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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时代语境和自身发展规律的双重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2016 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语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规律是以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为参照，以发掘总结古代文学经典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为旨归。2016 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态势，总的来说，是稳定中有推进，守正中有创新。这种态势，可以归纳为五大热点。
首先，重视古代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研究仍是主流。近几年来，由于海外汉籍、出土资料、稀见方志、手稿和田野考察所收集的口传文本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得历代作家作品的文献资料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准确。在此基础上，201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各大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历代作家的诗文别集的整理本和总集的增订本。作家别集方面，有的是对作品文本进行汇校集注，有的则重点对作品进行编年考证;总集方面，有的是在前代总集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未收或漏收的新作品，有的是自定体例的断代或通代诗文新总集。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典藏版、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等，它们的出版，为有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最全最新的资料，对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功莫大焉!其次，对文学经典的回归和精神内涵的细读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由于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材料的不断扩大，加之文学审美边界的扩大，很多研究者无形之中忽略了对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入阐发。中国文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下大量的经典。这些作品浸透了中华民族伟大作家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和美善理想，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人格内涵。2016 年举办的一些学术会议，如2016年8 月的秦陇文化与杜甫学术研究会、11 月的中国《诗经》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及先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都是以揭示文学经典的精神文化内涵为重要主题。古代文学经典负载的这些核心的精神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具有文化担当与历史使命。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 年11 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复次，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仍然是2016 年的一个热点。文体学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热点，概观2016 年的情况，学术会议方面仅在11 月就有文体学青年学者沙龙、中国文体学高峰论坛两场文体学专题研讨会召开;从论文和著作方面来看，总的数量虽较之2015年有所下降，但创新程度却有较大提升。第一个变化是，以往立足《文选》《文心雕龙》《古文辞类纂》等文章文体系统的静态分体研究向以溯源与比较为主的综合研究转变。第二个变化是，由以往只关注书面文体向书面与口语文体并重转变。第三个变化是，在文体分类上对旧有文类体系的突破。第四个变化是，对中国古代文体批评的中国范畴的归纳总结与批评理论的系统总结。第五个变化是，借助出土文献和新见文献发现为数不少的新文体，这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章文体的研究方面。
最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重新思考、界定也是2016 年度的一个热点。围绕这一话题，学界以笔谈或会议形式进行了多次讨论交流，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大家普遍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只注重汉民族文学和汉语书写的文学传统，较少涉及历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口述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中华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内也应当包括各民族的文学，文学史在关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口头文学传统。在书写传统的研究中，还应当区分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文学传承的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六端、三维度，即空间上的西方文学传统与东方文学传统、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结合，时间上的古代与现当代相结合，书写方式上的书面文学与口传文学相结合。
整体而言，2016 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重勘中国古代文学的版图，重新界定中华文化的地域、民族、语言、审美等边界。第二，向学术传统尤其是朴学传统回归。近年来，学界重视文献材料和文本考据，这是对此前在西方话语笼罩下的游离于学术根脉之外的问题预设、标本式、碎片化研究路径的校正。第三，尝试从学理层面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演变规律，总结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学语境的批评范畴，构建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实际的学术话语体系。第四，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的有关经典性表述，揭示和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涵，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尝试古代文学经典在价值层面上的当代转化。可以期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古代文学研究向理性复归的大背景下，未来几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能在上述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
为了帮助学生认识古代文学，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识，文章结合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实际，探讨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策略，认为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关键词：
小学语文；古代文学；诵读
