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8: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教育投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进行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的敏感性分析首先要找出影响个人投资效果的最主要因素，并估算各种敏感性因素的偏差在多大范围内是可行的，从而有针对性的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避免不利因素。其一般程序为：
（一）确定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具体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以作为敏感性分析的对象
通常，可以选择作为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有很多个，如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的净现值、净年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但通常不需要对所有指标都做敏感性分析，其指标的选择应针对个人投资决策的实际需要而定。指标选择的原则是：
1、敏感性分析的指标应与确定性分析的指标相一致，不应超出确定性分析所用指标的范围另立指标。
2、确定性分析中所用指标较多时，应选择最能够反映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类型经济合理与否的一个或几个最重要的指标作为敏感性分析的对象，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来说，一般常用的敏感性分析的指标是内部收益率与净现值等动态指标，也可以将某些具体参数作为分析对象，如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总成本等。
（二）选择需要分析的不确定因素
严格来说，几乎所有影响硕士研究生个人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有些虽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影响并不大，而只有敏感性因素才会对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敏感性因素的选择原则应是，找出那些在个人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成本、收益构成所占比重较大，以及其他预计可能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类型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有较大影响的，同时又是在整个投资及寿命周期内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动，或者在确定性分析中采用的该因素的数据准确性较差的因素作为敏感性因素。
（三）确定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各种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
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各种敏感性因素的敏感程度即某种或多种因素同时变化时导致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的变化程度。在进行计算时，首先假定除敏感性因素外，其他因素固定不变，然后根据敏感性因素的变动，重新计算有关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与原指标进行对比，得出其变动的程度，这样就可得出所选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对该不确定因素的敏感程度。再根据敏感性因素在可能的变化范围内不同幅度的变动，得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果评价指标相应的变化率，并建立起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用图或表的形式表示出来。
二、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决策评价指标的敏感性分析
选择净现值作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并对净现值起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分别进行敏感性分析。在此，以我国发达地区20*年报考并就读的统招自费硕士研究生为分析对象，在满足假设条件：第一，在考虑风险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基准贴现率设定为9%，并不考虑考研期间的间接成本；第二，在不考虑个人能力因素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或行业、单位规定的因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制定的平均工资标准，确定本科与硕士学历的工资报酬，两者的差额为个人投资者因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而带来的净收益（即收入增量），并假定此增量为等额年值。第三，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全寿命周期假设为，投资者以22岁报考25岁毕业，工作至65岁退休，并不考虑退休后因接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引起的退休工资差异。4）个人硕士研究生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使用成本不考虑健康等因素，并假设为零。再根据中华英才网的行业工资调查，以北京及上海地区硕士与本科毕业生2006年平均总工资收入为标准，则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现金流量如表1所示：
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可以利用年金现值系数，通过公式：NPV=A×■-■■（式中：A为硕士与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差额，即硕士研究生的平均工资收入增量；C1，C2分别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i为基准贴现率）进行计算，将表1中数据代入公式，则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NPV=-3000-38000（P/F，9%，1）-38000（P/F，9%，2）-38000（P/F，9%，3）+12000（P/A，9%，40）（P/F，9%，3）=-94276+99653=5377。得出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后，根据敏感性分析的一般程序，分别对硕士研究生个人投资的直接成本、劳动力市场价格、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基准贴现率四个不确定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通过对这四个不确定因素按±10%和±20%的变动幅度计算净现值变化率，其结果分别为：
直接成本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9587元、5031元、-4081元、-8637元，直接成本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19.42元。
劳动力市场价格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14553元、-4588元、15342元、25307元，劳动力市场价格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4380元。
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902元、2255元、5961元、6702元，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1606元。基准贴现率按-20%至20%的顺序变动后，净现值的变化为：27835元、12695元、-9340元、-17354元，基准贴现率每变动1%引起的净现值变化额为399元。
根据计算结果的数据，可以绘制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净现值中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分析曲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价格、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与净现值成正比关系，市场价格及使用期的增加可以提高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而直接成本和基准贴现率均与净现值成反比关系，即随着成本及基准贴现率的增加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净现值减少。
三、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价格为个人投资的最敏感因素，人力资本的投资使用期为次敏感性因素。劳动力市场本科与硕士研究生的行业工资标准是个体投资取向的一个风向标，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变化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个体的净现值数额。因此，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所报考专业人才市场的行业工资标准，特别是换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投资者，在不考虑非货币收益的前提下，理性投资个体的经济行为应该是，以劳动力市场价格为导向的市场供需变动趋势相一致的，当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行业工资收入与本科生差别不大甚至低于本科毕业生工资收入，则应果断就业；如有非货币因素的投资需求，也应在保证当前工资收入的基础上进行投资，以便减少投资风险。而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来说，敏感性程度也比较大，它每变动1%对净现值变化额大小的影响达到1606元。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也是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者应该注意的因素，首先需要投资主体在分析投资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尽早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并且在读研期间，应认真学习，在努力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多参与实践活动，以利于投资者顺利毕业；同时，已经进行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投资个体，应注意维护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延长硕士研究生教育个人投资的人力资本投资使用期，从而使得投资个体的收益与效用达到最大化。
基准贴现率也应合理选取，基准贴现率（即基准收益率）的选取不能主观随意取定，它应与投资个体所处的实际经济环境相联系，综合考虑资金成本、投资风险、通货膨胀以及资金限制等影响因素，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个人投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投资个体，基准贴现率也应相对确定的更高一些，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利率或贴现率越高，具有不同教育资本存量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越大。因为，此时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高，需要更高的收入进行补偿”。这也说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投资需要通过获得较高的收入增量对其投资成本进行补偿，特别是对机会成本进行补偿。另外，在不考虑间接收益等主观满足的前提下，如果通过合理确定的基准贴现率所计算的净现值结果仍为负值，则理性的投资者应放弃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事其他有利于自身素质提高的教育投资活动。因为，此时投资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经济行为将加大损失而不是增大个人福利。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敏感性程度最小，它也解释了自1999年扩招以来，虽然直接成本持续增加，但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投资需求不降反而上升，报考人数一年比一年多的现象，说明个人直接成本的适当增加对与个人接受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影响不大。因此，为保证扩招后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质量，积累教育资源，进一步适当加大个人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分担是可行的，这对于为社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硕士毕业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杨青.技术经济学[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培根.高等教育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过于倾向投资热门的学校、专业或是大众热衷消费的教育领域；
2、重数量轻质量，以为投入越大收益就越多，盲目加大投资力度；
3、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盲目地跟从和攀比；
4、主观臆断，不尊重孩子意愿，漠视孩子选择教育的权力；
5、一味追求学习成绩的提高，忽视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教育投资的非理不仅会导致投资效益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影响孩子受教育的质量，孩子在接受家长的硬性安排后，往往会产生抵触情绪和排斥心理，最终可能导致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进而对今后的就业、生活等造成不良影响。
教育投资是一种特殊投资，孩子是个成长股，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要求更加理性。
选准目标
主要是看孩子爱好什么，而不是家长自己想要孩子学什么。家长不能重自己的意愿而轻孩子的需要，因为孩子是独立的、有意识的、有思想的个体，父母只有在尊重孩子的兴趣、个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引导和培养孩子的学习和能力。
选对时机
是指一定要在孩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极度渴望的内在需要的时候去投资，而不是先投资再逼着孩子去学。如果孩子还不想弹钢琴，家长就投资给孩子买钢琴，并逼着孩子去学，那么孩子要么应付差事，要么反抗不学，家长良好的愿望反而会换来负面结果。
合理分配
学习的提高、智力的发展属于教育，但孩子的道德品质、劳动技能和情绪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家长在进行教育投资时，一定要遵循全面发展的原则，合理地分配资金，以保证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
适当投入
现代家长的观念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只要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条件，孩子就能成才。其实不然，据“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的研究表明，80％的孩子来自生活不富裕的工农家庭。教育是一种产业，必须要有投入，但绝不是越多越好，只有量力而行，把钱花在刀刃上，才能真正实现效益，盲目的投资只能是一种浪费。
