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3:4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劳动报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劳动报酬；偏低原因；评价展望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114-06
一、我国劳动报酬偏低
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
（一）劳动报酬占比呈下降趋势
李稻葵等认为，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从1992—1996年略有上升，然后逐步下降。1999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比重约为54%，但到2006年已下降到50%以下。张车伟认为，自2003年以来我国工薪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程度不足。
（二）我国劳动报酬低于劳动贡献
荀关玉、白妍根据1986～2008年国民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后认为，23年间我国的劳动贡献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持续下降，劳动收入比远远低于劳动贡献比。
（三）我国劳动报酬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罗长远、张军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已从1995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并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他们认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55%～65%的劳动收入占比相比，我国的这一比重较低。
二、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
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主要有：制度因素、技术和产业结构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的供求因素、政策因素等等。
（一）制度因素
刘国光认为，最近十几年来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持续降低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持续增加是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与此同时，在分配方式上按劳分配的比重相对减少，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资本和按劳动力市场价格分配）比重相对增加。这一分配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资本的收入份额相对扩大和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缩小。
白暴力、傅辉煌认为，企业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是劳动报酬偏低的核心机制。他们认为，当前我国私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基本上是古典产权制度，即产权统一于所有权，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单一地决定企业决策。这种决策机制的目标是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尽可能的压低工人的工资。这种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和劳资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导致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点。
刘润芳、杨建飞认为，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是近年来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我国企业的所有者处于强势地位，企业内部缺少工资议价机制，很多企业并未与员工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并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这为企业压低工资留下缺口。
（二）技术和产业结构因素
赵俊康认为，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开发使用和资本对劳动的相对价格持续走低导致近年来技术构成的提高和资本的深化是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长期以来，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存在重视节约劳动的技术、忽视节约资本的技术的问题。1996年以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在国内市场处于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为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一直采取鼓励投资的金融政策，表现在利率上，从1996～2003年连续八次降息。而同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逐年提高。这些因素导致企业采取节约劳动的技术，并引起资本的深化，从而提高了资本所得的比重，降低了劳动报酬的比重。刘润芳、杨建飞提出，资本深化速度过快是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的原因。现阶段，我国生产要素投入中资本快于劳动增长。1991～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8.44%，而劳动力就业年均增长仅为1.02%。因此，在要素边际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劳动所得收入份额必然下降。
罗长远、张军认为，三次产业中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不同的，一般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同一产业在不同时期由于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比例不同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不同。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走低与三次产业演进情况和第二产业中使用的劳动和资本比例的变化密切相关。我国第一产业持续减少，第二产业不断向资本密集型演变是劳动占比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白重恩、钱震杰认为，产业结构转型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走低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三）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因素
李稻葵等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劳动力转移初期，总产出的上升速度大于工资的上升速度。因此，劳动份额占总产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在劳动力转移中期，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工资的上升速度加快，总产出的上升速度减慢，当两者逐渐趋于一致时，劳动份额达到最低点。在劳动力转移末期，随着工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继续下降，导致工业产出的上升速度减慢，而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上升速度加快带来工资的上升速度加快，这使得产值增长率小于工资增长率，引起劳动份额不断上升，直到工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相等时为止。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
龚刚、杨光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不随劳动力需求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进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由劳动者分享。
姜磊分析了我国劳动分配比例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提出我国劳动分配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由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和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
刘润芳、杨建飞认为，劳动力市场上严重的供大于求现象是劳动者报酬偏低的原因之一。我国缺乏经验或技术较低端的劳动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流入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中专毕业生、下岗且技术相对落后的工人。而用工单位则可以凭借优势地位压低他们的工资。
（四）国际资本的挤压因素
郑志国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大量进入。1979～2010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2504.4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10483.81亿美元；2010年底，登记外资企业共有44.52万户，外资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从我国工业部门外资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净产值分割状况看，1998～2010年，工资占净产值比例由49.11%下降到33.80%，下降15.31个百分点；税金所占比例由30.37%下降到20.23%，下降10.14个百分点；利润所占比例由20.52%上升到45.97%，上升25.45个百分点。一些外资企业通过压低工资，规避税收，形成对中方收入的挤压，使中方应得的劳动报酬和税收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外商获得的利润比例则逐年提高。他认为，国际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挤压也是我国民营经济中劳动报酬偏低的重要原因。在企业外部，外商凭借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对我国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实行市场封锁。一些民营企业试图创造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但都常常遭到国际资本的排挤，由此便打压了中资企业的收入空间和劳动报酬份额。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我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加工环节，跨国公司凭借掌握的品牌、技术和销售网络等高端链条获得绝大部分利润，也是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高的重要原因。
（五）政策因素
周明海等认为，政府间的引资竞争是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之一。地区间在招商引资中互相竞争，地方政府将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增强资本谈判能力，弱化劳动力的谈判地位，导致劳动报酬占比不高。
