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7:00
谁也无法否认，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深远历史革命。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轰然倒塌，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尽管这一制度当时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粗糙，又那么的名实不符，但毕竟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了人心，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时至今日，历史的车轮已碾过岁月沧桑整整一百载。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党中央到各级政府到各企事业单位，从学术界到演艺界，无不以各自的形式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重视辛亥革命就是因为尽管1911年的革命有着未能改变旧中国的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消灭了皇帝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制度，更重要的就是它将民主共和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与此同时，回顾近代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回顾百年前的先人们为改变中国面貌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与牺牲，仍然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资源。
历史早已过往。我们尊重历史，不忘历史，纪念历史，是因为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和经验，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样，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管是50周年，100周年，甚至时间更长，是要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不想对这段历史作过多的理论性的评价的赘述，我只想和大家一起穿越时空，“现场”感受下这段沧桑，也许体会更深。
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逸，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殊不知千疮百孔的清政府大殿下，却存有随时火山喷发的“隐患”。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巨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的表面的下面，涌动着一段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那便是革命！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
龙旗之下，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层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微笑的期待。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国人充满了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清朝，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置它于死地的痼疾和菌群。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因此，纵然“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汨汨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和凄惶。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亿万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延各地。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下……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的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这是一种劣根性的毒药在作祟，中华帝国经历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的两千多年的烙印，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最后，我想说，百年岁月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不免让人无限叹惋：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激进的革命也无视这种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为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关键词】 辛亥革命；纪念；启示
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改变命运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走向复兴的一百年。百年之后后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纪念些什么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又给了百年后的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一、百年纪念
2010年“双十”前夕，凤凰网专门做了辛亥百年倒计时专题网站，其开篇词即为“为什么要纪念辛亥百年”，并说明“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用一系列的专题报道，来和你一起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寻找、追问、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变与不变，以及改变”。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一个群体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那就是为祖国革命和建设都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外华侨和华人。[1]海外华侨始终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始终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孙中山先生为此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高度概括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
他们的功勋和地位体现在：辛亥革命时期：
（一）华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外华侨是革命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海外华侨是革命组织的重要支柱；海外华侨是革命经费的基本来源；海外华侨是武装起义的核心骨干。[2]
（二）华侨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百年间华人华侨的家、国意识更强烈了。辛亥革命使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华侨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打破了原先狭隘的地缘血缘观念，他们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新思想在华侨社会得到传播。
到20世纪初，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得到强化和升华，这位后来华侨支持抗日战争、支持祖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抗日战争及建国后：华侨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一百年来，海外侨胞的赤诚爱国主义精神一以贯之，这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这些都是我在百年之后应该铭记的。
二、百年启示
从1911到2011，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无不诠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老到现代、从危亡到复兴的壮阔进程，其中蕴涵着极其深刻的启示。
（一）应该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3]辛亥革命带来了震撼，也留下了思索。了帝制，却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失败的，那么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过程中，究竟谁是唤起民众、激发人民这一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百年中国的历史巨变，如千帆竞渡，又如百川归海，从岁月深处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只有坚定这样的选择，我们才能顺应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时代巨潮仍在激荡，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二）社会需要呼唤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先驱们“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之精神，树“振兴中华、迎头赶上”之雄心，面对袁氏窃国、军阀割据，干戈扰攘、民生凋敝，却只能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辛亥革命以其伟大的成功与沉痛的失败昭示世人，如果不能提出一个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起支撑现代化国家理想的制度框架，便无法拯救斯民于水火、力挽狂澜于既倒、切扶大厦于将倾。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实现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它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三）探寻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御侮强国之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各种希望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均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接过辛亥先驱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理想与推进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人在先进理论指导下首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带领人民彻底改变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求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当代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取得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实现经济从贫困落后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四）确立推进发展的制度保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与广大的中下层社会阶层几无关联，无法形成雄厚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民意基础，这是辛亥革命“上层革命”的历史局限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辛亥革命志业的起点所在：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参考文献
[1]朱英.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J].社会科学.2011,（2）.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100年，中国从帝制时代走向民主共和，历经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大的时代。至于其间的小阶段，诸如袁世凯时代、北洋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国内战争时期等还有很多，不过总体而言，过去的100年可以大致分为前38年和后62年。辛亥革命的情形恍若昨日，但历史确确实实走过了100年，至少消逝了3代人，因而我们今天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与认识肯定与100年前、与62年前、甚至与30年前有着很大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聪明，而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感觉也就与前人不同了，有了新的认识了。
中国革命起源
当然，无论我们有了怎样的新认识，当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都由衷敬佩孙中山和他那一代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传统话语体系中，孙中山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先行者，这个评价是对的。因为是孙中山第一个认识到清廷自1860年起所选择的变革道路不可能成功，中国的未来只有在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才能踏上一条坦途。这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知先觉，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早产生这种认识，这就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
在孙中山萌发这种认识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因为甲午战败而充满着悲情。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举30年国力创建的北洋海军，关键还在于这支海军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这场战争还摧毁了中国人的自信与面子，战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会败给这样一个小国，因为中国过去的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已占有相当比重，谁能想到一开战，那些洋务企业一个也指望不上，结果还是中央政府出面向西方借贷应付危机。30年经济发展毁于一旦，中国人的自信一霎那间几乎被彻底摧毁。
