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4: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赞美女性的诗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在多恩的诗中，常常充斥着男性至上的霸权意识和对女性的轻蔑，因此，他诗中女性往往被刻画为被动的、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认为她们是“缺席”的、“缄默”的，或者是邪恶的、不贞的。这不仅映射出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政治腐败及新学说对宇宙的重新解构给人们带来怀疑、幻灭的精神迷失，导致多恩对女性忠诚的疑问和不信，而且还反映了以“父权制这种男女关系的世俗制度”为先决条件的《圣经》对多恩的影响：男性拥有话语权，操纵语义系统，并创建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的价值、女性的形象和行为规范，而女性则处于从属和次等地位。
一、引言
约翰·多恩(John Donne)于157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罗马天主教家庭，青年时期放浪不羁，纵情声色，被称为Jack Donne，后来历经挫折，皈依英国国教，潜心布道讲经，并于1621年出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Dean of St. Paul’s Cathedral），直到1631年去世，被称为Dr.John Donne。多恩感情丰富，思想敏锐，才华横溢，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以博学、机智、创新而闻名于诗坛。他的诗歌的特点在于感情的真挚与热烈，思想的自由与开放。更重要的是，他在诗中喜欢使用惊人的意象，奇特的类比，将理智与感情融合为一，使得他的诗巧智与激情交融，奇想与悖论争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富有生气之感。王佐良先生对多恩的评价是，“多恩不是靠一些纤巧的手法来炫世的，他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和一个广大的想象世界，他的诗不是唯一可读的诗，但在诗里他是最可读的人”。
多恩的诗名大多来自他的大胆而有创新性的诗。在这类诗中，多恩把女性描写为被动的、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或是“缺席”的、“缄默”的，或者是邪恶的、不贞的。这些女性的畸形形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但多恩却从一个男人的视角把这些写得风趣幽默，以至当时的男性读者对于他的诗总是津津乐道。
二、女性在多恩诗作中的卑微地位
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尤其是诗歌文本中，无论是骑士传奇还是但丁的抒情诗，女性都是以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形象出现的，她们象征着美、真理和启示。阿克尼斯特干脆把女性“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以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大诗人锡德尼、斯宾塞和莎士比亚都写下过以理想爱情为主题的十四行诗来歌颂和赞美女性，认为女性对男性有着净化和提升的作用。而多恩青年时期的纵情声色使得他近距离地接触了一大批沉迷于享乐的女人，于是，多恩诗作中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较以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虽然多恩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地融入了戏剧的成分，而且很多作品中都使用了令人备感亲切的口语，但是部分作品中多恩还是采用了男主人公通篇独白的方式，以造成女主人公的沉默和模糊感，如《跳蚤》（The Flea）、《献给就寝的情侣》(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这两首诗，都是立足于诗人(男性)对他的情人的欲望之上，都是男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步步引导女性，而我们却听不到女性的任何声音，让人感到她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模糊的人物，从而把女性定格在一种被动和从属的位置之上。既然女人是附属于男人的，那么，男人自然也就可以对女人肆意蹂躏，这在《献给就寝的情侣》中有着露骨的体现。诗中的男主人公先是用几乎命令的口吻，让他的情人一件一件地宽衣解带，踏进爱的殿堂，并躺到那柔软的床上，既而是用他那带茧的粗手上下前后地粗暴地一通乱摸，最后还煞有介事地辩解道，其所作所为全是出于清白，因而无须忏悔。
在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在男人的道义和哲学里，女性还是的、不贞的，甚至是邪恶的。因此，多恩在许多诗中渗透着男性至上的霸权色彩，毫不掩饰对女性的轻蔑态度，甚至将女性非人化为男人的某种物品。在《共享》（The Communitie）一诗里，多恩把女人比做水果，供男人品尝、吞咽或忽略。在《爱的炼金术》（Love’s Alchemy）中，他否认女人有心灵，贬之为只有肉体没有心灵的“木乃伊”。他写道：“可别在女人体内冀求心灵，至多她们只有秀美和聪慧;她们只不过是木乃伊，一旦被占有。”
在多恩的诗作中，女性成了男人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在《献给就寝的情侣》（To His Mistress Going to Bed）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听到男主人公的惊叹和欢呼：爱侣是自己新发现的“土地和宝石矿”。在《日出》（The Sun Rising）一诗中，多恩把诗中男主人公的情人形容为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盛产香料和金银的东西印度”（Both Indias of Spice and Mine）。在《挽歌》之20《爱的战争》（Love’s War）中，多恩把女人形容为一座允许任何人进入的“美丽而自由的城市”。
