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5: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郦道元水经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清泉名的意思，在山西省虞城县南。出自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涑水》：“翠柏荫峯，清泉灌顶。郭景纯云：‘世所谓鸯浆也，发于上而潜于下矣。’”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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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又东，迳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
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选自《水经注・江水》）
思考练习
1.《水经注》的作者是______，字善长，_______（朝代）_______学家。《水经注》是我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_______著作。
2.郦道元，好学博览，遍采文献撰《水经注》与南朝宋裴松之的《_______》、唐代李善的《_______》合称中国典籍的三大名注。三峡是_______、_______和_______的总称。
3.试给第一段中“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叁朝叁暮黄牛如故”一句加上标点。
4.给下列黑体字注音。
①迳黄牛山（）②江湍纡洄（）
③其石（）④泠泠不绝（）
5.解释下列黑体字的含义。
①负刀牵牛_____②虽途迳信宿_____
③相去二里_____④悉作人面形_____
⑤或大或小_____⑥迳西陵峡_______
⑦猿鸣至清_____⑧非日中夜半_____
6.下列各组句子中，黑体字意思不同的一项是（）
A.至峡口百许里 每至晴初霜旦
B.至峡口百许里 绝壁或千许丈
C.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 自非亭午夜分
D.哀转久绝 泠泠不绝
7.《三峡》一文中与“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意思相同的句子是_____；第一段中与行者歌谣相呼应的语句是___________________。
8.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
②所谓三峡，此其一也。
9.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人滩”得名的原因。
10.试比较第一、二两段文字在内容和写法上的异同点。
11.《三峡》着重描写山高峰峻以及由此带来的江水四季的变化，选文第一段文字着重描述此处江段的什么特点？
12.比较“朝发白帝，暮到江陵”与“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二者表现的内容有何不同？
13.《水经注・江水》一文，都是以“江水又东”四字作为各段文字的衔接。请你简要分析这样写的好处。
【李水兵/设题】
参考答案
【摘 要】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从元代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一种意见以《辽史》为依据，认为在河北省怀安县南部；另一种意见以《水经注》为依据，认为在北京市延庆县东北。本文在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后认为，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不在河北省怀安县，而是在北京市延庆县。
夷舆县为西汉时上谷郡下辖县之一，《汉书·地理志》载：“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县十五：……夷舆，莽曰朔调亭。”[1]其地望从元代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一种意见以《辽史》为依据，认为在河北省怀安县南部；另一种意见以《水经注》为依据，认为在北京市延庆县东北，由此成为研究西汉北方边疆城镇设置、发展、演变中尚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古代城池地望的确定，在学术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首先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其次要在历史文献记载的地域范围内有同时代的古遗址为证，即近代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提倡的在历史考证中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结合、彼此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清代《宣化府志》[2]的记载及清以后各时期编修的《怀安县志》[3]等地方志的记载，是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在河北省怀安县的主要依据，但其记述均来自《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历魏至隋，为突厥所据。”