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36: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带动物的诗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生活与哲学》课堂 教学语言 立足生活 引诗法 学习环境
《生活与哲学》是一门理论性及哲理性很强的课程，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高二学生来说学习起来难度较大。教师要把这门课程教好，如果采取从观点到观点、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呆板枯燥的理论灌输的教学方法，就绝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使哲学课上得生动而富有实效、活泼而又不古板呢？如何使抽象的哲学理论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知识呢？
一、潜心锤炼教学语言，用美的语言激励人、感染人
哲学向我们展示了优美的生活画卷，揭示了深刻的哲学道理，但由于认识上、思维上的差距，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抽象，晦涩难懂，若用幽默风趣的教学语言进行教学，则可以化平淡为神奇，变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变深刻为浅显，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教学语言运用得当，关系到师生关系的建立。课堂效率的提高，教师通过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在师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情趣盎然的表述，鞭辟入里的分析，言简意赅的概括，恰到好处的点拨，开启心智，陶冶情操，引导学生进入瑰丽的知识殿堂。如在分析唯心主义世界观时，可举以下例子：贝克莱是英国的大主教，著名的哲学家，是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提出一个公式：“存在即被感知。”他曾说：“我说我书写用的桌子存在，就是说我看见它，摸到它。”于是有人问：“贝克莱先生，按你这么说，当你站在悬崖边时，面对着是峡谷，难道你只要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悬崖了吗？”贝克莱说：“哦，不错。”“那好，你就往前走吧。”在寓教于笑声中，寓讽刺于笑声中，使学生在笑声中明白其中的道理，贝克莱唯心主义理论是愚蠢可笑的。
教师一定要努力提高语言的艺术修养，创造课堂教学的语言美，以引起学生思想上的共振、情感上的感染，增强《生活与哲学》课的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
二、课堂要立足实践、立足生活
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实践的观点，哲学源于生活，又用于指导生活。所以我在讲课过程中就尽可能避免就理论讲理论，避免给学生讲大道理，而是尝试利用学生的身边小事，让学生明白有关的哲学道理。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一切知识是从感官开始的。”曾有人说：“只是告诉我，我会忘记；只是演示给我看，我会记住；如果让我参与其中，我会明白。”学生需要生活化的哲学课，需要用感官感触社会生活，通过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最终习得《生活与哲学》课的观点、技能、方法、态度、价值观。因此，教师要努力创设情境，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引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实境中感悟。要让学生参与生活，对生活素材进行剖析，提取其中的理论元素，在不断反复诠释生活现象、尝试运用解决生活问题的过程中，领悟理论价值，体味哲学的思辨之美。激励学生学习，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例如，讲授《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时，创设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问题。我这样导入：“5.12”汶川大地震中，有头猪被埋了36天。被挖出之后，见到主人时，听说他还流下眼泪。被称叫猪坚强。在这36天中，请同学们想一想，这头猪会想些什么?有的学生说:要活下去。有的学生说:要吃东西。得到同学们五花八门的回答之后，我接着问:刚才这几位同学的猜想都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学生说:这些都是动物本能的反映。这个时候，我紧扣教学内容，提出动物脑与人脑的关系，从而导入新课。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境，能够在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枯燥的《生活与哲学》课堂上牢牢地吸引学生，让学生自觉地思考：除了人以外，其他动物有没有意识?意识是不是人特有的?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可见，通过设置生活化的问题情境能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励学生有效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使用引诗法
引诗法就是教师运用一些传诵千古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诗句来说明和揭示深刻的哲理。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是抽象思维，是高度概括的思想，而诗词则往往用形象的思维、优美的语言来反映深刻的道理。因此，教学中适当引用一些诗句，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讲“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可引用“物兴歇者自然”来说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如在讲“新事物必定能够战胜旧事物”时，可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来说明；再如在讲“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时可用“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来说明。总之，通过这些诗句的描绘和渲染，不仅可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而且可使晦涩的观点变得浅显易懂；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教学中善于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法，不仅可以成功变抽象为形象，而且可以增强思想感情表达的效果。
四、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首先，师生之间应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学生的学习态度受教师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教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而不能生硬地强求甚至强迫学生去做这个、背那个。教师在营造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中应居于主导地位，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听取学生的意见，让学生真正喜欢这个任课教师，从而带动学生学习哲学课程，形成积极、主动、自愿的学习态度。其次，学校图书馆应该向学生开放，方便学生借阅图书。一些除哲学教材之外的和哲学相关的书，应该齐全，特别是国内外哲学名著，让学生做到泛读和精度相结合，不仅开阔视野，扩大阅读量，而且锻炼思维，对哲学的理解深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总之，要把枯燥无味的哲学课堂上好除了要求教师在教学语言、教学课堂设置、教学过程、教学环境上下工夫外，还有很多方式方法，需要教师多思考，多探索，虽然探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但我们始终应朝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让《生活与哲学》课堂变得“津津有味”。
参考文献：
［1］徐贵权.走进高中新课改――政治教师必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5年第4、7、8、10期，2006，（9）.
［3］朱家发.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和实践.长沙：当代教育论坛，2009.
［4］李运忠.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探索与实践.上海：素质教育大参考，2009.
孕育于长江中游的武汉饮食文化，几千年来深受长江流域荆楚文化的影响，并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成为历史上中国饮食文化融合和创新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商，不仅为武汉带来了“南辣北咸”、“冬甜西酸”的各式口味，同时也引入巴蜀、吴越，乃至中原、粤桂等地饮食文化的精华，形成武汉地区水产为本，鱼菜为主，口鲜味醇，南北皆宜的风味特色。虽然这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早已融入荆楚饮食风俗之中，鲜有专门的记载，但我们仍能从见证魏晋时期武汉饮食风俗的出土文物中寻找到一些传承的脉络。
一先秦时期，凝结楚文化精粹的《楚辞》记录有大量的饮食资料，特别是在《楚辞•招魂》、《楚辞•大招》中对楚人的饮食结构和菜肴品种做过具体而集中的记载，其中肉食就达三十多种，除常见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外，还有鲤、鲻（鲫鱼）、鳖、凫（野鸭）、豺、鹌鹑、鹄（天鹅）、鸿（大雁）等，这些水产飞禽都是北方菜肴中所罕见的1。同时，《楚辞》对膳肴的描述中还涉及了五味调和的问题、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南北风味差异等，为我们研究鄂菜系起源提供了最早的文字资料2。由此可见，原料丰富、味道多样、融汇南北的鄂菜在先秦时期已初具雏形。魏晋以后，随着南方门阀士族地主阶层的出现，玄学兴起，贵族士人从思想观念上对儒家礼教有了一定程度的摆脱，掀起了一股放浪形骸、奢侈享乐之风，并由此形成了魏晋时期，乃至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追求美味佳肴、精工细作的风气3。“求新求异、备极珍奇”是这时期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从九省通衢的武汉出土有大量魏晋时期明器动物俑中也可得到佐证。如武汉市黄陂区三国吴墓出土有一批青瓷穿山甲、青瓷猪，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晋墓出土有青瓷狗、青瓷猴俑等珍贵文物，尽管比实物小了许多，但个性鲜明，造型生动。特别是青瓷穿山甲（图一），三角眼，耳前竖，嘴大张，长舌外伸，四肢呈爬行状，尾巴下垂，嘴角刻划有长须，背部刻划有块状鳞甲4。通体施釉，釉色青中泛黄，釉面有细小开片，在同期墓葬中实属罕见，自出土以来便引来众多关注。“荆有云梦，犀兕麋鹿盈之，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战国策•宋卫策》）直到汉代，江汉流域仍是林深草茂，和现在的大、小兴安岭一样，许多珍禽野兽出没其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面积的农业开发，自然生态逐渐失去平衡。尤其是近千年来，野生兽类如犀牛、大象、猿猴等，就一直从中原向南方退却，直至近几个世纪，长江以南的大片地区，上述野兽大都早已绝迹，或濒临绝迹5。天然食库的迅速萎缩，使自古嗜好野味佳肴的武汉老饕们，如今只能在粤菜中大快朵颐了。（粤菜以鲜活的野味为上馔，最推崇娃娃鱼、穿山甲、果子狸、龟、蛇等。其中穿山甲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属濒危物种。）这些研究价值极高的动物明器，尤其是青瓷穿山甲，不仅从侧面反映魏晋时期武汉地区动物汇聚、物产丰富的生态环境，更显示了动物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食物链”关系），并为动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入居中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给人们的饮食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当时，养羊业发展迅速，羊肉供应量居六畜之首。养猪业因气候转冷，由野外牧养转向围栏圈养，在人工喂养下，猪的品种和质量有所提高。养牛业发展亦较迅速，虽然历代统治者均有禁令，不准滥杀耕牛，但权贵之家不受制约，依然“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牛肉成为当时仅次于羊肉、猪肉的肉食品种。魏晋以前，狗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关于北方屠狗食肉之风在文献记载中比比皆是。魏晋以后，屠狗食肉之风从中原扩展至长江流域，并由此带动了南方养狗业的发展6，今天的湖北，在当时就是南方养狗屠狗的主要地区之一（《三国志•吴书》）。还是以武汉地区出土文物为例。如武汉市江夏区三国吴墓出土的青瓷坞堡、青瓷谷仓，青瓷碓房（粮食加工作坊）、成群奴仆、部曲、仪仗俑和车、牛、马、狗、羊等青瓷模型明器，其中一间青瓷羊舍，为长方形屋舍，舍前开一门，舍内养有两只羊。一架青瓷牛车，由车厢、车轴、车轮组成，配有两头挽车的青瓷黄牛，一头膘肥体壮，一头略显瘦小，两牛犄角向前，牛尾下垂，四足粗壮（图二）。一组骑马俑，只见武士头戴高冠帽，身着铠甲衣，跨在膘肥体壮的骏马上，一手似持缰绳，一手似扬鞭催马7。这一系列青瓷模型明器，个性鲜明，工艺精湛，不仅曲折反映了东吴庄园经济兴旺发达的史实，也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当时士族门阀、豪强地主以稻米为主食，以羊、牛、狗等家畜为副食的饮食结构。
