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8: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商鞅变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现代解释错误，应该解释为鼓励商）、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2、秦国经过两次变法后，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在秦军追捕中毙命，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4、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记为新发，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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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
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主要内容有：
1、废井田、开阡陌；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3、统一度量制度。
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有：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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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鞅变法；生产力发展；富国强兵
商鞅变法是我国战国时代一次非常重要的变法，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次名垂千古的著名变法，为后人所称颂，所研究。一直以来，商鞅变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改写历史的一次变法。商鞅也作为这次变法的主角，进入历史的一页，成为了带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原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被秦孝公封于商（今陕西商洛），后人称之为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他到秦国后，提出废除旧制度、进行彻底变法的主张，说服秦孝公变法。秦孝公命令贵族们围绕应不应该变法废除旧制度进行讨论，发表意见。保守的贵族大臣们竭力主张效法古代，按照旧规矩办事，说什么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轻易变法。商鞅认为只要达到“强国”“利民”的目的，就不必按照过去的习惯和制度办事。他的主张得到了秦孝公的赞赏。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主要研究制度变革，提出秦国要实行“霸道”。其《商君书》是改革旧制，推行法治的思想理论源泉。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即五马分尸）。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由此开始使秦国国力强于六国之上，而最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
然而，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立即逃跑。他找到一家客店准备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鞅，对他说：“商鞅定下规矩，留住没有凭证的人，我要受‘连坐’的处罚，可怜的商鞅惨死在自己制定的规定下。”这就是著名的典故：“作法自受”。商鞅只得逃往魏国避难，但是因为他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所以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商鞅只好重返商地，带领士兵北征郑国。惠王派重兵进攻商地。商鞅率包括家丁等兵卒进行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商鞅被杀于郑黾池，其尸体被带回国，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意，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
春秋以来，由于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我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我国在春秋时期开始使用牛耕，战国时期，牛耕逐渐推广，开始用两牛进行耕作。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得大量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也为兴修水利创造了条件，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和明显的进步推动了社会大变革，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生产了。
商鞅的变法背景是及内容：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先后在各国掀起变法运动。各国为了争雄，纷纷招贤纳士，进行改革。无疑，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影响也最为深远。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措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变“任人唯亲”的世卿为“任人唯贤”的官僚制度，以削夺贵族的特权，加强中央集权。魏国的李悝主张剥夺贵族的爵禄，以招天下四方贤才；秦国商鞅主张宗室子弟没有军功的，就不能继承爵位；韩国的申不害主张根据功劳和才能给予奖赏和授予官职。在楚国，楚悼王死后，贵族们发动，吴起躲在楚悼王尸体边避难。按照楚国法律，用兵器伤害王尸的人要治以灭族的重罪。但是贵族们仍然用乱箭将吴起射杀于楚悼王尸体旁边。楚肃王即位后，因杀吴起而伤害王尸被灭族的就有70余家，贵族势力大大削弱。这表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往往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和流血。商鞅变法也不例外。商鞅变法时间：公元前356年。其基本内容如下：①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挖掉土地上原有的标志、疆界，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努力耕作者可免除徭役。这样鼓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秦国粮食连年大增。这就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②鼓励军功，根据军功大小赏赐爵位和田宅。这是商鞅变法提高秦国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最有用的一点。古文记载：“民闻战则喜。”这是为什么？历来老百姓害怕战争，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自古以来都一样。但是偏偏秦国的老百姓“闻战则喜”，喜欢战争。