2016年3月份CPI环比下降0.4%，同比上涨2.3%；PPI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4.3%。PPI环比由降转升，是2014年1月份以来的首次上涨，但主要受房地产市场回暖影响，指数的上升可能只是昙花一现。3月份PMI为50.2%，重返荣枯线，创9个月新高，但4月又再度回落至50以下。
此外，受内外需不足影响。4月新订单指数为51.0%，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50.1%，同样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进口指数49.5%，再次回落到收缩区间，经济先行指标不力。且就业压力压制价格水平。从业人员指数47.8%，回落0.3个百分点，连续处于临界点下方。收入改善不力、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价格难以持续、大幅上涨。
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政府采取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自2016年3月1日起，央行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降准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规模比例，降准为银行带来3700亿元的资金释放，根据货币乘数计算，带来15000亿元左右的M2增加。此外政府通过逆回购来增加市场流动性，改善企业融资难现状。
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支出，今年1至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8008亿元，同比增长10.2%，比2015年全年增速提高了0.2个百分点。同时，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大幅提升，同比增长41.1%，增速同比上升42.9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提高35.6个百分点。
此外，政府通过长期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稳定中国经济。今年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关键词，并不断推出供给侧改革相关措施：如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购租并举市场，助力房地产去库存。
三、居民大类资产配置现状
根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房产仍是家庭财富配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61%。金融资产占人均财富的16.49%。金融资产中股票的投资参与度相对最高，占到了全部调查家庭的7.35%。其次是金融理财产品和基金。
尽管股票配置占比高，却有高达77%的炒股家庭没有从股市赚钱，大多家庭随财富水平的提升对股票投资依旧持有限参与态度。而与股票形成对比的互联网理财成为了替代银行存款和银行理财的大众居民投资新宠。伴随着15年经济下行压力和宽松的货币环境，传统的银行存款利率及银行理财收益持续走低，居民资产配置占比有所调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配置互联网理财。收益率高、投资门槛较低是互联网理财吸引投资者争相购买的主要原因。然而“安全”仍是家庭选择配置互联网理财产品时需要考虑的首要要素。尤其是一些P2P模式的网贷公司，因不规范运作、坏账频发、担保缺乏等因素先后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导致不少投资者血本无归。
四、结尾和资产配置建议
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日益开放，各类金融产品大放异彩的同时，却因金融监管的缺位、金融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家庭资产风险正不断积聚。在有效把控风险的前提下，如何通过调整资产配置结构实现家庭资产的效用最大化，成为了家庭投资者共同的期待。本文通过下述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警惕房价波动，理性配置房产
房产在中国家庭人均财富中占比最高，不少家庭除刚需外将购房作为一种投资渠道。然而房产流动性没有股票强，也不能像基金一样可以充分将风险分散化，房地产占用家庭财富的比例越高，家庭持有房产对其金融市场中风险资产参与的影响以挤出效应为主（Grossman 和Laroque，1990；Heaton 和Lucas，2000；Cocco，2005；Cardak 和Wilkins，2009；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
尽管政府采取降低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减免住房交易税费等一系列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房地产去库存的多项政策意图稳定房价。2016年开年中心城市房价仍大幅上涨，房产泡沫进一步膨胀。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47个；环比上涨的城市里，涨幅比上月扩大的城市有33个。分城市看，2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均都上涨，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0.5、0.1和0.1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6.2%，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33.1%。
我认为房地产总体“投资属性”趋弱，投资者需警惕房产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可结合不同城市房地产供需、库存情况，调整房地产资产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配比。尤其是对于推断房价会持续上涨或者认为房地产始终优于配置储蓄等其他金融资产从而非理性超配房地产的部分居民家庭，由于政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不会放任房价的持续非理性上涨，一旦房价下跌，将会对该类家庭资产造成严重损失。
（二）加强风险意识，构建资产组合
从资产配置角度出发，首先投资者应根据自身的期望收益、风险偏好、流动性需求、时间跨度要求，选择资产种类。通过对中长期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对各资产价格的影响和各资产风险收益特性及资产相关性分析，构建资产组合。
如目前热销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投资者在配置时应仔细甄别投资平台的专业性以及安全性，查看投资标的，阅读风险提示，了解借款方的用途、借款方的信誉及担保情况等，切不可只为追逐高回报而忽视潜在风险。
根据《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居民所配置的大类资产资产种类相对单一。而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配置海外资产的可行性和效益都在提升。且海外资产与国内金融资产相关性较低，具有很好的分散风险作用。在当前我国汇率制度安排下，居民通过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走弱带来的资产损失。2014年1月至2015年8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值约为6.5%，以同期国内美元理财产品收益率1.3%至2.2%计算，投资美元可使相应资产增值7.8%至8.8%。不可否认，在美元升值预期下，居民短期投资美元资产会带来可观的收益。若居民投资美元，需对汇率较为敏感，同时需了解美元理财产品及其他美元资产的风险，投资门槛相对较高（张源，2005）。此外，黄金资产作为避险工具，它和股票、债券、美元等金融资产相关性很低或呈现负相关，可纳入家庭资产组合中从而分散组合风险。
（三）依据生命周期，规划家庭财富
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死亡的运动过程，它反映了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的变化规律。一个典型的家庭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形成、成长、成熟、退休养老四个阶段。Modigliani和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投资者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规划其收入与财产，财产带来的收入作为影响投资消费的可变因素（Modigliani F和Brumberg R，1954）。随生命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家庭金融投资主要关注家庭投资者的效用目标，根据不同时期家庭资产负债结构、风险偏好程度，合理配置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资产实现资源的跨期优化，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
家庭形成期主要指结婚到新生儿诞生时期，一般为1-5年。这一时期是家庭的主要消费期，家庭财产的主要构成为房产。而房产在某种程度上排挤家庭对其他资产的投资。
家庭成长期指小孩从出生直到上大学前，一般为9-15年。在这一阶段里，家庭成员不再增加，家庭成员的年龄都在增长，家庭的最大开支是保健医疗费、学前教育、智力开发费用。此时家庭财富侧重于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投资注重高安全性和流动性，这部分账户资产可以投入到债券、基金、理财。此外，还可以利用保险产品形成家庭的风险保护。
家庭成熟期指子女参加工作到家长退休为止这段时期，一般为15年左右，此时随着家庭财富积累，家庭债务负担也相应减轻。家庭可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对固定收益类、权益类资产等多种金融工具搭配进行投资。
退休养老期指退休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安度晚年，投资较保守。此时主要选择稳健型配置，可投资国债、理财产品、债券基金等。
参考文献：
