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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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代性灵论 发展 袁宏道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90-01
性灵论强调文学创作要冲破理学、道学的束缚，直接抒写内心一触即发的感受，并且不为格调声律的形式所束缚，明代公安派代表袁宏道把“性灵”作为创作的根本，提出系统的“性灵说”。这种诗学思想有其长远的理论渊源。
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是性灵论的滥觞。《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诗言志学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强调诗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
“性灵”一词被普遍应用始于六朝，唐朝及唐以后使用更加普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提倡清谈，崇尚个性展示，文学也进入一个自觉的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评阮籍“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有“综述性灵敷写器象”之语。到了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乐志序》中说“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令狐德薄吨苁.庾信传》中“性灵，组织风雅”。唐人的诗歌中也常出现“性灵”一词。杜甫在《解闷之七》中“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元稹有“吾兄喑性灵，催子同臭味”。唐代之前“性灵”一词虽然被普遍应用，但是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性灵论美学思想，“性灵”还只是其他诗学思想的附庸。郭绍虞先生在其论文《性灵说》中认为唐代以前与“性灵”一词相关的诗学思想都不能称之为性灵说，“因为性灵说的特点之一在于发现有我。”尽管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人们还没有在诗学中强调自我存在。
到了宋代，理学盛行，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为适应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新儒学，理学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创作“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使文学完全成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再一次否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刻板的诗论在北宋南宋之交变的相对灵活一些，并发展了“悟入说”。其后，沿着这条道路，杨万里从创作实践和诗学批评方面都冲破了江西诗派的樊篱。“性灵说”虽然由公安派明确提出，但在杨万里这里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雏形。他指出“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杨万里在其诗学理论中明确表明对抒写性灵的崇尚。这正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美学思想的前奏。后来公安派关于“风趣”“生趣”的主张也是与此相承。
金元时期王若虚对倡导理学思想的江西诗派作了尖锐批评，他提出了“与元气相侔”的“自得”说。他说“乐天自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他称这种与“与元气相侔”的作品为“自得”之作。赞扬白居易“妙理宜人”，平易自然，能写出真性情。元好问同王若虚一样都认为诗歌是“元气”的自然流露，应当体现人的真情实感。他说“子美之妙，”正在“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元气说”所说的元气，在注重个人心灵表达的层面上与性灵论所讲的“性灵”是一致的。“与元气相牟”，“如元气淋漓”，都是指诗歌的创作要抒写自己的性情。
宋元时期的文人已经开始在诗学领域探讨诗歌创作中作者对内心世界的关注问题，他们反对格调，提倡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些都为明代性灵论的明确提出做了思想铺垫。
到了明代，明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倡孔孟道学和程朱理学。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文学思想上掀起了一股复古的思潮，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复古模拟，提倡“诗比盛唐，文必秦汉”，这种文学主张使当时的文坛压抑在一股死气沉沉的氛围之中。
而此时，在封建统治的内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阶级斗争日益尖锐。人们在政治上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思想上反对程朱理学，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新思潮。其中突出代表之一李贽，他在文学思想上提出“童心说”，领导了一股势力强劲的反复古主义思潮。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重视保护人欲。他提倡真情反对“假理”，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特别强调“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赤子之心，指没有经过道学伪经熏染过的心，由这种心灵生发出的情感才能闪耀出最美的人性光辉。李贽认为在创作中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若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出矣。”他指出虚伪的道理闻见、对古人亦步亦趋使童心丧失。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是明代性灵论的先驱。