方文全认为，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的负面影响。为保证经济增长和扩大收入来源，政府倾向于推动高投入、高产出的资本密集型项目，这种政府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财政支出的资本偏向，在扩张产出规模和提高资本产出效率的同时，间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
白重恩、钱震杰认为，税负水平上升是导致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我国税负归属并不是由各种要素平均承担，税负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按要素成本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就降低约0.8个百分点。
三、提高劳动报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程恩富等提出，过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过高。他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存在密切关系。资本收入增长过快，劳动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影响到最终消费需求。劳动报酬份额是衡量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导致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这虽然并不是决定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唯一原因但却是最重要原因。他们提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内需相对不足，是导致外贸依存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利用我国大量的过剩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对外加工企业。这种低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造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我国企业不得不依赖对外贸易，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风险。2003年，全球平均外贸依存度为0.45，发达国家均值为0.38，发展中国家均值为0.51，而我国2004年外贸依存度为0.68，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
赵俊康提出，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在扩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还扩大了社会保障的供需矛盾。目前，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参保比例远远低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由于初次分配中劳动分配比例持续降低，社会保障财政负担增加。
王佳菲提出，劳动报酬偏低阻滞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在面临不同类型的生产技术选择时，工资水平是决定这种技术选择标准的关键因素。企业一旦形成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便会寄希望于压低工资而求得生存而丧失产业升级的动力，陷入“低技术陷阱”。而当全行业工资水平偏低时，生产条件落后的企业无须改善技术工艺也能获得较为可观的利润，而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由于无法获取发展资料而难以提升自身的素质去适应先进生产条件的需要，于是，行业内优胜劣汰的有序竞争被大大削弱，整个行业也停留在低工资——低素质劳动力——低端产业和产品——低附加值和低利润——低工资的恶性循环之中。
四、提高劳动报酬的措施
（一）从制度上解决劳动报酬偏低问题
1.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是扭转劳动者报酬占比持续走低、缩小收入差距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措施。刘国光认为，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报酬、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从分配再分配领域着手，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来接触这个问题。只有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扭转“公”降“私”升的趋势，才能最终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富裕。
2.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减缓劳动者报酬占比走低的趋势。白暴力、傅辉煌认为，必须改变民营企业的古典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厂商的决策权不应仅仅集中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而是与劳动者、社会、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参与企业决策，厂商的决策权由诸多力量共同掌握。这样，可从内在机制上克服将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低的行为。
3.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和政府指导下的工资市场定价，制定工资增长指导线。荀关玉、白妍认为，政府介入劳动者工资水平确定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确定工资增长指导线。政府以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为指数，确定工资增长率，实现工资增长指数化，保证工资增长率不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企业利润增长率。同时，发挥工会的作用，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实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话语权。
（二）从技术和产业结构的视角解决劳动报酬偏低问题
赵俊康等认为，一是鼓励开发和使用节约资本的技术。在引进国外技术时，对于资本过度替代劳动的技术，要进行适当控制。加强自主创新和开发的力度，鼓励研发适合我国国情的节约资本的技术。二是降低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促使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的策略，使国民收入分配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自动向劳动者倾斜，提高劳动分配的比例。三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提高劳动者素质以解决劳动报酬问题
王德文认为，加强教育培训特别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就业能力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在城市二、三产业就业的大多是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劳动者，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水平也低。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加强职业教育、在职教育和高等教育，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就业能力来增加其劳动收入。
（四）实行税制改革，适度降低政府税收份额，为工资上升预留空间
郭飞、王飞认为，深化财税制度改革，降低生产税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新建企业的税收，减少企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益、增加就业、减少利润对工资的侵蚀，为企业提高工工资提供较大空间。当前，我国生产税占政府税收总额的80%，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20%，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十二五”时期力争将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至23%，为企业提高职工工资提供较大空间。
五、评价与展望
（一）对已有观点的认识
1.关于劳动报酬水平期望值的确定。劳动报酬占比是否偏低，取决于期望值的确定及其与劳动报酬实际值的比较。而选择好这个期望值的决定因素是确定好期望值的关键。一些研究将人均GDP、经济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投资率、经济增长率、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等指标作为确定期望值的标准存在一定偏颇。这些指标虽然能对劳动报酬产生一定影响，但他们并不是决定劳动报酬的最直接的因素，决定劳动报酬的最直接因素，也是衡量劳动报酬的最直接的尺度应是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同时，对劳动报酬水平的评价，还应结合劳动报酬的社会功能，即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在微观上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宏观上影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大小，影响社会消费水平和国内需求水平，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等。因此，劳动报酬水平的期望值，应以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为依据，同时参考劳动报酬的社会功能等因素综合确定，而不是选取一些影响劳动报酬的间接因素确定。
2.对劳动报酬偏低原因的解释。对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分析可划归两个视角，即工资率的视角和就业率的视角。从制度、二元经济、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国际资本挤压等因素解释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属于工资率的视角，即认为这些因素压低了工资水平，所以劳动报酬比重持续走低；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属于就业率的视角，即认为这些因素减少了就业率或就业量，从而降低了劳动报酬的份额。
把工资率的视角和就业率的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观察和说明问题。如，虽然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公有制比重的减少对劳动报酬比重具有不利影响，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也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问题，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劳动报酬虽然低于公有制经济的劳动报酬水平，具有拉低劳动报酬比重的作用，但却增加了国民经济总量和劳动报酬总量。因此，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同时，必须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效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报酬偏低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对于多种原因中，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起主要作用，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同时，由于对劳动报酬偏低的主要原因的看法不同，也导致对解决问题的措施即提高劳动报酬的措施不一致。