正因对女性有着极端的轻视和统治意识，多恩在他的诗中反复质疑女人的忠贞：“得把这疑惑弄明白，女人没有一个是真心的，这难道是我的命运，要在你的身上验证确凿？”在《歌》（Song）中，诗人开篇就连续列举六桩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抓一颗流星、让何首乌怀孕、追流年的踪影、劈开魔鬼的双蹄、听美人鱼唱歌、避开嫉妒的刺伤。这里所提及的种种意象，表面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细细分析起来则不然。流星一闪即逝，想要抓住它无异于大海捞针；何首乌具人形，用以做药，西方有促孕之说，但叫它自己怀孕，就是天方夜谭；有着双蹄的魔鬼只存于西方的传说中，何人能将之劈开;时光无法倒流，追流年的踪影也就是水中捞月，而美人鱼也只能在童话中出现——这些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多恩用来做如下结论：即使谁生来有异禀，经历过上述事情，但也无法找到一个忠心不二的美人，纵使有人告诉他有这样的女子存在，他也不相信，从而极大地嘲弄了妇女的不忠不信。
在《无所谓》（The Indifferent）首段中多恩更是轻佻地写道：
我可以爱白俊，也可以爱黑俏，
多人追求的，无人理睬的，
喜静的，爱演戏作乐的，
乡下生的，城里养的，
信人的，惹人的，
老在眼泪汪汪的，
像一块木塞那样从不流泪的，
我可以爱她，她，你，你，
任何人，只要她不忠诚。
这里一开始似乎是在嘲笑男人的不忠诚，但后来还是归结到了女人的不贞，而且嘲笑得更厉害。
在《挽歌》之十六《劝戒》（The Expostulation）中，多恩写道：“女人的誓言如此低廉，它们是用什么材质所做？难道是用水写成，转瞬会随风逝去吗？”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多恩的作品中还充斥着对女性的诅咒与谩骂。在《挽歌》之十一《手镯》（The Bracelet）中，多恩这样写道：“金子在所有金属中最重，我把最重的诅咒加于你身。”在《挽歌》之十四《朱莉娅》（Julia）中，诗人先是利用大量笔墨历数了女主人公的恶毒行径，最后一句总结道，“世间毒药抵不上朱莉娅的一半”。
三、多恩贬低女性的原因探究
多恩对于女性的攻击并非全是出于写实，也并不完全想借此使他的作品显得突兀以求另类，实际上，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哲学思想乃至政治内涵。
首先，多恩早年受文艺复兴时期世俗文化的影响，纵情声色，但也颇有抱负。不过在国教确立的英国，他一个天主教徒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不得不依附国教权贵，这使他内心极度矛盾与困惑。加以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政治腐败及新学说对宇宙的重新解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怀疑、幻灭的气氛。多恩的诗作就反映了来自他个人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及与社会的冲突与碰撞，进而反映了他那个新旧交替、变化频仍的时代的一个侧面。赫伯特·格瑞厄森（Herbert Grierson）这样评价多恩的诗：“一种怀疑主义精神和悖论贯穿于几乎他所写的一切……情感和理智的冲突在多恩的诗中永久地进行着。”多恩的《圣十四行诗》第14首《击碎我心》（Batter My Heart）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几句:“让我回到您的身边，禁锢我，因为/除非被您奴役，我将永无自由，/除非被您，我将永无童贞。”“”(ravish)一词的运用及其动作的暴烈性，不仅表现了诗人渴望上帝垂爱的迫切心理，还反映了新教在英国代替旧教时，人们普遍的矛盾心理，因此，他对贞节问题的怀疑只是他对整个人生和社会怀疑的一种表现。个人的一些遭遇也使多恩对整个社会和个人人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1610年，他的资助人特鲁里爵士（Sir Robert Drury）15岁的女儿伊丽莎白早逝，这对于多恩来说既是物质的失去又是情感上的伤害，导致他精神家园的衰落。在伊丽莎白死后一周年，即1611年，多恩写了一首挽歌《世界的剖析》（An Anatomy of the World），其中写道：
新哲学怀疑一切，
火的原素已被扑灭，
太阳消失，地球也不见了，
非人的智慧所能寻到。
人们直爽地承认世界已经衰亡，
而在星球和天空上
找到了多种性东西，他们看
这里已被压碎成为原子一般。
一切破裂了，全无联系
失去了一切源流，
一切关系：君臣，父子，都已不存在。
其次，多恩贬低女性的原因在于他的男权思想，而他的男权思想是深受基督教背景影响的结果。傅浩曾评论说：他的这种男权思想“归功于他对早期基督教作家而非古典诗歌的谙熟”。众所周知，基督教教义集中体现在《圣经》中，而温得尔对《圣经》是这样诠释的：“事实上都是以父权制这种男女关系的世俗制度”为先决条件的，“《圣经》中的和一般人所喜爱的上帝形象是一种天上的全能父权制，他按照其无法解释的、显得专横的意旨赏罚:这种上帝形象两千年来控制着人们的观念……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效力，其办法是:它使压迫女性的机制显得合情合理。如果说上帝在其天国是统治其子民的主，那么，这个社会是男性居统治地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主流传统正是背着父权制的包袱，打下了不管有意无意忽视女性的烙印，其中甚至有下述否定和贬低女性自主的内容:在基督教父权制社会，男性拥有话语权，操纵语义系统，创建关于女性的符号、女性的价值、女性的形象和行为规范，女性是以虚幻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夏娃、潘多拉、抹大拉的马利亚，是为男人享用而创作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的、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是“缺席”的或是“缄默”的。当然，多恩也有许多看似赞美女性的诗作，但是他美化女人形体的目的却是在表达对这种可能危及父权制根基的形体的反感。多恩的挽歌表明，多恩内心深感不安，性属和性别界线的模糊，尤其是男人的女性化倾向，都使他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那些贪婪、叛逆、好强的女性。尽管伊丽莎白女皇的统治实际上可能巩固了既有的等级秩序，但多恩的挽歌却充分显示， 这位女君主的统治促成了这种变化和其他类似的裂变。因此，多恩把这种统治看作是对父权制及其恒定不变的等级秩序等内涵的潜在威胁。
