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9:15
关键词：中国 年俗文化 汉文化圈 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7-0031-0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春节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朝鲜、韩国、蒙古、越南、不丹五个亚洲国家也过春节，这些国家把正月初一定为夏历（阴阳）新年，在华人较多的国家如新加坡、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文莱五个亚洲国家，也把夏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虽然经过不断地发展、融合，这些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春节习俗，但在这些习俗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年俗文化的影子。
1 信仰与神灵崇拜
中国人在春节民俗中的信仰内容十分丰富。我国的民谣中有“二十三，糖瓜粘”的说法，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通过送灶，接灶仪式，人们希望灶王爷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保一家人幸福平安。祭过灶神之后，春节也就一天天的接近了。
越南与我国山水相邻，在腊月二十三也有祭灶的习俗。越南人民希望灶神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不仅祭灶的时间、形式与我国相近，还流传着与我国相似的有关祭灶的神话传说。
2 儒家思想与传统习俗
在中国，团圆幸福是人民过春节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流大迁徙――春运。就算是一票难求，远方的游子也要想尽办法回家团聚。在除夕之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吃一顿热气腾腾的团圆饭。大年初一，盛装出行，给亲戚朋友依次拜年，儿孙用自己的祝福表达着对老人的尊敬。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仁”、“孝”、“家”、“礼”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受中国这种团圆幸福的观念影响，不仅越南有吃团圆饭的习俗，在私家车普及率较高的韩国也有类似于中国春运的“民族大移动”――在节日期间，全家人穿上绚丽的韩服，自驾奔向久违的故乡，构成一幅多彩的节日风俗图。
由于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一脉相承，也推崇儒家思想，并长期受其影响。韩国春节最重要的是正月初一祭祀祖先，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其祭祖程序严格，仅供桌的摆法就有“鱼东肉西”、“头东尾西”、“红东白西”、“枣栗梨柿”等规则。人们以祭祀祖先的方式，希望祖先可以在阴间生活的更好一些。韩国恪守孝悌思想，至今仍有很强的等级尊卑观念。在年初一那天，全家都身着传统的民族服装，按照家谱排位摆放宗祖的牌位或画像，并依次向祖先磕头行礼。
3 祈求吉祥的心理
中国人过年，无论是祭灶、拜祖、迎财神，还是贴春联、年画、福字或守岁、发压岁钱，吃年糕或饺子，无一不透漏出中国人希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幸福安康的心理。在中国人眼中，春节就是一个喜庆欢快的节日，人们或是巧借谐音，如“鱼”与“余”求得年年有余的幸福，或者倒贴“福”字展示美好的寓意，或是遵守着各种习俗禁忌避免不吉利，这些习俗也对邻国产生了影响。
在菲律宾，ABS-CBA新闻网中，曾报道了春节期间十大必吃“吉祥食物”。每一种食物都有着不同的寓意，比如，吃鱼盼“年年有余”，吃年糕望“年年升高”，吃橘子求吉利。这些基本与中国相似。在华人比重较高的新加坡，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移民及其后裔，因此，新加坡在春节期间也有祭灶、吃年糕的习俗。他们同样认为柑橘象征着吉利，因此在拜年的时候会带两个橘子送给主人，当然，主人也会回赠他们两个。在日本，人们会朝惠方――神福所在的方向，吃一种叫做“惠方卷”的粗大寿司卷，以此期盼避祸招福，实现心愿。
相比之下，越南与中国的春节习俗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自秦始皇平定岭南以后直至宋朝初年，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设立郡县达一千多年。”因此，越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遵循着中国的封建礼制，学习汉文化，使用汉字。在新年的时候，他们同中国一样贴春联，贴年画，放爆竹，舞龙，舞狮，求喜庆吉祥。在祭神拜祖后，他们会在回去的路上折一根有繁茂叶子的树枝回来，将它插在正厅的年画上，要到来年才能换下，这个被称为采绿的习俗实质是利用越南中“绿”与“禄”谐音来求幸福。
在韩国，也禁忌大年初一扫地，担心会将福气扫除。在中韩两国人民的眼中，春节代表着新一年的开始，因而，行动格外小心，忌讳说“死”、“鬼”这些不吉利的字眼。
4 结语
中国春节习俗在道教信仰与神灵崇拜、儒家思想与传统习俗、祈求吉祥的心理三个方面影响了周边国家，实质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伴随人口流动而产生的结果，尤其是长期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传统而独特的春节习俗。因此，中国春节习俗在汉文化圈的影响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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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给当代国民的思想观念以及文化意识带来了深刻的冲击，以木版年画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艺术形式濒临失传，尽管最近十几年来我国各地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试点项目，但是依然未能有效扭转这种历史趋向。本文将尝试从民俗文化与精神传承演进的角度，对我国历史悠久的木版年画艺术展开简要的考量，试图揭示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1.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对我国传统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史展开简要的分析，可以将我国木版年画结构内核形成过程的制约因素划分为四个方面：（1）通过刻印神像的内容安排满足御凶护院的民俗心理，这就是要基于对我国基层民众的传统民俗心理的满足，以符号化的手段展现功利性的表意目标。（2）发挥年节等喜庆时刻的装饰性作用，制造良好的民众活动氛围，要通过木版年画艺术作品，充分表现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3）以年画艺术作品为载体，传播最新新闻资讯。这一类型的内容安排，可以满足老百姓对新鲜见闻的猎奇心理，增强年画艺术表现内容的时代气息。（4）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与当前时代政治发展浪潮的互动关系。这种内容安排是年画艺术对美术史中的载道、教化、参政、议政等艺术表达理念的传承，展现了中国木版年画艺术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思想取向之间的稳定联系。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史，生动描绘了时展对艺术表现内容的影响，以及艺术家试图影响社会民众生活的表意愿望。
2.木版年画艺术的消费心理分析
第一，木版年画在表现题材方面的多样性与人们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之前，走街串巷零售年画的小商贩，他们兜售的年画具有题材多样的特点，而且往往都会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高度吻合，具有良好的销售需求。木版年画艺术加工作坊内，画样可以达到千余种，而且在不同地域，民众往往会表现出对不同类别的年画内容的喜爱，所以，零售小贩在选择销售对象之前，理应对特定地区民众的生活习俗以及观念取向获取基本的认知，以保证销售盈利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二，木版年画在体裁方面的差异与民众的张贴行为需求紧密相关。木版年画艺术作坊往往会基于年画作品在民俗功用方面的差异，对年画的表现题材进行仔细的设计性划分，并根据使用场合的差异，将年画划分为福、市、寿、喜四类。“福”是普通百姓家庭新年时张贴的喜庆画，主要发挥装饰以及营造气氛的作用。“市”是一般是商业店铺新年营业或者是全新开张时以盼望财富滚滚或者是表达对祖师爷的尊崇。“寿”是专供祝颂寿诞家庭选购的。而“喜”则是专供结婚纳采、娶媳嫁女家庭使用的。除此之外，各地民众基于其特定使用目标的要求，往往也会对年画作品提出在尺幅以及色彩搭配方面的特殊要求。
3.中国木版年画的精神表达
木版年画艺术之所以在我国各地大受欢迎，不仅依赖于其画面表现内容的人物紧凑与色彩鲜艳丰富，以及作品标题中蕴含的深刻吉祥愿望，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年画作品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木版年画既能及时准确地对当下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展开表达，又能充分展现国人心中对现实生活状况的超越以及对生命理想的追求，艺术性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进展路径的关照。对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发展路径展开分析，在科学技术尚未发展的时期，神像题材曾经风行一时，后来，随着社会开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民间逐步意识到了神明世界的虚妄性，开始逐步对神明世界形成了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灵活态度。与此同时，部分民间年画工匠开始在年画艺术作品中逐步引入对特定时代的个人与社会观念思想的表达，对民间存在的良好风尚进行褒扬，对社会实践环境中存在的不孝不善行为展开批判，比如，对劳动致富、节俭持家、孝顺忠信等进行鼓励；对懒惰成性、不劳而获、不孝不义等进行讽刺，这也是年画中的人文因素的产生原因。对地方性民众实践氛围的切实感受、快速吸纳与创造性展示，也是木版年画艺术作品中人文性表现因素的重要来源。伴随着木版年画艺术所涉及的地方区域的不断扩大以及时代精神特质的不断注入，使得木版年画在内容表现的丰富性程度不断增强，在思想畛域中也表现出了不断丰富的客观趋向。近代历史中，中国国土遭遇外国列强接连欺凌的客观事实，使得木版年画作品中涌现了大量的变现民族抗争精神的元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艺术创作流变思潮的不断丰富，使得木版年画艺术在当代中国不断向着多元化表现形态进行演化，增进了作品的人文精神之丰富性。结束语本文围绕中国木版年画艺术的民俗文化及其精神的表达与传承问题展开了简要的论述，正确而全面地认识我国木版年画艺术在民俗文化与精神表达传承实践过程中的时代性与丰富性特征，将会对我国木版年画艺术的良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周星 陈春
关键词：民俗文化；体育休闲活动；中老年；潮汕
随着社会改革和转型背景下，社会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到来，中老年人的体育休闲活动状况间接反馈着区域性社会生产力的稳定情况及转入老年后生活质量与社会健康等问题。潮汕独特的地理环境、民俗观念和信仰，造就了潮汕民众独特的民俗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在民俗文化的影响下中老年人群对休闲体育的参与现状有什么特点？研究潮汕中老年人的体育休闲活动现状与特点，可以为研究潮汕地区中老年人体育工作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潮汕休闲民俗体育文化提供借鉴。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潮汕籍民众与广东省其他地区民众41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查阅关于潮汕民俗文化、体育价值取向、休闲体育等方面的资料，确定研究方向。1.2.2问卷调查法：本课题问卷根据为广东省体育局《潮汕民俗舞龙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对潮汕四市（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和广东省其他地级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回收812份调查问卷中，抽取41岁以上中老年人问卷293份。其中来自城镇的居民占34.13%，来自乡村的民众占65.87%，男性占60.41%，女性39.59%。其中潮汕196份，珠三角34份，广东边远城市及省外问卷63份。问卷经过重测法，随机抽取20名调查对象，在问卷回收后第三周重测，重测信度达89.66%。1.2.3数据统计法：采用EXCEL和卡方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整理。1.2.4逻辑分析法：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独特的潮汕民俗文化特点分析
潮汕地处广东东北部，位于国防门户，远离省城的东北边陲。潮汕居民是古代的东夷人，闽粤人、南粤人，不断从东北和福建迁入的移民构成。[1]历代不断南迁的北方移民使得潮汕平原不堪重负。北方中原移民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和后期形成的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不断地晕染，形成了现代独具特色的潮汕民俗文化。[2]中华的儒家文化在潮汕地区保存完好，在独特的潮汕地理环境和民俗民风晕染下又展现了独特的风格。2.1.1潮汕民俗文化具有传统的农耕文化特性：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血缘意识区域性是由于长期的地理环境造成不同文化形态的原因，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和基本特征。古代中原移民带着中原正统的农耕、狩猎的文化在潮汕地区占有相当的比重和地位[3]。近代潮汕人多地少，潮汕人非常依赖有限的土地资源，他们安土重迁，注重血缘和地缘，地理环境的原因导致聚族而居的封闭性和远在他乡时对同乡关系的重视。受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潮汕地区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男人是氏族中的香火，是家族的顶梁柱，男人的数量越多，则这个姓氏族群人丁兴旺，在地区中越有势力，有地位。[4]2.1.2潮汕民俗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特性潮汕地区水系资源丰富，山区河流密布，平原河网纵横，湖泊交错，[5]漫长的海岸线也为潮汕人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地势的原因，人多地少的潮汕地区历来有很多迁移海外的侨胞。潮商是潮汕地区最明显的海洋文化的产物。因此海洋对潮汕地区人民的影响是深远的，培养了潮汕民众敢闯敢拼，能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同时由于历代水灾、旱灾在诸灾害中的危害最甚，科学知识落后的古代潮汕人把希望都寄托在神明上，信神至诚，因此，直至现代，潮地所祀的地方神灵，尤以祀奉安济圣王(水神)、风雨圣者(风雨神)为盛[3]。2.1.3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潮汕地区各个地方的民俗都有固定的民俗规约：有固定的祭祀展演日期、模式和独特的传承方式，一切均围绕着祭祀时“悦神”的需要而进行，这种民俗规约不见文字的记载，但整个姓氏或族人都孰能知晓，并且能自觉按照这样的规约严格遵守，世代更替，传承了千百年。潮汕各地区的民俗传承至今仅是靠氏族头领的言传身教。氏族的头领是氏族里非常有名望的长辈，他们是氏族里没有官印的权威人物，几乎他们的行为就是模范，他们在民俗活动中的言行就是氏族在祭祀中不可触犯的规约，在他们手里似乎有一把看不见的权杖，一代传一代[4]。