二武汉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农副产品、山珍野味、尤其是淡水鱼鲜，其品种之多（武汉拥有鱼类170多种，常用的就有50多种)，产量之大、食用之广为其他任何菜系所不及。如此丰富的食物原料，为武汉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武汉市武昌区吴墓出土有一件青瓷庖厨俑：只见厨师头戴圆帽，身着长袍，神态自若，手法娴熟，左手将一条鲜鱼按在长条形案俎上，右手握着锋利的菜刀细剖下去……庖厨手中的鱼呈菱形，“头小而体高，面扁而背厚”，为著名的武昌鱼。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东吴孙皓欲迁都武昌，但吴国大官僚、地主、百姓不愿远离他乡，因此传唱歌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段史实，从侧面反映了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不仅武昌鱼始有其名，而且其珍馐美味已经被人们赞赏。此外，唐宋诗人岑参、苏轼、王安石等，都留有赞美武昌鱼的诗句。至近代，“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更使得武昌鱼名扬天下9。武汉民间素有“无鱼不成席”之说，可见鱼在武汉人的餐桌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武汉人不仅爱吃鱼，而且会吃鱼。据近人初步统计，仅鱼的烹调方法就不下30余种，而鱼类菜肴更是多达1000多种以上，尤其是产于长江中游的武昌鱼，为南方著名的淡水鱼种，古代民间就有蒸、煮、炙三种烹饪方法。尤其是“清蒸武昌鱼”，是特别讲究火候的菜肴，不及则生，过之则烂，没有丰富的经验是难以掌握的。由此反映了汉厨对火候的考究10。除此之外，古老的冷烹技法“脍”，在魏晋时期显现出新的特点。中国有句成语叫“脍炙人口”，所谓“脍”，即将细切的肉蘸上调料生吃。晋人张协在《七命赋》中形容脍鱼片如“秋蝉之翼”，由此可见刀工是检验厨师作脍水平的标志，必须是切得极薄极细才符合要求。先秦以来，就有脍法，如《论语》中记载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汉魏以后，随着养鱼业的发展，食脍之风更是广为盛行，鱼肉成为厨师做脍的主要原料，淡水鱼、海鱼等众多鱼种都被人们用来做脍11。武昌出土的这组东吴庖厨俑，据有的专家推测，表现的当是晋潘岳《西征赋》中描绘的“饔人缕切，鸾刀若飞。应仞落俎，霍霍霏霏”的厨师脍鱼之法12。由上述一系列古老的烹鱼技法，不难看出，魏晋时期武汉地区鱼菜的烹饪风格，既有热烹的楚乡传统，更有冷烹的时代特色，真可谓是继承传统，不断创新。
三从“求新求异、备极珍奇”的烹饪原料，到“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的烹饪风格，魏晋时期的汉味饮食文化，在继承楚菜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求新求变”“、融汇贯通”的特色。今天，当武汉人还在为鄂菜知名度不高，是否应该改名为“楚菜”争论不休时，上述这些凝聚千年前武汉饮食文化特色的青瓷器，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关键词：气候变化；历史时期；西北地区；竹林分布
前言
我国西北地区按自然地理区域划分，除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外，还包括西半部与山西省。自七十年代以来，探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动植物分布关系的著述很多，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敬请诸方家指教。
一、仰韶温暖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仰韶温暖时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温暖时期，距今约8000——3000年之间。仰韶中期（距今约5000年）西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较现代高2—3ºC，正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ºC。在黄河中游地区存在有大片竹林的分布。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有竹鼠的骨骼遗迹，竹鼠是专门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竹林中一种穴居性小型啮齿动物，主要以竹笋、竹根或竹林下的其它草木植物为食。现在在西安地区这种动物已经不存在了，仅分布在长江流域以南的竹林中。甘肃天水市渭水支流藉河北岸的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第五期文化（距今5400年——4700年）出土可鉴定动物遗存1606件，其中就有竹鼠。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当时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供竹鼠等动物生活。陕西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岗遗址中有不少野猪、野牛、华丽黑鹿、水牛及大量竹子残骸，说明距今7000—6500年间的汉中地区气候十分温暖，与西安半坡遗址的自然物候大致相当。从临近地区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也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竹林的分布。
二、先秦时期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历史学常将秦朝建立以前的夏商周时期称为先秦时期。西北地区这时期气候较现在温暖，适宜于竹类的生长。从陕西临近省份河南安阳地区的古代遗址——殷墟也可佐证。殷墟是殷代故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那里发掘出大量的古生物遗骸，其中有同西安半坡遗址相同的竹鼠等亚热带动物。殷商甲骨卜辞中有“箕”、“筐”、“笰”、“箙”、“簟”等竹部文字。说明陕西地区有竹林的分布。
随着周朝的建立，国都设在镐京（今西安附近），当时的官方文字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文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做成的。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曾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推测，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广泛生长。在周代成书的《诗经》中也有记述。如《诗•秦风•小戎》中云“竹闭绲縢”，反映了渭河与千河上游，今天水、陇县一带有竹林分布。到西、东周之交有竹制弓箭的记载。《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二经》载：“高山，其木多梭，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泾水源出六盘山东南，高山即是六盘山，说明六盘山区在当时有竹林分布。《诗•小雅•斯干》曰：“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足见当时镐京附近终南山（今秦岭）北坡一带，有不少竹林的分布。春秋时期董安修建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南）时，就使用了当地所产的大批竹材。从《诗•国风•秦风》诗句中“终南何有？有条有梅”也可以看出，梅树和竹类当时在终南山分布的相当普遍。梅树是亚热带植物，现今仅分布于淮河以南地区，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气候之温和。
三、秦汉魏晋六朝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秦汉时期实现了中国的完全统一，经济文化达到了繁荣。这时期气候较今温暖湿润，竺可桢先生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平均气温较今大约高1.5ºC左右。西汉时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时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内中“渭川千亩竹”正是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景观的一大特色。也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气候较今温暖湿润，有类亚热带型。因此，西汉时期陕西的关中地区有大面积竹林分布。《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以“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饶”，称关中为“天下陆海之地”。《汉书•地理志》中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陆海”，为“九州膏腴”之地。《史记》中司马相如称宜春宫（今西安市南）是“览竹林之榛榛”。《汉书•扬雄传》中扬雄曰：“望平乐，径竹林”。张衡《西京赋》称长安一带的竹林分布是“篠簜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等等，均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竹林分布之广。以至于西汉王朝在今周至和户县一带的竹林，建立官竹园“竹圃”，并设官管理，称司竹长丞。西汉末年，义军首领霍鸿曾以该园为根据地，表明其竹林面积之大。由上所述，秦汉时期的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后汉书•郭伋传》载：“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于道次迎拜。”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纬39.6º）西北，长城以北，当时是否有竹则难以肯定，需要进一步考证。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乙酉，“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成枯”。说明陕西渭河平原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竹林大面积被冻死。到东汉后期，随着寒冷程度的继续加剧，竹子的生存和生长受到很大的威胁，竹子被冻死是很正常的。《后汉书•郎凯襄楷列传》载，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冬大寒，城旁竹柏之叶有伤枯者”。《汉书•五行志》则载，延熹九年，天气寒冷，使洛阳城“竹柏叶有伤者”。这种寒冷气候直到公元第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徐中舒先生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ºC。使竹类失去了适宜生长的条件，关中地区大面积分布的竹林已经不复存在。
南北朝时期，气候仍持续寒冷，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ºC以上。竹子因不适于严寒的天气，从关中地区及临近地区逐渐消失。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渭水》称渭水流域的官竹园“竹圃”已废置，原有的竹林已尽成“田墟”，仅留有竹圃一地名了。《水经注•淇水》说到“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余万以输军资”后指出：“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表明气候的极度变化，使竹林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已不能大面积分布。
四、宋元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北宋时期气候开始转寒，到十一世纪初，陕西关中地区已无梅树。著名诗人苏轼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杏》）；王安石曾嘲笑北方人常将梅误认为杏（《红梅》诗有“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由此可见，宋代气候已开始转寒。但这种逐渐变冷的天气对竹林分布影响不大。关中地区竹林仍很普遍，范围益广，从北宋苏轼诗可看出，当时
竹林分布由盩厔、鄠县，经武功县，直到凤翔原上；宝鸡阳平以南也有竹林的大量分布。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在游鄠县草堂寺作《咏草堂》诗注：“寺在竹之心，其竹盖将十顷”。《太平寰宇记•凤翔府•司竹监》载：“皇朝唯有鄠、盩厔一监，属凤翔。”可见其地仍有官办的竹林园，苏轼称“官竹园十数里不绝”。据《孝肃包公奏议》称，北宋司竹园一次供澶州（今河南濮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治河与修架浮桥用竹就达150万竿以上。可以想见该园面积之大，产竹之多。山西中条山虞乡（今运城）和芮城间的王官谷当时水源充足，是当时产竹区之一，宋代有“绿玉峡中喷白云，溉田浇竹满平川”（清乾隆《蒲州府志·艺文》）诗句称道。北宋时商洛山区的山间竹林也颇众多，著名诗人王禹偁在《竹Liu》诗描述了商州一带的竹林盛况：“商山多修篁，苍翠连山谷”。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金人侵入华北地区，北宋灭亡，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这时期，南方的太湖、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在冬天经常结冰、遍地皆雪。杭州在南宋时期（十二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2ºC。北方地区势必更加寒冷，竹林的分布区自然南移。据《太平寰宇记》载，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的司竹监依然保留，河内（今河南博爱、沁阳一带）和西安的司竹监因无竹生产而被取消。十二世纪刚结束，气候又开始变暖，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元朝初期）。元朝在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管理官办竹园的“司竹监”，但到十三世纪末又被停止了。这些都说明了气候变化使陕甘地区的竹林分布面积在不断地减少，竹林已失去了汉唐时代经济作物的地位。
五、隋唐五代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八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到第九世纪初西安南郊还种有梅花，柑桔也种植于长安。由于气候转暖，竹林的分布范围再度北移。陕甘地区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太平寰宇记》载，唐朝在京兆府（今陕西户县）、歧州（今陕西周至）和凤翔（今陕西凤翔）设有管理竹园的机构——“司竹监”。说明唐代关中有大面积竹林的经营。《新唐书•平阳公主传》载隋末平阳公主起兵之初曾招降据有司竹园的何潘仁。司竹园中能屯驻兵马，可见其范围之大。《大唐六典•司农寺》载：“司竹监，今在京兆、鄠（今户县）、盩厔（今周至）”，上引宋之问文谓长安城南有“千亩竹林”，可知产竹地区的广泛。唐王维描述其蓝田辋川别业中竹景点“斤竹岭”、“竹里馆”。“斤竹岭”因山岭所种高大竹子而称，“竹里馆”是因在溪边竹林中修建的建筑，说明蓝田也有竹林的分布。渭水上游的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杜甫于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该地所作的诗中有五首提到当地之竹。其中《石龛》、《铁堂峡》、《秦州杂诗》等明确描述当时秦州山地及其东的铁堂峡、东南的东柯谷等地多竹，是供朝廷制弓箭、箭竿等用的竹林。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甘州•张掖县》提到兰州西北祁连山东段，“多材木箭竿”，这种“箭竿”之竹可能就是高山竹种箭竹类、巴山木竹类。反映当时从兰州向西北经乌鞘岭沿祁连山到张掖一带有竹林分布。