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清廷确实有所警醒，确实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变革，开始了维新运动，国内知识界差不多都转向支持清廷变法维新，重新起步。可是就在这种历史情景下，孙中山认为清廷主导的改革不能够成功，中国的未来必须是在排除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之后重新起步从头来过。孙中山不相信满洲贵族，认为一个整体腐败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可能真正割舍自己的特殊利益，不可能从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改革。孙中山的伟大还在于他不仅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他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先知先觉者的价值和意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还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预见和判断？这就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必须由衷敬佩孙中山的理由。
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合法性的清廷为什么没有满足中国人的期待、没有完成“自改革”的历史使命呢？这个问题说起来非常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统治者的惰性以及被各种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实事求是地说，清廷在最后几十年不是不想改革，他们确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状况百出。这都是特殊利益集团利益阶层约束了清廷的行动，使清廷的政治执行力已经远不能像入主中原初期那样有效。清廷最后几十年的所作所为不仅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而且在事实上证明了孙中山的预言，证明一个代表着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满洲贵族阶层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轨道。清廷的不作为成就了孙中山，使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的圣人和先知先觉。
甲午战后，清廷对过去30年中体西用治国路线有所检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过去30年只知道埋头军事经济和富国强兵可能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偏差的，中国未来可能取决于能否像日本那样实行维新，构建一个正常的国家形态。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确实是向这个方向迈进的，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至1898年秋，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队建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都是事实。中国人的言论空间扩大了，新的生活形式也由通商口岸向内地扩展了，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组建了，中国虽然还在实行着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新教育的基础已在全国范围扎根了，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府州县新式学堂相继建立了。至于军队，变革更早，还在甲午战争并未完全结束时，就开始了新式军队的组建，就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进行训练了。
这一切都是事实。可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裹足不前了，退缩了，于是引发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变动。血腥镇压使大批士大夫寒心了，士大夫不再谈风云，只谈风月。不是他们不想谈，也不是不能谈，而是他们对政治产生了怀疑。
清廷为什么会在政治改革高潮时发生惊天逆转？这里面的原因当然还可探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廷没有对这些事情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而在紧接着的政治变动中，又肆意操控舆论，煽动民粹，为了王朝私利，清廷统治者肆意鼓动手无寸铁的义和拳勇与列强真刀真枪相见。这不是一般的不厚道，是太不负责任了。到了1900年，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开始转变，像章炳麟、梁启超、刘师培等许多原先对清廷抱有幻想的人，都纷纷放弃改良主义立场而改从革命。清廷用自己的手启动了自己的一场革命。
将清廷视为异族政权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准确的，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获得了中国人的认同和支持。孙中山后来反复解释，他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是以满洲全体为敌，而是对准满洲人中的那些当权者，也就是满洲贵族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出于私欲，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置世界潮流于不顾，因而必在反对之列。
革命与改良赛跑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事情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内事务，全球化潮流已将中国深深卷了进去。义和团运动兴起，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列强。所谓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凭着自己的想象，中国已经踏上世界发展一体化这条道路。1901年清廷主导开启的新政，其实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全球化，就是要与世界逐步接轨的政治改革。
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是对革命的有效遏制。新政的发展使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革命由此几度进入低谷。中国人原本就不具有极端激进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造反送死。所以当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开启后，许多原本就动摇不定的革命者转向改良，回归主流社会，以善良心情期待清廷能够用不流血的手段推动国家进步。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清廷改革的动力日趋减弱。到了1904年，许多改革实际上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动力，不知所措。
恰当此时，日俄战争爆发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奇怪战争”引起了国人高度关切，因为日俄两国都是中国友好邻邦，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更重要的还在于，日俄战争说到底是两种制度的决战，是日本立体与俄国君主专制政体进行决战。中国官方押宝俄国，希望俄国的胜利为中国继续采纳举国动员体制提供成功范例；然而民间甚至还有许多开明官僚士大夫押宝日本，相信维新后的日本具有不一样的体制优势，一定能够以体制优势战胜沙皇俄国。
战争的结果使朝廷大失所望，清廷由此陷入空前被动，战胜后的日本不愿与清政府就东北进行交涉。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清廷接受向东西洋各国派遣考察大臣的建议，以期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这是清末最后几年政治变革的重要节点，使清廷发现君主立宪虽说制约了君力，但可以使君主少担责，君主不再处于权力要冲，虽说放弃了一些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由此可以保证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中国人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族群，一旦意识到问题所在，就会义无反顾抛弃旧的，拥抱新的，于是科举制废了，新教育普及了，自由经济可以获得充分发展了，追慕西方的现代法律体系也开始构建了。更重要的是，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了，发誓用不太长的时间直追日本，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尽快构建一个常态国家。
清廷的觉醒和大规模推动立宪和改革，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使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陷入空前困境。我们过去说革命党在1905年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中占了上风、取得胜利，那不过是一家之言，是胜利者后来的看法。看看吴樾、徐锡麟、秋瑾等从1905年开始前赴后继进行暴力攻击，就知道革命已经陷入毫无希望的困境，革命党人其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在无法回归主流社会之后的困兽斗。
因政治改革的开启，先前在政治上一直被动的清廷拥有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权，此后数年，在革命与改良的赛跑中，革命屡屡落后。经过几年的民主训练和发展，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运动赢得了民众的拥护，民众的政治热情被激活了，各省谘议局相继建立，地方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初步形成并开始运作，行政主导的一权独大局面开始改变，这一切改变不仅没有影响清廷的威望和行政力，反而使清廷获得很多年来所未有过的权威。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宣布争取在9年时间达成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9年立宪是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清廷专门成立编查馆制定9年规划，哪一年做什么怎样做，在这个规划中都逐条开列，非常详细。应该说清廷对预备立宪是严肃和谨慎的，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国家根本体制的大变革，绝对不是儿戏。预备立宪激励了中国人的情绪，大家普遍相信，中国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常态国家。
立宪运动的顺利进展几乎封杀了革命党人的生存空间，革命党人面对此情此景不能不发生严重的分裂。1905年成立于东京的同盟会，经过短暂辉煌，到了1908年实际上陷入四分五裂之中。章炳麟大骂孙中山或许有点过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章炳麟此时对革命事业的前景不太看好呢？如果仅仅与孙中山决裂或许还只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问题是章炳麟此时也开始与不共戴天的清廷有了一些秘密往来，他通过一些非常机密的渠道接受两江总督端方的资助，不管他接受这些资助去干什么，这对于革命来说，其结果都一样，就是对革命前景失去了信心。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 政治现代化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现代化特质的革命。它建立了中华民国，践行了民主立国、共和建国、治国的政治理念，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新的现代性飞跃，对中国政治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中国政治从此开始迈进政治现代化的轨道。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民主、共和与
辛亥革命完成了中国从王朝国家到民族、民主国家的历史跨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坚信，民主是西方崛起和强大的“奥秘”，是积贫积弱国家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在其思想纲领“三民主义”中系统诠释了民主的精义，使民主成为自始至终贯穿辛亥革命的政治目标。
民主思想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的建国方案中清晰可见：“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规定了在民原则，即“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切权力，在民成为“民国之通义”。民主实践也是星星之火，燎原华夏，国人从封建专制压迫下解放，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新起点。从权利来看，《临时约法》规定，全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从制度来看，民主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相继展开运行；从选举来看，在1912年的全国大选中，登记的选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从竞争来看，民国初期，政党林立，大大小小共312个。民国民主“初出茅庐”的实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在民”的话，那么共和的精神是“天下为公”。中华民国，是国民革命建立的新的民族国家形态，师法欧美经验，选择典型共和制的政体形式，主张五族共和，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国”共和是对中国“家天下”的君主王朝制度的超越。1911年12月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1月1日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国诞生，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民国确立了总统共和制，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誓“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扫专制时代以民为奴之旧俗，第一次树立了国家“服务人民”、政府“天下为公”的现代形象。1912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个国会――参议院正式成立，表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分离和相互有效的制约，“希望在中国实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临时约法》3月颁布，基于预防和警惕袁世凯专权独裁的紧迫需要，修改总统共和为责任内阁制，形成代表制度、选举制度、分权制度、司法制度等国家制度。从武昌起义到临时政府再到《临时约法》，分权制衡、共和政府的建立，天下为公政治理念的宣示，开创了我国政治现代化革故鼎新的新形态。辛亥革命开创了“之治”的新传统。意指宪法政治，“即民主政治”。精神在于法治，是一套确立和维持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有效控制的技术。近代和民主几乎如影相随地被译介、传播并登陆中国。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成就了辛亥革命的革命建国的选择。尽管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立宪的方向，但是以民主共和的国家建构延续和继承了近代治国的努力，把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和工具。