就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军功，获得爵位、田宅。这样，秦国打仗就不必担心兵员问题，更不用担心士气问题了。士兵一上战场，无不以一当十，士气高涨，气势如虹。试问，这样的军队普天之下谁能抵挡？秦国的虎狼之师就这样横扫六国、一统天下。③编制户口，严刑峻法，实行连坐，即一人犯罪，株连邻里。后来商鞅就死于这点。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商鞅变法已在秦国生效了。从某种意义来说，商鞅死可瞑目了。编制户口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全国户口的管理，同时有利于秦国征收赋税，储积国力。④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这是秦国国君行使中央集权制度的一点。据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思想，国家的权力应集中在君主手中，并依法治国。⑤限制宗室特权，贵族子弟若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这点改革，对秦国的贵族、宗室来说是致命的，可以说是晴天霹雳。因为从此之后，他们的一切生活将改变。荣华富贵、奢侈无度的生活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故他们恨死了商鞅。秦孝公一死，他们立刻发起反击，不顾一切杀掉商鞅。哪顾什么后果。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即战国初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东方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还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这一切大大提升了秦国国力。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其变法背景可以说是必然的，理由如下：①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这是阶级的必然。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②商鞅变法是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符合当时时展潮流的产物，主要生产发展了，改革就一定会出现的。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③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④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商鞅变法出现了。虽然最后商鞅死于非命，但这是旧制度与新制度较量的结果。商鞅死了，但是他开创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基业，他废除了旧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之一，为它吞并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也为后世的变法树立了一个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鲜活例子。
参考文献
[1]《中国历史》（2003年岳麓版）.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当时商鞅变法的条令准备就绪之后，因还未公布，又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才会出搬木头的策略，本期历史故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的条令已准备就绪，还没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命人）在都城市场南门前放置一根高三丈的木头，招募有能力（将木头）搬动立到北门的人，给予（他）十金。百姓看到后对此感到奇怪，没有人敢去搬（木头）。（商鞅）又说：“有能力搬（木头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木头，（商鞅）就立即给了他五十金，用（这件事）来表明不欺骗（百姓）。百姓相信了商鞅，最终颁布了那法令。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着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人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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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标准下，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教科书进行教学？这是每一位历史学科教师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传统的历史教学中，对于历史事件的教学，习惯于按照原因（包括背景、条件等）、经过（包括时间、人物、地点、性质等）、结果（包括意义、影响、启示等）的三阶段式教学法，并认为是水到渠成，线索清楚。笔者称之为“顺向教学法”。在多年的教学、教研实践中发现，有时如果把这种教学顺序倒一倒，教学效果会更好，笔者称之为“逆向教学法”。
逆向教学法是一种启发智力的方式，它虽有悖于通常人们的习惯，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靠顺向不能或难于解决的问题便迎刃而解，正如数学证明中的反证法。在逆向思维的参与下，过程可以大大简化，效率可以成倍提高，并进一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学习历史的目的。现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第七课“大变革的时代”和第19课“江南地区的开发”为例，结合自己的教研、教学实践，进一步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应用“逆向教学法”。
首先，对教材要从整体上把握，明确本课内容在教材及本单元中的地位。第七课“大变革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史第二单元“国家的产生和社会变革”的内容之一。社会大变革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应该说其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标准”是这样规定的：“通过商鞅变法等史实，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内容标准”的规定可谓简洁明了，如何通过商鞅变法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毫无疑问，变法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商鞅变法是其中最典型、最成功的一次。因此，《标准》选取商鞅变法来体现战国时期这一宏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次变法运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上）以“大变革的时代”为题来体现“内容标准”，并将本课教学内容确定为三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三个框题：（一）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二）著名的都江堰；（三）商鞅变法。笔者认为教科书这样编排很有道理，充分体现了编者对课程内容标准的把握。表面看三个框题的内容毫不相干，风牛马不相及，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标准》和教材，就不难发现其内在严密的逻辑性。三个框题的内容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逻辑性很强。