3.提高劳动报酬的对策。认为二元经济和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劳动报酬偏低的原因的学者，对提高劳动报酬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这些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演变的一般规律做出推论，认为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要采取相应措施，在近两年内我国经济中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便会进入上升通道。认为技术和产业结构因素是劳动报酬偏低的主要原因的学者，对提高劳动报酬持比较乐观态度。这些学者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劳动收入占比便会发生变化。在工业化完成后，经济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劳动收入占比便会进入一个上升通道。而认为所有制演变是劳动报酬偏低的主要原因的学者，对提高劳动报酬则持悲观态度。这些学者的根据是目前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过程中出现公有制经济比重逐渐减少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此，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或收入差距扩大是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相对偏低而不是绝对走低。近些年在经济发展中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随着发展和改革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下一步研究的展望
目前，对提高劳动报酬问题、劳动报酬比重走低的原因、提高劳动报酬的措施的研究观点很多，但对提高劳动报酬的制约因素的研究显得不够。难以改变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既定事实决定了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难以打破的低工资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工资水平难以在短期内大幅提高。
对提高劳动报酬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还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指导线还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方面的研究。如，既然工资水平是由市场或企业自主决定的，那么政府干预工资的理由是什么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深入的研究。关于提高劳动报酬的标准，可以从微观企业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两方面考虑。从微观层面看，劳动报酬的水平应以劳动要素的贡献为依据，不应影响到企业的正常利润和企业的生存发展；从宏观层面看，从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保持正常的外贸出口这些相关因素来说，劳动报酬提高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显缺乏，需要实证研究。另外，需要进一步从提高工资水平和扩大就业规模两个视角对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做前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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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
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二种，其一，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其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对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于是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了多余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分裂，从而使劳动报酬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实行充分就业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会得出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业不仅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它还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点，充分就业的实现，是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占有者，当他们实现了同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之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劳动者身上的绞索——失业的危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它将不再屈从于资本的威力，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被迫地从事非人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将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变革的结果将焕发出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其次，劳动日的长度本身是一个可变量。当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出现了使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给时，劳动者从它的整体利益出发，就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日的办法，做到既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又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础上，只要将劳动日减少一半，就可以使就业人数增长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可喜的后果。这一点，在劳动日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这已为工业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7)
在现实生活中，6－1＞6的奥秘，(8)纺织行业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实例，(9)都说明了缩短劳动时间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就业人数，同样可以做到既保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劳动的紧张程度如何，缩短劳动时间都可以做到既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结果。可见，充分就业与低效率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事物在表面上的联系看作了本质的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当经济学家把劳动日的长度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得出：“充分就业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结论。因为“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在劳动时间、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不高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高就业率固然与低生产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这一点，经济学家曾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静止的观点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饭五个人吃”，必然会使每一个人吃的饭量减少。但是，在考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静止的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固然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使每一个人都吃得相当不错。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就会使个人消费品的总量也会不同。“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在劳动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产品总量增长不快，因而使个人消费品数量相对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五个人吃，就是三个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的紧张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劳动产品总量也大大增加，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三人饭五个人吃，难道会比前一种情况下的三人吃要坏得多吗？
可见，“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它是站在静止的角度上，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程方面考虑问题时所得出来的一种悲观论调。
【摘要】本文分析了武汉市蔡甸区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提出了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罪的相关司法、执法建议。
【关键词】拒不支付劳动报罪；争议；建议一、案情简介
2011年10月至11月25日，郑某等十余人在蔡甸区蔡甸街王家塘24号贾某经营的“携手”制衣厂工作后，犯罪嫌疑人贾某未支付该时间段的工人工资。后郑某等人投诉到武汉市蔡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该局对携手制衣厂先后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多次联系贾某要求其支付工人工资，贾某都以现在没有资金，人在外收款为由未及时支付员工工资。2012年7月10日，公安机关予以立案。次日，犯罪嫌疑人贾某全额支付郑某等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共计30159元。
二、争议焦点
