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3: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字改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了的大写字母是：L。大写字母或大写体是许多拼音字母的其中一种书写形式，大写体一般和小写体的字体高度宽度是有明显分别的，但在有些语言中也不分大小写，拉丁字母在发明初期，只有一种字体，即大写体。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是指用《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的字母和拼法拼成一个现代汉语的标准语音即普通话的语音音节。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来源：文章屋网 ）
闯的音序：C，音节是：chuang。音节（Syllable）是表音语系中单个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组合发音的最小语音单位，单个元音音素也可自成音节。汉语中没有音节的概念，音节是借用词；汉语音节是借用表音语系中的元音音素、辅音音素组合构成的。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是指用《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的字母和拼法拼成一个现代汉语的标准语音即普通话的语音音节。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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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的为不是轻声，读四声，wèi。为是多音字，读音wéi或者wèi，一般表示做、作为，指为某人做某事，有时也表被动。常用的词组有为此、为何、为虎添傅翼、为虎作伥、为了、为民请命。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
（来源：文章屋网 ）
焰的音节是：yan。音节（Syllable）是表音语系中单个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组合发音的最小语音单位，单个元音音素也可自成音节。汉语中没有音节的概念，音节是借用词；汉语音节是借用表音语系中的元音音素、辅音音素组合构成的。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颁布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是指用《汉语拼音方案》中规定的字母和拼法拼成一个现代汉语的标准语音即普通话的语音音节。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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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共四个笔画。
笔画顺序名称依次为：横、竖提、横折钩、撇。
1965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198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规定了五种基本笔画：横、竖、撇、点、折，又称为“札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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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
题目名称应该简练、准确，不宜超过20字，并能有助于关键词和可提供检索的特定信息，能反映毕业论文（设计）中重要的特定内容。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题，可以分成主标题和副标题。
2、撰写格式
毕业论文（设计）一律采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书写字迹工整、无涂改痕迹。也可采用计算机文字处理软件排版、打印（采用A4纸）。
打印版面设置为：页边距上为2cm，下为2.5cm，左、右各为2cm；装订线为1cm，位置为“左侧”；页眉距边界为1.5cm，页脚为1.75cm。首行缩进2个字，1.5倍行距。页码应标注在页面右底部。
正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可分为章、节、小结。打印格式为：每章标题为四号加粗黑体字，首行不缩进。节为小四号黑体字，小节为五号黑体字，首行均不缩进。正文采用五号宋体字，首行缩进二个字。公式应另起一行，公式序号按章节顺序编号。表格、插图按章节顺序编号，图中坐标应标注单位。
3、封面样版（见下表）
空白处必须为手写
4、收缴论文时间
2014年5月30日前
