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4: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杨亿巧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科场关节作弊，始自两宋，盛于明清。这是科举时代隐蔽性最强的一种舞弊手段，是在科场采取弥封和誊录两项防范措施后出现的作弊新招，其花样繁多，危害极大。
所谓关节，就是指考官与考生通过卷面上特定的字眼来进行作弊的暗号。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制定了两项在古代科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场规则：一是糊名，二是誊录。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都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作；誊录，则是在考生交卷后，另由考场专雇的誊录人员将考卷全部重抄一遍，然后再交考官评阅，这样，就连考生的笔迹，考官也无法认出了。可是，就在有了弥封糊名和誊录易书这两项防弊措施之后，又有了新的作弊“对策?，即订关节递条子。具体讲，就是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考前约好，在试卷内诗文某处用什么字作为记号，为确保录取时准确无误，每个关节条子都订三、四处的字眼。对订好的关节，写在条子上。考官入场后，留心于他要关照的人，凭手头字条上的关节暗号录取，一找一个准儿，决不会遗漏。那些送了银子通了关节的考生，哪怕是答卷驴唇不对马嘴，也能取中，这便是关节的妙用。这里我们看到，官府为防止考官知晓考生姓名或认识考生笔迹从而徇私舞弊而推出了用心良苦的弥封和誊录制度，可是作弊者紧接着就又想出了暗订关节的绝招，这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花样百出的关节作弊———
(一)北宋的“丕休哉”
据载，北宋真宗时，朝廷刚刚制定了弥封、誊录等一套防范措施，就有关节之弊在科场上产生了。当时，有个叫杨亿的翰林学士，声名很高，在省试开考前夕，他特地招待来京应试的同乡举子。应邀前来聚会的考生个个兴奋不已，席间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有的称颂杨学士诗名著天下，此次必作“文衡”(主考官)，有的则直接请求杨亿给予“指导”。听到这些，杨亿勃然变色，口中边说“丕休哉”，边甩袖而去。“丕休哉”三个字出自《尚书》，是一句骂人的话。在场的同乡举子们，死脑筋的以为碰了钉子，聪明点的则听出话中有话。果然，数日后杨亿出任知贡举，几位卷子中用了“丕休哉”的，都被录取了。
(二)南宋秦桧的关节把戏
南宋奸相秦桧，有个叫秦暄的族内子弟将要应试。临考前，秦桧派人把中书舍人程子山召入相府，只让仆人用美酒好饭侍候，秦桧本人并不出面接待。程子山独自一人呆得无卿，便翻看桌子上标有“进士秦暄呈”的札文浏览再三，几乎背诵下来。几天后，程子山接到入闱典试的任命，并得知秦暄参加考试。这时，程子山立刻想到日前秦桧刻意安排的用意，遂以秦暄的札文作为考试内容。那秦暄自然高中榜首。应该说，秦桧在这里就是在做巧通关节的把戏。
(三)明时的土语“囡”
明代，暗通关节之弊日渐盛行。史载：“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房考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晋谒，或为之行金以贿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操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看来，棘闱之内，场场有关节之弊，而且干此勾当者不在少数。
明神宗万历年间有一起典型的关节作弊案。那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科乡试，宰相黄洪宪充任北闱考官。这位主考大人在入场前接收了大把的条子，录取时单看“字眼关节”是否相符，“势高者无子则录其婿，利重者非子则及其孙”。当时，有位叫李鸿的浙江士子，场前重金买通黄洪宪，暗中订下关节，在两场卷文中都使用了与上下文毫无关系的吴地土语“囡”字，结果取为第十一名举人。在黄洪宪手下以关节取中的卷子，“文理讹谬，章章若是”。由此引起众怒，“榜出而人人切齿，无不欲唾洪宪之面而笞其背也。”刑部主事饶伸上疏弹劾，说：“今邪臣所为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场之弊。”他直言指陈：“未有大通关节肆无忌惮如黄洪宪之为者。”
(四)清代的“统筹全局”、“水烟袋”及其它
1、隐姓埋名在卷中
把关节用到皇帝主持的朝考上，可以说这一作弊行径在科举的塔尖上也在所难免。而用隐姓埋名的办法来作暗号，其手法就更绝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已丑科殿试之后进行朝考，读卷大臣将准备录取的卷子进呈皇帝。乾隆帝打开弥封，一边看士子姓名，一边看卷文，结果发现了问题：第一名严本，卷子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两句，严本的姓名显然藏于文中。第二名王世维，卷中有“维皇降衷”之句。第三名鲍之钟，文中用“包含上下”之句，包是鲍字的一半，又同音。第五名程沅，试卷内说“成之者性也”，成与程音相同。看到这些，乾隆帝感到：“其字迹可疑，且不止一卷，岂得尽谓偶然适合？似此隐藏字样，非关节而何？若谓此非关节，亦不解复有何等字样为关节者。”乾隆帝认为，“如此拟取，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他谕令军机大臣会同原来派出的阅卷官，将所有朝考卷文重新评阅，被乾隆帝点名的那四份卷子这回排在了末尾，几位读卷大臣则“交部议处”。