案例2：实际收入与教育投资愿望产生冲突
钟先生今年38岁，从事工厂管理工作，年收入65000元；妻子自己下海经营了一家小店铺，每年纯收入大约35000元；夫妻俩有一个10岁的儿子巍巍，巍巍活泼可爱、身体健康。
钟先生在一年前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重疾分红险作为夫妻俩的医疗保障，缴费年限20年，年缴保费9000元。考虑到孩子未来大学的教育开支，夫妻俩在儿子出生不久后即为儿子投保了一份儿童教育险，缴费18年，年缴保费3650元。
关键词：个人；教育；投资
一、权衡供需、市场、专业因素，确定合理的收费水平
研究个人教育投资问题，首先就要谈到教育价格，这是不可避免的。教育价格有教育产品价格、教育产权价格、教育经营价格、教育劳动价格和教育投资价格，当然这里指的是教育投资价格中个人的那一部分。马尔萨斯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而且通常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学费的价格必须反映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培养学生的成本。从教育需求看，我国目前个人或家庭虽然对教育普遍存在着需要，但还没有达到需求的程度，我国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乡村，乡村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相当一部分家庭无力支付目前的学费。从教育供给看，以前我国的教育供给不足除了政府投资不足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学校的规模效益问题，即学校存在条块分割、规模小、效益低，还有教育浪费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因而教育供给持续增加。在高等学校连续四年扩招的政策下，未来的几年里我国高等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矛盾可以得到缓解，所以，教育的价格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教育的成本，考虑到个人的承担能力。在我国，非义务教育作为第三产业，教育收费的价格不仅要依据“教育卖方”所提供的教育成本，还要注意到“教育买方”的消费心理。为此，学费标准要综合教育供需关系、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教育的买卖双方利益、学科与专业的不同等制定其成本，这样会更能使收费标准具有合理性。
二、完善大学生就业制度，加强就业指导
个人教育投资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大学生就业的充分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个人教育投资政策要有良好大学生就业制度和就业指导机制相配套。目前我国的高校学生的分配制度是“双项选择”制度，学生寻找就业渠道有两个：一是人才市场上由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直接洽谈，签订用工合同；二是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或毕业生向用人单位自荐。这种就业制度充分体现人尽其才，保证了人力资源有效配置，并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但它也同时要求高校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实现其就业的愿望。毕业生的就业指导除了指导毕业生做好心理准备，指导其正确的择业观外，更重要的是要传播相关的职业信息，架起学校和用人单位之间联系的桥梁。一方面能提供给学生社会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使学校培养的学生尽量适应社会的需要，学校应洞察社会对人才规格的需求状况，及时调整学生培养方案。传播职业信息是使学生了解国家有关就业的文件和政策，及时向学生通报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预测，给学生介绍当年的就业形势等，使学生在校期间明确自己将来的工作方向，培养他们有很强的适应性。
三、实施贷款制度，为个人教育投资提供资金
我国在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即个人教育投资以来，学生贷款制度逐渐推广开来，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为工薪阶层，教育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为了减轻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特别是贫困家庭），不至于因为目前的经济困难而放弃影响个人一生的教育投资，必须对经济困难的学生有保障措施。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社会资助机制，更多地要依靠政府解决，资助学生的数量有限，所以还要建立多种资助形式。实施贷学金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扩大高等教育的通行做法，所以，我国要加大学生贷款的力度。从长期实施学生贷款的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中，我们看到：现行学生贷款资助的难点是贷款偿还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成功经验是引入延期支付措施。具体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收入偿付贷款，二是抵押贷款。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适当的回收期限、合理的分期还款数量、建立可靠有效的回收机构等问题。可以相信学生贷款制度的完善将大大地促进个人教育投资问题的解决。
四、扩大教育供给，提高教育质量，避免教育资金外流
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目前许多学生到国外学习的目的和动机与前者的思想大相径庭，他们不外乎是获得一纸文凭而已，或者是避开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所以，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的想法。为此，国家应扩大教育的供给，避免一些人仅为到国外的三流院校拿到一纸文凭的目的而出国。在扩大教育供给的问题上，就我国的目前教育条件而言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根据之一就是我国的师生比低，这说明我们有充分的教师资源有待挖掘，根据之二是我国的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甚至还包揽了全部的生活条件，这样浪费了很大的教学空间，这说明我国的学校还有大量的教学空间容纳学生来学习。就上述两个主要方面反映出扩大教育供给完全有可能实现。教育资金外流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是扩大教育供给，第二步应该是提高教育质量，因为国内教育供给充足后，个人可以在国内外的学校之间选择受教育，那么存在着国内与国外教育市场之间竞争的问题，在此学校办学的质量是竞争获胜的法宝，因为个人进行了教育投资即是花钱受教育，因此个人必然关心自己受的教育是否“物有所值”，他们对在哪一所学校就学要对其各种条件权衡利弊。所以，防止教育资金外流，只扩大教育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五、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健全个人教育投资的政策
个人教育投资制度的实行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短缺，但也引起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时有发生，解决个人教育投资中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有赖于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因此实施相关的教育法制建设是个人教育投资实施的根本保证。个人教育投资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收费问题、培养不同专业的每名学生的费用、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占生均费的比例、学费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对困难学生的支助和贷款及偿还的规定、个人对其教育投资的选择空间、就学期间的升级和留级的学费问题、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学生获得的教育其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就业时个人、学校、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划分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投资者个人利益，亟待需要用法律法规加以保障，只有保护教育投资者的利益，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得到发挥。在我国个人教育投资起步不久，针对已经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有必要制定出规章制度加以规范，逐步形成完善的法律。
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18世纪以前，教育主要由私人投资办学，经费主要由受教育者承担，政府管理上放任自流。18世纪以前，虽然也存在政府投资办学和主要承担教育经费的现象，如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为7岁至18岁的男子设立兵营式的教练所，为18岁以上的男子设立青年“士官团”（即“埃弗比”），借军事编制行尚武教育。但主流却是私人办学，受教育者自费承担教育经费，就学任选，政府不求整齐划一。如古雅典由私人设置了包括体操学校、音乐学校、文法学校、修辞学校、哲学家学校等多种类型的学校；早期东方的中国、日本等国则主要实行私塾教育；早期欧洲的教会和其它宗教团体举办的学校教育也很有名。
（二）19世纪开始，政府开始对公民教育负责，实现了教育由私人投资办学体制到国家控制下的多元化办学体制的转变，国家在教育中的地位凸显。早在1763年，德国（普鲁士）就率先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政策。十九世纪开始，政府应该对公民教育负责的观点在欧美被广泛接受，美国（马萨诸塞州）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日本于19世纪70年代也分别开始实行义务教育。19世纪的德国更进一步将初等学校、中学和大学教育逐渐改由国家管理，并于1872年的德意志帝国的教育规章中，明确将6至14岁的八年初等教育定为强迫义务教育阶段。二次大战后，许多发达国家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各级政府不仅实施年限更长的免费义务教育，而且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为数量庞大的大学生提供几乎免费的教育，从而使教育成了许多国家财政开支最大的部门。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方面各国发展多元办学体制，下放办学自，积极发展私立学校和实行学校私营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拨款减少，学校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特许学校政策，重新改造现行公立中小学体制，实行自主管理，吸引财团或企业合作办学，另一方面试行教育券制度，支持中小学生在公私立学校之间选择就学。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援助计划”和学校自我管理的政策，则在财政和管理权方面给私立学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二、国际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三种模式
教育投资办学公私立并举，教育经费由财政、社会、个人分担既是世界各国的现状，也顺应时展的潮流。但各国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由于历史条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因素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大体可以归并为三种模式：
（一）高福利模式，重政府集权、轻市场竞争，国家在教育经费上投入较多。典型国家包括德国、法国、瑞典、苏联及中国。以德国高等教育为例，在德国联邦制架构中，大学主要由州财政资助。联邦和州两个层次的高等教育拨款都依法行事，并受5年期的规划指导。1969年之后，联邦政府通过颁布《高等院校基本建设促进法》和《高等教育总法》等教育政策方面重要法律，确定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成立了高等院校建设规划委员会，强调对特别项目进行支持，一般负责大学建设的一半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和配备大型设备），另一半则由州政府负担。联邦政府还通过诸多的科研资助方案对大学给予科研拨款。此外，联邦政府还向德国研究协会、马普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等机构提供科研资金，而这些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拨付给了大学。与此同时，联邦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还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等机构向高等学校提供资助。
（二）第二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日本，政府主要负责提供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是比较高的，且无论公立或是私立学校都能获得国家的资助，并且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美国为例，美国奉行的“公私立并举”的国家教育方针，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形成投资办学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是以国会立法的形式确定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民主化并使一些重要学科的教育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私立大学经费来源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学费，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它服务获取一定收入。美国鼓励大企业家兴办教育，美国税法规定捐给教育或其它公益事业的钱可以抵税。
（三）第三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韩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特别重视教育对科技和经济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较高，另一方面特别重视私人力量和资金对教育的投入。以韩国为例，2001年韩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占到GDP的8.2％，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一位。其中，政府公共资金对教育的投入为4.8％，私人教育投入则占GDP的3.4％。韩国教育市场化程度很高，国家主要投资于义务教育阶段，市场化则只是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需求多样性的补充形式；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教育部分，韩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私立中等教育约占一半；高等教育（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部分，政府主要负责举办一些精英大学，75％--80％高校属于私立韩国教育的市场化参与程度是很高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就读于私立大学，而且从趋势上来看，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参与程度也是逐年加强的。