2.2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概况与特征
2.2.1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项目分布概况从表1可以看出，潮汕中年人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项目多达26个，其中现代体育项目比较集中在羽毛球、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以个人项目居多。而民俗体育项目则集中在拔河舞龙、龙舟和武术太极拳等项目，以团体性项目居多。老年人参与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较多集中在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羽毛球等个人项目，民俗体育项目则更集中在舞龙、龙舟和打秋千等团体性项目。我们可以发现中年人在工作日与周末业余时间参与民俗体育项目的训练活动，而老年人参与民俗体育活动都集中在年俗节庆的小长假。这种情况与其他大城市中老年人的活动比较，参与现代项目的情况较为相似，如慢跑、骑自行车、羽毛球等，但潮汕中老年人群更多地参与民俗体育休闲活动，如舞龙、划龙舟、打秋千、武术等项目[6]。为比较潮汕中老年人群和不同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不同，把珠三角和广东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的情况做为比较数据。在所有参与的293个调查对象中，在41-60岁中年的人群中，每周参与一次体育活动的人数的比例，三个地区有显著性差异，K=6.75，0.01＜P＜0.05,潮汕中老年人群的比例最小，为17.33%。在60岁以上老年的人群中，每周参加2-3次体育锻炼各地区人数比率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所占比例最小，仅占26.09%，而珠三角老年人比率最高，达70%。当把数据合并起来，发现珠三角老年人群每周2次与2次以上体育锻炼的达80%，而潮汕老年人减少为43.48%，而每周参与一次到一次以下的比例上升为56.52%。见表2。纵向比较以上数据，三个地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越大，呈现出不同的升降态势：生活节奏比较慢的潮汕地区的人群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而在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的珠三角地区，年龄越大的人群，参与体育锻炼的比率呈现大幅上升。显然，在老年人群，生活与工作的节奏已经不是影响体育休闲频率的主要因素。其他边远城市的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锻炼频率也有所回升，可见地区经济状况也不是决定人群参与休闲体育频率的主要原因。中老年人群经历的年代较久远，接受地方的文化熏陶更长久，参与体育休闲数据的差异可能是地方民俗文化和价值观不同造成。2.2.3潮汕中老年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分布研究数据显示（表3），三个地区的中老年在工作日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小长假参与体育休闲活动没有显著性差异。潮汕民众e（中年）年龄段进行休闲体育活动大多集中在工作日的业余时间和周末的时间，而节日长假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f（老年）年龄段的活动时间大多集中在周末业余时间。2.2.4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其他地区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陪伴比较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地区中老年人群活动参与的数据变化，把各个年龄段的活动陪伴的数据罗列出来，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三个地区的数据比对分析发现，三个地区的青壮年、中年和老年年龄段的人群更倾向于和和家人与亲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其中青少年年龄段的活动陪伴有显著性差异，潮汕青年人更多地选择与朋友参与休闲体育活动。详见表4。亲友一起参加，D随意和陌生人组合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东三个地区的人群在选择休闲体育的陪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青少年人群更多地选择与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青壮年、中年、和老年人则更多地选择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潮汕地区的人群随着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和家人亲戚朋友一起参与休闲活动，虽然数据没有呈现显著性差异，但这种数据呈现越来越大的差距，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数量相对较少导致的这种差异不明显。从以上数据的变化，可以隐约看到，潮汕人中老年人群更具有强烈的血缘意识，中老年人群参与休闲体育活动时伙伴的选择更倾向于亲戚家族成员作为陪伴。从本课题的大数据显示，潮汕青少年与其他地区的青少年参与休闲体育的特点大致相同，这可能是在全国统一的教育方针与作息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从潮汕中老年人的数据的不同趋势，可以看到不同区域性的不同的参与特点。民俗文化不同，造成了价值观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体育价值取向的不同，为了研究这种数据差异的根源，不妨回到潮汕民俗文化的根源来探讨造成这种体育参与现象不同的原因。用占据主要思想的儒家的体育观来解释潮汕中老年人群的休闲体育参与现象。在儒家的体育观里，以内省、内悟、内观为手段，重视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的塑造价值，自身的道德修养价值，关注调身、调心，[5]通过身体的整体动作，来调整内在的气质、品格和精神修养，[6]；在“中庸平和”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便会会出现“胜亦可喜，败则无忧”的胜负观，以和为贵，维持和协调人与己、人与群体、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因此潮汕人在项目的选择上更多地选择儒雅、表演性质和团体项目，例如：武术中的太极拳、气功、舞龙、英歌舞等项目；随着年龄越大，潮汕人越来越重视家族姓氏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倾向于家族化的活动；潮汕民众重经验，追求稳定、不求变化、知足常乐，[6]因此在儒雅的价值观里，潮汕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状态下，更倾向于选择儒雅的个人品质和素质的提高方式，如美术、书法、或者是潮乐等，休闲体育并不是人们休闲的第一选择；而参与休闲体育的主要动力更显现在岁时节庆的民俗祭祀活动中以悦神为目的的民俗祭祀舞蹈，例如：岁时节庆祭祀的舞龙、舞狮、布马舞等大型的民俗体育活动。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潮汕民俗文化是以中华儒家文化为主流，具有浓厚的乡土地域性、强烈的地缘意识和血缘意识的农耕文化特性；具有海洋文化特性；具有严格保守的民俗规约性。3.1.2潮汕中老年人参与休闲体育体育有如下特点：休闲体育项目主要集中在羽毛球、中长跑、骑自行车和篮球等项目，参与民俗体育项目主要是舞龙、龙舟、拔河和武术太极拳等民俗休闲体育团体项目；潮汕中老年人群参与随着年龄越大，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小；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民俗活动中具有悦神功能的“祭祀”舞蹈；随着年龄越大，潮汕民众越倾向于参加家族性团体的休闲活动。3.1.3潮汕中老年人群倾向于休闲体育对个人品质和素质塑造的价值；注重族群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维护族群间的团结与稳定，打造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倾向于儒雅、稳定、知足常乐，调节生活娱乐身心的价值功能。
3.2建议
潮汕民俗文化是在潮汕地区开展休闲体育活动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项目的选择、组织形式、参与方式等做到结合地方民俗特色灵活应用；在中老年人大力宣传体育休闲的价值与积极健康的休闲方式，培育休闲体育活动的良好氛围；在组织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吸取地方民俗体育活动的精华，剔除糟粕，运用科学的表演方式和训练方法，引导中老年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组织中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时应考虑中老年人年龄段的特点，在中年人群多开展形式多样的现代休闲体育项目，而中老年人群则应多开展简单易行的个人项目，比如羽毛球、骑自行车、中长跑等，开展民俗体育活动可以考虑应季应时地开展舞龙、龙舟等团体性项目；在开展休闲体育活动时，应充分利用工作日及周末时间开展短期的体育休闲活动，大力开发节假日长假的休闲体育市场。这样结合地方民俗特色开展民间休闲体育活动才能有效地，更广泛地得到民众的支持，效应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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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 西安民俗文化 文化传播
项目来源：西安市社科2015规划课题，项目编号：15X45。
近年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2015年2月28日至3月1日，西安市发改委举行了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战略规划、西安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发展规划成果、评审成果、研讨成果会。《战略规划》提出，西安要依托自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描绘出了一大战略、两大定位、三大目标、四大抓手、五大平台、六大中心的“123456”的宏观战略蓝图。其中，三大目标之一是建设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五大平台中有国际合作平台和文化交流平台；六大中心之一指文化旅游中心。《战略规划》将经过政府相关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在西安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西安文化要走出去，民俗文化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基本概念
1.民俗学与民俗艺术
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首创“民俗学”的概念，百余年来为学术界所认同，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年轻的学科。汤姆斯创立“民俗学”之初，在界定“民俗学”的概念时，就提出其含有“民众的知识”和“民众的学问”。他认为民俗学的意思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仪式、迷信、民曲、谚语等”。
“民俗艺术”，特指“传承性的民间艺术，或民间艺术中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是民俗艺术的特征，民俗艺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陶思炎，2008）
2.传播学
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了有关传播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它运用许多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西安民俗文化简介和传播现状
西安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文化是西安对外交往的突出特点。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文化遗产丰富，被称为“天然历史博物馆”，其民俗文化也相当丰富。西安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影响极深，民风淳朴，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西安民俗文化不仅体现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传统着装习惯、饮食习惯、住宿特色、娱乐方式等），还体现在琳琅满目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民间体育活动中，如书法、绘画、雕塑、剪纸、戏剧、手工艺品制作等。西安还建设了一批民俗体验基地，如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西安大海子民俗村、礼泉袁家村民俗村、乾陵黄土民俗村、关中民俗博物馆等。将具有丰富地域特色的民俗活动和民俗产物相对集中在一起，为人们提供亲身体验西安民风、民俗的场所。