[4]而《辽史》这一记载存在很大的疑问。首先，《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可信度不高。《辽史》为元顺帝时的右丞相脱脱等人所撰，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修，翌年三月告成，前后不到一年时间。由于时间仓促，潦草成编，史学界对其的总体评价不高，被认为在二十四史中以《辽史》最劣，而《辽史》中又以《地理志》“芜漏复误，触目皆是”。清代李慎儒在比较辽、金二史《地理志》之后叹曰：“《金志》精详确实，鲜可疵瑕；《辽志》则地形舛错者十之一二，引古舛错者十之五六。”[5]其次，《辽史·地理志》记载的“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在清代就有学者指出是错误的。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由于地名齐全，考订精详，被誉为“千古绝作”，其在书中记载：“《辽志》云：怀安，汉夷舆县地。按《水经注》夷舆在居庸故城（今延庆）东北，《辽志》误也。”[6]
顾祖禹以《水经注》的记载为依据，认为《辽史》记载“怀安县，本汉夷舆县地”是错误的。那么《水经注》的记载是否正确呢？《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著，纠正了《水经》中的许多错误，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但由于受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水经注》的部分注文也存在不少错误。清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吸收历代学者对《水经注》校勘注疏的成果，博采群籍，相互参证，著《水经注疏》，对《水经注》之误多有指正。但他对《水经注》记载夷舆故城在延庆却予以肯定，并作按语：“（夷舆）前汉县，属上谷郡，后汉废，在今延庆州东北。”[7]
清乾隆《延庆州志》[8]及现代编《延庆县志》[9]等记载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在北京市延庆县东北的依据，是《水经注·漯水》的记载：“清夷水（亦称沧水，今妫水河）西南流，谷水（今溪河）与浮图沟水（今古城河）注之，水出夷舆故城南，王莽以为朔调亭也，其水俱东南流，注入沧水。”[10]清代晚期著名学者李兆洛亦认为夷舆县地望在北京市延庆县东北，其编纂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记载：“夷舆，西汉县，上谷郡，今直隶宣化府延庆州东北。”[11]
1959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延庆县文物工作者在延庆旧县镇古城村东北约250米处发现一座古城址。1984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对该城址做了较详细的调查：该城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约237米，南北约430米，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址西北角残存夯土城墙约170米，城址内出土有大量的汉代瓦片及陶器残片，证明该城址的时代为汉代。该城址的位置与《水经注》记载的夷舆县故城相符，延庆县文物部门将该城址命名为“夷舆城遗址”。1985年，此城址被公布为延庆县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延庆县文物普查队对夷舆城遗址进行了复查，在城址的西北角仍可清晰地看到约170米长的城墙遗址[12]。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在北京市延庆县境内，不仅多部历史文献记载准确，无疑义，而且在历史文献记载的地域范围内发现有同时期的汉代城址为证。而认为西汉上谷郡夷舆县地望在河北省怀安县的历史文献记载则是错误的。
[1]《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08年，第1623页。
[2]清·王者辅等：《宣化府志·建置沿革》，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
[3]清乾隆六年杨大昆修：《怀安县志·沿革》，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86年；民国张镜渊修：《怀安县志·沿革》，1934年，第54页；怀安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怀安县志·建置沿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4]《辽史·地理志十五·西京道》，中华书局，2008年。
[5]清·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