[1]Grossman S J，Laroque G. Asset Pricing and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Illiquid Durable Consumption Goodsc[J]. Econometrica，1990，58（1）：25-52
[2]Heaton J.，Lucas D. Portfolio Choice and Asset Prices：The Importance of Entrepreneurial Risk [J]. Journal of Finance，2000，55（3）：1163-1198
[3]Cocco J F. Portfolio Choice in the Presence of Housing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5，18（2）：535-567
[4]Cardak B A，Wilkins R.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isky Asset Holdings：Australian Evidence on Background Risk and Other Factors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9，33（5）：850-860
[5]吴卫星，齐天翔.流动性、生命周期与投资组合相异性――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2：97-110
《经济参考报》刊登文章指中国股市高达265家公司僵尸化。何谓僵尸化？这些公司截止至2015年第三季，资产负债率达到69%，负债1.6万亿，存货额不断上升达3595亿。2012年至2014年三年间，合共亏损近1100亿，但非经常性收益则高达1038亿。这些公司巨额负债，每年利息支出已经高达400多亿。这些绝大多数为垃圾股，占据股市重要位置，令市场无法有效运作――此正是审批制的恶果，但若立即实行注册制则此恶果由全体投资者承担。正是如此，笔者才建议让等待IPO的准上市公司，优先借壳上市，切除中国股市肿瘤，实行新老划断――正如当年股改一样――可以加快注册制的实施时间。不过在要求股市稳定的前提下，此等建议难以实施。
一份名为《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报告指2015年中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4.4万元，其中城镇家庭人均财富为20.8万元。家庭财富构成中，“砖头”即房屋占65.6%，金融资产占16.5%。调查报告覆盖全国25个省，268个县共1200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按照城镇每户人数约3人计算，每户平均财富63万元左右。其中砖头42万，金融资产10万。金融资产包括存款、债券、理财、保险及股票等。此报告指平均每5户家庭便拥有2辆汽车，当国产汽车的价码拉低至3万至4万元，相信愈来愈多的汽车进入家庭。按照美国金融分析师殿特的看法，当一种商品渗透率接近50%时，其行业股票将进入大规模调整时期，相信汽车行业很快会接近了，特别是电动车的兴起，容易令行业产生动荡。
最近一直建议投资者关注新能源板块，本周四有两只锂材料股升停板：天赐材料（002709）及融捷股份（002192）。而多氟多（002407）、天齐锂业（002466）及赣锋锂业（002460）近期一直占据成交金额排行榜前5位，每日换手率较高，本周二至四多氟多每日换手率均超过20%。以除权后的价格计算，多氟多自2013年6月26日的最低点10.14元升至近日的108.8元，最大升幅9.7倍。即使是自股灾1.0的低点17.06元算起，最大升幅亦达5.4倍。其他几只锂原料股稍弱，但走势类似。在升幅巨大面前，为何这些股票走势仍然强劲？
答案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中国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30年下降60%-65%，并且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要实现这一目标，新能源车必须大力推广。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指中央国家机关购买新车，新能源汽车比例要达到50%以上。去年中国汽车销量2459万辆，有券商研究员预期2020年新能源车产量达200万辆，渗透率约10%。德国政府预计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将达100万辆，2030年达500万辆，2050年全面禁止汽油与柴油汽车。
德国、荷兰挪威及英国等是国际零排放车辆联盟成员。荷兰劳工党上个月提交议案，计划2025年开始禁止销售汽油及柴油汽车，获得通过。日本经济产业省《EV・PHV路线图》，提出到2020年日本国内纯电动汽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保有量达100万辆。而全球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新推的车型Modle 3预订量近40万辆，TESLA的CEO伊伦.马斯克（Elon Musk）指公司产能计划两年内自目前的8、9万提升至50万，到2020年进一步增至100万。这些数据一般人会认为利好新能源车生产商，但其实电动车作为新能源车中最大份额者，锂电池占整车成本相当大，而锂电池原料供应商才是最大赢家。
此情此景，令人回想起2001年中国加入WTO。当时一致认为中国加入WTO对出口行业最为有利，但事实却是集装箱码头获益最大。记得2001年6月股市见顶，但盐田港（000088）直至7月23日仍创新高见17.63元，并且于2002年的6.24行情中再创历史新高。主要的原因是盐田港2000年每股收益0.16元，而2001年每股收益0.64元，增长3倍！业绩大增是由于2000年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盐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27%的股权作价9.6亿元置入。
盐田港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1999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158万标准箱（TEU），2000年增至214万TEU（增长35%），2001年升至275万TEU（增长29%），2002年再提升至418TEU（增长52%），2003年达到545万TEU（增长30%），2004年增长速度放缓为增长19%至648万TEU。2002年盐田港每股收益0.95元，业绩增长与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速一致，使得股价自2003年初的14.40元低位升至7月份的23.83元，升幅64%；同期深圳综合指数自378点升至4月16日的453点，升幅约两成，后因SARS令反弹夭折（连abc三浪反弹的c浪失败小5浪都未能走出）。
盐田港自2003年7月23.83元短期见顶，跌至9月底的19.68元，跌幅17.4名。此后再次上升，12年底再创新高。2004年初10配3股，配股价19.62元，除权后股价继续上升，3月18日见顶，股价最高比2003年的23.83元高出27%。4月21日公布2003年年报，每股收益1.32元，每股派息1元且10送转10股，但股价已经展开下跌，至2004年8月最大跌幅40g。
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2003年以前增速比深圳其他码头快，但2003年开始赤湾港后来居上。2003年初至2005年3月，深赤湾（000022）最大升幅达到2.7倍，同期盐田港升幅只有1.4倍（上证指数2005年3月底比2003年初最低点下跌11名，而深圳综合指数更大跌22%）。当时有个网站每个月报道各大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为投资者提供最新的情报，当看到每个月码头的集装箱吞吐量持续上升，自然会有愈来愈多的投资者买入，形成趋势。
砍伤学生者被批捕
12月14日，河南光山县文殊乡一名男子持刀在该乡陈棚村完全小学门口砍伤学生。现已查明，受伤的学生22人，民众1人。制造这一血案的凶手叫闵拥军，目前已经被检察机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受伤孩子也已受到妥善救治，均没有生命危险。据调查，该案是当地一年多内的第三起校园安全案。
法律硕士政法大学
12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78位法律硕士生集体向法院提讼，称2010级学生的新生奖学金是9000元，2011级学生却只有2000元，校方相关行为违法，并要求补发之前的奖学金。法院以学校非行政机关为由未立案。校方称，奖学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拨款取消，尊重学生权。
邮政局严查用户信息泄露
近期，快递单号被大面积泄露，甚至衍生出多个专门交易快递单号信息的网站。针对这一情况，国家邮政局日前对全国各地方邮政管理局下发《关于严密防范寄递企业及从业人员非法泄露用户使用邮政服务或快递服务信息的通知》，要求全行业迅速开展寄递企业信息安全检查工作。
宣扬“末日说”者被拘留
5名妇女因在武汉街头大量散发传单，宣扬12月21日将是世界末日，日前被湖北武汉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给予行政拘留10天。12月初，市民举报有人手持非法传单，在小区和街道散布“世界末日”传单，称“从12月21日开始，地球将连续3天不见太阳。以后太阳将从西边升起，人类将面临72天灾难”。
时尚的原罪
绍兴滨海工业区印染年生产总量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来自有毒生产车间的印染产品，被制成新鲜时装快销到世界各地。这片曾盛产蚕丝和美女的水土，正被印染厂改变面貌。水质和空气污染导致附近癌症肆虐，村民投诉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得病只能等死。
数据控
1年半
73岁的瑞典航海家斯文·于尔温德拥有50年的航海经验，自今年3月起他动手打造一条长3米、宽1.8米的迷你“浴缸船”，准备花1年半时间环游世界。他将由爱尔兰出发，途经南非和澳大利亚，航行4.8万公里。他的小船重约1.5吨，用玻璃纤维等材料制造，载有400公斤麦片和沙丁鱼罐头。
84%
你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吗？一项由加拿大某公司所做的全球调查显示，高达8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高居全球榜首，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是土耳其以及希腊，分别有78%和69%。觉得自己大材小用的比例比较小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卢森堡23%、丹麦25%和比利时28%。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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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12.