2009年，前国家主席在位于陕西西安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亲笔题字“民俗文化源远流长”。2013年7月2日、7月3日，中央网JOURNEY IN TIME节目连续两期专题介绍西安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时长50多分钟，用英文介绍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的起源、馆藏真品、珍贵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西部网也有专门的中文网页大篇幅介绍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这些足以见得民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
但是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却非常有限。就以最出名的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为例，它没有自己的官网，更没有英文网站，网上也很难搜索到，只有TRAVEL CHINA GUIDE和两个网站上有介绍，且很简略。同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一样，各民俗基地或民俗体验村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上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通常都是一些简介和交通指南门票价格等。较难以丰富生动的信息和视频吸引游客和研学主体。虽然在西安较大的公园举行过民俗大庙会，但毕竟受到交通、天气等因素的限制，传播范围有限。
有关西安民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也不多。笔者以“西安民俗”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精确全文查找，有159篇，多集中在以下方面：a.旅游，如《民俗文化旅游形象建设》（杜妍、王家民）、《文化生态和民俗文化旅游规划研究》（尹得举）、《西安文化旅游产品开发》。b.民俗文化元素研究，如《西部城市形象广告片的民俗文化元素――以成都、重庆、西安、昆明、桂林为例》（陈卓）、《借神话“牛郎织女”开掘地域文化》等。c.民俗建设与保护，如《西安鼓乐的传承与保护及生态还原》（冯光钰）、《浅议民俗文化在城市园林建设中的作用与发展――以西安环城西苑为例》（于娜、邹志荣）等。直接研究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传播主体等具体问题的几乎没有。
传播学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的几点启发
1.加强西安民俗文本英译研究
从传播对象的角度研究，西安民俗文本英译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安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历史文化大都市，国际友人和游客数量非常庞大。2015年西安旅游局官网的《2014年旅游接待情况统计》中指出：2014年度西安全年接待海内外游客1.2亿人次。《西安市旅游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11月份接待国内游客9649万人次、国外游客122.33万人次。而相对于这个庞大的数字，与国际旅游紧密相关的旅游文本英译研究，尤其是西安民俗文化英译研究则非常有限。就西安民俗文化研究最大的基地和体验园――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来说，它没有官网，更没有英文网站，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简介和中文讲解词加起来仅38000多字，没有找到对应系统完整的英文文本。笔者认为，为了西安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旅游环境的长远发展，应该大力度加强旅游文本的英译研究，应该重视民俗文化英译研究，广泛搜集民俗文化相关文本，分析西安特有的民俗文化词，查找国外民俗基地或民俗村相关平行文本，最好能够组织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严格把关，把民俗文化文本英译作为一个大的项目来系统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英译文稿。当然，有了英译文稿后还在于将它推广出去，在西安各民俗基地和民俗体验园加以应用，从而促进外国游客对西安民俗的认识和了解，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推动西安文化走出去。
2.正确认识并积极推广网络民俗
从传播学的传播途径和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都市人群和互联网广泛应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民俗作为社会的传承文化，始终处在变迁的过程中。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需要”。我国传统民俗，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衍生出新的形式与内容，可将其称为网络民俗。现在大部分人都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掌握互联网操作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有条件、有时间经常上网。人们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也乐于尝试新的方式和新的方法，因而将传统的民俗借助互联网媒体衍生出一些新的网络形式，如网络民俗。网络民俗的主体构成以都市居民为主，传播时效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异常快、覆盖区域特别广，参与方式便捷、简单、环保，民俗内容具有共通性；其社会功能表现在：教育、调适、传承、环保各个方面。具体到西安民俗文化的网络传播，应该结合具体的西安民俗文化，找出共同性较强的民俗活动，如祭拜等，进行网络民俗活动。
3.积极发挥新媒体的文化传播作用
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要推动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必然要加强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研究，扩大民俗文化传播范围。充分利用新浪、腾讯等平台，将其作为相关信息的补充渠道，特别是开通新浪官方微博，利用微博提炼旅游实用信息，实时关注网友互动，及时处理粉丝的咨询。新浪网上公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制作、新浪微博提供数据支持的年度政务指数报告（2014年度），西安市旅游局官方微博荣获“全国十大影响力飞跃微博”奖。西安市旅游局自2011年6月起，分别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开通“西安市旅游局”官方微博账号。截至2015年1月28日，两个微博共累积28.4万粉丝，其中新浪17.9万粉丝，腾讯10.5万粉丝。新浪微博累计3926条信息，腾讯微博共3075条信息。这些数据都足以证明新媒体巨大的传播能力。西安民俗文化的传播也应该注重新媒体传播，开通自己的官方微博、公众微信号等内容上，可以民俗旅游相关的政务信息、便民措施等各类民生信息，还可推出“西安民俗旅游攻略”“西安民俗景点推荐”“西安传统美食”等一系列吃、住、行、游、购、娱等西安民俗旅游信息资讯，还可以作为民俗旅游信息咨询的网上窗口。
总 结
西安民俗文化非常丰富，民俗村、民俗基地、民俗体验园很多，民俗艺术丰富多彩，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目前，西安民俗文化传播途径、力度等可以进一步扩大，传播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对民俗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启示。笔者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从传播对象、传播途径、传播因素等对西安民俗文化传播进行更新的解读，期望推动西安民俗文化的广泛传播，促进西安旅游业发展，从而推动西安文化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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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SWOT分析
一、前言
2006年6月，湄洲妈祖祭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各地每年有近百万的妈祖信徒前往莆田湄洲岛祖庙进行朝拜，本文主要研究方向是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及SWOT分析，为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提供理论参考，给予未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一定的帮助。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现状
莆田市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每年都有诞辰、羽化升天祭典、庙会等重大节日，在这些祭典表演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项目。妈祖民俗体育活动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每年全世界前来湄洲岛进香谒祖朝拜的人很多，祭典上各种民俗体育节目的表演逐渐成为了祭典的主角，里面包涵了很多的妈祖民俗体育资源，这些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在后人的精心改编下，很好地继承了原来的祭祀精神，而且赋予了这些体育项目各种的功能。妈祖信俗是中国首个信俗类世遗，发展民俗体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莆田湄洲岛滨海体育旅游业的开发研究与发展，关于妈祖民俗体育产业的研究也更进一步了，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背景
2008年8月开始，莆田学院认真研究整理了妈祖文化中的体育元素。以2009年9月30日妈祖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创编了妈祖健身功、健身操、健身舞三种蕴涵丰富妈祖民俗文化的体育项目，近年来，在莆田湄洲岛还举办了一些体育赛事，有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海峡两岸“妈祖杯”龙舟赛等，但是利用湄洲岛上的妈祖文化和滨海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体育资源还不够规范科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因素的需求，发展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人开始了湄洲岛妈祖民俗体育的开发和研究。自2011年11月开始，每年的妈祖诞辰和羽化升天祭典仪式由莆田学院师生来担任，这种祭典模式结合实际开发妈祖民俗体育的情况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分析
传统的妈祖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到了今天，很多已经被运用到了除庙会活动、节俗活动及民间艺术活动以外的地方，逐渐有了朝商业化发展的趋势。2010年6月，莆田学院体育系妈祖女子车鼓队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上福建馆的节目表演，还到福州三坊七巷等各地表演，充分地展示了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目前，全球妈祖信众有2亿多，群众基础雄厚，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作用，一是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二是增进民族与社会的认同感。通过举办民俗节庆活动对国人而言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增进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对外国人而言透过节庆活动增进对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的认识与理解。当前，随着妈祖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在全球尤其在台湾妈祖文化成为两岸民众精神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今以妈祖冠名的体育赛事在两岸的各种节庆文化活动中比比皆是，体育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载体，而民俗节庆体育的地域文化性，加深了两岸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谐与发展。
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SWOT分析
1.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优势
（1）资源优势。闽台妈祖民俗体育项目种类较多，每年“元宵闹妈祖”活动中的摆棕轿、耍刀轿、冲礼花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生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羽化升天”祭祀活动中的皂隶摆、妆阁、转凉伞、八佾舞等。还有一些未用在这些传统祭典上的民俗体育，如妈祖女子车鼓、舞龙舞狮等观赏性较强的体育项目，还有妈祖健身舞、妈祖健身操、妈祖健身功等以强身健体为主的体育项目。加上世界各种以妈祖信仰为活动的庙会活动数不胜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各地的妈祖民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了。
（2）地域优势。莆田市地处福建黄金海岸中部，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福州长乐机场和厦门国际机场到莆田的时间越来越短，莆田港口城市的发展已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发展，建成了直达湄洲岛的莆秀高速等公路，对于全球妈祖信徒来说都可以算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背靠福建东南经济区，面向台湾海峡，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为福建台湾交往的重要通道。莆田湄洲岛是妈祖的故乡，是全球妈祖信徒前来朝圣的地方；莆田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传统妈祖民俗文化保留比较完整，莆田其他一些地方的妈祖民俗体育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2.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劣势
