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3: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民收入问题调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农民收入 产业结构 中山镇
一、基本情况
中山镇位于楚雄市西南部山区,海拔861~2370米,年降雨量780~1200毫米,距市府鹿城121千米。全镇含11个村委会,共有住户5527户,全镇总人口28525人。在全镇总人口中,农业人口27754人,占总人口的97.3%,非农业人口771人,占总人口的2.7%。
2014年2月,研究小组对楚雄市中山镇哨房村、洼子村、洒巴苴村、中山村、务阻村、六街村6个自然村村民收入情况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问卷、走访、观察的形式进行,共发放问卷12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104份;问卷涉及收入来源、收入状况、影响收入增加因素、农民文化程度等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农民收入来源可分为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四种类型。
二、楚雄市中山镇农民收入现状
1、农民收入总量
2013年底,中山镇农民总收入1.9126亿元,人均纯收入6705元。其中种植业收入1.2088亿元,养殖业收入2255万元,工资性收入759万元,其他收入4024万元。
2、2013年农民收入来源结构
表1反映的是中山镇农民四类收入来源及其所占比重情况。
第一,种植业收入12088万元,占农户年收入的63.2%,占据主要地位。调查中进一步发现:种植业收入主要以烤烟、魔芋、核桃等常规经济作物为主。2013年间,全镇有75%以上的农民栽种烤烟,烤烟给农户带来的收入在5000―20000元之间。核桃户均种植核桃40―50棵,60%的农户核桃收入在2000―5000元之间。全镇有70%以上的农户种植魔芋,魔芋带来的收益在1000―2000元之间。
第二,养殖业收入2255万元,占农民年收入的11.8%。从实地调查看,养殖业主要以一家一户分散养殖为主,没有规模养殖场,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养殖业具体户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
第三,工资性收入比重小,由于中山镇地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外出务工的农民相对较少。调查显示,2013年全镇工资性收入人群(具备相对稳定工作和外出打工者)共计1046人,工资性总收入759万元,工资性收入仅占农民年收入的3.9%。
第四,其他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份,达4042万元,占农民年收入的21%。根椐实地调查,其他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家庭商铺经营性收入。二是部分农户租地收入。三是政府补贴性收入,含低保、农业政策性补贴等,年人均1200元左右。
3、村与村之间农民收入情况比较
表1反映的是全镇农民总收入中各收入来源所占比重的总体状况。那么,各个村是否都一样呢?根据对所调查六个村的问卷材料进一步整理,得到六个村委会收入来源结构,如表2所示。
总体看,中山镇六个村之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一定差距:最高洼子村委会人均8559元,最低六街村委会人均6394元。但以种植业为主(比重63.3%),养殖业(10.8%)、工资性收入(4%)比重小,其他收入(21.8%)占重要收入来源的总体情况和全镇情况基本一致。
六个村委会收入较高的前三名:洼子、务阻、中山分别有矿场资源和相对优越的商业区位优势,这也反映了“无工不强、无商不富”的一般性规律。
三、楚雄市中山镇农民增收面临的主要问题
1、客观存在的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在农民年收入中,第一产业占63.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缺乏明显的发展支撑项目。这就导致农副产品流通不畅,产、供、销三大环节组建困难,造成产业链不完整的残酷现实。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或者缺失的背景下,农民就业和增收途径受到极大限制。
2、产业内部结构不均衡
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大,而畜牧业比重较小,农民收入来源面窄。适应市场需求的名、特、新、优产品不多,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农业创新能力,扩宽市场渠道是中山镇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农产品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偏高
中山镇由于生产规模小,生产资料和产品供求信息渠道不畅,难以实现现代化生产方式,另一家一户的生产也缺乏科学的投资和管理决策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农户用于购买肥料的费用支出在500―700元之间。在同样情况下,有30%的农户在肥料支出方面达700―1000元。生产技术不纯熟增加了成本,以养猪为例,70%的农户用于饲料的支出费用每头在500―700元之间,20%农户在700―1200元之间,仅10%农户在500元以下。
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近年来自然灾害频频发生,旱灾造成以粮食为主的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直接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据调查,80%以上的农户认为,缺水是目前应该解决的最大问题。但从目前最基本的水利设施尚不到位的现实看,中山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任重而道远。
5、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滞后
据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87.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文盲半文盲人口在农村仍占绝大多数。尤其在中山镇,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农民仅占10%,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90%。
6、政策支持效果不明显
201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利民惠民政策,从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但资金安排上仍然存在“撒胡椒面”现象,项目多而分散,单个项目补助标准低,支农资金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如现行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资金性质一样,但补贴下达时间不一致,过于分散的补助资金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增加楚雄市中山镇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抗灾保收、确保农民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应重视对农业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中山镇,首先最有效的是兴修水池,储水蓄水。政府应加大对这方面的投资鼓励政策,对缺水严重的自然村应鼓励和支持农户修建水池,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其次是村级公路建设,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小村,力争做到“水电路”三通。
2、引导农民更新观念
当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的观念问题,如何将常规生产向名特优农产品生产方向转变,是引导农民更新观念做大做强种植业的关键。其次是适度发展养殖业,当地丰富的自然生物资源对发展养殖业十分有利。然后抓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还要加强农民家庭经营筹划和管理能力的培训。鼓励和支持成立农产品生产经营民间协会组织,实现规模经营。有组织地安排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和转移,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和增收渠道。
3、提高农产品初级生产技术,降低劳动强度和劳动力生产成本
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技术,关键在于组织培训农户相应的生产技能。镇政府可培植树立一定的样板户,由村委会组织村民参观学习,并给予一定奖励。鼓励当地村民成立现代农机服务经营专业户,在生产成本远低于人工成本的基础上实行有偿服务,以减少人力成本和降低劳动强度。
4、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首先,在全面实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着力解决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结构性缺编问题,尽快补充紧缺学科的专业教师,缓解农村教师短缺的问题。其次,适应市场需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确保学生招得进来,走得出去,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以核心农户为重点,加大青年农民现代农业科技知识、营销知识和工业理念的培训教育,加强实用新技术教育。
5、突出重点用好财政资金,改进政府补贴发放方式,酝酿农村重大政策的改革新举措
对于年度财政资金,需着重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位置,克服“撒胡椒面”现象,注重积累效应,逐年夯实农业基础。在加大补贴力度的同时,不断改进补贴方法,尽量合并发放补贴,增强可操作性,方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让补贴真正成为各年度生产要素而发挥重要作用。加快村民全民社保、土地承包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进程,以改善农民收入重大政策保障体系,从根本上建立农民生产致富的政策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赵洪绪:辽宁省凤城市农民收入结构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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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珊珊:云南省农民收入结构研究[D].云南农业大学,2012.
[4] 高宏:吉林省农民收入结构分析[D].吉林农业大学,2012.