四、结 语
多恩的一生经历坎坷，充满矛盾，他既是世俗的，又是宗教信仰虔诚的；他的头脑天生是严肃的、具有宗教气质的，但又不是天生虔诚或禁欲的，而是世俗的和野心勃勃的。这些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是进步的人文主义观和封建的基督教神学这一对矛盾思想的冲突和碰撞。多恩的这种冲突和碰撞，首先体现在对男权主义的维护上，而为了维护男权，只能牺牲女性的利益甚至诋毁女性了。然而，若以为多恩近似戏谑的诗文尽在开玩笑却又误解他了，他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正因为认真，他不相信“永远忠诚”之类的说法，特别在那个变动频仍、旧信仰正在被新学说、新信仰所代替的时期，因此，他对女性的态度、对女性的贞节等问题的怀疑，都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曲折的反射，他和他的作品都是他那个时代、他那个社会的产物。
参考文献
[1] 胡家峦：《英国名诗详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2] 林元富：《迟到的怪才诗人——中国的约翰·多恩研究概述》，《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04年第2期(总第80期)。
[3] 南 方：《从〈圣露西节之夜〉看约翰·多恩诗歌中的现代性》，《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4] 王佐良：《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诗经》；婚恋诗；农耕文明
一、引言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内容和特征，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1]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305篇诗歌。由于这些诗歌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因而，其大体上也反映了古代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悟。樊树云在《诗经全译注》中指出：“十五国风共160篇，与婚恋诗相关的诗歌共有76首，几乎占据了国风的一半。”[2]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再现了农业生产下先民的爱恨痴缠和情感纠葛。然而，据笔者所知，目前还少有人论及农耕文明在《诗经》中婚恋诗中的体现。故而本文拟就农耕文明在《诗经》婚恋诗的审美观念、婚嫁时令和恋人互赠情物等方面浅谈个人的看法。
二、“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念
男女之间的爱慕不仅体现在相互的情感追求，也体现在对于男女双方容貌的欣赏。常言说得好：“人美在内心而不在外表。”但是，外表给人的直观感受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农耕时代，高大、健硕是生产的需要。如在《齐风・猗嗟》：“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①可见，在上古先民的心中，美男子的形象正如鲁庄公般的面容俊美，体形长大健美，威武，给人以挺拔之感。再如《邶风・简兮》，一位女子去观看舞狮表演，其看到的场景是：“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这个舞狮者身躯硕大魁梧，强劲有力，而他正是当时女子心中的男性之美的代表。
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例如《卫风・硕人》：
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孙痫稹5云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B瑁@鲔发发。葭I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A。
这是卫人赞美庄姜夫人的诗歌。在诗歌第一章中，开头第一句便写到“硕人其颀，衣锦衣。”穿着金缕薄衣的女子啊，身材高大而丰盈。从诗文中便可以看出卫人眼中的美女形象就如庄姜夫人一般，身材高大、丰硕。接着，诗歌第三章进一步描写了庄姜夫人的丰硕之美。如：“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孙痫稹痹谡饫铮“敖敖”指身材高大的样子。丰满的美人高大健硕，载着美女的马匹也是膘肥体壮。从人体的丰满再到近侍马匹的健壮，诗句的描写体现了在农耕时代人们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以大为美”的审美价值观念。
《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观念呢？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决定的，周朝社会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而在农业劳力耕种的条件下，必须依靠体力，而体力正是来源于健硕、高大的体格。正是因为农耕文明的环境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人为什么崇尚体形高大健美了。上古先民这样的审美观念也体现了农耕文明的独特特性。
三、“多子多福”的生活希冀
《诗经》言“大”，其中还隐藏着人类本性的审美价值观念，那就是完成生命的延续，追求生命力的旺盛。在机械不发达的农耕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事农桑。青年劳动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在《诗经》中便多有期盼、祝福多子多福的诗篇。例如《唐风・椒聊》：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这是一首赞美妇女多子多孙的诗歌。椒多子，故诗以椒起兴，祝贺妇女多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从诗句中可以看出，诗歌以椒之多子喻人，身材高大的妇女子孙多，大家都知道她很幸福。在诗歌第二章中，继续赞美高大的妇女道：身材高大的妇女子孙繁多，大家都知道她是多子多福。由此不难看出，在农耕文明发达的古代社会，人类繁衍是农业的大事。