（1）研究开发少。因为，全国民俗体育产业化问题研究比较少，而目前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处在理论状态，在妈祖信徒心目中没多少影响力，所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初期要经过比较漫长的路。关于闽台妈祖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在网络上搜索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已经超过万条，但是没有针对性，涉及妈祖民俗体育的论文也比较少，有关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所以不能构成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关于妈祖的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伊能嘉矩在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人类杂志》上发表的台湾汉人信仰之海神。就是关于妈祖的研究，这样算来研究妈祖文化的年限还是比较久远的，长久以来的研究都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传承与发展的话题，都是研究挖掘妈祖传统文化的。
（2）缺少专业人员。由于全国研究民俗体育产业化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政府或者企业也没有足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缺少专门研究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个方面的专业人才，这将导致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这个项目短时间内比较难发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积累经验。
3.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机会
（1）政策机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标志着海峡经济区建设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中四次提到要充分利用妈祖文化的优势，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国家给予了海西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发展，这样关于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课题也成为很多人和有关政府部门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给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实践发展带来了机会。
（2）经济发展需求。据统计，2008年
共接待旅客644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56亿元，每年到湄洲岛朝拜妈祖、旅游观光的海内外游客达到100多万人次，其湾游客有10万人次。当游客认同这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项目的时候，在每年来湄洲岛朝拜的时候就可以专门出资请具有闽台妈祖民俗体育特色的一些节目去表演，例如：舞龙舞狮、妈祖舞、妈祖车鼓等等，这样就能进一步的促进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010年福建省第十四届田径运动会在莆田成功举办，打响了莆田的文化品牌，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在开幕式的晚会上，表演的很多节目都体现了浓厚的妈祖文化，向游客展现了妈祖民俗体育，这样既促进了妈祖民俗体育的宣传，又间接推动着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发展。
4.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威胁
（1）莆仙文化的竞争。妈祖文化是莆
田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是莆田文化的龙头老大，但同时也与莆田的其他文化竞争，例如莆田南少林文化产业、壶山玉皇文化、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其中九鲤湖祈梦文化产业已经整合开发建设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妈祖文化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受到这些文化产业的冲击，这些文化产业或者其发展起来的旅游景区都将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并且占用政府支持民俗文化发展的一大部分资源，都将会影响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如何在众多莆田文化产业的冲击下蓬勃发展，吸引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现代体育发展的冲击。莆田市素
有“田径之乡”“武术之乡”“篮球之乡”的称号。一直以来，莆田市的现代体育产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十四届省运会在莆田市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但是像妈祖民俗体育产业这种传统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政府用于发展民俗体育产业的专款比较少，导致了民俗体育发展缓慢，近年来，莆田湄洲岛的体育旅游开发与发展一定程度给予了民俗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但是来自现在成熟的体育产业的冲击还是不容忽视的。
总的来说，对妈祖民俗体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将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还没人提出这一观点和加以研究，通过分析发展现状以及预测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果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与湄洲岛旅游结合起来，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的可行性比较大。两岸民众交往越来越密切，同时妈祖文化又是两岸共同的宝贵财富，在台湾民众普遍信仰妈祖，很多人每年都会到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结合整个民俗体育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必须发展的，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将一部分体育活动商业化，例如成立专门培训妈祖舞、妈祖功这些大众的娱乐健身教练，到各个社区或者老人院进行这些健身培训，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传统妈祖体育活动。其次，成立专门的闽台妈祖民俗体育活动训练基地，可以成立公司模式，全球有5000多座妈祖庙，每年都有很多的祭典仪式，一些庆典也可以出资请这些专业的民俗体育表演队表演，全世界有2亿多妈祖信徒，市场潜力巨大，所以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是可行的，但是还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实践，只有理论联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闽台妈祖民俗体育产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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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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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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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作者简介：李云（1992―），女，福建泉州人，旅游管理专业本科在读；殷志华（1984―），男，江苏苏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市场。
摘 要：我国旅游业已经实现从经济型向文化型的转变，随着旅游者文化层次的不断提高，其对旅游文化内涵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这促进了民俗文化旅游的飞速发展。以南京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六合区“茉莉花”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六合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两种旅游开发模式。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实施人才战略、将民俗文化融于地方特色四大对策。
关键词：乡村民俗文化资源；南京六合区；“茉莉花”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4203
1 引言
民俗文化，是民间各种风俗习惯的总称，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两大类。在中国的许多乡村地区，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但却因为地区偏远容易被忽略。随着研究与实践工作的不断深入，乡村民俗文化资源也开始引起旅游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乡村民俗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旅游研究与旅游开发价值。在将民俗文化资源与旅游相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使民俗文化发展与传承，但一旦开发不合理不恰当，就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南京六合区是江苏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当地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目前六合区已经成为南京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中的代表，该区先后成功地推出了《茉莉花》文化旅游节与“六朵茉莉”两种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的主流模式。本文尝试以六合区为研究对象，在六合区“茉莉花”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的基础上，多侧面地对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进行研究。
2 六合区“茉莉花”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2.1 南京六合“茉莉花”文化定义
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孔德元认为民俗文化就是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物质、精神和制度的传统。关于民俗的分类，张紫晨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采用平列式方法把中国民俗分为十类：（1）巫术民俗；（2）信仰民俗；（3）服饰、饮食、居住之民俗；（4）建筑民俗；（5）制度民俗；（6）生产民俗；（7）岁时节令民俗；（8）生仪礼民俗；（9）商业贸易民俗；（10）游艺民俗。在民俗学与符号学的研究中，高乐田、邓长青提出民俗学与符号学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明显的符号功能，暗示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结合专家学者对民俗、民俗文化的定义和分类及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尝试对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作出定义：“茉莉花”文化是以民歌《茉莉花》为代表，是六合人民经过长期生产、生活而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艺术、风俗习惯、食俗文化的统称，是六合的文化名片、文化符号。
2.2 六合区“茉莉花”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茉莉花”文化是六合区民俗文化的名片和符号，伴随着《茉莉花》文化旅游节的举办和“六朵茉莉”的推出，六合区“茉莉花”文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六合区“茉莉花”文化具体分类见表1。
表1 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代表性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资料来源：南京市六合区文化局
笔者实地调查了旅游者对六合“茉莉花”文化的认知度，通过调查发现，六合“茉莉花”文化在江苏省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大部分旅游者知道六合是民歌《茉莉花》的发源地，对“茉莉花”文化的认知程度高，有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六合“茉莉花”文化具有较强的原真性，传承性好，具体数据如图1、图2、图3所示。
图1 旅游者对“茉莉花”文化的了解程度
图2 旅游者认为“茉莉花”文化的原真性
图3 旅游者认为“茉莉花”文化的传承性 六合区除了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的优势外，还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的优势。六合区是连接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交通十分便捷，这也是六合区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重要优势。随着2014年南京市地铁11、14号线的开通，六合区的交通条件进一步完善，为六合区发展“茉莉花”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旅游开发过程中有优势的存在，自然也有劣势的存在。虽然六合区交通便捷，但在六合偏远地区，特别是一些特别的民俗文化传承地，交通通达度低，游客很难到达。此外，缺乏民俗文化保护的专业人才与旅游开发的人才也成为制约六合区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瓶颈”。通过在六合区文化局的调查，笔者发现六合区对民俗文化的保护还停留在收集资料、整理民俗文化名录的阶段，缺乏实质的保护措施。