2、翁同有心栽花花不开
清代科场多关节，就连皇帝的老师都在做手脚。那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会试，状元出身的光绪帝老师翁同出任正总裁。参加此次会试的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张謇其人，自幼聪颖好学，刚16岁就考上了秀才，可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参加礼闱大试时，却榜上无名。这次会试前，张謇与好友刘可毅一起去拜访江苏老乡翁同。作为考官的翁同一直很赏识张謇的才气，也很为他上次礼闱落榜而遗憾。见面之后，先是一阵寒暄，接着翁同便反复叮嘱说：“今日时势，宜统筹全局。”正直的张謇只以为翁同是在议论时局，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暗示，而旁边的刘可毅却默记在心上了。第一场考试，刘可毅就将“统筹全局”四字嵌入八股文稿的破题之中，翁同看到这份卷子时，以为必是张謇的，没有细阅全卷，就在上面批道：“为国家得人庆。”定为这场的第一名。等到拆封才发现该卷不是张謇的，而是刘可毅的。翁同对刘可毅不甚了解，所以十分沮丧。经过打听才知道刘可毅也是江南名士，心里才稍安些，自我安慰道：“差强人意”。第二场考试，翁同发现一份卷子中有“策马三韩，雪花如掌”之语，因为张謇曾随清军去过高丽，翁同遂认定此卷必是张謇的，取为第一。待拆开封号一看，还是刘可毅。张謇会试又没通过。在考官翁同这里，真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3、误事的“水烟袋”
在科场关节作弊中，也有不少弄巧成拙张冠李戴的事。这里试举两例：其一，清代翰詹大考，试卷不用誉抄，于是以关节作弊者，其手法也就可简单些。道光时，某届翰林院、詹事府词臣会考，主事者是朝中重臣许乃溥，一位熟识的老翰林求他阅卷时多加照应，尽量取在三等之上。许乃溥当面答应，让这位老翰林在写完卷子后微洒几滴墨水，作为暗号。当时正任职翰林检讨，他答完卷子，在插戴笔套时，墨水被挤出几滴，不慎沾在卷子上。许乃溥阅卷时，遂把的卷子误认为是老翰林的，取在二等。最后，经道光帝御览，列为二等第一名，升擢为侍讲学士。那位虽点墨水未被推荐的老翰林，则因名列末等降级使用。
其二，据晚清文人钟毓龙回忆，湖南士子李幼梅曾向他讲了这样一桩十分懊丧的事：某年，李幼梅考试举人，开考前他特请一位“至好”代订关节，当时社会以吸食水烟为时尚，所订关节便为“水烟袋”三字，那位好友“令其于诗中必用之。”不料，这事让李幼梅的岳母知道了，岳母共有三婿，她想让三位女婿一同中第，也好光耀门庭，便把李幼梅的关节偷偷告诉了另外两位也在准备应试的女婿。李幼梅入场后，即把“水烟袋”三字写入诗文的开头：“烟水苍茫里，人才夹袋中。”闱中主考受托录取有“水烟袋”字样的卷子，可是接连发现三本卷子都有这一关节，主考犹豫了一下，决定取其中的两个，没想到被遗落下的恰是李幼梅。
关键词：沧浪诗话 江西诗派 以禅喻诗
一般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主要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写的，其中严厉地批评了江西诗派，当然与江西诗派的观点就是针锋相对的。严羽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这当然是查有实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沧浪诗话》与江西诗派诗人的言论细加比较就会发现，由于他们面对共同的前人诗歌遗产和共同的诗论背景，研究共同的对象，因而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的见解，而江西诗派的主流作为严羽的前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严羽。因而我们可以说，严羽依然有很多思想是继承了江西诗派的观点，甚至包括“以禅喻诗”的研究与批评方法，也是当时流行因而成为严羽和江西诗派共同具有的。当然，我们无疑也看到了严羽对江西诗派的创作追求和主要价值取向是持尖锐批评的态度的，但这并不能抹杀江西诗派对严羽影响的事实。严羽本人在列举学诗要熟参经典而悟的时候，最后还是提到了“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沧浪诗话·诗辩》)，虽然有是非高下之别，还是没有绝对否定这些诗歌。李锐清曾说：“《沧浪诗话》借用当时理论和术语的地方很多，只不过严羽借用后加以改造，并且换作另一个方向，令人不能察觉罢了。尤其是他所反对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借用得较多。”①因此，我们探索严羽的思想渊源，不能不关注江西诗派的影响。
一黄庭坚的影响
