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6:5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贸易赤字，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3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原因展开调查，重点聚焦于国外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贸易政策。但是，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贸易壁垒并不是导致贸易赤字的原因。一个国家从其他国家的净借款只有为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贸易赤字。贸易壁垒对借贷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它们会减少一些行业的进口，但也会导致汇率升值，进而在其他进出口行业产生一定的抵消作用。
汇率操纵已成为次要因素
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其他债权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进而催生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因素。当然，在某些国家财政赤字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购买他国债权也是一种常见的汇率操纵行为。但是现在，汇率操纵只是一个次要因素，贸易失衡已经摆脱最严重的情形。但是未来汇率操纵的潜在威胁可能会对美元造成潜在影响，导致私人贷款过度膨胀，刺激贸易赤字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并不合适，它只会导致更大的贸易赤字。
实施相关金融政策，缩减贸易赤字
首先必须说明一下，Q易不是零和博弈，进口并不意味着损失，出口也并不意味着胜利。双向贸易都会带来巨大的优势，Gary Hufbauer 和Zhiyao Lu在所撰写的贸易政策简报中估测即将推行的双向贸易政策能给美国经济带来2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一份2003年的早期分析估计额外收入能达到1万亿美元。而且，适度的短期贸易赤字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已经超越了一个可持续水平，而且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大。所以在不造成其他外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有必要尽快实施相关贸易政策，缩减贸易赤字。其中关键一点是，金融方面的政策相比贸易方面的政策更为高效，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影响也更小，比如关税、配额制。
一系列研究肯定了贸易失衡背后的主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外汇市场干预政策、经济增长趋势、人均收入水平和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金融资本流动障碍跟这些因素有着重要联系，当金融市场开放时，这些因素通常会对贸易失衡产生更为明显的外在影响。很多研究都聚焦在贸易失衡的长期影响因素上，但经济周期或许也是一个重要的临时因素。
关税壁垒与贸易赤字密切相关
图1和图2显示了平均关税税率（或者整体贸易壁垒）和贸易失衡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发现更高的关税壁垒和更大的贸易赤字密切相关。总体贸易壁垒的长期数据难以获得，因而无法得到相应的回归分析。
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不会产生相应影响。假设美国对进口钢铁实施禁止性关税或者实施绝对的进口禁止政策。美国2016年钢铁进口总额是340亿美元，在实施禁止政策的情况下其进口金额将降到零。禁令能保护美国钢铁制造商免遭外国企业的竞争。但美元的小幅升值则会大幅增加其他种类商品进口，减少美国所有种类商品的对外出口。这对整体贸易赤字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贸易总额将会缩减，因此我们将失去一定比例的贸易收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贸易平衡
美元为什么会升值？因为钢铁关税并不会改变家庭储蓄行为或者整体商业投资行为。前文所提到的贸易失衡影响因素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都是通过储蓄和投资来产生影响。贸易赤字意味着投资超过储蓄，而贸易盈余时，则意味着储蓄超过投资。最能影响贸易失衡的政府政策是财政均衡政策和货币干预政策。财政均衡情况越好，国民储蓄就是越高。
货币干预政策包括政府国内借款国外投资，对公共储蓄和投资不会产生净影响。国内借贷会提高利率，增加私人储蓄，减少国内投资，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刚好相反。图3和图4显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对贸易平衡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疑是2016年全球经济的分水岭事件。出于对特朗普财政刺激的预期，短期内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在特朗普坚定的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立场下，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存在巨大的隐患。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特朗普就任后也面临着空前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全球经济的中长期表现。诚然，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风险与挑战，但在某些领域，则存在化险为夷，合作共赢。
就中美经济而言，特朗普上任后带来的首要风险是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为兑现其竞选时振兴美国和增加就业的承诺，特朗普已将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作为其上台后的政策重点。2016年，美国5023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创四年来的新高（图1），其中作为美国贸易赤字最大的贡献国，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赤字占美国商品贸易总赤字的47.3%，远高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日本（9.4%）和德国（8.8%）。因此，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在降低贸易赤字上取得成效，其矛头将直指中国。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升级很难避免。但相对于全面的贸易战，贸易谈判更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摩擦很可能以美国对特定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特别关税和设置其他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升温。就前者而言，当前中国的工业品（包括机械设备）、非必须消费品（包括服装、玩具、家用电器和汽车）、原材料（包括金属、铁矿石和钢铁）这三个行业所接受的政府补助的金额在所有行业中居于前三位，有可能在美方的反补贴调查后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就后者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基本金属品有可能继续遭到美方的反倾销诉讼。
人民币汇率问题则是特朗普上任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风险。特朗普曾在竞选时承诺将在上台后的第一天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根据美国财政部现行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一国被定义为“汇率操纵”需要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即（1）最近一年对美国存在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超过3%；（3）在外汇市场上持续地单边干预，并且最近一年在外汇市场的外汇净买入量超过GDP的2%。对中国而言，虽然2016年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了2540亿美元，但其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已经从金融危机前10%的高位下降至2016年末的1.2%，并且2016年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单边干预是通过抛出外汇来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由此可见，在当前仅满足上述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缺乏事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就任后未履行其竞选时承诺的主要原因。
美国财政部新的汇率操纵的审查程序将在2017年4月公布。在我们看来，虽然特朗普可以授权美国财政部修改条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除了挑衅中国政府，其本身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这是因为即使将一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仍需要与该国进行双边谈判，而只有在谈判失败后才可以实施相关的惩罚措施。从历史来看，1994年美国财政部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经过双边谈判，中美双方并没有在经贸领域发生严重冲突。因此，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其很可能成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的筹码，根本还是为了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尽管上述风险不容忽视，但我们认为，面对着一个更加注重本土经济发展的特朗普政府，中美双方仍有可能在如下领域创造出合作与共赢的机遇。
首先，特朗普的基础设施计划为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契机。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测算，美国基础设施，在未来十年存在超过1.4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为此，特朗普在就任之初便承诺斥资至少55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然而，由于近年来债务高企对联邦和地方政府扩大支出形成制约，特朗普计划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融资难。在这方面，无论是亚投行还是政策性银行，中方都有能力通过提供融资渠道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2016年11月，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伍尔西曾将奥巴马对亚投行的反对称为一个 “战略失误”。因此，如果未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加入亚投行持开放态度，那么中美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有望迈上新台阶。
其次，特朗普政府降低贸易赤字的诉求也为中美科技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就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而言，除了威胁对中国进口品提高关税，特朗普也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进而为美国本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国而言，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和消费的升级，其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扩大；然而，受制于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禁令，美国在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中的份额自2002年以来明显缩水（图2）。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减少双边贸易失衡出发，中美双方有望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制定“正面清单”，并将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包含其中，从而为中美间的科技合作开拓新的空间。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有其历史必然性。二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美国的经常账户在大多数年份里处于略有盈余的状态，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反而大增，在向世界大量输出美元资本的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也不可避免地由盈余转向赤字，1998年以来赤字扩张的趋势尤为明显。