持续的天气干旱对竹林分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玉堂闲话》载，唐天复四年（公元904年）陇（指陇州）、褒（今分归汉中市和勉县）、梁（梁州）之境，数千里内大旱，这些地区山中的竹林皆开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反映了当地竹林颇多，面积较大。同时也说明了天气持续干旱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六、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对竹林分布的影响
从十四世纪初的元末开始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我国的气候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寒冷期，历经500余年。在这个期间的最温暖时期，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已退至淮河流域。竹林在陕甘地区的分布也受到很大影响，十四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历代朝廷设立的官竹园亦被取消了。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水湿条件较好，耐寒的刚竹类刚竹、斑竹、淡竹有零星分布。周至东的筠溪亭，康熙年间“茂林修竹”，县东斑竹园之竹“其大如椽，其密如箦”，生长良好。清乾隆《鄠县新志》载户县草堂寺一带在北宋为千亩竹林，明正德十五年却“根株尽矣”。明隆庆《华州志》称州内“唐村地瘠民贫，率习为竹器之艺，已数百家”，想必其竹林不小。清康熙《续华州志》载州内刘氏园“多竹，竹岁入可数十千”。《华州乡土志》载：“傍山（秦岭）东西峪口多竹园，总计有二千亩。”又载：“太平河，州东郊，其源出太平峪五眼泉，北流经城内，其地竹园甚多。”反映出竹林分布与水源关系密切。清《重修辋川志》记载蓝田辋川龙口竹园是：“西园流泉灌中，曲折北出，门前置小桥，园中修竹万个，绿阴合围。东园竹亦森列，泉低不可引溉。”清康熙《凤翔府志》载：“明末张应福于凤翔东湖，植竹万竿。”这些竹林的规模已远远不及汉唐时代，且是长期进行引水灌溉、高度集约经营的结果。
山西中条山永济的明代栖岩寺一带是“竹声清杂水声寒”，至清代已是“竹千亩”；万固寺一带是“直排峰万笋，况有竹千竿”。上文中提及的中条山虞乡（今运城）王官谷在清代仍是多竹之地，号称“修篁茂密，溪水暗流，拨竿寻径，宛然陶公结庐处。”（清乾隆《虞乡县志》）说明水源是影响该地竹林分布的主要原因。
西北泾渭上游和北洛河上游也有竹林分布，明清文献中有记载。清道光《兰州府志》称道光十二年（1832年）兰州仍有竹生长。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平凉府部汇考》载六盘山西的静宁县和六盘山东的华亭县有竹，《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西安府部汇考》载邠州（今彬县）也有竹。可见陇东、六盘山一带在明清时期仍有竹林分布。志载北洛河上游的陕北佳县箭括坞，从明弘治到清嘉庆间“多产竹箭”。由于道光年间的极度严寒，该地竹林消失了。这些分布的竹林都是耐严寒的高山竹种，如箭竹类、箬竹类，而它们的经济价值不大。
七、结束语
现代西北地区的竹林分布大致是起自甘肃东南部渭河上游的天水一带，经六盘山南麓和千河上游，到渭河平原南部。主要有甘肃的天水，宁夏的隆德、泾源，陕西的陇县、眉县、周至、户县、蓝田、华县等地。竹林在沟谷、小平原等背风向阳、水源丰富处散布，呈不连续的斑点状分布。
建国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了南竹北移活动。陕西秦岭北麓的周至引种毛竹成功，形成了成片生长的毛竹林。兰州大学先后从临近地区引种刚竹、淡竹和毛竹，经7年培育已分布在校内各个景点，成为优良观赏竹。今后西北地区发展竹林生产应充分利用本地区的乡土竹种，选择背风向阳、灌溉条件好的地方种竹，扩大竹林分布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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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手工布鞋的织绣手工技艺流传的方式，往往取决于女性的生活轨迹和内容，出嫁前主要受母亲及娘家妇女的影响，出嫁后则主要受婆婆、婆家家族乃至整个村子妇女的影响。婚姻带来女性生息地的迁移，也带动手工技艺的流动，随着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协作，也使妇女之间的感情有所增进，农闲时所进行的协作性手工劳动，既提高了技艺本身，也起到了娱情和交往的作用。儿女远行，母亲总要备上新鞋和鞋垫。“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孟郊的诗句表达了两代人之间通过手工传递情感的深厚意蕴。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讲，馈赠手工鞋也有“走正路，快回家”的一种心理期盼，每天看到鞋子，就会自然产生对家庭的深刻牵挂。小孩的一岁生日，是两代人最高兴的时候，亲友会给孩子早早准备手工物品，其中就有精美的鞋子，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人们的一大看点，通过这些小型的展览，妇女们便可以开阔眼界，提升自身的手艺。手艺不精，对乡民来讲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再等到子女出嫁成婚时，原本的媳妇已成了有相当手艺的中年妇女。子女的婚嫁用品成了她精湛技艺的展示场地。手工嫁妆的准备期很长，从种棉、织布、裁剪、缝绣有时要持续二到三年的时间。手艺不精者，就会请手艺高的妇女作技术指导来应对这次大的考验。八十年代末，手工嫁妆在关中地区退居次要位置，只有被子和鞋仍然依赖手工缝制，其余全依靠机器缝绣，再加上现代化家用电器的普及，人们的看点已经从手工技艺的精湛程度转化到经济实力的比拼上了。关中地区为老人祝寿时，心灵手巧的女子就要亲手为老人制作手工礼物，给老人做上一双合脚的布鞋，会使两代人的情感关系更加和睦融洽。
农村老人年近六十岁时就要准备后事了，衣物鞋帽的缝制是必备的，人们称其为“老衣”。一般以莲花作为鞋底的装饰，鞋面为黑色，比平常的鞋子要大，但要轻巧。人们细腻而深沉的情感就蕴藏于手工制作的温情之中，日常的手艺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技术需求，也是民众之间情感传递的一种方式。手工是人类适应地球生存方式、改造自然的初始方式。在物化形态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历史赋予了手工劳动更多的人文因素，手工劳动不仅成为人类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手段，也成为文化过程的精神构成。手工艺设计首先是人影响了物的存在，手艺和物的磨合，也带了人类情感的沉淀，它明显区别于现代工业文明中人对物的感情，这种感情会在人与人之间形成规范，并影响着我们具体的生活细节。
二、手工布鞋的制作和分类
手工劳动的突出特点是周期长，工序与工序的环节间隔大。因为手工艺材料的准备具有季节性特点，有些手工物品的制作又受到农业生产的影响，需要投入长期和大量的农闲时间。手工布鞋的制作过程主要有“抹褙子”、“纳鞋底”、绣鞋面、“鞋帮制作”、绱鞋等。
每年四、五月份，农妇们开始“抹褙子”，即把先前积攒下来的布头和旧衣裳洗净裁好，在事先备好的门板或苇席上，用自制的浆子多层反复粘裱后，将其置于通风处干透，以备后用。晾干的“褙子”厚的叫“硬褙子”，用以做秋、冬季的鞋子，可以防寒。薄的叫“软褙子”，做春、夏季的鞋子，易于透气。裱糊好以后，褙子既可做鞋帮，也可以做鞋底。鞋底则要用多层褙子黏合，再用重物压实，使其平整。秋后小麦播种完毕，是妇女们纳鞋底的好时间。用备好的麻线，（把麻皮理顺，用线锤捻成结实的线绳。因为麻绳比较涩，需要不断地抹上黄蜡才能穿过厚厚的鞋底。因而后来就逐渐被机械纺的线绳取代了）。鞋底上绳子打结的方法很有讲究，通过多次打结，可使线绳形似一朵朵的小花，并注意其排列的秩序，组成好看的图案，既体现了女人的手艺，又起到了防滑的作用，秦始皇兵俑的鞋底上多变的针脚纹样就是这一技艺的远古明证。
记忆中每户农家基本上都有保存的鞋样子，分为鞋底、鞋帮和花样图案三种样式。鞋样在村妇手中流动、复制。聪明手巧的女人也根据穿者的脚型改正和美化鞋样。选定鞋样后，用复写纸过到硬白纸上，刻下形状，然后附在褙子上用针线固定，再剪出鞋帮的形制。鞋帮还要粘一层新的布料做外皮，需要绣花的鞋子要事先将花绣好。然后用白布条将鞋帮的边沿包裹，以求美观。刺绣前要进行配线，也就是拿出各色的丝线来配色，有的妇女则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色配不好，图案依然起不到好的美化效果。绣花是技术性很强的工序，手巧的妇女往往受到众人的羡慕。农闲时，关系亲近的几个人便聚在一处，交流手工技艺。小孩的鞋一般装饰较多，要运用布雕、布贴、刺绣相结合的装饰手法，有些部件要先行裁剪、粘贴、绕扎好基本形状，然后用线缝制在鞋子上，以起到立体的装饰作用。
棉鞋制作时，鞋面一般用较厚的黑绒布，与里衬之间均匀地填充进棉花，分左右两页鞋帮，用黑布条粘好边沿后缝合即可。鞋帮制作完好，就剩最后一道工序——绱鞋了。这也是很费气力的一道环节，要辅助以顶针和锥子进行。手劲儿弱的女子还要使用一种木制的固定鞋的器具——夹板，先要把鞋帮的前后左右用线固定在鞋底上，然后再一点点缝合。此过程看似简单，其实很有讲究，如果差之毫厘，鞋面就不平、不美观、也不合脚。许多妇女经常因此要而返工修正。布鞋分为童鞋、成年男、女鞋和老鞋（也称寿鞋，与寿衣一起作丧葬之用）。童鞋的形制最多，装饰最繁，有凉鞋、单鞋和棉鞋之分，未能行走的婴孩，鞋子要做得很柔软，不伤孩子的肌肤，所以鞋底和鞋面都很薄。有的老人采用绸缎作鞋面，效果更好。孩子长到三、四岁，随着户外活动的增加，不同场合、不同季节、不同寓意的鞋子就出现了，鞋底也开始增厚，装饰手法也趋于多样，有各种动物的形象如猪、虎、狮等，以寓意孩子健康成长。但其中很多都是为男孩设计制作的，女孩的鞋子要简单许多，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也是乡村手工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手工布鞋的旅游价值
>> 有机杂合，和谐共生 有机共生的设计 有机栽培稻鸭共生 基地带动三农和谐共生的有机农牧业园区建设 追寻“简单”与“有效”的和谐共生 强化有效渗透 促进和谐共生 有机食品，倡导绿色和谐 师生有效互动,构建和谐共生美术课堂 和谐共生的城市 城市.自然.和谐.共生 和谐与共生 语境再现和谐共生 绿色中国 和谐共生 与鸟儿和谐共生 唤醒自主，共生和谐 和谐共生，演绎精彩 与自然和谐共生 蔚蓝传承 和谐共生 读写结合，和谐共生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因此，只有消除全球化中的西方话语一元主宰局面，建立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才能维系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则肩负着在全球意识背景下维护并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重任，必须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能动性阐释和传递。从事翻译研究也应超越语言的界限， 从维护语言多元和文化多样性、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高度思考翻译的精神和使命。目前中国文化尚处于世界文化多元体系的边缘，理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整体文化建构，既要以开放的姿态和开阔的胸襟积极汲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营养，又要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及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生态。中国古典诗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和智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把中国古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传达出去，使之成为世界共同财富？这是古诗翻译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古诗英译的生态翻译取向，即通过杂合显异的译介途径，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译语文化和谐共生，从而使世界文化生态圈保持繁荣昌盛。
二生态翻译学对古诗英译的启示
生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近年来，“生态”一词被不断用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
生态学意义上的共生就是多样化和异质化的生物体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的和谐并存关系，即有机体之间的紧密联合，这种联合往往对每个有机体都是有益的。生物学意义上多样性是指生命形态的丰富程度。当其中某个物种过于强大时，就会吞噬其他物种，致使其他物种数量减少甚至灭绝，从而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样，就世界文化生态而言，作为有机体的各民族文化在整体文化生态场内应该以平等互融、共生共荣的方式和谐并存。如果某种或某些民族意识过强，就可能形成恶性膨胀的文化霸权意识，对其他民族进行侵略、改造或者归化，从而损害文化多样性，导致整个世界整体文化生态环境失衡。因此，对任何文化的狂热追求都将成为破坏文化生态、造成世界文化生态灾难的根源。