[5] 李莉: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报,2007(23).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补贴;农民收入支持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字上讲,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务农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缘故,中国语境中“农民”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必须要具有农业户口,两者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部分农民也可以不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成为农民仍然必须具有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基于农民的身份,每一个农民有一块可以永久无偿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权,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而获得多项收入。因此,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每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人。不过,既然被称为农民,务农是其家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产生,各级统计部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推算而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民,是指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以及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农民收入计算中包括没有变现的部分。在农民收获产品之后,统计上就算做了收入;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粮食、蔬菜等,统计口径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收入和支出;对农民的收入,统计口径不仅要算现金收入,算实物收入,还包括副产品。例如:小麦收割完,小麦要算收入,麦秸也要算收入;养鸡养猪养鸭,鸡猪鸭要算收入,粪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机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费的,因为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个经营主体,必须自己为自己垫付生产费用。
目前,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根据现行测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和批评,探讨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坚、王敏分析了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黄永兴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秀荣发现了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但没有实证的支持;王细芳选取中国粮食生产区之一的湖北省为案例,围绕农民增收分析了“种粮热”给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他农业活动则没有进行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笔者试图从农业生产角度探讨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经验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提要] 本文以张家口市沽源县农村消费实践为例,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主要因素入手,对河北省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和提高农民消费能力进行对策分析。
关键词:农村消费需求;农村居民收入;农民消费能力
本文为2012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及扩大对策”的部分成果(编号:hb12yj005)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河北省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及扩大对策—以张家口市沽源县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4月3日
一、沽源县农村消费基本情况
1、农村消费比重情况。截至2011年底,该县农村总体消费水平占全县消费水平的比重连续三年变化不大、基本稳定,从2009年起,连续三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分别为46.69%、47.01%和48.61%。此数据说明,人口占比达到80%以上的农民,其消费水平接近50%,虽然受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消费能力仍在恢复当中,但可以肯定很快就会占到“半壁江山”,由于农民消费基数的庞大,其潜力会进一步扩大和释放,农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2、农村居民收入情况。把潜在的消费需求变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近年来,沽源县经济发展较快,该县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近3年来农民的收入增幅更为明显,多数农民家庭收入稳中有增。其增收主要原因:一是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二是积极鼓励和引导返乡、在乡农民工的自主创业,尤其是拓展了蔬菜产业的一条龙生产产业,包括蔬菜的种植、加工、包装、仓储、运输、信息服务等项目,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三是注重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特别是畜牧业养殖产业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致富。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和特点,主要表现在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上。
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1、农民收入总体水平还不高。收入增长的持续性不强是影响农村消费市场的主要原因。截至2011年底,该县第一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仍然偏大,由于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收入时好时坏,增收拉动作用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不强。二三产业发展滞后,所占份额不大。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在于非农行业就业的机会不多,现有的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不高。主要原因是该县农民家庭二三产业发展起步晚、规模小、效益低,农民从中得到的收入少,限制了农民的消费。
2、经济发展基础差,城市化水平低。从地理位置来看,沽源县属于坝上边远地区,距离周边城市较远,接受辐射机遇欠佳,加之交通等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该县西部5个乡土地贫瘠、整体工业基础薄弱、财政较为困难是当前的基本情况,直接后果就是长期对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相比之下非农产业起步晚,就意味着缺少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较快发展的启动力量。同时,城镇化水平滞后使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受到需求限制,阻碍了劳动力就业。此外,镇村几乎没有企业发展,谈不上工业化程度,即使个别乡镇有企业,仍处于小散低弱状态,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极为有限,阻碍农民收入,进而阻碍农民消费。
3、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快,农村市场化进程缓慢。近年来,该县积极实施以“龙头带基地、项目带产业、协会带农户、部门带新村”的新战略,狠抓农业产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业产业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发育程度较低,产业链条短而松,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阻碍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调查显示,目前沽源县70%的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是靠个体商贩到田间地头、农户家里收购,20%的农户通过集贸市场销售;90%的农户主要从个体商贩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资质量难以保证;有70%的农户认为偏高的生产资料价格限制和减少了消费。
4、刺激农民消费的补贴政策粗放。2008年以来的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政策旨在激发农民消费潜力,激励农民购买欲望,利用“家电下乡”、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鼓励农民消费,中央财政补贴金额在数百元不等。但回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效果,可谓平平。由于数百元的补贴,收入水平较高农民的消费热情和购买意欲立即调动起来,但收入水平较低农民消费需求表现得十分温和,由于拿不出购买刺激消费的政策性商品所需几百元乃至上千元资金,消费需求表现得十分冷清,只能望“补贴”兴叹,一刀切的补贴政策很难收到理想效果。因此,依据“被平均”的农民收入进行平均补贴对扩大农民消费需求作用不大。补贴政策未收到理想的效果的一大突出表现,就是补贴政策的粗放有余,精细不足,导致无的放矢,事半功倍。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近几年,虽然县域基层农村医疗合作已全面普及,农民看病的支出省了,但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农村居民的养老、大病医疗、子女高中以上的入学等各种问题时刻困扰着农民,特别是近几年该县农村青年存有攀比思想,大部分农村青年结婚的首要条件是在县城购买住房,这使得他们和父辈两代人,不得不节衣缩食,增加储蓄,加上农民预期收支的不稳定,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其他即时消费。
三、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和提高农民消费能力的建议
1、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扩大农村消费,首先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拓宽农民增收门路,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拓宽农民的就业领域;二是建立健全农村劳务市场体系,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农民工的培训,让外出务工人员掌握一技之长,这对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将农村劳动力更多地转移到城镇来。
2、大力发展错季蔬菜种植、畜牧业养殖产业。蔬菜种植、畜牧业生产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从长远看,它虽然不是该县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却是稳定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一方面应当把大力发展蔬菜种植、畜牧业养殖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积极鼓励农民从事蔬菜种植、畜牧业生产,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另一方面要着力调整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特种蔬菜种植、畜牧业养殖、特种养殖和畜产品加工业,及时捕捉市场信息,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增加农民收入。
3、采取阶梯式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补贴。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讨论首先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农民,收入大不相同;同一地区的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差别的问题。二是应认识到不同收入农民的人群购买不同价位和品质的商品的问题。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在几百元补贴的刺激下,购买刺激消费的政策性商品,享受国家的优惠补贴政策,得到更多的经济
实惠,但这部分农民只占农民总数少部分;而收入较低农民只能用于基本的生活、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无经济能力消费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性商品,消费意愿调动不起来。一概用平均补贴与平均收入水平来制定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政策与现实相悖。
作为反映农民生活现状的收入统计数据,要避免“平面化”、片面化的数据,必须建立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化数据统计体系,才能既体现他们宏观环境的大势所趋,又体现他们生活疾苦的轻重缓急。尤其在当前形势下,基于农民阶层、区域差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农民问题中的不平衡性相当突出,对于调查统计中的“平均数”误区要慎重使用。因此,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要求,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入手,解决农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应对农民实施阶梯式的补贴政策,探索和建立对农民补贴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4、改善农村消费软环境。要完善和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稳定农村居民支出预期。目前,农村居民遇到大病医疗、子女高等教育、养老等重大支出时主要还是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积蓄,或者向亲戚朋友借用。如果能够尽早建立健全一套适宜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支出有一定抵御能力,减少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自然就可以有效地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其起到的经济促进效应将是无法估量的。
5、出台相应的抵御农民经济风险的保险政策。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保险政策,加强农民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据调查,农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十分担忧,特别对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忧心忡忡,经验告诉他们,自然或市场风险来临,经济损失较大。所以,他们往往居安思危,对未来可能遭受的经济风险未雨绸缪,其应对方法就是捂紧钱袋,尽量减少消费。农业是一个弱势行业,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并不是他们不勤劳,而是地域、机制等历史原因造成这部分人的贫困。要想解决弱势群体收入,解决消费增长缓慢等问题,应从政策和资金方面解决增加收入和抵御风险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胡放之.论解决内需不足的关键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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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雪.2009中国农村家电消费调查报告[n].中国青年报,2009.3.23.