三、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国际趋势分析
纵观国际上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机制的历史演绎，横向比较三种不同的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模式，可以得出结论，较高市场化的教育投资办学和经费分担模式是大势所趋：
（一）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积极支持私立学校（尤其是中高等学校），鼓励公私立学校平等竞争。除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能够获得必要的国家投资保证外，各国广泛吸引和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投资办学，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办学体制。公私立并举的多元化投资办学体制减小了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也有利于形成满足人们不同需求、充满生机活力的中高等教育体系。
（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逐渐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增加非政府的资金来源，经费来源多样化。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随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不同而异，但从整体上看，各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几个方面：①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付；②社会各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以及私人等的资助或直接投资办教育；③受教育者交纳的学费；④通过其它形式筹集的教育资金；⑤教学与教学活动有关的销售和服务收入；⑥学校附属企业及其它经营活动收入，等等。
从不同教育层次看，发达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特别是州（省）和地方政府提供；而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后阶段，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经费，大多经多种渠道筹集。从教育经费结构变动趋势看，学费比例、捐赠收入比例逐年增长，政府拨款比例逐年下降；销售和服务收入呈不规则变化，但变动幅度不大。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对比看，私立学校的学费比例、捐赠收入比例明显高于公立学校，而政府拨款比例明显低于公立学校。
以大学为例，由于政府（纳税人）的投入越来越少，高等教育正逐渐减少对公共经费的依赖，增加非政府的资金来源，如来自家长、学生、捐助人、校办企业。伯顿·克拉克将这些经费来源称之为“第三条渠道”——相对于政府基于公式计算的和基于绩效的拨款（第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比较；启示
义务教育是一种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基础。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的观点，“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我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于你的福利，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众所周知，义务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的特点和利益原则，义务教育的投资应主要由政府来负担。
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模式。虽经几次变革，甚至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已规定普及义务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受财力、物力和制度的限制，这样的目标在20年以后，才得以实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2005年12月23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免学杂费和提高公用经费水平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校舍维修改造资金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中西部地区为5:5,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承担，中央给予适当奖励性支持。对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资金上，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而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费补助由地方承担。
据测算，2010年当年各级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将比2005年增加约644亿元；2006年至2010年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其中牛央新增1254亿元。
这项改革在五年内将涉及上千亿的资金，是前所未有的巨额投入。这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分析
（一）经费来源和比例
从国际经验看，对农村义务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大致为20％-80％;在新西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韩国等国，基础教育投入中超过80％的资金依赖中央政府；即使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等国，中央投入基础教育资金也占有一定比重，大约是3％-10％。因此可以说，中央政府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主渠道，这是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
（二）经费的使用途径
英国政府规定教育经费的预算和结算要公平、公开、透明，划拨经费的公式要尽可能简单易懂，并以立法形式保证经费的划拨和合理使用。英国的义务教育除了承诺教育经费涨幅5％以外，还对基础教育中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资金的大力支持。为了提高小学阶段的个性化教育，2006-2008年度共拨款2.3亿英镑，这些资金的50％用于帮助学习吃力的小学生在阅读、写作以及数学上达到国家规定的2级标准，35％用于帮助贫困学生。针对初中阶段的个性化教育，英国2006-2008年度共拨款3.35亿英镑，这部分拨款的50％用于帮助那些英文和数学学习吃力的初中生达到国家规定的4级标准，35％用以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参加课外及其他活动。此外，还有一些经费用于为高才能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日本，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法律已逐步形成了体系。根据这个法律体系，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中占有很大比例。比如，中央负担国立学校所需全部经费和全部教科书经费，负担地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经费的1／3,受灾校舍建设费的2／3,偏僻地区公立学校公用经费的一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都道府县负担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市町村负担公立学校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及学校的公用经费。
可以看出，虽然英国和日本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的经费及使用制度清晰明了，在确保基础教育经费的同时还尽量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和补助。特别是英国，不但在贫困学生生活方面进行大力的资助，而且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智力差异方面进行资金的支持，这应该是未来基础教育经费使用方面的一个趋势和发展方向。
（三）经费的运作方式
英国政府从2006-2007年度开始，国家向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办法再度改革，划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以专用资金的形式由英国教育和技能部直接发放到地方，不再通过地方财政管理系统，且必须全部用于学校预算支出。巴西政府专门成立基础教育维持与发展及教学促进基金会（以下简称“教育基金会”），以推动教育合作者共同参与，并解决教育财政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被自动存入巴西银行的专门账号，巴西银行参照教育文化部提供的分配率，分别在各州范围内按比例分配资金。英国和巴西在教育经费运作的制度方面减少了资金的流转环节，缩短了资金的流通时间，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的挪用和流失。
（四）经费的筹资渠道
韩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非政府渠道，比如，1998年韩国非政府投入占初等和中等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为20.7％，同时由于采取了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从岛屿、偏僻地区向大、中、小城市推进的策略，不但保证了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也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二战后，美国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其教育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除政府拨款和学费外，社会捐赠、学校服务社会的收入也占有很大比例。而日本、英国、印度是从政府普通财政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普遍做法。
三、国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因此，应该认真研究国外义务教育在经费筹集、划拨、支付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独特的投资保障之路。
（一）拓宽筹资渠道
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教育经费一直是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虽然我国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能够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完全靠国家长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长久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水平。特别是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经费不仅要顾及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要涉及孩子的智力开发以及对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投资。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一年来的情况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部分省份反映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2)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3)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4)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但由于一些县级财力紧张等原因，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5)政策产生了巨大效应，大量农村孩子回流到学校，一时间给公办学校带来压力。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除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以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以尽可能地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筹资渠道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建立“义务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偿捐赠，通过基金会结合政府的有关政策对资金进行统一调配和使用；借鉴发行体育和福利彩票的经验，发行义务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支持义务教育，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解决农村学习困难学生、城市贫困学生以及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专用经费等；借鉴国外征收教育税的做法，可以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一定比例的教育税，这样不但能调节收入差距还能筹集一定的资金。当然，所有这些资金的筹措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并进行相应的立法，保证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安全，以让这些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
（二）建立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制度
我国此次的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经费划拨，需要学校进行财务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而财务的审批在县级管理部门。保证国家大量资金的使用安全和有效应成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经费的滥用、挪用和借用，保障经费的使用效率。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就是要在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预算和决算以及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各个环节实行信息公开，让上级领导部门明确资金的使用途径、趋向以及使用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让同级别的学校领导部门清楚彼此之间的经费使用方式，让学校的老师共同参与学校经费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让老师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有清晰的了解。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建立我国独特的义务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是要保障资金顺利到达学校，而且要监督和衡量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总之，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管好和用好孩子们的“上学钱”。