[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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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
王小鲁教授关于灰色收入的调查报告认为,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5.4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无独有偶,瑞士信贷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至少有9.3万亿元收入没有向官方申报,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并没有体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里。报告中说,80%的灰色收入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一部分人手里。
笔者认为,如果我国的财富分配果真如此,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问题就非常清晰了。
按国家统计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2009年,全国新房成交额4.4万亿元,加上二手房的交易,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统计收入计算,扣除贷款,已远远超过了城镇的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
灰色收入的调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房地产价格能够持续多年的高速上涨。
我们试想:如果中国5亿城镇人口中,4%的家庭占有了60%以上的财富,假使房产资源完全供需平衡,也不能实行完全市场化经营。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4%的家庭购入50%的房产,其余96%的家庭抢购剩余50%的房产,就会造成46%的房产供需缺口,房价还不涨到天上?所以,某些人一直强调的所谓按供求规律办事,不过是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呀呀学语。
如此,当下中国住房的空置率高企,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是因为所谓的市场化机制,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畸形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造成房价畸形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既有的经济体制所导致的财富分配过度倾斜(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等)。如果我们不解决中国财富占有的“原罪”问题,就应该去掉住宅市场化规则(向德国模式看齐)。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制度事实上已经走入死胡同。
与高房价并生的必然是高物价。
中国的通胀演进逻辑从来就是:货币超发――房价、地价涨――物价涨。因为服务性价格最大成本构成就是地价,由于很多服务性价格要么其权重严重脱离实际的需求,要么干脆就进不了CPI指数成份,这或许是成就CPI温和上涨的唯一原因。通胀开始恶化的阶段多是由粮食等生活资料大幅上涨而引发。
当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时,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的推动工资上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将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比通胀更令人揪心的是,财富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越是萎缩。作为社会核心竞争力重要组成的加工制造、外贸出口等行业衰退,实体产业资金大量向楼市转移和集中,更多地体现出企业及个人的资产避险意图,但是此类资金大量进入楼市,到底能否真正避险呢?“一业兴旺百业衰”能持续多久呢,最终这一行业也会被彻底颠覆。
关键词：保险;储蓄;家庭金融资产
伴随着与城镇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的深化改革,在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概念正逐步完善。除了传统的储蓄之外,证券、房地产等各种类型的投资产品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在欧美早已成为家庭必需品的保险产品,在中国家庭的普及却阻碍重重。如何加强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将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转化,探讨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很有必要。
一、保险产品的金融资产特性
关于保险的性质,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主要分歧在于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是否具有共同性质的问
题。日本学者园乾治教授就以此为界,把近代保险学理论归纳为“损失说”、“非损失说”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二元说”。三种理论分别指出保险具有损失补偿、共同分担和储蓄、补偿二者择一的性质。然而,这些讨论由于一直纠结于保险的物质形式而难以盖棺定论。其实,无论保险的对象是财产还是人身,在家庭的范畴下剥开保险的外在形式,所有的保险都具有鲜明的金融资产特性。
家庭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家庭所拥有的各种金融产品或金融工具。当今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繁多,既有现金、存款、信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产品,也有股票、债券、保险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产品。
保险之所以被视为家庭金融资产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原因是,现代保险不仅具有风险保护功能,还同时具有储蓄、投资等功能。以人寿保险产品为例,保险可以分为有形保险商品(疾病住院、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引申保险商品(促销赠品、售后服务等)和核心保险商品三个层次。不同的保险层次区分反映不同的保险内容,不同的保险内容反映不同的保险本质,其中最能反映保险本质内容的是核心保险商品。在一定意义上说,保险所具有的投资工具功能和保险能够显示保险购买者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与爱心等特征,是现代保险的本质所在。正因为如此,保险不只是家庭金融的组成部分,而且能够成为其他家庭金融产品的“代言品”。
二、保险产品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构成
近年来,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大量增加,尤其是城镇居民。从1984年到2005年的20年间,城镇居民户均金融资产增长显著。截至2005年底,中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总量达到20.65万亿元,比1978年的376亿元增加了554.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3%。(表1)
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家庭金融资产的结构调整。这不仅是因为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变大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家庭消费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进行家庭理财,提高家庭金融资产使用效率的需要。从表2可以看出,1984年之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相对较为单一,主要是居民储蓄存款和现金两种,证券也基本上都是有“金边债券”之称的政府债券。但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等的兴起,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已由单一化逐步趋于多样化。有价证券、保险的占比逐渐增加,尤其是保险准备金,增长速度惊人。(表2)
1985～2005年中国保险业实现了年均3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保费收入指标为衡量标准,保险需求总量从1985年的4.6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4,927.34亿元,保险深度由0.1%上升至2.7%,保险密度由0.47元上升至375.64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与保险发展特别是人寿保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家庭金融资产的增加刺激了保险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的发展也反过来推进了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化进程。
三、国内外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保险产品差异分析