中国民国开启了中国尝试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先河。武昌起义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大纲》是一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兼有联邦色彩的总统制和共和政体的政府组织法，是民国的开端。中华民国制定并公布的《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告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正式确立，设计出“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从法律上限制了总统的专权和任期，实行责任内阁制。与立宪相配合，南京临时参议院自开院到结束，了一系列法令：有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发展经济的法令；有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律法；也有废除封建法制，推行司法改革的律令，形成颇具特色但又应景、应急的法律体系。从清末“君主立宪”到民国“民主”，辛亥革命开辟出一方立宪、行宪、治国新的模式。
二、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
政治现代化是政治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目标和过程，是多因素的交融的变迁，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维度：政治形式合法化、政治结构理性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取代了千年“帝国”，改变了王朝的循环更迭机制，终结了皇权专制，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结果，使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走向合法化、合理化、多元化。
（一）民主共和的选择与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革新。政治合法性是任何统治者都面临的首要和根本性问题。辛亥革命以暴力了帝制，代之以中华民国，标志着人民时代的开端，它不再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用“人民民主”的现代合法性取代了“天命王道”的中国传统合法性，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一大突破。中华民国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从君之主到民之主，临时政府无疑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替代了传统王朝“更替宗教、宗族的政治权威”；［7］民主共和建构的法理型政治权威，它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民的选择，来自于法律和章程的明文规定，是对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一大创新。辛亥革命是“推陈出新”，民主共和是一条新与旧、古与今的分界线，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时代意识。它不仅塑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形成了新的政治理念，而且把中国带进了民主国家之列，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的新纪元。
（二）共和的实施与中国政治结构合理性的重构。政治结构功能合理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题。辛亥革命结束了“朝代国家”形态，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家”的形态。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变革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皇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专制是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尽管社会结构有所分化，但政治角色混杂，社会职能混合，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分化和变革的需要。自共和国建立，实施，中国出现了政党、国会、总统、司法等新的制度形态，形成了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选择了总统制、选举制、任期制、多党制等现代政治形式；出现了专门化职能机构，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辛亥革命把政治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共和、的践行彰显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理性化，国家的治理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事业，共同执政，开拓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天地。
（三）民主的实行与中国政治行为多元化的开启。政治行为的多元化是政治现代化的精髓，是区分现代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政治行为的多元化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民众现代政治观念的启蒙；二是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展。中国人“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为主人矣”。在民主政治的倡导下，民权弥张，民意弥达，平等自由之风涌起。民国民主的实践，致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民心，现代国家观念初步形成，自我政治实现意识开始萌生，就连君主立体的固守者梁启超也不得不感叹：“共和之局既定矣。”共和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权力逐渐从贵族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范围，有利于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辛亥革命后，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产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组建通讯社，积极参与政治。不论从政治参与到政治沟通、从公共政策到公共管理，还是从政治精英到人民大众、从利益集团到政党，民国政治的多元化实践开启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时代。
三、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
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理想绚丽多姿，实践惊心动魄，贡献功在千秋，但遗憾也如影相随。作为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它时时给我们警醒和启迪。
（一）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社会，不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即能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方能完成。历史证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这些典型的革命都是不彻底、不完整的一次性革命，而是反反复复，一波三折，才成正果。民主必须经历比暴力革命更为艰巨的深刻蜕变，方能化蛹为蝶。自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权几经更迭，政治舞台的潮起潮落，无不体现着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震荡。
（二）以民主、共和、为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重建是何其错综复杂，如此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适得其反。政治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一个革命的决策，一种崇高的追求，一项制度的架构，还取决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思想的启蒙，市民社会的成长，革命翻天覆地的政治理想会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走样变形。
（三）以民主、共和、为蓝图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的有机系统。古今中外国家实践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没有共和的民主，革命将失去执政的方向，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没有的民主，政府将失去权力制衡，必然走向腐败、堕落；没有共和的，容易导致个体私权的“泛滥”和社会公德的流失；没有民主的共和缺失统治的合法性；而没有民主的会沦为虚假的谎言和一纸空文。
百年辛亥革命，百年风风雨雨，百年政治现代化实践，反复证明，一个背负“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民族，一个直面“欧风美雨”浸融与挑战的社会，一个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政治现代化、政治文明需要几代人、多代人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
辛亥革命发生整整100年了。回想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高举辛亥革命张扬的振兴中华的大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不屈不挠，为理想而奋斗献身，不禁令人百感交集，崇敬之情与使命感油然而生。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短短不到4700字，其中8次提及“振兴中华”，23次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的坚定继承与弘扬。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辛亥革命先烈们所追求的目标，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瓜分、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亿万华夏儿女正在满怀豪情地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相信只要团结一致、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持之以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一定会以富强、民主、文明之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不应否认，我们国家的现状――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距离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充满荆棘与坎坷，海峡两岸尚处于分离状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胡总书记的讲话，用了400多个字的篇幅谈及两岸关系，其中4次提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7次用到“共同”一词。他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从胡总书记讲话的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到，振兴中华应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责任与义务，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振兴中华三位一体，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简言之，要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必须两岸同胞共同奋斗，同时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敌对是战争和内耗的根源，分裂的国家无强大幸福可言，分裂的民族无复兴可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上升途中会自行肢解。而要实现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两大目标，首先应该做到和平发展，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唯有和平发展才能积累实现这两大目标所需的综合实力，才能“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和平统一才能瓜熟蒂落，中华民族之复兴才有坚实的基础。换言之，没有和平发展谈不上和平统一，没有和平统一也谈不上民族的复兴。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感悟和体会这些道理，对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与主题至关重要。
但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前提暨原则的，要实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亦不例外，这就是胡总书记在讲话别强调的，要“增强反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重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之所以出现了大突破、大转折、大发展，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仍取得亮眼的成绩，与当局认清天下发展大势，始终秉持国共两党于2005年达成的“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坚持“九二共识”分不开。如今，蔡英文领导下的，幻想不要“九二共识”，只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岸两会协商成果，幻想能够将“两岸一边一国”定位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接，这就犹如釜底抽薪、重走老路、重蹈覆辙，是极不负责、极其危险的想法。两岸同胞都应共同阻止“”势力实施这一想法，防止台海重新陷入危机之中。
总之，胡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在于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和全民族，深切缅怀孙中山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功勋，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同时指出了振兴中华必须坚持的原则与路径，并特别就两岸携手推动和平发展、同心实现民族复兴问题进行了论述，是鼓舞我们继续奋斗的指导思想暨行动指南。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让我们把思绪回到那百年前神州大地的武昌城，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中隆隆的炮声，一副英雄的面孔仿佛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他们为真理与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行动，才有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他们是革命的先驱，我们应该永远缅怀他们。