2.3 六合区开发“茉莉花”文化旅游的竞争
2.3.1 六合区民俗文化资源与周边区（县）的竞争
同属于南京市的高淳区地理位置同样优越，因为地处吴头楚尾，历史悠久，所以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近两年来，高淳充分利用非遗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壮大文化旅游业，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在六合区推出“六朵茉莉”之前，南京市江宁区推出了“五朵金花”，后又推出“新五朵金花”，每朵“金花”中或多或少都有融入民俗与文化体验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五朵金花”中的“汤山七坊”深度挖掘“七坊”即七种民间工艺，开展农耕文化体验游，是六合区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强劲竞争对手。
2.3.2 六合区民俗文化资源与周边市区的竞争
江苏省作为一个旅游大省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全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得较好的有苏州和无锡。苏州姑苏区已经连续两年举办民俗文化旅游节，吸引了众多游客。无锡市依靠“惠山泥人”与“锡绣”发展民俗旅游业，也取得了具大的成功。
3 六合区“茉莉花”文化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3.1 民俗文化缺乏保护，资源流失严重
随着民歌《茉莉花》的创作者何仿老先生的逝世，六合区又失去了一位重要民俗文化传承人。同样，随着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六合区一些传统民俗文化逐渐失传，六合当地人很多除了《茉莉花》以外已经忘了其他民歌、民谣的存在。传统的民俗美食如蟹黄汤包为了迎合市场的巨大需求量简化了制作步骤，失去了传统的味道。在六合当地的小学、中学也很少开设乡土课程和民俗文化课程，一些导游对六合的历史与民俗文化也一知半解，容易对游客造成误导。
3.2 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缺乏深度的文化内涵与地方特色
文化是文化旅游的核心元素，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精神支柱。“茉莉花”文化是六合区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旅游的灵魂，忽视“茉莉花”文化内涵的挖掘，开发过程中同质化问题严重，已经严重制约了六合区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
3.3 民俗文化旅游体验性低，民俗文化以静态展示为主
六合区目前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项目以静态观赏为主，游客可以亲身参与的项目很少，满足不了游客“求知、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民俗文化资源吸引力低。
4 六合区“茉莉花”文化旅游开发的两种模式
4.1 模式一：以节庆旅游带动民俗文化发展
4.1.1 概述
节庆旅游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一种主题、一种灵魂”。多年来，节庆旅游已经发展成为旅游目的地吸引游客，吸引投资，增加当地旅游收入的重要手段。开发得成功的节庆旅游不仅可以促进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发展与增强文化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4.1.2 典型案例――《茉莉花》文化旅游节
南京六合区于2002年创办第一届《茉莉花》文化旅游节，至2012年已成功举办十届。该节庆活动将六合地区的文化、美食、旅游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六合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有效地保护与开发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同时也促进了六合的旅游宣传和品牌建设，扩大了六合文化的影响力，六合旅游也因此走进大家的视线。六合许多优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渐渐的走出家门，被人们逐渐认识，熟知和喜爱。主要成功之处如下：
（1）充分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不断开发新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六合还新开发出竹镇鲜果采摘、东沟乳鸽两个新活动，不断为游客带来新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六合地区的旅游吸引力。
（2）借助特色节庆活动，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节庆期间，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大型文艺演出让观众享受到一场绝美的视听盛宴，各个子活动也有自己相应的文艺演出活动，这些项目都极大的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
（3）打响六合城市名片，带动经济发展。六合以“茉莉花”文化节为媒介，为经济活动搭建舞台，成功举办六合招商会，六合国际创业峰会等进行招商引资，签约众多经济项目，有力的拉动了六合当地经济的发展。
经过十年的《茉莉花》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拥有优质旅游文化资源的六合，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品牌效益也开始逐步显现，对六合地区的旅游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茉莉花》文化旅游节的筹办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为响应中央勤俭节约的号召，该节庆活动已于2013年停办。六合《茉莉花》文化旅游节举办十年来，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虽然已停办，但给我们的启示还是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的。总结如下：
（1）注重对外形象宣传，提升六合影响力。借助旅游节庆与各界媒体的宣传平台，将“茉莉花”文化、六合美食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进一步推向全国，扩大六合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六合的知名度。
（2）注重群众参与性，提升节庆效应。举办旅游节庆活动不能脱离群众，唱独角戏，而是要依据“市民的节日”的要求来筹划和组织旅游节庆，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到旅游节庆的活动中来，共享文化盛宴，营造万民同乐的节庆气氛。
（3）市场化运作，促进多方共赢。举办旅游节庆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借助节庆打造地方名片，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吸引旅游者消费与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发展。六合借助《茉莉花》文化旅游节，成功地实现招商引资。
4.2 模式二：创建旅游示范点促进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
4.2.1 概述
近年来，在国家旅游局的倡导下，一大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相继建立。旅游示范点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挖掘区域特色，同时也满足了都市人群求新求异、爱好体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修身养性的需求，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4.2.2 典型案例――六合茉莉花园
2013年下半年起，六合区依据原有的“茉莉花”文化特色，打造六个“茉莉花园”。六个“茉莉花园”称为“六朵茉莉”，分别为赫家官塘、农民画乡、长江渔村、大泉人家、平山翠谷、绿航雨花。六合区将“六朵茉莉”定位为六合乡村文化旅游示范点，其内核为特色差异化、开发深度化的民俗性、体验性、休闲型乡村文化旅游精品工程。
“六朵茉莉”推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初见成功的苗头，从“六朵茉莉”的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成功经验：
（1）深入挖掘，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六合区政府注重整合六合当地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注重乡村旅游与民俗旅游的融合，在乡村旅游中注重注入人文内涵，展现各旅游示范点的独特魅力。
（2）统一规划，先后开发。六合区在深入挖掘本区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每一个示范点的民俗文化资源特色，统一规划，先后开发。
5 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对策
5.1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模式
在民俗文化资源管理方面，必须明晰资源产权由政府主导规划市场经营，利用市场动力机制挖掘市场潜力，双管齐下避免陷入短期逐利的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开发保护，如果以当地的政府作为主体力量，那么可能会造成缺乏动力、盲目开发的情况出现；一定要以政府作为主导力量，加强宏观调控，充分调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积极性。具体示意图如图4所示。
图4 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的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模式 5.2 加强政府的引导与扶持
在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上，政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层面的引导与扶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思想上的统一，调动包扩民俗传承人、村委保护文化与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二是建立旅游示范点，以点带面。三是政策引导。通过政策倾斜，引导民俗文化传承人、投资者关注旅游业。四是科学指导。民俗文化具有脆弱性，若重旅游开发而轻文化保护则容易造成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流失，因此政府要主动召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指导，从而实现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一箭双雕。
5.3 实施人才战略，引进民俗文化保护的专门人才与旅游开发人才
将民俗与旅游相结合，发展民俗文化旅游，需要有专门的人才保障。现阶段基层文化管理与旅游管理部门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现象，民俗文化保护停留在民俗项目资料汇编阶段，旅游发展同质化问题严重。针对人才结构薄弱环节，政府要出台相关措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助力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
5.4 将民俗文化融于地方特色
民俗文化以当地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状况为背景，不同的地区孕育不同的民俗。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一定不能将其与城市发展建设割裂，而是要将民俗文化保护融入到地方建设与城市规划之中。在此基础上，对旅游开发形式进行合理的创新，增加体验性旅游项目，吸引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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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承的基本内涵。民俗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种文化现象，任何一种民俗，小町能一蹴面就形成，是要经过几代、几十代人的反复生产、实践，不断积累丰富发展面成的，这些具有规范性、模式化和制度性的民俗，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对稳定性，离不开后人的继续与发展。传承忡足民俗的一个显著特征，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同时也是指民俗文化的一种传递方式。””面“传承性是民俗发展过程显示出的具有运动规律性的特征。”。《中外民俗学词典》中把“传承”和“文化”结合起来，认为“传承文化，又称传统文化，是指在一种文化类型中保持并不断延伸的文化因素。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即指民俗，它包括物质民俗、精神民俗与语言民俗两个个方面的传承。把传承，文化联系起来，便使传承获得了广义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传承着的事象的本身，面且代表着一种文化过程。”在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视角下，认为传承不仅是文化的继续，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或是一种文化的沟通方式，像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就认为：“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活的知识和态度。”节日民俗文化也正足这样传承下来的。