一、引言
现代农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些风险的存在和发生,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后,农业经济中小规模农户的分散经营使我国农业风险规避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场主经营更加困难,农民的生产经营收益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农业保险作为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的社会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偿农民因各种生产经营风险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产业化农业范围的不断扩大,频繁自然灾害造成的价值损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购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保险意识日益增强。但从实际发展水平看,我国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农业保险范围过窄,规模狭小,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遵循的大数法则。与此相应,由于农业保险经营者风险相对集中,赔付率较高,因而难以刺激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在这种低迷的农业保险需求和乏力的农业保险供给状态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近几年来一直举步不前[1]。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在能够更加准确地说明影响农业保险需求因素的基础上,通过有效方式提高农户农业保险的参保率。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就我国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王敏俊(2009)以浙江省613户小规模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小规模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在当前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在短期内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对农业风险的认知程度和土地承包面积是影响他们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农户对农业风险的认知程度和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化程度,将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2]。侯玲玲等(2010)通过构建Logit模型,分析了保费补贴标准对我国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政策推动下我国农业保险得到了一定发展,保险补贴对农户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显著影响,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标准与农户的期望值有一定差距,因此应提高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标准,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3]。杜鹏(2011)基于湖北五县市34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家庭农业人口数、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贷款经验、农民对农业风险的认知程度、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保单产量保障水平、农户对政府信任水平以及政府补贴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显著正相关,个人承担保费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年龄和教育因素与农业保险需求相关性不强[4]。尽管类似上述研究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形成了一定的认识,但在更深层次上就农民收入尤其是从农民收入的结构、性质等角度对农民收入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依然缺乏。本文试图从广义农民收入概念着手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广义农民收入的概念及理论假说
(一)广义农民收入的概念
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是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从狭义上讲,农民收入是指农民所具有的收入水平,即农民收入值的高低,一般用农户家庭总收入或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来表示。从广义上讲,农民收入不仅具有数量上的含义,即收入水平,还具有质量上的含义,即收入结构和收入性质。农民收入结构是指农民收入的不同部分及其比例。按其收入来源的不同,农民收入可以划分为农业经营收入、非农收入及其他收入。农业经营收入主要为家庭经营种养殖业的各种纯收入。非农收入主要为家庭成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资性收入、打工收入及各种非农经营收入,例如个体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为以上两种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例如政府补贴等。农民收入性质是指农民收入具有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增长性等方面的特征。农民收入稳定性是指收入的固定性和持久性特征,一般通过总收入中稳定性收入的比重来表示。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指农民收入受自然或市场等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表现出预期之外的波动性特征。农民收入增长性是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受收入来源、收入途径及获取收入所依赖的资源等各种因素影响农民收入所具有的增长潜力[5-7]。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及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等经济社会背景和农户家庭条件差异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农户在收入水平相等的情况下其收入结构和收入性质往往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倾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理论假说
从广义农民收入概念来看,与农民收入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相适应,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也必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收入水平及其变化是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决策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第二,在收入水平既定前提下,收入结构和收入性质的差异是造成不同农户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不同的购买倾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1)收入水平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正向影响;(2)在农民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收入结构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一定影响,即农业经营收入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产生负向影响;(3)在农民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收入性质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一定影响,即非稳定性收入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具有正向影响。针对上述理论假说,本文将采用课题组对甘肃省黄土高原区4市12县(区)102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应用Matlab7.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检验。
三、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1.调研区域
调研区域所指的“甘肃省黄土高原区”西起乌鞘岭,东抵子午岭,南至太子山、秦岭和甘陕省界,北止甘宁省界,包括庆阳、平凉、白银、兰州、临夏等四市一州的全部和定西、天水两市的绝大部分,面积约11.3万km2。该区域自然灾害种类繁多、活动频繁、危害严重,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干旱、低温冻害、干热风和冰雹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接近30亿元,其中以干旱灾害影响范围最大,灾情最为严重。该区域每年平均受灾面积达54.2万hm2,占播种面积的21%,成灾面积达43.5万hm2,占播种面积的17%,且具有成灾面积不断扩大、频率加快、危害程度逐渐增强的趋势,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旱灾害成灾面积超过100万亩的灾害达8次,其中以2000年和2011年最为严重,干旱灾害加上其他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给该区域的农业生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8]。与此同时,该区域农业生产风险管理手段严重滞后,截至2011年底,甘肃省总共有11家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1家,2010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收取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总收入为5283万元,仅占该公司总保费收入的2.4%[9]。
2.数据获取
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全部来源于课题组组织的部分成员和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家庭所在地位于调研区域的部分农村学生于2012年1月寒假期间的调查数据资料。抽样调查的方法为:在区域内依据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选取有代表性的兰州市、平凉市、定西市和庆阳市作为调查地区,然后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根据2010年农民收入水平按高、中、低不同层次,在每个市选取3个县(区),在每个县(区)选取3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取3个村,在每个村按系统抽样调查法选取15户左右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及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入户访谈等方式进行。访谈实施的主要办法是:首先通过跟笔者和课题组成员有个人关系的一些乡(镇)政府干部帮助联系所辖行政村的村干部,再由各行政村的村干部帮助联系社(组)干部,然后由这些社组干部根据问卷调查的需要联系调查农户,最后笔者和课题组成员进入他们联系的农户家中访谈。本次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入户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回收1409份,回收率88.1%,剔除重要数据缺失样本,最后得到有效问卷1028份,问卷有效率达73.0%。对问卷回收状况的分析显示,笔者和课题组成员进行的入户访谈,由于对问卷理解准确,调查经验丰富,访谈方式得当,因此沟通效果较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较高,分别为89.3%和92.0%;大学生的入户访谈,由于要求学生以社会实践作业的形式在寒假期间完成,并对问卷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较高规定,所以问卷回收率较高,为87.3%,但由于学生对问卷理解不到位且缺乏问卷调查经验,沟通效果欠佳,因此问卷的有效率偏低,仅为61.3%。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1.收入水平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分析
问卷调查采用“家庭年人均收入”指标反映农户收入水平。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如表3所示。首先,依据表3数据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随着家庭年人均收入的提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增强,当家庭年人均收入达到7000~7500元水平,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比例达到最大,为65.6%,表明在这一收入区间,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最强,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开始下降;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10000元的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比例稳定在30%左右。其次,依据表3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年人均收入,应用Matlab7.0统计分析软件就家庭收入水平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53(P<0.05)。
2.收入结构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分析
调查发现,当前农户家庭总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收入是主体部分,其他收入主要是包括退耕还林补贴以及覆盖到部分家庭的母猪补贴、独生子女补贴、农村低保、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等收入,从平均状态来看,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非常小。为了便于分析,在整理调查取得的数据时,把农户家庭总收入中除了农业经营收入以外的所有收入都计为非农收入,同时,为了既能减少调查工作的难度,又保证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不受影响,在设计调查方案时,选取了家庭年总收入5000~7000元、13000~15000元和27000~30000元等三种水平的农户,分别代表低、中、高三个收入阶层,对其家庭年总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比例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经整理后如表4所示。首先,依据表4数据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随着农业经营收入比重的提高及非农收入比重的下降,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逐步提高,5000~7000元农户在农业经营收入比重达到60%~70%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的比例达到40%;13000~15000元农户在农业经营收入比重达90%以上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的比例达到63.6%;27000~30000元农户在农业经营收入比重达40%~50%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的比例达到55.6%。但随着农业经营收入比重进一步提高及非农收入比重的进一步下降,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开始逐步下降。其次,依据表4数据,应用Matlab7.0统计分析软件就农户农业经营收入比重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收入阶层农业经营收入比重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5000~7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923(P<0.01),13000~15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941(P<0.01),27000~30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994(P<0.01)。
3.收入性质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分析
笔者认为,农户在至少3年内基本固定的预期收入可以视为稳定性收入。根据入户调查掌握的情况,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70%基本上为稳定性收入,非农收入中家庭成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资性收入为稳定性收入,打工收入、各种财产性收入及个体经营收入的50%基本上为稳定性收入,包括退耕还林补贴以及覆盖到部分家庭的母猪补贴、独生子女补贴、农村低保、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等其他收入基本上为稳定性收入。在整理调查取得的数据时,以此经验数据为标准核算农户稳定性收入和非稳定性收入。同时,为了既能减少调查工作的难度,又保证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不受影响,在设计调查方案时,选取了家庭年总收入5000~7000元、13000~15000元和27000~30000元等三种水平的农户,分别代表低、中、高三个收入阶层,对其家庭年总收入中稳定性收入比例进行调查。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经整理后如表5所示。首先,依据表5数据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随着非稳定性收入比重的提高及稳定性收入比重的下降,三种收入水平的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逐步提高,5000~7000元农户在非稳定性收入比重达到35%~40%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比例为33.3%;13000~15000元农户在非稳定性收入比重达到25%~30%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的比例为54.5%;27000~30000元农户在非稳定性收入比重达到30%~35%时,购买意愿最强,愿意购买户数的比例为33.3%。这表明农户的风险意识随非稳定性收入比例的提高逐渐增强,规避农业风险的意愿提高。其次,依据表5数据,应用Matlab7.0统计分析软件就农民非稳定性收入比重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收入阶层非稳定性收入比重与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5000~7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817(P<0.05),13000~15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826(P<0.05),27000~30000元农户的相关系数为0.835(P<0.05)。
从收入水平上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要高出很多,而且从表2当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者差距从1978年的199.79元逐渐扩大到2008年的9021.9元;从2000年之后的年增长率来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都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这表明山西省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整体较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比较重要的一项任务。