[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中华书局，2006年。
[7]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13“漯水”，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
[8]清·李钟俾：《延庆州志·沿革》，乾隆七年版。
[9]延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延庆县志·沿革》，北京出版社，2006年。
[10]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3《漯水》，华夏出版社，2006年，上册第278页。
1、祖冲之，南朝，制定《大明历》，编写《缀术》，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
2、刘涓子，晋末，编写最早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
3、贾思勰，北魏，编制最早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4、郦道元，北魏，字善长，撰地理专著《水经注》四十卷，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
5、皇甫谧，字士安，西晋学者、医学家，汇编成医学著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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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一爸爸妈妈带我去雾灵山游玩。
我们早晨七点左右进入景区。首先去的仙人塔，仙人塔是一块人形巨石，远远望去真像一个巨人站在山中。随后又去了龙潭瀑布和小壶口瀑布，这两个瀑布下面还有冰呢。我想站上面，可又怕滑倒了，只用手摸了摸，哇!好凉啊!都快到夏天了，这里的气温依然很低。
下午，我们终于登上了雾灵山主峰——气不忿峰，站在峰顶向下看，啊！云彩都在脚下哩！再看远处连绵不断的山峰，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好像在梦境之中。怪不得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赞美雾灵山，山势雄伟、峡谷纵横、幽坛飞瀑、林海茫茫，为中国名山。
傍晚，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雾灵山。再见，雾灵山！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
1、趵突泉最早并没有正式名字，因趵突泉是古泺水的源头，所以历史上经常
2、以“泺”代指趵突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后因泉上建有祭祀娥皇、女英的娥英庙，也俗称为娥英水。
3、宋代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州时，为趵突泉取名“槛泉”。“槛”，假借为滥，泛滥之意。“槛泉”典出自《诗经》，《诗·大雅·瞻卬》中写道：“觱沸槛泉，维其深矣。”但济南百姓却因“槛泉”之称太雅，直接弃之不用。对于此事，金代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记载道：“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槛泉，又立槛泉坊，取诗义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济南百姓仍叫它“爆流泉”。“爆流”这个名字还引申出许多类似的叫法，“趵突”就是其中一种。
4、曾巩在《齐州二堂记》中记载：“自（渴马）崖以北，至历城之西，盖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数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所谓“趵突”，即跳跃奔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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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乌尤山山门牌坊上，现在仍能见到赵熙所题楹联：“江神上古雷[庙；海穴通潮玉女房。”匾额则是赵熙大书的“垒坻”二字。人们自然要问：“雷庙”是什么庙？“玉女房”是什么意思？“垒坻”又是什么含意？赵熙为何这样题名？这，得从他所撰的《离堆》碑和《离堆佛楼记》碑说起。
《离堆》碑系一通雅石石碑，现嵌于山门牌坊后岩壁上，碑上大书“离堆”二字。跋文云：“班志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知沫水则知离堆矣。穿二江成都中，盖又一事也。混之者误。荣县赵熙识。”赵熙在这里通过短短数十字，论证了离堆就在沫水口的乐山，并暗指它就是正对沫水水经的乌尤山。