民俗传承的发生要由传承的主体、客体和场地来构成，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广大民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俗文化的享用者和传承者，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经验、生活习惯习得，世代相传，不断沉淀，厶支后形成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众作为民俗文化传承的丰体，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叮以说，没有民众，就不可能有民俗文化。民俗传承的客体则是指民俗文化事项本身，民俗事项纷繁复杂，从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制度到意识行态，都有民俗。具体说来包括有物质生产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等，这些民俗内容庞杂丰富，包含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信仰、语言、社会制度、伦理、节日仪式等各个方面。传承的场地或空间，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物质空间，也可以是虚拟的时空空间，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产生的文化土壤，民俗文化能够顺利传承下来，是因为其有着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即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民俗事项内容都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孕育、发展演变面成，民俗的传承就是在民众生活生产的场地、祭祀仪式的场合、H庆祝的场合中产生，村落、社区空问正足我困民众传承民俗文化的重要场合。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传承。桂越边疆地区20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带，居住着壮、汉、苗、瑶、京等20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80％以上，桂西南中越边境线长500余公里，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陆桥，有着多个国家级、省级通商口岸。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深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两廊一圈”建设发展，桂越边境地区已经成为热点地区。在这片独特的地域，有着独特的节日民俗文化，除了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外，传承至今有地方特色的节日还有：桂越边境地区的以壮族“三月三”为主的歌圩节、崇左花山文化艺术节、崇左金山花炮节、宁明壮族花炮节、龙舟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凭祥际旅游节、宾阳汉族炮龙节、春节庙会等等，这些都已成为桂越边疆地区民俗文化旅游的热点。民俗传统文化习俗，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积淀面成，一种习俗形成后，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并且会随着一个民族的发展面世代传承下来。一些习俗自先秦两汉就已经定并一直传承至今，这些传承至今的岁时节13习俗，都可为此提供有力的佐证。以棒越边疆地区壮族歌圩为例，传承至今已有成下上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壮族人民喜爱唱山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每年有数次定期或不定期山歌集会，如正月十五、二月十九、三月三、四月八、八月十五等，其中以“三月三”最为隆重。据古代文献记载，壮族歌圩早在宋代就已经流行。宋人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中有记载：“壮人于谷熟之际，择H祭神，男女盛会作歌。”南宋学者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记载了壮族先民们“迭相歌和，含情姜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问乃有绝佳者”。另在1941年版《广两边防纪要》中载有歌圩更详细的描述：“滑边一带风俗，最含有人生意义的，则为歌上：。歌圩在春忙前的农暇时候举行，其日子各地各不相同，今日为甲地歌圩，明日为乙地歌圩，附近各村青年男女，各着新衣服到达集圩地点，彼此午宴，尽情畅饮，瓦赠糕饼或村头、树下，引吭高歌，彼唱此和，其乐融融，待天黑后，始各尽兴返家”。歌圩是壮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也是男女青年进行社交的场所。人们在生产劳作之余，三五结伴成群，前往特定的地方进行对唱山歌，山歌内容涉及了传统生活经验、习得、民问传说、伦理道德、精神信仰等等，在歌圩中传递、交流感情，以歌圩节日为载体，一代代地传承了壮族民族民俗文化。又如金山花炮节，传承至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节日中抢花炮、对歌唱戏、舞龙舞狮、设坛祈福等节俗至今依然传承保留了下来。在节日民俗中民众通过语言传承、心理传承、行为传承、活动传承等形式，将特色的民俗文化传承下来，更好地提升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
(一)重构的基本内涵。变异性是民俗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指在民俗传承和扩布过程中引起的自发和渐进的变化。民俗是靠语言和行为传承的，这种方式决定了民俗在历时的和共时的传承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面做出的相应变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变迁，是在与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中，进行有选择性的创新、重建或组合，是一种文化重构。文化重构，足指一种文化的重新构建或重新组合，“将其中有用的内容有机的置入固有文化之中，导致了该种文化的结构重组和运作功能的革新，这种文化适应性更替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重构。””巴尼特提出“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创新应被界定为任何在实质上不同于固有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严格说来，每一个创新是一种或一群观念；但有些创新仪存于心理组织中，面有则有明显的和有形的表现形式。””文化变迁的产生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具体为：因社会内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发生了变化面致使文化变迁。在研究民俗文化过程中，要将这些变化冈子置人民族阎有的文化体系中，从面使民族民俗文化的结构和功能进一步得到创新、整合，进面推动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静止孤立封闭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会与周围自然、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相瓦影响，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断地进行调适、组合，据此说来，民族民俗文化也一样，决不町能一成不变，在面对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的过程中，既有传承保留，又有所调整适应和创新，在调适中不断发展、重构。民俗文化的重构，要建在科学理性的态度上，以保护、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基础，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结合民族特色和需要，注入适合民族民俗发展的新内容，使之动态、平衡地发展。
(二)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历史悠久，跨越了几千年的历史时空，随着边疆地区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传承下来。一些传统节日大致产生的时间远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这个传承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民族的发展、变迁或重组以及历史的演变，由于外来文化的传人，节日习俗的原发性内容会随之产牛变异和变迁，部分甚至演变消失；二是历代统治者以汉文化为正统文化，把边疆地区称作“蛮夷之地”，把边疆少数民族称为未开化的“蛮夷”，将少数民族的风俗视为“另类的陋俗或怪俗”，如曾将桂越边疆地区流行的男女对唱山歌视为有损大雅的“伤风陋俗”，在民国时期被明令禁止；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当时“破四’的社会背景下，把歌圩当作“四旧”加以批判、破除面导致一段时期内销声匿迹；进人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现代商业文化的冲击，歌圩也出现了萎缩，有的传统歌圩已经消失，参与歌圩对唱山歌的青年人很少，只有一些中老年人还喜欢并坚持唱山歌。三是各民族融合交流的影响，一少数民族传统与汉族民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或同化，有些早期传统文化习俗被汉化，或杂揉成另一种新的民俗事项。民俗文化具有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功能，“人们创造了节日文化，同时也享受到这种文化所带来的欢乐，这正是民俗文化服务性的最好体现。”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也具有服务社会生产和实践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调节功能，因此，节日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一定的服务和调节作用，它应社会生活的需要面产生并为其服务，也会冈其功能的变化面变化，并相应做出调适或整合，形成新的民俗文化，发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功能。民俗文化的重构，一方面需要在合适时机对民众进行民族意识的启蒙教化，明确本民族在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改变一些盲目崇拜、依赖的心态，以进一步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其二，任何一种民俗文化要保持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必须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要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吸收先进的新文化，调适好与时代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自己。桂越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也是如此，一直不断地调适着与发展、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适时为节日民俗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进行文化组合、重构，使节日功能有所提升，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总之，需要利用好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调整与新形势的关系，建立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新的民俗文化观念和先进文化。民俗的传承史就是一部民俗演变史，在这个演变过程巾，节日民俗有继承、有变化、或增或减。近几年，随着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通过政府引导支持，桂越边疆各地节日民俗活动有了很大的复兴，如举办南宁同际民歌艺术节，三月三歌圩节、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歌圩活动内容更为丰富多彩，除了唱f歌，还根据自身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增添了舞龙舞狮、划龙船、斗鸡、抛绣球、打陀螺等传统民族文化体育活动，歌圩节俗活动内容进一步拓展；另外，一些新闻机构和文化传播公司还拍摄了歌圩节所有的活动并制作成DVD视频光碟，进一步传播了歌圩文化。另外像一些国际文化艺术节、龙舟节、花炮节、际旅游文化节等，都根据社会发展和新形势的变化，摒弃了一些落后成分，创新了节日方式，融入了新的节日内容，打上_20整合发腰的烙印，这些都展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节日文化有了新的演变和发展，为了适应新的自然、人文环境面进行了新的文化重构。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的重构，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维护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稳定，增强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发展研究