编号（学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题目
姓名：
专业：
层次：
院 （系）：
此次是官方联手民间总统办公厅与一个省政府办公厅，和教师学生们办活动，一起示范性地呼吁民众用回70年前的老蒙文。这已经是冷战结束后，蒙古官方第五次重启文字转轨工作。在这五次回归之潮中，有两次的规格甚至以总统颁布总统令的形式推行。
不过，转型一直没有成功。
现在的蒙古国，三种文字并行。用得最广的叫“西里尔蒙文”，适用于平时的书写交流、上网浏览，比如“蒙古国”，表示为Монгол улс，即用基于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来标记蒙语。 图为印有西里尔蒙文的蒙古国纸币。
不过，它一统蒙古国的时间不过70余年。上世纪40年代，在沙俄支持下独立的蒙古国不断亲近苏联，实行全面的苏联化，并把原有的传统蒙文修改为西里尔蒙文，比如当时蒙古境内发行量最大的《蒙古新闻报》，几乎就是一张俄文报。
而传统蒙文，即回鹘体蒙文，则在这次政治风向转变的影响下，逐渐淡出笔尖。回鹘体蒙文，也是现在中国蒙古族所用的传统文字。
之后，随着1989年剧变，蒙古被迫再次进行改革，这次是“去苏联化”，摆脱、消除苏联的影响重新采用回鹘体蒙文。
这项自上而下的改革由国家公文开始，蒙古从1990年便成立了在国家公务中使用传统文字的指导委员会，到2010年，总统总统令，要求对外交流的公文和信函都必须使用回鹘体蒙文。公民的出生证、结婚证等证件，则必须改为回鹘体蒙文和西里尔蒙文并排书写的方式。
但毕竟回鹘体蒙文已经远离公众70余年，对蒙古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传统文化，其存在的方式，可能只是小学里的一堂必修课，或者官方文件结尾的公章，以及政府部门的牌匾。
不过，经济问题才是掣肘文字改革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浩对壹读介绍，要真正实现文字转轨，不仅仅是教师培训、书籍出版等资金投入，更涉及到电脑系统、门头牌匾、路牌标志等一系列设施的更改，这将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国家工程。
然而，文言文在高考中虽然重要，但却并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对教师而言，文言文教学难度大，让学生吃透不易；对学生而言，文言文枯燥乏味难以理解。最终的结果是教师在讲台上费尽唇舌，学生在讲台下昏昏欲睡。为什么学生学习文言文这么难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语言环境的缺失使学生学习文言文难度增大
白话文运动几乎将文言文改头换面。白话文虽然渊源较深，很多朝代也都有白话文，但是这些白话文却没有脱离文言文，即使到清朝末年文体改革的“新文体”也仅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然而“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却使白话文成了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至此文言文彻底地改头换面了。人们的语言环境离文言文也渐行渐远，直至如今，除了一些研究国学的人还有时间浸润在古文环境中外，其他人几乎都已远离了曾经的文言环境。让熟练使用现代汉语的中学生面对跟现代汉语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时，如同置身于异国他乡一样陌生、茫然。学生的学习难度自然增大了。
二、拼音的流入、字形的简化及字义的流失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增加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注音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虽然汉语拼音的运用确实为汉语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也使汉字读音更准确。但是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古人识字多是由字义而知字形，见字便知其义。可现在的教学却多注重汉语拼音，而轻视汉字本身意义的教学，致使现在的学生大多知读音却不解字义，这就不便于文言文的学习。
例如：“本”是指事字，是在“木”字下方加一横。而“木”是象形字，树木的意思，所以“本”就是指处在树木最下面的部分，即树木的根，故“本”的基本含义就是草木的根或茎干。这就容易理解《谏太宗十思疏》：“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中“本”就是树木的根本了。另草木的根是树木生长的根本，是生命之源，因此就可知“本”还有“根本，基础”之意，故《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中“本”即“根本，基础”之意。
但现在的教学忽视了汉字本身的含义，多注重汉字的音，也就无法让学生学习古文时从汉字本身的意义去推断文义。并且现代汉语字形的简化也为字义的理解增加了难度，影响了学生对古文的理解。