方回《瀛奎律髓》对江西诗派曾有“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一祖三宗”(卷二六变体类《清明》评语)的说法。“一祖”杜甫是江西诗派追星使然，虽然他们从某些方面继承了杜甫，但江西诗派的探索及成就与杜甫并无直接的关系。三宗倒是具体实在的，其中黄庭坚(山谷)是无可置疑的实际宗祖。除了陈师道(后山)、陈与义(简斋)外，少时戏作《江西宗派图》的吕本中也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并成为江西诗派的重要理论代表。
黄庭坚强调形式上的体制与句律，尤其重视篇章结构的经营和字句的锤炼，讲究法度和绳墨。所以黄庭坚推崇杜甫，称陈师道“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飞》)，这与同样推崇杜甫的严羽在角度上显然是不同的。同样尊杜，黄庭坚主要侧重于诗的法度和句律。为此，黄庭坚还多次强调“布置”：“文章必谨布置、“自古有文章但有布置，讲学之士不可不知”(见范温《潜溪诗眼》)这是黄庭坚在继承的基础上试图超越前人、追求独创的结果，虽然有严羽所批评的误入歧途的倾向，但探索本身也是必须的。同时，儒家正宗的温柔敦厚思想对黄庭坚的影响也深，他肯定诗歌“愤世疾邪”的怨刺作用，但又要求不可过分激烈，必须符合温柔敦厚之旨。他称颂苏轼“风骨砏岩，而接人仁气粹温也。”(《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苏轼也称颂黄庭坚的“《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答黄鲁直书》)这是由于黄庭坚虽仕途不畅犹以社稷自任的心态决定的，与严羽隐士心态迥然有别。
由于中国古代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黄庭坚的许多思想，后来的严羽也具有。在吟咏情性方面，严羽和黄庭坚是相通的。黄庭坚说：“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云：“诗者，吟咏情性也。”但在具体思想的运用中，黄庭坚更强调学问，“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论作诗文》)，严羽则以“情性”一以贯之。差别在于黄庭坚更重“意”、严羽更重“性情”。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以意胜。”显然，严羽推崇唐诗，重情韵和性情，与黄庭坚等重“意”，在趣味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黄庭坚追求的是精工而臻于自然浑成的境界，在自然境界上与严羽是相通的。晚年常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自然境界称颂他人。如他的《题意可诗后》云：“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与王观复书》亦云：“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题李白诗草后》说：“观其稿草，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与?”他还反对刻意求奇：“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与王观复书》)
而这种自然浑成是学习古人的结果，黄庭坚和严羽都提倡学习古人。黄庭坚《大雅堂记》在谈到杜甫的时候说：“子美妙处乃在于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邪?”大凡境界未到的诗歌，则因“读老杜、李白、韩退之之诗不熟耳”(《与徐师川书》)。在学习古人方面，严羽和黄庭坚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如何学和学什么。黄庭坚在《论作诗文》中说：“作文字须摩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在《与王立之》中，黄庭坚还说：“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后，然后下笔。”这主要强调学古人之法。在造语方面，黄庭坚著名的“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夺胎换骨”(见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等，也是想强调创新。
黄庭坚曾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而严羽的“别材别趣”说也正是强调诗体的独特性，反对以文为诗或以诗为文，这是相通的。他抨击“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可以说与山谷遥相呼应。黄庭坚是宋诗的当事人，严羽可谓唐宋诗之争的始作俑者。他们二人反对“以文为诗”，如出一辙。黄庭坚是宋诗的代表，同时也就是“以文为诗”的代表，何以他要反对“以文为诗”?理论和实践不符是一个方面，但黄庭坚主要反对“以文为诗”的不工。他一向于章法、句法、字法上用心，刻意安排，务求新人耳目。《与王观复书》云：“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以文为诗”若不“工”，便不足取；若“工”，则是黄庭坚所认可的。但在严羽眼中，“工”是悬置的，仅仅有工是不够的，他诗论的重心“惟在兴趣”，“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所以，在反对“以文为诗”这个问题上，黄、严二人在言语陈述上有相通之处，但黄庭坚强调“工”，严羽则矫枉纠弊，着重强调“诗味”和“兴寄”。