美国历史上有过一次较大的经常账户反转的过程，1981到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经历了一个急剧扩大又明显缩小的过程。1987以后的调整过程伴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这是缘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从1985年2季度到1991年2季度，美元的真实贸易加权汇率下跌了30%。在赤字缩小的过程中，前半段并没有出现GDP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而在开始于1990年2季度的后半段，出现了GDP的下降和失业率的显著上升，并持续到1991年3月。从以上经验看，经常账户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
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赤字的急剧扩张与“新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有关，“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从国外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人，因而美国政府可以比以往运行一个更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全球化下，只要美国经济不断产生有吸引力的金融资产，尽管经常项目赤字很大，外国私人投资和官方投资通常会弥补这一不足，况且美国对外国的投资收益要高于外国对美国的投资收益，这种更高的投资效率其实对两者都是有利的。但以上前提并不必然的会永远发生，美国的投资效率不会总是高于别的国家，美元资产不会总是具有更高的吸引力，“美元霸权”也有衰落的时候，这意味着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能随心所欲的扩大。
美国政府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是必然的。如果调整是渐进式的，通过多年逐步调整，经济增长和就业一般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但如果调整是突然发生的，美国和世界经济就难免会陷入混乱。
如何调整经常账户赤字
首先，看一下标准收入恒等式S-I+T-G：X-M。在美国，S-I(储蓄一投资)目前是赤字状态；T-G(税收一政府购买)也是赤字状态，所以X-M(出口一进口)必然是赤字状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人的储蓄其实不少，如果加上耐用消费品、教育以及研发费用这三类相当于储蓄的支出，美国人的储蓄就会相当于GDP的1／3，多得惊人。暂且不论这种观点的是非，况且美国人的储蓄习惯短期内也很难改变，那么对财政赤字的调整就是必然的。
美国联邦预算在2000年还是占GDP1.5%的盈余，在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下，加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到了2004年已是占GDP3.6%的赤字，2005年的赤字有所减少。从直觉上来看，这两个赤字也是密切相关的：当一个国家运行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其“生活水平”超过了收入，而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意味着公共部门的花费水平也超过了其收入，因而削减公共部门的赤字应该是外部平衡调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次，通常认为调整美元汇率是减少赤字较为可行的办法之一。但除了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年里，历史上很少有证据显示弱美元会纠正不平衡现象。从已有经验看，与其说是弱势美元改善了美国的外部平衡，毋宁说是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削弱了美元。自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元经历了三次主要的下降周期：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02年以来美元的贬值。每次美元的下降周期之前，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赤字。
美元大幅贬值必然伴随着其他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升值后，又很可能会对其外部平衡继而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美国的出口可能会不升反降，其经常账户未必能够得到改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谁也不想第一个升值，除非达成某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就像广场协议那样。
最后，货币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局长MartinFeldstein即指出，货币政策其实是美国近几年经济依然强劲增长的关键原因。美联储在2003年出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心，将联邦基金利率削减到1%的水平，然后以25个基点的速度逐步提高利率。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以及对利率的缓慢提升，使长期利率下降并保持在低水平，从而诱使整体的家庭储蓄率从已经较低的2003年下降到2005年下半年负的1.1%。这种个人储蓄率的急剧下降相当于GDP的2.5%，这足以应付进口能源成本上升造成的赤字的增加，而且低利率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对经常账户赤字起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融通作用。
利率一般是根据通胀的大小和经济的强弱进行调整，经济较热的时候，消费旺盛，进口较多，容易出现赤字，此时利率通常要向上调整，因而利率的调整与美国经常账户的调整存在着正相关性。目前美国已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利率的上升周期行将结束，一旦利率的下降周期开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是否相应有所缓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能否持续?
早在20年前，就有人担心美国出现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后，国外投资者会逐渐撤离美国市场，以及美元大幅贬值。虽然到现在还未成为现实，但目前的形势确实不同于以往。过去国外投资者除了美元以外别无选择，现在有了欧元，美元不再是惟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如果美元强势不在，且有很强的贬值预期，美国和欧洲之间小的利息差额并不足以补偿美元大幅下跌的风险，国外投资者极有可能会减持美元资产。但由于国外投资者谁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美元资产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这种调整只能是渐进发生的，那种一窝蜂似的“羊群效应”不太可能发生。此外，如前所述，美国对国外的投资比国外对美国的投资挣得了更高的回报率。但这种情况在2005年结束了，美国的净投资收益不再是正的，意味着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收益在下降，这又是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信号。
不过，如果新兴市场的对外融资状况稳健，缩减量宽的影响不会如此显著。实际上，宏观风险和流动性趋紧成为两大主导因素，加剧了新兴市场的跌势。
短期来看，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转变的观望，将新兴市场资产倾向出现下行风险，但长期而言，这些资产类别估值仍具有吸引力。
新兴市场自5月滑落
由于市场在今年5月份开始观望美国缩减量宽的政策，新兴市场自此开始表现落后。
回顾2009年初～2013年5月期间市场表现，新兴市场资产跑赢成熟市场资产，特别是在债券市场上。此前，在2010年底前，即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成熟市场表现赶上来（以美元计总回报），股票的表现也较为突出。
但是，由于市场在今年5月份开始观望美国缩减量宽的政策，新兴市场债券表现开始落后，股市在2009年～2010年期间的升幅尽失。亚洲市场的走势与其他新兴市场大致相同，但5月份以来的跌幅较为温和。
两大主导因素推动
尽管对缩减量宽的忧虑触发市场下跌，但如果新兴市场的对外融资状况稳健，缩减量宽的影响不会如此显著。
事实上，宏观风险和流动性趋紧成为两大主导因素，推动了新兴市场的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出现经常账赤字、财政赤字、国内信贷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强劲及（或）通胀压力挥之不去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其货币及金融资产的价值调整幅度更为显著。
新兴市场（包括亚洲）的对外及内部失衡情况加剧并非新鲜事。但是与历史相反，当各主要央行致力为市场提供无限量资金，或许使相对资产价格变得异常时，宏观风险开始浮现。
市场忧虑美国注资的步伐放缓（缩减量宽并不意味美联储将在短期内抽走资金），加上新兴市场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加剧，这两项因素分两个不同层面进行，分别是短线和中线两方面。
对于中线而言，结束提供无限量资金的承诺（可以说是较后期的展望）可令市场对宏观风险有更佳的评估，最终促使风险溢价上升。基于成熟市场经济正经历转型和减债，因此这属于一项结构性问题。
大部分亚洲市场以至新兴市场，在金融危机前受惠于贸易盈余增长和全球贸易扩张，因而经济呈现出高增长率。
然而，贸易盈余存在的同时，总有其他地方出现贸易赤字。大部分贸易赤字集中于少数的市场，包括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希腊，更具体而言是领先经济体。
按定义而言，贸易赤字是指国内需求过多，以及间接来说是负债增加的结果。由于这些市场仍在致力减债（至少在私人机构方面），贸易赤字倾向收窄。出口市场明显备受这个情况困扰。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的整体外贸结余迅速恶化（见图1）。随着这些市场的贸易盈余减少，新兴市场的国内负债（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于2008年再度急升。
除了国家风险溢价可能对于中线而言增加，缩减量宽也对市场带来较短期的影响。缩减量宽是一个异常的政策举动，对美国经济复苏和资产价格的影响并不明确。在市况欠缺明朗的情况下，投资者倾向投资于流动性较高的市场和被视为“避险工具”的资产。然而，这是一个自行调整的现象，因为随着价格，最终会在缩减量宽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更趋明朗时，再度吸引投资者入市。
短期仍存下行倾向
目前，新兴市场资产正倾向出现下行风险。
然而，我们认为新兴市场资产近期表现落后，并不反映有关经济体的相关情况恶化，而是短暂性因素（观望美国货币政策转变）造成的结果，以及在投资者态度相对松懈后，对整体宏观风险重新定价。
尽管如此，上述情况无损这些资产类别长线估值的吸引力。虽然情况可能持续，但目前的调整可缔造投资机会。
不过，由于宏观风险继续令人忧虑，投资者仍需保持审慎。在美国经济复苏和欧元区经济反弹时，对比依赖商品出口的市场，一些依靠制造业产品出口而出现经常账盈余的市场可望表现突出。
综观亚洲，韩国和台湾这两个市场稳占受惠于这一情况的优势（预期周期性行业表现突出、对外融资限制有限和通胀温和）。于短线而言，由于印度的对外经济失衡问题持续，加上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难以达到，因此短期预计对印度不利。
新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刚刚结束。这一对话尽管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但很难解决两国间的核心问题――贸易失衡。
全球化是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贸易失衡可以被看做全球化的成功，不是件坏事。不过，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差额还是令人感到不安。这是两国在人口、财富水平、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结构性差异造成的。
为缓和矛盾，中国应当考虑允许美国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两地上市。双方的结构性改革，例如美国压缩庞大的医疗开支、中国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来搭建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逐步缩小双方的贸易失衡。最终，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人口老龄化将逐渐使中国由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贸易失衡之源
中美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它创造财富更多依赖创新，而不是资本的积累。美国的企业热衷于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其生产和销售。据估计，被纳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企业中，有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与之相反，中国仍在通过资本积累和就业扩张创造财富。当跨国公司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并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时，中国得到了更多收入并扩大了就业。中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发挥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低的优势，融入世界经济。这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跨国公司都意味着巨大商机，特别是对来自美国的企业。