各国的变法运动，是春秋战国以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的最集中反映，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而这一次变法运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产生是这一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条件。 变法运动的兴起，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地主阶级而进行的大改革。变法运动最大的历史作用，在于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所以，教科书选取“商鞅变法”来体现这一大变革时代的特征，选取“铁农具”和“牛耕”及“都江堰”等来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春秋时期，我国开始出现铁农具，至战国时，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我国至此在春秋末年已使用牛耕，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牛耕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战国时期，各国都注意兴修水利，如秦国的都江堰是世界闻名的防洪灌溉工程。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也只有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方式的出现才有可能产生，才有可能产生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才会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地主阶级而进行的大变革。通过社会的大变革，封建社会在我国才得以最终确立。从教材的编排上可以看出，前两框题内容是为第三框题内容做准备的，或者说，“铁农具”和“牛耕”及“都江堰”等生产力的发展是商鞅变法的社会条件，或称为客观原因。因此，教学重点显然是“商鞅变法”。教材这样编排是非常合理、自然的，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历史教师在备课时一定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编者的意图，认真钻研课程标准和教材，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处理好教材，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从整体上对本课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综上分析，如果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按照原因、经过、结果的“三段式”教学，应该说可以完成教学任务。但在教材的处理上应有自己的特色，教学设计要有新意。为此，我们可以采用“逆向教学法”对本课进行教学设计，即从整体上打破教学正常编写思路和顺序，重新进行组合。
“大变革的时代”就是以“商鞅变法”为主题而展开的。因此，教师可以从讲授“商鞅变法”入手，讲清商鞅变法的内容、作用和历史意义，再倒推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即前二框的内容，打破了教材原来的编排次序和体系。这样处理教材和教学设计，较新颖、自然，体现了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性，能引起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的兴趣。教学中，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己去分析商鞅变法的客观条件。这样能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基本思路是：先讲第三框内容“商鞅变法”（内容、作用）――再倒推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第一框“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第二框“著名的都江堰”，亦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推而广之，教师对新课程的每一课教学内容，都应认真研教科书和课程标准，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教科书，采用“逆向教学法”进行教学，化难为易，提高教学效率，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逆向教学法”该在什么时候使用，这当然要依据教学内容而定。合理运用逆向教学法不但有助于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教学效率、突破重、难点、深化对教学内容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更好地做到历史学习中的“论从史出”，深刻理解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从而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年7月第1次出版）
[2]《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2001年7月第1次出版
这个故事讲的是商鞅守信。
秦朝时期，秦国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秦孝公即位后，就用商鞅变法强国。商鞅变法前，为让百姓相信他，他想了一条妙计。一天，商鞅命人在京城南门立了一根三米长的木棍，还说：“谁能将这根木棍扛到北门去，赏他十两黄金！”过了一会儿，没人理会。商鞅见状，就把赏金加大到五十两。一会儿，终于有一个人走出来试，他扛着木棍，迈开大步朝北门走去。那人到达北门，商鞅立即叫人拿来五十两黄金给了那人。在此后的几年中，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日渐强大，终于统一了中国！
由此看来，做任何事都要诚实守信，而不能失信于人！
1.考古人员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木炭和几处较大的灰烬堆。这说明北京人
A.会建造房屋 B.会使用天然火 C.会制造彩陶 D.会种植水稻
2.小刘同学通过对河姆渡原始居民的干栏式房屋和半坡原始居民的半地穴式的房屋进行 比较，归纳出这两种建筑风格不同的原因，你认为正确的是
A.我国南北地域自然环境有重大差异 B.种植农作物的需要
C.为了宏扬个性 D.不 属于同一原始居民
3.图片与文字一样承载着历史，一图胜干言。关于下列图 片反映的历史信息较为准确的是
A.聚族而居 B.原始农业 C.贫富分化 D.采集狩猎
4.标志着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是
A.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
B.禹死后，启继承父位，成为夏朝第二二代国王
C.约公元前1600 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