《诗经》中这类的诗还有很多，例如《周南・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这是一首祝人多子多福的诗歌。诗中用蝗虫多子，比人之多子，表示对于多子者的祝贺。全诗共分为三章。在第一章，以蝗虫多子，来祝贺别人多子多福、繁荣兴盛、家族荣昌。在第二章，诗歌以蝗虫四处飞舞之象，来喻指上古先民积极勤劳，人口众多，但仍然井然有序的劳动场景。在诗歌第三章则揭示了上古先民祈求多子多福的本质，以蝗虫多子来喻人，以此表明在农耕时代，子孙昌盛的家庭，家人和睦，种族兴盛，衣食无忧
四、“冬婚春嫁”的时令安排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上古先民对于婚嫁的时间要求也是很有讲究的。要么是农闲之时，婚嫁不至于耽误农业劳作；要么是初春之时，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生命力迸发之时。要知道，婚姻更为重要的是子嗣繁衍。所以，在初春之时结婚，更体现了先民对于生命的希冀。例如《邶风・燕燕》：
燕燕，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怨讶恕
这是一首春日送女远嫁的诗歌。诗歌共分为四章。诗歌首章云：“燕燕，差池其羽。”可以看出，在诗歌第一句便以春燕起兴。春燕在天空自由飞翔，十分快活。就在此时，女儿要出嫁到他乡。在我国自古就有：“中春阴阳交，已成婚礼，顺天时地。”[4]这句话实质就是从自然规律，从生命生长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人类婚姻状况。认为春天是阴阳相交融，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当然也有利于男女相和，诞生新的生命。再者，基于农业时令的影响，《诗经》中还有很多描写秋冬之时成婚的习俗。例如《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中男女经过一段时间的热恋，男子认为已经到了应该结婚的时间。但是，无奈没有“良媒”，婚期遭受拖延。女子回复他：“到了秋天你来娶我吧！”诗中不仅体现了女子在爱情方面敢作敢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秋天结婚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
春季的嫁娶符合原始先民把男女结合，万物生长规律结合起来，从而影响到婚嫁习俗。夫妻之事，就如同阴阳相和、天地相生一样，是原始宗教意识的体现。而秋冬结为夫妇，则多考虑现实因素，出于对农业活动和物质的安排。一方面，谷物成熟，瓜果长成、家畜经过一年的饲养得以肥美。这样才能为婚礼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讲，一年中得以清闲的时间只有秋冬之时。秋收结束，农业活动减少。在这个时间段结婚才不至于耽误农事。也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婚礼，不让婚礼过于随意。
由此不难看出，婚恋时令的安排是按照农业的劳作安排的，婚恋习俗烙印着农耕文明的影子。
五、“硕果传情”的情感表达
男女相恋，很多时候会互赠情物，以表真情。在田野间，在乡间小道里，在农作时，男女之间的爱情则更加接近地气，更具有乡土气息。例如《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男女相互赠答的定情诗，全诗共有三章，皆以木瓜、木李和木桃起兴，作为传达爱情的意象。你投给我收获的果实，我回报你更加值钱的玉石，我不要求你的回报，希望我们之间能够永结同心，不离不弃。在诗歌中，回报的东西总比受赠的东西昂贵的多，以此表露出对于这份感情的珍惜，在此处更重要的是用不同的信物作为爱情传递的意象。体现了农耕文明在《诗经》中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中诸如此类的诗歌还有很多，例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这是一首男女相会的诗歌。欧阳修在《诗本义》中谈到：“《静女》一诗，本是情诗，诗文以男子口吻写佳期相会，互赠定情之物。”诗歌共分为三章，在诗歌第二章里，男子看到姑娘是真心的漂亮，还送给他一根红管草作为定情之物，以表达自己的真心。看着红管草，男子的内心十分激动，心里不禁言语：“我喜欢送我红管草的姑娘”在诗歌的第二章，男子则送女子茅草以示爱意。看着柔美的嫩草，或许只有美人才配得上，诗歌不仅体现男女佳期幽会之美感，还体现了在农耕文明的影响下，男女之间的爱情产生于农业生活之中。
六、结语
在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体现。余冠英评道：“初民生活中男女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通情感[5]”。同样，农耕经济对于上古先民的审美、习俗、生活希冀和婚礼习俗都有一定的影响。或以大为美的实用主义审美观念，或祈求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或农闲春生的婚礼习俗，或以硕果为定情之物，寄托先民的生活情感。无论哪一种观念，在《诗经》中与农业生产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观念不仅为我们今天解读诗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为我们积淀下厚重的民族情感。如“以大为美”的实用主义美学观念、多子多福，添丁加户的小农思想、秋冬成婚的婚礼习俗和硕果赠佳人的心理情感等。由此观之，农耕文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不仅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
注释：
①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下不再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参见：胡曦嘉，2010年第34期.
[2] 樊树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3] 程俊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04页.