民族文化既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又必须依赖整体生态资源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与其他文化比较与互释的基础上凸现自身价值。正如任何低级生物体的出现或消亡都可能会带来整个生物链的重组或断裂，任何貌似弱小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必须以健全的心态对待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解构霸权文化的权威性和普适性，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世界文化”，从而建构丰富多彩的和谐文化生态环境。翻译就是要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认、互补，使人类文化处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涉及自然生态，而且涉及语言的生态。要想保持生态平衡，就有必要引入生态翻译这一概念。”[1]生态翻译就是“一种翻译实践，该实践控制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者和译者，该译什么，什么时候译，怎么译”。[2]（P167）从这个角度来说，翻译就是要促进语言和文化地位的平等，保持文化交流的平衡。肇始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种生态学途径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3]其基础理论中提出的“译有所为”，以及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原则之下的“三维”转换翻译方法，[4]对中国古诗英语译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译者从事翻译有其特定的主观动因，作为由原作文本到译作文本的重构者的译者，他们所持据的文化理念及译介宗旨直接影响译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古诗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译者在英译中如果一味地就范于英语的表达方式， 就会产生文化归化，使原有的中国文化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发生扭曲，淡化原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文思想色彩。如加布里埃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所言，“如果没有对另一文化的全面了解，要进行阅读就必需对异域文化他者进行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使之进入自己的言说方式。”[5]（P11）因此，从文化维来说，译者必须在承认和肯定不同民族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利哈乔夫的《文化权利宣言》指出“国家负有保存文化价值和文化本身的责任”[6]（P478）。承认并尊重差异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良往的必要条件。生态翻译学就是强调用整体、和谐、平衡和相互联系的观点来认识翻译问题。就古诗英译而言，就是要强调对差异性和多元文化的尊重，关注中英两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和谐与共生，以维护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下文拟从求异与杂合两方面对生态翻译观进行阐释。
三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
不同文化之间由于语言结构、文化源流以及思维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质性和差异性。“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学翻译，如何在跨越文化异质性的同时，充分展示文化相异性，并且表现出兼容并收的文化创造性，这是文学翻译是否能扩展成为文化翻译的关键。”[7]（P115）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有责任展现而非遮掩不同的客观存在。从生态翻译视角来看，翻译就是要通过传达文化差异性，促进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识。中国古诗英译的求异原则就是强调译文在可理解性基础上最大限度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异质性，使译文读者在体验差异性的同时体味原诗的艺术魅力，丰富译语文化。
“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个人和民族能够表达并同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 http：///static/files/pact_to_protect_diversity.pdf。语言是表现思想内容和传递文化内涵的载体，句式结构是文化内涵的直接体现。中西诗歌无论在语言文字表达、诗行布局形式，还是诗意的凸现方式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求异就是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将原作信息移至译文中，包括不同的表述语言、表现形式和表达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汉文化情感表达方式的独特性， 激发读者的新奇想象， 使其自觉感受原诗的意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实现文化精神的传输。
语言上的差异，如句法结构与修辞方面的差异，彰显了文化的特异性，而文化多元性的创造是以文化的特殊性为基础。因此，“翻译必须依赖与译入语文化不同的规范和资源”，[8]（P28）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影响目的语文化。例如，“中国古典诗中语法的灵活性――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糊和多元功能”，便于读者解读时在物象和物象之间“自由浮动的空间”中进行“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9]中国古诗这种语法关系的弱化特性，若移植到英语诗歌里，对英语诗歌偏重语法逻辑的传统就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策略以及对于美国现代诗歌产生的深远影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译著《神州集》中，庞德大胆摆脱英语固有的表达习惯和语法结构，有意识模仿中国古典诗歌文法模式和修辞艺术，有时甚至直接照搬源语形式，从中国诗歌中引进本土文化缺少和需要的东西。例如，他将李白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直译为：“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c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这种“直搬中国句法”[10]（P256）的译诗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给译入语读者造成一时的理解困惑，然而，他引进的陌生化的句法形式给英诗创作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语句形式和意象组合方式所透出的气息，是构成作品意义的有机成分，体现不同文化类型和精神取向对客观事物不同的观感态度。汉诗的意象是“在一种互立并存的空间关系之下，形成一种气氛，一种环境，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不将之说明的境界”[11]，这正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物方式。如果原诗这种异质特征在翻译中得以保存，西方读者就能更好领略到中华文化特有的诗情画意。通过研究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笔记，庞德深谙中国古诗通过意象并置直接体现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奇妙手法，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翻译实践，在《神州集》中，大量使用意象并置的手法，如把“荒城空大漠”（李白《古风》其十四）译成“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将“惊沙乱海日”（李白《古风》其六）的诗句译为“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很明显，庞德正是刻意打破西方严格的语法规范， 拒绝使用任何连词来表明诗句中各个意象之间的关系，采用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手法，让诗中每一个词都创造出鲜明的意象，凸显出真实事物的瞬间表现。虽然由于理解上的偏误，对于他的译文尚存争议，然而，他通过意象并置所构造的画面和意境却很是传神。尤其可贵的是，由于庞德的大力提倡，意象并置的技巧逐渐被西方诗人在创作中加以承袭。《神州集》也因此成为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大大地推动了意象派诗歌在西方的发展。庞德实际上是通过翻译，有目的、有选择性地吸取中国古诗中的精髓，为美国诗坛注入清新异样的元素，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语言体现了文化传递性，在古诗英译中尽可能采用保持原文差异性的做法，有助于打破汉英两种文化之间交流不平等的态势，摆脱英语文化审美观、价值观对汉英翻译的制约，使中华民族文化精华更好更真实地呈现于人类文化之林。
四古诗英译的杂合策略
“杂合”（hybrid）这一概念最初用于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物或植物的后代”，[12]（P523）后来也逐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些学科使用。在文学理论界，巴赫金在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杂合化（hybridization）问题时，把“杂合化”界定为“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13]（P358）而在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看来，“杂合化”（hybridization）指的是“不同种族、种群、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互相混合的过程”。[14]（P118） 翻译活动同时受两种文化的制约，面对两种迥异的语言规范、文化背景和叙述模式时，无论译者如何努力，其译文往往出现两种语言文化的“杂合”现象。沙夫娜（Christina Schffner）和阿黛柏（Beverly Adab）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体”。[15]（P325）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翻译是个“杂合的语言与文化认同过程（hybrid identification）”或 “不同文化的混合过程（mixing）”，而不是 “离散文化的整体交换（an interchange between discrete wholes）。”[16]（P69）韩子满把杂合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在充分借鉴翻译界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语文学汉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从多方面证明译文杂合的普遍性。[17]（P204）
近年来， “大多数后殖民写作对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表示关注，并把这种杂合性看作是一种优点而不是弱点”[18]（P183）。文努蒂认为，“在殖民和后殖民情境中，由翻译释放出来的杂合的确可以超越霸权主义的价值观，使这些价值观受各种地方变体的影响”[19]（P178）。换言之，翻译是一种文化间性（in-betweenness）的行为，这种间性不是简单的将两种文化或语言相加，而是在杂合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文化形式[20]。孙会军等认为，“处于‘杂合’状态的语言文化汇合了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经过吸收与融合过程后，常会获得一些本不曾具有的优点，实现对原来文化的优化与超越”[21]。以庞德的翻译为例，《神州集》翻译之所以被西方文化接纳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使用意象并置的异质手法外，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杂合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庞德一方面尽可能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汉语句法结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采取适当的杂合策略，以便更好地再现原诗的意蕴和意境，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文化精髓。我们不妨以李白《送友人》的译文为例看看其杂合策略的运用。
原文：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庞德译文：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在译文第一、二行中，庞德既发挥了英语介词和分词短语的优势，又摆脱英语句法结构的羁绊，将“青山（blue mountains）” “白水（white river）” 两个意象并置突出；第三、四行添加了主语“we”，强调动作主体，拉近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接下来两句又模仿汉语诗歌的句法特点， 省去冠词、动词及连接词，让活生生的意象并列呈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最后两句根据英语句法要求，借助代词“who”“our”“we”和连接词“as”，将人物时空关系交代清楚，避免英语读者产生理解困惑。可以说，整首译诗通过杂合处理，突破成规，标新立异，既直接传译出原诗的意象，又很好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正是因为庞德的良苦用心，《神州集》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歌才能为众多的英语读者所接受。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林语堂先生可谓是另一位值得称道的“文化使者”。在对外“输出”中国文化时，林语堂先生“两脚踏中西文化”，将中华文化表达形式与译语表达形式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译语，从而提高了中华文化的生机与力量。他的译介策略，开创了中西杂合互补的成功范例。且看他对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翻译，原诗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林语堂译为：
The light of water sparkles on a sunny day，
And misty mountains lend excitement to the rain.
I like to compare the West Lake to “Miss West”，
Pretty in a gay dress， and pretty in simple again.