古代文学是小学语文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和民族情怀，进而传承中国文化，而且能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但是，在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古代文学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教师只是根据教材要求学生背诵古代文学，忽视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容易使学生的学习过于机械化，难以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同时，教师和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诵读还不够重视，在学习中过于功利化，将学习成绩的提升作为衡量学生是否进步的指标，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还需及时提高认识，改进教学方式，重视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一、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主体，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当积极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以科学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逐步认识、了解古代文学，并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在自主学习和探究中有所收获。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使用文言文，与学生的日常学习和交流用语不同。学生在理解时可能会感到困难，倘若教师仍采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难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需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带领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乐趣，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推动学生主动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在学习《两小儿辩日》之前，教师可以先问问学生们：“大家认为太阳什么时候距离人近，什么时候距离人远呢？”首先引导学生展开讨论，活跃课堂氛围，当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思考给出答案时，教师再进行引导：“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古人也有过研究，我们不妨来看看古人是怎么说的？”这样就能够顺利地将学生的思考过渡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学生不仅可以更有效率地学习古代文学作品，还能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
二、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
诵读是小学语文古代文学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有感情地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学所表达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感受古代文学所描绘的意境，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为学生制定合理的诵读计划，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例如，教师在教学教材中的古代文学作品前，可以让学生先自行朗诵，利用课余时间查阅文中字词的含义，再结合自己的理解或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来进行有感情的诵读。然后，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诵读，除了要正确的发音、断句之外，同时还需要结合文章所体现的感情，这样才能将机械式的读书变为欣赏式的诵读。除此之外，学生在课外诵读古代文学作品也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古代文学，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为学生选取一些适合他们诵读的古代文学书籍，供学生在课外进行诵读，同时需要提醒学生，课外诵读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快，而在于深入理解古代文学作品表达的情感，正确欣赏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美。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
爱玩是小学生的天性，倘若教师一味地将学生束缚在课堂中，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形式，进而促使学生保持对古代文学学习的热情，使古代文学的传播达到较好的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年级中开展古代文学作品朗诵大赛，让学生在诵读古代文学中感受古代文学的美好意境，同时，学生之间也有机会进行探讨，相互交流自身在古代文学学习或欣赏中的收获，从而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带动更多学生参与到古代文学的学习中去。除此之外，学校也可以模仿近期非常热门的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身的才华，使学生的能力和付出得到更多的认可，这样不仅丰富了校园活动的形式，带动了校园的文化建设，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的信心，激励更多的学生主动学习古代文学。综上所述，进行小学语文古代文学教学，不仅符合时展的要求，而且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因此，小学语文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做好引导，带领学生认识古代文学，了解古代文学，在此过程中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树立保护经典、传承经典的意识，实现教书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巧芸.小学语文经典诗文诵读的有效策略[J].科教导刊(下旬),2016(5):129-130.
一、抽取、整合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
在不断地努力和尝试下，中国古代传统美学思想已经从“失语状态”获得了一定突破，作为中国古代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心理美学思想也开始逐渐为人们重视和挖掘，但整个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仍旧在处在西方理论体系的强势压制下，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难以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我们对中国古代散见于诸多领域中的关于审美心理方面的思想言论进行抽取整合和系统研究的工作仍显不足，中国现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审美心理学基础上的，但要发展中国自己的文艺心理学理论，我们无法也不应回避中国古代丰富而精湛的心理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丰富的美学理论中，有着大量关于审美主体心理体验的精彩论述，如“虚静”“物我交融”“意境”“以意逆志”“发愤著书”“顿悟”“性灵”等等，这些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精妙之言无不涉及对艺术审美主体的心理问题的探讨。但是，相对西方系统的审美心理学理论，中国古代这些言论往往散见于哲学著作和大量的诗论、画论、书论、乐论以及戏剧理论中，缺乏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带有浓厚的评点式、感悟式色彩。因此，中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自觉整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将零乱的阐述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艺现实的文艺心理学理论体系。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理论体系要想真正建立起来，必须要寻求属于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理论话语，要建构起自己独特的模式，打破西方审美心理学体系长期统治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的现状。我们的立足点和突破点就应该返身转向自己博大精深的传统美学，在做好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的抽取、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