D.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
5.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体现在
①铁器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②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③商鞅变法④都江堰是文名世界的防洪灌溉工程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6.右图的连环画讲述了春秋时期哪位霸主的故事
A.齐桓公 B.晋文公
C.吴王阖闾 D.越王勾践
7.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的变法。他的变法措施中体现了
A.儒家思想 B.法家思想 C.道家思想 D.墨家思想
8.右图的秦代砖文为“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践此万岁”。其中“海内皆臣”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主要是
A.疆域辽阔，人口众多
B.国家一统，中央集权
C.法律严苛，覆盖全国
D.交通发达，经贸昌盛
9.在中国历，国家大一统的观念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基础，这种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开始于
A.炎黄部落联盟的组成 B.尧舜时期“天下为公”的传说
C.儒家思想的影响D.秦、汉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
10.对下面两幅图片的理解最为准确的是
A.春秋争霸 B.战国争雄 C.百家争鸣 D.秦的统一
11.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下列属于他的功绩的是
①灭掉六国，实现统一 ，
②创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③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④采用科举制选官
⑤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
⑥修建灵渠
A.①②③⑥ B.②③⑤⑥ c.①③④⑤ D.②④⑤⑥
l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突出的积极作用是
A.促进了西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B.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 的地位
C.巩固了国家大一统局面
D.限制了其他多科 t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3题，第1 3题1 0分，第14题9分，第1 5题7分，共26分
1 3.某校初中历史兴趣小组开展“商鞅变法”专题学习，请你参与下列活动。
商鞅变法的措施：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
以免除徭役，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
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去管理。 一一摘自人教版《历史》七年级上册
【角色扮演】
(1)根据上述材料同答，假如你是生活在商鞅变法时期秦国的一位农民，你是否支持商鞅变法?为什么?(5分)
【理解学习】
(2)根据上述材料指出，商鞅变法确立中央对地方管理的措施 是什么?(2分)
【方法探究】
(3)对商鞅变法的评价， 黄鹏和刘芳产生了分歧(见下图)。你认为评价历变法(改革)成功或失败的方法是什么?(3分)
14.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孔子办学不问出身贵贱，先后培养的学生有3000人。他对不同的学生，给以不同的教育。学生冉求胆小，遇事退缩，孔子有意识的教育他，凡是要抓紧，马上去做。学生仲由敢作敢为，但不够稳重。孔子怕他冒失，就叮嘱她凡事要多请教父兄以后去做。…学生樊迟向他请教怎样去耕田种菜，他认为学习那些只是没有出息。
(1)上述材料反映了孔予的什么教育思想?(2分)
(2) 结合所学内容，孔子教育学生应有怎样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根据孔子对教育的贡献，请你用一句话对他作一简要 评价?(4分)
(3)根据上述材料说一说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不足体现在哪里?(2分)
(4)孔予的思想对我国历史有什么影响?(2分)
15.阅读下列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材料一：《左传》中记载：“昔武王克商其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儒效》说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1)材料一反映了西周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1分)
材料二：
(2)材料-反映出秦朝采取的是什么政治制度?(1分)
材料三：“臣闻殷周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秦儒生淳于越
(3)说一说材料三中的儒生对材料二的制度持什么观点?西汉建立后，汉初统治者采取什么政治制度?(2分)
材料四：主父偃说上日：“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而合纵，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子弟，以地侯之。彼 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
1、商鞅的妻子是嬴荧玉。
2、嬴荧玉是秦献公的小女儿，秦孝公和公子虔的小妹。她是一个非常开朗阳光的美丽公主，不带一点娇气，颇有巾帼豪侠气概，且心怀家国，为了国家和爱人可以做任何事。
3、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商鞅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军事上商鞅作为统帅率领秦军收复了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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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个问题，很多教师抱怨：重点中学的学生见多识广、思维活跃，讨论时自然热烈；普通中学的学生知识面窄，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没有讨论的基础和习惯，课堂教学不适宜用讨论这种形式。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对以下几个教学讨论片段进行一下评析。
片段一：
教学内容：《地理》(湘教版，八年级上册)“土地资源”。讨论问题：我国土地资源的现状。这个问题在教材上有明确的总结。教师布置讨论任务后，有的学生低声读，有的学生默默勾画，两分钟过后就没有讨论的了。师(有点着急)：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呀!学生的头开始往一块儿凑，但依然没有出现教师所期望的“热烈”场面。又两分钟过去。师：哪个同学自告奋勇把讨论的结果汇报一下。一阵沉默之后，一个女生举起了手，教师赶紧叫她，她照书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师：你真聪明，请坐。女生坐下时，旁边的男生学着教师的腔调对她说：“你真聪明!'’