又如：“养”本义养活，使能生活下去。如何才能生活下去呢？那就是给予食物，即是“”。知道“养”的繁体字就容易理解它和食物有关，就易理解《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中“养”是厨师（为人们提供食物的人即是厨师）的意思了。而现在的文字多是简化后的汉字，多数汉字已经丧失了供我们追根溯源的部分，自然就增加了学生理解文言文的难度。
三、标点符号的误用影响学生对古文的理解
我们知道，文言文本身是没有标点的，后经人们的研究逐一添加才有了如今带有标点的文言文。标点符号的加入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给阅读带来了方便，然而却并非所有的标点符号都是标示正确的，错误的标点符号会增加学生理解文章的难度。
例如：广东省佛山市第三中学罗敬雄老师的《“太尉”岂能如此“穿越”二十年――〈段太尉逸事状〉标点指误》一文中就曾指出：教材对本文标题的注释里介绍背景时说，“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反叛，段秀实反对称帝，被害。兴元元年（784）追赠太尉”，因此，段秀实是死后才被追封“太尉”一职的，故当时人对其称呼不该是“太尉”，文中也确实在其他几处写当时的人称呼段秀实并未称“太尉”，仅在第二段中有一句“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白孝德称段秀实为“太尉”这就不合情理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能明白是标点符号位置点错了。本文是段秀实死后三十多年由柳宗元写成，因此文中的太尉应该是作者对他的称呼，而非白孝德对他的称呼。因此本句应该是：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这样才能避免“‘太尉’的二十年‘穿越’”，也才不至于让学生糊涂。由此可见，一些错误的标点符号会增加文言文理解的难度。
四、联系古今汉语的纽带断裂使学生不易理解文言文
张志公曾说：“成语是汉语本身的一大特点，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有这种现象。”因此，成语是我们做好文言文教学得天独厚的条件。成语是文言文教学中通向现代汉语的一座桥梁。然而这座桥梁却出现了裂缝。成语本是学生所喜闻乐见的，然而一些学生却没有太多的语言储备，即使有也只是对一些成语的一知半解，很难在需要时想起。
例如：“锱铢必较”的意思是很少的钱财也要计较，形容非常小气。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如果学生知道这个成语，就容易理解杜牧《阿旁宫赋》中“奈何取之尽锱铢”的意思了。因此，成语的储备量同样影响学生对文言文理解。
那天，CCTV新闻频道的“小崔说事”，采访的嘉宾是我国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
周老先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依然精神矍铄，他坐在崔永元旁边，一边说话，一边还“咯咯咯”地笑个不停，这乐观的笑，一下子吸引了我。
周先生解放后，在上海任经济学教授，1955年，国家召开文字改革会议，中央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修订，就这样，一个经济学教授，去干了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工作。崔永元问他，当时把你调到北京，你是怎么想的？这原本是一个关系到人生转折的重大问题，老人竟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答道：呵呵，也没想什么，当时，我就想，国家让什么，我就干什么，于是就到北京了。
周有光先生一辈子经历了许多坎坷的事，然而，他把这一切的不幸，都看成是幸运。八年抗战的时候，一次，他在重庆，一颗炸弹在他旁边炸开，“一股风”把他掀到了阴沟里。他以为自己死了，醒过来后，摸摸自己，居然没有受伤，而他身边的人，好多已经被炸死了。说到这里，周老看了一眼崔永元，笑着说，你说，我这不是幸运吗？
的时候，周先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本来，这是人生中令人痛苦的一段回忆，然而，他却大谈他的幸运。他说，我本来有失眠的毛病，结果，到五七干校一干活，这毛病居然好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失眠过，你说，这不算幸运吗？说完，他又是一阵发自内心的笑，引得台上的崔永元以及台下的观众一起笑了起来。
在五七干校，不让随便读书。然而，周先生却读了好多的书――《选集》。他把用不同文字印刷的《毛选》带了去，一边干活，一边读《毛选》。在读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文字的比较，进行文字比较学的研究――在那样艰难的处境里，他竟然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学问。
采访中，崔永元谈到了网络语言。现在的网络上，有的语言符号，已经不是一般的汉字了，而是变成了难以让人读懂的“火星文”。小崔问周先生，这种背离汉语语言文字的做法，算不算洪水猛兽。当所有的人都以为周先生会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做法的时候，先生笑笑说，我觉得，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去阻拦它，如果它有生命力，自然会被人们认可并长久地使用下去的，如果它没有生命力，就会自行消亡，所以不必大惊小怪的。