对于本案中贾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较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基于刑法谦抑性，不需要对该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笔者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三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发现该案证据方面存在缺漏，并最终据此认定犯罪嫌疑人贾某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成立。第一，认定犯罪嫌疑人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证据不足。鉴于贾某经营的携手制衣厂属于个体经营，雇工为16人，规模较小，而其声称被上家老板所骗导致资金链断裂，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为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员工报酬。在犯罪嫌疑人贾某是否属于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员工报酬方面，承办人也认为指控证据不足。第二，认定涉案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颇为勉强。根据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数额较大”为：（1）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2）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同时还规定，各地可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执行标准。鉴于湖北省的执行标准未出台，承办人认为，贾某所欠单个员工工资除一个工头（带三人为其组员）工资达8500元外，其余多为一千元左右，所欠员工工资总额为三万余元，案值勉强达到“数额较大”标准。第三，认定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存在证据漏洞。本案中，武汉市蔡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先后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系列行政文书，并对上述文书送达人员及送达方式进行拍照附卷。但是上述文书均是对武汉市蔡甸区携手制衣厂以及原业主姚某下达，并且上述文书除最先的《调查询问通知书》是贾某签收外，其余文书均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张贴于携手制衣厂门口，因此难以断定贾某具备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这一构罪要件。
三、几点建议
（1）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需要严格界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系不作为犯，不作为犯罪以行为人能够履行义务为前提，因此不论是逃避支付还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均以行为人有支付能力为前提。就逃避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方式而言，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将具体情形界定为：隐匿财产、恶意清偿、虚构债务、虚假破产、虚假倒闭；逃跑、藏匿的等。因此，透过立法原意，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入罪应当严格把握。就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方式而言，“有能力”的判断宜以现金能力为主，资产能力为辅，必要时可以由侦查机关查询行为人的资金账户、存款等。（2）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需要加强衔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以政府有关部门的先期行为为基础，因此政府有关部门与公检法对该类案件的法理认识需要统一，相应联动机制需要建立。“政府有关部门”不宜扩大理解。《刑法》第276条之一只笼统使用政府有关部门一词，最高法《解释》中则具体化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宜理解为劳动行政相关部门，包括劳动监察部门，而工会等群众性质维权组织则不宜列入其中，而且需要就劳动行政部门先期行为中如何制订行政文书、如何送达、如何固定证据等问题形成规范化的流程和步骤。（3）执法办案与维护稳定需要综合权衡。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必然与众多被欠薪者的权益保障密切相联，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下，采取必要手段防止被欠薪者采取上访、举报、冲撞国家机关等极端措施成为基层部门执法办案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在注重维护稳定这一社会效果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化、极端化，而应与法律效果综合把握，切不可因为维稳而恣意归罪。
参 考 文 献
[1]马丽娜.恶意欠薪入罪与否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0（3）
[2]党日红.恶意欠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J].中国职工教育.2010（12）
关键词：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资本产出比；面板数据
劳动者报酬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劳动者报酬成为国民最主要的收入，占有国民收入的最大比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热门话题。数据显示，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以省际收入法生产总值衡量的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2000年为50.7%，2003年为48.4%，2011年为44.9%，这12年总体是下降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7-2009年间劳动报酬占比是上升的，原因可能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企业家通常不会随意地解雇劳动者，这就提高了劳动报酬占比。相比世界主要国家50%-60%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中劳动报酬占GDP份额SL是通过中31个省份劳动报酬数据除以GDP数据计算而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收入法生产总值。资本产出比（KTY）是依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单豪杰博士计算得到的中国资本存量K的估算数据（1952年基期）比上各省的GDP数据所得到的。投资率INES（也称作资本形成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生产总值中。对外出口比率（Export）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得到。从业人员数（EM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的年底从业人员数。失业率（UNR） 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城镇登记失业率。
由于豪斯曼（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而F检验又拒绝了混合估计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结果显示，Ln（KTY）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说明随着我国资本产出比的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一发现与常进雄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然不同，但与白重恩等（2008）和罗长远（2009a）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资本的深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这与中国是廉价劳动力大国，资本积累促使劳动力边际产出提高。如果按边际产出获得报酬，劳动者的报酬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提高。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正相关，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这与Bentolina&Saint-Paul（ 2003）研究的结论一致。
Ln（INES）的影响系数为-0.283，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检验，这表明我国投资率每上升1个百分比，会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降低0.283个百分点，我国投资的发展会导致劳动报酬占比的降低。这与孙文杰（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对此原因的解释是：投资率拉动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之所以与国内投资低效率和过度投资紧密相关。在经济粗放式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纷纷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过度的投资和产业趋同导致了投资劳动回报率和投资效率大幅下降。
Ln（Export）在1%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说明我国的出口对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有明显促进作用，出口占GDP比重每上升1%，劳动报酬占比会下降0.052%。出口驱动的劳动报酬占比之所以下降，与我国加工贸易中“大进大出”特征以及处于全球化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紧密相关。
Ln（EMP）的影响系数为0.601，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5%的检验，这表明我国从业人员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降低0.601个百分点，我国从业就业人数的增多会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Ln（UNR）的系数为5.211，符号为正，在 5%水平上显著，说明失业率对劳动报酬占比有明显促进作用，失业率每上升1%，劳动报酬占比会上升5.211%。在经济萧条时，失业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不会随意解雇工人，这就提高了劳动者收入占比。
结论