我们知道，课堂讨论的目的是引发学生积极思考，促进学生全员参与，通过交流，相互启发，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语言交际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设计的问题能抓住学生思维的兴奋点，具有启发性、综合性、实践性。而上例中教师所设计问题的答案就在课本上，学生感觉没有讨论的必要，自然懒得去说。况且，中学生不同于小学生，虽然他们急切希望在学习中证明自己，但他们愿意在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上显示能力，而不是通过肤浅的问题得到表扬。因此，上例中那位女同学在得到教师的肯定的同时，在同学那里受到了嘲讽。
片段二：
教学内容：《历史》(人教版，七年级上册)“商鞅变法”。讨论问题：商鞅通过变法使国家强盛起来，但他却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认为值不值，为什么?稍停片刻之后，教师开始提问。生一：值，因为变法使国家富强了。教师又问生二。依然是同样的回答。师：大家都认为值吗?生：是。师：可是商鞅遭贵族陷害被处死了呀!生：但商鞅的新法却在秦国继续推行。师：是啊，商鞅为变法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叹可敬，我们要向他学习。
讨论这样结束，总让人感觉说得不透彻、不痛快，犹如隔靴搔痒，很难通过讨论让学生真正树立起勇于变革、不怕困难的精神。学生的思维为什么活跃不起来?从讨论的问题本身看，具有辩证性；从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看，他们已习惯了这种无可置疑的“标准答案”，缺乏更深人的多角度的思考。当学生的思维走进“死胡同”时，教师就需切实发挥主导作用，用行之有效的“导”来盘活讨论这盘棋。我们看改后的讨论片段：
师：我们试着从个人、国家两个角度，来评价一下商鞅变法。生一：从个人来说，因变法而被杀，是个悲剧。不值。从国家来说，因变法而富强，值。师：假如你是商鞅，你愿意死吗?(学生摇头)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免于一死的办法?生二：少触犯一点贵族的利益，至少太子犯法放他一马，这样就不会种下祸根。双方都作出让步，可能会好一点。生三：作出让步，就不能保证老百姓的利益，改革就不彻底。生四：你从狼嘴里夺下一块内，它咬你，夺下半块肉它就不咬你了?师：一个改革者，注定要有对立面，改得彻底、变得深刻。对手就恨得切齿。商鞅不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但他一定知道自己可能会死，可是他毅然做了。所以说一个改革者。除了有远见卓识的智慧，还要有元所畏惧的勇气。
以上两个讨论片段提醒我们，当课堂讨论出现“冷场”的局面时，我们不应把责任一味推给学生，而要自我拷问：
1 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否适合学生讨论。
讨论的问题有价值吗?是重难点吗?否则，会费时费力、得不偿失。讨论的问题是否实际、有开放性?虚假、单一的问题不值得讨论。讨论的问题是否难易适中?“傻瓜问题”、“高、精、尖问题”只会让学生不屑一顾或望而生畏。
2 是否真正把学生当成主体。
好课的指标之一就是“真诚”。学生不是我们组织讨论的一个道具，而是主角。讨论的问题学生认可、参与，讨论才是真正的，结论才是真实的。
纵观整个战国史，不难发现，但凡肯改革的国家都必然强盛。李悝变法后的魏国、吴起改革后的楚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胡服骑射后的赵国自不用说，就是申不害的权术式改革，也令韩国一度“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当时各国均开展了变法运动，为何最后横扫四合的只是秦国？这跟改革是否持续深化或许有着莫大的关联。
秦国崛起的头号功臣商鞅指出，国家的礼制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这也正是秦国之所以能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
魏国的变法始于文侯而终于其子武侯，前后不过二三十年。楚国和赵国改革的时间则更短。吴起在楚实施变法前后不过十年。赵国改革亦不过12年。
反观秦国，其改革始于简公7年即公元前408年正式实施的“初租禾”制。随后献公继位，在其执政近20年时间里，他几乎从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埋头改革。献公死后，其子嬴渠梁继位，也就是秦孝公，孝公秉承了献公的雄心和处事方法，启用商鞅变法之后，终其一生也只是埋头于改革。从公元前408年算起，公元前338年商鞅被害，秦国的改革持续了70年之久。即使商鞅死了，其新法继续实施。
于秦国而言，这70年是一个由简公被动改革转向献公父子主动改革的70年，是一个不断变革的70年。在这70年里，秦国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最初的税收制度改革到后来的户籍、军事制度改革，再到经济、政治、法治乃至文化。正是得益于这70年的改革，秦国得以“民以殷富，国以富强”。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最容易遭到危机的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之时。经70年改革的秦国，随后也重蹈了其他国家的覆辙。自孝公、商鞅去世后，秦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场空前严重、事关生死的危机，即赵武灵王的改革。梁任公说，如果赵武灵王不那么早死，一统天下的就不是秦国而是赵国了。这也说明，真正能永葆国家强盛的，只有因时而变、不断持续的改革。
那么，秦国最后凭什么逃过这一劫？
此时，战国初年的头号强国魏国已彻底没落，能对抗秦国的唯有赵国。但一场沙丘宫变，怀着吞秦大计的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武灵王死后其子赵惠文王虽不曾废除其父的改革，但不进则退。何况与秦相比，赵武灵王的改革，无论于持续时间，还是深度和广度，都不在同一个层次。
战争其实拼的就是经济体制，长平之战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长平之战，赵孝成王之所以要临阵换将，让冒进的赵括换下坚守不出的廉颇，原因无他，胡服骑射改革后的赵国与秦相比，经济仍然落后。最后，被围三年“无以食”。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渊源；政治革新家；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笔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属于法家或有法家倾向的人物。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态度，诚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所指出的：“《史记》在肯定商鞅、韩非、李斯、贾谊、晁错等政治革新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暴露和夸张他们的个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资刻薄’，‘少恩’；责备韩非‘惨少恩’；非难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严威酷刑’；批评晁错‘峭直刻深’，‘擅权，多所变更’；甚至对商鞅、晁错的被害，也发出幸灾乐祸的讥刺。”[1]虽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难”等对司马迁表示不满的词语；但是，他所指出的却大致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分析，致使读者有语焉不详的感觉。笔者不揣谫陋，企图对此稍做补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内学者。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应该说部分导源于他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他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这个“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脉络来说，也是很难用当时已有的哪一个现成的学派来加以规范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货殖列传》与《平准书》中，尤其是《货殖列传》。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伊始就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换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这段话是用发展的眼光来驳斥老子那种倒退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正是从这种发展的眼光出发，他接着又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欲望，承认人们对欲望和财富追求的无止境性；而且认为，如果有谁想遏止这种追求，那必将是徒劳无功的。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是天经地义的，带有极大的合理性。他在《货殖列传》里又说：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里所说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的意思。
司马迁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认为人们对欲望和财富的追求带有普遍性的特征，在这里是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分“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还是“编户之民”的。他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他还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列，说：
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榆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辩证发展的历史观，是他“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循此下来，就产生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最辉煌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素封论”。