（三）探索有效的农村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有一个跨越式发展和深刻的变革，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统筹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和快速发展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也是伴随着农村教育得到深入开展的。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区域开发，韩国文教部（现教育部）制订了“新村教育”的基本方针与措施。韩国政府在实施“新村教育”的过程中，农村各级学校发挥了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职能、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保健中心的职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所得的事业中心的职能。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应以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契机，摸索和建立中国“新农村教育”体制。改变目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愿望、脱离农业发展的现状，改变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既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为农村进一步发展作贡献的局面。
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与其说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倒不如说是加快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对这次经费改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经费的多少和简单的使用上，那么此次经费的投入就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农村教育的发展也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进程将大大受阻。“今天的教育，明天的经济”也就无法顺利实现。
总之，综观各国的义务教育投资可以看出，没有一定量的经费作保障，义务教育很难实施。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大量的经费作保障，也不能保证教育一定快速发展，还需要教育内部体制的跟进、完善，以便让有限的教育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率。因为教育经费只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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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致贫，教育投资，生产性与消费性
一、引言
“治贫先治愚”的观念，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深入人心。“知识改变命运”对于贫困的人们来说被奉为不变的真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信念也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认同。我国更是把“科教兴邦”作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方针。可见，在我国“教育治贫”是一项大家都有所认可的事实。在西方，舒尔茨所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中，也认为人们经过培训可以提高自身生存率。经济发展的很大一部分都归功于教育的力量。种种迹象都说明，教育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近几年，中国某些地区群体，尤其以弱势群体为代表，却出现了“教育治贫”变为“教育致贫”的现象。
“教育致贫”又称“教育消费型贫困”，指个体由于接受教育而导致家庭或其自身陷入贫困状态的现象。“教育致贫”现象主要出现在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之中，这些群体由于接受教育而投入了很多资本，在教育结束后，却无法获得预期收益，进而导致家庭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为何本是为改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教育，反而会导致更加贫困的现象出现？“教育致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教育致贫的主要观点
“教育致贫”现象的出现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国家教育投资不足
教育的获得是需要教育成本进行支撑的。我国每年对于教育的投入，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GDP的4%。因为教育经费的不足，很大一部分教育成本就变为学校学习的学费，并以这种形式分摊到了各个学生的身上。因此，学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教育的投资，对于一些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使得教育投资的费用占据家庭支出比例过高，进而造成家庭更加贫困的现象
2.教育结构的失衡
所谓教育结构失衡是指高级人才总体短缺与结构过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已经超过了产业结构升级，造成本科通用型人才的过剩，同时，选择职校的学生越来越少，也导致高质量熟练技工严重短缺。这样就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人才浪费和社会家庭的经济负担。这与接受教育提升自己，改变命运相悖，造成了贫困的现象。
3.教育收益率偏低
从教育的收益率来看，受市场需求的逐渐饱和与教育人才逐渐过剩双重影响，受教育结束后，毕业生往往难以找到让自己满意的薪资待遇，不能够弥补自己多年来对教育投入，同时丧失了很大的机会成本，这就使得投入大于产出，也就导致了贫困的发生。
4.教育投资的非理性化
对教育的投资本身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很多人对于教育的曲解，以及对于教育作用的神话，加上中国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更多时候，教育投资成了一场大的赌博，很多人将未来成功的希望全部押注在教育身上，这无疑和当今社会的发展是不相吻合的，因此，很多教育投资的非理性，也就是赌博的失败成为了“教育致贫”根本原因。
三、教育投资的消费性与生产性
消费是人们资产减少的一种常规渠道，生产则是人们获得收益的常规渠道。教育的收益与损失也不例外的可以通过生产性和消费性进行分析。而“教育致贫”从其根源来说，作者认为就是教育的消费性超过其生产性，导致家庭和个人有所损失，进而产生贫困。本文作者旨在通过对教育投资性质的论述，进而讨论“教育致贫”的原因，同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改变“教育致贫”的方法与对策。首先作者将对教育投资的性质作一个论述。
1.教育的商品化
教育就是帮助社会中的人群开化心智，健康成长的，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得以继承发扬的关键环节。从其本质目的来说，教育的存在是为了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为了让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虽然教育在人类社会中占据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教育，不能将教育神话。站在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在如今的经济社会中，把教育看成是一件商品，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教育这一概念会有所帮助。同时，将教育看为一件特殊商品，进而考量购买它的收益与损失，也可以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认识“教育致贫”的原因。
2.教育投资性质主体的讨论
要探讨教育投资的生产性与消费性，首先要界定的一个内容就是，这里的教育投资主体是谁。在社会中，教育投资的主要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人、家庭的投资。二是国家、社会的投资。国家与个人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两者所关心的利益点也不尽相同。不仅如此，因为两者共同投入，因此，两者也在共同收益，这就导致教育的收益是由国家和个人两个主体在进行分配，两者会产生竞争关系。“教育致贫”问题所出发的角度是从个体家庭出发所提出，因此，本文在讨论教育投资的生产性与消费性时也将站在个体家庭的角度，进行讨论分析。
关键词:教育投资方式;教育外溢性;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F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251-01
1 教育投资方式选择界定
这里所谓的教育投资方式的合理选择,主要是指在不同的教育需求主体之间如何分配投资负担的问题。简单地说,主要是指在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或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分担教育成本的问题。教育本是一种人力资本塑造过程,通过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增长技能或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其未来收益。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显然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应当承担必要的教育投资成本。但是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又具有明显的公共(或准公共)物品特性,其收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这又要求政府承担起公共教育支出的重要职能。如果一国的教育投资完全由私人方面来承担,势必会导致教育发展的严重不足。而如果一国的教育投资完全由政府包下来,则有可能导致教育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投资效率的低下。因此,必须在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与政府之间实行教育投资的某种合理分配。
2 教育投资方式的选择原则
第一,收益与投资相对等的原则。一种教育的外溢性收益越大,或者说,受教育者本人的直接获益占其教育总收益中的比重越小,其投资成本就越应该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来承担;反之,一种教育的外溢性收益越小,或者受教育者本人的直接获益占其教育总收益中的比重越大,则此种教育的投资成本就应当更多地由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来承担。
第二,均等化的原则。一种教育的发展越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均等化,缩小社会既往的贫富差别和不均等程度,其投资就越应当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反之,一种教育越侧重于培养和发展个人的天赋特长,而与促进整个社会均等化的目标相距较遥远,那么其投资就越应由受教育者本人或其家庭来承担。
第三,支付能力原则。个人与政府之间承担教育投资成本的格局应当与国民收入在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之间的分配格局相对应。当居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较高时,其对教育投资承担的比重就可以大一些。反之,则比重不宜过大。除了上述各项原则之外,教育投资成本的合理分配还应当有利于教育投资资金的有效筹措与高效使用等等。
3 优化我国教育投资选择
首先要加大初等教育投资力度。政府对于初等教育的投资依然严重不足,影响了初等义务教育的正常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初等教育的经费改由地方财政支付,这一改革的主旨是在于扩大地方对于初等教育的管理权,形成较为分散的投资体制。但是,由于地方财政能力的有限,再加上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政府的行为不规范,时常发生挪用、挤占教育经费的现象,使得近年来政府对于初等教育的投资欠账较多。
其次要调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仍相对过大,尽管近年来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学生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重日益递增,但就整个公共教育支出的分配结构来看,在初、中等教育方面的支出仍然是相对不足的。而在初、中等教育尚未得到成熟或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公共教育支出过度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将难以保证教育的发展格局与经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相吻合。
一、学前教育个人投资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一种对人的投资，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提高人口质量是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别的根本所在。教育投资是最突出、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成果是一种资本，也是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从而提高人口的知识、智力和技术水平，呈现收益递增特性，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和根本推动力。越多越多的父母逐渐认识到教育投资的生产性与收益率，纷纷从孩子教育的起步阶段就加大投入，格外重视学前教育的个人投资。
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以公益性为根本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在投资各方的分担中，个人家庭理应承担学前教育的重担。
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是教育个人投资问题研究的核心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在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金融与政策》中提出。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该理论在我国逐渐泛化到非义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引入，使原有主要依靠政府的一元化投入结构，逐步转向多元化投入结构，实现了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该理论认为，政府在为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时，已经做了先期的投入，受教育者个人也需要对其所受教育的成本进行补偿，即个人也应为自己获得的教育做先期的教育投资。
二、影响学前教育个人投资的主导因素
( 一) 主观因素
1. 个人的投资动机