当台下有两个年轻人写了一行“火星文”让周先生“认”的时候，这位语言文字学家一边笑，一边摆摆手羞怯地说，在这方面，我是个“文盲”。那一刻，他谦逊的样子，像一个孩子。
崔永元问他长寿的秘诀。周老说，凡事要想得开，要往前看。崔永元开玩笑地说，要是我还是想不开呢。周老跟着一句说，拐个弯，不就想开了嘛。一句话，说得崔永元频频点头。最后，周老不无感慨地说，我之所以能活这么大的岁数，可能是上帝糊涂了，大概，他把我给忘了。
其实，哪里是上帝糊涂了呢。在达观的周老先生面前，困难吓不倒他，挫折压不垮他，生活所有的不幸拗不过他，最后，只好乖乖地为他让路。
换一种说法就是，生活妥协了，生活以欣赏的态度向周老先生妥协了。生活的意思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一个达观的人，理应走得更远。
字的构造和词的构造性质完全不同。语言单位的构造可以分为原理上的创造方法和空间上的结构方式。正确认识它们，对语言及其文字的研究和应用非常有意义。
字的创造方法包括象形、会意、形声、指事、假借、简化、随意等。词的创造方法包括模拟声音、语素比拟、随意等方法。葛本仪对汉语词的造词法和构词法进行严格的逻辑区分［4］，具有普通语言学价值。
字的结构是单纯的形体上的问题，分为部件和笔画等下属层次单位。字的结构方式是在平面上展开，包括左右、上下、内外等方式。词的结构是声音和意义结合形成符号实体的问题，分为语素组、语素等下属层次单位。虽然对于表示词或者语素的字在形体上可能与意义有关系，但是词或者语素的意义绝对不是由字的一定形体部分的“意义”构成的。词的结构方式是在线条顺序上展开，包括主谓、述宾、定中、状中、中补、联合等方式。
下面拿汉语“猫”作为例子来分析。
从词的角度来看，造词法是模拟词义对象的声音拟声法，构词法是一个单纯语素充当的单纯法。从字的角度来看，造字法是跟一个词义特征和词的相似声音取得联系的形声法，构字法是义旁和音旁左右结构的复合法。构成的“猫”的两个部件又可以进行笔画分解，笔画的结构又分为分离、接近、交叉3种方式。
下面再举例说明字和词在结构关系等方面的不同。一个词可能用一个字记录，例如英语的“I”，汉语的“我”；也可能用多个字记录，例如英语的“we”，汉语的“我们”。但是正常情况下很难让一个字记录几个词，除非用速记符号的形式。词有一个语素充当的单纯词，例如英语的“write”，汉语的“写”；也有几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例如英语的“writer”，汉语的“作者”。同样字有一个部件充当的单纯字，例如英语的“e”，汉语的“人”；也有几个部件构成的复合字，例如汉语的“从”。英语的字没有部件，不要奇怪，因为英语的字总数很少，通过简单的笔画就可以区分，当然没有必要通过部件这个中间层次进行编码。这正如，一个比较小的大学直接分系，没有必要形成中间层次的学院。
但是，在这样一些看起来像常识的道理上，不少人仍然出现认识错误。林语堂说：研究汉字形体构造与研究西方语法形态有相同的地方［5］。但是，如果把这种比喻性的相似关系当做性质相同的关系就会发生错误。可是，潘文国还把这个说法当做证据，说中国语言学落后，就是没有注意这种概念混淆的传统观点［7］。
徐通锵把汉字中的形声字内部的形旁和声旁这样的部件，当做词中的词根和词缀这样的语素。他说：“‘声’与‘形’所表示的两种意义，好像一纵一横的两个轴，交叉点就是某个字的意义”。他认为“浅”是形旁“水”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盏”是形旁“皿”和声旁“戋(小)”的意义交叉的结果，等等［10］［p.105］。
如果当初用来代表“qiǎn”这个概念的音节是另外的声音呢？如果当初创造书写“qiǎn”这个单纯词的字，用的形旁不是“水”，而是“土”、“灰”、“谷”等等呢？难道“浅”的概念跟现在的声音和形体有必然的联系？这不是违背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吗？
这是严重混淆文字和语言，混淆字的构造和词的构造的表现。这跟蔡勇飞提出“单字词的构词法”［2］［p.105］是一样的错误。
我们应该承认，创造形声字的人肯定是在分析了语言单位的声音和意义以后，选择一个切入点进行字的形体设计的。但是，这只是许多设计方案中的一个，所以古代异体字多。我们由于无法直接认识古代汉语的意义，所以通过字的结构分析找到语义分析的线索，但是不能把这种线索跟语言意义本身等同起来。因为特定语言单位的意义只有一个，但是为它设计字的线索有很多。赵元任说：“有些字的来历可以帮助咱们记忆”，不过，字记录的词或者语素“的实际意义本身还得要学习。”［13］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在没有这些形声字或者没有汉字以前的汉语怎么分析？如果“字”是汉语的基本单位，那么没有文字的原始汉语，就没有基本单位？同样，现在还没有文字的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又怎么进行这种“字”的分析？如果汉语像越南语言一样把汉字改革成拉丁文字，那么“qiǎn”怎么进行这种分析？