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马迁“素封论”的基础是他的这样一种认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会出现“客无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虚言也。”有些论者认为，他在《游侠列传》里借鄙人之口所说的“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引用《庄子·箧篇》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都是愤激之语。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却是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司马迁才主张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才对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货殖列传》)。
在表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方面，《平准书》可以说是对《货殖列传》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平准书》就是记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因之”以至“与之争”的过程及其结果的一部专史。《太史公自序》称，“作《平准书》以观”，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因之”政策的实施，《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內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佘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全。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这便是实行“因之”政策的结果。“因之”政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富足安定与繁荣昌盛。当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平准书》接着又说：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併；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出现了这种情况，就需要“利导之”和“教诲之”了。贾谊的论“积贮”；晁错的论“贵粟”；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供养匈奴之归顺者；且尊显卜式以讽百姓输财助边，等等，都属于“利导之”和“教诲之”的内容。然而，丞相为天下先却“无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终不免“县官大空”，尊显卜式也无助于“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当“外攘夷狄，内兴功业”之际，就只好“整齐之”并“与之争”了。
就“整齐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告缗令的颁布了。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钱缗钱之故，用益饶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盐铁官营已经是“与之争”范围的事了。实际上，“整齐之”和“与之争”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武帝时期的具体实施上，则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继之而来的措施是：
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也即归农；“而万物不得腾踊”，也即物价得到了稳定；同时还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预期目的。然而，这里所蕴含的司马迁的真实看法却是：商贾归农带来的是经济萧条；天下用饶也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国家富足了，人民却贫穷了，“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因此，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所说的“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实际上也代表了司马迁自己的心声。这甚至不亚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那样对夏桀的诅咒。有的论者认为，司马迁宁肯给酷吏立传而不给桑弘羊立传，此事殊不可解。笔者则认为。这种看法的提出，是由对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缘故。大致在司马迁看来，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当亦非廉洁之士；酷吏虽酷，其间却不乏清正之人。两相比较，兴利之臣实不如酷吏多矣。这就是司马迁不为桑弘羊立传而只在《平准书》中见其行事的原因。况且，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司马迁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事耗资巨大，国力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参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记·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引自《平准书》)。
以上所述，仅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些主要内容，而不是他经济思想的全部。司马迁的这些经济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间，与三家俱有渊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试分别加以论列。
先说儒家。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论语·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同时他还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第八》)。这说明，孔子对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与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与此相类似，他的另一个结论则是：“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绝富利而只谈仁义，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虽然孟子的其它言论也有与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实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义”、“利”关系绝对化的做法，却无形中为后世“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大开了方便之门。孟子的经济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说正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反面参照系。
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真正与司马迁比较接近的是荀子。司马迁的“欲望论”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礼论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观念。《荀子·王霸篇》说：“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恶篇》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仅认为“人生而有欲”，而且认为这种欲望是“穷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荣辱篇》说：“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对欲望的这种看法，是与司马迁颇为相近的。
在义、利观上，司马迁没有什么明确的论述，只说过“本富为止，末富次之，奸富为下”的话。(所谓“本富”，就是指由农牧业而致富；所谓“末富”，就是指由工商业致富；所谓“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给”而致富。所谓“危身取给”，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铸币”、“舞文弄法”、“刻章伪书”等。)而荀子在义、利观上则较之孔、孟更加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说：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从经济思想的总体上看，荀子的这种义、利观是应该能够被司马迁所认同的。不过，司马迁对经济问题的论述，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客观的全民意识，而荀子则时时刻刻地不忘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就是两个人的大不同处。
道家的经济思想以老子为代表。老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他的“无为论”。“无为论”既是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则，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最高原则。老子认为“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要以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马迁关于经济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经济思想以管仲和韩非为代表，管仲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论”，他运用“自利论”来解释人的社会经济活动。《管子·禁藏篇》说：