两大经济体间巨大的互补性促使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据美国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额在过去五年增长了两倍，在过去15年增长了12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增长是在两国政治关系时好时坏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贸易增长完全来自两国经济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都是利益驱动型的国家。只要两国还存在互利互惠的空间，双方良好的贸易关系就将继续。
过去三年，美国关于中美贸易的争议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有几个话题是绕不开的：首先，很多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膨胀的元凶；第二，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比如盗版DVD和CD，令美国企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第三，中国市场对美国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双方经济关系并不对等，相对中国而言，美国从双边贸易中获益太少。
这些观点实在乏善可陈。它们的流行，反映出今天美国社会对中国的焦虑心理。即使没有这些说法，其他话题也会浮出水面，被用来质疑双方的经贸关系。我相信，由于中美间巨大的共同利益，尽管噪音不断，但两国的经贸往来依然会保持兴旺。当然，其间也难免龃龉（美国对中国出口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就是一例），但这于两国经贸关系大局无碍，市场仍会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今天，双边贸易平衡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随着全球化深入，生产的优化配置已经不再要求生产地和最终销售地一致。接近产品市场只是跨国公司考虑生产布局的因素之一。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得益于充裕的劳动力和低成本的基础设施。而美国资产价格走势强劲，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组合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贸易失衡。
失衡问题无达解
要让不平衡消失，美国需要通过高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缩水，或者中国通过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令自己失去“世界工厂”地位。
但美联储很不情愿加息。实际上，市场还存在降息预期。美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国内政策，即不抑制消费需求。但尽管如此，其资产价格还是会回落。由于存量住房的增加，美国的房屋价格正在下跌。2001年以来，投机性需求成为推高美国房价的重要因素。当投机者遇到流动性问题，他们就会在市场低价抛售。投机者变现所造成的潜在供给量，大约相当于市场两年的需求量。就业市场和股市表现强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冲击，否则美国房地产市场现在可能已经崩盘了。但通货膨胀威胁依然存在，如果美联储被迫再次加息，房地产市场就可能随之崩盘，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陷入衰退。
只有经济衰退，才能大幅缩减美国贸易赤字。美国很多制定政策的书呆子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出口而不是压缩进口来解决赤字问题。这是不现实的。美国出口规模仅相当于进口的一半。假定美国进口和名义GDP增速一样，都是6％，而出口增速达到这一数字的两倍，那么其贸易赤字在未来四年仍会保持今天的规模，十年后才有望下降一半。但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设想美国出口增速连续十年两倍于进口增速，这可能吗？美国贸易赤字的大幅缩减只有通过进口降低来实现，但惟有一场衰退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中国也不应该放弃“世界工厂”地位。中国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实现充分就业。尽管部分白领薪水增加可观，但大多数蓝领工人和大学毕业生还是只能拿到低工资，且增长缓慢。中国就业岗位的扩张还不能完全消化劳动力的增长。
中国国内需求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并不足以在长期持续创造就业岗位。中国经济发展也高度依赖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这是中国不让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原因。当未来重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时，人民币有可能被大幅重估。这大概是十年后的事情，反正不是现在。
如果中国大幅重估汇率，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大幅减少，但美整体贸易赤字未必会缩小。中美之间相互竞争的行业很少，只有造纸、钢铁、化工等存在一定竞争，但这对整体贸易平衡影响甚微。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企业还可能会向越南、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转移。人民币升值不会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什么好处。
当人民币大幅重估时，美元汇率势必大幅下跌。这将大大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尚不足GDP的3％，对美国整体通胀水平影响不大。此言差矣。中国是影响世界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大涨，会让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制成品重新定价。人民币每升值10％，就可能使美国通胀水平上升1％。人民币大幅升值很可能迫使美联储提高利率，这将让美国资产价格缩水，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对人民币施压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只不过媒体已经把这种说法兜售给了美国公众，政客们也只好顺水推舟。
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来说已经相当开放。从快餐、个人卫生用品到汽车，美国公司都在市场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即便在银行业方面，美国金融机构也一马当先。花旗集团购入了广东发展银行的控制权，美国银行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不过，在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市场门槛仍然很高。电信、能源、媒体、金融服务等领域仍然相当封闭。但这并不是一个双边问题。中国自身首先要明确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位置。
盗版DVD和CD问题也不像很多专家想的那样严重。如果按美国价格出售，中国消费者并不会有对这类商品的大规模需求。美国公司也不可能大幅降价来迎合中国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担心低价售出的产品会回流到美国市场。所以，铲除盗版并不意味着给正版产品带来更大的需求。当然，我不是说应该默许盗版。为缓解矛盾，中国可以对美国企业开放本土音像出版市场，使它们可以在中国生产，并按中国人可接受的价格出售其产品。
当前最佳办法
当然，整体的贸易失衡确实令人担忧。美国去年的贸易赤字达到8180亿美元，是五年前的两倍。美国需要输入资本为赤字融资，但快速积累的外债水平使美国经济在金融市场波动面前显得愈发脆弱。如果有一天外国人不再愿意向美国借贷，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将面临一场灾难。
中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两年中大幅增加，现在依然快速上升。这和中国政府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有关，因为这类措施限制了银行贷款需求。出口快速增长，而进口大约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步增长，顺差因此不断扩大。如果美国经济降温，对美出口下滑，这种情况就将不复存在。
不过，从长期看，中国大陆的经常账户盈余仍会上升。如同日本和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那样，由于重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大陆的生产力正在大规模扩张。但中国大陆的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因为更多的人偏好将收入用于投资而非当期的消费。类似于日本和台湾，中国大陆人均经常账户盈余的峰值可能达到1000美元以上，这相当于每年1万亿美元的顺差。如此巨大的数额，当然会引发国际纠纷。
更严重的是，这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泡沫膨胀起来。这些泡沫将会毁坏中国金融体系，危害社会稳定。
经济泡沫的破灭曾在东亚各国引发政府更迭。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执政党都曾随泡沫破裂下台。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和欧洲都发生过。1929年的股灾使上台执政达20年之久；经济危机也让许多欧洲国家内阁，激进政党掌权。中国一直非常重视稳定问题，但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稳定”是一个动态概念。经济泡沫在短期内可以增进稳定，但在长期却是稳定的威胁。千百万家庭可能在泡沫破灭时变得一贫如洗。一旦他们发现少部分“内部人”是从他们身上攫取财富，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
缓和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是中国准许美国企业在上海上市。这将一举多得。美国需要足够的资本流入以支撑其赤字，而中国正担心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并鼓励对外投资。没有比让高质量的美国公司到上海上市更好的方法了。中国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买入股票，从而消耗一部分外汇储备。这也有助于给中国的股市泡沫降温。美国股市的市盈率大约15倍，这只相当于中国股票估值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很多美国公司盈利的相当一部分均来自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股票，他们就可以分享到这些公司在中国创造的盈利。
实务上，净出口即贸易馀额，有时又细分成有形商品和无形服务两个部份。净出口，或称贸易馀额，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的出口总值与其进口总值的差额。净出口为正值时，称为贸易黑字、贸易顺差、贸易盈馀或出超。净出口为负值时，称为贸易赤字、贸易逆差或入超。
净出口与经常帐一国的净出口和其在国际投资部位表中的利息收入，再加上他国无偿赠与的单边移转收支，构成了该国的经常帐。如果一国的经常帐呈现盈馀，其对外净资产便会增加；反之，经常帐赤字则造成对外净资产的减少。
影响净出口的因素：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价格，汇率，贸易协定，贸易壁垒，本国和外国的景气循环。
（来源：文章屋网 ）
“蝴蝶效应”引发了全球性股灾，也波及到了我国A股市场，全球市值损失超过10万亿美元。那么，这次贷危机是有否阴谋？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国资本市场将带来怎样的变局？
美国的国家战略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07年度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比2006年的2482亿美元下降34.4%，比2004年度4130亿美元财政赤字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预测局预测，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在2008年度里，将下降到1550亿美元，并计划在2012年消除财政赤字恢复盈余。
美国自1971年出现对外贸易逆差以来，30多年挥之不去，且愈演愈烈。2005年贸易逆差7167亿美元，占GDP比重达5.8%；2006年美国贸易赤字创7636亿美元新高，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到2325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宣布：截止到2007年11月29日公布的第三季度GDP修正值，9月，贸易赤字连续第4个月改善，而出口连续7个月增长，进出口比率跌至140.3，5年半以来最低位，出口年率(13.6%)几乎3倍于进口年率(4.9%)，显然美元贬值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要减轻“双赤字”负担，美元必须贬值。