原诗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前两句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和雨天的山色，给人一种自然的美感。后两句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拿西施来比西湖，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译诗具有明显的杂合痕迹，既保留了中国诗歌的结构，又采用了英语句式，节奏基本上是抑扬格五音步，尾韵为aaba，读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很好体现了原诗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从意蕴上讲，译文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尤其是对于中国“西子”这一文化意象的处理更是别出心裁，在直译“West”的基础上加上一个“Miss”，既传达出原诗意象，又填补了译文语境的文化空缺，让西方读者对这个中国古典美人增添了几分熟悉和亲近感，从而产生更进一步“认识”的好奇。于是，这位戴上了“Miss”帽子的“异质”的东方小姐便自然而然地从审美层面进入到西方人文思想建构中，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功能。如果简单地将“西子”直接音译为“Xi Zi”，译文读者将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涵义，即使用注释来弥补，也会减少阅读的，毕竟诗歌不是文化读本。这正如孙艺风所说，“如果翻译愿意做到表述充分，使他者性显现于目的文本中，那么自我和他者的混合将在重写文化政治交流的活动中，以更嬉戏式、更富创造性的形式相互对位。”[22]这种杂合的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借英语的“外壳”进入他乡，与译文读者直接接触，随着英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 他们的文化心态将变得更加宽容和开放， 更加正视并吸收中华文化的异质因素以便丰富自己的文化，而目的语读者视野的变化又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在异国文化交流中的深入。从生态翻译视角看，借助于杂合的力量，可以保持语言的差异性和异质性，促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状况。
五结语
多元性发展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角度来看， 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生与融合。翻译使中外文化的衔接与交流出现优势与活力。然而，中国文化在汉译英中的传播一直面临着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严峻挑战。我们提倡生态翻译取向就是要从传承与建设中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汉译英问题，通过张扬共生性和多样性来否定强势文化单一的文化取向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扭转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古典诗歌的对外译介，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播撒，使世界整体文化结构更趋多样化、立体化的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民族文化自身特质得以保持、发展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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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的乡村不同于北方建筑的红墙红瓦，简洁的平房院落布局和棋盘般笔直的街道。在这里，更多的建筑是依水势而成，房屋的整个走向，就是穿村而过溪水的形象。淡淡的炊烟、青青的梯田，暮色中断断续续的牧歌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入到水墨幻境之中。
绿树掩映下的泼墨山水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走进婺源，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山水国画。
婺源境内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平均气温16.7度，年降水量1847.9毫米。全县林地面积370万亩，其中生态公益林15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婺源境内高峰百座，河流纵横，奇峰、怪石、古木、飞瀑、驿道等，构成一幅幅纤巧秀美的山水画卷。
婺源溪流密布，河流总长516.4公里，置身婺源，一个山环就是一个水面，一个水面即有一个山村，一个山村就有一座小桥，一座小桥即为一幅景色，即便是一条村边小溪也清澈见底引人遐思。
清晨，青山掩映下的徽式村庄，远远看去，像浮在绿色海洋里的一片片落英。淡淡的炊烟把这里妆点得飘飘欲仙。细细品赏，村庄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处于其中如同进入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之中。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其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物中。婺源古村的建筑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李坑是一个以李姓聚居为主的古村落，距婺源县城12公里。李坑村四面环山，古建筑保存完好，布局极有特色。村外两条山溪在村中汇合为一条小河，溪河两岸均傍水建有徽派民居，河上建有各具特色的石拱桥和木桥。河水清澈见底，河边用石板铺就洗菜、洗衣的溪埠。山光水色与古民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李坑村内有两棵古树：一为桂花树，年代久远，树形庞大。胸径粗达0.91米，高11米，至今每逢秋月，桂花开放，有香飘十里之说；另一为紫薇树，生长在武状元李知诚的故居后院内，树龄五百余年。看似衰老不堪，树干、树枝几乎枯萎，只靠树皮吸收养分，但至今仍旧开花，且花期长达九十天。有诗赞叹：“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长放三月久”。
江湾位于婺源县城东20公里，地处三山环抱的河谷地带，东有灵山，南有攸山，北有后龙山，一条梨园河由东而西，呈S形从三山谷地中穿行，山水交融，给江湾平添了许多灵气。
江湾人引以为骄傲的是后龙山，他们把本族的人丁兴旺、英贤辈出归功于后龙山的龙脉好，这种风水观念自然不足为信。但江湾人在此观念的作用下，创造了一个封山育林、保护生态的典范。自古以来，婺源江湾人不准任何人动后龙山上一草一木，古有“杀子封山”，今有“杀猪封山”。“杀子封山”，说的是十八世祖江绍武治理江湾铁面无私，他儿子违规到后龙山砍柴，被护林人捉住，为杀一儆百，他将儿子绑起游街示众，并将其处死。从此以后数百年间再没有人敢上后龙山砍柴。后龙山的植被由此保护得十分完好。如今走进后龙山，就如同走进了原始森林，满山古木，遮天蔽日，给依山而建的婺源江湾古村增添了不少神韵。
月亮湾坐落于秋口镇金盘村附近，是县城前往小桥流水人家的李坑和江湾的必经所在，距离县城5公里左右。春天里，月亮湾周边田野绽放着金灿灿的油菜花，粉墙黛瓦的古民居点缀其间，站在月亮湾附近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宛如一幅绝美的中国乡村风景画。
这里是摄友们钟情神往的采风去处。若遇到烟雨天气，月亮湾水雾蒸腾，有轻舟拂过水面，有如桃源仙境之感。每逢春暖花开时，月亮湾的优美风光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因此月亮湾也被众多摄影爱好者称之为“最美的水中沙洲”。
在婺源，古朴的村镇和华丽的春天并不矛盾。人们穿行在成片的金黄色油菜花间，总有一些淡淡的愁绪和忧伤涌上心头，但随之又会被金灿灿的美丽淹没。倘若此时有一辆自行车，在田间享受慢下来的山水况味，那些婺源的细节就会进入眼帘。千年古樟树一丝丝将根茎扎入土壤的耐心、田埂上默默独行的蜥蜴、溪流中倒映的深深浅浅的绿，都像阳光、花香、清风、鸟鸣一样，在大自然中被细心人感知着，而这也是婺源带给人的另外一
种美。
千年凝聚的护绿之心
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和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故里，曾出过550名进士。这里的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西北的大鄣山，《山海经》称之为三天子鄣，秦时，始皇帝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其中“鄣郡”就是以大鄣山命名。东北的浙岭山头留有“吴楚分源”界碑。中部的文公山，有朱熹回乡扫墓时亲手栽植的古杉树16棵。千年的文化传承和不断深化的天人合一之心，使婺源的生态始终
良好。
作为全国惟一以县为整体命名的国家3A级旅游区，婺源境内空气、水质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婺源境内现有木本物种1500多种，草本物种3500多种，属国家一二类保护的动物和树种达80多种。其中有绝迹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濒危珍稀鸟种黄喉噪鹛。婺源鸳鸯湖是亚洲最大的鸳鸯越冬栖息地，鸳鸯湖栖息鸳鸯最多时达2000多对。
长期以来，婺源坚持“以封为主，封、改、造相结合”，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和造林绿化工程，做大森林资源，抢救性地保护了以天然常绿阔叶林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和文化与生态旅游业三大产业，追求绿色发展。他们加大环保力度，对原有污染型企业和耗材大、附加值低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通过推进水资源保护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实现了“户保洁、组收集、村转运、乡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一系列的举措，让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让美丽乡村永续发展。
在婺源，一群保护生态呵护环境的奉献者成为了名人。
郑磐基，婺源县林业局一位年逾古稀的护鸟老人。对他来说，黄喉噪鹛不仅是国宝，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为寻找黄喉噪鹛，他用了整整4年时间，踏遍婺源的山山水水，2000年5月他向世界宣告濒危珍稀鸟种黄喉噪鹛在婺源繁衍生息。之后几年，他每天都抽出时间研究黄喉噪鹛的生活习性，并撰写论文《婺源黄喉噪鹛保护小区建设与功能研究》，荣获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项目一等奖。婺源县还出现了一支王振飞领头的义务护鸟队，每到众多摄友前往黄喉噪鹛繁殖地拍摄时，护鸟队每天不间断地轮流守候在必经路口，几年来，他们平均义务守护达3000小时。
赋春镇长溪村，有一位“一手拿锄头，一手拿鼠标”的农民戴向阳。他利用网络宣传家乡、“叫卖”家乡，一个人带富了一个村。长溪村地处僻远，交通不便，600多农户守着微薄的土地靠传统耕作过日子。2005年，戴向阳率先买来电脑，建起网站，每天上网用图片、文字推介当地的风光与特产。如今，每年秋天枫叶红时，游客络绎不绝，最高峰超过4000人，带动30多户村民办起农家乐增收致富。在春季，长溪村的春茶又吸引了众多游客，由于地处深山集中了婺源自然生态的精华，所产的高山绿茶属于没有任何污染的有机云雾茶，所以会有很多游客到茶园中一边学采茶，一边呼吸大山中清新的空气，别有一番
风味。
一、爨阵八法
“爨阵八法”的烹饪之道，主要是“天灶，地灶，红案，白案，生案，水案，凉菜案，配菜案”八法技术，且每一种技术都有相对应的厨行术语。厨房讲究布局要合理，才能使工作协调方便，水案、配菜案靠近天灶，水案张发干货及过油，换热水方便。配菜师傅将配好的菜递给天灶师傅烹调，速度快，效率高。红案、白案要上蒸笼，靠近地灶最方便。古诗“天地分南北，生冷各西东。水配一天灶，红白靠地锅。”就是这个意思。爨阵八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即形象又生动，言简意赅，易学好记。
（一）天灶