二、立足中国传统心理美学，融汇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
我们当下的文艺心理学教学，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文艺心理学流派的思想，并以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但在文艺心理学的实际研究和教学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的引进是缺乏指导性和目的性的。当我们盲目而不假思索地引进、阐释西方各种心理学流派及其文艺思想时却忽视了这些脱离中国本土的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否和中国的审美实践相契合，能否为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学习者们真正理解和消化。当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西方审美心理学流派思想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开启了人们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热情，开阔了人们视野的同时，也奠定了西方审美心理学在现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强势话语地位，造成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在西方强大理论体系的压迫下难以显示出自己应有的理论价值。正如王先霈所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迥然有别；而我们的叙述和议论却不能不以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为参照和导引，这里显然存在思考和表达的双重困难。”要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必须突破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体系对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强势影响，对于一直令人纠结的“中西”之争，我们不妨借鉴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光潜先生《文艺心理学》中开启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朱光潜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接受是建立在其深厚的传统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介绍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结合了中国的艺术审美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打通了西方审美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使之融会贯通，为中国现代美学研究中的中西理论结合问题做了开拓性的探索，成为我们今天建构新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中“中西古今”问题的重要参照。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学者马利奥•沙巴蒂尼曾经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所以较多接受克罗齐美学的内容，主要是他从克罗齐美学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的东西，尤其是适合道家美学精神的概念和理论。因而从根本上说，《文艺心理学》是移西方美学思想之“花”，接中国传统道家文艺思想之“木”。朱光潜的“移花接木”之法不仅重视中西方理论的交融、嫁接，更给我们指出了这种融合的前提是把西方美学理论的“花”嫁接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之“木”上，其根本和立足点在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朱光潜在中西美学思想的融合中所提出的“移花接木”之法为我们今天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那就是，在中国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应该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为底蕴，立足本国的文化传统，坚守文艺心理学理论的“民族性”，以“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学术立场来接受和消化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正如刘伟林教授指出的：研究西方美学，是要以中国美学作为参照系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美学为我所用；反之，如果懂得多一点西方美学，又会促进对中国美学的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移花接木”之法不仅可以把中国古代心理美学中诸多直觉感悟式的理论思想与西方较为系统理性的审美心理学理论交融互补；同时也可以让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在中国当下的审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充分体现这些理论思想的现实意义。“移花接木”之法为我们建构跨越不同文化的、具有普适性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思路。
三、促进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现代转型，加强文艺心理学教学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文艺心理学教学是以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过程中涉及的主体心理现象和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我们的教学目的是要通过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文艺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文艺心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能掌握和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解读文艺作品，评论文艺创作心理现象，进一步提高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文艺创作现象的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整理和发掘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以及引进西方审美心理学理论都不是最终目的，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只有在转向现实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过程中才能展现理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在文艺心理学的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习惯仅仅运用中外文艺史上的一些经典事例和大家言论来确保理论的高度和说服力，却削弱了理论的亲和力和现实价值。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加强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在文艺心理学教学中的地位，需要引导学生们积极有效地把这些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转向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和审美实践，让这些理论思想能够显现出其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审美心理学的研究逐渐涉及文化、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文艺心理学教学中的理论知识，特别是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在阐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审美心理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使得倾心于当下流行的文学作品、网络创作和影视媒体的学生们面对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感到敬畏和冷漠，文艺心理学教学的这种窘境亟需得到正视和解决。