关键词：诗经；女性；肤色美；形体美
一、引言
身体的肤色、形体的美，不是独立的美，它也关乎着当时的社会状况，思想文化。西周时期人们对于身体美的追求，折射着那时期的的社会状况、思想根源等因素。对女性肤色、形体美的审美研究，为我们解释女性身体美的历史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文化、审美心理奠定了基础，以及对后来人们身体美的审美追求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女性身体美内容分析
（一）形体美
1.审美标准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追求，诗经时代亦有其审美标准。《诗经》时期对女性的形体塑造突出特点是“硕”。如有“美人图”之称的《卫风・硕人》：“硕人其颀……硕人嗷嗷”。《郑笺》：“硕，大也。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高大的女子形象。赞扬庄姜仪表的高大俊丽硕硕然。不仅如此，以“硕”来言女性美的诗还有《小雅・车r》：“辰彼硕女”。《唐风・椒聊》：“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另外对女性形的体审美不仅仅在于高大，还有“颀”，《硕人》中作者不仅赞许了主人公庄姜的“硕”还夸赞其“颀”。颀，《毛转》“颀，长貌。”言美人之修长。这里的一“硕”一“颀”即是对“硕人”的最好注释。“硕人其颀”就是言庄姜形体的高大修长之美。如《齐风・猗嗟》中对美人的称赞也有：“颀而长兮”。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女性的形体的审美倾向则是高大修长为美。
2.硕人其颀审美心理
从《诗经》里所呈现的女性形体上的美，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古代女性身体的审美有了总体的意识，体现着古代人的审美追求。而形成这样的追求，主要与当时自然环境、生产力息息相关，早时期的的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耕作方式。人们为了要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就必须与自然环境抗争，在与环境相抗争的同时，无论男女只有强健的身躯，才有利于的生存于当时的社会。以至于先民对高大的身材和强健的体魄有了原始的崇拜。这是古人最早对美的功利性认识。
（二）肤色美
1.审美标准
伴随形体的审美的要求还有肤色，一般的说，肤色是最直观的视觉审美，女性肤色美也是体现身体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肤色的审美则与现今相似，赞美其皮肤的白皙红润有光泽。这在《诗经》的《卫风・硕人》篇中体现得淋漓精致，很多学者都以《硕人》来作为古人体美的主要参照物。诗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硕人》用了柔荑、凝脂、蝤蛴三个意象，来比喻美人的皮肤。有着白皙、细腻、柔软的皮肤的美人展现在我们眼前。在《诗经》中有不少对于女性这样白皙细腻的肌肤描写，如《邶风・君子偕老》赞扬了贵族妇人宣姜：“扬且之也”白皙的皮肤在宽阔的眉宇间显现出来。《郑风・出其东门》中：“出其闺阁，有女如荼。”这些句子无不是用美玉来赞美女子的皮肤的洁白美。
2.肤如凝脂的审美心理
那么以白皙红润为审美对象的肤色美是什么样心理呢？一般的说，对人体的审美，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的深入的。古时候对以拥有白皙皮肤的女性为美，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的的社会地位的变化，生活方式所息息相关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男性在生产劳动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起女性，男性的身体更加健硕，从而社会地位也就不断的上升，甚至到后来成为了社会的主要推动力，而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就逐渐下降，退隐闺中。这时的审美就随之深入，从整体美到局部美，由概括到具体的趋势。这种审美在贵族里尤为明显。在前面提到《诗经》时代以“硕”为美，着眼于整体的审美，而对于白皙红润的肤色美则是局部的审美。这种审美心理随之而自觉地产生，所以白皙的皮肤也就逐渐成为了古时候人们对于身体美的追求，也意味着古时候的人们对单一的整体审美而走向更为广阔的审美领域。
《诗经》中肤色白皙为美的审美标准，一直传承到至今。东方人大多都以拥有白皙的皮肤为美。且有“一白遮三丑”的说法。从古代女子的妆容会以白粉敷面，到现在的靠化妆或美白技术来让自己肤色白皙红润。《诗经》里把女性的肤色比作玉，在后来的中国文化的也得到了继承。因为玉之洁白透亮的色泽而为人所爱，洁白的玉与肤色的美有共同的审美特征。所以玉几乎成为了白皙红润女子的象征词，故有人们给肌肤洁白的女子于美称“玉女。”
三、 结语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女性肤色、形体美的意识有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它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而随之的变化，对早期《诗经》中产生的女性身体美观念进行分析：“硕人其颀”的是带有功利性的审美，“肤如凝脂”是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道德伦理的规范，从仅追求外在的身体美，上升到强调内在的道德、品质美和外在身体美的统一的审美心理是历史的一大跨越，后世的女性身体审美观的发展，或努力向其接近，或对此有所变化，都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陈德礼才.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里论纲[M].吉林长春出版，1998
[2]李炳海.诗经解读[M].中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
[4]李泽厚.美学四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5.
[5]刘玉娥.诗经与周代社会[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12
[6]启良.中国文明史上[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3.
[7]孙良申.诗经解读.[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8]王晓华.西方生命美学的局限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9]柏俊才.由《诗经》中的女性描写看周民族的文化特征[J].《山西师大报》，2006.3.2.
[10]胡小明.论身体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J].1983.
除了拥有天生质如雪的肌肤，汉代的女子通过对面容的修饰把自己打扮得娇媚多情，顾盼生姿。乐府诗中就描绘了多种不川的女发式。如《陌上桑》中美女秦罗敷便是“头：仫堕髯，耳中明月珠”；《城中谣》中“城中好高髻，方高“尺”等。据考证，《城中谣》中之“高髻”是流行于汉代宫廷的一种华贵发式，发髻蓬松丽高耸，因而谓之“高髻”。后来民间妇女争相模仿，直至唐而鼎盛，刘禹锡《无题》中便有“高髻云鬓新样妆”的诗句。此外，汉王朝从战争的衰败复苏而日渐繁荣后，人民的生活得到了长足的改善，对审美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乜现了眉妆粉黛、胭脂朱砂一类的化妆品。如《孔雀东南飞》中就有“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的描写。当时的女性广泛地使用朱砂作颜料制作“丹”，女性的“朱唇”越发流行。试想如果没有汉代女子的“含朱丹”，可能就不会有“点绛唇”这样富有诗意的词牌，那么中国的文学史上该少了多么浓墨重彩的词语。