《离堆佛楼记》碑也是一通雅石石碑，位于乌尤寺内弥勒殿前（现已移至乌尤寺罗汉堂外）。赵熙定名为《离堆佛楼记》而不是按常规定名为《乌尤寺佛楼记》，已见其良苦用心。碑文收入在乌尤寺1936年编印的《乌尤山诗》一书中。赵熙在该碑碑文中说：“乌尤古离堆也，唐以前曰垒坻，见郦道元水经注；晋以前曰雷，见常璩华阳国志（此处赵熙有误，“雷”应是“雷垣”）。要之，古离堆耳。其垒坻、雷、犁之异，皆音协耳。”又说：“梁益州别驾李膺记青衣神号雷[庙，引班固言离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盖此神也。”
从碑文可知，赵熙认为乌尤山古称离堆并论述其演变过程，所依据的是郦道元《水经注》“（南安）县溉有滩名垒坻，亦曰盐溉。李冰所平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南安）县溉有名滩，一曰雷垣，二曰盐溉，李冰所平也”、李膺《益州记》“青衣神号雷[庙，即《华阳国志》之雷垣也。班固以为离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盖此神耳”等三条重要古代文献。而“犁”之说则来自东汉《桂阳太守周憬功勋铭》“蜀守冰殄绝犁s”的记载，应是赵熙所知的第四条古文献。
四条古代文献的前两条中，《水经注》的说法是沿用《华阳国志》的说法（仅“二”误为“亦”），最先提到了“垒坻”与“雷垣”。第三条《益州记》最先提到了“雷”，同时提到了“离堆”；“离堆”是引用的班固《汉书・沟洫志》“蜀守冰作离堆，辟沫水之害”，而班固《汉书》则是沿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蜀守冰作离堆，辟沫水之害”。因此，最先提到“离堆”这一重要名称的，实际上是司马迁的《史记》。也就是说，在古代乐山，“离堆”一名在司马迁之前就已有了，且与先秦时代的蜀守李冰联系在了一起。故可以认为，“离堆”之名在距今约2500年前就已出现在古嘉州大地上了。
从上述四条古代文献可知，离堆、垒坻、雷垣（坻）、雷、犁皆为同一个名称，“垣”为“坻”字之讹。这五个名称均是音同或音近，仅字异而已。
二
那么，这五个名称与嫘祖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从《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史记・五帝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的记载， 可知“雷祖”即“嫘祖”。
其二，经有关学者考证，“离堆” “垒坻”“雷垣（坻）”“雷”“犁s”与“雷祖”和“嫘祖”音同字不同而已。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雷庙即雷祖庙、嫘祖庙。其供奉的神就是嫘祖。嫘祖自为神女，神女即玉女（王女），故嫘祖庙又可称玉女房（即王女房、神女房之意）。
巴蜀史专家段渝先生在《嫘祖简介》一文中考证说：“‘嫘祖’即‘n祖’，n字的本义，包含着始蚕、治丝、织绸等内涵，而祖的名称则体现了起源和始祖的意义。因此所谓n祖，事实上就是蚕桑丝绸之祖。”《淮南子》引《蚕经》有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南宋罗泌《路史・后纪》载：“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为先蚕。”“先蚕”为最先养蚕之人，就是说西陵氏女为蚕桑之祖的意思。王《轩辕本纪》则载：“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意即黄帝元妃名嫘祖。之所以称为嫘祖，就是因为她是蚕桑之“祖”而神之，嫘祖就是蚕神。《后汉书・礼仪志上》：“祠先蚕，礼以少牢。”《隋书・礼仪志》载：“后周制……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其时祭祀嫘祖已成为国家行为了。
《汉书・地理志》载“蜀都有蚕陵县”。而《水经注》官本“蚕陵”刻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的笔误，西陵氏即蚕陵氏”。西陵氏本作蚕陵氏，蚕陵为蚕丛陵墓所在地，即嫘祖与蚕丛氏同居一地并为同一氏族。
至此，若干古代文献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嫘祖即蚕丛氏（西陵氏）女首领；嫘祖者，蚕丛氏女神别称也。
嫘祖即蚕丛氏女神，而蚕丛氏神又称青衣神。宋《太平寰宇记》载：“成都圣寿寺有青衣神祠，神即蚕丛氏也。”这说得极为明确。宋《方舆胜览》载：“蜀王蚕丛氏祠，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重申了这一说法。唐《元和郡县志・青神县》载；“青神祠，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青神故城，在县南二十三里。”“西魏恭帝遥于此置青衣县。”由此可知，唐以前，今青神县已有青衣神庙，青神县因青衣神而初名青衣县，后改名青神县沿作至今。清《四川通志》卷三十七载：“青衣庙在（青神）县治北，祀蚕丛氏衣青衣教民蚕事。”所指为青衣县故治，在今瑞丰镇（刘家场），与乐山接境。明《蜀中名胜记》卷十五载：“青神者，以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这便进一步说明了青神县的得名确与蚕丛氏有关。
可知，嫘祖―蚕丛氏神―青衣神，乃一脉相承。
三