表面的繁荣不能掩盖事实的尴尬。在保险占家庭金融资产的份额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居民的有效保险需求不足,保险使用率偏低等问题。保险使用率通常用保险渗透率和投保率等指标来表示。有资料显示,中国城镇的保险渗透率大部分在30%以下;保险投保率特别是长期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还不足10%。与世界平均水平80%的投保率相比,指数偏低;与国民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的保险消费需要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根据前几年中国保险消费市场的一个抽样调查,在被访家庭中,49%的家庭仅拥有社会保险;4%
的家庭仅拥有商业保险;19%的家庭同时拥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另有28%的家庭既没有社会保险,也没有商业保险。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家庭金融资产增长的同时,作为家庭金融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并没有得到同步增长,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还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究竟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如何分配才是合理的?保险又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不妨先看看美国和日本的数据。2005年同期的日本居民金融资产构成中,存款和现金的占比比中国低16.5%,有价证券的占比比中国高10.5%,保险资产所占的比重则高达15.5%;美国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中,各项存款、现金以及证券所占的比重约为15.7%和52.1%,分别是居民金融资产中占比最低和最高的项目,而居民对保险资产的持有量则高达30.8%。
为了更好地和中国当前的情况对比,考察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l,000美元和3,000美元前后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图1、图2)1966～1973年日本完成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飞跃仅用时7年。从图1可以看出,安全资产在日本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60%左右;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呈逐渐上升趋势,达到20%以上,领先于债券和风险资产等其他家庭金融资产;而美国的人均gdp早在1942年就达到了l,000美元,又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于1962年实现了人均gdp3,000美元的跨越。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变化较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一直占据20%左右的份额,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安全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开始下降。风险资产的变动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有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例稳步上升,超过30%。
纵观两个国家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的变化及其特点,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那就是: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不断增加,安全资产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保险和退休金等家庭金融资产在整个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则逐步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险能够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成为其他安全资产的“替代品”。
虽然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种类也在朝向多样化发展,但对比美国和日本的数据,在经济发展相同的阶段,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却没有产生相似的变化。2007年中国人均gdp为2,456美元。可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的统计,在中国居民户均拥有的人民币和外币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所占比重分别高达69.4%和96.45%,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同样显示,2003～2004年期间,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高于30%;2005～2006年初,该比率受加息的持续影响,已经增长到40%左右;即使在股市较为红火的情况下,2007年第一季度居民拥有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仍为储蓄存款。
中国家庭将大量的金融资产主要用于银行储蓄,相应的,花费在保险和其他金融消费的家庭金融资产比例就很难提高。如此一来,发挥保险在安全资产中的作用,并以此拉动家庭保险需求,促进家庭保险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
四、影响中国家庭保险产品购买因素分析
(一)实证检验。家庭保险的发展不完全等同于保险业的发展。影响中国家庭保险深入发展的因素也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的。除了高储蓄率之外,收入、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都有可能会影响家庭对保险产品的投入。
通过一个简单的实证检验来说明,如表3。表3是检验数据,检验区间是从有我国有保险数据统计以来的1985～2006年,因变量为保费。由于在这里考察的是家庭保险,所以数据是由财产保险中的家庭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个部分相加而得,自变量分别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储蓄余额(亿元)以及有价证券余额(亿元)。选择城镇居民的数据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目前购买保险的比例还很小,不具有代表性。数据来源于199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1986～2006中国金融年鉴。(表3)
首先对数据做散点图处理,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线性或是非线性的关系,以利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通过散点图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保费之间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储蓄余额和保费之间存在半对数关系,而有价证券与保费之间的关系则并不明确。(图3)
对于这个存在非线性关系的非线性模型,不妨先假设其表达式为:
insi=c(1)+c(2)inci+c(3)lndepi+c(4)f(seci)+μi
很明显,这是一个时间序列模型,所以对保费以及其余三个影响参数的时间
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分别得到时间序列图,如图4所示。(图4)
从时间序列图初步可以判断,除了有价证券这一序列之外,其余三组数据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相关图检验,有价证券序列的确是平稳序列,而保费、储蓄余额和收入经过一次差分后也都变成了平稳序列。
根据之前假设的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初步的估计:
d(ins)=c(1)+c(2)×d(inc)+c(3)×dlog(dep)+c(4)×sec(-1)
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表4)
结果很显然,十分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价证券和保费之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确定。在模型试验中,除了采取差分法以外,还试验了相对变化增长以及开方等方法,效果都不明显。反观时间序列图,发现除了有价证券外,其余三组数据虽然具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且都不平稳,但它们之间似乎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这里,把有价证券因素剥离,接下来对保费、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余额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表5)
从检验结果看,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的。因此,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意义上讲,建立如下模型:
insi=c(1)+c(2)inci+c(3)lndepi+μi
模型是合理的,随即干扰项也一定是“白噪声”,模型参数也有合理的经济解释,可以用经典的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因果关系回归模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表6所示。(表6)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数据的因果联系并不十分完美。但在保证数据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t检验,可见系数r2也显示拟合程度接近95%,已经相当难得了。