因此，我们要确立新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要充分发挥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下审美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教学不能离开具体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现象，更不能脱离当下的审美实践，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文艺心理学理论知识关注自己身边的文化热点有助于激发学生理论学习的兴趣。调整文艺心理学教学转向当下的审美实践，就要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中积极促进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现代转型”和加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当下性”“实践性”。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中加强中国传统心理美学的“现代转型”，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当代现实生活以及审美和艺术实践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中散见于诸多领域的各种学说、概念、范畴进行抽取整合，对之进行重新审视和创造性阐释，使其能与当代中国的审美实践相结合和对话，加强理论的“当下性”和“实践性”，展示其在今天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努力在教学中把中国传统古代心理美学思想的精华与当代中国的各种美学现象和艺术实践相融合，让学生们认识到中国传统心理美学思想的价值，让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传统心理美学思想成为现代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总结
总之，在高校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立足本土文化，重视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在文艺心理学教学实践中的价值，打破西方理论对教学理论体系的控制，提高学生对于中国古代心理美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使传统心理美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当代意义。我们应以阐释当下审美实践为目标融汇中西古今，努力加强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中国古代传统心理美学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和重新评价，实现传统心理美学的“现代转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心理学教学体系。
作者：王伟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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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宫庙的主体建筑一般是建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一般居址”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知识 社会 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 应用 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 方法 ，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 科学 研究 产生了很大 影响 。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 理论 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 现代 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 时代 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 英文 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 台湾 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 问题 ，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 自然 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 电子 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 中国 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 政治 地理观》，《民族 艺术 》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大汉族主义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 发展 ，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 哲学 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 学习 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 历史 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 方法 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 研究 中国 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 科学 ”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 分析 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 发展 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 现代 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 内容 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 自然 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 影响 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 应用 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 问题 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交配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交配，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 时代 、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着《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 理学 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松柏文化；题材；意向；审美
松树和柏树是植物的普通品种，但它们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显现出以小见大、因此及彼的特殊情怀，文人借助于松柏之树寄托了某种理想，传递出某些思想，在反复的运用过程中，赋予了松柏以固定的情趣和人格的标志，松柏的意象代表着不惧严寒、四季常青、挺拔坚韧，文人作品之中大多借松柏“咏志”，［1］形成了具有高度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并蕴含了“比德观”，即：自然物象之美，在于可以将比附之物比附于人们的某种道德操守，使自然属性人格化。无论从松柏的题材，还是从松柏的意象而言，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松柏的文化意蕴和典型意向分析