即使字的形旁和声旁的关系，跟词的词根和词缀的关系一样，也不能从这种结构分析去直接分析语义。从字来看，“形旁只是表示某个语义类别，不跟语言中的具体词语相联系”。［3］［p.261］声旁也是一样。有的形旁和声旁甚至跟具体词语的意义是背道而驰的。例如，“碗”、“桥”的形旁是“石”、“木”，可是，“石”、“木”即使当时有道理，但是跟现代汉语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同样，从词来看，也是这个道理。词根和词缀这样的语素在词中的语义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词的意义，但是不等于词的完整的真正意义。例如，“国家”不是“正确处理国家和家庭的关系”中的“国”和“家”加起来的意义，“打手”不是“他打了一下我的手”中“打”和“手”加起来的意义。如果说词组中的词和词的语义是加法关系，那么词中的语素和语素的关系是乘法关系。
明白了字和词的不同结构性质，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拿学习3500个汉字跟学习几万个英语单词进行没有逻辑共性的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正确区分不同文字类型的可靠依据。
2.“字”和文字类型
文字类型应该根据字记录口语单位的主体功能确定。
裘锡圭认为文字体系的类型由字符(构字符号)来决定，并且把字符分为“音符”、“义符”、“记号”3种。［8］这好像只是把构词单位语素分为实语素和虚语素，并没有给词本身分类。
“既然文字用来表达言语，所以书写符号的图形就应该根据它们表达言语的不同单位来分成各种类型。”［12］［p.31］古老的文字一般用一个字记录一个词，后来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这些词被当作词的结构单位，成为更多的复合词中的语素，就出现了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局面，自然就出现了几个字记录一个词的现象。虽然词、语素比较容易识别，但是数量太多。于是，人们用一个字直接记录语音单位音节或者音素。这样只需要少量的字。如果这种语言的音节数量少，例如日语大约100个，音节字不再分解。否则，像朝鲜的音节字比较多，就进一步在里面用不同笔画代替音节中的不同音素。这种音素化的音节字，不能叫做音素字，因为表示音素的笔画不是自由的形体。同样道理，阿拉伯文字是突出辅音的音素化音节文字，元音不在字上面体现出来，或者用附加部件在字上体现出来。［15］［p.216］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字记录语言单位的主体状况，把文字分成2种大类型，4种小类型：
表意文字(1)词文字：古代汉字(2)语素文字：现代汉字表音文字（3）音节文字：整体音节文字：日语的假名音素化音节文字：朝鲜的谚文辅音突出的音素化音节文字：阿拉伯文字(4)音素文字：英语等许多语言的文字。把文字分成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不是说有的文字只能表达口语的意义，有的文字只能表达口语的声音。只是从单字的直接功能出发，看它是跟有意义的语言实体单位，还是跟没有意义的语音形式单位直接联系。
为了避免理解的分歧，我们也可以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别叫做“语符文字”和“语音文字”。“语符文字”中的字直接对应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口头语言的符号单位，包括词、语素。“语音文字”中的字直接对应口头语言的形式单位包括音节、音素。汉字不是“音节文字”。
每个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在声音形式上一般是一个音节，所以有人把汉字叫做“语素－音节文字”。这种名称实际上是把字跟语素的关系和字跟音节的关系错误地等同起来。
在汉语中字跟语素基本上是一个对应一个的关系，所以汉字是语素文字。但是，字跟音节的关系一般是多个对应一个的关系，例如“yí”音节就对应“咦、仪(式)、移(动)、姨(妈)、遗(失)、疑(问)、彝(族)、(适)宜、贻(笑大方)……”这么多的字。但是，如果汉字像日语的音节文字假名一样记录一个抽象的音节，只需要一个字。现代汉语有大约1300个音节，如果采用音节文字只需要大约1300个字。可是现代汉语通用的字就有7000个，字和音节的数量是1比5。可见，汉语的字记录的是具体词语中的“具体音节，而不是从汉语中抽象出来的音节”［9］。所以“它是记录单音节的词和语素以及音节的文字”［14］中的“以及音节”应该去掉。
善于类推的人也许会不满意地说：汉字也不是跟语素一一对应的啊，例如“开花”和“花钱”中的“花”。是的，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说，非常少，而且如果有人带头，完全可以用“扌＋化”创造一个新的字来记录“花钱”的“花”，即使两个“花”的语音本来就相同。
3.文字类型和字数、偏旁、字组
字的总数量跟特定语言单位需要的字数构成反比例关系。
“在书法家那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造型单位……但是拼音文字的数量，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与汉字相比拟，它们至多也不过数十个，造型单位太有限了。”［6］这是“外行人”说了内行话。