由于嫘祖即蚕丛氏神，即青衣神，雷庙就是嫘祖庙也即青衣庙，故而建有雷庙的乌尤山在唐以前得名青衣山就在情理之中了。唐嘉州刺史岑参登乌尤山，有《登青衣山中峰》诗道：“青衣谁开凿，独在水中央。”宋《元丰九域记》明确记载：“龙游县（今乐山市中区）有青衣山。”范成大《吴船录》中也载：凌云山“又名九顶山，旧名青衣山。青衣，蚕丛氏之神也。”
其后，明任有龄在《青衣义桥记》记载说：“郡东南历凌云、乌尤诸山而下为青衣川。世传有神着青衣，著灵异，佑我蚕桑。土人德之，为立祠食报。因以名其地云。”从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岷江经凌云山、乌尤山、马鞍山等山而下的一段河流称“青衣川”（即明安磐诗“青衣江上水融融，隔岸遥闻戒夜钟”中的青衣江）；当地世代传说讲特别灵异的青衣神一直在保佑农民栽桑养蚕，故在明以前就建有“佑我蚕桑”的青衣神庙；因此，所建桥也称“青衣义桥”。
这青衣神庙似乎延续到清代。民国《乐山县志》载：“青衣别岛……左有东岳庙。庙后青衣观，碑刻题咏亦甚多。”“清漪院，一名青衣观，在别岛东岳庙后。”这青衣观应该就是青衣神庙；只是入民国后，无论从规模还是名气上讲，都已远逊于东岳庙了。
由于青衣神崇拜，乌尤山之南一带还有“青衣坝”等地名，有明人魏瀚《璧津楼》诗“鸡犬青衣坝，鱼凫绿树洲”句可证。明万历《嘉定州志》中“青衣坝”条下还有“青衣铺”，是一个服务于驿运交通的铺站。当然，“青衣川”“青衣坝”“青衣铺”等名均缘于青衣神庙的影响。
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岷江该段别称的“青衣江”在有关诗文中出现更多，除前述明人安磐诗外，还有清人李崧霖《游凌云山因题长歌》“青衣江上烟数点，游人谈此兴不浅”、清人李宗传《游凌云山酒后长歌》“昨渡青衣江上水，天风吹上凌云山”、赵熙《泛舟至乌尤》“青衣明似镜，渔唱紫云回”等，不一而足。
朱学勤曾说，他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梁漱溟总结的那类“问题中人”，即使是博士论文，也时见诗家情怀，文笔跳荡。
去年7月在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朱学勤抄袭嫌疑案，近日有了结果。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论，认为举报内容部分，只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问题，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外文翻译上也有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但剽窃抄袭的指控不成立。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指技术层面的，它没有提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内容上的开拓性意义和价值。其实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后者更切合其本来与本质。
在我眼里，做研究向来有两大路数，一种偏于技术，一种偏于开拓。技术型学者埋首故纸堆，大量引经据典，考证、梳理一些多半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掌故、枝节之来龙去脉等。譬如，后半生几乎全部花费在对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上，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写了200万字，得出的结论只是，戴震校《水经注》（殿本）前，没有看过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从而否定他抄袭赵一清的说法。我所关注的是，单在一个陈旧的历史问题上纠缠，倾注如此多精力，值得吗？
今天不少的学者专家，做的便是这类性质的研究。他们无疑受到了最为科学规范的训练，但其成果来自图书馆，发表后至多圈内人看看，很快又回到图书馆。不过，即使它们再没有价值，终究也能成其为问题，的确需要一些专门家去推演，作为文化传递链上的一种积淀或补充。只是人力有限，研究问题的性质有重轻、急缓、大小之别。
比较来说，朱学勤和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就很不一般。10多年前就读了《覆灭》，又找来刚刚推出的《顾准文集》，读后曾无比惊叹，觉得这两部著作，跨越历史、思想、哲学、政治学诸界，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大书，堪为意识形态的破冰之作，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自此以后，困扰中国知识界几十年的“谜团”，豁然通朗――原来我们―直在“鬼打墙”，它的终点，直抵那代学界前辈的始点。因此，如果说朱学勤抄袭的指证者，其“比对”式研究路数属于前类的技术型的话，那么朱学勤的研究和问题意识，就是开拓型的。
开拓型的人在荒芜的荆棘地探索，筚路蓝缕，趟开一片坦途，难免毛糙，难免不精致，难免不圆整，难免有缺憾，但从来美玉都有瑕疵，这时技术型的专家恰好派上用场，可以为前者修补、订正。然而无论技术型的专家做得多么好，也无法取代前方开拓者的功绩、地位。今天，钱穆的《国史大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几乎都成了经典，远到《三国》、《资治通鉴》、《史记》，这些作品都具有开拓性，都是美玉，然而在那些正规出身的训练者眼里，它们的“抄袭”成分占多少，引用了哪些无名者的资料，为什么没有逐一标注，这是作者的品德问题吗等，是可以一直追问下去的。然而类似的追 问，对《国史大纲》等著作的地位，有影响、能撼动吗？