本文借鉴Bentolina&Saint-Paul（ 2003）的理论，推导证明出劳动报酬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关系扩展出一个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计量模型。通过采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因素。实证研究发现资本产比与劳动报酬占比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这与之前推导出劳动报酬与资本产出比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结论相一致。失业率对提升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有积极的影响。而投资率、出口占GDP比重，从业人员数对提升劳动报酬占比有负面的影响。因此要提高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我们应该有效深化资本，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引进外商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率，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提高技能劳动供给水平，控制从业就业人数；健全劳动价格形成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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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从企事业单位以货币工资等方式获取的劳动报酬，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率。涉及收入分配领域的理论主要有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提出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马克思得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份额是呈负相关的。这一观点是在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的基础上，研究资本报酬份额和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后得出的。马克思根据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是否能够使价值增值，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V)和不变资本(C)。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我国学者梁东黎把一个经济体看成由技术应用部门和技术发明部门组成的两部门模型，把经济体分为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两种基本类型，把技术进步看成基本的事实，着重对技术进步的资本有机效应进行研究。梁东黎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后发现，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具有阶段性，这一阶段就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技术发明部门的发展程度是影响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在初级阶段，技术创新使得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在开放型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呈现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经济己发展国家先进技术的输入方式来发展社会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技术发明部门的发展程度比较缓慢，而技术应用部门规模较大，技术创新或技术进步使得技术应用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趋向上升，等于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上升势头。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技术创新对整个社会C:和V构成的影响不明显;在开放经济中，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输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同时，技术输入对技术应用部门产生了影响，并且对技术发展部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结果是两部门的发展较为相当，技术进步对两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正负效应相互抵消平衡，使得整个社会C:和V构成保持不变。开放经济条件下，在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发达国家来通过技术输出使对技术发明部门劳动投入的需求在根本上摆脱了对该国技术应用部门产品需求的制约，使技术发明部门相对独立于本国技术应用部门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技术发明部门由于整个社会技术水平很高而得到很大的发展，技术进步导致技术发明部门C:和V构成下降的影响大于技术进步导致技术应用部门C:和V构成提高的影响，从而使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下降。其结果是技术进步导致全社会C:和V构成下降。这与我国学者李稻葵等(2009)指出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民营化等是影响劳动报酬占比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按照梁东黎运用技术发明部门的发展程度判断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持续下降是因为现阶段技术进步导致全社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现阶段，我国不是封闭经济，走过了单纯依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输入发展生产的阶段，正处于历史发展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领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己经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所以初次分配领域必须进行比率的调整，所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率的重要性才出现在十报告里，可见提高劳动报酬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两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像资本的价值只转移到新生产的产品中，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我们不能指望靠巧合得到新财富。人是主动的因素，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的新价值，这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所以必须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收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性的表现是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才会被极大地调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使劳动者获益增加的前提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获得强大的后劲和持久的动力，整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才会持续不断地增长。因此，要调动广大社会劳动群众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需要提高劳动群众的劳动报酬。
二、提高劳动报酬的实现路径
通过研究，我们己经掌握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报酬比重内部的变动规律。为此，要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实现路径需要从制度或体制、政策、经济层面进行统筹调整，形成合力。
(一)制度或体制层面
1.制度方面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我国在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决定各要素或资源的收益。初次分配时，在注重效率基础上还要重视公平。对于地区劳动报酬的差异，实行差别税率，调节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以缩小地区间的劳动报酬差别。在分配领域，要保障低收入者收入，通过逐步完善税收制度，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保障他们的利益。
2.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
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的充分竞争和市场统一。我国的基本现状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影响着劳动就业的实现及其工资水平的提高，要通过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来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失衡。合理的工资水平是在市场充分竞争中形成的，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这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率的前提，同时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取消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劳动者的城乡差别、不同用工形式等身份界限、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别，维护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利，切实维护市场经济按劳动要素贡献分配的公平分配原则。
3.引导企业转型
建立有利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发挥的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机制，加快走股份合作发展的道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继续生存，必须促进企业转型，走品牌、差异化的道路。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重重困难，正是引导企业转型的好时期。国家应当为企业走科技创新之路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优惠的信贷政策，帮助企业进行RD活动;企业应加大自主创新投入，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4.建立和完善工资增长机制
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对工资的增长进行规范和保障。要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把劳动报酬增长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中。从制度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劳动者与企业的博弈能力，建立平等的劳资关系。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收入就必须建立职工工资水平随经济增长、企业效益、物价水平等变动相应的增长机制，实现劳动者报酬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匹配，保证广大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政策层面
1.国家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切实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做政府该做的事。要建立健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2.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要向劳动要素倾斜