虽然美国去年三季度GDP4.9%，四季度0.6%，11月份失业率4.7%，12月份上升至5%，今年1月美国非农业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但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1月，美国私营企业新增13万个就业机会。投资数据显示：2007年11月，美国资本流入1499亿美元，高于当月贸易逆差数量需求，也高于“双赤字”需要美元资本流入的缺口，是十分有利于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2007年美国消费信心指标一直在下降，而在次贷危机爆发的三季度，消费依然增长2.8%，尤其2008年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标为80.5，高于上月的75.5，也高于市场预期的74.5，上述两大指标说明美国投资和消费状况，并没有像市场想象的那样悲观。
这次美国次贷危机貌似是“双赤字”在住房领域的一个表现，但“病根子”不在次贷，而在于“双赤字”：即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经过次贷危机爆发和恶化，美元顺理成章地连续大幅度降息，为根本性减少“双赤字”创造条件。缘由美国外债接近其GDP的100%，几乎全部以美元标价，美国的国外资产约占其GDP70%，当然这70%是以外国货币标价。如果美元贬值10%，那么，世界其他地区流入美国净财富将约占美国GDP的5%，这基本上能够抵消掉美国贸易赤字。美国凭借其年增长13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和全球经济最大最灵活的经济体地位，其持续扩张和逐步改善的“双赤字”，将在今年末或明年初一举扭转美元的颓势。美国不允许美元衰落和长期贬值，因为美国很清楚，正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给予美国不劳而获的特权和以邻为壑的手段。正如美国白宫认为：2008年美国经济不会进入衰退，2009年美国经济恢复正常。那么，预示着美国房地产投资低潮和次贷危机不久便会结束，正如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表示：“由于房价仍在下跌，许多潜在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但预计旧房销售将会在今年春天有所反弹”。
现在一边倒的美元危机论，诱导外国投资者过度减持美元，也许是美国所乐见的，几乎等于一次洗筹机会。只有完全走出了“双赤字”，美国经济才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维持美国经济的命根子――资本市场竞争力，这才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故认为美国可能是2008年回报最高的一个市场，其次才是新兴国家市场。
次贷危机的疑惑
根据德意志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次债总额为1.2万亿美元，若考虑每年偿还量，2007年底，美国次债总额为1.5万亿美元。又据《广州日报》特派记者，在华盛顿当地时间2008年1月25日采访格林斯潘：“在帐面上，次贷产品大约9000亿美元的价值，但大部分的价值已经被一笔购销了”。据有关部门分析，认为次贷风险较高的结构性产品接近50%，约7500亿美元，瑞银银行业分析家估计损失为2500亿美元，标准普尔公司表示，次贷相关亏损将超过2650亿美元，日本研究机构评估结果为4600亿美元，与美国45万亿美元的金融市场规模相比较小。
而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因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注入流动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8月31日，美国注资1452.5亿美元，欧洲注资6441.55亿美元，日本注资467.73亿美元，澳大利亚资151.39亿美元，加拿大注资43.68亿美元，累计总额为8556.85亿美元。而后，美联储自去年12月份以来，先后4次通过贷款拍卖方式向商业银行注资，前3次各为200亿美元，第4次为300亿美元，共计900亿美元，还有自去年9月份以来，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继续向市场注资估计约为800多亿美元。因美国次贷危机，预计西方各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注资超过1万亿美元。为加大刺激消费和投资，稳定金融市场，保持经济活力，美国国会通过实施14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真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
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事实上形成美国招之，欧日英等国家中央银行即来之，几乎没有什么门坎和任何附加条件。大家都知道，过去南美州的阿根廷、墨西哥和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时，对遭受危机国家提出苛刻条件予以提供援助，并干预危机的处理，这次除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外的基金，也起到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角色，向美国金融机构注入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商业资本。可能与全球格局下金融资本大搏异有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手，那么这场金融大博异的另一方是谁呢？其中的疑惑或有否阴谋，值得警惕。
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流动性真的不足吗？作为衡量流动性的关键指标M2，美联储最新货币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当周的M2货币供应量为7472万亿美元，增加43亿美元，从2006年年末次贷风暴开始到2007年底，M2中间值同比增速从4.7%攀升到6.2%，其中2007年9月份增速为6.7%，这说明美国的货币创造功能本身没有问题。再考虑去年9月美元利率从5.25%降至3%，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大规模注资和放松银根行为，美国市场流动性紧缺，岂不是无稽之谈。
资本市场的变局
始于2001年以来长达3年的货币拯救行动，带来了全球流动性持续泛滥，成就了今天的百元石油、千元黄金、万元伦铜，随着次贷风暴越演越烈，新一轮货币拯救行动又开始了，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向市场再次大量注入投放货币，岂不是孕育着更大的流动性过剩吗？
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注资行为，理论上有货币创造功能。由于中国金融衍生产品有限，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远不如美国，当前人民币有4.2至4.5倍的货币乘数放大效应。大家都知道美国金融市场发育成熟完善衍生产品众多，市场资金杠杆作用大，对于金融市场这1万亿美元，在众多金融杠杆作用放大之下，保守地估计理论上可以产生5倍以上美元的放大效应，这次美元货币乘数效应可能会在6至12个月得到有效释放。那么，目前全球有7.5万美元的流动性的基础上，再增加5万亿美元，可见理论上泡沫风险是存在的，意味着流动性更加过剩，西方各国央行大举向市场的注资行为，就等同于向市场“放水”鼓励投资。人民币资产将间接受益于这场美元拯救行动。预示着未来全球流动性环境更为复杂或严重，将继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为今后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种下祸根。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恶化，美元开始新一轮减息，旨在促使信贷扩张，提高金融体系在融资、投资间的效率，所以1月22日出台20多年来最大75个基点的降幅，1月31日又再降50个基点，自去年9月从5.25%降至目前的3%，造成高息货币大涨，资金流向亚洲，市场普遍预期美元降息仍未结束。到今年夏天，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可能降到2%至2.5%，美元不断降息之后，接下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等，也很可能陆续采取降息措施，可见美联储激进式的降息行动，不但带来美元急剧贬值，还会引发非美元硬货币跟随降息效应，其过度降息可能会使美国重回2001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因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低利率政策，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必然上涨，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可能再次集聚。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和市场的繁荣，美元可能将在2008年末开始上调利率，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将会由此而加剧。
目前，人民币利率4.14%，美元利率3%，利差114个基点，中美货币利率倒挂，成为国际投机过剩资本，继续涌入中国的催化剂。今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1.39%，是去年同期的两倍。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3%，对日元升值9.86%。在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升值幅度将大大超过去年，并有望对个各主要货币出现全面升值。在人民币加快升值和加息背景下，人民币资产和人民币资本品股市，将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避风港，无疑更多“热钱”流入我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中国将成为美元的“蓄水池”。估计2008年，流入中国的“热钱”将超过2500亿美元，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恶化，热钱借助各种渠道涌入速度正在加快，其中很大一部分热钱会流入A股市场，将助推上证综指收复失地并且创新高。倘若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上半年推出，奥运会前后上证综指有望挑战8000点。上证综指6124点已经下跌约30%，恰于美元加速贬值趋于一致，这种无意中的“合拍”，不仅对国际过剩投资机资本构成巨大诱惑力，也为进入A股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伴随人民币资产的崛起，资产价格和资本品股市继续上涨，我国必然出现历史性的估值高峰。
中美自1972年恢复邦交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互有贸易逆差阶段、中方持续贸易逆差阶段和美方持续贸易逆差阶段。中美双方对第一阶段的时间统计是一致的,即从1972年~1977年。而对第二、三阶段的时间统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中方统计,从1978年~1992年的15年间,中方为持续贸易逆差国,逆差总额高达253.6亿美元。而按美方统计,美方仅在1978年至1982年的5年间为持续贸易顺差,1983年起至2003年一直为持续贸易逆差,逆差总额已高达6656.9亿美元,平均每年大约为316亿美元,中国从1994年起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最大逆差国。
虽然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已难以支撑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二年(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586.1亿美元(中方统计)/1239.61亿美元(美方统计)(见图1)。对于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美两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不断,主要在于它涉及到两国应当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市场准入;(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以及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使其获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国贸易赤字的贸易优势。”①(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②(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压低人民币值,以促进出口。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进口配额、限制自华进口;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贸易制裁等。
中方则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国因素造成的:(1)美国的统计夸大了中国的对美出口;(2)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难以全面衡量中美贸易平衡的状况;(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造成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释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防美国可能使用的贸易制裁;贸易报复等。