中需注意的问题文化在传承、再构或涵化中，涵化足一种消极被动的吸收，面是有着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一个文化系统可能自愿或被迫放弃一些原有的特质，同时又可能接收新特质的传人。各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会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别是自己的需要，面对其加以选择改造，使新的文化因素和特质打上本民族、本地的烙印。例如春节，在我同许多民族都过，但因地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各有特色，有着不同的节日内容和过节方式，大多都独具区域、民族特色，这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果。又如，随蓿国际交流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现代西方某些节日民俗，也随之进入中国青年人的生活巾，如情人节、母亲节、圣诞节等，因为接纳、吸收和整合了外域文化，就必然会产生民俗变异的结果。此外像边境商贸交易会、体育盛会、旅游节、文化节、国际民歌艺术节等节日民俗活动，其开幕式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益趋势同，这也流、融合的结果。边疆地区节日民俗文化在传承、重构发展及旅游开发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保护好节日民俗文化的“文化生境”。民俗文化的传承，要体现出民族优秀义化及民族特色的传承，要注重民族特质的保护，特别是对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不能过分地、无原则地脱离原民族、原地区生态文化语境，这要求要保护好“文化生境”。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极具地方特色，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和表现。节日民俗作为一个民族风俗文化的集巾表现，为民众表达内心情感提供了重要时机，为民众精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寄托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没有文化底蕴的节日民俗活动足没有吸引力、更不可能持久的，任何脱离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民族特色人文环境的节日民俗，都将失去民族文化特质，遭到破坏，逐渐失去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二)正确对待文化重构，发展节日民俗文化旅游。一种民俗文化活动，会随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变异，民俗需要不断地创新，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创造、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只有这样，民族民俗文化才具有活力和生机。因此，在保护边疆民俗文化的基础开，根据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特色、边疆民族特色，边疆人文环境的特色，有选择性地对节日民俗文化进行整合、重构，合理引导、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举办相应的节日民俗文化旅游节，这既更可以发掘和整合民族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牌，义町以为节日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具有新的特质，创新节口民俗文化，使节日民俗文化有新的科学组合和重构。
一 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王丹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芙华在《民俗与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中特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范文明等在《浅议山西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价值》一文中讲到，民俗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审美追求。应该研究民俗文化资源的道德教育内容，并发挥其优势，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国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如利用传统节日、纪念日，旅游寻根等形式激发民众爱家乡和爱国之情，形成民族认同感；运用节日活动、生活礼仪及谚语进行尊老爱幼、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的品质教育；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使子女做到语言美及行为美，要孝顺父母、兄弟和睦、夫妻恩爱；通过崇拜、感恩、图案工艺等一系列民俗形式表现出对动物的道德关怀，植物的尊重和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谢燕在《民俗教育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世界转向》一文中的观点：通过搜集整理民俗歌谣、演练民俗游戏、观看民俗音像资料，在经验活动中让学生理解感受我国的民俗文化传统，而通过教唱民俗歌谣、学讲民间故事、临摹民俗图画、排练民俗游戏等手段，让学生在参与中认识，接受民俗文化教育，以把握民俗中那些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从而达到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马丽萍在《论民俗文化教育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一文中写到，“民俗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特征，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民俗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它最能折射出民族的特质。比如端午节，通过举办赛龙舟的活动，让学生领会屈原的爱国情感，从中接受思想的洗礼；又如中国年俗，很富有乡土气息，通过年俗的学习，增加对故乡的亲切感，从而实现思想的教化。陈光军在《优秀民俗文化与大学生个性教育》一文中的观点：“民俗文化历经长期的嬗变、汇聚，绵延千年而被保存下来，沉淀下来的精华潜移默化地为我们民族独有的社会心理，在引导、规范我们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观念行为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比如通过学习民间工艺制作，让大学生感受到民间艺术的巨大魅力以及劳动人民对美的追求，从而能够更好的受到民族情感和民族艺术的感染，进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云南；民俗文化；经济；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93-03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日益突显。
1996年云南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思路，1999年又进一步把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确定为云南参与西部大开发、实现跨世纪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2008年提出由民族文化大省迈向民族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2009年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新战略。多年来，云南文化产业以年均近2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在把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方面探索出了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云南模式”、“云南现象”，打造了一批文艺精品，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9年，云南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364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5.9%，与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一起，成为全国6个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的省市。2010年，云南文化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增加值突破440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到6.1%。在如此喜人的成绩背后，云南民俗文化到底给云南文化产业加分多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无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即是写作本文的宗旨所在。
一、云南民俗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一般来讲，民俗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这样四个部分。
云南民俗文化的类型也具有民俗文化的一般性，从物质民俗来说，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建筑、饮食、服饰、民族产品、医药保健等方面；从社会民俗来说，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社会组织民俗（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等）、社会制度组织（如习惯法、人生仪礼等）、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方面；从精神民俗来说，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民间信仰、民间巫术、民间哲学伦理观念以及民间艺术等方面；从语言民俗来说，主要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民俗语言（广义的包括民族语言、方言，狭义的包括民间俗语、谚语、谜语、歇后语、街头流行语等）和民间文学（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说唱等）两个方面。云南民俗文化的这四个类型从大家已耳熟能详的一些民俗事项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如：傣家的吊脚楼，白族的四方街、过桥米线，摩梭族的婚俗，彝族的图腾崇拜、阿诗玛的传说等。云南民俗文化与其他地域的民俗文化相比，又具有下列特征：
1.民族性
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民俗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俗。云南是我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中，在云南境内成村落聚居，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的民族就有2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约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主要居住在边境地区和内地山区，总体成大分散、小聚居、立体交叉的格局，有16个民族跨国境而居。
2.地域性
云南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是以地域聚居的，有不同的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县。不同的地域由于气候、地势等地理状况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民俗。云南各民族（俗）文化大致是由三大“文化带”结构而成： 第一，滇藏文化带，主要指滇西北与及相关藏区相联系的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结构形态。第二，滇、东南亚文化带，指滇南、滇西与相邻的东南亚诸国的文化结构形态。第三，滇川黔桂文化带，这一文化带结构较为复杂，作为云南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这里先秦时即有过以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干的古道，以汉文化为主流同时包容苗、巴蜀、百越等文化的文化带延及滇东及滇中的广阔地带。
3.多样性
十里不同天，十里不同俗。云南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决定了它的多样性。山与云南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滇西的怒山、高黎贡山，到滇中的无量山，滇南的哀牢山，再到滇东北的乌蒙山等，都有诸多民族生活在其中。这些民族不是一起生活在某一处，而是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海拔线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由于民族不同，不同的海拔等高线上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如热坝地区的傣族生产稻谷，相关的习俗节祭是栽秧节、吃新米节等；而居住在高寒山区的拉祜族苦聪人，由于气候原因，栽不出稻谷，只种少量旱作，而以采集、狩猎为主，相关节祭习俗为祭猎神、山神等。
除不同的族源外，不同的物质基础对不同民俗文化的形成影响很大，如曾以狩猎、采集为生存依托的拉祜族、独龙族等，就形成相应的猎俗、猎祭及采集的种种习俗和禁忌。与此相比，农耕民族的精耕细作技术和栽培经验更为成熟和完美。相关的农事活动和风俗习惯也不离其农耕的特点。边疆地区民族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较为粗犷，相关习俗反映出人们对山的崇拜。
4.集中性
云南民俗文化虽然有地域性，但是，25个少数民族集中于一省，是云南民俗文化独特的魅力所在，对于外地观光旅游者来说，只到云南一地，就可遍领25个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是何乐而不为的事。
5.稳定性与变异性、交叉性
民俗文化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程度的变异性，云南民俗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大分散、小聚居、立体交叉特点显著，因而，变异性、交叉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再加上云南地处边疆，而边疆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开放性，因为边疆地区无法长期封闭，往往多种文化竞争激烈。这样，开放性就会促进本族、本地民俗文化传播中的滞后因素，同时，也就加深了民俗文化的变异性。
6.对外性
云南民俗文化由于经济和旅游业的推动，具有明显的对外性，这里所谓对外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对省外、国外的吸引力；（2）省内，对不同地州、不同民族、不同民俗的吸引力。
7.历史性
民俗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终将成为历史。例如，火塘文化中把火塘作为村寨议事与社会习惯法的习俗，“祭坛即教坛”，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的出现，“教坛”自然而然地会从“祭坛”移到学校。在社会的发展中，民俗文化的融合或消失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民俗文化越是古老就越是会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因为人们总是用现代社会的主体文化的标准来作为衡量传统民俗的尺度。因此，傣族黑齿、喜食昆虫的习俗，用今天环保、健康、文明的眼光来看，就难以生存了。