在以气象论诗方面，黄庭坚和严羽也有相通而又相异的见解。黄庭坚也以气象论诗。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云：“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絍，其病至今犹在。”《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虽然评价不同，但从气象的角度是一致的。显然，山谷是由“语言”导向“气象”的(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絍，这里的“奇”指勉力而为，标新立异但又不恰当)，这仍是一个工与不工的问题。只有字法、句法、章法都“工”，才谈得上从整体气象上来品评高下。严羽则论“气象”而“未论工拙”。虽然严羽在“气象”这个范畴的运用上，难免不受前辈黄庭坚的影响，但在具体内涵上，二人的差异是明显的。
在对待“俗”的问题上，不仅严羽和黄庭坚是一致的，几乎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一种“崇雅黜俗”的倾向，范仲淹、苏轼、黄庭坚、张戒和朱熹等人都有高论。严羽也强调学诗要“去五俗”。宇文所安说：“所谓‘先除五俗’等于说‘诗歌的各个方面都要避免俗’。”②当然，严羽的“去五俗”是针对初学者而言的。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读书很多，修养极高，儒释道兼修，黄庭坚受苏轼的影响，为人为文也是亦儒亦道亦释，积极用世中有随缘任化，崇尚自然。“雅”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就是“正”，合乎规范，强调后天的习得。但从道家的观点来看，则主要是一种率真任性、天然自成的风格。黄庭坚“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着鞭莫落人后，百年双转蓬科。”(《再用前韵赠高子勉》)，其《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论书法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题东坡字后》)“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做草。”(《跋与徐德修草书后》)等等，皆合于传统儒家之旨。而在《书嵇叔夜诗与侄?》中说：“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又说：“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他赞东坡黄州词时说“语意高妙”、“笔下无一点尘俗气”(《跋东坡乐府》)，又基本合于道家诗论。严羽继承了黄庭坚的“崇雅黜俗”中合于道家思想的部分，这样才与他崇尚“自然天成”，追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诗歌思想体系相符合。另外，严羽在《诗辩》中崇唐黜宋，隐然有以盛唐为雅，以本朝为俗的意思。所以，尽管他与黄庭坚都反俗，但黄庭坚主要在生活方式、精神品格上“去俗”，然后具体向下落实到他的诗论、书论、画论；而严羽的“除五俗”，正是针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中的大量弊病。严羽所做的，正是用黄庭坚诗论中的道家部分来批驳黄庭坚诗论中的儒家部分，这是儒道之争在诗歌理论领域中的一个具体而微的表现。
受时尚影响，黄庭坚也用了以禅喻诗的思维方式。在以禅喻诗方面，黄庭坚和严羽都强调佛教的“正法眼”，即以心传心的真髓，主要指接受者的鉴别能力。范温《潜溪诗眼》所引的黄庭坚说：“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宗所谓正法眼者。”严羽《沧浪诗话》开门见山就强调“以识为主”，也强调“正法眼”。他说：“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他批评江西诗派、四灵诗人和江湖诗人“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沧浪诗话·诗辩》虽然两者对“正法眼”的理解不一样，但在以禅喻诗方面，则无疑是共同的。另外，黄庭坚还多次借用了禅宗的“句中有眼”(如《题绛本法帖》、《赠高荷》等)的说法。我们不能说严羽“以禅喻诗”一定学了黄庭坚的，但他们在对时尚的接受上有共识则是无疑的。而严羽对“以禅喻诗”的方法的运用，自然获得了更广泛的赞同，因而享有盛誉。