如果说女子的外貌是其自然本色的话，那么服饰的装饰和点缀则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如《陌上桑》中罗敷的穿着是“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绮是有花纹的丝织品；裙是指女子经常穿的下衣，有长裙和短裙之分；襦是指短衣或短袄。罗敷身着紫红绫子短袄，下穿淡黄色罗绮裙，服饰色彩搭配协调，质地优良，给人一种雍容淡雅之感。写罗敷之美，没有一笔写罗敖容貌，而是用她大方得体的穿着反衬出她的美貌，因此才有了“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峭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种让普通人惊为天人的视觉效果。再如《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离家时的妆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刘兰芝为了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而盛装离家，体现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是内善修为也尤为举足轻重，汉乐府作品在充分展现女性外在美的同时，更展现了汉代社会精神审美的品味和高度。因此，诗人们更加注重对女性内善的赞美。勤劳质朴、贤淑善良是中国女子最基本和普遍的品质与素能，也是汉乐府诗歌歌颂的较多的…类。《陌上桑》里的秦罗敷在“日出东南隅”之时就早早地起床，梳妆打扮完毕，而且已经“采桑城南隅”了。罗敷容貌秀丽、艳惊全城，夫婿又是“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鬃鬃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这样一位仪表堂堂、年轻有为的公子，可以说，罗敷也是一位大家闺秀，但她并未过着一种奢侈享乐、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清晨散发着露珠清香的朝霞里，展现着汉代女性秀外慧中的内在气质。再如《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诗中的男主人因为家贫而无力抚养妻儿，所以忿然离家。然而离家的目的究竟为何，诗中并没有做明确交待，《乐府解题》云：“士有贫不安其居者，拔剑将去”，拔剑离家之后他可能会揭竿而起，也可能会打家劫舍。正因为如此，女主人才向丈夫哀求：看在老天和这么小的孩子的份上，千万不要出去!不管别人怎样富贵，我宁愿与你一起吃糠咽菜，共度艰难。家庭的贫困让‘一个有责任感的丈夫即将走上不归之路，作为妻子宁愿一家人在生与死的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也不愿意眼睁睁看着丈夫走上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妻子的善良贤淑，对丈夫的爱之深、情之切在《东门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汉乐府诗作中，坚贞果断的女子亦多常见，这一点最容易在对待爱情的诗歌中得到展现。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稀!秋风肃肃晨风飓，东方须臾高知之。
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多情的女子，她所思念的情郎，远在大海的南边。相去遥远，用什么信物赠与情郎，方能坚其心而表己意呢?她经过一一番精心考究，终于选择了“双珠玳瑁簪”。玳瑁簪是一种极其精美的饰品，簪子上刻有漂亮的花纹，两头各镶嵌一颗珍珠，然而女主人公意用美玉把簪子装饰起来，单从她对礼品非同寻常、不厌其烦的层层装饰上，就可推测出她那内心积淀的爱慕、相思的浓度和分量。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晴光滟敛的爱河上顿生惊涛骇浪，爱情的指针突然发生偏转，“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写出了这场风波及其严重后果：她听说情郎已倾心他人，真如晴天霹雳!骤然间，爱的柔情化作了恨的力量，悲痛的心窝燃起了愤怒的烈火。她将那凝聚着一腔痴情的精美信物，愤然地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摧)，三而烧毁，摧毁烧掉仍不能泄其愤、消其怒，复又迎风扬掉其灰烬。拉、摧、烧、扬，一连串动作，如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何等愤激!“从今以后，勿复相思!”一一刀两断，又何等决绝!非如此，不足以状其“望之深，怨之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语)爱情本是一件“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面对这样一位负心的男子和这样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女主人公却能果断而坚决地斩断情丝，心中虽有不能言说的伤痛，但仍然让这样一段往事如烈火燃过的爱情的信物，灰飞烟灭。
此外，汉乐府诗作中对于女性在生活中知书达理，大方有修养的一面也多有表现。如《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蛛。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女子，却与休弃了自己而另结新欢的前夫在山脚下不期而遇了，妇人有礼貌的长跪在前夫面前施礼，在跪下的那一瞬间，多少委屈、酸楚和怨恨涌上心头，她仍然对那个辜负了自己的男人跪下了。弃妇旧情难了关怀着丈夫，她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可以问一问自己究竟差在何处的机会，妇人此时此地的一跪一问，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是对故夫十分的谦卑后放射出的十二分的气势和责难。
纵观汉乐府诗歌中对于女性的描写，贯穿着一种时代性的积极刚健和大气，这与汉代社会崇尚巨丽之美的文化特征相吻合，这是汉代社会的发展进步给人们整体精神面貌带来的变化和鼓舞。汉代女性所崇尚的自然健康、内外合一、端庄温良的女性美，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注释：
[I]李炳海：《诗经女性的色彩描写》江西社会科学I994-，第6期。
[2]田思阳：《汉乐府女性审美题材论》，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8期。
[3]刘洋：《汉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第5期。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游鉴明、胡缨、季家珍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 Xiaorong L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2
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李丹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Beverly Bossle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 Keith McMah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 Yanning Wang， 2013
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 Ronald C.Eg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618―1644， Lily Xiao Hong Lee， ed.， M.E.Sharpe， 2014
海登・怀特在分析历史学工作原理时提到各种历史著述和历史哲学是将一定的“材料”、解读这些材料特有的理论体系和用此还原的事件组合在一起。[1]以此提醒我们，想要真实、全面地还原过去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必然会加上自己对材料的理解、筛选，形成历史。对于妇女史的研究不得不更重视这个过程，史料中关于女性的记述大多数由男性来完成，少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男性所记述的女性和女性自身的描述之间是否存在异同，这种异同又是否由性别偏见构成，都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审慎分析。近些年的海外研究成果更是将不同性别、不同文类的“材料”深入解读，推陈出新，也使得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更加丰沛。
一、诗词：自己的声音？