一定的投资行为总是投资主体在投资动机的诱导下形成的。对于个人来说，一方面，多样化的投资动机基本上都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教育投资的动机也与个人对其的认识水平、社会观念、文化传统等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决定，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个人的支付能力
教育投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教育投资增长的前提，而且也是教育投资增长的依据。就个人投资主体而言，其投资行为能力一般都要受到预算收入约束。
( 二) 客观因素
1. 学前教育的投资成本
教育部在《一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义务教育经费由政府承担，适当收取少量杂费; 非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以政府为主渠道，由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共同分担。”学前教育尚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个人投资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重。其中，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与个人家庭的收入尤其是其边际收入成正比。个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或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会越多，反之，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会越少。随着学前教育高消费问题的逐渐出现，学前教育的成本也日益升高，居高不下的消费大大加重了年轻父母们的负担。
2. 学前教育的预期收益
学前教育的收益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既表现为个人收益，又表现为社会收益。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已经证实: 学前教育不仅对幼儿个体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使母亲和整个家庭获得长远的效益，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男女平等。学前教育投资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一种投资，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事实。而此结论也大大促动了家长们投资学前教育的信心。
3. 学前教育的投资风险
学前教育投资有着隐蔽性、迟滞性和非抵押性等特点。任何投资，收益率越高，吸引的投资额就会越多，风险高了，投资额也会减少。而且教育投资的回报期过长，无形中也会扩大机会成本，影响到教育个人投资的积极性。此外，预期收益的多少与存在风险会影响个人投资决策的作出。学前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开端，孩子从入幼儿园到大学本科毕业，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家庭和个人还无法评估学前教育投资的收益，其投资回报相比于其他教育来说可能更不明显，这势必会影响到家长投资的热情。
三、关于学前教育个人理性投资的建议
( 一) 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投资理念
正确的投资理念是使投资者实现正确投资和保持长期投资收益的重要前提，也是投资实战中的指导思想。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间接的投资，家长要打破传统观念，不可追求“短期暴富”，而应当把孩子的远期回报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家庭中营造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俗话说，“三岁看老”，对于幼儿来说，性格培养才是最为重要的。家长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技巧，正确认识幼儿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发展规律，树立现代化教育投资理念。家长要避免投资的盲目跟风，在正确认识投资风险与利益的基础上，使孩子的身心发展实现“利益最大化”。
( 二) 尊重幼儿身心发展，顺其自然
孩子是独立、有意识、有思想的个体，家长要学会尊重幼儿，端正培养孩子的思想目的。幼儿的发展是自然、有阶段、有规律的，父母所要做的就是遵循这一规律，在尊重孩子的兴趣、个性的基础上逐步引导和培养孩子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因此关爱孩子不是给孩子提供最优越的物质条件，也不是用各种所谓的知识能力训练来压迫孩子，而应根据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予以科学的引导，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与自由，让孩子在自然成长中享受快乐，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独立的意志品质与健全的人格。否则结果就如教育家卢梭所说的那样: “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摘 要 目前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与办学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国内企业发展迅速并寻求新的投资渠道，高等教育无疑成为企业投资的新宠。本文分析了国内高等教育的融资渠道变化，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收益分析，以为将来该课题的研究提供有价值信息。
关键词 高等教育 企业 投资 效益
引言：高等教育办学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自我国于2001年入世之后，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的成功办学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是耗资巨大的事业。高等教育的财政危机出现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要实现更完善更健康的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从不同渠道筹集教育经费。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和重要支柱，因此，我国目前需要着力发展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大中小型企业的规模和绩效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很多企业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企业自身需要寻找更多的渠道投资来实现多元化发展。我国适时的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来支持和鼓励企业投资高等教育。因此，在高等教育需要扩充融资渠道，而企业需要更多的投资渠道的大背景之下，高等教育无疑成为了企业投资的新宠。
一、高等教育融资渠道变化
高等教育的融资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发生着变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办学融资主要以捐资助学的形式出现，高等院校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办资源。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公办资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民办教育即由社会力量出资办学的教育机构开始作为一种正式的教学机构走上社会舞台。到本世纪初，高等教育办学不再完全依赖公共资源完成融资，而形成了公办资源和民办力量并举的新格局。近些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许多民营企业在政府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开始投资高等教育[4]。全国各地有企业投资成立的独立院校也日益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开展形式。
二、企业投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1.投资力度不够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高等教育办学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已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成分，是确保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保障。然而，当前许多大规模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有所局限，投资人过多关注一些在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效果的项目。因此，未来民营企业需要关注投资的多元化，认识到投资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其投资力度。
2.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投资高等教育毕竟区别于一般的投资项目，因而，企业投资高等教育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积极的引导，促进其专业化投资。首先，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投资环境有待于改善，需要搭建更为理想的整体服务体系，从而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融入和发展。其次，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接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和管理，进而使其有效运作。
3.投资管理尚有欠缺
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长期而稳定的，这意味着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也是长期而稳定的。我国允许企业以独资的形式创办高校，也可以以“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投资公立高校，这为企业获得稳定的投资环境创造了条件。然而，目前政府对企业投资建设高等院校的投资监督机制尚不完善，如企业投资高等院校的进退制度以及办学评价体系等等均不够健全。政府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模式也有待于提升，如企业投资高等教育的税收和其他各种规费等等都亟需进一步规范。
三、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的收益分析
对于企业而言，在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的背景下抓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投资高等教育办学对企业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企业在和高校的合作过程中营造的企业形象是对企业的宣传和一笔无形资产。在社会上企业的品牌在短时间内被熟知，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正面宣传。此外，与高校合作培养人才，也会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制度的实施，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涌入高等院校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学生在接受教育阶段需要支付一定量的费用，来维持学校的运转以及企业的持续投资。因而，在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能够获得长期的资金收益。
对于高校而言，与企业合作能够更加便利的成立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以及产品研发中心，从而使学生有条件将课堂学习的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与实践动手能力。此外，与企业合作使学生有机会更早的接触企业运作，更早的适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为将来就业早做准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GDP；GNI；财政收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上便开始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这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银行对“公共教育支出”的定义是“对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对私立教育的补贴”（世界银行，2001）。在我国，与这一口径相对应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但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经费，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国的数据，“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此外，为了简便起见，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将采用国际横截面数据和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影响公共教育经费投资比例的因素，并对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做出预测。
一、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图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时高时低，呈现不规则变动。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持续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稳上升。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0年以来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算术平均，其过于简单，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预测
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经济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较高的国家未必就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衡量），反之，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未必就有较低的可能有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们将采用两种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影响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一些学者以人均GNP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找出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各项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和国家为：1961-1979年，38个国家（陈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个国家（陈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个国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即线性-对数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i表示第i个国家的人均GNP。