江西诗派的很多缺点，他们自己也是清楚的，也是诟病的。如严羽批评他们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亦云：“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虽然是批评苏轼的，也一样不满。这无疑也可看作一种共识。其他如：“豫章以为，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仅能及之，争先则后矣。”(陈师道《答秦觏书》)严羽也有类似的说法：“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沧浪诗话·诗辩》)其他如在言意关系上，黄庭坚重视“语约而意深”(《答何静翁》)，他赞扬陶渊明的所谓“彭泽意在无弦”(《赠高荷》)、赞扬杜甫的所谓“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大雅堂记》)。与严羽所强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落言筌”等也是相通的。凡此，都是黄庭坚与严羽的共识，严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黄庭坚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二陈师道的影响
陈师道曾学诗于黄庭坚，自称也出自黄庭坚。他在《答秦觏书》中说：“仆于诗，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他对黄庭坚的崇拜清晰可见。其诗外枯而中膏，五言时有僻涩之处，七言多謇直，均受到黄庭坚的影响。在《后山诗话》中，陈师道多处将黄庭坚的评诗语作为经典引述，也可见出他对黄庭坚的继承。宋代就有人黄、陈并称，以两人的诗合集，如宋代许尹《黄陈诗集注序》：“……而以诗名世者，豫章黄庭坚鲁直，其后学黄而不至者，后山陈师道而已。二公皆本于老杜而不为者也。其用事深密，杂以儒佛。”因此，无论从陈师道的具体诗歌创作实际，还是他夫子自道，抑或时人的评价，陈师道作为江西诗派的主力是无可置疑的。而他的诗学思想对严羽的影响也是明白可见的。
陈师道自己勤奋作诗，但他直抒胸臆。《后山诗话》云：“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尔。”他还赞颂“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严羽所说的“非关书也”、强调“本色”、反对“作举止”以及称赞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等，都在强调即兴、天成的一面。陈师道还在《颜长道诗序》中说：“若其自得于心，不借美于外，无视听之助而尽万物之变者，其天下之奇才乎?”严羽也赞颂杜甫的“至其自得之妙”。陈师道还进一步论说学“法”与悟“巧”：“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己，故必悟。”
陈师道也强调“本色”，强调诗文各有其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严羽的本色是讲究诗歌以“悟”为本色，这是与以文为诗所不同的。当然严羽还进一步强调南北风格的本色，韩愈风格的“高古正”等本色。与本色相关的，则是他们更重视自在、自然。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严羽也推崇陶渊明的“质而自然”。 转贴于
陈师道基承前贤，强调“自得”、重视诗才。他在《颜长道诗序》中云：“待万物而后才者也，犹常才也；若其自得于心，不借美于外，无视听之助而尽万物之变者，其天下之奇才乎?”严羽也重诗才，强调“自得”。他的“别材”说，就强调独特的才华。他还激赏“太白天才豪逸”，而反对以学问炫才的才学之诗。对于杜甫，严羽则强调其“自得”。《沧浪诗话》：“少陵诗，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强调杜甫在学古的基础上有自得之妙。与此相应的则有：“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泄尔。”“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反对刻意强学、做作，特别批评了杨亿：“杨文公……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均《后山诗话》)严羽也认为诗不只是学，孟浩然学力比韩愈差得远，而其诗因妙悟独出韩愈之上：“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两人都反对路头差，反对不得其道的强学。
和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一样，陈师道在反对俗和“以禅喻诗”等方面，也是严羽的前辈。《后山诗话》说：“宁僻毋俗，诗文皆然。”也是严羽反对俗的先声。陈师道在《答颜生》一诗中强调“饱参”：“世间公器无多取，句里宗风却饱参。”严羽也多强调“熟参”、“参诗”，均受“以禅喻诗”时尚的影响。黄景进在分析江西诗派的“以禅喻诗”的特色后说：“如果归纳出宋人以禅喻诗的特色，则严羽的以禅喻诗几乎不必解释就清楚了。”③话虽有些偏激，但说严羽深受江西诗派“以禅喻诗”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
三陈与义的影响
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原因，陈与义不在吕本中早年的《江西诗杜宗派图》里，严羽《沧浪诗话》在论及“简斋体”时，称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宋末刘辰翁(《简斋诗笺序》有意将陈与义同黄庭坚、陈师道作比较，元代方回编选唐代五七言律诗《瀛奎律髓》时，也将其列入江西诗派，且奉为宗师，并说：“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后代有些质疑，但大都以陈与义为江西诗派的骨干。