3.省内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加大。表3给出了2000—2008年的部分年份,山西省各地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比状况。从上表可以看出,2000年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吕梁市1149元和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太原市2643元相比,两者相差2.30倍;2004年吕梁市与太原市相差2.19倍;到了2005年,收入最低的忻州市为1925元,与太原市的人均纯收入4402元相差2.28倍,到2008年两市差距达到2.25倍。以上数据说明了山西省各地市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变化不大,地区间差异较大的现状仍然没有从根本得到改善。
4.农民收入来源出现多样化。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收入中的农业收入一直是山西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部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前农民收入主要以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单一渠道,发展为目前的来自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二、三产业的收入、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和家庭经营收入共同构成目前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农民收入来源总体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二、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及结构特征
1.按农民纯收入来源划分。山西省农民纯收入可分为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1)从山西省农民纯收入来源看,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重要组成部分,但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加,由1978年的14.79元增加到2009年的1986.4元,增长了134.30倍。家庭经营收入在山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从2000年到2005年一直保持在55%以上,2006年至2007年为51%左右,2008年为48%。到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1919.76元,比上年减少66.62元,下降3.35%。
(2)工资性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78年以来,工资性收入表现出较强的增长势头,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一起构成山西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二者总和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1978年为91%,2000—2004年基本上都在96%左右,2007年和2008年也都在90%以上,没有发生较大变化。而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的38%上升到2008年的42%,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789.9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38元,增长4.46%;家庭经营收入则由2000年的58%下降到2008年的48%。可见,工资性收入在山西省农民家庭纯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
(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略有增长。长期以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山西省农民纯收入当中所占比重较低,基本上都在3%~4%左右,2007年为7.6%,2008年达到9.7%,波动不大,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因此,这两项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形式。而近年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9年全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为人均205.12元,比上年增加52.06元,增长34.02%,是2008年153.1元的1.34倍;转移性收入为人均329.29元,增加85.04元,增长34.82%,是2008年244.3元的1.35倍。
2.按纯收入性质划分。按照纯收入性质可以划分为生产性纯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两大类。根据表5可以看出,我省农民收入中生产性纯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大。而生产性纯收入又可以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又可以分为第一产业收入(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工业收入和建筑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运输业收入、商业和饮食业收入、服务业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下面主要分析家庭经营收入中包括的三种产业收入及结构变化。
从绝对值上看,第一产业在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的比重最大,2008年为74.6%;其次是第三产业,占到22.9%;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小,约占2.5%。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山西省农民第一产业的收入为1371.34元,同比下降7.47%,而在第一产业收入中,农业收入下降3.68%,牧业收入下降29.76%。第二产业收入为38.94元,下降20.7%;第三产业收入为509.48元,增长11.94%。
从增长速度上看,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一、二产业,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正在逐步下降。
三、影响山西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山西省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家庭经营纯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有所增长,但所占比重还较小,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山西省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农民收入结构。首先,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资源短缺、气候恶劣,干旱缺水加上旱灾频发,因此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一直占80%以上。其次,畜牧业收入占15%左右,林业收入和渔业收入比重非常小。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结构单一,这和山西的自然条件有很大关系。
许多农村农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水利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各地财政对农业设施建设的投入有限,基础设施维修率低,新建基础设施速度缓慢。干旱缺水已成为山西农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2.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农民生产积极性较小。近年来,虽然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上升,但由于主要粮油产品和主要畜禽产品生产价格走低或较大幅度下降,而2008年山西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上涨了18.7%。来自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农业生产资料中,价格涨幅突出的有:化学肥料价格上涨31.7%、农业生产服务价格上涨22.7%、农用机油价格上涨14.7%、农用种子价格上涨13.5%、饲料价格上涨9.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使得农民种植生产成本加大,农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剪刀差,制约了山西省农民的收入增长,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3.影响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1)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以房屋这项不动产收入为例,由于太原是省会城市,相比较其它地区有着一定的地理优势,加上近几年太原市商品房价格不断攀升,使得太原市周边的城中村发展非常迅速,如北张村、亲贤村等等。村民每月只靠出租房屋的收入就非常可观,很多在城中村当中修建的所谓小产权的住宅楼房也都销售一空,村民的财产性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相比之下,山西省一些较偏僻的农村,很多房屋由于无人居住而被荒置,根本不可能出租或者出售,农民此项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比城市周边的农村居民要少很多。
(2)农村金融体制不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落后,投资渠道单一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投资的愿望。另外,农民缺乏投资理财方面的技术和能力,使得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比城镇居民要低很多。
4.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较大。山西省农民转移性收入在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倾斜下有了小幅提高,由2005年人均86.5元增加到2008年的244.26元,但是和城镇居民的差距仍然较大,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3654.11元。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使城乡居民因工作性质不同而获得的收入来源不同。在转移性收入当中,城镇居民的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占很大比重,2008年为2966.83元,占到转移性收入的81%以上,而这部分收入农民无法获得。城镇居民享受的失业保险、住房补贴、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
5.农村科技教育水平落后,农民综合素质普遍较低。山西省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当中,明显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所占比重也较小,这与山西省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有一定关系。2008年,山西省农村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所占比重为42.94%,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8.81%,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2.3%。农村科技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全省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得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即使有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从事的也都是相对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在二、三产业的收入不高。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议
针对于山西省农民收入来源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省份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一些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议。
1.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面对山西的自然条件,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山西发展农业的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山地丘陵面积占土地面积的80%,旱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0%,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面积的70%。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农业,山西省各级政府必须把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改善水利设施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将其作为系统工程长抓不懈,以改善农业生产的生态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还能够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
2.保持生产资料价格稳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面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山西省要努力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支撑,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关键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在农业生产成本构成中,农业生产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就会加大农民的生产成本,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为此,应当调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努力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3.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与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小城镇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是深化农村改革、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农村经济发展必然使得金融体制不断完善,拓宽农民的投资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农民的投资愿望,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4.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转移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贡献份额的逐步加大,一方面表明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潜力巨大。今后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如粮食补贴额度的进一步增加和范围的扩大,新农合制度的稳步推行、报销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土地征用补偿资金、扶贫款、救济款、抚恤金等各种政策性补贴的逐步落实到位,农民转移性收入将继续呈现大幅增加的趋向,在农民收入的增长中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提高山西省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结构和收入状况,使得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配更加合理。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对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山西省农村教育水平的具体措施有:(1)山西省贫困地区较多,要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投资;(2)在确保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施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提升农村教育的水平和质量;(3)要构建多层次的农村教育体系,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大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构建和谐山西进程中的居民收入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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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农业等第一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为负数,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农业越发展,农民的收入越低。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开启农民广泛的要素收入之源;同时政府应该充分利用wT0的规则对农业进行适当补贴,建立对农民进行收入支持等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补贴;农民收入支持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字上讲,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务农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缘故,中国语境中“农民”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必须要具有农业户口,两者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部分农民也可以不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成为农民仍然必须具有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基于农民的身份,每一个农民有一块可以永久无偿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权,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而获得多项收入。因此,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每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人。不过,既然被称为农民,务农是其家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产生,各级统计部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推算而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民,是指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以及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农民收入计算中包括没有变现的部分。在农民收获产品之后,统计上就算做了收入;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粮食、蔬菜等,统计口径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收入和支出;对农民的收入,统计口径不仅要算现金收入,算实物收入,还包括副产品。例如:小麦收割完,小麦要算收入,麦秸也要算收入;养鸡养猪养鸭,鸡猪鸭要算收入,粪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机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费的,因为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个经营主体,必须自己为自己垫付生产费用。