我们将运用最新的数据对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能根据200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上述研究相同，我们仅仅使用了大国的数据，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中国进行比较，而且统计资料比较齐全。所谓大国的标准是：2001年人口在1千万人以上的国家（世界银行，2003）。按照此标准，我们使用了57个国家的数据，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8个中高收入国家、15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0个低收入国家。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Eviews软件。
(1)使用57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模型1对5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估计值为0.3408，其含义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增加约0.0034个百分点。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数的估计值分别为：0.792（1975-1979年，陈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陈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们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是显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7个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力减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国家数据的分析结果
根据这57个国家的数据（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越稳定，国别差异越小（表现为变异系数越来越小）。特别是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数字特征表明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已趋于稳定。由此我们认为，对于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国家考虑在内，很可能会低估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今后十多年内，中国仍将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着重关注在这一收入类型国家中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表1：57个人口大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2001年）
中位数（%）均值（%）变异系数N
高收入国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国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国家3.13.700.5520
所有国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
针对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斜率系数的估计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个百分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响要比考虑全体国家时大得多。
(3)对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
为了预测今后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发展变化趋势，首先应对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做出判断。根据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中国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5%（中国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5）。另一项研究则认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20101-2020年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我们认为，后一项预测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长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长6.5%应该是可能的。
2001年我国人均GNI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长7.5%，2011-2020年年均增长6.5%，则2010年人均GNI将达到1700美元，2020年将达到3200美元（均为2001年价格）。
根据57个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95%、4.07%、4.18%和4.29%，这一结果与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结论非常接近。根据23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预测值是分别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个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6418美元，23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样本均值是2707美元。从预测的角度看，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值越接近解释变量的样本均值，预测结果越精确（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使用哪一个模型，对于2015年和2020年的预测结果应该更为准确。
2、.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还可以从教育发展水平所对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的国际比较，来分析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我们假定，一定的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相应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共性或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我们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和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据此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在2004年我国教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给出一个基本估计：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55%-6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5%-30%之间。由于我国已经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目标的国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们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的关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55%-60%之间时，大致相当于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0%的水平。根据对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1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首先考虑只选择人口大国，但发现满足上述条件的人口大国数目太少，导致结果缺乏说服力。因此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该书一共提供了20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将这些国家和地区按三种情形分组（三个组的国家有重合）：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70%-8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3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8个（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古巴、墨西哥），第二组有24个，第三组有2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29%，中位数为4.4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2%，中位数为4.45%；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5.11%，中位数为4.90%。
观察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均值和中位数的差异较大（特别是第一组和第二组），说明同一组别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差异较大。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中位数更为合理，即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在4.40~4.90%之间。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我们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基本估计是，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入学率在80%-90%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5%-45%之间。根据对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估计，我们将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视为接近我国2020年教育发展水平的国家。我们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第一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同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第二组，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80%-95%之间的国家；第三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30%-45%之间的国家。符合教育发展水平条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数据的国家，第一组有5个（克罗地亚、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国和智利），第二组有25个，第三组有13个。
通过计算均值和中位数，我们得到如下数据：第一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48%，中位数为4.30%；第二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96%，中位数为4.50%；第三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平均为4.70%，中位数为4.30%。
同样地，我们根据中位数进行预测，则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在4.30~4.50%之间。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根据国际上2000年教育发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持水平来进行预测，则我国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还要高。这一结果与前一部分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得到的结果不尽一致，也就是说，与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应该越高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但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时期，是教育即将到达顶峰的努力极限时期，这一时期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达到最高点。另外从个案考察，也可以发现教育发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经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现象。如韩国与意大利比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78%，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净入学率为9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7%。这些现象说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数量关系，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财政供给能力也是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财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数据，我们无法对这一假设做出具有说服力的检验。但是，我们对11个可获得数据的高收入大国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并无显著性影响，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是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并且仅仅使用这一变量就能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样本总变异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数据之后，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经验分析