在公安派兴起之前，李贽的好友汤显祖支持他的童心说，并在戏曲、小说领域发展了李贽提倡的描写真心抒发真情的诗学思想。在《汤显祖集.诗文集》中“嗟！谁谓文无体邪？观物之动者至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尔。”汤显祖指出写文章一定要有灵性，这样才能创作出生机盎然的文章来。汤显祖与公安三袁来往密切，其学术思想相互渗透，给沉闷的文坛刮来一股清新的性灵之风。
明代袁宏道最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了“性灵论”。“真”与“变”是袁宏道性灵论的核心思想。袁宏道在《中郎全集 卷一 叙小修诗》中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万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段话反映了袁宏道倡导文学的自由即为心灵的自由。袁宏道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受道学家的“天理”束缚，肯定人欲，主张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想基础上的。是对李贽童心说的进一步发挥，
参考文献
[1]《童心说》 李贽
[2]《叙小修诗》袁宏道
[3]《与丘长孺》袁宏道
[4]《文心雕龙》刘勰
[5]《论文》袁宗道
[6]《性灵说》郭绍虞
[7]《行素园存稿引》袁宏道
[8]《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 张少康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出版
关键词：趣；兴趣；灵趣；理趣；意趣；真趣；文化根源
茶有茶趣，酒有酒趣。“趣”，可谓是一个古老而又宽泛的话题。中国古代诗学中同样也讲究“趣”。明代袁宏道说：“诗以趣为主。”①他又说：“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号善说者不能下一语，惟会心者知之。”②他将诗趣比喻成山色、水味、花光、女态，聊聊片语便把“诗趣”描绘的生动、入里。清代黄周星说：“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感人者。”③可见，诗人对于“趣”的看重。其实，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趣”有多种含义，大致上说来有“兴趣”、“灵趣”、“理趣”、“意趣”、“真趣”等等。本文试对“诗趣”的含义的做一个大体的梳理，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对其文化根源稍作探讨。
“趣”乃中国古典美学术语，泛指人们的审美理想及审美情趣，包括人们在审美过程中的趣尚、趣味以及对艺术美的认识、理解、要求等。正是因为有了“趣”的存在，才在创作者和欣赏者之间架起了桥梁，才能够使二者产生共识和共鸣，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的审美标准。所以，“趣”直接影响着创作和欣赏。这也难怪了大家对于“趣”的重视。
一、“兴趣”、“灵趣”、“理趣”、“意趣”、“真趣”辨析
（一）兴趣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变》中这样描述“兴趣”：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在此，“趣”相当于司空图的“韵味”。就作者而言，它表达的是诗人的真性情，蕴涵深沉，余味缭绕；而就读者而言，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感同身受、幽深隽永的美感。只有作品的趣味与欣赏者的审美情趣达到契合时，欣赏者方能产生美感，作出肯定的审美判断。因此说此处“趣”与“韵”是同一概念，趣的理想境界即是韵的境界。兴趣是人们对艺术作品最一般的审美要求，从而成为人们鉴赏艺术作品的标准。
（二）灵趣
清代冒寒山说“诗趣须灵”，阐释为：“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灵心妙舌，每出人意想之外，此之谓灵趣。”
维维有一首小诗《旋转》，这样写道：“风静静的弹奏着，港湾里的那排小船。”短短的两小句，却让我们看到了风，听到了风，甚至触摸到了风，诗人在和谐静谧之中，将灵机和智慧尽显在微妙之处，将听觉、视觉和触觉就这样无声地传达给了读者，可谓写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灵趣之美。
（三）理趣
“理趣”是古代诗学的概念。原指一般的道理旨趣，后来逐渐衍化为诗文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诗有理趣，是指诗人在诗里讲述道理，发表议论，应该同时使作品充满诗意情趣，富有艺术感染力。有理趣的诗，不同于抽象地说理布道，而是寓道理于情趣之中，熔理和趣为一炉。”④对于诗中“理趣”的理解不应该是“理”与“趣”简单的拼加，而应该是其自身内在的体系范畴，对应着“以理入诗，诗中有理”，呈现出一种哲学的韵味。对此，钱钟书先生对于“理趣”的理解可以作为借鉴。
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就可以看出，他对“理趣”的理解引入了认识论中的辩证对待关系，如：一般与特殊，繁与简，散与聚，博与约，例与概等，从而总结出“理趣”得以存在的哲学认识论依据：“普泛性的规律只有在具体事件和物象中方能得到体现，且只有在经过精心选择的典型意象和具象中才会体现得更加完美。”⑤以先生对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及“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的分析为例：“鸟语花香秉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鸟花香之中，此所谓例概也。”⑥一句“例概”便把“以理入诗，诗中有理”形容的鞭辟入里、可见一斑。
（四）意趣
所谓意趣，则是指在意念上妙趣横生，情趣盎然，生动活泼，令人叫绝。且看无名氏的《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满语，送喜何曾有凭据。
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金笼里，