天灶布局一般以两排相对，成井字形，这样工作顺手方便，速度快。天灶是厨房的龙头，天灶一动，其他各部门都跟着忙起来，因此天灶的位置极其重要。烹饪中术语云：“井字布局宜四方，南出北应八面忙。龙头一动作作起，虎尾一扫处处清。”天灶厨师要求动作灵活、敏捷，要对天灶每个火眼的作用、功能、火力的大小运用自如。古时在外支锅造饭，用三块大石头对称放置，上放容器，下面烧火，用来煮熟容器里的食物。这种原始火灶，经不断改进，形成高炉灶。这种高炉灶是用土坯磊成的，后来也有用砖磊制，炉子呈圆形，肚大口小，下有炉条。过去遇到红白事，厨师外出干活就不用备炉子，直接用一些砖，和一些泥，随砌随用，干完活一脚蹬倒，因此又叫“一脚蹬”。现在农村有时还用这种方法。
（二）地灶
地灶又称地锅、蒸锅，分生蒸、熟蒸、清蒸、老蒸、嫩蒸、拍粉蒸、扒蒸、红蒸等，对掌管地灶的蒸工要求极高，既要掌握地灶的习性、火候合理，运用时间适度，还要对其它各作了如指掌。地灶主要是为水案蒸发、生案蒸熟、红案熘透、白案蒸制、天灶加热、凉菜案制熟。在出菜的过程中，既要及时又要蒸熟馏透，是八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菜肴装进笼屉，笼屉一层一层扣好，火焰旺，气势足。术语说得好：“地锅功夫在蒸工，有酥讲嫩定时间；但得肉酥鱼鲜嫩，技法抢时应争先；生蒸熟熘要准时，红白两案配合稳；原料以汽分大小，适度时宜出笼准。”
（三）凉菜案
凉菜案是制作冷菜的工种，把各种动植物性原料经过加工成形烹制成熟或腌制入味晾凉后装盘。冷菜是筵席的开始，是开路先锋，其主要方法有腌制、拌、炝及酱、卤、熏、煮等热制冷吃。冷菜“用料要全面，荤素宜相兼。量匀色有异，调味法善变”，要百菜百味，刀工细腻，拼摆整齐，色彩搭配协调，荤素搭配合理，形态饱满，构思巧妙，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诱人食欲。正如术语所说“鸾刀穿梭快如飞，丝条块片切一匀。摆尽人间大地物，巧夺天工绘彩云。”
（四）配菜案
配菜案是八作中的重要工种，配菜人要知识丰富，通晓各种动植物原料的品质、性能，分档取料，做到物尽其用。配菜师傅要知识丰富，通哓古今宴席的规格，合理配膳、科学配伍，常被尊为厨房的“主管师傅”。“五湖珍品握在手，四季时鲜运掌中。洞察天时知性能，运筹得当配有功。”这说明配菜师傅的重要性。配菜师傅要“配菜取料量材用，陪衬有色宜重形。切片有法齐而整，多样菜品均不同。”配菜时要注意色彩、形状的合理搭配，要“配形不宜乱，顺色应改变”，如果“宾主不分清，配成也无功。”
（五）红案
红案又叫熟案，其主要工作是熟料扣碗，因其扣菜中红菜居多，所以叫红案。术语说：“红案技术在扣摆，鸡鸭鱼肉熟出骨。原料面子要整齐，调味技法各有术。”“反扣鸭子正扣鸡，鱼块仰扣肉顺皮；野味剁条鼋宜整，甜菜摆面果装心”。是说鸭子从鸭背开刀剔净骨，用胸脯作面子整扣碗中，加汤下调味蒸酥烂，因为用胸部作面子，谓之“反扣”；扣鸡用鸡的背部作面子，谓之“正扣”，然后放入调料，加鸡汤、盐上蒸笼，蒸至鸡酥烂；瓦块鱼、虎头鱼等鱼类都是皮朝下扣入碗中，此为“仰扣”；红烧肘子、虎皮肉、米粉肉等都是皮朝下顺摆，上桌时反扣过来，形态美观；甲鱼，因整只形状美观，所以扣碗应整扣，成菜美观大方；扣八宝甜饭，要在碗底先摆上各种果脯，成美丽图案，也可摆上吉祥图案或文字，再放调过味的熟糯米上笼蒸透，翻扣盘中，上笼蒸熟。
（六）白案
白案，指的是面点厨师运用各种原料制作干、稀主食或花样点心，以供筵席之用。“能掌古菽粉，善制四面珍；味适八方主，十指技艺深”。技艺高超的面点师能用各种五谷杂粮等原料制作不同形状、不同风味的主食和点心。这些点心，荤素兼备，甜咸适口。“推扒折叠与包擀，蒸烤炉炸技艺全；甜咸荤素品味多，只在手法千万变”。制作点心技法很多，和面要用推、扒、揉、搓等技法，才能使面团柔、软、弹性好。包馅、擀皮，样样精通；蒸、烤、炸、煎烹调方法多样，甜咸荤素品种众多，这些方面关键在于手法的变化和技术的全面。白案师傅与配菜师傅要相互协作，既分工又合作，才能做好适合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筵席要求的点心，增添筵席特色。
（七）生案
生案，即运用各种刀法，将原料加工成形以便于配菜，或直接交给天灶、地灶，由掌勺师傅上火烹制。生案加工生料，所以厨师首先要学会使用各种刀法。刀法是指行刀的各种技法。“降龙伏虎仙人路，怀中抱月除邪奸。”是说批刀的持刀方法和运用批刀批原料的过程。持刀的右手食指伸直，紧贴刀背，形如仙人指路，大拇指在刀上，中指在刀下捏住刀，无名指、小指握住刀把，左手四指稍微分开按住原料，右手从外向怀里一推一拉使刀运行，将原料批成片，两只胳膊松肩曲肘，成圆形，好象怀中抱着圆月亮。“切前剁后片中间，劈砍灵活剔用尖。托刀削皮砸用背，八法用刀各不一。”是说一刀多用的方法。除刀工外，生案还要负责上浆、整鸡及整鱼出骨、烤鸭上叉等。总之，生案要会运用刀工处理原料，还要会其他技术，以便互相协作，提高工作效率。
（八）水案
水案是发制干货原料的工种。由于很多原料特别是高档原料，其季节性和区域性都比较强，产地和消费地相距甚远，为了使山珍海味易于储存和运输，人们往往把这些原料制成干品，便于长久保存，使非产地的人们也能吃上山珍海味。干货原料涨发方法多样，有水发、油发、碱发、蒸发等，尽可能使干货原料涨发到接近鲜品时的状态，去除异味增加香味，便于烹调和食用。
二、徐州饮食文化的形成
（一）历代名人雅士的诗文轶事，推动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形成
徐州号称龙飞之地、将相之乡，文人墨客、艺术大家，数不胜数。历代名人雅士在徐州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饮食文化史料，这些为徐州饮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战国时期，“烹子事主”的易牙，晚年流落于徐州，求教彭祖的烹饪之道，其创制的“易牙五味鸡”及用于齐桓公会诸侯的“八盘五簋”筵流传至今。后人为纪念这位大师，历代都有以易牙命名的饭庄。楚汉相争，项羽称霸都彭城，开国大典的“龙凤宴”一时传为佳话，后有人题诗云：“一餐龙凤宴，尝尽天下鲜；珍馐佳寰宇，疑是上九天”。刘邦讨伐英布，回故里集名师、汇珍馐大宴百官百姓，击筑作《大风歌》，名扬天下，后有人赞云：“集四海琼浆高祖金樽于故土，会九州肴馔铿膳秘以彭城。”可见筵席盛况；其“沛公狗肉”更是誉名全国。苏轼不仅是位才华超群的文豪，也是一位美食家兼烹饪大师，他善于调味，精于食道，写有《老饕赋》、《炖肉歌》等，自号老饕。在徐州任知府时，有“回赠肉”、“金蟾戏珠”、“五关鸡”、“醉青虾”，亦称“东坡四珍”，写有大量的饮食诗文。后有人题诗赞“东坡四珍”：“学士风流赞老饕，烹调有术自堪豪。四珍千载传佳话，君子无由夸远庖。”唐代名歌妓关盼盼，不仅能歌善舞，还擅长烹调，曾为大诗人白居易做过两次令人赞叹不已的佳肴，一道是“油淋鱼鳞鸡”，一道是“葱烧孤雁”。徐州古迹“燕子楼”现在犹存，清末名人钱食芝曾题诗云：“千年故事已成古，名楼佳肴传世人。”唐宋时期，韩愈好饮食，曾亲自创制了不少名菜，如“愈炙鱼”，在徐州广为流传。随父来徐州的白居易，爱吃一种鸭子，因其字“乐天”故称“乐天鸭子”。明朝刘伯温三次来徐，对徐州名菜“炒苔菜荚”赞不绝口，相传还曾亲自指导厨师做了“南煎丸子”、“酿苦瓜”、“里脊苦瓜”、“莲子苦瓜”、“野味三套”五个菜。从其著有的《多能鄙事》卷一至卷三的饮食部分，可见其对饮食极有研究。清光绪年间，徐州名人文兰若，笃钟于饮食文化，对烹饪颇有研究，有“文老饕”之称，家传有《大彭烹事录》及《东坡食谱》（后毁于十年期间）。清末民初，徐州名人秀才钱食芝，不但常以诗书画自娱，还对烹饪既有擅长又有研究，曾写有“红黍是好友，白鱼我仇人；鲜莪长交往，狗肉冤更深”等诗文。徐州名菜“三军占鳌头”，就是抗日名将李宗仁在徐州指挥抗日时，徐州名厨胡德荣老前辈特意做的一道菜，寓意深刻，深受李宗仁的喜欢。名人在徐州，很多都与徐州菜结下了不解之缘，如刘邦皇后吕雉的“牝鸡抱蛋”；梁王朱温的“独占鳌头”。这些名人雅士与徐州烹饪的不解之缘，无形中推动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发展。
（二）独特的地理环境，扩大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影响
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处于华北平原的南部，黄淮平原上。京沪陇海铁路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流过，黄河故道横穿市区。作为交通要道，齐鲁文化圈和吴越文化圈相交之处，千百年来南北方的交流使徐州人既有北方人特有的豪爽、热情，也有着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这是由历史已久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底蕴所造成，也铸就了徐州独特的饮食文化风格。徐州周围有山有水，古语云：“三片平原三片山，故黄河斜贯一高滩”。仅山就有50余座，水有故黄河、奎河、京杭大运河、云龙湖、微山湖、骆马湖。夏季暖热湿润，高温多雨，冬季干燥寒冷，雨量较少，全年光照充足，积温高，降水较为充沛，水分资源比较丰实。这些气候和地理环境为徐州地方饮食文化的特征提供了物质条件。由于徐州与山东毗邻，受孔孟礼教遗风的影响较深，在徐州地方饮食文化中，饮食礼仪文化尤显突出，来人接待、座位安排、敬酒敬茶礼节等都有一定的讲究，这些礼仪文化，大大丰富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内涵。如徐州人喜食鲤鱼，因鲤鱼的“鲤”与“礼”谐音，“鱼”与“余”谐音，在古代，徐州就有“鲤鱼跳龙门”之说，民间有“无鲤不成席”的俗语，且鱼菜上桌，鱼头必须要对着主宾或年长者；因“鸡”与“吉”谐音，含有吉利的意思，因此徐州酒席中必不可缺少鸡。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徐州地处淮海经济区中心，其饮食文化也辐射到周边地区，徐州周边地区的一些饮食习惯、饮食习俗等大多与徐州接近或相同，在几千年的饮食文明中，徐州与周边地区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饮食特色，扩大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影响。
（三）特色突出的饮食习俗和民间风俗，奠定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基础
徐州乡土菜，量大实惠，重油、重盐、重色，善用葱、姜、蒜、香菜、小茴香等辛辣食物调味，口味多辛辣，制作上多简洁方便。徐州人爱吃蝉、蚕蛹、豆虫、蝎子等奇特食物，甚至连水中的杂草、难闻的臭椿豆都当成一种美食。徐州人喜食辛辣，爱吃葱、姜、蒜、香菜、芥菜、茴香菜、辣椒等刺激味重的植物性食物，且特别喜爱生食，家庭中常制作“拌五毒”（青椒、大葱、生姜、蒜瓣、香菜切丝同拌）来下饭，这大概和徐州人的性格有关。徐州一带和山东南部一些地方，并沿着陇海线均属“辣椒带”，在一些凉拌菜中大多喜欢放一些香菜、葱、姜、蒜泥、芥末等。家庭烧炒菜，也爱放辣椒，好像不带辣味不刺激，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奇异的食风，如喜食麻辣兔头、卤羊耳、羊蹄、狗蹄等，这些都造就了徐州乡土菜奇特的风味，也无形中增加了徐州乡土菜的魅力。俗话说“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这是徐州周围地区的真实写照。徐州市辖邳州、新沂、睢宁、丰县、沛县五个市县，各个市县的乡土菜也有区别，由于风俗习惯不同，因此，各地的乡土菜在原料的选用和风味上也有所不同。徐州的“伏羊节”全国仅有，“冬吃三九，夏吃三伏”，羊肉系列菜更是枚不胜举。“夏吃伏羊”、“冬至母鸡汤”是徐州地区特有的民俗，不同节日和节气，也有不同的饮食风俗，这种食俗与古代祭祀、中医学理论、阴阳五行、节气变化、民俗习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历代流传下来的名菜、名点和名宴，提升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内涵
徐州菜点经过历代流传和创造，形成了系列名菜、名点。徐州菜作为江苏菜的四大风味之一，其特点是：华而实、丽而洁；浓而不浊、淡而不薄；以鲜为主、兼蓄五味；擅长炸、烹、溜、炖、蒸、扣等技法，取料广泛，注重食疗。如“羊方藏鱼”、“易牙五味鸡”、“龙凤会”、“冬瓜四灵”、“雪花八卦鸡”、“养心鸭子”、“东坡肉”、“糖醋四孔鲤鱼”、“蜜三刀”、“蜂糕”等等。这些名菜点是徐州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徐州饮食的历史和创造，是徐州饮食文化的重要资源。筵席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筵席的规格和组成可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能窥视其地方食俗的一般规律，徐州古今筵席较多，很多地方资料均有记载，从这些筵席的规格、形式可以窥见徐州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徐州古典宴席“龙凤宴”相传是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举行“开国大典”时，由虞姬娘娘亲自设置的，取料严格，仅限于鳞羽两族动物，没有蔬菜，高贵典雅。“凤鸣宴”与鹿鸣宴、鹤鸣宴齐名，取料于地方名产，兼以精工烹调，充分发挥地方名厨擅长的烹饪技艺。“宴”取意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和人生的大中小三个不同时期，故又称“三八宴”。道家“太极宴”包含着道家文化的深邃含意，与之相应的道家风味宴席还有“太虚宴”。“洞房宴”、“大十样”、“水十样”“八盘五簋宴”等是徐州传统婚丧嫁娶筵席，丰盛简单、实惠大方，体现了地方的日常饮食习俗。徐州筵席除上述外，还有大三滴、中三滴、小三滴、五吉筵、十全筵、狗全宴、菩提宴、五福面席、四四药膳鸡宴、六六药膳鸡宴、彭祖养生宴、彭祖百寿宴、沛公宴、高祖宴、素八珍、三八托荤宴、三五宴、八仙宴、四四宴、海参席、三汤五割宴、五菜平头宴等，近年来还开发出了一些新的筵席，如彭祖营卫宴、鸿门宴、东坡宴等。