为什么字母的数量比汉语的字的数量要少？因为字母是表音文字中的字，字母直接对应的是语音单位。汉字是表意文字，字直接对应的是有意义的语素，有的是单音节的词。语音单位中的音节、音素自然比语言单位中的词、语素在数量上少。
不过，事物总是辨证统一的。在用表意汉字记录的汉语中，字的总数多，但是记录一个词需要的字却少，平均只要2个左右。例如：“人”、“国家”、“现代化”。相反，英语的“字”(字母)的总数只有26个，但是记录一个词需要的字，平均需要6个左右。例如：“a”、“do”、“get”、“note”、“study”、“deadly”、“inverse”、“national”、“beautiful”、“naturalize”、“originality”、“unfrequented”、“rearrangement”、“unexceptionable”、“impressionability”。
这种反比例关系，如同数学上的十进制跟二进制的关系。十进制虽然有“0、1、2、3、4、5、6、7、8、9”十个符号形式单位，但是表示“”这个数目只要1位数字“5”。然而，二进制虽然只要“0、1”两个符号形式单位，但是这个数目需要3位数字“101”。这是系统自我平衡的需要。古代汉语的音节数量多，所以单音节的词多；现代汉语音节数量少，所以多音节的词多。其中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部件和字组在不同文字类型中有不同的表现。
什么文字需要用部件对字进行内部结构再编码？如果一种文字的总的数量超过一定数量，例如超过100个，人们就会想办法对字进行内部再结构，使相对无限变成相对有限，使相对混乱变成相对有规律。
例如，词文字、语素文字因为直接与成千上万的词或者语素发生联系，因此字数量必然成千上万。因此，包括词文字和语素文字的表意文字必然会有部件。这些部件根据词或者语素的声音和意义的全部或者局部进行形体上的设计，但是不是等同它们的声音和意义。表意文字中的部件，因此可以分为“义旁”、“音旁”。有人把“义旁”、“音旁”分别叫做“义符”、“音符”［8］。有的部件因为在设计、演变和改革中没有或者失去这种明显的声音和意义联系，就只能叫做“记号”，例如“赵”里面的“×”。
造字方法中的“象形字”是由一个“义旁”构成，“会意字”是由几个“义旁”构成，“形声字”是由“义旁”和“音旁”构成，“指事字”是由“义旁”和“记号”构成，“假借字”是由一个转变功能的“音旁”构成。
表音文字中的音素文字不会出现部件。因为一种语言经过音位归纳的音素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几十个。因此音素文字往往只有几十个字，用简单的几种笔画就可以设计这些字的形体，不需要再分解成部件层次。
但是，表音文字中的音节文字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的语言音节数量不多，例如日语只有大约100个，所以日语设计的音节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不需要把这个音节再区分部件。然而，朝鲜语言的音节有几千个，作为音节文字的朝鲜文字，必然会有几千个对应音节的字。几千个字，如果不再分解，记忆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它在内部又根据构成音节的音素的不同分别用不同部件代表。如果朝鲜文字不是局限在传统文字汉字的音节方块的影响中，那么可以把这些表示音素的部件直接变成独立的字，就变成更加方便的音素文字。表音文字的部件必然是单纯的“音旁”。
4.字和文字类型的错误认识
如果把字和词的关系等同起来，就会误解或者颠倒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例如安子介为了保持汉字的外表不变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统一声旁的读音”［1］试图改良那些不合理的形声字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他说用“非”做声旁的字有17个，如果这17个字统一读“非”就很方便。他用“非”的声音读了“悲哀、悲伤、悲痛、悲凉……可悲……”一共28个词，没有出现一个跟“非常、非凡……除非……”等词同音的现象。可是，谁能够说和听“非哀、非伤、非痛、非凉……可非……”这样的词呢？文字可以改革，语言却不能这样大面积改革。这个起码的语言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但是，即使文字可以全面改革，对于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因为不容易就否定文字改革的普遍性规律也是不对的。
徐通锵完全放弃原来的《语言学纲要》对文字的功能分类，只是从来源上把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10］。这就好像把中国人不分工人、农民、解放军等，只是分本地人和外国人。但是，有些地方又提到文字的功能类型，例如“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与印欧语的表音文字体系不同”。