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仲的这种“自利论”，与司马迁的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是一脉相承的。由这种“自利论”，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辅篇》)；“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国方略，同时也引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伦理思想。管仲的这些经济思想，可以说最与司马迁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说，它或者就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是，唯有在经济政策的认识上，管仲与司马迁却极不相同。司马迁主张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却主张全面的行政干预；管仲的“轻重”理论，就是一种全面干预的理论。
韩非的经济思想核心是他的“自为心论”。虽然韩非与管仲同称法家，但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差别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载其论曰：
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已也。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韩非的这种“自为心论”，把他的老师荀卿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一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韩非把这种“自为心论”运用到一切经济的与非经济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为国家、国家为一人(国君)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经济上的只求富国不求富民的思想。韩非的这种经济思想，是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截然对立的。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对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挡之势，却并不鼓吹韩非的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哲学。司马迁所阐发的“欲望论”乃至“富利论”，都带有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被统治者的全民性质，这即使与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相比。也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的经济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另一个反面参照系。
在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们便可以来谈谈他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了。
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变法，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一次则是近代的康梁变法。这三次变法，只有商鞅变发生在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们便以商鞅变法为例，来探讨一下司马迁的态度与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从司马迁自述《商君列传》的作意上看，关键是“强霸孝公”这四个字。商鞅适秦，先后曾两次变法，所围绕的，也都是这四个字。而且与之相陪衬，在《商君列传》的开篇，司马迁还特地记述了其以帝王之术进说孝公的情节。蒋礼鸿先生认为：“以帝王进说，此传者矫妄之辞，太史公采人《列传》，失审谛矣。[3]但是笔者认为，司马迁如此写法，还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挟持浮说”而“非其质”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则正是商鞅用坚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谓欲擒之，故纵之。
《史记·商君列传》正面叙及变法的是这样两段话。
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于是以鞅为人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从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尽管变法的措施有多种，而要在“农”、“战”二字之上，《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变法的这种农战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农业提供战争的兵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便于运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从而使国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国君得到最高的尊崇。这里面，自然包括历来最被人们所称道的“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及“为田开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讲农战，但他主要是讲寓兵于农，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来实现他的政治谋略，目的是为了“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因此他并非用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商鞅则不然，他几乎把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无论经济政策还是其他政策，都围绕着战争服务。由此，笔者不得不对长时间以来盛行于史学界的一种看法提出质疑，这种看法就是：商鞅变法是为所谓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他与一切阻碍和反对变法力量的斗争，都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说商鞅变法使一部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旨在使国君一人独尊的极端专制的国家(这一点，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与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启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车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却是旧奴隶主贵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当作何解释?“后世遵其法”不独是司马迁一个人的看法。《韩非子·定法篇》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贾谊《过秦论》也说：“孝公既殁，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实，那么车裂商鞅就应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应当另外做出解释。
这里顺便谈一下商鞅之死的问题。
关于商鞅之死，《史记·商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商君列传》的这段记载，情节有点像小说家言，很有传奇色彩；然而却未必不是实情。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吕氏春秋·无义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将公子卬事一一笔者按)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无道知君”。同时，《淮南子·泰族篇》也说：“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记·商君列传》则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而《战国策·秦策一》说得更甚：“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按照上古人的语言习惯，所谓“秦人”，有全体秦国人的意思，这里是应该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在内的。甚至与商鞅同道的所谓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也不得不在《韩非子·和氏篇》中实事求是地说：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十)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强。……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由此人们不难联想到，《史记·商君列传》用很大篇幅记载赵良见商鞅时的谈话，并非出于无因，它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马迁本人的看法。赵良谈话的最后部分说：