为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必须有所侧重。首先，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政府要改变过去向资本倾斜的惯性思维，政策和制度要逐步向劳动要素倾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向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倾斜，在市场准入条件方面应当放宽，改善投融资环境，鼓励其吸纳劳动力就业。同时，政府定期颁布行业工资标准和最低工资限额，根据宏观经济整体和各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定期调整和完善，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收益。其次，政府在制定财税、投资、贸易等政策时，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倾斜，使全国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够大规模流向这些区域。
3.建立健全职业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
首先，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报酬水平总体上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程度成正比。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例，就需要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政府要把为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督促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及职业教育作为己任，努力将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其次，按照职业资格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根据各地区和产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不同要求及各用工企业的需求，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技能培训方案，促使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
(三)经济层面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新罪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罪名难、追逃取证难、挽回损失难、长效稳控难等“四大难题”。近日,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多措并举,积极破解这“四大难题”。
2010年5月,犯罪嫌疑人戴靖成立海安县某服装厂,并设点招募工人,为南通某服饰有限公司加工服装。2012年2月,南通某服饰有限公司曾支付给戴靖所经营的服装厂加工费25万元,然而犯罪嫌疑人戴靖不仅拒不支付本厂100余名工人自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的工资共计30余万元,而且为逃避债务外出逃匿,在逃匿期间还变卖机器设备,并将所得钱款14.5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工人因曾多次向其索要工资未果而上路拦截车辆和行人,造成交通堵塞,并集体向政府讨要说法,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2012年4月28日,海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以公告形式向该厂送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犯罪嫌疑人戴靖支付工人工资,但其仍然继续逃避支付。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遂于2012年7月16日将案件移送海安县公安局,海安县公安局于同年9月2日立案侦查,9月12日在张家港市成功将戴靖抓获,并于同年9月20日提请海安县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海安县检察院受理案件后迅速展开了以下工作。
一是召开联席会议,达成共识,破解“适用罪名难”。鉴于该案是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所遇到的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海安县检察院经认真审查后,首先要求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要求,将此类案件及时通报该院。同时,该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邀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县公安局、县法院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当地实际,就立案标准及移送通报程序等,制定《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以增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认定的可操作性。
二是提前介入侦查,把握关键,破解“追逃取证难”。为进一步引导侦查,及时固定证据,该院指定办案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深厚的检察员提前介入侦查,制定了详细的取证方案,引导公安机关收集戴靖经营的海安县某服装厂从南通某服饰有限公司的进账明细,以及戴靖委托他人代收货款15万元的委托书等书证,以此证明嫌疑人有能力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与此同时,还引导侦查人员收集犯罪嫌疑人多次购买大量彩票、隐匿期间秘密低价变卖机器设备及用他人名义购买汽车等书证或证人证言,从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主观故意出发,固定证据材料,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三是深入调查走访,外围突破,破解“挽回损失难”。鉴于戴靖将变卖的资产用于挥霍所剩无几,挽回损失难也是办理该类案件的一大难题。为此,该院在依法审查并于2012年9月28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戴靖的同时,一方面主动联合公安机关,及时向被害人通报案件的进展情况,积极做好百余名被害人的安抚工作,劝解被害人相信司法机关一定会全力追缴赃款,帮助被害人挽回损失。另一方面深入调查走访,从外围突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积极动员犯罪嫌疑人的妻子、父亲及弟弟主动帮助戴靖支付欠款,争取宽大处理。目前,戴靖及其家人已筹集近30万元的工资款交给警方,百余名工人闻讯后情绪也有所稳定,有效制止了被害人群体上访、越级上访。
四是利用检察建议,着力防范,破解“长效稳控难”。该院准确把握立法初衷,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注重从办案中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充分利用检察建议,推动民事、行政手段救济劳资纠纷途径的完善,进而发挥法律监督的整体性作用。
【关键词】初次收入分配；劳动报酬份额；要素分配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3-0136-04
【作者简介】张玉，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区域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田秋生，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广东广州510006）
一、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变动趋势及特征
劳动报酬份额既是度量财富分配状况的指标，也能反映创造财富的潜力和能力。劳动报酬份额是指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通过对广东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发现广东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呈以下特点：
（一）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呈下降趋势
将广东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历年数据绘制成图1，可以看到，1978年广东的劳动报酬份额超过60%，之后逐年下降，到2010年仅为约44%。2004年及之后广东劳动报酬份额急剧下降与劳动报酬统计口径调整有一定关系。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经济普查时，调整了劳动报酬的统计口径，主要变动是将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全部划归资本性收入，而之前则全部划归劳动报酬，因而影响了2004年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如果按照原来的统计口径计算，2004年广东第二、三产业劳动报酬份额应该分别为46%和39%左右。而2004年之后的广东总劳动报酬份额应该分别比实际值高出3-4个百分点，其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影响大约在20%-30%左右。但即便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广东2004年后劳动报酬份额仍然出现了大幅下降。
（二）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全国总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同步相关
与全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化比较显示，广东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呈现出与全国总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同步的特征，这可以初步推断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可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关。
（三）广东劳动报酬份额表现出地区的特殊性
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劳动报酬份额表现出地区的特殊性。例如，与北京和上海相比较，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方向相反。1978-2005年广东劳动报酬份额普遍高于北京和上海，但是，北京和上海是趋于回升的态势，而广东是持续走低的趋势。此外，吉林、黑龙江等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湖南、湖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劳动报酬份额缓慢增长，90年代缓慢下降，呈现倒U型变化。不同省份表现出系统性的差异性，很自然地推断，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四）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变动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
与国外各主要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相比较，可以发现，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与发达国家工业化经济发展中劳动报酬普遍处于高水平稳定状态不同。例如，1850-1920年美国劳动报酬份额表现出长期相对稳定的“卡尔多事实”，1915-1955年日本劳动报酬份额从55%上升到70.3%。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理应增长，而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升反降，这表明广东经济发展中生产总值在生产要素间的分配处于不利于普通劳动者的状态。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并尽快应对这种不良趋势。