（五）特色鲜明的物产、特产，充实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内容
徐州物产丰实，为地方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蔬菜品种繁多，常年不断青，一年四季有别。其中比较有名的土特产如铜山的韭黄、苔菜；邳州的苔干、辣椒、搅瓜、白果；新沂的板栗，骆马湖的银鱼，沛县微山湖的水藕、菱角；丰县的牛蒡；徐州当地的青萝卜等。野生蔬菜众多，食用普遍，如荠菜、扫帚菜、马兰头、枸杞头、南瓜稍、马齿苋、榆钱、槐花、山芋梗叶等。家畜、家禽饲养历史悠久，且久负盛名，有猪、马、羊、驴、牛、鸡、鸭、狗、鹅等，清代《调鼎集》中就有“徐州风猪天下闻名”的记载。徐州原料歌云“东猪西羊青山鸡”，“东猪”指铜山一带饲养的猪，“西羊”是指丰县的山羊，“青山鸡”指铜山青山泉乡一带养的优良鸡。另外，还有沛县的家狗，邳州的家兔等均闻名全国，这都充分反映了徐州当地的肉品丰富优良。徐州境内有微山湖、骆马湖、大运河、云龙湖等水域，水产品一年四季不断，“微山湖的四孔鲤鱼”天下闻名，1956年视察徐州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骆马湖有银鱼、青螺、青虾，且一年四季有鲤鱼、鲢鱼、草鱼、扁鱼、桂鱼、甲鱼、鳝鱼、青虾、田螺、河蚌等应市。由于有山有水，故徐州野味众多。最早记载的“雉羹”就是利用野鸡制作而成。除此之外还有野鸭、刺猬、鹌鹑、斑鸠、麻雀、野鸽、野兔、獾狗等应市，乡土菜中常用这些原料制作菜肴，如烧野鸡、炖野鸭、野兔烧宽粉等，“野味五套”还是徐州的传统名菜。其它各种原料制品丰富多彩，豆腐、腐乳、抽油、萝卜榨菜、山楂糕以及家庭腌制的各种酱菜等，举不胜举。其中邳州八义集臭豆腐、睢宁的绿豆饼、徐州万通酿造厂的青方和山楂糕等均为驰名全国的地方名产。众多的地方名特副食品，也为徐州菜增加了独特的风味，如徐州万通酿造厂的酱油、米醋；睢宁古邳的甜油、抽油；新沂沙沟的小磨香油；邳州的大蒜、尖椒等，徐州的萝卜榨菜、八义集的腐乳等也常用于菜肴的调味。徐州人民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仅掌握了各种原料的特性和食用，创造出了众多精品菜肴，还发明了多种制作方法，如腌制、风制、干制等，说明了徐州地区不仅物产丰实，而且对其使用，还有一整套经验。这些物产为徐州菜的制作提供了物质保障。
（六）风味独特的地方特色小吃，丰富了徐州饮食文化的内涵
风味小吃是指在口味上具有地方特殊风格的食物或食品的总称。地方风味浓厚，往往选用地方特有原料、工艺及调味，既有地方的饮食习惯，又包含着地方的饮食风俗，具有明显的地方饮食文化特征，能反映当地的物质及社会生活的全貌，既可作为早点、宵夜的食物，又可作为筵席的菜点使用，特色分明，风味独特，通过对地方风味小吃的品尝，能了解当地的人情风貌。徐州是古代及现代的商贾云集之地，商业发展迅速，饮食业也是集百家之长，特别是风味小吃，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如久负盛名的辣汤、饣它汤，由来已久，盛行于徐州一带，他处均无；绿豆丸子汤（煮馍），是最大众化的汤点；牛肉汤、羊肉汤常年应市，配以状馍、烧饼，风味独特；玛糊、油茶鲜香味浓、营养丰富，具有食疗作用；热粥则粥味浓香，粘稠可口；豆脑更是鲜醇而嫩，辣而不烈，其它的还有“蛙鱼”、“火烧”、“煎包”、“烩面”等等，风味独特，别具一格。
（七）独特的烹饪技法，增添了徐州饮食文化的亮点
徐州菜注重技法，善用蒸菜、地锅、拔丝、熬、炒、煸等技法。蒸菜是徐州最常见的乡土菜之一，一般选用新鲜的蔬菜，如芹菜叶、莴苣叶、扫帚菜、槐花、榆钱、春不老、萝卜、胡萝卜、茭白、牛蒡等，洗净晾干后，拌以面粉，上笼蒸熟，食时拌以蒜泥、辣椒酱等，炒制也可。地锅是过去农村省时省事的做法，现则流行于市肆，有些店铺专卖地锅，并且开店到南京、北京等地，极受欢迎。方法是把原料加工后放入锅中与调料煸透，加水，锅底烧木材，快出锅时，锅四周贴上面饼，又称“老鳖溜河沿”，有饭有菜，过去农村忙时，为图省事，多选用地锅，原料可荤可素，实用大方。“拔丝”是徐州烹饪技法一大亮点，技术难度大、要求高，特别是喜宴中不可缺少的；“熬”法是徐州最常见的方法，相当于“烧”的技法，用于“熬”的菜肴很多；扣蒸也是徐州常用的技法之一，如“米粉肉”、“虎皮肉”、“肘子”、“三鲜”等。这些技法突出了徐州烹饪的技法特点，为徐州饮食文化增添了又一亮点。徐州饮食文化在4000多年的形成和发展中，除上述因素外，宗教饮食，特别是道家饮食也对徐州的饮食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徐州的茶文化、酒文化等也对徐州饮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徐州饮食文化资源在其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壮大，形成了现在这种璀璨夺目的饮食文化状态。
三、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特征
彭祖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烹饪术，导引术及房中术，尤其以养生而被历代人们所奉承。因为彭祖制羹献尧帝，因而有了以人名而命名的城市———彭城，也因为制羹献尧，而被奉为烹饪行业的祖师爷，由此，在彭城产生了由人名而命名的风味菜点———彭祖菜，证明彭祖对世人的影响是大的，贡献是突出的。过去徐州北门有一彭祖庙，殿庙有一巨鼎，殿内有“提雉烹羹”的壁画。彭祖的影响至大，连后来的孔子对他也是推崇备至，孔子、荀子、吕不韦等先秦思想家都有关于彭祖的言论，《史记》等史书也有关于他的记载，道家更是把他奉为先驱和奠基人之一，许多道家典籍都有其养生理论。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夜，乘火车来到徐州，在接见徐州市领导干部时说：“徐州应是养生学的发祥地。尧时有位叫籛铿的，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养生学家。尧封他到大彭，也就是徐州市区周圉这块地方，建立了大彭国。”“彭祖为开发这块土地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带头挖井，发明了烹调术，建筑城墙。传说他活了八百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寿之人，遗留下养生著作《彭祖经》。”他还说：“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夫子就非常推崇他。庄子、苟子、吕不韦等都曾论述过他。《史记》中对他有记载，屈原诗歌中也提到过他。大概因为他名气太大了，到了西汉，刘向在《列仙傅》中竞把彭祖列入仙界。”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是以彭祖饮食内容为载体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是徐州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精神文明赖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它与徐州的历史、区域、经济、民俗、物产、烹饪技法等密切联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志。徐州饮食文化的内容丰富，包括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烹饪原料文化、小吃文化、主食文化、菜肴文化（名菜、小吃、小菜）、面点（糕点）文化、早点文化、烹调技艺文化、日常食俗和节日食俗文化、食品文化、饮食礼仪文化、饮食器具文化、饮食方言文化、宴席文化、饮食养生文化、饮食诗文文化、名人饮食文化、餐饮经营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因此，开发和研究徐州传统饮食文化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徐州旅游和经济的发展。在烹饪方面，彭祖为徐州的后人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菜品，包括其传人所创作的一些精品，至今仍在流传。徐州历史悠久，历代文人辈出，有着灿烂的饮食文化。有人认为徐州菜就是彭祖菜，彭祖菜就代表徐州菜，徐州饮食文化就是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成然，二者有相关或很大关系，但绝不是一个概念。什么是彭祖菜？它包含的含义及范围又是什么？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有什么特征？因人名而命名城市，又以人名命名的菜品流派并冠以文化范畴，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要对徐州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研究，挖掘和整理，必须弄清彭祖菜的内涵，所涉及的范围、内容，牵强附会、摸棱两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现今社会里，如何鉴定为彭祖菜？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有何特征？徐州的地方菜是不是就是彭祖菜？地方菜和彭祖菜有什么区别？是我们研究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前提。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广义的彭祖文化是指与彭祖有关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种生活方式进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以及基于这些方式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彭祖物态文化，指与彭祖有关的遗迹、遗存；二是彭祖制度行为文化，指由彭祖或其后学所创造的系列“养生之术”，以及各种纪念彭祖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谚语故事等；三是彭祖精神心理文化，指人们在长期的养生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心理性格等。狭义的彭祖文化则是指彭祖开创、经后人完善的、以养生长寿为目的的、以摂养、导引、烹饪、房中等系列养生术为手段的生命哲学，以及对中国民族精神所产生的影响。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相关的饮食活动、饮食思想，在长期的饮食活动中创造出的一种文化现象，彭祖因“雉羹”而被誉为厨行的祖师爷，作为烹饪鼻祖、烹调的创始人，历代厨师顶礼膜拜、代代相传，开创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先河，也形成了独特的徐州传统饮食文化。
（一）历史悠久，辐射范围大
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帝尧时期的彭祖饮食思想，也就是徐州传统饮食文化形成的初期阶段。彭祖善治羹献尧帝，开创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开端，也使受封地彭城成为人类生产和饮食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历经历代的发展并得到了发扬光大。战国时期，宋弃睢阳而都彭城（钱穆《战国宋都彭城考》），当时彭城是“商贾云集，酒楼食肆，星罗群布”，饮食业发展繁荣；楚汉相争，项羽都彭城，虞姬娘娘制作“龙凤宴”，以示显贵；刘邦得天下，定都西安，为取父悦，“东食西迁”，把丰沛饮食影响扩大；东晋时期，徐州曾南迁至京口（今镇江）。由此可见，徐州传统饮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之大。如前所述，徐州名人墨客辈出，留下了大量饮食文化历史资料，徐州传统饮食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因此说，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是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渊源，徐州传统饮食文化发展和壮大了徐州传统饮食文化。
（二）取料广泛，工艺独特