松柏浸润了古代文学家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在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赋予了多重的象征意义，在文学作品中，作者采用托物寓意、借景抒情的方式，表达了多重的意向和社会文化涵义，典型的意向可以有如下几种：1．墓地松柏和文学表现追溯中国古代历史，松柏是国君陵的专利，成了坟树的别称。在两汉战乱时期，文人用松柏意象倾诉出内心的悲情：“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再如古诗《十五从军征》中，描述了老兵残败的家境：“家中有阿谁？”在松柏象征神灵福佑的文字中，被文人吟唱出生死悬隔的人生际遇慨叹，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尽磨难后摆脱蒙昧而苏醒的烙印，在现实的无奈之下，赋予松柏以丰富的生命意象，成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旗帜。［1］2．涧底松意象和人格拟喻涧底松是中国古代诗人借以感遇咏怀的物象，在和情感层面显现出新的格调，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在前期的涧底松意象，主要是其坚贞刚劲的形象，如唐代王勃所作的《涧底寒松赋》中：“磊落殊状，森梢峻节，紫叶吟风，苍条振雪”；唐代阙名《幽松赋》中的“孤山曲涧之幽松”，在松柏涧底松意象之中，还有清高不俗、孤傲不群的品性，如唐代刘希夷所作的《孤松篇》中的南涧之松：“青青好颜色，落落任孤直。”由这些诗词可知，涧底松的风骨可以归结为孤高、贞坚、孤直、自强不息、穷且弥坚。到了宋代，涧底松的意象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学作品中显示出文人雅士用松柏寄托超旷淡泊之志，展示出文人雅士恬静优雅之趣，在诗人黄庭坚的涧底松之作《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中，有云：“松柏生涧壑，坐阅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万物流。”在这首诗作中，诗人将涧底松喻为阅世老人，在仰观万物之中，体察到盛衰之无常，穷通之有定，显示出自我超越的淡然和通达。［2］总体来说，涧底松意象代表了文人对松柏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展示出在涧底松的生存状态中的人生哲学，并具有相应的人格拟喻：寒门俊才、蛰伏之士、迁客逐臣、烈女贞妇等。3．老、怪松柏意象的象征意蕴松柏所独有的苍老、古怪之美也受到文人的关注，他们描述了松柏的逼真意象，具有文人雅士的真情真性，充实了自然审美价值观。在汉乐府《艳歌行》中出现了南山老松的形象，之后文人体会和发现了古松、怪松的古老沧桑之美，他们将古松的丑陋、怪异也融入对松柏的审美之中，体现出以怪奇为美、以新异为美的审美新风尚。这些古老松柏的美感主要体现在：形体美、姿态美和神韵美等方面，如：宋代石延年所作的《古松》云：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还有明代高启所作的《偃松行》中云：“长身蜿蜒横数亩，巨石作枕相撑搘。……无心昂耸上霄汉，偃仰独向荒山陲。”这些文学作品都给老松增添了古意和生意，并且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意蕴和比德内涵，如：仙灵长寿、格调高古的君子人格。［3］4．复生、连理松柏意象的文学底蕴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不老松意向、连理松意向、复生松柏意向，它们都有其特定的民俗意蕴和内涵，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如，最早在《诗经•小雅•天保》之中，就将松柏作为祝寿的形式，有云：“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在这篇诗作之中，用松柏为君王祈福，祈祝君王长寿安康，子孙绵延，永享福禄，这可以视为不老松意向的文学起源。复生松柏在民俗观念中，有死而复生之意，并在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云：“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枯松再生，祥不诬矣。”连理松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东汉干宝的《搜神记•韩凭妻》中的“相思树”即两棵枝干交相生长的连理木，表达了夫妇生死不离的忠诚爱情。［4］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学艺术中的松柏文化题材和意向的发展
松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学艺术中的题材，是缘由它们特殊的风姿、力量和景致，在松柏这个特殊树种中，文人创作了诸多文学作品，以松柏为文人的审美对象，运用比喻、象征、衬托的手法，赋予松柏以斑斓之文采，并在历史发展的源远流长之中，有其不同的阶段：1．松柏文学的初始阶段《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咏颂松柏的诗文：“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淇水滺滺，桧楫松舟”“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等，这些诗文都寄予了作者感应外界的朦胧意识，作为一种单纯而质朴的文学形象，鲜明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楚辞》是一种新诗体，它用杜若对应松柏，以松柏作为比兴，具有极为明显的象征意味，也被赋予了一个品性纯正、志向高洁的诗人自我形象。在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地表达出强烈的社会性内容，如“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其借物抒情之作《赠从弟三首》中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通过比兴的手法，表现出抱负之士守志不阿的节操，体现出诗人“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高洁情操，也成了松柏文学的重要标志。［5］2．松柏文学题材和意向作品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松柏文学有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诸多文学诗作，如范云的《咏寒松》、李德林的《咏松树诗》、隋炀帝杨广的《北乡古松树诗》等，又如拥有充实内容文学作品的杰出诗人左思，他在《咏史》八首中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这首诗以松柏起兴，形象地揭示出古代门阀社会的不合理，并创造出“涧底松”的文学意象，在松柏文学中拥有重要价值并占据着重要地位。再如刘琨所作的具有寓言体特征的诗《扶风歌（艳歌行）》：“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诗中以兴起意，描绘出一颗高大的松树被用作宫殿之梁，隐含有“物不得其位“的感慨，后来在后世作家的作品中，这个形象被逐渐丰满而深刻，并最终形成了松柏文化中的“栋梁材”的意象。吴均也作有《赠王桂阳》一诗，用以表明自己的志向，诗中云：“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这首诗显示出作者以松自拟的孤傲不平之气，显露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也流露出作者对压制人才的辛辣讽刺和沉痛的诘问。还有在汉代兴起的文体“赋”。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松柏文化中仅有的一位女作者是左九嫔，她所作的《松柏赋》对松柏的生长环境及“长风鸣条”之声，极尽赞美，写了松柏的细腻之情趣，显示出松柏文学作品中的又一番天地。［6］3．松柏文学题材和意向作品的繁荣阶段隋唐是统一王朝，为松柏文学作品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辽阔的疆域推动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引领松柏文学走向了全面繁荣的巅峰，在有意无意之间可以看到诸多“松柏”的身影。如王绩所作的《古意六首其四》，诗中云：“松生北崖下，由来人径绝。……宁关匠石顾，岂为王孙折，盛衰自有时，圣贤未尝屑。”还有李峤所作的《松》：“郁郁高崖表，森森幽涧陲。……岁寒终不改，劲节幸君知。”上述这些诗作流露出作者以天下为己任，渴望得到明君赏识而建功立业的心情，表达出蓬勃、进取的昂扬精神和状态。在盛唐时代，出现了许多激荡人心的豪迈之作，松柏文化显示出丰富多姿的景象。盛唐时代的王维在《新秦郡松树歌》中，用自己的眷爱之情关注自然中的景物，松柏之物成了情感化的内容，如：“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蓬。……为君颜色高且闲，亭亭迥出浮云间。”还有“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显示出松柏的佛家意味。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所作的《赠韦侍御黄裳二首其一》诗中，以松言志，流露出作者的不同流俗和高风峻节，这位“谪仙人”将松柏的高洁品性张扬到了极致，有诗作证：“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时游敬亭上，闲听松风眠。”……可见，“诗仙”李白的风度和气质可以用“松风”的意象加以彰显和表达。白居易所作的《涧底松》是唐代松柏文化的突出的代表，他通过对松柏的赞颂，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松柏的品格之中解读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如：“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