因此,模型近似可写成:
insi=4794.535+0.668inci-708.244lndepi+μi
(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原以为可能和家庭保险存在此消彼长关系的有价证券事实上却并没有与家庭保险的发展产生必然联系,而收入和储蓄的确是影响中国家庭保险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地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动态调整。各阶层之间虽然在获取政治资源、声望等级方面有所区别,但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收入有限以及中国家庭固有的对于传统储蓄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庭保险的发展。
1、收入限制。保险消费有两个前提:一是风险的客观存在;二是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借鉴新和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框架,我国学者根据经济因素判断的阶层类型分为富有者阶层、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资料显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金融资产分布不均,世界各国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的客观现实就是大量的金融财富集中在少数富有者阶层手中。例如在美国,财富最多的10%家庭,拥有将近60%的安全金融资产,将近100%的债券和超过70%的风险金融资产。中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家庭金融资产向中产阶层以上家庭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户均家庭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66.4%的城市家庭金融资产。而大部分低收入阶层家庭由于受到其购买保险的经济实力限制,投保比率偏低,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2、认识偏差。即使在具有足够购买能力的中国富裕家庭中,保险在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市场营销中心数据库提供的调查结果,中国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投保率走势是一种“倒u字”曲线,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状态。具体地说,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和家庭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上者购买保险的比例也偏低,唯有家庭月收入在2,000～20,000元之间者购买保险的比例偏高。高收入家庭出现的保险效用递减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家庭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首先是不了解保险的保障功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的结果,当问到城镇居民储蓄的目的时,“攒教育费”、“养老”和“防病、防失业或意外事故”等回答长期居于前列。这表明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值增值,而是为了防范未来风险。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同样的目的。根据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提供的调查数据,2006年有30%的中国城市家庭对寿险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有高达87%的城市居民没有购买保险的意向。实际上,保险正是个人以小额成本即保险费替代大额不确定损失的一种机制,损失发生后的经济补偿正是现代保险最基本的功能。
第二个认识偏差是有关保险产品作为投资工具的功能。不少居民在购买分红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时大都将其回报和银行存款进行
比较,但当股票市场、基金产品火暴之时,他们却往往盲目地选择退保。尽管仅从收益率上看不及股票或基金,但它们有着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无法替代的功能——风险保障。一味将保险作为股票或基金投资的替代品,过度重视新型保险产品的投资工具功能,抹杀保险产品的基本保障功能,便又走入了另一个认识误区。
3、信任危机。除了文化传统和体制因素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社会大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不够。保险商品与一般商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无形的服务性商品。保险公司卖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保险单仅是对未来特定情况的“一纸承诺”。这一承诺是否履行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保险事件是否发生。而在现实生活中,保险方存在的夸大保险作用、诱导购买、误导客户、承保容易理赔难等失信行为,让中国的消费者倍感寒心。
主观上具有购买保险的愿望和需求,客观上不敢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保险诚信与保险需求、保险发展三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连动关系。保险诚信是拉动保险需求的前提,满足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目的所在。
4、供给不足。2007年中国的保险公司超过100家,但是仍不能满足中国家庭保险的需求。供给数量很多,但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保险产品太少。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家庭与个人一样,也具有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标志,家庭成员会根据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一般来说,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因素,通常包括户主的年龄、种族、婚姻状况、教育状况、职业状况、是否有子女以及子女的数量和年龄等。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因不同的家庭消费需要而持有不同的家庭金融资产。保险消费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会出现不等的消费数量和不同的消费形式。
然而,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销售的几千种保险产品,同类保险产品在保险责任、保单费率等合同的主要内容方面基本雷同,差异只是体现在保险金额等合同的非主要方面。由此看来,很多家庭没有买保险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保险需求,而是保险市场没有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保险产品。
五、结论
保险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理应成为每个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要面对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收入问题和意识问题。
中国人身保险投保率倒“u”字型的曲线走势,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中间阶层的形成可能成为中国保险消费的一支主要力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根据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将有1亿个,户均收入15万元,户均资产60多万元。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次大的发展,到2025年其人数将高达5.2亿人,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尽管这些研究机构对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共识是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形”变为“橄榄形”,中国家庭广泛购买保险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
收入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但国民意识问题却没有办法限定解决的期限。保险意识是中国潜在保险需求向现实保险需求转化的前提条件。只有人们能够意识到保险与银行储蓄之间具有替代性,能够意识到用保险的方式防范风险的效果会更好,人们的保险需求量才会随之大幅增长。
如果等待国民保险意识的自我觉醒遥遥无期,不如从保险供给的角度给一点刺激。瑞士、英国等发达国家每年有三百多个新险种投入市场,保险险种的更新率高达23%。这种险种的快速更新,不仅大大提高了保险公司的竞争力,而且有效地刺激了保险市场需求。中国的保险公司完全可以借鉴这种经验,在对中国家庭潜在保险需求充分调研和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协调产品开发部门与销售部门、投资部门之间的关系,设计、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家庭需要的保险产品,调整保险产品结构,把保险市场做大做精,这也不失为一种主动而明智的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1]魏华林,杨霞.家庭金融资产与保险消费需求相关问题研究.金融研究,2007.10.