百年前的神州大地正处于清王朝的统治晚期，在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中，有一批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与思想的青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民主，悄然成立了一个个革命的团体。这些团体成为了革命的火种，成了日后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20世纪初，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由于各种近代学堂的设立，湖北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成为革命的骨干。其次，武汉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的地区，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榨，使这里人民的反抗怒潮不断高涨，为武昌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第三，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进行了较长期的起义准备。文学社、共进会深入湖北新军，做了大量宣传与组织工作。这样，武汉成了辛亥革命的摇篮。
文学社与共进会时那时的秘密革命团体，在湖北地区特别是湖北新军中积极活动，经过他们的争取，1911年，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团体的达到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在同盟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组成起义的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任军事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十月九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发生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起义用的旗帜、印信、书稿和革命党人的名册全部搜去，转交给清政府。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等被捕就义，蒋翊武幸免于难。
1911年10月10日，湖广总督在武昌实行全城戒严，按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革命正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形式极为严峻。一部分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继续发动起义。当晚，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率领士兵鸣炮冲出营房，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震动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
虽然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先烈们的革命事迹。是他们为革命献身，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年代。我们青年一代要牢记历史，放眼未来，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知识。为了将来，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暨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
组诗
抗击敌寇
猖狂日本大侵凌，我破重围去远征。
华夏东西将力聚，九州南北把倭惩。
方逢一统前途现，又遇和谈协议崩。
剩勇已将穷寇逐，人民拥立国旗升。
关键词: 辛亥首义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发展
旅游业作为一种绿色产业早已被各国各地方政府所重视，很多国家或地方政府甚至于将其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纵观国内很多城市旅游产业的推广只要抓住了城市发展的机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011年10月10日，辛亥首义100周年大典，武汉作为打响辛亥第一枪的“首义之城”迎来了全体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共同关注,辛亥百年对于武汉,如同奥运于北京,世博于上海,亚运于广州,是城市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得益于此次百年大典的举办,辛亥首义旅游资源的建设得到了省市甚至于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几乎所有有关首义的旅游资源都得到了很好的整建与扩建，同时为纪念辛亥百年也新建了一批纪念建筑，可以说打造出若干条长效首义精品旅游线路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和舆论环境，而实际上在此次百年大典前，辛亥首义旅游资源因为各种原因保护状态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打造出若干条首义精品旅游线路并将其长效化，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些革命遗址，进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教育功效。
一．武汉辛亥首义旅游资源现状
1、武汉辛亥首义旅游资源概况
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市区内有为数众多的首义革命遗址和遗迹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为举好此次百年大典，整建、新建与首义相关的革命历史遗址有30处之多，遍布三镇，如广为人知的鄂军都督府-俗称红楼（下称为红楼）、“起义门”、辛亥首义烈士祠、孙中山辛亥铜像、黎元洪墓等。在这30处遗址遗迹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即红楼；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即辛亥革命发难处——工程营旧址、起义门、楚望械库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即汉口孙中山铜像。同时，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还斥巨资修建了首义文化广场、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碑、中山舰博物馆、楚望台遗址公园等辛亥革命纪念性景观工程。这样一些遗址、遗迹、纪念建筑都是武汉打造辛亥首义精品旅游线路的优势所在。这一个个遗址、遗迹、纪念建筑犹如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将百年前辛亥革命那段峥嵘岁月展现在游人眼前。
2.武汉辛亥首义旅游资源特点
辛亥革命遗址遗迹虽然在武汉三镇都有分布，但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武昌。其中最具历史文物价值的保护单位，是红楼，其次是工程营旧址、起义门、楚望械库等遗址遗迹，这些地方要么是当年辛亥革命的指挥中心，要么是起义的阵地，要么埋葬着烈士遗骨。同时为纪念辛亥首义百年所新建的景观建筑也都在武昌，相对比较集中，而且武汉政府还重点打造了以首义广场为核心的首义文化区，这些客观条件为依托武昌古城为平台，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充分整合辖区内各类旅游资源，打造出若干条凸显“首义文化”的精品旅游线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可操作性。
二．辛亥首义精品旅游线路初探
为保证首义旅游线路能广为各地游客熟悉，进而提高首义旅游线路的美誉度，成为精品旅游线路，因此在线路的设计上，应着眼于实际可操作性和游客的便利性，着重将武昌区内辛亥首义旅游资源“捆绑”起来，形成各类主题式的辛亥首义特色旅游线路，并和旅游区内户部巷美食街、胭脂风情街、昙华林民俗街等资源串联起来，在强调主题的情况下尽力将线路的设置做横向性的扩张，一方面既丰富了“辛亥首义旅游线路”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能让游客从更多侧面了解“辛亥革命”发生年代的世井百情。这样做的好处也能夯实辛亥首义旅游线路的深度，为该条线路的精品化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客源市场推出短线、中线、长线等立体多元的首义文化旅游线路，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武汉旅游业为主联合与当年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一些城市共同打造出若干条辛亥首义历史场景之旅。当然作为扩展我市旅游资源深度，发展我市旅游经济，我们目前的重点还是放在打造出若干条辛亥首义精品旅游线路。
1.辛亥首义革命之旅
本条旅游线路以展现当年革命风云为主，力图通过将当年首义革命重要的场所对游客做一全景式展示，从而达到教育目的。因此本旅游线路务必包含红楼、首义文化广场、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碑、起义门、楚望台遗址公园、辛亥首义烈士祠等旅游景点，同时在这些展览场馆中还应多陈列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革命文物、烈士的遗物等实物，在讲解上则力图于还原真实的首义革命事件，而结合声、光、电等现代手段为游客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真实场景，在加上配合实物的讲解方式更能让游客领略到当年革命风云的变幻和革命成功的艰辛。此线路以教育和感怀为主要目的，需要游客集中精神配合导游人员的讲解，因此线路不宜用时太长，以一日游短线为好。
2.辛亥首义楚风文化之旅
为体现出首义文化特色，本线路在设计上应与黄鹤楼公园联姻，除上述景点外还包含黄鹤楼公园各景点，同时讲解的重点侧重于介绍当年楚地民情，进而烘托出辛亥首义爆发的社会背景，为游客分析首义革命产生的缘由提供材料支撑。此线路既可打造成短线也可根据需要打造成二日游中线。此线路在第二天就可进入休闲之旅，游客可放松心情去感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江南第一名楼的诗情画意，还可以登楼去领略“大江东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豪迈气慨，
[关键词]辛亥革命性质；时代共振；历史本真；复杂性
回望辛亥百年，历经令人激动的“2011年双十纪念”，纪念辛亥百年成为继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大庆后的另一盛典，足可见百年前这场空前的变革对在21世纪努力实现全方位改革来完成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讲意义是非凡的。今天的中国人仍在探索百年前的民族复兴之路，可喜的是，今天的中国探索者坚持努力向西方学习，却超越了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游学海外时接受西学的痴狂(1)，吸收和内化大量的西学后眼光向内进行选择性反思和批判，更多的思索中国自身的传统性因素和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可以展示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和历史书写与回归历史本真之间的关系。
一、回顾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大陆学界长时间内的统一认识。(2)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是普通大众通过科普教材获得的知识。以下是学界对这个问题长达半个世纪学术探讨的回顾。
（一）50年代：分歧中的共识
一词之差的争论，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54年以《历史教学》杂志为载体，耿孟夫以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不同历史范畴为依据，对两者发生的时间和革命任务进行厘定，从而提出“中国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能称之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的说法，引起了三种回应：一是汪咨训提到政治立场问题的观点：认为耿孟夫的提法“是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4)，因为曾明确提过：“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5)二是孙守任和王永康则提出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是李茜1960年的《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一文深入讨论了这个争论，将该问题由争议引向了共识：即“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性质上的本质差异，而是可以通用的两个概念。(6)作者回到马克思、列宁和苏联学者康士坦丁诺夫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定义，结合中国现实提出：“就性质而言，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习惯上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类型而言，辛亥革命属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并不具有人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更不是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7)两种说法只是居于经济层面性质和群众在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类型两种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的结论而已。
（二）60年代：共识中的分歧
60年代争论焦点是辛亥革命的实质问题，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还是革清王朝的命？1961年10月16-21日，在武汉举办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对有关辛亥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此时对辛亥革命实质的关注都带着较强的革命话语色彩，学者们达到的共识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8)学界论证该问题时回避不了一个共同的政治背景：和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论断。(9)然而在基本共识的关照下，学者们又对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质特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值得关注的有三种提法。
胡绳武、金冲及在《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从社会各种矛盾状况出发，对辛亥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进行分析，提出革命实质是“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0)这是代表性的观点，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李时岳的《辛亥革命与帝国主义——兼谈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中，在承认同志的“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这个论断既说明了革命的性质，又反映了革命的形式的前提下，提出“辛亥革命是国内革命战争，不是对外的民族战争；革命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国内反动派，即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不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11)
吴雁南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文中，则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影响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的论断，人民之所以要革清政府的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从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矛盾和任务出发，提出“不能忽视‘辛亥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但由于反帝国主义的特点，又不能等同于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12)