目前,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根据现行测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和批评,探讨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坚、王敏分析了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黄永兴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秀荣发现了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但没有实证的支持;王细芳选取中国粮食生产区之一的湖北省为案例,围绕农民增收分析了“种粮热”给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他农业活动则没有进行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笔者试图从农业生产角度探讨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经验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放弃对现行统计数据和测算方法本身的争论,直接利用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我们选择2006年全国31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
由于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选择2006年全国各地区的农业产值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分析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农民纯收入=总收入一税费支出一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一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一赠送农村亲友支出。“总收入”指调查期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从各种来源渠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性质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可见,农民总收入的来源非常广泛,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三大产业。此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也很多,农民人口数、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把这些变量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保持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揭示出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同一性,我们无法利用《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所有上述指标的数据。由于我们主要关注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可以考虑利用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得到遗漏变量问题的植入解。我们利用各地区的乡村人口数作为农业人口数的替代,利用各地区接受义务教育及其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数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利用各地区的15岁及其以上人口性别数指标作为农民性别状况的替代。将上述各项得自《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变量及其代码列于表1。
三、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变量,我们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乡村人口+接受义务教育人数+接受超过义务教育人数+未上过学人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男子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女子数
利用Eviews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得到下列结果(表2)。
为保证推断的有效性,利用怀特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无交叉项)(表3)。
由于存在异方差,不能进行有效推断,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表4)。
经过修正,不仅消除了异方差,AC值和SC值都变小,且R2和调整R2。都达到0.9999以上,模型拟合很好,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推断了。
四、统计推断
必须注意的是,在我们控制的人口变量中,只有各地区农村人口是专门针对农民的统计数据,其他的人口数据都是采用的替代变量,虽然不能利用它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效应进行推断,但是可以保证以下四个非替代变量的效应分析的无偏性。
第一,第一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692049,p值为0.0339,我们可以在5%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一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一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仅不会增加,而且会相应减少0.692049元。
第二,第二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
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195757,p值为0.0709,我们可以在10%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二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二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减少0.195757元。
第三,第三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正数,为1.012055,p值为0,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三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增加1.012055元。
第四,乡村人口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为正,为1.210421,p值为0.0012,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其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乡村人口每增加l万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会增加1.210421元。对该点应该作如下的理解: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土地既定的情况下,由于每年务农的劳动量基本不变,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都可以由妇女、老人和儿童胜任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越多,就可以有更多青壮年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从而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因此,乡村人口的增加会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正效应。
五、政策建议
由于农业等第一产业的边际效应为负数,说明单纯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不能增加农民收入,长期还会不断降低农民的纯收入。这也证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纯粹的农民)是很难获得社会平均收益从而过上现代生活的。为了获得社会平收益率,中国农民必须要兼业,通过兼业多渠道获得收入来源,弥补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足。这样的结论无疑对我们当前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由于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纯收入的效应为负数,要增加农民收入就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的发展,还必须要让农民参与其他行业的建设,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充分发挥农民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的获得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等各项收入。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效应非常显着,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赋予农民的国民待遇,让农民能够更方便的从事第三产业,取得经营性或工资性收入,同时也让城市居民能够方便的从事农业生产,使务农成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身份,为农业的发展开辟广泛的渠道。
同时,鉴于第一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负效应。为了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家必须在WTO的框架下,充分利用WTO中的黄箱政策对农业进行适当补贴,保证从事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正收益,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利用WTO中的绿箱政策,对农民提供收入支持,使我们的乡村建设者能够过上现代的社会生活,实现城乡共同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王安全,走出对农民纯收入统计认识的几点误区[J],中国统计,20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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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敏,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研究[J],农业经济导刊,2007(9):157-158。
[5]黄永兴,农民纯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3):56-59。
[6]何秀荣,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J],中国乡镇企业,2004(1):27-30。
[7]王细芳,警惕“种粮热”与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以湖北省为例[J],农村经济,2005(3):67-69。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采用入户走访、实地调查等方式,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局部村庄进行调查。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呈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水平肯定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水平占90%以上,高中文化水平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激进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缺乏15%三是思想观念。县农民思想观念激进,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激进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生产力低下。改革初期,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只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城乡教育差别继续扩大。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示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呈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辅导、教育乏力,呈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效果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证措施不力。农民生产和生活保证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单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接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证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局部,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乡村居民的医疗、养老平安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二.对策与建议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上述可以看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需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立足农业特色。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发明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整合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达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本钱,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呈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调查演讲
中央和地方不时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证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只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农村人,不由要问: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利用假期时间对自己所在县农民增收问题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以期为外地农民增收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化建议,协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采用入户走访、实地调查等方式,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局部村庄进行调查。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呈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水平肯定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农民素质方面,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水平占90%以上,高中文化水平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激进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缺乏15%三是思想观念。县农民思想观念激进,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激进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生产力低下。改革初期,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只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城乡教育差别继续扩大。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示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呈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辅导、教育乏力,呈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效果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证措施不力。农民生产和生活保证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单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接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证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局部,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乡村居民的医疗、养老平安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二.对策与建议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上述可以看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需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立足农业特色。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发明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整合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达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本钱,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呈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证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平安等,协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1.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仍很大,增幅缓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实行,农民自己种地除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剩下的基本上自己享用,积极性因此被大幅度调动起来,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供大于求,结构性过剩问题严重,.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不仅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还面临市场风险。农业收益减少,生产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诸于地价,肥料,生产工具等成本均在增加。进入21世纪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相依为命。多数地方农业用地基本不再种植作物,已成为荒地。少数种地的地区农民大多数从田间收入一些传统的粮食作物,用于全部自享的占 40%,部分自享部分出售占60%。而全部用于出售的竟无一人。