三、结束语
总之，松柏的题材和意向丰富，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内涵，如墓地松柏、不老松、连理松等，它们显示出生动的民俗文化心理，表达了不同的人格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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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文中认为，流域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流域为中国文学版图的形成与演变奠定了基本轴线，流域轴线的移动促使和推动中国文学地域空间的移动。二是为文人群体的聚合以及作品的区域传播提供了天然信道。尤其在古代交通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舟行河流是最普遍的行路方式之一。三是流水作为文化生命之源泉，对于作家创作灵感的激发，也是其他物象所无法比拟的。这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水流域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而本文侧重从文学本体属性角度进行分析，挖掘水流域与文学审美和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文学审美上的水流域特征
审美是一种体验，审美体验是形象的直觉，外在的客观之物能通过审美心理机制直接影响并促成审美主体的观念。因此，特定流域所具备的独特气候、地理以及物象必然对身处其境的文人们产生特定的文学审美反应。流域之水是一种审美原型意象，加上特定的地理区域色彩后，才复合出其他意象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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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这说明，区域文化的形成主要由自然水土环境而致。四大流域文化区域中，辽河流域主要流经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和吉林省南部地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包括“东北部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地理特征为山高水寒，这使人皮肤收缩，汗毛孔闭合，穿着厚重，与自然的距离加大，对外界持一种疏隔、抗拒甚至是征服的审美态度，故文学上主要选取凉风、寒蝉、白露、飞蓬、归鸟、孤兽、廖廓之谷等适宜寄托清冷之气和哀愁、忧患之思的物象，侧重冷色调。如完颜亮《驿所》：“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如其《过汝阴作》：“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目暮乌争噪，幽径草深入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爱新觉罗・玄烨《松花江放船歌》：“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等。
古代文学评论中常把黄河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北方文学与长江流域所代表的狭义南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也按此论析。我国秦岭以南的地面水流向长江水系，秦岭以北的地面水流向黄河水系。黄河流域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川、甘、宁、内蒙古、陕、晋、豫、鲁等9个省(区)，东入渤海。黄河流域地理特征为黄土流沙，河宽水湍，是中华文明的先发流域，特别是从汉至唐引领中华文明发展。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燕赵文学圈、秦陇文学圈、三晋文学圈和齐鲁文学圈。黄河流域的地理特征导致其民心境开阔，粗犷壮直，忧患意识浓，文学审美上多取狂风大川、峦山阔原、白云骏马等适宜抒发奔放狂野心意的物象，倾向于以贞刚之气叙事辩理，黄色调明显。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藏、川、滇、鄂、湘、赣、皖、苏、沪等十个省市。流域内大部分属于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长江流域文学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主要涵括了巴蜀文学圈、荆楚文学圈和吴越文学圈，唐以后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引领者。由于长江流域草木茂盛，地窄山险水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孰饶食，无饥馑之患。”所以其多取小桥、曲水、清泉、柳枝、花月等体现柔、细、雅审美倾向的物象，绿色调突出。古代文学研究中，常拿代表北方文学的《诗经》和代表南方文学的《楚辞》进行比较，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所说：“《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指出，北方文学“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而南方文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黄河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喻事析理的先秦散文；气势磅礴的汉赋；苍凉慷慨、风骨劲拔的建安文学；率真爽直、豪放刚健的北朝民歌；激越深沉、雄浑悲壮的盛唐边塞诗；叱咤风云、“挟幽并之气”的金词等。如“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观沧海》)；“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敕勒川》)；“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张养浩《潼关怀古》)等。长江流域文学代表类型有“信巫鬼，重淫祀”、“香草美人”的屈楚文学；情辞婉转、轻靡绮艳的南朝诗歌；润泽华采、清新秀美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婉约柔媚、徘侧缠绵的宋词等。作品如“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南朝乐府《西洲曲》)；“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徐斡《室思》)；“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等。
珠江流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四个水系组成，分布于我国的云、贵、桂、粤、湘、赣六个省(自治区)。珠江流域成扇形格局，北依五岭，南临大海，中亘两广丘陵，大山、盆地穿插其间，兼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点。其代表文学派系主要有滇云文学、黔贵文学、八桂文学、岭南文学和琼州文学，元明清时期才后来居上，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独具特色的一支。文学中多取瘴、岭、贪泉、毒草、蟒蛇、蛊、麻石街、竹板、芭蕉等表达险恶蒙昧和原乡审美倾向的物象。具体文学类型有幽怨难适的唐宋流放派；原生开放的明清岭南文学等。如“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李商隐《异俗》)；“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 极，人称老病馀”(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孤舟泛盈盈，江流日纵横。夜杂蛟螭寝，晨披瘴疠行。潭蒸水沫起，山热火云生。猿蹈时能啸，鸢飞莫敢鸣。海穷南徼尽，乡远北魂惊。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氓。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宋之问《入泷州江》)等。