（三）80年代：学术大争论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革命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论点的交锋。
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建国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在短短的十年里，对内是“”的结束，随着而来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步入正轨和新发展，社会各层面既有30年前建国的欢欣热情，又带着欲急速前进不想倒退的情绪；对外开放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性时代主题的大环境，让封闭了很长时间的学术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和接触，开始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尤其是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成果（国外和中国港台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可归纳成：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13)；辛亥革命是国内民族革命(14)；辛亥革命是中国对外革命(15)；辛亥革命是一场绅士革命；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16)；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17)；辛亥革命算不上资产阶级革命(18)等）。
这股外来的学术挑战主要是对前30年国内主流学术共识的颠覆，国内的学者们通过各种有针对性的回应再次达成共识：肯定辛亥革命是革命，并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将其进行简单梳理。
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是本次国际学术交锋的最大特征(19)。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是：
1. 中国社会科院的黎澍、黄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胡绳等学者，以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为代表，有意识地针对海外学术界提出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革命”之说进行澄清。(20)1982年12月5日在长沙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上，以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为代表的一些论文就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能量和动向进行了深入研究。更开阔的研究视角既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肯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1)
2. 李时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22)中，对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和“反帝反封建过程”是两个“变革过程”）进行批判，提出近代中国存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向下沉沦”和人民大众主导的“向上发展”两个过程，为他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论奠定理论基础。“两个过程”的新提法也成为人们重新解读近代中国的一种新视角。
3. 刘大年在1981年的《赤门谈史录》一书中，一是系统地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状况、革命领导者、革命纲领、革命的主力军四个方面，肯定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剖析了横山英的“政治变革论”和白吉尔的“非革命论”，并对“国内民族革命”论、“中国对外国革命”论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可以有助于认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样性和共性，有助于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特点。(23)
4. 章开沅先生在1981年的《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中，主要与台北学者中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史学家进行学术对话，(24)认为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由于对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水平评估的不同和对同一问题研究方法论的不同，对辛亥革命的性质认识也不同。提出一是不能因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而贬低和否定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进而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二是考察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必须结合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发展背景和20世纪初中国独有的两半社会性质，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方法，“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不能仅仅根椐领导革命的党派团体的宣言和领袖人物的主观愿望，而是要认真考察其主要的社会实践和由此产生的主要社会效果。”代表资产阶级诉求的新式知识分子构成辛亥革命的领导层，并草拟了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和趋势的革命纲领和方针政策，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25)
（四）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
学界在90年代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讨论出现了新的征兆：努力摆脱政治性阶级论看问题的扁平化、笼统化局限，回归揭示历史面貌的复杂性。
安徽社科院历史所的王彦民提出“性质分期论”(26)，一方面论证早期辛亥革命是民族革命，以此反驳一些苏联学者(27)“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观点；另一方面用“性质分期论”来关照以往对辛亥革命中被人忽略的一些民族、民主的努力，带有一种摆脱阶级论来关注问题复杂性的意识。作者注意到，即使是在同一个革命活动中，随着革命内外部形式的不断变化，革命任务和活动诉求会有所调整变化，并且提出“辛亥革命是许多人领导的，从革命全过程来看，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孙中山，从具体来看直接领导人则是熊秉坤和蔡济民等人。”(28)而不是笼统地用资产阶级来定义。
1992年郭世佑的《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依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来对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阶级基础的再解读(29)。切入点仍是资产阶级，一是反对学术界的“革命派只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是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认为这是政治环境影响和左倾“唯成分论”影响历史研究的表现，他进而提出：“从广义的资产阶级和革命党的阶级属性而论，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就狭义的资产阶级即资本家而言，辛亥革命是一场缺乏这种阶级基础的革命。”(30)革命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肩负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一般资本家要区分开来。二是指出海峡两岸学者由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不同，大陆学者侧重辛亥革命的阶级性，台北学者侧重社会性，以至于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为此提出一个新标准：革命性质应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肯定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
（五）21世纪的跨越性展望
世纪之交，继往开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索在延续上世纪90年代跳出革命史范式看问题的努力，并有所深化，讨论的焦点逐渐从社会矛盾、革命对象、阶级基础移向革命大众和革命达到的效果，观察视角逐渐从上向下移，一些新的标准在浮现，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是部分学者提出用新的标准来看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朱宗震将辛亥革命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西方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国家如英、法、日进行比较，认为辛亥革命的实践根本达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水平，“辛亥革命尽管具有共和思想的光环，实质上并未跳出王朝更替的循环。”(31)文章虽然带有用西方理论来衡量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提出用革命达到的效果来定性是一种突破。华中师范大学的彭剑提出要超越以往从领导者入手的局限，认为“从政体转型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共和制和君主制的较量。”(32)
二是有些学者对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进行新解读。辛亥百年纪念之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提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一批青年学生即新型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33)共和、平民字眼的使用可以看出新世纪的学术解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34)
三是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先不下定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炎才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回顾另辟蹊径，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定性问题，提出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体现出“整体考察与本质互动的理性追求特征”，(35)无论是以往源于的社会性质判断论(36)、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决定论(37)等自觉地用唯物史观考察法，还是新时期学者运用的系统考察法、近代社会史方法、阶级分析法、综合分析法都是追寻历史真相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如此诸多方法的融合运用，史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愈来愈接近其历史本来面目”。认为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转换视角和更多的实证开拓去探讨出今天的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性质(38)。
二、学界的思考发生变化的原因
纵观50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与思考：从50年代的分歧中有共识、60年代的共识中有分歧、80年代的学术大争论、90年代摆脱一元化的征兆再到新世纪的跨越与展望，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思考无一不与时生紧密的共振，究其原因，笔者浅陋，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社会大环境和时代主题的转变。历史是时代的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时代主题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到和平与发展、再到21世纪金融危机后的反思与呼吁国际合作与共识，国内我们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经了从建国后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模仿到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些都影响到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索。从50年代汪咨训等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是否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指示相违反的担心到今天学者期待用新视角来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学术思考与时代脉络的紧密相联。正如学界指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是21世纪之后第一个十年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39)。
二是史料的不断开拓和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从50到70年代反复使用的《选集》《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纲领性材料，到80年代以后一些新史料如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金冲及和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地方性报刊杭州的《商业杂志》、地方县志如《吴县志》、个人传记如《孙中山全集》和《黄兴传记》等，再到90年代国外资料的开拓如日本中村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不同类型史料的开拓和挖掘也有助于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观察摆脱一元化视角的局限。
三、政治环境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如学者所言“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40)，它的承上启下地位是透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方向的绝佳方位，因而对它的定性也就不可避免与国家政治大环境有紧密关系，甚至出现“政府、政党纪念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辛亥纪念本身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的现象(41)。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学术化，回归历史本真。