那么如何界定我们的学术标准，确立我们的学术规范，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无疑能做得更为完美、更加规范，但我们不必苛求。谁又能保证自己尽善尽美？况且，作者当年写这本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样的风险，往往又是一个学生所不能独立承受的。
朱学勤曾说，他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梁漱溟总结的那类“问题中人”，即使是博士论文，也时见诗家情怀，文笔跳荡；随笔更是好读畅销，以通俗手法，传播思想，让深涩的思想承载诗情的光华，使更多的大众读者吸收和喜爱，获得影响。这样的优秀学者，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他们理当是我们的精神脊梁，值得读者爱戴和善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仍在抓“小节”、揪瑕疵，达到否定大义、毁损优秀学人的目的，那显然也是―种恶意。
1、翻译：在七百里的三峡中，两岸都是连绵的高山，全然没有中断的地方；层层的悬崖，排排的峭壁，遮挡了天空和太阳。如果不是正午，就看不到太阳；如果不是半夜，就看不到月亮。到了夏天江水漫上山陵，上行和下行的航路都被阻断。有时皇帝的命令要紧急传达，这时只要早晨从白帝城出发，傍晚就到了江陵，期间相距一千二百里，即使骑上飞奔的快马，驾着疾风，也不如船快。
到了春天和冬天，可以看到白色的急流在波浪中旋转，绿色的池塘反射出各种景色的影子。在最高的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松柏，玄泉瀑布奔腾在山峰之间。水是清澈的，树是辉煌的，山是险峻的，草是盛开的，真是情趣无穷。
秋天，当早晨天气晴朗或是有霜冻的时候，树木和山间溪流是凉爽而寂静的。高处常有猿猴细长的声音。声音继续凄凉。猿的声音从空谷中回响。声音凄婉，久久不见。所以三峡中渔民的歌谣唱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2、原文：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出处：南北朝时期《水经注》，作者郦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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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是用石器、金属器具或颜料刻制涂绘在岩石上的图画，形象夸张，内涵神秘，是一种先民的古文化现象。在没有文字之前，岩画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和法国拉斯科洞窟都发现过石器时代的岩画。 有一年夏天，我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同留在当地的天津知青老周聊起岩画的事。他说克旗有不少岩画，还说，在他们下乡那阵子就已经看见过岩画了，有的岩画很怪，时而能看见时而又看不见(因为光线的变化、颜料的变化)，由此还衍生了种种传说――比如鬼神显灵之类。老周带我去看他说的岩画，是在克旗芝瑞乡的山谷里，正赶上那天渐近黄昏，光线略显晦暗，加之画是在三四米高的石壁上，所以没看太清楚，恍恍惚惚是个疑似人形的图像。也许是因为没看清，就更有一种期待。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我有幸见到的这幅岩画，属克什克腾旗白岔河岩画系列。据记载，这一带共有数十组岩画。
还有一次见到岩画，是在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乌兰花的丘陵上。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当地老乡指给我看几幅岩画。那些岩画近在咫尺，在阳光的照耀下尽收眼底，甚至可以伸手去触摸。图案有人面形，有兽形，纹路很清晰。看着那些岩画，就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令人怦然心动。我无法确定这些岩画是何人所为，创作于什么年代，他们来自哪个民族――匈奴、突厥、鲜卑、回鹘还是蒙古，抑或是我们尚未知晓的部落或人群?四子王旗岩画是乌兰察布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年与这些岩画面对面时，只觉得有些怪异，却不懂得它的珍贵，更不懂得那些神秘的画图蕴含着怎样的情感。
我下乡时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五原县，地处阴山之南的黄河套，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抬头往北一看就是起伏的山峦。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由西往东依次为狼山、乌拉山和大青山。狼山坐北朝南呈弧形环抱着河套平原，我们看见的就是狼山。当地老乡称狼山为后山。村里每年都有到后山打草拉石头的人，一去个把月，也从没人说过岩画的事。或许，即便看见了岩画，在那个年代，也没心思多想。