二、文学风格上的流域特征
日本学者竹内敏雄把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影响文学风格的三大原因之一，而我国历代的文学评论者也注重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研究文学风格，如曹丕、刘勰、司空图、皎然、姚鼐、刘师培等。
从流域视角来看，辽河、黄河、长江和珠江四大流域的文学风格各有特征。辽河流域文学风格以“劲健”、“清奇”为主，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学史上，辽金元时代是辽河流域的兴盛期，所以考察这一时期辽河流域文学风格具有典型代表性。
黄河流域文学风格以“悲慨”、“高古”为主，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长江流域文学风格则以“绮丽”、“委曲”为主，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特征。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比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发轫于长江流域的《楚辞》风格迥异，极其生动地展现了南北两大地域文化的特征。前者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擅长状物传情，是一种朴素的美；而后者则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富于想象变化，是一种华丽的美。屈楚文化以神巫性、浪漫性、卓然不屈的总体特征，对文学加以渗透，形成了长江流域文学的独特风格，另辟了一个与北方黄河流域文学朴质风尚迥异的充满玄想的文学典范并与儒家构成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相对于北方的理性，南方显得浪漫、妖媚、奇异与诡谲，神秘莫测。陶礼天在《北“风”南“骚”》中亦曾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诗经》与《楚辞》在地域风格与美学上的差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将南方长江流域文学风貌概括为屈骚传统，称它是北方理性之外的“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巫术的文化体系”。又如文学史上黄河流域的韩愈(河南人)与长江流域的欧阳修(江西人)文风大不相同。张仁福先生在《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一书中指出：“大体说来，韩文属于阳刚之美的范畴，欧文属于阴柔之美的范畴。具有浓郁北方文学风格的韩文呈现刚健、雄正、愤激、壮直、质朴、拙劲、迅急、疏括等特征；而具有鲜明南方文学风格的欧文则显露柔婉、飘逸、哀艳、委曲、清丽、纤巧、纡徐、缜密等特色。”具体作品黄河流域文学中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百步洪》中的“有如兔走鹰华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河”；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长江流域文学中如司空图所言的“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或“涓涓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麋寻幽。载瞻载止，空碧幽幽”。
[关键词]建构主义；认知理论；小学语文；古代哲理诗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共12册，笔者发现古诗词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占据一定的比重———58首古诗，其中哲理诗约占13首，这些人生哲理的探究，对孩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语文教学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1]这样的观点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谋而合。因此对于哲理诗的学习，学生要发挥自主发现的魅力，使学习的成果最大化。在这里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哲理诗的教学思路。
一、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一：反复诵读、加深体会
建构主义者认为，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在建构意义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地搜集并分析有关信息，对所学问题要提出各种假设并加以验证。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叶圣陶先生指出语文“是读的学科”，不论时代如何变更，教学方法如何层出不穷，“读”仍然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方法。对于内涵丰富的哲理诗，熟练的朗读有利于对意义的理解。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反复诵读，以求烂熟于心。总体而言，可以从三方面做到熟读而诵。
（一）扫除字词障碍，贯通朗读语气
低年级学生在学习短小精辟的古诗时，首先需要在不熟悉的词汇上标注拼音，认识每一个词的读音。如在《春雪》（二年级下册）[2]“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根据“四声”读音“hǎoyǔzhīshíjié，dāngchūnnǎifāshēng。suífēngqiánrùyè，rùnwùxìwúshēng。”根据“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的划分，学生可以先知道此诗“平声”有7个字，“上声”有5个字，“去声”有3个字，“入声”有5个字。如在《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四声”读音“báirìyīshānjìn，huánɡhérùhǎiliú。yùqióngqiānlǐmù，ɡènɡshànɡyīcénɡlóu”，学生可以在标音的基础上了解此诗“平声”有4个字，“上声”有7个字“，去声”有2个字“，入声”有7个字。这样熟悉字词做初步的信息加工后整体诵读，容易达到流畅自然。
（二）分清诗词层次，注意反复吟诵
诗歌的阅读中，不仅要有声调美，还要有节奏美。在诗歌的层次划分中，五言有“二二一”节奏，也有“二一二”节奏，以王安石的《梅花》（二年级下册）为例，便是“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以《春雪》（二年级下册）而言，便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七言有“二二三”也有“二二二一”节奏。郑燮的《竹石》（三年级上册）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熟知了诗歌的节奏韵律后，教师可以采取带头有感情朗读的方式传递诗歌的主观情感，使学生在个人默读以及全班齐读的时候，抑扬顿挫，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这样不仅可以感受到语言的音律美，还可以体会诗歌意境美和形象美，能更好地“品诗明理”。
（三）掌握平仄知识，加强诵读效果
平仄的读法是基于“四声”的划分产生的，平指平直，仄指曲折。在诗歌中“平声”为平，“上声、去声、入声”均为仄。而平仄的构成能体现诗歌的格律美。以《登鹳雀楼》（二年级上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例，它的平仄划分为“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韵），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韵）”。根据“平”长“仄”短，句末的“平”读音适当拉长的原则，读出韵味，使哲理诗意蕴更深，体现了建构主义者倡导的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作用。
二、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二：合作探究，稳步提升
建构主义者认为，为了使意义建构更有效，应注重协作学习中的协商过程即开展交流与讨论。杜威曾明确提出反对传统教育中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教师灌输书本知识、教学过程与学生经验脱离的教学模式，要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发现。[3]所谓探究式教学，就是指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的过程。[4]这是建构主义传达出来的学习观。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探究法进行了归类：