二、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因素
广东各产业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是广东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的直接原因。因为2004年统计口径有所改变，农业中的营业盈余归入劳动报酬，因此经调整后，还是可以发现农业劳动报酬占比呈现下降态势，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呈现出较大的降幅。2004年后统计口径将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划入资本性收入，估计低估了第二、三产业劳动报酬份额3-4个百分点，但仍可得到劳动报酬波动向下的趋势。
广东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动。广东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17.40%下降至2010年的5%，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低点32.3%上升至2010年的45%。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并稳健增长（见图3）。由于农业劳动报酬份额远高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份额，农业向非农产业的结构性转变进程会降低广东劳动报酬份额。特别地，广东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是当前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偏低的重要原因。广东以第二产业为核心，意味着社会的资源更多集中于重化工业等以提高生产资料技术装备为主的行业，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海外市场，追求外汇和产值。这种重生产、轻消费的发展模式源于广东省作为“世界工厂”的分工地位和“两头在外”的机制，即研发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在境外、生产环节在本地，充分使用了相对廉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广东产业结构将沿着克拉克定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逐步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变化，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活跃的消费市场。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回升到合理水平。
（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
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提高。技术进步的方向是指技术进步对各种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的相对影响。如果技术进步更有助于提高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出，我们就称技术进步偏向该要素。长期来看，边际产出是决定要素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技术进步方向也是影响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有时容易混淆这两组概念：劳动（资本）效率与技术进步偏向劳动（资本）。以劳动效率为例，劳动效率上升意味着只需要更少的劳动投入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产出。然而，从技术进步方向的角度看，劳动效率上升，不仅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通常还会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至于是劳动还是资本的边际产出提高得更多，主要看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劳动效率上升就更有助于提高劳动的边际产出；反之，如果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效率上升就更有助于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为更好地理解，将技术进步分为资本偏向型和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当生产函数为常替代函数（CES）时，Y=[α（A1K）（σ-1）/σ+（1-α）（A2L）（σ-1）/σ]（σ-1）/σ，其中，A1、A2、σ分别为资本偏向型技术参数、劳动偏向型技术参数和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那么，劳动报酬份额aL=（1-α）（A2L）（σ-1）/σ/α（A1K）（σ-1）/σ+（1-α）（A2L）（σ-1）/σ。可见，如果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就不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则往往不利于劳动者，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广东技术进步的特点是资本偏向型和低技能劳动偏向型，这会提高资本报酬，降低劳动报酬份额。因为，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使企业可以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完成生产任务，劳动需求难以增长，对社会的整体就业和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起到反向作用。而低技能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使得依靠低成本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经济不断发展。低端制造业经济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必须压低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通过劳动力价格优势来获得成本上的竞争力，这必然导致劳动者（主要是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无法跟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使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
（三）制度性因素
从根本上看，广东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既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有关，又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具体看来，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包括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金融体系不健全使得私营企业融资困难，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以及税费和利润的挤压。
1.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生产要素的贡献程度与要素的性质相关，还与要素的稀缺程度有关。一种要素的稀缺程度越大，在生产中的贡献程度就越大。因而，市场供求所形成的要素价格，可以有效地解决收入的按边际生产力分配问题。因此，按要素分配，就必须建立、发展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节约使用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增加使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单位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充分利用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外向型加工制造业。理论上讲，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应该随着劳动对资本边际替代率的上升而提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广东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呈下降趋势并不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反映，并非市场机制导致的，反而恰好反映出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未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生产要素分配是一种具有激励机制的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会以报酬为导向进行流动。而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行业垄断、行政垄断和计划经济分配体制的残余等因素是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分配作用的主要原因。要提高广东劳动报酬份额，就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市场机制在各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分配中真正发挥作用。
2.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削弱了劳动力的谈判能力，致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劳动者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不能自由流动，削弱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资本却可以区域性甚至全球性流动，资本议价能力加强，这从两方面导致要素分配不利于劳动者。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仅能获得略高于从事农业的报酬，工资的谈判能力较低。由于广东有较大的外来流动人口，劳动力缺乏与资本谈判的能力，往往处于弱势。同时，地方政府展开招商竞赛，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价格优势，这就可能导致一些不利于劳动保护而有利于资本获利的政策出台，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本地，从而可能导致工人工资低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资本利润愈加丰厚，劳动报酬份额维持在低水平状态。
3.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广东非公有制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其劳动报酬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也是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广东各所有制就业变化可以看到，广东经济中乡镇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形式，同时城镇私营企业、城镇个体经济的就业人员快速增长，而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大幅下降。广东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增长，并占据重要地位；二是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三是国有企业向轻型制造业释放大量冗员。这个过程削弱了劳动者的劳动福利权利，资本的收益由此上升。非公有制企业资本的高收益率和大量剩余劳动力又进一步诱使正规部门在选择新增劳动力时，选择雇佣农村流动劳动力或临时工，以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提高资本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报酬都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4.金融体系不健全，私营企业融资难。银行机构为便于信贷控制，倾向于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进行放贷，以便减少不良贷款。广东私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融资困难的企业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同时这部分经济体的活力也难以释放，生产率的提高受限，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无法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为私营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商业服务。