我曾经寻访过一些在有岩画的地方生活过的老知青，他们之中不少人见过岩画。提起岩画。并不觉得稀奇，好像岩画是很普通的事物，差不多就是长城脚下的老乡面对长城砖的那种感觉。对早就见过岩画的这些人来说，对远古的岩画早已熟视无睹，无所谓发现不发现。但是，若从宗教、史学、民俗、民族学乃至艺术诸层面而言，他们却也无法意识到其中的意义。看见了却没有发现，可见发现是需要一双慧眼的。这就像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不识货的人即便捧在手里，也会把它当成石头。
公元5世纪时，阴山岩画被北魏水文地理学家郦道元发现，他在《水经注》中做了如下记述：“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阴山南，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又称：“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这些记述，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对阴山岩画最早的文字记录，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记录岩画的文献。郦道元所说的“悉有鹿马之迹”、“尽若虎马之状”的“画石山”，即在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今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一带，距我的下乡地不过数十里之遥。而我在内蒙古生活了9年，与狼山低头不见抬头见，远比郦道元在内蒙古逗留的时间长。也就是说，尽管我无数次地眺望过狼山，亦曾从山脚下漫不经心地路过，而且还游览过乌拉山和大青山，却因为缺乏一双慧眼，居然与号称千里画廊的阴山岩画失之交臂。
有机会而无缘分，这有点儿像初恋时不懂得爱情，饱经沧桑后，方知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上世纪70年代末，内蒙古文物考古专家盖山林，在阴山山脉的狼山一段发现多幅珍贵岩画。其后的十几年里，文物考古专家共发现阴山岩画1万多幅。阴山岩画的作画方式以敲凿、磨刻为主，风格朴拙粗犷，主要分布于巴彦淖尔阴山山脉狼山段的悬崖峭壁上，其年代久远，上限可追溯至石器时代，那时候，阴山南北还是广袤的森林草原。此外，在内蒙古的阿拉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以及宁夏贺兰山、新疆阿尔泰山，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的内容多表现狩猎、战争、放牧、舞蹈、祭祀、动物、神灵、生殖崇拜、日月星辰以及抽象符号等，从诸多方面展示了北方先民的生活面貌。
岩画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库，它提供了人类数千年前乃至上万年前的记录，具有其他古文化遗产所无可比拟的特殊价值。岩画是无声无韵的史诗，当你面对它时，也会感到某种神秘的灵动。尤其是在晨光熹微或暮色迷茫、甚而电闪雷鸣那一刻，这些居住在危崖深谷中的精灵――酋长、猎人、巫师和骑士们，仿佛就在气象的异动中“复活”，随大漠草原的劲风疾雨打起唿哨，舞起“胡旋”，传递史前的信息，唱响先民的古歌。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把《逍遥游（节选）》一文“斥 笑之曰”句中的“斥 ”释为“池沼中的小雀”，揣摩庄子的写作意图，觉得甚为不妥。今加以考释，以供方家指正。
要准确把握“斥 ”之意，关键是正确理解“斥”。教材把“斥”释为“池，小泽”。查阅《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等工具书，皆不见“斥”之“池，小泽”之义。那么，“斥 ”之“斥”究竟作何解呢？其实，“斥”之义就是“小”。
《汉语大词典》：“斥鷃：亦作斥 ，即鷃雀。《庄子·逍遥游》：‘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曰：‘斥，小泽也。本亦作“尺”。 ， 雀也。’成玄英疏：‘ 雀，小鸟。’”看来，“斥”之“小泽”义源于司马彪。只是司马氏对“斥”的解释不确，“斥”仅可训为“小”而不可训为“泽”。不过“斥”有“泽崖”之义。《文选·张衡〈西京赋〉》：“若夫游鷮高翚，绝阬踰斥。”薛综注：“斥，泽崖也。”但“泽”不同于“泽崖”。司马氏之所以将“斥”训为“小泽”，实则是误以“斥”为“斥泽”了。《汉语大词典》：“斥泽，即尺泽，小泽。《淮南子·精神训》：‘而况斥 乎？’汉高诱注：‘斥泽之鷃雀，飞不出顷 。’唐成玄英疏：‘ 雀小鸟，纵任斥泽之中，腾举踊跃，自得蓬蒿之内。’”又：“尺泽：小池。《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夫斥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李善注：‘尺泽，言小也。’”可见，司马氏言“（斥）本亦作‘尺’”是正确的。孙诒让正义：“斥，尺，声近古通。”《辞源》（二）：“斥，通‘尺’，见‘斥 ’、‘尺蠖’。斥 ：……斥，本作尺，古字通。”（P1371）又《汉语大词典》：“尺，‘斥’的被通假字。”又：“斥，通‘尺’，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清水流潭，皎焉冲照，池中尝无斥草。’”“斥草”当是“小草”之意，而“斥泽”与之相类，则此“斥”皆是“小”之意。又“斥”通“尺”，“尺，小也”，则“尺泽”与“斥泽”一也，这就足以说明“斥”不可能是“池，小泽”之意了。“斥”仅是“小”之意。又：“斥蠖，即尺蠖，尺蠖蛾的幼虫。”《辞源》（二）：“斥蠖：小青虫。”（P1371）“斥”皆训为“小”。