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中美两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国贸易发展出现不平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身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也是由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所决定的。由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外在表现,是各国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须结合中美两国各自的整体经济状况以及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动态变化来考察这种东向贸易和西向贸易所导致的不平衡关系。
1.从中国对外贸易自身的特点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在纺织、服装、玩具、皮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70%以上属于“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
费用,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中国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出口主要市场则为美、日、欧国家。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来源地依次为:日本、中国的台湾省、东盟和韩国,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65%。同期,我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分别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出口468亿美元、281.5亿美元和261.4亿美元,对美、日、欧三个市场的出口合计占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国从对美加工贸易出口中获取了较大的顺差,但实际上中国仅赚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费而已。另外,由于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增长点,中国赚取的少量加工费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国实际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因此,所谓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背后却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
中美贸易中的香港转口因素是双边贸易关系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中国对美国的东向贸易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西向贸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香港转口进行的。因此,如何处理和统计两国贸易中的香港转口份额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之争的关键。一方面,美国把经香港转口的中国产品价值全部算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就把货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归为了中国的出口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又把经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排除在对华出口之外,这样就使得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统计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国也把美国经香港转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算成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报告的美国贸易逆差数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带来的双边贸易不平衡规模,中美商贸联委会贸易统计小组分析的结论是,中国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7%,远高于一般情况下的转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转口货物,如玩具和针织服装等,增值率甚至超过100%。但不管如何,中国对美国贸易存在顺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贸易顺差没有美方统计的那么大,这也是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香港转口份额的下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能否会走向客观化,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影响将十分巨大。
2.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经济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外,还包括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生产的全球化对国际分工的内容、形式和作用机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传统的国际收支统计已难以准确、客观地反映国际分工利益的分配关系。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实质。
从近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边贸易不平衡基本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并由中国发挥两个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比较优势与产业内部的比较优势所导致的结果。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排在前五项的商品分别是杂项制品(18.44%)、办公用机械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11.7%)、电信及声音的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10.74%)、鞋靴(8.7%)、电力机械气具(8.09%)。单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美出口以纺织服装为主的经贸格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计算机通讯类产品的出口份额在上升。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上半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948.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7%,高出全国外贸进出口增幅11个百分点,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贸易方式,具体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89.65%,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实质上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根据美中商务中心的统计,1997~2001年美国对华出口的20种主要产品中,出口额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飞机、通讯设备、显像管、含油种、以及自动数据处理机器。美对华产品出口明显属于高技术设计与营销为主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美两国贸易产品的各自优势,充分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中美两国之间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对华实行严厉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使美国对华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双方产品的优势互补也难以补充地体现出来,这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及边际产业的转移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在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因此,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同时,也将其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贸易顺差转移给了中国。可以说,中美贸易问题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延续,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对于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给中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影响,美国许多专家学者给予了客观的理解与分析。华盛顿策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业部主任凯兹指出“在看贸易赤字问题时不应该只看美中之间的贸易,还应该看一看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因为中国正在从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抢生意。本来在那些国家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转移到中国去制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正在转移,从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转移到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更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通过研究证明,90%的美国自华进口只是替代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低工资经济体的进口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的电子机械、玩具、皮靴和服装,只是10%的自华进口直接与美国的产品形成竞争。④所以说,对美中贸易赤字的争论,总的看来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从美国经济自身结构看中美贸易不平衡
美国出现巨额外贸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经济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决定的。一方面,战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世界产业发展史中第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装、鞋类、玩具等轻工类产品及电动机械、金属加工等机电类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另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进一步利用其科技优势、生产优势等塑造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以及与国外的产业内贸易成为美国贸易赤字剧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生产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与出口,并相应地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从而扩大了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样简单的进出口统计,就把真实的经济关系掩盖了,歪曲了。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日益增加正在成为双边贸易不平衡加剧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止200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7212个,涉及合同外资762.53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03.79亿美元,“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正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出口平台”。⑤因此,随着美国对华市场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有可能再次扩大,短期内单边倒的趋势难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贸易不平衡对两国及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仅对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两国经贸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推动。当两国都认为它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好处时,才会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否则就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阻碍。