陈与义出身仕宦世家，早年仕途顺利，后也遭贬。其诗早年多抒发个人感慨，晚年则因国难而慷慨激昂，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与严羽在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上有相近之处。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说他：“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务一洗旧常畦迳，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刘克庄也说他：“造次不忘忧爱，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见《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虽在用心方面与江西诗派相通，故被严羽看成“亦江西诗派而小异”，但其境界与品格与严羽的诗歌理想相差不远，严羽对他也颇重视。
陈与义《春日》二首之一云：“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说明诗歌须即兴所致，只要大自然给创作主体以兴发感动，句法的思量安排就显得那么地不重要，好诗就像天然完成的一般呈现在诗人面前，唾手可得，被刘辰翁评为：“皆自得于文字语言之外。”(《须溪评点陈与义诗》)陈与义作为江西诗派中转变诗风的关键性人物，对于早年沉迷于江西诗派的诗律句法已有猛醒，再加上身遭世变的现实生活的强烈刺激，他对诗歌有了不同于前辈的理解。他又有诗云：“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春雨》)“莺声时节改，杏叶雨气新。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题酒务壁》)“酒面风吹作飞雨，老夫诗到此间成。”(《罗江二绝》之一)他反复地说明这个思想，这是他从自我创作的实践中体悟出来的。这对严羽有很大影响，严羽所谓“兴趣”、有“一唱三叹之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其暗合。严羽强调“以盛唐为法”，是要学习前辈诗人如何悟入，如何获得诗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孟浩然一生四处游历，好诗几乎都从山程水驿中来，功夫在诗外，而不在书本。又《沧浪诗话·诗评》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强调大自然和社会生活如何激发诗情，从中可以看出陈与义对他的影响。
在以禅喻诗方面，陈与义的象境观对严羽也是有启发的。陈与义《寄题兖州孙大夫绝尘亭》二首之二：“境空纳浩荡，……万象各动摇。”以境中之象抒怀，严羽的“镜中之象”也与此相类，均受禅宗的影响。两人活用禅理来论诗，“空大”、“空静”之说与老庄的文艺思想虽不属于同一系统，但它们都与艺术家创作构思时的思维状态相通。看似一无所有的虚空之体，实则襄括万有，动静互成，虚实相生，万象在其中自由无碍的活动，引发人无尽的想像。严羽以禅喻诗，他所称赏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正与陈与义相类。
在以兵法喻诗法方面，陈与义也是严羽的前辈。据晦斋《简斋诗集引》陈与义比较苏轼、黄庭坚时说他们：“如李广、程不识之治军”，以兵法比诗法。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含义不同，但比较的方法是接近的。
当然，尽管陈与义被看成江西诗派的“三家”之一，严羽也把他看成江西诗派，陈与义的有些思想还是来自非江西诗派。据徐度《却扫编》卷中：“陈参政去非学诗于崔德符，尝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诗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崔顱(德符)在当时是主流江西诗派之外，而陈与义向他学习，其中的“忌俗”和反对“有意于用事”，都是后来严羽重点强调的。如《沧浪诗话·诗法》：“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反对“浅俗”、“浅近浮俗”。且批评江西诗派“多务使事，不问兴致”(《沧浪诗话·诗辩》)，强调作诗“不必多使事”(《沧浪诗话·诗法》)。所以，胡?《简斋诗笺序》称陈与义：“用意深隐，不露鳞角。”严羽的思想正与此相符。
四吕本中的影响
吕本中是明确提出江西诗社宗派，并且梳理其传承关系的人，实际上是在评价一个文坛事实。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记载，吕本中曾作诗“自言传衣江西”，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将其名列于其间。