三、问题与思考
透过辛亥革命性质之争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学人们的两个思考：学术与政治之间千丝万缕的互动和如何书写历史才能尊重历史、回归历史本真。这些思考也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和基点：历史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的书写与真实？
1. 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于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42)。葛剑雄先生的这个定义揭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现象，任何历史都是人与史实的互动，也带来意识形态与史实的互动。然而，引发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价值、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是决定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依托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控制人们的历史记忆，这种情境下的历史建构，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而是历史应该是什么。”(43)还有学者关注到实体地域文化构建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源定义者与历史本身的互动，如程美宝用“现实建构”分析框架对广东文化命题建构与时代、人事的互动关系(44)。
基于这种反思，新史学的追随者们提出历史研究应眼光不断向下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来还原多维度的历史。笔者却认为历史真相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而多维的,无论我们想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都不能回避历史复杂多维的特征。即使我们无法做到奥克肖特要求的那样，历史学家应以各种完全与他通常思考现在的方法毫无瓜葛的方式来思考过去，(45)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事业的概念是雄心勃勃的，它要求历史学家抵制所有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压倒性趋势。”(46)但我们可以追随一些学者的思考，杨念群提到目前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并力图回避两种倾向的影响：一是不像老一辈汉学家那样出于热爱中国文化的感情而按西方语式有意无意拔高中国历史的固有特质；二是防止出于政治话语的制约而采取非历史的态度使研究变为意识形态目的论的产物。(47)历史原貌是复杂和多维的，今天的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置身时代大背景，理性跨越意识形态，追求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揭示历史与时代背景发生的紧密共振和复杂多维性。
2. 置身百年民族复兴的大方向和环境，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变化的双重主题，对辛亥革命性质研究不能脱离民族复兴之大方向和环境，应思考其在民族复兴大业中的特殊地位。钱穆先生说，研究历史会随着时代而变化，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之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前人所需要的可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48)。也有学者提出学术研究要立足国情和为现实服务。(49)的确，我们无法抹去民族性带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便如锐进的法国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于20世纪80年代便说真正自由的历史，必定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和原子主义的，不是民族的，不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历史，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重构社会图卷，方能领会隐藏于民族定式后的复杂性。(50)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些学者的高远情怀：“尽管不同政府、政党建构的国家认同并不一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中华民族认同却超越于政府及其党派之上，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51)百年近代中国其民族复兴是一个连续性的主题，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书写都离不开这个主题，社会史之父马克·布洛赫曾说：“我生于法国。我喝着法国文明的汁水。我认为她的过去也是我的，我只有在她的怀抱中方能自由呼吸，我和其他人竭尽所能捍卫她的利益。”(52)笔者想，这是任何一个书写历史者都无法也不应该抛弃的永恒情怀，有了这样的底色，才使追求尊重历史真实面貌的努力保持鲜活的魅力。
注释：
（1）梁启超在后流亡日本，接触了大量的日文报刊图书后兴奋致极地感叹：“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81。
（2）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1。
（3）历史教学.1954（10）：58-59。
（4）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02。
（5）.选集（二）.人民出版社，636-638。对于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性质，同志在其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及：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20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60：562-563；1954年9月14日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说：“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文集（六）.人民出版社，1999：344。
（6）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李茜认为孙守任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因为仅从劳动人民的热列参加和民生主义部分反映农民的要求而否定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和主要利益诉求是不科学的，无法作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论点的有力支撑。对于王永康的观点，作者则认为他陷入概念混淆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在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还只是资产阶级反专制的软弱的政治助力，还无法提出独立的诉求，辛亥革命还无法向前发展获得“人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7）李茜.略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类型.史学月刊，1960（8）：35。
（8）.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
（9）.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选集（四）.人民出版社，1960：1517。该文中提及“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10）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45-658。文章认为“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实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甚至还有着一些混乱的看法”。
（11）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59-674。该文章认为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提法太笼统，不足以显示当时清朝政权既是封建的朝廷又是“洋人的朝廷”这种“二重性质”，同盟会革命势力和清朝政权之间的矛盾才是辛亥革命战争的主要矛盾。
（12）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2：676-696。
（13）持此观点的是少数学者如日本学者岩村三千夫和野泽丰等。
（14）60年代的中国学者李时岳也曾持这种观点，欧美学者克劳斯持此观。
（15）以苏联学者齐贺文斯基为代表持此观。
（16）台湾学者张玉法是该观点的代表。
（17）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政治变革”论也称“两种变革论”，、美国学者马士在《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三卷，第471页）中提出认为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总罢工性质的运动。
（18）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或译贝吉瑞）认为中国在20世纪资产阶级人数有限且不具有同质性，未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脆弱的；美国的芮玛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是“辅”的力量，不能以此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19）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19-20。刘大年在该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指导思想题》一文中谈到：“我将要讲的主要内容是辛亥革命，……我的讲述不免要对一些作品，包括日本学者的作品有所评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清哪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叙述”。
（20）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黎澍的《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黄真的《月异岁新，与时俱进——学习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分别从不同角度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山大学的陈锡祺的《孙中山为创建共和国而斗争的伟大功勋》（第63-99页）和张磊的《列宁论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19页）都从列宁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的肯定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入手强调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胡绳的《辛亥革命中的反帝、民主、工业化问题》第139-156页，文章认为不能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而否认其反帝性质和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此类论文还有中国社会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国辉的《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84-218页，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逸平的《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第157-170页，阎志强《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评价辛亥革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等。
（21）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华书局，1983。邱捷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第373页-400页）以广东资本家的政治性组织粤商自治会为切入点考察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运动中的动态与联系，较有力地回答了国外学者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性质的议论；吴桂龙的《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第401-446页）以清末上海地方自治个案为视角观察资产阶级参政的积极性和反帝活动，以论证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相关论文还有鲜于浩的《试论川路租股》（第347-372页）等。
（22）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171-183。
（23）刘大年.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21-121。
（24）台北以张玉法为代表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
（25）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1）。
（26）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文章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可以分期来看，武昌起义胜利前主要是民族革命，武昌首义胜利到1912年清帝退位期间，辛亥革命具有民族、民主双重性，清帝退位后辛亥革命主要是民主性。
（27）主要是以齐赫文斯基为代表的学者。
（28）王彦民.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问题.大庆社会科学，1991（1）。
（29）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3）。文章认为革命性质的判断依据主要看革命纲领和实际效果体现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革命党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代表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因此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30）郭世佑.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3）。
（31）朱宗震.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02（4）。
（32）彭剑.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河北学刊，2011，31（4）。
（33）杨天石.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河北学刊，2011，31（4）。