1.对美国的影响
美对华贸易逆差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节省大笔的开支,弥补了其国内相关产业的不足,提高了国内的总有效供给,弥补了消费缺口,抑制了通货膨胀发生,为实现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二是由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优化了美国资源的配置,实现了产业的高级化,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好处。但由于巨额贸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资本流入才能弥补,所以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变化,美元的强势或者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持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带来负面作用,他们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是贸易,是对中国的外国援助。”⑥“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关系对美国的工资和就业以及美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令人忧虑的影响”等等。⑦
2.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为中国实现整体外贸顺差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改善我国外汇资源短缺的状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增强了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夯实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抵御外部冲击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对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利于解决中国庞大的就业问题,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约1/3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国以巨额出口退税补贴美国消费者,大量中国对美贸易盈余的好处重新流回美国,等于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GDP增长也是一种巨大损失。例如,一个玩具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国消费者将以10美元购买这个玩具,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美国的进口商和中国的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中国2002年427亿美元的对美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54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对美经济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华经济依存度,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对美外交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处理与美摩擦时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3.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认为“贸易不平衡是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唯一问题”,⑧因此能否处理好、何时处理好这一问题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强大“武器”,在其他国家一再鼓励出口,甚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的情况下,美国就会以“公平贸易”为幌子,频频挑起贸易战,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摩擦、90年代以来的美中经贸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证。具体来讲,如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政府重点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华施压:(1)在人民币汇率方面,中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攻击的主要依据,因此美国会不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这一问题在当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倾销方面,基于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美国会判定更多的中国企业产品对美构成倾销,从而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立案就达到十几起。(3)在出口补贴方面,美国会要求中国减少对其出口美国产品的补贴,削减出口退税力度,以削弱中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总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将越来越会成为阻碍双边经贸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增大双边经贸摩擦的频率,对双边经贸关系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可能使双边贸易朝平衡方面发展。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走势与展望
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然而就短期来看,对决定中美贸易状况的几种因素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当中既有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恶化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未来趋势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取决于这几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间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决定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的加工贸易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顺差,而且顺差额持续稳定增长,从1989年的26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亿美元。目前,我国加工贸易所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超过了55%,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对外贸易顺差的这种势头应该还会延续,也就是说我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特征是顺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国是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加工贸易产品出口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扩大到高技术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短期内可能会继续加大。
因素二,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趋势也有可能加大。目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主要集中在欧洲、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美国跨国公司势必将会加大对华直接投资的力度,使得其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样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又将会造成美国对华出口数额的进一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有可能再次恶化而不是改善。
导致目前中国贸易结构—对美欧为盈余对亚洲邻国为赤字—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吸引FDI的政策，特别是制造业。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达到了4800亿美元，远远高于任何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而且一半以上的投资都流到了制造业部门。中国不仅很少限制外国制造业企业的持股比例，而且还通过关税和其他政策，允许生产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按照国际价格经营。外国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进口的机械设备全部获得了进口关税豁免的待遇。如果其生产的最终产品是为了再出口，那么用于加工最终产品的外国进口零部件也可以免除进口关税。而且，如果制造商生产的出口产品中包含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那么这部分零件的国内增值税也可以获得退税。加上成本低、生产率较高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基地。
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美国进口产品结构上得到了反映。90年代初中国（以前是韩国和台湾）成为美国唯一的最大的鞋类供应国。10年来，中国（以前是韩国、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玩具和运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去年，中国取代日本和墨西哥成为美国消费类电器和信息技术硬件产品（如计算机）的最大供应国。
上面描述的贸易结构（中国对美国呈现盈余，对欧洲盈余稍小，对亚洲邻国呈现赤字）还源于另外两个因素。首先，位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FDI。与人们想象的不同，中国的美欧投资者数量相对较少。亚洲企业投资（特别是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占到中国吸收的FDI的约70%。亚洲的企业倾向于在本地区采购高附加值零部件后提供给驻中国的分公司。例如，去年，中国与台湾出现巨额贸易赤字，赤字额超过了250亿美元。去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有2/3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台湾驻大陆的企业负责完成最终产品的加工，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欧洲。
第二个因素是，与亚洲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平台不同，多数美欧企业是为了在中国销售最终产品，而不是为了出口。最好的例子是大众公司，在过去十年里，其控制了中国轿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众在上海和长春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实现了销售。而且这类企业也更多地在中国国内采购零部件，而不是从本国进口零部件。
总之，美欧在中国的投资相对较少，而且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市场。亚洲企业不仅投资规模大，而且从本国采购大部分零部件再把产品直接销往北美和欧洲。上述因素导致了美国现有的贸易结构。
最后，我认为，中国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对美顺差并不表明中国采取了系统性的贸易保护的行为。中国的确对一些特殊部门和产品采取了保护措施，这违背了入世承诺。但中国的确也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也许是所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开放的国家。
中国经济较高的开放程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近年来，中国进口增长迅速，从1990年的534亿美元增加到去年的29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5%。今年，中国前九个月的进口增长了40%，是2002年同期增长率的两倍，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比去年增加1000亿美元。今年，中国进口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的水平，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寻常的强劲增势，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但中国进口增长速度更快，这可以从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