吕本中《童蒙诗训》言：“文章不分明指切而从容委曲，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惟《左传》为然。……左氏之文，语有尽而意无穷，如献子辞梗阳人一段，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也。”虽是讴歌《左传》的，也同样表明了吕本中本人的诗学理想。又说：“文章……至一唱三叹有遗音者，则非有所养不能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批评江西诗派等在一唱三叹方面有欠缺。而吕本中恰恰也强调一唱三叹，可见两人的理想是相通的。在具体分析《古诗十九首》“青春河畔草”的叠字时，严羽重视的也正是那种“一唱三叹”的抒情性。
《童蒙诗训》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指出应从前人作品中考校句法，从句法特征品评作品风格。从句法出发研习前人作品，并作为自我写诗之一助，历来是江西诗派所强调和力行的。严羽也讲句法，他的“诗之品有九”之八，便是“曰句法”，江西诗派的弱点在于过于强调句法。《童蒙诗训》云：“潘?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潘?老即江西诗派的潘大临，字?老，这番话反映了江西诗派对响字的重视。而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亦云：“下字贵响，造语贵圆。”
在重视艺术规律方面，严羽与吕本中是一致的。吕本中《童蒙诗训》说：“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必须数年劳苦，虽道余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晓，且须广以文字，淹渍久久之间，自然成熟。”实际上是以佛教的渐修顿悟来比喻诗学的悟。吕本中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贴》中称作诗“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沧浪诗话·诗辩》也说：“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是说学诗要悟入，后面又进一步以禅喻诗，要“悟第一义”，“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吕本中《童蒙诗训》将“有定法”和“无定法”统一起来：“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活法”中的句法不再讲求句锻字炼，而是要求“悟入”，这一点对严羽产生了很大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中“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仍是在讲诗歌写作的一般规律，但在《诗法》、《诗评》、《考证》中具体运用到句法时，明显可以看出吕本中的影响。《诗法》曰：“须参活句，勿参死句。”此借助禅宗语言，教人勿死在句下，其中可看到“活法”的影子。《诗评》云：“汉魏古诗，难以句摘。”从整体着眼，在诗的整体气象中考察佳句，崇尚“质而自然”、不取“精工”。
另外，关于熟读古人的作品，一般江西诗派的诗人多宗法杜、黄，而吕本中则取法较宽。他的《喜章仲孚朝奉见过十韵》：“语道我恨晚，说诗公不迂。丁宁入汉魏，委曲上唐虞。历历有全体，匆匆或半途。”要求学习上虞、汉魏以来的全体精华，而不局限于杜、黄，与严羽要求熟读楚辞、古诗十九首、乐府、汉魏五言和李杜等盛唐名家更为接近。
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也有一些类似的思想，与严羽后来的思想是相通的。大都效法黄庭坚，以禅语论诗。如韩驹以禅喻诗，强调“悟”。他的《赠赵伯鱼》：“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把学诗概括成遍参方家、广泛取法，一旦豁然贯通，便可脱口而出。据《豫章诗话》卷四载，韩驹早年还写过一本《陵阳正法眼》，也应是一本以禅论诗的书。曾几亦云：“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读吕居仁诗怀旧》)据宋代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记载，潘大临说自己写了“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忽催租人至而“败意”，也是强调即兴感发的，黄庭坚称他是“天下奇才”。凡此，都是严羽后来思想里也有所体现的思想。台湾学者张健曾这样评价严羽：“虽然他的许多说法(如论禅喻、去俗、字眼、作法及重学识)都直接间接的来自江西诗人，但在主要理论上，则持反对或修正的立场。。”④即使是反对或修正，也是一种启发。更何况上述论证从思想上可以直接见出严羽和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江西诗派的主力军作为严羽的前辈，显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严羽。
注释：
①李锐清：《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②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