徐通锵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学家为实现汉字的拼音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没有最后使汉字被汉语拼音彻底代替，所以提出语言结构特点制约文字发展方向的理论，证明“汉字难以实现拼音化的改革”。［10］［p.386，382，385］仅仅100年时间，在汉语拼音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就给文字改革这样一项需要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下这样的结论，显得太性急太武断了。
胡明扬不仅明确从文字的功能分类的角度，把文字分为词语文字、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而且批评了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11］［p.163］的不准确的说法，认为“语言的特点制约文字的特点”“缺乏证据”。“同一语言可以采用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对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的文字进行改革，特别是进行文字类型转变的改革，必须非常慎重”，才能避免遭到多数人的反对。［3］［p.247，251，266］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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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世纪 ；语音；轻声
1：引言
汉语是有声调语言，而轻声是汉语声调中的重要区别特征，对于轻声的研究在20世纪尤为引人注目。在20世纪，除了一段停滞时期，对轻声的研究数量是快速增长的。以1978为界，之前主要是基于人耳的听觉，主观的对轻声进行描写，描写的方面也主要是轻声的听感，讨论轻声的作用，同时在音系学上对轻声词进行分类。1978年以后，由于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人们对轻声也有了更深的研究，借助实验仪器研究轻声的声学性质，其余对轻声声学性质的研究讨论轻声的属性和定位，同时追溯轻声的历史来源。
2： 轻声的读音、音变与作用
赵元任先生之后，人们对轻声的音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60年现除了轻声音节的韵母会出现音变外，轻声音节的声母也会出现音变，主要是清辅音浊化成同部位的浊辅音。后来人们又发现轻声音节除了弱化外还带有增音、减音、脱落等音变。
关于轻声的作用，林焘先生找到了轻声这一语音学特征在语法上面的作用（林焘 1962），他认为：首先，轻声具有依附性，必须依附在前一音节上而不能独立。其次，轻声音节与其依附的前一个非轻声音节结合紧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声调模型。最后，轻音分为两种：语调轻音和结构轻音。语调轻音之和语音有关，而结构轻音不光同语音有关还和语法相关。他举得例子是“住在北京”，他将这一短语分析为述宾结构，理由是“在”是轻声，与住结合紧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住在“作为一个整体与”北京“构成一个述宾结构
3：轻声的音系学性质
对于轻声的性质，大致有三种说法：调类说、变调说、轻音说
调类说：早在50年代张洵如就认为轻声是“第五种声调”，一直到90年代仍然有人如此认为。但是这种观点大家普遍不认同，因为轻声在四种声调后面的调型、调值都不固定，很难说是一种固定的声调。
变调说：这一说法被80、90年代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所接受。因为人们用仪器测量已经发现音高是轻声的重要因素，所以成了变调说的重要依据。但是轻声的变调与其余的变调还是有几点差异的：首先，轻声变调位置一定在后，而其它声调的变调位置前后都有。其次，轻声变调主要是因为语法身份、自身语义虚化或者轻重韵律需要产生的，而一般的变调则主要是因为纯粹的语音环境造成的。第三：轻声变调不光是音高变，而且音色、音长、音强都有所改变，而一般的变调则都是音高改变。最后：轻声变调不光负担着语音意义，而且还负担着语法意义，这话一般音变只负担着语音意义不同。因此，人们将变调分为三种：语音变调、语汇变调、语法变调，而轻声变调则属于其中的语汇变调。对于轻声“变调说“持反对意见的人则是将轻声变调划分为语音变调中了。
轻音说：要承认轻声音变属于轻音则是以汉语有词重音这一大前提为标准的。关于汉语有无词重音，大家看法不一。黎锦熙、徐世荣、赵元任等老前辈都认为汉语确实有词重音，赵元任先生用词重音理论解释轻声：“声调重音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使得非重读音节不但元音趋于模糊，而目失掉了原有的声调，通常剩下一个短平调，其高低由前而的音节来决定。”而持反对意见的则是高名凯、石安石，二位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
4：总结