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古诗中描写思妇想念征夫的诗并不少见，但是这首诗可谓别具一格，写出了新意，传达出了不同的意趣。诗的上半部分写抱怨喜鹊报喜无凭，怨恨之中将其捉来，锁入笼中。自古道：“灵雀报喜”。然而，此诗却独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令人耳目一新。下半部分以喜鹊的口吻诉说自己的无辜，并表达出如若征夫能回，应将自己放出樊笼，腾身青云的愿望。一怨一答，一诉一求，把本来无声的画面竟是描绘的如此生动，让人仿佛听到了妇人和鸟儿的对话，不禁拍手叫绝。
（五）真趣
南朝梁江淹在《杂体诗・效殷仲文》里写道：“晨游任所萃，悠悠蕴真趣。”宋朝苏舜钦里《吕公初示古诗一编因以短歌答之》提到：“上有致君却敌之良策，下有逍遥傲世之真趣。”清代的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中有：“ 霞村诗，意境幽恬，善发真趣。”可见，“真趣”在诗人眼中的重要性。“真趣”亦称“天趣”、“自然之趣”。“真”即指天真自然，不加矫饰；“趣”具体到诗中则指诗能给人以美感的生活情趣。
且看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莱花无处寻。
开头两句描写的是农村的自然景色：疏疏落落的篱笆，悠长蜿蜒的小路，暮春时节，花落尽而叶初长。竟是一副静谧优美的田园画作。诗的后两句则是描写儿童们在这样的美景之中嬉戏的情景。他们奔跑着、追逐着、打闹着。在一静一动之间竟把儿童们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中国古代诗学之文化根源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诗学中对于“趣”的讲究。然而“趣”这一范畴的形成，也有它所赖以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概括起来说，以下几个方面尤其重要，它们影响了“趣”的基本内涵和风貌的形成。
（一） 儒家游艺尚文的人生风范与“趣”。
林语堂曾说：“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⑦他认为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孔子的智慧》一书里他所描写的就是一个近人情、有趣味的孔子。“事实上，在孔子的所言所行上有好多趣事呢。孔子过的日子里那充实的欢乐，完全是合乎人性，合乎人情，完全充满艺术的高雅。因为孔子具有深厚的感情，锐敏的感性，高度的优雅。”⑧林语堂使用崇尚人的个性的“五四”精神来理解孔子，是从文艺与人性及人的趣味方面来理解孔子。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体现了孔子在艺术和各种艺术性的活动中，充分体验和享受人生的趣味和精神的自由，所以他能够获得和享受人生的趣味。
（二）道家逍遥出尘的人格精神与“趣”
如果说儒家在艺文和人的雅化形式中培育了中国的风雅之趣，那么道家则在自然和人的自由天性中发展了中国的高情远趣。庄子高张“逍遥游”，即一种“无条件的精神自由”。庄子尚“真”，称赞“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认为“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者也”。“真”与“自然”也就是“朴素”，是“不刻意而高”，是“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是吹万不同“天籁”自鸣。同时，老庄又通过“婴儿”、“童子”等肯定一种天真、清静幽雅的精神。所有这些，直接影响了“天趣”、“稚趣”、“拙趣”、“远趣”、“逸趣”、甚至“奇趣”等一类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趣。
（三）文人有所痴迷的性情和清玩的习性与“趣”
道家庄学，通过竹林名士和魏晋玄风，把对高远清逸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在现实中优游适意、自足怀抱的享受人生结合起来。从这里开始，产生出种种痴迷的兴趣，如读书、谈玄、服散、饮酒、好色、琴操，以及诗书棋画、登山临水等。
（四）古代及民间艺术的稚拙真率的魅力与“趣”
古代艺术和民间艺术从另一个方面对于中国美学趣味发生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简练的手法、天真的稚趣、浑朴的气象和活跃的生命。如在彩陶纹饰和其他装饰性造型符号上，“熟练地运用三角形、圆形去吸收、规范自然原型”。⑨如在许多岩画上，以极简练的抽象表现人、物和场景。广西花山岩画就主要以“屈臂上举、屈蹲双腿、扭动腰肢等”来表现人物，“笔墨简到不能再简的程度，但又不失人物的基本形”。⑩
民间文艺也以拙朴真率的盎然生趣给中国美学艺术带来滋养。《红楼梦》二十七回写探春等对那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民间工艺品，如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枢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等，“喜欢的什么似的”，当做宝贝。在文学上，民歌也常以其真率朴拙的情趣为诗坛增辉。民歌的简洁天真、大胆及其活跃的生命，既是人民日常生活中审美情趣的表现，同时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美学趣味形成巨大的影响。
以上对中国古代诗学中的“趣”做了一个粗浅的论述，具体到诗而言，“趣”使诗有了灵性，让读者和作者之间有了共鸣。就生活而言，“趣”则使我们波澜不惊、单调重复的日子有了生气，有了情趣。（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严羽，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注解
① 《中国古代诗歌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735页。
② 《叙陈正甫会心集》，《袁中郎全集》卷一。
③ 《历代怨诗趣怪诗鉴赏辞典》，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21页。
④ 崔伦强，《中国古代论文中的“趣”》，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5卷第1期。
⑤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
⑥ 同上，第213页。
⑦ 《中国哲人的智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⑧ 同上，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