[2]魏华林,林宝清主编.保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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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在出席冬季达沃斯“下一个全球危机”分论坛时提醒众人,全球经济增长不能只寄望中国,他同时还建言中国应大力增加消费。
鲁比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当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依赖出口并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而需要增加消费,包括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消费,以及减少储蓄,开放资本市场等。
此外,鲁比尼还预计,今年新兴市场国家的 GDP 增长能超过5% ,但一些欧美等地发达国家估计只能达到3% 左右。欧美国家不能再通过金融市场的杠杆效应来提高经济增长,这已经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短板。
鲁比尼还表示,全球经济包括中国都在面临通胀预期的压力。短期来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通胀预期将会影响劳工市场。另外,欧美各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各地的资产泡沫。
海外媒体对中国方面的动态也十分关注。 中国方面认为,世界经济目前还很疲弱,许多人对世界经济的看法过分乐观。目前世界经济还很依赖政府的刺激政策,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增长动力,而仅有政府的刺激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平衡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加稳健的经济结构,否则风险仍然存在。中国政府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把经济增长模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引向依靠内需拉动,但这不意味着让人民币升值;此外,中国还将确保当前相对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得以延续。
中国消费者成达沃斯新话题
聚集到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的商界巨头们,会发现自己共同痴迷于一个神秘身影―――中国消费者。他们几乎还不了解后者,但已经喜欢上他们了。
所有人,从润肤霜生产商到炼锂厂家,都与这场“谈情说爱”息息相关。人们无法忽视这个新兴经济力量的数据。而他们提出的问题暴露出,他们对中国人怎样花钱是多么不了解:大连首次拥有住房的业主会购买多大的液晶电视?福州 30岁的秘书一般拥有几双鞋?到2015年,东莞会计人员平均会拥有几张信用卡?烟台的高档公寓区将对国际铜价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消费者市场进行的一项新调查,勾勒出一个令人惊叹的金融未来。未来10年,中国消费市场价值将从2009年的1.72万亿美元增长到15.94万亿美元。在占全球消费比重上,中国个人消费已略超英国。分析人士称,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汇丰银行报告称,中国消费者很快会成为奢侈产品的推动力。报告断言,“未来是女性的”,并把中国描述为高端品牌在金融危机后的“兴奋剂”。
除这些预测外,一些更有力的数据也暗示了中国消费者的潜力。据瑞士信贷银行调查,中国最穷的20% 家庭,在2004 年到2009年间平均收入增长一倍,而最富的10% 家庭,收入增长了255% 。
同时,一个超级富豪阶层正在成长,其消费偏好将对不如他们富有的人群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当中国的首个富豪榜在1999年出炉时,财富新锐们的金融资产需达600 万美元才能被列入前50名。而10年后,要有 1.5亿美元资产才能进入前1000名。
6年前,中国家庭的平均储蓄率是26%,但这一比例已大幅下降,去年是不足1/8。中国人结婚更晚了,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年轻一代在连珠炮似的品牌和广告下长大。城市化一夜之间创造了千百万消费者,他们用家具、冰箱和洗衣机填充自己的新家。未来5年,中国城市人口的汽车拥有率很可能超过50% 。
中国在经济复苏中贡献非凡
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董事长丹尼斯・纳利在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期间接受专访时表示,世界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新兴经济体主导了此轮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在这次经济复苏中贡献非凡。
他说:“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形成,所幸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目睹这一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新兴市场引领了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这在以前任何一次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中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纳利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它们表现出来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都证实了这一趋势。他说:“全球的首席执行官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转移趋势,他们正在致力于在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未来的发展机遇。”
这次为期5天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就开辟了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专场研讨会,将探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这也显示出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将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焦点。
在谈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时,纳利说:“中国在推动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贡献非凡。中国是个很有活力的市场,它的潜力十分突出,很显然它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之一。”
在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复苏轨道之际,如何确保复苏的可持续性是参加本届年会的政界和商界人士关注的重要话题。根据普华永道26日晚公布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信心调查报告,81%的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发展前景有信心。不过,他们也对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心存忧虑。对此,纳利表示,虽然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必须采取正确措施来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否则就无法确保这种复苏势头的可持续性。”
他认为,保护主义将是对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大威胁。他说:“大家现在更加关注保护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一些国家为了寻求短期的经济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来限制自由和开放的贸易,这对全球经济复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
关键词： 高中思想政课治 政治活动课 合理操作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能忽视甚至放弃思想政治活动课的教学。活动课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用讨论、辩论、习作小论文、调查报告、讲演、模拟操作、演练等形式，以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课程。上好政治活动课，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培养学生知识的综合能力和思维的创新素质，发挥思想政治课的实效性，对提高学生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不无裨益。笔者通过近几年的政治教学实践，就如何合理操作、上好政治活动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确立鲜明的活动主题
上好政治活动课，首先必须突出活动主题，明确课程宗旨，这是活动课的切入点和灵魂，是放“矢”之“的”。主题的遴选应反映教材的重点、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相关的时政热点及和学生生活实际有关的兴趣点。如：
【讨论】
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生活中部分同学购买盗版资料的问题？
【讨论】
2006―2008年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有何利弊？
【讨论】
当前，国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何积极意义？
【调查报告】
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滞缓的背景下，射阳县人民政府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打工与自主创业门路多。
【模拟操作】
在目前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下，中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科学计划家庭投资。
【辩论】
美国的总统大选、以色列的议会选举真是完全的全民的民主吗？
【讲演】
我们中学生应该怎样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社会价值。
二、提出明确的活动要求
活动课的功夫在“课”外，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指导学生明确活动要求，让学生课外实践时明了需要通过走访、问卷调查、网络调查、查阅图书报刊杂志等方式搜集整理的数据和例证材料，并运用相关教材知识点结合社会和学生实际对这些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和加工制作，指导学生不仅善于提出问题，更能探索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如：
【演练】
主题：消费者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要求：
1.通过走访、问卷调查、网络调查等方式搜集相关的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如从报纸、网络、电视新闻搜集关于三鹿问题奶粉造成的消费者权益受损及关于消费者维权的资料。
2.采用小品、相声、墙报、画廊、快板、戏剧等形式。如我校校园艺术节上由高三（3）班学生表演的《有奶的不一定是娘》的小品。
3.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4.贴近社会和中学生的实际生活。
三、制定切合实际的活动目标
活动课追求的教学效果不仅是“热闹”，更重要的是“门道”。教师应该通过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巩固教材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深化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使他们能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
【辩论】
主题：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要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促进生产。因此，消费越多，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
目标：
1.全面理解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理解《哲学生活》中普遍联系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
2.明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确定国家的财经政策的重要性。