对于轻声的研究，20世纪可谓是经历了一个由人耳主观听辨到用仪器精确测量，由发现表明现象到揭示内部性质的过程。人们对轻声的认识随着实验语音学的发展跨越了一大步。但是，对于轻声还存在很多疑问尚未解开，对于轻声的探索也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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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1-133-001
一、粗略从草书由来的观草书形体的基本特点
草书是由篆书、隶书快写发展而来的一种正体草化的文字符号。赵壹在《非草书》①中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可以看出，在秦朝政事繁多，人们为了提高效率，将篆书甚至是隶书快写。所以，草书的一个基本特点：快速与实用。萧衍《草书状》②给予了很好的佐证：“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锋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但是，由于草书符号简单，就会有很多字辨识不清，导致在传递信息、交往中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在草书不断发展中，对草书字形的规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四体书势》③中载崔瑗的“草势”有云：“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建工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所以草书的另一大特点是：草书不断规范，字形符号相对确定。张怀?的《书断》中载“王?云：汉元帝是始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二、浅谈文字改革运动理论的提出
近代以来，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汉字本身具有书写繁复的局限性，中国学者力图通过改变汉字，来实现文化的复兴。清代朱文熊说：“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所通行之字母。”一八九二年卢戆章创制切音新字，中国开始了拼音自觉化的道路。拼音字母其中一个优势就是简单易写，单个字母本身数量较少。这使其中的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易识易写易念，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第一套法定的注音字母（后来改称注音符号），1918年正式公布。这种汉语拼音拉丁化被付诸实践，却遭到了另一批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丢失了中国文化之根本，所以这批学者试图寻找另一种方式，对中国的汉字进行改造。于是他们积极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和编排，1935年上海有15种杂志试用手头字（300个）。不久，南京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化字表”，更有许多学者提出将草书字形用于简化字当中。人们在对汉字的选择中，在保留中国象形文字特点的同时，最大限度的迫求简便。
三、当代简化字的发展
在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电脑和手机用户逐渐增多。许多应用电脑打字就可以代替人工手写，使用工具的变换，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一定冲击。同时，由于人们对于通讯工具使用的日益增多，日益频繁，以及输入法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对于汉字的理解出现了许多分离。汉字拼音与字形的分离，对汉字本身的形体演变产生了冲击。现代许多人们依靠拼音联想将字打出，甚至是通过语音识别，而不是依靠象形构字方法记忆汉字。往往在很多时候虽然不能记住每个字形和搭配，也能通过读音输入到电脑自动的联想，找出正确的汉字。汉字读音和象形的分离，也是汉字形体的一大演变。
同时由于汉字书写方式的转变，人们用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已经很少。一些社会精英改变了书写表达方式，他们脱离汉字的依附，而注重科学手段的运用，这对简化字字形的发展同样具有一定的冲击。
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简化汉字不如繁体字的形体优美，简化字不能作为书法作品而存在。他们认为简化字丢失了中国的传统构型基础，应该恢复繁体字书写等等，都是简化字面临的问题。
中国汉字的发展与汉字字形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草书作为汉字的一种书体，其特点就是结构减省，笔画绵延。张怀?在《书断》④中写道：“草法简略，省繁录微。”人们在字形符号能够区分的情况下，不断的试图用更简便的方式，最大程度发挥汉字功能。科技的发展，对现代汉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