徐州地理独特，有山有水，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这为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徐州的饮食生活中，不仅有日常饲养的家畜、种植的蔬果、湖塘中的水鲜、山间的野味，还有一些特殊野草、野菜、动物等，聪明的徐州人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各式各样辅助食品，并把优质的食物培育成当地的名优特产。在徐州的汉画像石中就有烹饪原料鸡、鱼、兔、雁、鹿等；有庖人凭案宰牲、烧火作菜等场面。在烹调技法上，善于煮、炖、炒、熬、煸、拔丝等技法，发明创造了地锅这种既饭又菜的特殊技法，现已流传全国。
（三）四季有别，个性突出
徐州饮食，四季有别，不同的季节其饮食品种更迭交替，顺其自然，取料有方，讲究顺时而食，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饮食之道。但也有个性突出的地方，徐州人食羊肉，“冬吃三九、夏吃三伏”，按照中医学观点，夏季天气炎热，羊肉温补性强，不宜夏季食用，适宜冬季进补，而徐州吃伏羊的历史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彭祖时期，彭祖的“羊方藏鱼”从传说中可以看出创制于夏季，这在全国绝无仅有，突出了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个性所在。
（四）口味以鲜为主，兼蓄五味
鱼羊为鲜，说明彭祖注重调和滋味，达到身心愉悦，由此说明，彭祖善调五味，徐州菜就是继承了彭祖菜这一特点，这与徐州菜的“鲜咸适度，以鲜咸为主，习尚五辛、五味兼崇，清而不淡、淡而不薄、浓而不浊，风格淳朴，注重实惠，别具一格。其菜无论取料于何物，均注意‘食疗、食补’作用，善用葱姜蒜等辛辣刺激食物调味，乡土菜则偏重于重油、重盐、重辣”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五）内容丰富，注重饮食养生
徐州饮食文化中的彭祖菜，最大的特点是养生作用，因彭祖相传活了800岁，这与他的饮食养生的观点是不能分开的。如“彭祖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制作“云母羹”，可谓别具一格，说明彭祖对食物的食性有一定的经验。《本草纲目》云，云母有“冶身皮死肌、中风寒热、除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坚肌，续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止痢，久服悦泽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并说“久服云母”，能“颜色日少，长生神仙”。可见云母对延年益寿有一定的作用。“水晶饼”、“乌鸡炖薏”等食养菜品对养生延年的疗效，同样也受到了后人的重视。彭祖的养生延年经验，后被历代名人重视，并沿袭其法。由于彭祖是古代公认的最老的寿星，因此。后人的长寿著作广为流传。以上可见，彭祖开创了中国食养的先河。其相传弟子们制作的菜品类似的也很多。相传易牙三访彭城拜师，得到了彭祖直系传人的真传，后来为齐桓公九会诸侯制作了“八盘五簋”筵席，最后落脚徐州，开有“易牙阁饭庄”。后人有诗：“雍巫膳馔祖铿，三访求师古彭城；九会诸侯任司庖，八盘五簋宴王卿。”其养生的药膳在彭祖菜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彭祖的直系传人，从史记上无以考证，但从过去厨师的“行谱”中，及当时名人的诗句中可找些一般线索。康有为有诗云：“元明庖膳无宋法，今人学古有清风；彭城李翟祖篯铿，异军突起吐彩虹”，诗人提及的的李崔系康熙年间名厨，虽无直据可考，但也可参考为彭祖传人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四、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措施
（一）政府重视，明确目标，准确定位，挖掘和保护徐州传统饮食文化
徐州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政府要占主导地位，要实施战略工程，明确徐州饮食文化资源在徐州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其发展壮大，特别是在旅游窗口中发挥作用。近几年，徐州政府在“彭祖文化节”、“伏羊节”等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真正的对“彭祖饮食”、“伏羊节美食”等饮食文化的研究还没达到一定的深度，在全国的影响还不大，这将需要政府重视，准确定位，相关配合，深入研究。如东坡饮食文化、楚汉饮食文化、金瓶梅饮食文化、道家饮食文化、地方名菜名点、风味小吃特产等要作为专项课题来研究，政府给予一定的研究经费，形成系统的、全面的饮食文化资源，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此外，还要有一定的部门来指导餐饮经营，把徐州的饮食文化引导到餐饮经营中，把徐州餐饮服务业与假日经济、旅游经济、食品加工等紧密结合，带动徐州经济的发展。
（二）挖掘和保护徐州传统饮食文化，突出文化展示，彰显徐州城市文化底蕴
展示和整合徐州饮食文化资源，是扩大群众对徐州饮食文化资源了解的重要途径，徐州有如此众多的饮食文化资源，人们了解甚少。因此，政府应做好展示和整合徐州饮食文化资源方面的工作，如在彭祖园文化景区建立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饮食文化长廊、刻篆饮食诗文碑林、开设彭祖饮食消费区；在汉文化景区开设两汉饮食文化区；在珠山公园开设道家饮食文化区；在东坡广场开设东坡及名人饮食文化区；在户部山开设徐州古典饮食一条街、风味小吃一条街、名特产一条街等，把徐州的饮食文化融汇到旅游、休闲、娱乐等之中，把城市建设和美食街区相结合，展示徐州丰富的饮食文化，激起人们对徐州饮食文化的兴趣，扩大群众对徐州饮食文化资源的了解，提高饮食消费，把徐州的饮食文化资源转变为生产力。
（三）挖掘和保护徐州传统饮食文化，提升徐州饮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
人们对美食的追求，是人类正常生理机能的体现。当食物已不再是简单的品尝和满足食欲时，就必须要提高饮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只有提高饮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才能加深人们对饮食文化更深层次的认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激起了人们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兴趣，也使人们对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欲提高徐州饮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提高人们对徐州饮食文化的认识，应将继承和创新、过去与现在、传统与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徐州的饮食文化融汇到不同的层次和品位中，应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布局，既要有现代高档的餐饮消费场所，也要有浓郁文化氛围的餐饮消费环境，既有大众化的社会餐饮，也要有经济实惠的特色饮食，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品位人群的需要。
（四）注重特色及品牌开发，突出特色塑造，打造徐州城市名片
研究和开发徐州饮食市场资源，应注重在特色上下功夫，注重风味饮食和特色产品的开发和研究，打造特色鲜明的徐州饮食品牌；利用现代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现代的科技手段，挖掘老产品，推出新产品，对一些老字号、品牌老店、名菜名点等应给予恢复，把重视老字号餐饮企业的发展，作为提升徐州城市品牌的重要契机，如徐州过去的“宴春园”、“宴霖园”、“功德林”、“慈航园”、“易亚阁”等传统名店，它们都是徐州地方精神文化的重要财产；应不断丰富特色小吃，利用品牌优势，不仅吸引大量的旅游人员，还要让他们把饮食产品带出去；把“打造餐饮品牌，营造美食氛围”作为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市场运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五）扩大宣传，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徐州饮食和旅游的结合
应不断加强宣传，通过各种比赛、美食节、旅游等活动，宣传徐州的饮食文化。饮食市场的活跃程度，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饮食文化蕴藏在各种饮食活动中，这些活动，服务质量是关键，要从产品设计制作、产品包装销售、服务过程跟踪、诚信经营程度、服务意识强弱、人员素质高低以及质量标准建设来控制和完善饮食市场的质量服务体系，才能使饮食市场获得有效的、持续的发展。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旅游资源丰富，高速铁路傍城而过，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方便快捷，人口流动量大，饮食与旅游应紧密结合，通过不断宣传徐州的饮食文化，推动徐州旅游业的发展。应把徐州的饮食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具有徐州特色的旅游饮食，把旅游的饮食需要融入到地方的饮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服务质量是关键。
（六）加强人才培养和对徐州饮食文化的研究，推动徐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徐州饮食文化资源丰富，在对徐州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开发和研究中，人才是关键，要培养一支能挖掘和整理饮食文化资料的专业队伍，把徐州饮食文化分门别类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研究徐州饮食文化的内涵，研制和开发徐州饮食文化中的精品，把饮食文化应用到社会实际中去，把文化转变为生产力。可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对职业教育学校给予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和扶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人才；要提高餐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文化素质，培养适合现代经济发展、既熟悉饮食文化又能熟练操作的技术人才，提高他们对徐州饮食文化的认识，提高徐州饮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使徐州饮食文化资源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徐州饮食文化研究会，已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着手整理“徐州饮食文化丛书”，该丛书将对徐州传统饮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分类、编辑出版。
（七）加强交流，通过各种美食文化节活动，弘扬徐州传统饮食文化
要不断加强地域和人员之间的交流，把“走出去、请进来”作为城市沟通、扩大城市新形象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杭帮菜、粤菜、淮扬菜、川菜等开设了不少餐饮企业，对我市餐饮业也有一定冲击，但要合理的加强交流，利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这也是对徐州饮食文化的不断补充；要加强外出学习，参加各种大赛，学习新的具有现念的饮食文化和餐饮管理经验，来提高徐州饮食文化的内容；要加强学者对行业的指导，加强院校对学生的培养，使从事餐饮行业的人员对徐州饮食文化有更高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徐州饮食文化的内涵，更好地为地方发展服务。美食文化节是弘扬徐州饮食文化的重要途径，徐州举办大型美食文化节活动较少，除了每年一度的“伏羊节”外，大型美食节几乎没有，一些餐饮企业为了宣传和促销，可以适时搞些小型美食节。作为中国烹饪的发祥地，烹饪鼻祖的诞生地，徐州有众多的内容可以搞美食节活动，如“彭祖美食文化节”、“两汉美食文化节”、各种节气时令美食文化节等。我们要向盱眙龙虾节那样，把徐州的美食节做向全国，做向世界，要把徐州美食与文化有机结合，创意出既有美食享受、又有文化氛围的各种活动，如庙会、厨师节等。这样，才能吸引全国及世界各地人们的眼光，把徐州的饮食文化推向世界，提高徐州的声誉，加快徐州的经济发展。
（八）通过非遗申报，造就一批传统饮食文化品牌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