3.培养学生运用材料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
4.通过活动，使学生加深对党和国家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策的理解，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以便将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四、提供确实可行的活动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充分发挥学生在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圆满达成活动目标，教师为活动提出指导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是不可或缺的。如：
【演练】
主题：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对外活动的依据。
建议：
1.收集有关国家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2.组织模拟召开联合国大会，讨论该成员国重点的、事关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联合国的改革；阿富汗最新形势及国际反恐；巴以问题；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在欧洲布置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如何防范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世界能源问题；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等。
3.由学生分别模拟担任各国的外长（或总理、元首），根据各国的具体国体国情，就迫切需要解决或关注的问题提出一个限定时间的发言稿，申明本国的立场，提出要求。
4.中国代表的发言必须旗帜鲜明，体现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5.在班级或学校演出。
6.听取反映意见。
关键词:生活时间分配;上下班路途时间;可自由支配时间
人类活动是时间的消耗过程,古人常用“一去不复返”等来形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充分利用时间,对于社会的进步和整个人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研究生活时间的分配和利用,就是要反映人们工作和生活状况,以促进人们更充分、更有效地利用时间资源。
2008年5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在北京市1500户城乡居民家庭中开展了时间利用调查(详见《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报告》)。本文主要根据该报告及1986年北京职工生活时间分配调查(详见参考文献1),以北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为例来探讨分析我国大城市居民生活时间的分配及利用问题。
一、大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的现状分析
(一)工作时间相对较长
工作时间指人们用于从事有酬社会劳动的时间。耶鲁大学金融学陈志武教授指出中国人年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1841小时,日本1758小时,美国1610小时,英国1489小时,荷兰1389小时。
《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北京市居民人均常规工作日工作时间为7小时35分钟,剔除与工作有关的交通活动时间,实际工作时间为6小时12分钟,则每年实际人均常规工作日工作时间为1550小时(372分钟×250天);常规休息日工作时间每天人均137分钟,每年实际人均常规休息日工作时间约为262.6小时(137分钟×115天)。总计北京市居民每年人均工作时间约1812.6小时,与日本相比仅多了54.6小时。这说明北京居民的年人均工作时间紧跟发达国家,但与荷兰、英国等还有很大差距。
(二)上下班路途时间占用率高
调查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每天人均上下班路途时间为70分钟,较1986年高出16分钟;上下班路途时间占用率为4.9%,较1986年高出1.1个百分点。常规工作日上下班路途时间更高,2008年北京居民人均常规工作日路途时间83分钟,占用率为5.76%;城镇居民人均工作日路途时间91分钟,占用率6.3%。这个比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高的。
(三)个人生活必需时间有明显增长趋势
个人生活必需时间是劳动者个人维持生存必须消耗的时间,主要包括睡眠时间、用餐时间、个人卫生时间等。1986年北京市职工工作日、休息日和一周平均每天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分别为9小时35分、10小时49分和9小时46分,占用率分别为39.9%、45.1%和40.7%。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工作日、休息日和一周平均每天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分别为11小时3分、12小时24分和11小时26分,占用率分别为46.0%、51.7%和47.6%。从比较中可以看出, 20年来个人生活必需时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睡眠时间、用餐时间、个人卫生时间平均每天增加48分钟、31分钟、15分钟。个人生活必需时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它是人们生活更安康、社会更和谐、经济发展更好的具体表现。
(四)家务劳动时间有一定缩短
家务劳动时间包括购买商品及服务时间、做饭时间、缝洗时间、照看老人及子女时间等。
1986年北京市职工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2小时4分和4小时54分,一周平均每天2小时28分;200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分别为1小时42分和3小时43分,一周平均每天2小时18分。其中,“准备食物时间”为48分钟,比20年前减少了6分钟;“洗衣与整理衣物”时间为10分钟,减少了14分钟。可以看出各项家务劳动时间均有明显缩短。
(五)可自由支配时间中学习时间相对较少
可自由支配时间是指人们为了自身教育,为满足各种文化、精神需求所支付的时间,又称为闲暇时间,主要包括学习培训时间、文体活动时间、社交活动时间、教育子女时间和其他闲暇活动时间。调查显示,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日均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为4小时21分钟,比20年前增加了22分钟,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作日可自由支配时间仅增加7分钟。
据报告,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日均看电视时间为1小时53分钟,比20年前增加了34分钟;日均体育锻炼时间28分钟,是20年前的3.1倍;日均上网时间达32分钟。但是,1986年北京职工业余学习时间是44分钟,而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阅读书刊时间22分钟、学习培训时间仅6分钟。
二、关于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的几点建议
合理分配生活日时间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往往由于各种原因,时间分配总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根据以上对北京居民生活时间分配的现状分析,我认为应当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压缩劳动时间,使之达到合理水平;努力压缩上下班路途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等增加可自由支配时间;努力增加学习时间,提高可自由支配时间利用率……本文主要就上下班路途时间的压缩、学习时间的增加两个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一)压缩上下班路途时间的可能途径
上下班路途时间既不能创造价值,又不能使人得到休息和享受;它增加了人们生活的负担,缩短了人们本应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对时间的一种不负责任。因此,上下班路途时间占用率越低越好。
1、远程办公。上下班路途时间占用率最理想的状态是为零,这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一种新的办公模式:远程办公。远程办公是对工作者的一个可选的工作方式,它可以允许工作者们在超出雇主的办公室外的任何可选的办公地点进行办公。
远程办公有许多好处,如可以有效地躲过交通堵塞,节约上下班路途时间;能提供一种相对较少被打扰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员工平衡处理工作和个人生活,提高员工的满意度;还能节约上下班交通费用,较少生活压力等。据美国消费电子协会日前的研究报告称,美国有3800万职工(占职工总数的37%)每月至少有一天在家里办公。
但远程办公的不足也很明显,例如,难以管理,当员工自控能力不足时,就可能造成损失;有些行业或工作需要许多员工配合完成,可能不适合远程办公。因此要想普遍实现远程办公,必定面临重重挑战,较长时间内可能难以实现。
2、快速公交系统。大城市人口众多,上下班高峰期需要有大量快捷的交通工具输送乘客,30年前起源于巴西库里蒂巴市的快速公交系统被国际公认是应对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it)简称BRT,是一种介于快速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新型公共客运系统,是一种大运量交通方式,通常也被人称作“地面上的地铁系统”。它是利用现代化公交技术配合智能交通和运营管理,开辟公交专用道路和建造新式公交车站,实现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达到轻轨服务水准的一种独特的城市客运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能否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堵塞问题?假设一条行车道供小汽车使用,即使十分拥堵,每小时最多只能通过700辆车,2000人左右,但是如果该车道专供快速公交使用,虽然每小时只能通过100辆快速公交车,但却可以运送15000人左右。可见,快速公交系统有效地利用少部分道路资源却保障大部分人群在城市中的流动。
2005年我国北京建成首条BRT线路,2008年奥运前有两条新BRT线路建成通车,目前我国有十几个城市已建成或正在建设BRT线路,如北京、杭州、大连、济南、厦门、武汉、广州、长沙、重庆等。据报道2010年杭州将建设开通9条快速公交线路,全长预计160余公里。整个“十一五”期间,全国相关城市建设BRT的线路总长度预计为500公里,2015年将发展到1000公里。如果我国大部分城市拥有高效、节能、运输能力强的快速公交系统,人们将不再为上下班所消耗的大量时间犯愁,生活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树立理想,提高可自由支配时间利用率
可自由支配时间是完全由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反映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这里不仅指时间总量,而且涉及到时间利用的质量问题。
由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日均可自由支配时间分配比例可以看出,居民看电视时间比例43.3%,阅读书刊时间比例8.4%,学习培训时间比例2.3%……学习时间占用率相对较少。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树立理想、信念。有了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人会自发地挤压各种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努力完成预定目标。
当然,国家和社会应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如企业、学校、社区等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学到新知识、新概念、新信息。一是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搞多样化的读书文化会,鼓励职工积极上进;使不同层次的员工都能够共同提高业务水平,接受良好文化的熏陶。二是在中小学校提倡学生带动家长学习,让家长与孩子一起接受文化熏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三是生活社区多搞文化公益活动,提倡全民学习。让学习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无时无处都能感受到文化的存在,渐渐地,学习就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活到老、学到老。四是国家出台一些补贴政策,支持优秀读物的出版,让更多人尤其是贫穷孩子也能买得起好书,读得起好书。当然,这需要有有力监督,以免被非法分子钻了政策的空子。
参考文献:
1、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0(3).