《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子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泰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泰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赵良之所以能将商鞅的下场说得如此真切，恐怕还是鉴于当时的世道人心；而当时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则与商鞅的个人品格和推行变法的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并不能说，赵良的谈话只代表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国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实上，赵良的谈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篇末论赞中所说的“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还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经济思想的问题上来．
商鞅变化的要点既然是“农”、“战”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为他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商君书·去强篇》说：“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还说：“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但是《商君书·说民篇》却又说：“王者国不蓄力，家不
积粟。国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对照这两段话不难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张重农贵粟，主张可以用粟来买爵捐官；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家不积粟”，这明显地是一种“国富民贫”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韩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仅如此，商鞅还主张通过“刑”、“赏”来控制人们的贫富。《商君书·去强篇》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实际上，这里说的“贫者使以刑则富”是假；因为对于贫者来说，能够维持生计就算不错，他们很难达到用粟来买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赏则贫”却是真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强迫的手段来使他们买爵捐官，从而让他们“家不积粟”。商鞅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与司马迁的“欲望论”和“富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思想的差异而导致了感情的对立，这就是司马迁在实录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变法功绩的同时，又往往有些贬抑之辞的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应该如何理解《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賊，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秦国，实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之取得这样的成效也就无足为怪了。不过，所谓“家给人足”，也只是相对而言，它是通过“刑”、“赏”等强制手段来达到的。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同被称为法家人物，为什么管仲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却是另一番形象?
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前面已经有所论列，这里不再重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里着重谈一下司马迁对管仲在齐国为政情况的看法。《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段话要言不烦，对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这说明，管仲任政相齐所有作为，都能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另外，司马迁将管仲与晏婴合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二篇，也决不是偶然的行为。这诚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尽管管仲与晏婴的个人风格很不相同，但他们作为齐相，却都得到了司马迁极高的尊崇。司马迁在传末的论赞中说：“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说：“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司马迁对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法家人物，为什么司马迁对管仲的态度与对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的态度竟有着如此大的区别?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他们之间经济思想的差异。从管仲的经济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带有一种民本主义的倾向，他的富国强兵是以这种民本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条近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司马迁与管仲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差别极大，但是从总体上看，二人的认同之处还是很多的。而商鞅、韩非乃至李斯、晁错则不然，他们时刻不忘站在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其一切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服务的。他们间或也曾想到过编户之民，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最高统治者一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难得到司马迁的赞赏和认同。
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革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其中在财政方面的目标，也几乎都是“民不益赋而国用足”。这一点，无论是商鞅变法，桑弘羊理财，还是刘晏理财，王安石变法，都一个样。然而，既然“民不益赋”，那么“国用”何从而“足”?这自然就要靠“与民争利”。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源，舍去给民加赋，就只剩下“与民争利”了，几乎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而从“与民争利”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不分阶级、阶层，也不分贫富的。过去那种认为某朝代某人变法代表的是某阶级利益的说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说的商鞅变法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王安石变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变法，因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因而带有某种资产阶级性质，则就应当另作别论了。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导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国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他作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以上笔者论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并联系比较了以法家商鞅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经济思想及其革新措施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差距，从而探讨了司马迁在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同时提出了管仲这个例外的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还对过去史学界不恰当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变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议。在所有这些论述当中，可能会存在不少偏颇和疏漏的地方，笔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内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徐朔方．史汉论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0．
[2] 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6、1.
[4]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有人说：“诚信像雨，洗净人们心灵上的尘埃。”也有人说：“诚信像雷，震撼人的灵魂。”我觉得诚信像根，深深扎在成功这一片土地上。
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他将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诚实守信！不能背叛诚信！我看过这样几则关于诚信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
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诚信是一朵兰花，它开在人们荒芜的心田；诚信，是一杯浓茶，它让生活更加浓郁芳醇；诚信是一道劲歌，它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人处事的最基本准则。
五年级:肖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