第二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进口与GDP的比率，即进口比率。中国进口比率从1990年的不足15%上升到去年的接近25%。今年，这一比率可能达到30%，几乎是日本8%进口比率的4倍，是美国今年预计14%进口比率的两倍。
第三个衡量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指标是中国进口关税的保护程度。中国在入世之前就已开始削减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率降幅达3/4，从1982年的55%下调到2001年初的15%。目前，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是11.5%，制造产品平均关税仅为10.3%。当然，这依然明显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制造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已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例如，如果2005年乌拉圭回合承诺得到全面履行，阿根廷制造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为31%，巴西为27%，印度为32%，印尼为37%。而中国当前制造产品进口关税率为10.3%，到2005年将下降到9%，只是上述四个国家税率的1/4-1/3。
按上述三个指标衡量（进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出口/GDP比率高且不断增加、关税下降快且幅度大），相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否认中国还需要全面履行入世承诺。美国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应继续敦促中国履行所有的贸易承诺。尽管中国全面履行承诺可能对美国部分出口商十分重要，但我们应看到，全面履行承诺并不能对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产生太大的影响。赤字问题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低估了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应做何调整？对美中双边贸易会产生什么影响？
不容质疑，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自1994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四年中，中国资本项目呈现巨额盈余，其占GDP的比重为1%。为了保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8.28的水平，近来，中国当局不得不购进大量外汇，外汇储备也随之大幅增加。
中国的这一行动已经表明中国承认人民币低估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不是对其汇率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就在上周，中国政府宣布其将下调出口产品增值税退税比率3个百分点，这会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出现上升。但是，与汇率改革产生的效果不同，这一措施对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不产生任何影响。中国当局还表示要放宽FDI流出的审批手续、实现出境游自由化，以及允许国内金融机构发行美元债券。中国正在考虑允许国内保险企业购买外币标价的金融资产、批准《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计划》以允许中国居民投资国外证券，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将增加外汇需求、减少外汇供给，从而减轻官方外汇储备的压力。
美国应鼓励中国把实现更灵活的汇率体制作为其长期目标。过去几年，中国反复强调货币自由兑换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其改革目标，中国的这一长期愿望是不需争论的。
然而，对中国来说，中短期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制是不可行的。中国居民在银行系统中的储蓄额达10万亿人民币，中国储户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存款多样化投资。降低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将导致大量储蓄流向外币金融资产，中国各银行的储蓄资金很可能会大量流出。鉴于中国主要大银行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这种储蓄资金的流出很容易导致中国银行业危机。因此，除非当局已经解决了国有银行的偿付能力问题，否则，中国当局不会放松对居民储蓄的控制。
我和我的同事Morris Goldstein姑且认为，人民币低估了约15%-25%。因此人民币应重新估价，同时中国当局也应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允许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人民币应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仅盯住美元。
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在什么水平上,只有央行和国家决策机构综合各种情况才有能力决定。
马克・钱德勒是布朗兄弟哈里斯银行的首席外汇交易策略师。他最近提到一些颇有意思的观点。他指出,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账户这些支付平衡表的统计方式是根据几十年之前经济情况制定的,它们不能真实和准确地反映全球化经济的现状。美国的贸易赤字中有一半以上是跨国公司内部转手交易造成的。为了避免汇率的高波动性,今天的跨国公司趋向于朝“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策略发展。贸易项目的赤字往往为资本项目的盈余所弥补。贸易赤字反映不出价值创造和产业竞争力。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叫做“所有者基础框架”的方法来计算经常项目。如果钱德勒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汇率的波动对中国这样跨国企业相对较少的经济实体来说,远远要比对美国或欧洲这样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经济实体的影响要大。
在货币同黄金脱钩之后,货币本身成了一种商品。货币的价格取决于利率和汇率,也取决于汇率市场中的供需关系。根据购买力持平论,汇率是由商品交易决定的。但是,在现实中,汇率则由货币市场的交易和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世界每天货币交易的转手量是3.2万亿美元,世界全年的GDP是67万亿美元。换句话说,20天的货币交易差不多就可以将全世界全年的产出周转一遍。对汇率市场中的货币交易者来说,无论是为汇率风险进行套保还是进行投机,商品交易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汇率市场中的短期波动性并不真实反映出经济发展中商品交易的基本要素的变化。
由于市场的存在,金融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往往是利弊互换的平衡体。国内经济学家往往夸大了美元因为铸币权而得到的好处。根据麦肯锡公司最近的报告,美元作为世界储存货币给美国带来的金融净盈利在40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之间,只占美国目前GDP的0.3%到0.5%。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理应比可流通的货币便宜,这很正常。如果人民币同美元的流通性相同,同样是所谓的“硬通货”,那么,企业就不会为了50美分的盈利卖一条牛仔裤到美国市场上,而不到国内市场上去赚20元人民币。货币一旦流通,就不得不承受汇率市场的波动风险。在过去的一年里,汇率的剧烈波动对各国企业的竞争力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人民币没有直接进入国际汇率市场,因而汇率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减小对汇率短期波动的暴露面,这是有利的方面。但是,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流通的货币,政府因此必须储备大量的外汇。对这笔外汇的管理以及承担外汇贬值的风险,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
汇率是一个国家和央行调控宏观经济的有力金融工具。人民币与美元同步运动,并不等于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可以相对美元升值,同样也可以相对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的增值,对人民币的升值只应起到参照作用,而不应作为人民币必须相应升值的根据。
尽管汇率定价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对汇率定价也没有科学的理论,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否合理,还是可以通过国民经济是否运行正常而评估和衡量出来。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所谓的“向邻居乞讨”的低汇率而繁荣起来的。低汇率也许对出口在一个时期内有一定好处,但是,不合理的低汇率一定会在其他方面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可以觉察得到的障碍。在国民经济运转健康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屈从外部压力或按照过时的理论而盲目提高人民币币值。(摘自2010年1月13日《中国证券报》作者系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去工业化
论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机带给了我们许多教训，而我们更需要思考发生这样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当今世界存在的美元国家货币体系是引起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已经渐渐走出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更加需要冷静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美元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美元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泡沫生产机制，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那么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我将解释我这个看似极端的观点背后的道理。
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系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标志着该体系的瓦解，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军事及高科技领域任然具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积还在继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在美国渐渐丧失生产能力的同时，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美国100年来形成的超强消费能力和借贷消费方式。美国消费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70%以上了，而从1856年，I.M. Singer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Edward Clark想出一招为他们公司的缝纫机进行分期付款开始，美国的借贷消费模式已经开始在美国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发芽。时至今日，美国人的信贷项目已经从当年的缝纫机发展到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以及最近世界瞩目的次级贷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机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方式仍然不会改变。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经过去工业化后，美国基本成为了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国家了。显而易见，一个只是消费的，却几乎不生产的经济体必然会出现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只见的缺口，这会激励这个经济体内的生产者增加生产。当然，这只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如果存在这国际贸易，那么该经济体就能通过贸易用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然而当一个国家能进口数量巨大的产品进行消费却不能保持相应的出口量时，巨额的贸易赤字就不可避免了。看看这些惊人的数据吧，仅2007年一年美国就产生了7003亿的贸易赤字，而2008年的贸易赤字也又6771亿美元之巨，要知道澳大利亚2008年的GDP才7460亿美元。
[3]郑兴碧. 从“华盛顿共识”看新自由主义的危害[J].当代经济研究，2008，(3).