（34）相类似的观点其实早在十年前2001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的刘有源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由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参与的反对腐败卖国政府的人民民主革命。”
（35）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
（36）赵炎才.辛亥革命性质研究的历史透视.河北学刊，2011，31（4）。文章认为日本的狭间直树、岩村三千夫、国内主要学者如吴玉章、蔡少卿、李新、章开沅等都属使用此类方法的学者。
（37）郭世佑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此方法论。
（38）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杨天树：《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辛亥革命性质讨论》，《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2卷第4期。
（39）汝信，赵士林.中国学术年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94。
（40）杨天石.重议辛亥革命的性质与特点.河北学刊，2011，31（4）。
（4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42）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3。
（43）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4-155。
（44）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5）[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1。
（46）[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32。
（47）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136。
（4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
（49）彭剑，周波，段君峰.首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08（3）。
（50）[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55。
（51）刘伟.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52）[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6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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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余伟译[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4]王敏.苏报案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 唯物辩证 辛亥革命 影响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Its Influence Under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LIU Lan'ai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etical Cours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Since breaking ou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lead by Sun Zhongshan has been one hundred years. For its evaluation, we should stand in a new historical highlight to analyze with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in all-around, objective, and right way from a right angle. Revolution has the side of failing to achieve its revolutionary aims, but it ended the feudal monarchy, opened a democracy,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umanistic ethic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Key words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fluence
1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历史性大革命――辛亥革命，其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任务是残酷的清王朝统治，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总观全局，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正反不一。一方面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问题，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最终也化为乌有，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随着革命的结束而改变。另一方面，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辛亥革命经过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最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共和制。这是20世纪以来区别于其它一切革命的一次重大历史性革命，它并非一次改良运动，只着眼于对某些方面的改头换面，而是对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真正意义的伟大革命。
辛亥革命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现实情况注定其生命的短暂性；但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解放思想的革命运动，是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一个里程碑，其伟大的“辛亥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份无形宝贵遗产，也是又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大启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为新民主主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为以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从世界角度出发，对于激励和鼓舞所有受压迫的人民进行解放斗争和争取民主、平等具有极大影响，助长了世界民主思想的滋生。
辛亥革命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与其它革命一样也存在着缺陷，甚至在某些领域产生消极影响。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有极严谨的评价。他曾说：“ ‘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①也曾说：“‘民国应该由人民自制一切，民治应该由人民自己管理中国。因为受了数千年的专制，人民不惯自治，更不知道自治是什么东西，所以满清遗孽和官僚军阀，便能够把国家来盘踞，假托民国之名，阴行他们自私自利之实。弄到今日的民国，只有官治，没有民治，那里还算民国呢？’”②其中的消极影响，需要像中山先生一样回眸历史从现实出发进行清算。孙中山曾经无数次慨叹过中华民国之虚名，但今天再忆辛亥革命，其精神值得我们发扬，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其“三民主义”的提出对于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已取得实现，其“民生”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亦是辉宏的写照。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真正的历史大革命，其损失人数之少本身就是史上的一大胜利。
2 辛亥革命的影响
章开沅曾说，不能就辛亥革命讲辛亥革命，要盘点三个一百年。辛亥之前的运动仅是领导者之间的乌托邦主义，并没有从现实出发进行革命，而辛亥革命走出了乌托邦（Utopia），提出了“三民主义”，引导改变人民大众的思想为民而战，企图要实现民主、改善民生。这一革命目标不仅在一百年前反响空前，而且在今天的民生问题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及建设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2.1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主要体现于“民族”上，人民开始认识到民族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在革命中的力量。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某种程度上也在于极少民众的参与而使革命果实被纂夺，未将革命成果得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是中国真正第一次提出“民主、民治、民享”的林肯式的政治主张，这种开放的政治思想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着开创性的作用。在政党建设上辛亥革命给中国的建设以极大启迪，政党的建设与维权、国家的存在必须是大众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政党应该是“民营”的。孙中山认为：“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显然，孙中山定义的‘民族’也是‘nation’；他之所以论述‘民族’、提倡‘民族主义’，也是从培育国民认同、建立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孙中山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1949年前民族定义的最高峰，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③辛亥革命后，华夏大地一切活动都体现了新的“民族”精神，人民开始有了“国富民强”新意识。辛亥革命是开创、维护民主政治稳定的黄金分割点，对于现代政权建设、维护国家稳定具有积极地深远影响，为建立 “民主”、“民治”和“民享”的新中国铺平了道路。
2.2 社会经济影响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林家有指出，在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仁人志士想通过改良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但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求独立、民主、富强，从洋务运动到立宪运动都失败了，于是才有辛亥革命……它带来的政治民主化趋向，兴办实业高潮，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独立运动，都使近代中国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④它是实现、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城镇的工商业开始形成，市民阶层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手工业者、工商业者、矿工和交通工作者等新型职业人员，近代工业由此拉开了帷幕，交通开始出现了火车、有轨电车，为近现代化工业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民主义”之内容“平均地权”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虽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这一口号的提出本身就是发展经济、获取民心的一个转折点。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三分之二的农业大国，要革命成功、民族复兴必先解决农民问题，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胜利。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安定是整个社会建设的奠基石。辛亥时期，“为提高国力，促进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工商经济、金融等法规，并实行减免税厘、奖励民营企业等政策，这些政策法规顺应了中国发展实业的潮流，对建设现代化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⑤辛亥革命对农业、工业的重视是中国进入近现展的新起点，是整个社会繁荣的开拓者，至此，辛亥革命成了中国历史上工业革命的“拓荒者”。
2.3 思想文化影响
辛亥革命立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本国国情，但其根本在于要发展中国，超越发达的欧美国家。这是一次真正意义的思想大启蒙，中国民众从此产生了一种历史紧迫感，这是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积极社会心态，是任何一个民族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保证与驱动。辛亥革命不仅要发展自我，更将眼光聚焦世界，正如同志所指出，“它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⑥这种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文化作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斗争，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开辟了先进思想道路。辛亥时期教育思潮的变迁、现实激进主义与虚幻“乌托邦”改良主义的碰撞是近代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变革，推进了社会文明的新风尚。
2.4 人文伦理影响
辛亥革命的爆发肃清了众多封建的、不开化的人文气息，男性背后的“清朝大辫子”被剪掉了、女性裹足不再是一种流行、主仆之间也不存在“大人”“老爷”等突显上下级不平等的称呼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女士的文明尊称；辛亥首次引进了电影、西洋景；华侨逐渐受到保护；中山装、皮鞋在中国大地上流行开来；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国富民强”的国家观和人文民族情怀将人民大众导向国家、社会的建设；开始倡导通婚自由、男女平等的人文新气息。
3 结束语
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新的大革命，其积极影响是20世纪任何改良运动所无法比拟的。“革命派起而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⑦首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从辛亥革命的影响上讲，辛亥革命胜利了，它毕竟把“一国之主”的压制人民大众的封建皇帝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一脚“踢”了下来，这对于深受封建统治的人民大众来说无疑是一件伟大的作品。这是一种民主的诞生、民权的萌芽，民族主义广泛推崇。
辛亥革命的影响至少延续三百年，它结束了一百年前的封建主义；它开启了一百年后的民主主义，民族、自由思想播撒整个华夏大地；今后的一百年，它将继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为推动社会的全面和谐而继续“革命”事业。
注释
①②辛亥革命三十年.董必武选集[M].孙中山.中山全书（第三册）.大中书局,1927.3:76.