妇女史的研究中一直在探寻女性的声音。在男性为主的历史记载中，女性存在吗？女性是沉默的吗？女性具有主体性吗？女性的声音是否已融入了宏大的意识形态中呢？女性的生命经验最终会被当今研究者发现吗？研究者面临这一系列拷问更希望从女性的直接记载中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诗词是女性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女性诗词作为重要的研究史料，大多反映的是上层女性的生活。这些书写的女性通常被称为“闺秀”，这种称谓更符合对于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想象，然而这些女性依然具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她们的诗作、生活方式、交际网络、社会空间形成了“才女文化”。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学者李小荣（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一书尝试描述在社会环境、观念体系之下的女活动，以及她们的回应和互动方式。李小荣想要突破这个看似封闭的“才女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选用“闺”这个女性写作和生活的地方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梳理了清代女性闺阁诗歌的演变：在16世纪“闺阁”常常被男性作家设定为一个赞美女性美丽和怜惜孤独弃妇的地方，或者是用来形容政治上，忠心耿耿得不到重用，被朝廷排挤的文人的境况。这种意象很快被女性作家在诗词中吸纳、表现，于是，男性的想象成为女性和她们生活环境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言者。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演变，晚清时期，女性逐渐改变、拓展了闺阁文学的主题。一些作品中增加了儿童、老妇和闺阁中一些明朗的事件，比如教学、音乐、谈话、嬉闹等，女性通过写作和男性、社会生活相互影响，逐渐改变自身的处境，摆脱对女性的束缚和限制，越来越多的有主体意识和成熟的女作家推动着演变的过程，并认为她们应该是后来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李小荣通过较长时段地分析来论证明清女性文学是怎样与男性为主导的文学权力结构相联系，又是怎样内化、挑战、互动。
相较于李小荣用迂回的方式来解读女性诗词中的新意向，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者Yanning Wang显得更加直接。女性的活动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闺阁，尤其是在女性文化达到前所未有之繁荣的晚清，女性用诗词来记录她们家内、外的生活。Yanning Wang， Reverie and Reality： Poetry on Travel by Late Imperial Chinese Women以晚清女性的出游诗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陈腐的想象中，女性被彻底困在遮蔽的内闱中焦虑地等待外出的丈夫和家人，与世隔绝。然而女性的出游诗词中展示的景象截然不同，女性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对于自然景观、社会百态有着自己的想象。有时，她们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女性将诗词作为记录旅行经验和勾画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的手段，也展现出女性对于社会见闻的认知。
观察女性与社会观念的消磨、抗衡、互动，是研究者对女性主体意识较为直接的考察途径之一，是对于历史上女性声音的仔细辨认。无疑可以窥见妇女史研究者对于探寻女性主体性的焦虑与紧迫感。也因如此，研究者可能出现“欲加之辞”的状况是需要警惕的。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的新作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是一次对历史上形象塑造工程的个案分析。诗词是作者表现情绪、展示才华的方式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诗词与作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一致性，这一点在研究男性作者时几乎已经无须提醒，但是当面对女性作者和她的作品之间的疏离时，却经常被遗忘。艾朗诺选取了中国历史上才女的代表人物――李清照来考察才女自宋至明清形象的塑造过程。艾朗诺区别了李清照词作中的人物与李清照本人，词作的虚构使后来的读者对李清照本人产生了更多的想象和解读。李清照的情感经历也使后来的读者因为不同时代的贞洁观而困惑不已，到了明清甚至至今学者都为之争论不休，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出于对李清照才华的喜爱和尊崇，试图改变原本明确的事实以维护其形象，或者说是重塑了李清照的形象。
我们会看到，文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也充实了研究女性历史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二、传记：她们的故事
传记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相对于诗词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传记记录的人物生平更加完整，可以显现传主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可以发现传记背后存在的社会规范、限制以及博弈。
《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是一个会议论文集，包括曼素恩、贺萧、钱南秀等人的14篇文章。这些研究横贯中国历史，可以使不同断代研究之间、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相互砥砺。作者在寻找女性的故事，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传记文本，还涵盖碑铭、小说、诗文序言、书信、日记等广义上的传记资料，每一文类因其特殊的写作范式，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将这些信息与历史情境进行对照，非常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写作者的意图，也重新认识不同时代的历史。
解读女性传记并不是一件易事。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强调“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 of history），一方面，即文本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历史具有文本的局限性。[2]为女性所做的传记尤其如此，且常常表现出程式化的倾向。写作者受到性别、时代的限制，在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待，在传记中常常会出现为亲人讳、为友人讳、为死者讳的局面。再加上作传的多是男性，他们对于女性生活细节的了解程度可能非常有限；这些传记一旦形成以后对社会又有教化和规范作用，也在塑造历史，后来读者所知的历史是文本呈现、限制、断裂的。想要在这个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捕捉女性的生命故事，就要求研究者重构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还原当时的文化氛围，如何来解读这些沉默与喧嚣，如何通过这些材料寻找真正的个体、了解当时的性别结构、重塑我们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本书的作者不仅仅是在寻找、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解读史料的方法进行了尝试，这些文章应该说是方法论上的示例。