2.工资性收入比例越来越大,逐渐占据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又叫做劳动报酬收入,一般而言,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地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而是进城务工所得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我国农民收入构成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业务工增收。这说明我国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而农民在城市中大多数由于知识的欠缺而从事低端的体力劳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务工农民不足 200万人,1988年超过2000万人,1993年后增至6000万。 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7。进入21世纪,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队伍更加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对全国农村住户和行政村进行抽样调查,2002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为1.006亿,2004年为1.200亿,2006年为13212万。截止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万人。国家统计局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农民统计监测调查结果显示,在返乡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以上的返乡农民工分别占2.40%、14.80%、65.80%、11.10%、4.00和2.0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例最大。新华网北京2006年4月 16日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0%,31-40岁的占23.0%,40岁以上的16.0%。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这些数据表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主要是农村的青壮年,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学历,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人和留守儿童,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在城务工的子女,而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大多数从事的是低端体力劳动,工资收入相应的必然很低。作为比较的城市居民由于素质较高,从事的大多是工资福利待遇好的工作。长此以往,城乡居民收人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
3.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
农村的农业用地自实施以来,基本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农业用地所得的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超过在家耕地的收入,自家耕地多数无人打理,逐渐变成荒地,少数以低价或是免费租给他人使用。农村不合理征地也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收入减少。
四、解决农民增收的基本对策
1.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是全面提升农村未来人口素质增强其竞争力最直接的方式。之所以会出现农村农民收入低的现象,根本原因还是农民朋友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低。通过对农民的知识技能的培训,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朋友的思想境界,开阔农民朋友的视野,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创新能力,还可以增加他们的一技之长,增强自身的本领。为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关注孩子的基础教育,也应该对成年人进行再教育。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以网络、电视、舞台节目、专家讲座、农业技术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传播知识和文化,同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从整体上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形成一大批农村科技人才。
2.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具有盲目性,风险性较大。必须通过农产品产业化经营,农产品深加工,将生产、加工、销售连接为一体,延长产业链。鼓励建立一批重点、龙头的乡镇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拓宽销售渠道,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出路。乡镇企业要与农户形成一个整体,应该充分吸收农村人才,同时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或到乡镇企业工作。农业的科技人才可以建立研究站继续研究作物种植培育。农村具有销售管理才能的人才可以到乡镇企业工作。这样既留住了农村的人才,又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
3.规范中小企业的管理和分配制度
农民工进城就业大多以私营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为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往往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很少考虑到员工的合法权益。他们往往是长期压低劳动者工资。农民工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却得到很少的回报。因此需要规范中小型企业管理和分配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降低农民的工作风险,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4.加大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力度
在农村,农民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然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发展,农业用地有的被低价征收用于发展工业以及建筑,有的被农民用于盖房,还有的由于农民到城市务工而被弃之不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我国农村经济长远的发展,也影响到我国粮食的生产稳定。因此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农村的农业用地,加快农村征地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违法征地用地的行为,处理好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
五、结论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就业
原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1期
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978~1984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年均增长率高达15.9%.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力主要归功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增长的来源主要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体制变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农业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已不再能维持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开始出现波动性增长。1984~1990年,农民实际纯收入年均递增4.2%.其中,1985年和1988年是两个增长相对较高的年份,增长率分别为7.9%和9.3%;1986年和1987年增长相对缓慢,增长率分别为2.9%和2.8%;而1989年更是出现了实际纯收入负增长的情况,农民收入比上一年减少1.6%。
进入90年代之后,虽然农民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依然占据着较高比重,但增长的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非农收入增加逐渐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加,进入90年代之后,农民收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恢复性增长。在1990年增长1.8%和1991年增长2%之后,农民收入出现了1993~1997年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幅开始下降,农民收入开始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变得非常困难,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
一、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变化
我国的农业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农业,耕地面积按20亿亩计算,人均只有约1.5亩,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终将受到“耕地资源”瓶颈的制约,进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注定无法成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
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粮食产量在80年代初期出现快速增长,但体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释放之后,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某些重要的产粮区,如四川绵竹县等,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当地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在我国苏南一些地区,复种指数曾达200%,精耕细作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理论上说,在粮食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我国农户的耕地规模却呈现不增反降的趋势。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包括农业中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在80年代初期平均每人占有耕地近7亩,而到1997年,这一数字减少到每人4.3亩(按总耕地面积20亿亩计算)。因此,在单产增长潜力有限,农户耕地规模又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靠经营土地不再能够维持收入的增加。
经营农业很难使收入继续增加,这一点恐怕没有谁比农民自己认识得更清楚。农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别无选择,而在农业之外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其实就意味着寻求非农就业的机会。对于农民来说,非农就业机会无非包括两类,一类是当地的非农工作机会;另一类为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
乡镇企业是为农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阵地,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净增长5.59倍,其中工业产值净增长6.46倍,而同期全国相应产业的产值增长仅分别为1.22倍与1.71倍。因此,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期间呈现扩大趋势,由1.72倍扩大为2.33倍,但乡村居民中,乡镇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幅度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这从农村居民纯收入中生产性收入的增长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农民的农业生产性收入8年中仅增长0.15倍,年均增长1%稍强,而非农收入增长甚快,为农业性生产收入增长的5倍。当然,在本地非农就业中,村干部、教师和医生等职务也是其重要选择,但这类非农工作机会非常有限,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事实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农民首先选择在本地非农就业,在无法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的情况下才选择外地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业劳动力大多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进行。例如,1980~1997年,新增农业劳动力1.41亿,其中,真正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仅增加2527万人,剩下的1.16亿则属于“离土不离乡”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和劳动部的调查显示,1999年,全国到乡以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5203万人,比1998年增加268万人,其中,到省外就业的有2115万人;2000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达到6134万人,又比1999年增加930万人,其中到省外就业的有2824万人。2001年,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最新统计数字则达到9000万人以上(张红宇,2001)。
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农业收入增加变得困难之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成了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截止到2000年,农业收入不仅不能使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呈现负值;农民收入增加几乎完全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表1是1993年以来农民收入的结构变化,并计算了收入来源对增长贡献的变化情况。
从构成上来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报酬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二者相加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为95%,到2000年这一比例仍然高达94%,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转移性收入和家庭财产性收入两项收入合在一起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左右。但是,劳动报酬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则发生了较大变化。劳动报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由1993年的21%增加到2000年的32%,增加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降低:1993年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为74%,到2000年,这一比重减少到63%,共减少11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性收入减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劳动报酬性收入增加的幅度。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民收入 贡献
近几年来,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各地在依靠农业增产难以实现农民增收的形势下,纷纷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非农就业,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河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和农民大省,改革开放后在全省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的研究旨在从农民收入来源视角,探析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考察农民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民收入来源及结构的变化特征
根据我国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农民收入在来源上可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其中,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即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由于农民纯收入是反映农村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综合性的主要指标,因而本文选用此指标来反映农民收入状况,并采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衡量其总体水平。
1.农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非农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14.06元提高到2005年的3481.64元,增长了近30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壮大、城市改革的推进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加上农产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民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比重逐步上升, 图1表明了改革开放后河北省农民纯收入的来源构成变化情况。1985年,全省农业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39.41元和145.8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2%和38%,农民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收入的增长,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1997年,非农业收入及其份额首次超过农业收入,农业人均纯收入为1080.6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7%,而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为1205.38元,所占比重上升为53%;2005年,非农业人均纯收入及其份额分别提高到2025.73元和58%,而同期农业人均纯收入仅为1455.91元,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到42%。近9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1.5个百分点。由此可知,1997年以来河北省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人均纯收入份额逐步下降,非农业人均纯收入份额不断上升,农民收入越来越依赖于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非农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