③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广西民族研究（J/OL）.（2003―04）[2011-4-27].人大复印资料.
④孙占元.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述评[J/OL].(2000―04)[2011-4-27].人大复印资料.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⑤徐波.孙中山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DB/OL).辛亥革命网.2011-5-2.
由唐山市委宣传部和唐山广播电视合录制的三集广播剧《辛亥滦州起义》于2011年10月10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唐山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听众热烈反响，均认为这是一部重温历史、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是一部催人泪下、 荡气回肠的优秀广播剧。
《辛亥滦州起义》讲述的是一百年前发生在冀东滦州（今滦县）的一件真实事件，编剧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艺术的再现了这一悲壮史实。这是唐山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教育意义的大事。在清朝末年，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腐败透顶，为维护其统治，对内残酷压榨百姓，对外摇尾乞怜出卖，国民饥寒交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西方列强野蛮入侵，瓜分我疆土，鸦片毒害我黎民，尤其圆明园内一把大火，人人恨满胸膛，民众多次奋起反清。就在穷途末路的清王朝苟延残喘之际，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举行了起义。武昌起义如同星星之火，瞬间在南方形成燎原之势，北方各地也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腐朽统治，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武昌起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却没有让它马上灭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王朝还在调兵遣将，意欲剿杀南方的革命火种。就在历史关头的1911年12月31日，驻守京东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等人的带领下，滦州举事宣布独立，建立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随后革命党人向清当局发声讨檄文，誓师直取京津。气壮山河的滦州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因其地处京畿肘腋之地，给了清政府以致命的打击……就在滦州起义后的第三十八天，宣统皇帝退位。清朝，这个统治中国长达300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宣告灭亡。
滦州起义虽然短暂，但意义非凡。1936年颁布的《国民政府令》评价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国民政府下令，追赠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三人为陆军上将；烈士戴锡九、孙谏声、王禹臣等十一人为陆军少将。并在泰山南麓西溪岸边，修建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祠；在北京颐和园西三十里处，今海淀区小温泉显龙山开始修建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园。在两处工程竣工之日，原国民政府颁布第407号令：全国于5月26日下半旗，在北平为滦州起义先烈举行肃穆的衣冠冢国葬大礼……
可以说，是辛亥革命重要部分的滦州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辛亥滦州起义一直鲜为世人所知，它的历史功绩始终湮灭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三集广播剧《辛亥滦州起义》，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生动艺术地再现了百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悲壮故事，塑造了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白雅雨等革命志士舍生取义大义凛然铁骨铮铮的光辉形象。
广播剧《辛亥滦州起义》的编创人员，在全面准确把握辛亥滦州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力争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原貌。当时，革命党人在北方的力量还很弱小，但他们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为己任，英勇向前，绝不退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他们积极争取倾向革命的力量，以期扩大革命的阵营。然而，也正是如此，导致了把王怀庆、张建功等这些对革命不坚定的分子拉拢过来，使其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倒戈投降，成为剿杀起义最危险、最凶残的敌人。
滦州辛亥起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多，头绪乱。但是，广播剧《辛亥滦州起义》的编创人员，在三集的时间里，很好的把握住了故事的进展节奏，再加上播音员声情并茂、引人入胜的播音，把一个个百年前的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广大的听众面前。
当然，广播剧《辛亥滦州起义》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同盟会北方代表白雅雨严肃转告原参谋长刘一清的告诫“七十九标管带张建功，此人靠不住”以后，王金铭、施从云却能够在不加防备的情况下，仅仅从平时表面上的表现，就轻易地就信任了张建功等人。而这个导致起义最终失败、理应在剧中较详细交代的关键人物和故事情节，却在剧中轻轻地一带而过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瑕不掩瑜，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以及现实的教育意义上来说，该剧都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优秀作品。
打开记忆的闸门，翻开尘封了百年的1911年10月10日那一页，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武昌城头的激烈枪声，眼前似乎重现了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聚集在“振新中华”的旗帜下，为挽救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奔走呼号，前仆后继，血洒街头的壮烈情景。
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先贤们的业绩熔铸成了不朽的史诗，他们的抱负在后人的手中已经变成了现实。先贤们曾经生活和战斗的这块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首义功绩彪炳千秋。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因为辛亥志士永垂不朽。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还因为辛亥革命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辛亥武昌首义精神。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伟大的辛亥革命发端于武昌首义，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武昌首义居功至伟。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留给荆楚儿女无上的光荣与骄傲，更馈赠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辛亥武昌首义精神。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世人未为我敢为，天下未发我首发”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就是一呼百应、精诚团结的协作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民族观为指导，以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进步、共存共荣为奋斗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历程中，由于党的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各民族在共创中华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提炼，给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诸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新时期创业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代、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新体现、新亮点，并成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建设祖国的凝聚力量。
岁月更迭，沧桑巨变。昔日破败落后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我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和继承人。应该始终牢记先贤的教诲：“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华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丰厚的文化和历史的沃土之中，中华民族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始终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在新的历史时期，亿万人民是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继承者、倡导者、发扬者、实践者。对中华民族来说，21世纪是充满希望又充满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也突出体现在民族凝聚力方面。民族凝聚力的加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各民族的共同理想，来源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广泛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它既同我国传统美德相承接，又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相统一。它以与时俱进为特征，既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学们，我们是怒放的鲜花、初升的太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祖国的强盛复兴之责靠我们来担当，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先辈立誓:：为国而生、为国而学、甚至为国而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因为我们的心永远属于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