关键词：美国；债务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循环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78-05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的走向一直是世界经济领域重要的课题之一，其中关于美国债务问题的探讨也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菲利浦·凯甘（Philip Cagan）在《赤字经济》一书中，评析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财政赤字问题。凯甘以1960年代为界，将此前后产生的赤字分别称为以往赤字和当代赤字两类。凯甘认为，美国所参与的历次战争是以往赤字产生的根源，而政府政策、利益集团等人为因素则是当代赤字产生的根源。Diamond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分析了美国债务形成的原因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债务经济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增长，但是一旦超出赤字天花板可能牺牲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并对经济造成伤害，而目前的情形似乎正在印证Diamond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说法。陈建奇、张原在细致梳理美国国债发展的基础上认为，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已经背离稳态水平，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并引发系统性风险。章奇则将美国的财政状况总结为从盈余到赤字再到更大的赤字。威廉·塔布分析了1970年代以来债务膨胀和愈演愈烈的经济泡沫，认为美国已从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经济转向食利主义为主的经济，食利资本家和美国在全球日益获得支配性地位将导致美国走向新的帝国主义。威廉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姑且不论新帝国主义诞生，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天量财政赤字和与之相对应的债务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高赤字从长期看对美国经济利大于弊）。除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之外，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同样是世界经济稳定的一种挑战。施建淮认为，巨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反映了全球储蓄结构的失衡，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不确定性因素。姚枝仲认为，由于美国长期以来是净资本流入国，资本收益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国外资本的回流将使经常项目更加恶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持续，调整已经不可避免。徐明棋在解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提出，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逆差累积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发生质的改变。
一、美国债务经济及其国际循环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0多年，是美元大“繁荣”、危机常爆发的时代。总结这30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史，可以归纳为经济持续增长、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财政赤字日益增加、国债规模不断扩大。
首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看，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1970年以来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基本维持在30%左右没有发生改变，而同期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OECD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后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崛起蚕食了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其次，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自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由略有盈余到一路下探，2005、2006年贸易赤字占GDP比重均接近6%。再次，财政赤字日益增加。美国是一个有着“光荣”赤字传统的国家，除了1920年代“柯立芝繁荣”和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之外，美国建国后绝大部分年份均存在一定数量的财政赤字。赤字高企始终是美国经济运行中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赤字规模骤然上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创下10.02%的战后最高纪录。最后，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赤字规模日益增加，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国债急剧上升，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看还是从国债占GDP的比重上看，美国国债扩张的趋势都十分明显。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2财年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16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国债规模首次超过了CDP规模。
虽然美国国内财政赤字高企，贸易赤字攀升，存在所谓双赤字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也毫不逊色。对此，邹玉娟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逆差相辅相成，彭斯达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实际上，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分工格局下，双赤字已经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路径已然形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美元陷阱，扮演着进退维谷的两难角色。简单地说，为了填补财政赤字，美国大量发行美元债务，新兴经济体通过对美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回流到美国国内。这个循环的一方是经常项目逆差持续增加的美国，另一方是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加的新兴经济体和资源输出国，循环的渠道则是日益充斥国际市场的美国发行的以美元计价的各种债务资产交易及其体系。尤其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美国国债大量被上述国家所持有，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主要储备品种，这便构成了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
更加糟糕的是，这种债务循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纪律约束的松弛而更加明显和突出：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同时国内消费日益膨胀，导致美国逆差规模越来越大，由于美国坐拥铸币税特权，只要通过发行货币就能购买国外商品，因此就形成了美国大量发行美元货币，购买外国商品，美元现金在国外大量累积，美国继续发行国债，其他国家使用积累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国债，美元现金回流到美国而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其他国家到最后获得的仅仅是一纸美元资产凭证，一旦美国不能偿付或者通过实行恶意的美元贬值，其他国家面临的将是巨大的外汇资产风险。而这一美国债务国际循环渠道得以畅通无阻的根源：一则在于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众多新兴经济体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加工地，而资源型商品输出国成为原料来源地；二则在于现行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坐拥铸币税而其他国家只能依靠廉价劳动获得所谓“血泪美元”。
二、美国债务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稳定成型的国际货币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目前正处于纪律约束匮乏、行为准则失控的混沌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才得以获取了独一无二的超常地位，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路径才得以延续。可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债务经济的支撑体系。
1.美国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是美国债务经济的经济基础
以现价计算，201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4.58万亿美元，与欧盟（16.25万亿美元）规模相近，占全球份额的23%。合并商品和服务贸易，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并且，从流量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FDI输出国和目的地，2010年美国吸收FDI为2282.49亿美元；美国对外FDI为3289.05亿美元，与德国、法国、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之和（3330.45亿美元）接近。美元依旧是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根据IMF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组成货币（Currency Composition 0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报告，1995年以来，美元在各国和发达国家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甚至略有上升，而仅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比重略有下降。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最大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通过输出逆差和对外投资，大量输出美元资产，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外汇来源地。世界各国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内，无法摆脱美元对其国内外经济活动的影响力。美国的经济地位造就了美元的霸权基础，在国际货币体系内，美元的霸权基础进一步发酵和强化，最终使得美元、美国和世界经济成为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2.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强化了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国债务经济的产业基础
从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减少各国经济联系下汇率波动的产物。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最初即为了平滑因贸易而产生的汇率波动，而贸易发展又取决于比较优势下国际分工的发展。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持续发展，美国经济发展方式趋向软化，国内产业逐步向海外转移。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的兴起加快了美国制造业向海外迁移的步伐，同时美国政府大力刺激国内消费，扶持金融垄断资本兴起，居民消费方式逐渐向信贷消费发展，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制造业萎缩和居民消费扩张导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得益于美元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独一无二的计价、结算功能，美国可以几乎不受约束地通过增发美元或者发行美债大量进口国外商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大量从新兴经济体进口制造业商品，输出大量美元积累了巨额的贸易逆差。新兴经济体通过贸易获得美元顺差后，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只有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以实现保值增值，自觉或不自觉得陷入美元陷阱之内。
3.华尔街掌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是美国债务经济的循环基础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内，执世界金融体系牛耳的华尔街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华尔街代表着美国大型金融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华尔街金融创新和无限杠杆化操作是美元泛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国债向外扩张的重要渠道。华尔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以美债为基准的美元资产定价权方面，一年期美债基准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资产基准利率和证券收益水平，在此基础上以标普、惠誉和穆迪为代表的三大评级机构通过信用评级影响着美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资产价格收益率水平。
华尔街的兴起和发展几乎是沿着一条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平行的轨迹。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决定被看做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开端，同时也是华尔街金融大鳄最乐于接受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国从此不再维持美元兑黄金平价，美元创造和金融创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羁绊被彻底打破，美国财政部终于超越了黄金对美元的约束而可以自主决定美元价格，“双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项问题上如此一致”。当美国政府希望维持弱势美元时，可以以华尔街为渠道发行国债，压低利率价格；而当美国政府觉得强势美元更能获益时，或者通过华尔街的评级机构、金融垄断资本打压其他货币，或者回收美元促使美元升值。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内由于华尔街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似乎更加倾向于使用第一种方法而不是切实提高美元竞争力以维系美元地位。
三、美国债务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
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超强地位和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加上华尔街的推波助澜，美国当前的债务经济已然与国际货币体系有机结合，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目前看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基本面仍然向好，但问题是美国的债务经济是否可持续？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维持？
1.美国债务经济难以为继
国际社会对美国债务经济非议颇多，美国目前已经变成一个食利主义和经济过度虚拟化的国家，国内制造业外迁，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开发新产业解决因制造业外迁而导致的就业机会流失问题。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导致领取政府养老金的失业人员数量不断上升，政府社会保障开支持续攀升，对政府开支形成巨大压力。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出台救市措施拯救摇摇欲坠的银行业，形成了更大的财政赤字。同时，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刚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导致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方式日渐盛行。一方面是垄断金融资本在背后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消费向上而生产向外走，最终导致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使得美国债券经济难以为继。
2.美国债务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联系出现裂痕
在美国债务经济不可持续的大背景下，债务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天然联系也必然出现裂痕。国际分工格局下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性加剧，凸显了二者的内在矛盾，使得债务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联系更加脆弱。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不平衡、贸易格局不平衡、债权国与债务国发展不平衡。很长时间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加之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新兴经济体成为贸易顺差方面发达国家则成为逆差方，这又导致新兴经济体成为美国重要的国债持有者。一切似乎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货币体系内不断循环。伯南克认为，国际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东亚国家的过度储蓄，导致美国过度消费，并导致了国际失衡问题。这种说法明显臆造了两者的因果关系，美国过度消费绝非因为东亚国家过度储蓄，至于东亚国家是否过度储蓄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过度消费，根源在于目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国家被动卷进了这个系统内部。要消除目前国际失衡问题，国际分工格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应满足于充当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应该通过提升制造业的设计能力、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产品的营销能力等向国际生产的上游发展。
另外，金融危机给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各方面造成了严重冲击，从次贷危机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华尔街资本运作方式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金融改革刻不容缓，否则更大的危机也并非不可能。
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前景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约束机制。在该体系中，允许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在国内赤字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推高了美国的外债水平。持续净外债导致美元贬值压力上升，这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保持主要储备货币币值相对稳定的客观需求相矛盾。但是，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机制可以迫使储备货币发行国进行调整，也没有有效的办法对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过度攫取铸币税利益进行管制与约束。适当的国际储备货币应当能够保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反而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并在危机来临时显得束手无策。多极化的世界经济需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需求从来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来得这么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