2.工资性收入是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农民就业渠道多元化,非农业收入来源广,图2显示了改革开放后河北省农民各项非农业纯收入及构成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稳定,三者相比较,无论是从绝对数额还是相对份额上考察,工资性收入均是当年农民非农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198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88.71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为23%;2005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到1293.5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为37%。在工资性收入中,2000年农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业中劳动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55%、33.91%、25.99%和20.55%,2005年这一格局变化为8.22%、35.80%、31.78%和24.20%,可见农民外出从业收入提高的最快,但在本地企业中的劳动收入仍是工资性收入的首要来源。
二、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转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过程,农民由此所获得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这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来进行的。目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官永彬等人通过建立经济数理模型来考察各项收入来源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了这种研究方法,并结合自身研究需要,建立了如下农民收入数理模型,用以分析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变化情况。
由上可知,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各项来源之间存在着下列恒等关系:NI=WI+FI+NFI+PTI (1)
⑴式中,NI、WI、FI、NFI、PTI分别表示农民总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
对⑴式加以动态考察,将其表示为:
NIt=WIt+FIt+NFIt+PTIt (2)
NIt-1=WIt-1+FIt-1+NFIt-1+PTIt-1(3)
由〔⑵-⑶〕/NIt-1,并经过变化处理后可得:
(4)式中,分别为农民总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的增长率,用G表示;分别为以上四项来源收入占农民总纯收入的相应份额,用表示。
于是,⑷式又可以改写为:
(5)式实质上是将农民纯收入的总增长率分解到各项来源收入中,形成各项收入增长占总收入增长率的份额,其经济含义是各项收入增长对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即分别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对农民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因而为了使本文分析更具有现实意义,上述模型中的各项收入均取自《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1997年~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以1996年为基期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依据上述建立的农民收入数理模型,计算出各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所占比重及其贡献率。
图3显示的是农民各项纯收入增长对总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变动曲线。从总体上看,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贡献最为稳定,但其贡献率较小;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的贡献最不稳定,9年中有4个年份的贡献率最小,且均为负值;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两者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的贡献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反,但工资性收入的贡献明显大于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的贡献。其中,从工资性收入看,1997年~2005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由1996年的28%提高到2005年的37%,上升了9个百分点,其平均份额为36%,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为8.58%,年平均贡献率为58.73%,特别是近9年中有5个年份的贡献率最高,其中4个年份恰是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的最低期。从家庭经营第二、三产业纯收入看,1997~2002年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相对稳定且较大,所占比重由1996年的13%提高到2002年的21%,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为14.64%,年平均贡献率为53.31%;2003~2005年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21%下降到2005年的15%,平均每年实际增长速度下滑到-5.35%,年平均贡献率为-16.60%。由此可见,工资性收入增长是现阶段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而工资性收入又主要来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获得的收入,因而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三、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源泉的变化可以得知,目前农业收入仍是河北省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逐渐减弱,而非农业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主要依赖农业收入转变为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本质变化。这充分说明了农民收入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农业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和农民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当地就业与转移空间。在目前乃至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大中型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极其有限的形势下,小城镇建设将是解决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根本出路,因而河北省应加速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要结合全省优势农产品如优质的专用小麦和专用玉米、棉花、肉牛肉羊和牛奶、蔬菜、果品等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乡村服务业,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营造更多的转移就业空间。
2.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组织化程度,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异地转移就业。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难度。河北省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无序流动的状况,除应设立管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政府专门机构外,还要大力发展和严格规范劳动力中介组织,进一步强化政府、社会和企业的组织职能,在就业信息、职业技能培训、法律服务、流动跟踪检测等方面,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体系,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和信息化水平,以确保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的计划性和有序性。
3.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转移劳动力自身的就业能力。河北省应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长、中、短期的专业技能及法律法规、外出务工常识等多方面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素质,促使劳动者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增强转移劳动力自身的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官永-彬等:农民收入的经济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6(10)
关键词:人力资本 农民增收 影响 建设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20-02
一、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三农”发展的切入点是农民增收,“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虽然近些年来,农民收入得到某种程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寻找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促进农民增收,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寻找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促进农民增收,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究其影响农民收入因素,有农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关于如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理论界说法不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农业内部角度,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把思路放在农业外,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实现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学者的基本共识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等人力资本水平。
二、人力资本理论
1、人力资本内容。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比物质、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特别是在当今后工业时期和知识经济初期,人力资本将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因为作为“活资本”的人力资本,具有创新性、创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资源、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等市场应变能力。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GDP的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
2、人力资本理论起源和发展。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著作。他在著名的《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教育的经济作用以及一个国家维持教育以确保公共福利的重要性。第一个将人力视为资本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一代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在肯定劳动创造价值以及劳动在各种资源中的特殊地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的强弱必然要制约人的劳动能力与水平。而劳动技巧的熟练水平要经过教育培训才能提高,教育培训则是需要花费时间和付出学费的。
3、现代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物质资本指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土地、货币和其他有价证券等;而人力资本则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包括:(1)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2)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3)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不应当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一种消费,而应视同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4)教育投资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为衡量符号。
三、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1、教育和培训影响农民观念。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分析已经成为人力资本理论重要的研究领域。由于农民自身因素约束,我国农民的观念相对落后,小农意识极其严重。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农村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文化素质较低。农村人才总量少。随着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逐渐普及,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体而言。其文化素质仍较低。接受新技能、新科技、新知识的能力弱,农村乡土人才严重缺乏。因此,通过教育和培训转变农民观念显得尤为重要。
2、人力资本存量影响农民择业和就业。高素质的劳动力相对来说择业范围较广。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低,因此转移后如果能顺利就业的话,通常从事的也只是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职业;挣得的收入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始终处于社会底层。据调查,外出务工的劳动者70%文化水平只停留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外出务工人均收入水平较低。
3、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土地被称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安身立命之本。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村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民保守、封闭意识,更容易融入市场经济,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因此外出就业的成功率往往较高,收入相对来说较高。相对而言,因为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以及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明显存在缺陷,为了降低各方面风险,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兼业”为主。农村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流动性特征。因此,他们所找的工作往往不稳定工作环境较差,收入也维持在低水平。
四、改进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农民收入的建议
1、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长期以来。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都显得严重不足。加之长期实行向城镇教育、高等教育倾斜的教育导致农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目前,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趋势进一步拉大,以及我国市场化的内在要求。对农村教育加大投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劳动能力但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的培训力度。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探索由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公共培训机构和私营培训机构等相关主体在农民工培训中有效合作。将农民工培训纳入国家整体就业培训系统之中,加强对农民工培训的投入和管理。
2、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永远被户口这堵墙挡在城市之外。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将农民务工时的身份平等化,让进城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各级劳动力市场,参加各种职务的竞聘,让农民进城务工的收入增加,才能刺激农民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一步消除城乡迁移障碍,逐步放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各种限制。通过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尽早消除歧视制度。
3、完善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当前,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注意到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重要性,并且实施有利于农民工的医疗、工伤,以及养老保险等计划。这些保障体制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并且能够促进农民工对自身的进一步投资。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总之。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素质、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把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编号:08BRK008)]
参考文献:
1.西奥多・舒尔茨.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2.简伟秀,文卫.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与农民收入增长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0(10).