如图1所示，1978-1989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呈现不规则变动，因此我们只对1990-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我们把焦点转向财政供给能力，发现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如出一辙：即1995年之前持续下降，此后持续上升（图2）。于是我们以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Xt表示第t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据1990-2003年的数据得到样本回归方程如下：
括号内显示的是标准误估计值。我们对模型中的两个时间序列进行了单位根检验（unitroottest）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发现尽管两个时间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线性关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计量是无偏的、有效的，t检验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数估计值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将提高约0.6%。
我们估计2004-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约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约0.5个百分点，2020年达到30%。这样，根据上述样本回归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3.46%、3.94%、4.18%和4.39%。
四、结论
1.利用不同变量（经济水平或财政供给能力）得到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变量（教育发展水平）得到的预测结果差距较大（见表2）。我们认为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经济变量预测时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而在用教育变量预测时仅仅采用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其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因而从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资的合理比例就会得到不同结果。其三，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变量预测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高于用经济变量预测的结果。考虑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供给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我们认为用经济变量来解释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更有说服力。
2.在国际横向比较分析中，我们采用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在经验分析中，我们采用了财政供给能力作为解释变量，并相应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从模型的拟合程度来看，后一种方法更为理想。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固然一个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但财政供给能力（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公共教育经费最终来源于财政收入，一个羸弱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如前文所述，对高收入国家的数据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但要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还需开展进一步的。
3.如果探讨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使用数据时应该尽可能涵盖所有收入类型的国家（即采用57国数据）。但如果目的是进行预测，那么我们认为应该使用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其原因是我国已经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不考虑低收入阶段的情况，而排除高收入国家可以避免因这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趋于稳定造成预测结果偏低。
4.综上所述，我们以财政供给能力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认为如果我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那么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达到4.5%的水平。
表2：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预测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国际比较研究
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价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
57国数据3.954.074.184.29
23个中等收入国家数据3.233.704.124.54
解释变量：教育发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学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4.4~4.94.3~4.5
中国经验研究
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财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3.463.944.184.39
参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陈良焜等（1988）“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载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良焜等（1992）“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载秦宛顺等主编《教育投资决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兴红（2004）“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苏商论》，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计量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中译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04）《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教育部财务司（2005）《教育经费统计资料》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性别与全民教育：跃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3）《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关键词教育投资 经济增长 GDP 计量经济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133-02
一、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影响经济的各方面因素都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建立了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的就是关于技术、资金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四十年代末由英国牛津大学的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多马提出的关于测定储蓄、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现阶段对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定还没有现成可用的计算模型，我们借用哈罗德-多马模型G=S/KI（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KI为加速系数），用教育投资率（EDi=ED/Yt-1）替换储蓄率，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上述替换，Ged=EDi/KI=(ED/Yt-1)/[It-1/(Yt-Yt-1)]=G(ED/It-1)。上述公式中，Ged表示教育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率；Yt,Yt-1分别为t年，t-1年GDP；It-1为t-1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ED为当年教育投资总额。
从2009统计年鉴数据看出，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5%以下。再来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舒尔茨1962年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得出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有33%的份额要归因于美国教育的发展，前苏联著名学者斯特鲁米林运用劳动简化率算得1940-1960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有30%由于教育投资提高了劳动者整体文化程度，而近二十年该比例还有所提高。再看近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高度过重视国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重要的地位。
相比之下，我们国家不足5%的贡献份额明显偏低，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支撑重点转移于人力资源，许多经济学家称“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社会、科技、经济全面发展的第一原动力。
二、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
我们应用软件对教育投资额与GDP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得到变量相关关系散布图上的点接近一条直线，可近似看作两变量具有线性相关。
鉴于此，我们继续对两变量---教育投资和GDP进行如下回归分析。
三、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1999―2008年之间GDP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研究对象，用最小二乘法由输出结果得拟合方程：
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较好，可决系数R2=0.955132，表明模型在整体上拟合得比较好。系数显著性检验：对于[2而言,t统计量为13.04991。给定Z=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8下，得临界值t0.025(8)=2.3060，因为t>t0.025(8)，所以拒绝原假设H0：[2=0，表明教育投资对GDP增长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由DW=0.421717，给定显著性水平Z=0.05，查Durbin-Watson表，n=10，k’ (解释变量个数) =1，得下限临界值dL=0.879，上限临界值dU=1.320，因为DW统计量为0.421717< dL=0.879。根据判定区域知，这里随机误差项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因此，我们对其进行自相关的修正，利用对数线性回归修正方法得结果,由于发现自相关性没有好转，同时考虑迭代法，经过两次迭代，我们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dU=1.320
经检验，模型各方面都比较完美，无论是从整体上拟合还是个别参数的检验，它表明教育投资每增加1%，GDP平均增长0.502479%。
四、教育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贡献大小比较研究
人的知识技能是一种无形资产，其对经济的影响是潜在，同时也是滞后的。这与固定资产投资有共通处。但教育投资却完全同于固定资产投资，它与有形的物质资本投资有明显区别。通过比较二者的计量经济分析，我们可以对经济的贡献程度的不同。
以国民生产总值（GDP）为应变量，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EDg)和基本建设投资（INV）为自变量，利用统计数据，进行二元线性回归，得拟合方程：
可以看出，该回归式具有很高的解释程度（R2=0.993601,接近于1），并且所有参数均通过显著水平为0.05的参数显著性检验。此结果说明，政府教育投资对GDP增长有重大作用，教育投资每增长1%,GDP可增长0.453661%，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每增长1%，GDP可增长0.397296%，政府教育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即教育投资收益率大于物质投资收益率。
五、完善我国教育投资的建议
通过上述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必须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和模式，提高教育投资的产出。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我国的教育投资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究其原因，其一是教育与实践常常脱节，“应试教育”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模式，随着“素质教育”在我国的倡导和实施，教育投资的效率肯定会有所提高。其二是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我国过分强调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力资本存量继续增长的后劲，阻碍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因此，进一步从立法上、政策上改革教育体制和模式，进一步普及基础教育，扩大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基数，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
（2）应当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关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边际收益，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在GDP中的比重，可以优化投资结构，以一定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我国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历年平均在2%左右，1952年为1.6%，1957年提高到2.2%，1970年降至1.2%，改革开放30年累计平均为2.2%，其中1978年为2.1%，最高为1986年的2.6%，1990年为2.2%。这一比例不仅与2008年的教育纲要提出的4%差了一半，与国外比较，仅为120个国家平均5.2%及低收入国家平均5.5%的1/3，比印度3.5%、泰国4.2%、韩国3.7%的投入比例还低很多。我国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是有空间的，也是有可能的，更是有必要的。