相对于古代史研究中个体的遮蔽，女性自传尤其是底层普通女性传记较少的缺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口述资料的利用，将弥补底层群众作为历史塑造者的记录。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丹柯企图使用普通女性通过对自身经历的阐述来叙述、诠释、构建历史。《女性、战争与回忆――三十五位重庆妇女的讲述》是作者访问35位抗战时生活在重庆并在后方参与一些抗战活动的具有不同职业、身份，家庭背景的女性形成的研究成果。由这些女性口述当时的生活情景，作者如实记录她们的忆述，并在书中划分的“女性与社会”“女性与经济”“女性与政治”“女性，记忆与中国的”每一部分之初的序言部分记录访问、研究心得，作者聚焦女性的生活体验和私人经历，探究战争在女性的生存和生活中打下何种烙印，而女性又如何通过抗争和忍耐来抵抗战争的残酷。作者用这种较为特殊的体例试图解释现在的战争史已经性别化了，妇女在这场战争中却被隐匿，她们的抵抗、日常生活往往被视而不见。所以，作者不仅仅是对口述资料的抢救性利用，以期提供和弥补文字档案鲜有的资料，更是希望开拓新的抗战妇女研究的视野，重新构建有女性的抗战史。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欧美学界对于大量基本资料的整理收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方秀洁等人推动的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明清妇女著作”数字计划项目为欧美学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女性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已使很多学者受惠于此。澳洲学者萧虹（Lily Xiao Hong Lee）等人编纂了《中国妇女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编辑整理的女性传记辞典中规模最大的版本，包括中国历史上各类女性在史籍等中的记载情况，如清代卷记录女性包括皇后、嫔妃、节妇等200名以上。该套书共分为四卷，上古到隋（前1600―公元618）、唐到明（618―1644）、清代（1644―1911）、后到20世纪末（1911―2000）。[3]
欧美学界对于女性著作及相关作品的翻译、资料汇编对于推动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本来“寂静”的女性声音通过这种汇编，经历编纂者的发现、筛选、以主题归类得以再发声，不啻为一种研究创新。
三、历史：权力与日常生活
现在的研究说明，女性并没有缺席于历史，但是她们的“失声”状态使女性在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状况并不明了。欧美学界在后现代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影响下，一直在尝试解读女性在权力关系中的组织建构以及作用模式，这种权力的关注不仅仅涵盖以往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关注、对突出女性的研究，也包括家内的女性角色定位、事件中权力的形成与分配模式，中下层女性的日常生活也得以被发现。
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教授马克梦（R.Keith McMahon）新作Women Shall Not Rule： Imperial Wives and Concubines in China from Han to Liao涉及吕后、武则天、欧阳修身边的女性人物等，通过一件件生动的事件，盘点了中国历史上从汉到辽的女性参政者，也让西方读者能够认识这些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女性人物。据马克梦所言，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有女人当政，都应该算是一个特殊时期，男性害怕被女性取代，在男人想象的政治秩序中，社会平稳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女人不能干政。但是，一些女性仍然会突破对她们的约束，把自己的执政合法化，让别人接受她们临时取代男人，甚至长期地维持政权。最显著的是武则天的称帝对唐代女性扩大政治参与起到了示范作用，接连出现了如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等女性政治人物，然而，在男性构建的政治秩序中，女人当政往往标志着进入乱世。古代中国女性参与政治是在国家政治同性别秩序错综复杂的关系缝隙中寻求契机。
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定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别权力结构的转变也影响着对不同女性身份的期望和评价。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多年潜心之新作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是探讨宋元时期、妾的变化以及贞节观的演变。宋代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扩大的精英阶层使女性身体在消费、再生产中不断物化。随着北宋娱乐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女性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稳定性，尤其是对妾和上层社会中的节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展开了讨论。南宋和妾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引起了家庭和政府观点的冲突。由于北宋末期政治上的不稳定，文人通过赞扬节妇来鼓舞政治忠诚度。至南宋末期，家庭的稳定和政权的存续问题一直存在，而在墓志铭中，节妇作为忠诚的典范被一再宣扬。到元朝，受到文人赏识的有才华的越来越多，但是她们的地位越来越低。理想的形象与节妇也越来越接近。同时出现大量的作品赞扬节妇，不只是因为她们的行为典范，更是作为儒家文化仍然存在的核心证明。作者揭示了儒家思想和性别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宋元到明清性别秩序是如何建立以及之间的变化。
渐行渐远，妇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论的波及与束缚，文学史相应的议题借助语言分析等工具有快速的发展，传统史学领域例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及分析工具的限制，在妇女史研究中显得略略沉默了些。期待以后不同领域之间的交融可以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
可以确知的是，学者在前行的过程不时反省、整理研究中的得失，使这个年轻的学术领域在探索中依然前进。正如柳立言所说“更重要的，还是取信于读者和提出新说”，“研究默默地过活的社会大众，结果平淡无奇，固然令人失望，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今日的常识，是在怎样的历史时空产生，今日的生活，有哪些是传统的一部分”。[4]正是带着新眼光考察这些常识，才会知道今日的常识、今日的女性从何处而来，思考行进的道路。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012Q179）及校基金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美]海登・怀特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2]Louis A.Montros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In H.Aram Veeser， ed.， The New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
[3]Lily Xiao Hong Lee，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M.E.Sharpe， 1998.；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12―2000， M.E.Sharpe， 2003.；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Antiquity Through SUI， 1600 B.C.E.―618 C.E.， M.E.Sharpe， 2007.；《中国妇女传记辞典：清代卷1644―1911》（中文版），悉尼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