（一）师生问答，交流探讨
问答法即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和认识，以获得新知识，巩固原有知识的方法。它可分为启发式问答和再现式问答。启发式问答常用于传授新知识，启发学生运用现有知识，联系思考，回答问题，教师补充答案。再现式问答常用于巩固旧知识。通过问答，使学生再现学过的知识，达到复习巩固的目的。这两种问答都是通过对于新旧知识间的某种联系，获得知识的过程。以《观书有感》（六年级下册）为例，诗的三四句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老师可以一步步提问：师：“为”是一个多音字，在这儿读“wèi”，第四声，作什么意思？生：“（因为）它向我们解释了池塘清澈的原因是———活水不断地从源头流来。”师“：如果没有活水源源不断流进方塘，方塘会怎样？”生：“水面就不会那么清澈了，池塘就会变成死水一潭，水还会被污染，天光云影也徘徊不起来，诗人更不会喜欢这半亩方塘了……”师“：可见，源头活水对于小池塘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初次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让学生一步步靠近哲理，起到引导的作用（即启发式的问答），为之后哲理的阐述和巩固（再现式回答）埋下伏笔。
（二）小组交流，深化感悟
小组讨论法是将一组人选集中在一起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优点在于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口头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有效地活跃课堂的氛围。联系上面的《观书有感》，老师可以提出疑问供学生讨论：“朱熹说：‘读书须有疑，方有长进。’学到这儿，你有什么疑问吗？（诗的题目是《观书有感》，可是……诗中连个‘书’字都没有，全写的是池塘和池塘中的水）不如改成《观塘有感》，你们同意吗？”经过探讨，老师可以在黑板上做相应的提示：“源源不断的活水流进池塘使池塘清澈。不断地读书，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使人__________。”在不断的探讨中，学生得出“更加聪明”的结论。最后老师可以总结一下观点：作者巧妙地把读书的道理蕴含在诗中，把美丽的方塘风光和读书感想融合在一起：“当今世界，不断发展变化，即使你已经拥有很多的知识，如果停滞不前，不继续学习，也会被社会所淘汰。所以，记住：学习是一件终身大事。”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这正是朱熹的高明之处。在大家不断讨论中，意义建构更加深入，学生的认知记忆也会更加深刻，有利于哲理的掌握。
（三）同桌讨论，资源共享
同桌讨论法顾名思义就是和同桌进行问题的探讨，一般是针对一些小问题。同桌之间的沟通有利于自我回答的完善，这样的讨论方式高效，便捷，更有利于课堂讨论的组织和管理。以《梅花》（二年级下册）而言，让同桌两人讨论，从“墙角”、“凌寒”、“独自”中体会梅花的特点。“墙角”二字点明地点，“数枝梅”写出它的“形”；“凌寒”二字交代梅花开放的时间；“独自”二字指明其他的花木都没有开放，突出了春梅不怕寒冷，于冰雪中傲然怒放的性格特征，传递了梅先天下春的信息，写的是梅花的“神”，从而告诉我们要像梅花一样，拥有不怕困难、坚忍不拔的意志。合作探究的出现，在相互协作，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对于哲理诗进行完整的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哲理诗的学习有了更加深刻的意蕴。
三、古代哲理诗教学思路之三：情境教学，体验感悟
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师应当通过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和新旧知识之间联系的线索，帮助学生构建当前所学的知识意义。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得到一定发展的教学方法[5]。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对于情境的联想、思考，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与情感。亚里士多德说过：“想象力是发现、发明等一切创造活力的源泉。”[6]只有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才能让学生在学习古诗的过程中领略我国灿烂悠久文化神韵。这一层也是哲理诗学习的较高目的所在，前两层都在为其做铺垫。
（一）直观手段的描述
直观手段的描述情境包括生活展现情境、实物演示情境、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以及表演体会情境。这些直观情境的出现有利于学生理解哲理诗的内涵，从而挖掘它的哲理。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道“：一切的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只有最直观的接触和感受才会使抽象的诗词变成形象的感知，使学生对于哲理的阐述更能了然于心。从教师的角度出发，教师可以通过实物的演示、图画再现（PPT、投影幻灯）、音乐渲染等方式增强学生对于哲理诗的理解。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动机。以郑燮的《竹石》（三年级上册）而言，它是一首题画诗，教师可以先把诗人的《竹石图》放映出来并配上古琴乐，让学生先感知图画，描述一下画中的竹子给人的感觉，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意。教师也可以将现实的竹子融入课堂，先让学生感受一下竹子的顽强，从而知道人的品格就应该像竹子的意志一样，坚强不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的引导，借助生活展现、表演体会等方法，理解诗歌的内涵。以《锄禾》（一年级下册）而言，农作的艰辛，粮食的宝贵都是需要学生们深刻体会的。如果单纯从课堂教学而言，教师可以使学生扮演角色，让他们在讲台上表演自己想象中的农民劳作的场景，给他们播放一些视频教案，看看现实中的农民伯伯是怎样劳作的，这样，他们更能体会哲理内涵。当然，感悟若是能在实践中产生就更好了，无锡安镇小学的校本课程就是稻草节，学生们在长达一个月的自我劳动中不断认识、成长，最终了解到原来从地里的庄稼到能够食用的大米是经过了这么长久的过程，使学生有深刻的印象，珍惜粮食的观念也更加深刻。哲理价值来源于生活，充满了现实的价值。
（二）语言描述情境
教师的语言描述会提高学生的感知效应，情境会更加的鲜明。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着，帮助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的建构，会使学生的主观感受得到强化，从而更好地激起感情，明理识趣。以《锄禾》（一年级下册）而言，教师可以在直观的感受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引导学生：“这位农民为什么站在田里？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假如此时你身处于插画中，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们一直生活在温室中，衣食无忧，能够体会农民伯伯劳作的辛苦吗？”“当你们看到这样的情境后有什么想法？”低年级学生大都比较喜欢写想象出来的内容，教师可适当地提示、引导，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在写话的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学习古诗、与古人对话的乐趣。一位小朋友有如下的感慨：“生活中，有许多人不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把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水浪费了，假如这让农民伯伯看见了那该多伤心啊！我以后再也不会浪费食物了。”可见学生在老师的不断引导下理解了这首诗中的哲理。情境教学就是将直观的感知与语言的描述相结合，不断深层挖掘诗意以求达到理解哲理。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鉴赏哲理诗时，读者在原作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又可以赋予诗以新的哲理。谭献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哲理诗便是这样，虽然内涵丰富，但是学生们要想深刻的理解其哲学内涵也是不现实的，应找到最好的立意。哲理诗不仅适合儿童阅读也适合成人品鉴。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书[M].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2.
[3]李莉.自主合作探究式语文教学的实践与反思[J].学园，2014（11）.
[4]杜晓辉.浅谈探究式语文教学[J].神州（下旬刊），2012（3）
[5]米俊魁.情境教学法理论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