一、农民增收难问题的现状
近年来我县农民收入虽逐年有所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三农”问题日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反差大。从*年到20*年,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五年共增加1049元,年均增长7.64%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2602元,年均增长8.74%,农村低于城镇发展水平。
2、农民增收渠道少。据调查,我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业和家庭养殖业,从乡镇企业及村级集体组织经营收入极少,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很少有农副产品的加工、贮藏、保鲜、包装、品牌等附加值增值收入。20*年全县农户种、养业收入152693万元,占农民总收入的64%。
3、农业增产不增收。据调查,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明显,农村适用技术推广不到位,粮食尤其是经济作物的品种更新极为缓慢,虽然农产品在量上有所增加,但品种结构没有改善,优质农产品少,缺乏农产品品牌,市场卖价低,增产不增收。
4、农民收入不稳定。农业是弱质产业,本身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就弱,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脆弱,水利电力、道路交通、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又差,特别是近年来水灾、旱灾、风雹灾等自然灾害频繁,给农民增收造成了不稳定性。
5、农民收入不平衡。农村留守人员中绝大多数属“3861”型,即中老年妇女、老年人、学生儿童占绝大多数,强壮劳动力少,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高中学历文化的几乎没有,有一技之长的就更少。调查中发现,凡文化程度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多数从事二、三产业致富;而从事纯农业的农民多数文化程度低、劳动能力不强、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投入不足,外出打工的机会少,增收渠道窄,家庭收入低。
6、农民收入入不敷出。随着化肥、农药、种子、农膜等农业生产投入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农村水电、运输等成本的不断增加,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农民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但大多数农民收入基本只能养家糊口,生活并不宽裕,有的还比较贫困。特别是农村医疗、孩子教育和红白喜事人情费支出不断加大,造成收支极不平衡。如现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生小病一般不敢上医院求医,若遇大病就得举债治疗,造成因病返贫。
7、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由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附加值不高,异致产品销路不畅,价格上不去、成本高。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
1、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质量差。我县农业结构调整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头戏,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宏观指导,一些地方在结构调整中出现了政府越位、农民失位问题;有的地方把调整结构片面理解为“减粮扩经”,不是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数量增减上,结果导致农产品质量不高,市场压力,价贱伤农。
2、农村从业人员劳动素质不高,适用技术应用差。农村现有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农民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不强、思想观念落后,技术资料看不懂,适用技术学不会,先进理念接受不了,信息获取渠径太少,农业科技成果难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收入稳定性差。由于历史原因和投入主体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我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尤其是水利设施比较陈旧、农村道路多数不能确保晴雨畅通,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4、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农业增效差。目前,我县列入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的只有富民食品一家,县级扶持的企业有15家,但多数企业存在:一是规模太小,带动能力弱;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结不紧密,没有很好地解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问题;三是不少龙头企业尚未建立自己固定的“生产基地”;四是龙头企业经营粗放,现代经营理念差,依靠科技开发新产品能力低。
5、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三农”的手段不力。目前,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和队伍出现萎缩,事业经费投入不足,“线断、网破、人散”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农经网”、“农业科技110”和“村支部+协会”等有效载体,在一些地方仅流于形式,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科技、法律、信息、营销、劳动力转移等中介组织有待建立健全,相关协会的作用、潜力也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发挥。
6、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发展筹资困难。调研中,大多数种养大户和企业业主共同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是贷款难问题。如何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融资机制,建立政府引导、财政资助、多元资本投入、市场化运作的股份制担保机构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7、农村适用科技人才缺乏,现有人才作用发挥差。农村农业农民要稳定、快速增产增收,需要培养、造就、挖掘大批不走的适用科技人才,并能在千家万户生根开花的“田专家”、“土状元”。但我县广大农村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面临培养难、挖掘难,尤其是不走的科技拔尖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是现有科技人才作用发挥差,特别是鼓励涉农部门的广大科技人员到“三农”第一线去发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作用更差,因而形成了“没人才—想人才—要人才—发挥难”的不良循环的被动局面。
三、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建议
1、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引导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增收。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农业。因此,要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在抓好粮食、畜牧业等传统产业同时,培育和壮大笋竹、竹荪、水果、水产等特色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特色产业都面临一个产业调大、产品调优、特色调强、市场调活问题。因此,要引导农民搞好科技开发、生产要素开发和市场开发,不断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当前,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抓住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这一有利时机,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扶持,引导农民抓好粮食生产带动其它收入特别是农村二、三产业收入的增加。抓粮食生产不能就粮食抓粮食,要在不断调整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培育和引进推广高产、优质良种,大力发展优质稻、专用粮生产的同时,加速发展粮食转化工程,如:加工转化,提高粮食加工比例,开发粮食的精深加工品;生物转化,以开发饲料粮发展畜牧业;商贸转化,重点在酿造业上做文章。
2、以农产品加工为突破口,引导农民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增收。我县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快,主要存在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市场化程度不高和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一是大力发展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的增值效益。发展我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是要培育一批能连接市场、能带动基地的龙头企业。要面对市场,从我们自己的特色出发,建设一批规模大、档次高、竞争力强、有带动辐射效益的龙头企业,比如竹笋竹荪加工、果蔬贮藏保鲜、畜产品加工、粮食转化等龙头企业。要选择一批有条件的龙头企业,投资建设新的生产线,帮助搞好原料生产基地,并形成与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分配机制。“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政府要把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扶持壮大龙头企业、种养大户、营销大户和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对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进行技术培训、研发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基地设施建设和治污建设等,应给予财政补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兴办仓储设施和加工企业、购置农产品运输设备,财政可适当给以贴息。二是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