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的乡情诗歌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浓浓的乡情诗歌，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关键词: 上世纪90年代“打工诗歌”叙事化策略

上世纪90年代,当代诗歌的发展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排挤,逐渐在公众视野中边缘化。面对这种现状,不少诗人认识到诗歌的存在,除了内在规律性外,还依赖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诗歌需要参与历史的变迁,于是90年代的诗人更愿意将诗歌同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相结合,选择“叙事性”来阐释诗歌同人生、时间、历史的关系,而放弃80年代诗人希望的以纯粹的、直达的、超验的方式来表达的策略。所以“叙事”成了90年代维持诗歌生存的必然选择,无论是光、孙文波,还是于坚,都致力于叙事化的诗歌创作,使得90年代的诗歌呈现出叙事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即杨远宏所说的:“相对于80年代的狂暴抒情而言,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在90年代的重构和显在,的确宽阔、丰富了诗歌写作的可能与空间。它在一度弱化、消匿之后,于近年诗歌格局中的出场和再现,也的确在人们善于健忘的幻觉中带来了一种新诗风、新鲜感和特殊的意义。”[1]

作为90年诗歌叙事化写作空间扩大的一种可能,发端于改革开放的“打工诗歌”延续了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叙事化的写作,但作为“打工诗歌”的叙事又由于独特的创造群体、表现的主题、美学追求等因素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策略。

一、日常生活的叙事

“‘叙事’在本质上是对处理经验的全面强调”。[2]“打工诗歌”以一种对生活的全方位的观照,从叙述日常生活的诗句中,强调了来自生活底层的经验感受。这种选择日常生活作为叙事的对象,一方面与“打工诗歌”的作者有着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与“打工诗歌”对“苦难美学”的追求有关。首先,“打工诗歌”诗人身份的界定是复杂的,这些诗人既有打工者,又有知识分子,以及有过打工体验的过去是打工者而今天非打工者的人,但不论是打工者的亲身体验的书写还是知识分子以悲悯情怀的观照,在诗歌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他们都把笔端转向了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作为有着切身体验的打工者,大多数专业的文化素养不高,面对打工者苦难命运的揭示还不能向深度挖掘,陈述日常生活成了他们发泄悲情的首要选择。对于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他们虽有深入苦难的思考,却缺乏对苦难的真实感受,对打工诗歌的精神向度的表现也无能为力,只能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在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的同情中给予无力的悲悯。正如马非在他的诗歌《民工》中所说的那样:“我从未写过民工/原因是对他们不了解/仅有的感性认识来自/我居住的城市日益增加的楼房/和拓宽的路面/与他们的劳动无关/据报纸说/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却拿微薄的工钱。”

日常生活的叙事化策略并不仅仅是诗人作为一个主体自己决定的,正如90年代诗歌的叙事化书写不是作家自己的臆断一样,“打工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叙事也是受这类诗歌所要表现的苦难主题,以及在苦难美学追求的影响下而进行的选择。“打工诗歌”旨在展现一部底层打工者的辛酸史、苦难史。打工者的困苦、灵魂的漂泊、被歧视的人格、无身份的尴尬无一例外地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的餐具只是一把搁置在《裤腰带里的饭勺》,就是这样一把饭勺却在“我匆匆地下班”时不翼而飞,“它也许被粗心的清洁工/冲洗进了下水道/也许是某位工友出于好心/将我饭里面黄肌瘦的勺子/带进了他的幸福生活/我不能屡次失去一块钱一把的饭勺/将它装进贴身的裤袋里/跟随着我/饱一餐饿一餐”(张守刚《裤袋里的饭勺》)。他们居无定所,到处奔波,甚至连累了本有美好童年的孩子。在张守刚的《长途车》中,一次看似平常的征途也从孩子不谙事的熟睡中变成了打工者漂泊的命运;在郑小琼的《出租房》里仅存的生活的“绿意”只能从“一截清洗,干净的葱”那里获得。打工者的辛酸似乎只有贴近这样的日常生活才有真实感和震撼力。所以日常生活的叙事策略对于“打工诗歌”来说是一种诗人主观和诗歌主旨相互作用下的选择。

二、动物视角的隐喻叙事

诗歌进入叙事时代的90年代,于坚提出了“拒绝隐喻”的诗学观点,这种将叙事和隐喻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遭到了诸如孙文波等人的批判。诗歌在选择叙事作为扩大诗歌书写空间的可能和承载丰富经验的策略时,并不意味着叙事和诗歌的所固有的创作手法相悖,叙事的价值在于和隐喻等必要的诗歌创作规律相结缘以扩大诗歌表现的巨大场域。打工诗歌中出现的动物意象,机缘巧合地连接起隐喻与叙事在诗歌中的暧昧关系,从动物视角的叙事中,隐喻出打工者沉重的痛感体验。

动物的意象在“打工诗歌”中屡见不鲜,有刘洪希的蜗牛,有卢卫平的老鼠,有罗德远“蚯蚓兄弟”,有许玲琴“经过城市的一群羊”,还有游离的蚂蚁等。这些动物成了打工诗人以意象来隐喻叙事的典型意象,这是因为,首先,这些动物都来自土地,和来自农村的诗人有着天然的亲和性,有着一种同一性的倾向;其次,作为农民工的打工者,在陌生的城市他们找不到其他熟悉的意象,只有退回到乡村,寻觅常见的动物作为他们笔下的代言人;最后,这些动物和打工者一样都被城市文明看成是落后的群体,以动物视角就隐喻地表达出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诗人找到了动物作为隐喻叙事的契机,他们从动物的视角中体验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冲突给打工者带来的身心的焦虑、伤害和遗弃。