再结合原文，我们发现，庄子意在以“ ”之极小与“鹏”之极大两相对比，从而讥讽“ 雀”之无知，彰显“小大之辩”的主旨。这种小大对比的句子俯拾皆是。晋葛洪《抱朴子·明本》：“犹之斥 之挥短翅，以凌阳侯之波。”又，《吊同志》诗：“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葛、毛二人皆以对比的方式讥讽 雀不自量力之可笑。含“小”义的“尺”字亦多作此用。西汉李陵《答苏武书》：“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杜笃《吊比干文》：“寄长怀于尺牍。”陆机《文赋》：“函绵邈于尺素。”又有“尺幅千里”等词语，无不在对比中凸显“尺”之“小”义。可见，“斥 ”之“斥”释为“小”更妥当。 雀原本很小，再以“小”加以修饰，就更显其小之极，竟不自知，反而“笑”大鹏，这一对比就极富于讽刺意味。若“斥”释为“池沼”，或许可暗示其生活环境，但与作者的写作意图无涉，也就达不到应有的表达效果。
由此可见，“斥”因通“尺”而有“小”之义。故“斥 ”可译为“小小的 雀”，这更可表现作者对 雀的藐视。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中学；341000）
潇湘，原是湘江的别称，最早见于《山海经・中山经》：“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罗含《湘中记》：“湘川清照五六丈，是纳潇湘之名矣。”郦道元《水经注・湘水》也有“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潇湘者，水清深也”的记载，可见潇湘最初是指清澈幽深的湘江。“尔家何在潇湘川，青莎白石长江边”，李白诗句中的“潇湘”就是这个意思。
历朝不乏赞叹湘水的诗作，诗人们多从江水的清深入笔。“湘水清见底，楚云淡无心”（刘长卿）、“婉娈潇湘深”（顾况）、“水色潇湘阔”（李商隐）、“翠欲滴潇湘”（王元）、“窗户碧潇湘”（齐己）、“潇湘水空碧”（孟郊）等形容湘江水色的一干诗句，无不显示出诗人们对湘江水的喜爱。“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合江亭》）韩愈面对明净碧绿的湘江水，不忍唾脏水面，此后，“不可唾”便成了形容水色绿净的专用词。
潇湘还是湘江和潇水的并称，后泛指湘江流域。潇湘荒蛮偏远，历来是迁客骚人的寄居地，潇湘也因此被涂上一层浓重的愁怨色彩。屈原、贾谊的贬谪之恨，杜氏祖孙的羁旅之苦，柳宗元的独居之愤，都曾留给潇湘。范摅《云溪友议》载，唐代天宝年间，徐安贞避罪衡山岳寺。李邕游岳时，遇到徐安贞，“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若幽谷之睹太阳”，似乎有点夸张，但我们不难领会湘江流域当时的寂寞幽远。“潇湘过客稀”（皇甫冉）“莫厌潇湘少人处”（杜牧）等诗句也都是很好的印证。
据《列女传》载，舜巡游南方，死于苍梧，二妃娥皇、女英追至湘江，痛哭挥泪，染竹成斑，因称“斑竹”“潇湘竹”“湘妃竹”。娥皇、女英最后投水而死，成为湘水女神。“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屈原《湘君》）湘夫人思念湘君，可久候不见湘君如约聚会，因而产生了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自屈原以后，文士们纷纷阐释演绎这个动人的传说。“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远别离》）李白以湘妃故事起兴，极写相思之痛。“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刘禹锡的《潇湘神》更是催人泪下。“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这是文学家曹雪芹在“大观园”意安排的一处景点，《红楼梦》十七回中由贾宝玉题名为“有凤来仪”，后来元妃省亲时赐名“潇湘馆”。潇湘馆中最典型的植物是竹子，“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片翠竹环绕”，林黛玉因“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得幽静”，便选中此处作为自己的居所。书中三十七回探春开黛玉玩笑：“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潇湘的典故，不仅象征了林黛玉自然脱俗、不屈不挠的性格，而且暗示了林黛玉将要在幽怨的泪水中度过短暂而又凄美的一生。
“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若樗蒲，此《骚》材所从出也。其中孕灵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独出新机者。有首为变者出，则不惮世之毁誉是非而褰裳从之矣！”正是这明澈清幽的湘江水孕育了清慧坚韧、独立不羁、标新立异的潇湘人，确实不负“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