2、赵灵敏.民主决定品质――对话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J].南风窗,2007(11).
根据国际测算数据，全球同性恋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3%，如果按这个比例计算，中国13亿人口，会有1.69亿多“同志”，与日本人总数相当。但是结合中国国情，国内网络调查结果认为，中国同性恋人口比例在1%至10%之间，如果按“同志”人口占总人口
数的2%计算，那么中国有2600万“同志”。调查显示，在同性恋人群中，29.8%的人在中学之前就发现自己的同性趋向，42%的人中学阶段发现自己是“同志”，11.5%的人在大学阶段了解了自己的性取向，9.3%的人在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同性朋友，还有7.4%的人是在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同性趋向。
女性智商越高，
生育欲望越低？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超过45岁的女性里有20%都未曾生育。至于那些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女性，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过一份富有争议的研究报告称，女性的智商每增加15点，生育欲望就降低25%。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眼界更宽。比起生儿育女，她们有更多更重要的梦想需要尽快完成。英国大学在2014年1月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在5000多个不同年龄层、婚姻状态和性取向的调查对象中，那些没有子女的人对自己的伴侣关系质量评价更高。与此同时，他们维持当前这段伴侣关系的意愿也显著高于有孩子的伴侣。对于“孩子是夫妻的纽带”这样一个传统观点来说，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一个挑战。
秦兵马俑考古
首次发现完整弓弩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近日对外披露，考古人员在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中清理出一件较为完整的弓弩，弓弦清晰可见，直径约0.8厘米，表面光滑圆润，非编织物。这是在秦俑考古中首次发现比较清楚的弓弦。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考古人员推测其材质可能是动物的筋。考古专家认为，根据这些发现可以复原出比较接近真实的秦代弓弩。根据机械运动学以及机械设计原理，可以推算出弓箭的射程，以此对秦军强大的战斗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中国前10%的家庭
占有60.6%的资产
近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4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上报告。报告指出：2013年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占有60.6%的资产。今年初，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近10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的低位。这一数据总体表明近两年来中国家庭资产差距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不管是富人还是相对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而这两年房价涨幅较大，从而使得家庭间资产差距有所下降。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
世界最古老奶酪
欧洲常被认为是奶酪的发源地。然而，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奶酪却不是发现于欧洲，而是中国。近日，最古老的奶酪在一具新疆出土的木乃伊身上被发现，距今已有3600余年历史。这具木乃伊便是著名的小河公主，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于1934年在新疆罗布泊的小河五号墓地发现。这些奶酪位于小河公主颈部与胸部。它们被零散放置，经过数千年后呈现树枝状。近日，德国科学家在对这些树枝状物质进行检验后，惊奇地发现它们竟然是公元前1615年的奶酪。据分析，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会在木乃伊旁摆放奶酪，或许是为了让死者有食物可以吃。据悉，大部分奶酪一般都会极快腐坏。而小河公主的棺木因密封性高、常年埋葬于地下，加上沙漠独特的干燥空气与盐渍土壤，打造出适宜于储存奶酪的真空环境。
夫妻之间年龄差几岁最幸福？
近日，英国伊曼纽尔弗拉尼耶博士对1534对情侣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维系婚姻的最佳模式是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且无离异史，同时男方比女方年长5岁以上，他们的离婚率为其他已婚者的1/6。给出的理由是：女性梦想的白马王子兼具爸爸的成熟、兄长的呵护和朋友的活力。丈夫年龄大，心理更成熟，感情给予更自如；年长的丈夫通常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减少了因经济而发生纠纷的几率；丈夫年长，女性自然会生发出依靠感和服从感，摩擦随之减少。但该类婚姻也有劣势：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短，如果丈夫比妻子大很多，最终会丈夫撒手人寰，妻子独守孤单。
医生在古代指学医的学生
在古代，“医生”一词没有现在的医生之义，它是指学医的学生。据《新唐书》记载，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唐高祖李渊在京城长安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医科大学——医学，直属太医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李世民又在全国各州府设立医科大学，这样唐代的医科大学从上到下，已经初具规模了。医学学校的学生有医生、有针生、有按摩生、有咒禁生、有药园生，其中的“医生”，就是学习医学病理的学生。既然“医生”是医科大学的学生，那古代的医生又称什么呢？在古代，人们对医生最多的称呼就是“大夫”和“郎中”，其实这两个称呼都是对朝廷官员的称呼。古代以官职称呼人是一种习惯，再加上古代人本来就非常尊重医生，所以用官职称呼医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半数中国人最遗憾
没有“休假旅游”
近日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3-2014》显示，去年超过半数国人最遗憾没有“休假旅游”。本届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2013年您最想做又没有做的事是什么？”，其中51.9%的人选择了“休假旅游”，31.8%的人选择了“回家看父母”，31.5%的人遗憾没有买房，还有6.6%的被调查者遗憾过去一年没有生个孩子。对于“时间都去哪了”的疑问，网络调查显示，仅有39%的人在过去一年里没有加过班，61%的人要么周末经常加班，要么节假日经常加班，7.5%的人过去一年就没怎么休息过。调查分析，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加埋头拼命工作。而美国的数据调查表明，多休假，能提高幸福感，离家越远的旅游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