（3）拓宽财政性教育投资的收入来源：①适时开征教育税。国内学者很多都主张利用费改税的契机适时开征教育税。②考虑发行教育公债，以保证国家财政对教育的稳定支出。③通过发行教育彩票筹集部分教育资金。彩票是利用商业行为筹措资金的一条很好的途径,目前，在我国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等等相继出现，每年给相应的体育、慈善等事业发展筹措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同时也给国家以个人所得税形式筹集到一定量的财政收入。
（4）改革教育的投资分配体制，优化教育投资结构我国教育投资不但存在着总量不足的矛盾，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因此，要把优化教育投资结构问题放到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①应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实现教育投资在初、中、高三级教育之间的合理配置。②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投资力度。③力求实现对教育投资的主体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2]靳希斌.教育经济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3]G.S.贝克尔.人力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人力资本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资本之父舒尔茨对其的定义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他认为，人力资本即为从教育投资、医疗保健、职业训练、迁移和“干中学”等人力投资而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熟练程度等。对于人力资本增加，教育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在外界条件相同时，人力资本质和量的增加呈趋同效应。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可持续增长资本，教育资本投入的增加，会使其对其承载体的相互作用发生根本改变。人力资本即为人体内的知识、技能、经验等的集合，随着投入教育资本的增加，会在提升人素质的同时，潜移默化的提高人在面对处理各类事情时具备的能力和综合素质。
2我国关于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理论发展历史的回顾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起步较晚，参看了最近三十多年的资料文献，本文以时间为基准将我国对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及对教育的投资划分为三个阶段。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没有具体的形态，因此，很难直接量度出一个承载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现实中存在两个不能将人力资本存量真实值完全度量出的原因：一方面，除去对已拥有的知识、经验、职称等的描述，存量还包括人力资本的潜在存量，即其在未来可能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现在观测人力资本的办法仍是不完备的，是片面的，再加上近因效应等的影响，对人力资本质与量很难进行准确的量度。（1）1989年前，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刚刚起步，主要是引进、学习和探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容。如1980年在《人力资本理论家舒尔茨》一文中，我国学者在归纳结语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后，得出两个观点：其一，教育投资和保健方面的经费应被视为生产性的投资；其二，要通过教育投资实现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曲恒昌(1985)在深入分析和讨论西方国家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后，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其收益之间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力政策之间的关系。（2）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快速成长和发展，对于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和运用方面更加深入。邵宇开、白庆华、王浣尘(2009)通过人力资本匹配基准和计算相应的指标得出结论：我国虽然劳动力总量大，但存在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人力资本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劳动力过剩和人力资本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出现。郑彩祥(2009)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劳动市场划分为技术型工人与非技术型工人两个不同的市场。（3）200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与教育投资渐渐成熟，在承接了第二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运营和管理等内容的同时，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时又更深入的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三农”方面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和人力资本测度问题的研究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江海燕(1998)通过追踪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经过得出，教育投资在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消除贫穷、减少收入不均等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措施中，有着突出的作用。诸建芳、王伯庆、恩斯特·使君多福(1995)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时认为以下几方面可能是导致中国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下的原因：一是对教育投资、科技知识不重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收入政策中；二是对劳动力不能做到合理高效的分配；三是各种教育投资没能做到高效；四是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投资不适当的现象。贾愈(1997)在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后认为，若想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依托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研究的现状
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是相互联系的，然而，在形态上和特点上，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又具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之间异同具体表现如下：分析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社会资本形式，二者的投资者都拥有与投资相应的产权；二是对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投资、学习与熟练等作为人力资本的体现，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深度发掘；三是人力资本与其社会经济的做出贡献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人力资本的社会价值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即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迈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力资源的质与量又在社会文明下得到了保障。在1980—2020年我国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其后十年增长趋缓,2030年后则可能会逐渐出现负增长。分析2001年及以前年份我国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状况可知，教育投资资源补给不足，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投资尚不能做到全面覆盖，教学条件不高，及在当前对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中仍然无法使相应的技能培训落实到转移劳动力身上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应将义务教育投资财政体制落到实处，准确及时的对教育投资的税收政策和发展教育投资职业教育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4我国人力资本对教育投资产生的经济效应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教育投资往往作为度量人力资本的量度。分析不同的增长理论可以得知，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不仅仅体现于单一的方面:在人力资本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前面已经指出,通常使用教育投资指标为受教育投资年限来进行教育投资层面的研究。资本的重要性不足以从教育投资全面反映,如果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保持为正,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可以在单个资本积累下得以保障。人力资本在研发部门起到重要的作用。研发部门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及对固有知识(或技术)的掌握更新出新的知识(或技术),因而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将由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并会对技术进步的速率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率。为了分析了人力资本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05)认真对比了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投资程度的数据。他们发现,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为人力资本积累中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然而,研究人员在经过一系列数据对比后发现，在90年代后，中国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开始出现上升的迹象。以岳昌君收入函数为标尺,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职工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从2.76%上升到8.21%，可见个人收入与教育投资存在着某些必然联系。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会影响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对教育投资指标教育投资经济效应的反映。如果正的外部性存在于教育投资中，那么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就不能被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完全涵盖,此时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与之相反的情况亦存在于生活中，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以外,接受教育投资可能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情况的发生。另外,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由于错误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的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受到抑制,许多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据估计，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当时只反映了教育投资对社会经济贡献的十分之一。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投资的真正贡献不能通过那些错误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反映。在我国，若在教育投资过程中计算人力资本，并把人口老龄化作为影响因素列入考虑，将会发现，相对于1980—2000年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在二十年内实现一倍的飞跃，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的速率大不如前。在谋求增加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时应该更重视个体性因素，站在教育投资的位置来评估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并把教育投资情况作为某种影响评估结果的必然因素。诸如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可能对人力资本总量产生影响的宏观因素在我国教育投资的大环境下很难改变,但可将影响个体人力资本总量的因素列入改进的名单。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人均寿命的延续，延长我国人口的劳动能力期，增加劳动力数量；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加大对教育投资的供给,希望可以通过这些途径加快积累我国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增加个体人力资本。
5结语
根据上文陈述的观点,我们发现国内外对人力资本与教育投资的理论和实证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也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有益于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示；其次,就我国学术界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的研究来看，往往忽略了对其二者之间理论机理的完善而仅仅局限于实证研究的层面。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微观理论基础。此前开展的大部分关于教育投资的实证研究都未涉及微观领域,但已知的宏观数据往往不具备十分的严密性。在现实的经济中,主动在个人微观层面的投资不仅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更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宏观层面的投资，即公共投资的外部性。公共投资的外部性既可以在个人投资中发生挤出效应,又能激励个人对社会的投资。这公共人力资本支出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然而,却很少有人涉及。
作者：王丰 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