云南民俗文化除了具备上述特点之外，也具备民俗的一般特征，如集体性、传承性与扩布性（传播性）、规范性与服务性等，这些特征正是寻找云南民俗文化市场开发规律的决定性因素。
二、云南民俗文化在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云南已探索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民族文化主打、旅游助推、龙头带动、文化事业产业互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那么，作为处于“主打”地位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在云南经济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一是增加了云南民族特色商品中的民俗文化含量和民俗文化附加值，在投入、文化、科技产出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任何一种商品生产出来，都需要有两种投入：有形投入与无形投入。有形投入又称为硬投入，其中包括能源、资源、人力、财力。无形投入又称为软投入，是指文化、科技等。现代市场竞争，有远见和有生命力的企业都十分注重降低有形投入，强化无形投入，即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误区，必须摆脱扩大外延再生产的老路子，走出扩大内涵再生产、降低有形投入、提高无形投入的新路子。这个发展趋势，要求企业决策必须永不休止地吸纳最新科技成果，把开发“民俗文化力”放在重要位置。
二是促使智力优势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优势。现代市场发展要求企业更加重视商品消费的心理成分和审美要求，形象力在市场开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市场营销，特别是国际营销中，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也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拿民俗文化符号来说，民俗文化符号本身的独特性蕴含着一定的神秘性，往往是引起消费的兴趣点所在，但是，如果存在“文化障碍”，不符合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也就没有交易行为的发生。
三是有利于打开民俗文化产品市场，发展文化产业，振兴民族经济和区域经济。民族要振兴，经济是基础，而经济的振兴又离不开相当数量品牌的支撑。云南经济的竞争力的提高要依靠科学技术振兴民族工业，提高民族品牌的科技含量和文化附加值，大力发展民俗文化产业。把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有两重意义：其一，是使民俗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接轨，注重民俗文化产品的经济含量、经济效益，使民俗文化产品生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为云南经济发展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其二，是文化全面侵入经济生产，使经济生产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乃至产品的包装，都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从而促使云南经济生产获得一次革命性的跃迁。与此相关联，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将为文化大省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提供物质支撑。事实证明，民俗文化产业在当今多层次、宽范围、全方位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四是有利于丰富并优化云南的文化产业结构。云南的民俗文化产业资源极其丰富，比如旅游民俗文化、饮食民俗文化、服饰民俗文化、居住民俗文化、交通民俗文化、节假日民俗文化、婚丧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技术、医药保健文化、游艺民俗文化、民间体育文化等，结合民俗消费心理，将会形成许多民俗文化的分支产业。
五是云南民俗文化是扶贫攻坚的有利资源。旅游是文化的旅游，我国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依据文化旅游资源而开展的旅游扶贫工程，已经使得400多万“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脱贫致富。2000年，云南提出的“云南试点项目”，把石林、剑川、建水、腾冲、广南、景洪6县市作为先期示范点，就是基于要把民间文化产业开发与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想法而提出的。如剑川，既是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木雕艺术之乡”、云南省文化先进县，也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列国家级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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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俗与影视结缘
自电影诞生之日起，民俗就已然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元素，民间故事、民间信仰、民间娱乐等以点缀或故事主体融入电影中，证明了民俗文化为电影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土壤。我们国家的民俗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展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1913年由郑正秋导演的《难夫难妻》，是我国当时最长的一部由四个短片组成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是一部社会讽刺剧，以郑正秋熟悉的家乡潮州封建买办式的婚姻风俗为题材，描写了“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影片对旧婚姻的不合理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抨击。随后的电影中，对民俗的展现可谓精彩纷呈，20世纪中，20年代的《西厢记》，30年代的《春蚕》《姊妹花》，40年代的《小城之春》，50年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林家铺子》，60年代的《早春二月》，70年代的《海霞》，80、90年代的作品尤其以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对民俗的运用最为盛行
《黄土地》把结婚、求雨、打腰鼓、唱民谣等一系列东方民俗和仪式用独特的电影造型语言表现，《霸王别姬》中的中国传统艺术京剧片段，《红高梁》中的婚丧嫁娶，《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妻妾成群和红艳艳的灯笼，《菊豆》中的家族关系、染坊，《活着》中的皮影戏，《炮打双灯》中的斑斓缤纷的炮仗。这些电影表现的都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的民俗故事，是“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那场面。可以说第五代导演把中国的民间文化、民俗礼仪、地域风情等作为他们电影的叙事或符号使他们的作品具有神秘的东方文化色彩，也引起民族文化特色而备受世界瞩目。进入新世纪以来，《花样年华》《图雅的婚事》《花腰新娘》《天下无贼》《千里走单骑》等等，或从有形的民俗如衣食住行、民间艺术与娱乐、岁时节日等，或从无形的民俗如宗教制度、民间信仰等方面再现民俗形式，对民俗的描写在展示时代背景的同时也使得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与性格有了理论依据。
二、 民俗元素镜像表达的作用
民俗一直是影视作品创作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有形的物质民俗诸如衣食住行、生产商贸，还是无形的精神民俗如信仰、巫术、伦理、价值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创作。我国的民俗文化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的不同各具特色，优秀的电影能够充分利用民俗帮助叙事、渲染气氛、塑造人物、传播文化，能够在诸多平凡的民俗生活事象中汲取养分，开拓主题，构恩情节。
（一）作为叙述线索推动故事情节。将民俗作为叙事线索推动故事发展的电影，如由章家瑞导演的影片《花腰新娘》，围绕“花腰带”展开叙事，引出了花腰彝族新娘成婚最少3年才能落居夫家的独具特色的占老婚俗。花腰带的叙述在电影中出现二次，第一次是在小七妹的丈夫要小七妹归家，否则，他将退回花腰带；第二次出现在阿龙气急败坏将终身定情物“花腰带”还给凤美。花腰带在彝族就是女子送给心上人的定情信物，如果男方将花腰带返还给女方，则表示退婚。这个典型细节也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该片中舞龙、民俗服饰等元素也展示了该民族独特的文化。由冯小刚导演的影片《天下无贼》中，表现了高原人们诚心求佛的场面，女主角虔诚的跪拜表达了佛在她心中的地位，而正是因为这种信仰，使她在得知自己怀孕后想为孩子积德，这一细节也是整个故事出现转折的关键点。由郑晓龙导演的电影《刮痧》以中医疗法刮痧为线索，一场关于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的故事也由此展开。
（二）渲染气氛。民俗元素能给影片增添民俗气息和生活感悟，民俗事像在电影中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为电影叙事的展开营造气氛。由黄健中导演的《过年》中银装素裹的北方小城，请门神、贴窗花、摔钱罐、放爆竹民俗，为整个故事营造了过年的气氛；由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以“白家”和“陆家”在白鹿原上的争斗为背景，片中使用的陕西关中方言表达了北方农民生存状态中原生态的东西；宁浩导演的电影《无人区》、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通过西部风土人情体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
（三）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民俗为电影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是塑造人物的外在形式、借民俗塑造人物形象成为电影中惯用的手法。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父亲去世后，儿子准备用车拉遗体，母亲却坚持人抬，导演正是通过两代人对待父亲遗体的不同态度塑造出母亲固执的性格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由王全安导演的电影《图雅的婚事》中的图雅的蒙古服饰、原生态的方言，将她内心的刚毅、朴实、倔强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千里走单骑》中，围绕男主人公为满足儿子的心愿远赴中国拍摄傩戏成为叙述线索，带着面具的傩戏，正暗含了儿子与父亲的不和，热闹的长街宴，将喧闹的外部世界与高田先生的落寞无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三、 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
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影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多种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文化，电影以视听影像呈现给观众，用最被乐于接受的也是最生动方式将文化传播出去，成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从传播学角度讲，电影中融人民俗元素，能够唤起人们对此类生活活动的既有体验。在国际传播的舞台中，作为文化符号的国际传播不仅是西方，而东方内部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发展现状，一定程度上也让中国故事和中国认知更容易找到共鸣，利用人们对本土文化的亲切感，对异域文化的新鲜感，触动观众集体无意识心理，找到与文化认同，以达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目的。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商业大片《英雄》问世，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墨攻》《赤壁》等商业大片充分利用数字化制作手段给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即使这些商业大片并未取得如《卧虎藏龙》一样的国际荣誉，但民俗成为这些古装片中流动的符号，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之旅。如《英雄》中的围棋、占琴、书法、箭阵、亭阁、山水等不遗余力的再现了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十面埋伏》中的以精雕细琢的各式牡丹造型雕梁画栋的牡丹坊，琵琶、水袖舞等既能帮助叙述也有力渲染了环境。2010年由中美联合制片的《功夫梦》通过一系列的中国民俗元素符号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雕像、鸟巢等将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现代化展示给观众。天安门、紫禁城、四合院、糖人、唱京剧的演员，向观众传达了北京是一个透着占色古香的现代化大都市，打破了很多外国人对北京有着低矮的房子狭窄的马路的固定式认识。电影中用夸张的艺术手段表现了中国民间医术“拔火罐”疗法的奇效；通过“皮影戏”所描述的内容讲述了“七夕节”的米历，民间习俗；通过对浓厚的道教氛围的渲染，向世界展示中国武术哲学的精髓。这些民俗元素的运用不但为影片增加了审美情趣与东方大国神秘色彩，同时也大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由上影出品，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影片《雪花秘扇》，通过围绕“女书”展开的故事，向世界传递了这一神秘而有趣的民俗。“女书”世界上唯一的供女性阅读和学习的文字，女书具有很高的文化学和社会学价值，在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中。电影《雪花秘扇》通过围绕这一民俗展开的故事将这种即将消亡的文化进行了跨文化传播。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