从动物视角来进行诗歌的叙事化写作,本身就是在消解这种叙事策略,因为诗歌被冠上了动物意象客观上就为隐喻和象征提供契机,所以“打工诗歌”的叙事化策略就在叙事与隐喻的相互消解中凸显了其张力和意义。西川在谈到90年代诗歌叙事性的时候认为:“叙事不指向叙事的可能性,而是指向叙事的不可能性……所以与其说我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3]这无疑为“打工诗歌”的这种叙事策略提供了佐证,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打工诗歌”的动物视角的隐喻叙事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

动物视角的隐喻叙事作为一种综合性创造,首先表现在诗人能从他们笔下的动物找到他们的相似点,并将自己的主观精神赋予这些动物,从动物所面临的遭遇隐喻地展现出打工者的命运。这样既避免了主体言说的繁复,又具有了一定的陌生化的美学意义。如刘洪希的《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一只青蛙/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灵魂却在城市里/戴着镣铐跳舞//水泥地楼宇森林城市/站起在土地的沦陷之上/站起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怀念之上/那微波荡漾的水呢/那草地稻谷/和梦中的家园呢。”作者以被城市锁住灵魂的青蛙自比,在水泥地上怀念家乡,却仅仅是做了一次乌托邦式的幻想,最终在九月的黄昏仍有一只无家可归的青蛙在城市里游荡,由此写出了一个被家乡遗忘,被城市拒绝,难以获得精神归属的打工者的精神境况。又如卢卫平在《老鼠家史》以老鼠的视角叙述了那群“从古到今都是贱民,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偷偷摸摸活着”的农民,闯入城市,却因身份属性的残缺,只能在恶劣的环境里苟且偷生,乞怜富人含有轻蔑的施舍,这分明就是打工者的屈辱的打工历程,在戏谑的叙事中饱含着辛酸与无奈。

其次,这种隐喻的叙事,还体现在诗人从动物那里获得非人的慰藉或得到某种得以生存的力量。在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中,作者有这样的表述:“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作者在这里寻找的“兄弟”是令人唾弃的蚊子,作者的隐喻和象征的目的也在这里得到了彰显:打工者的人格尊严和情感需要只能从动物身上获得,这是对人性的何等蔑视。罗德远从蚯蚓那里得到了生活的韧性,《蚯蚓兄弟》“不会流泪吧蚯蚓兄弟/为乡音飘渺为命运多舛/透过季节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匍匐前进/失去了手你索性用头颅耕耘。”表面上看似凸显了打工者的那种坚韧,但如果将这种坚韧向内挖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坚韧是一种弱势群体的悲剧性抗争,在张扬其伟大品格时却透露出生存的艰辛。选用动物视角进行隐喻化的叙事策略,无疑是“打工诗歌”创作的一种机智,既凸显了“打工诗歌”的乡土特色,又为叙事增添了隐喻笔法。

三、抒情性的叙事

程光炜认为:“‘叙事性’是针对80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而提出的。”[4]他针对的是90年代诗歌叙事性的总体特征,但“打工诗歌”的叙事策略却将抒情揉入了叙事中,在叙事中抒情,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显性的叙事和隐性的抒情,并回归一种“缘情而发”的创造机缘,让诗歌在经过叙事化的策略的整合下回到其抒情本源。

作为抒情性的叙事策略,最主要的在于它的隐性性特征。这种策略不是在于表面诗句的抒情字眼,而在于诗歌内部的精神内核,它是隐藏于诗歌内部的诗人情感,诗歌就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进行着叙事的表征。这种抒情性的叙事在郑小琼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黄麻岭》:“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头,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诗歌叙述了一个打工者的生活环境、工作氛围和在异乡漂泊的孤寂心情,这样的叙述并非单纯的言说,而是打上了作者情感烙印的叙事,是作者诉说生活困境的悲情,异乡漂泊的孤寂,以及思乡情绪的纠结之下的叙事。这样的诗歌在叙事的表征中夹杂着浓浓的抒情氛围,使得“打工诗歌”的叙事策略增添了别样的柔情。在她的其他诗歌中,我们依旧能看见带着抒情影子的叙述诗歌,如《四月》《窗口》等诗歌。

除了郑小琼的诗中以那种蕴含了阵痛的悲情情调来叙事的诗外,还有暗含浪漫牧歌的感情的抒情性的叙述策略,如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首先叙述了打工妹的身份和特征,“俺是坐在最偏远的车间”,“俺名就叫阿秀”,然后发出自己的征婚宣言:“我择友的要求不会太苛/年龄、身高、五官的政策可以适当放宽/有无婚史、住房、地域的条件均可考虑/我虽然走惯了山村的泥泞路/但城市户口也不拒绝。”在这类似口语的述说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蕴含在文字中的一位单纯勇敢率真的打工妹对未来幸福生活渴望的浪漫情调,这种纯真的情感赋予了文字叙述的力量和张力。抒情性的叙事策略为“打工诗歌”回归抒情本源提供了一条捷径。

我们在谈论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特征时,不能单纯认为叙事就仅仅是一种讲故事。正如孙文波指出的:“如果将‘叙事’看作诗歌构成的重要概念,包含在这一概念下面的也是:一、对具体性的强调;二、对结构的要求;三、对主题的选择。”[5]所以作为90年代诗歌叙事写作的一种延续,“打工诗歌”在营造叙事化策略时,极力从对底层人民苦难命运的具体细节强调入手,通过动物视角来连接隐喻和叙事作为此类诗歌一种特殊结构,以隐性抒情来表达主题等方面建构起“打工诗歌”独特的叙事化特征。

参考文献:

[1]杨远宏.暗淡与光芒[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91.

[2][5]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5.

[3]西川.大意如此[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