5.税费和利润的挤压。广东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有企业积累了非常可观的利润，其增速高于GDP的增长，这些留存利润被用来再投资，而不是用来作为所得税或公共开支。而劳动者的工资平均只有65%可作家用，剩下的用来缴纳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及各类保险。此外，很多公共服务也由劳动者承担，如教育、医疗等，因而劳动者可以真正享有的报酬份额下降了。
三、政策建议与对策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是中国二元经济和转轨经济发展中总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缩影。广东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结构特征是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与低附加值外向型经济的增长方式。虽然当前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仍然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它已经从1978年的60.57%迅速下降到当前的45.20%，下降幅度超过25%。如何有效提高广东劳动者的报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成为未来广东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分配问题。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必须同时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力量来解决。
从根本上讲，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看，广东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广东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要逐步降至10%以下，第二、第三产业要吸纳1000多万农业劳动力。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在现有个体经营单位就业的799.62万从业人员中，有63.7%从事第三产业，36.3%从事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将带动就业，改善劳动报酬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需要提升产业链的价值，主动从外延发展模式向内涵发展模式转变，促进技术进步向提升劳动技术含量方向加强，提升教育质量和覆盖面，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加强人力资本积累，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从而改善劳动与资本的议价能力。
提高劳动报酬份额，需要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理顺劳动分配的市场关系，具体措施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保障工资增长的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权利，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主要是加强非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大力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收入分配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的差距。这个差距使得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政府和企业在国内初次分配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也逐年走高。收入分配大格局的变化与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城乡之间差距、不同所有制之间差距、不同行业之间差距、劳动者群体之间的差距，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其他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劳动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也制约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导致消费率下降。
二、当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
(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围绕增强综合国力设计，重点突出国家利益
1.涉及企业的税(费)种类繁多、税率过高。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涉及企业经营的税(费)种类繁多，且税率高。以企业所得税为例，2008年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前，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25％的上限。当企业交足国家的、留够自己的后，作为劳动报酬分给劳动者的那部分就少了。
2.针对全体国民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偏低，计征方法不合理。虽然刚刚结束征集意见的“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至3000元，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已超过了3000元／月。另外，按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计征方法，对家庭就业人口少、就业人员收入水平低，负担重的低收入家庭来说税负更重。
3.个人投资收益被重复征税。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个人入股、投资企业的行为不断增多，但对这部分投资收益分红，国家在已征收了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还要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重复征税的结果是造成民间资本投入实体经济的热情不高，而投机热情却高涨。
(二)当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方式时，劳动者收入增长被忽视
随着我国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附加在商品价格上的劳动力价格却难以提高。国内企业对外自行互相压价，对内将压价结果转嫁给劳动者，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手段来提高利润。
(三)政府相关部门对提高劳动报酬认识不足，缺乏富民理念
1.将市场调节机制万能化。自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分配领域市场化法则被赋予无所不能的作用。政府部门普遍存在不干预企业收入分配，让市场决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观点，一次分配过程中企业将最低工资作为标准工资也无人过问。企业方面则简单地将企业自主决定工资理解为完全由资方或企业经营者单方面决定工资。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论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异化，造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广大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
2.过分关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的不利影响。我国许多地区普遍存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影响投资环境的观点。因此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出现了与其他地区竞相攀比谁更低的现象，造成全国范围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国际公认水平的省市屈指可数。过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反过来又牵制了全体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
3.当企业利益与劳动者利益发生冲突时，政策法码往往偏向于企业一方。当“按要素分配”作为收入分配宏观决策指导思想以后，在一次分配过程中“按劳分配”被弱化，资本要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资本参与分配得到的收益比重越来越高。当劳资双方的利益发生碰撞时，资方获得政府支持往往多于劳方。如2008年当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企业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纸全国范围暂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使得那些原本可以通过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提高收入水平的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工资的希望落空。
三，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建议和措施
1.围绕富民加快完善财税体制改革，调整财税结构。首先，必须加快完善财税体制改革步伐，调整税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比例结构，使地方政府逐步走出“土地财政”的困局。其次，开征资源税。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资源开征资源税，让全民所有的财富资源真正属于全民所有。第三，减轻企业负担。对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通过减免税收或下降税率等办法，增强中小企业提高劳动报酬的能力。第四，提高个税起征点和计征办法。不能因个税起征点提高会使高收入者纳税减少而让大部分收入并不高的劳动者都成为个税的纳税人。
2.加大民生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一是加大对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使全体居民从二次分配中获得更多利益。尤其是要加大居民住房保障力度，降低廉租房、公租房准入门槛，不断提高保障对象覆盖面，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对政府采购的公益行业，要制定合理的服务产品采购价格，保障公益行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随经济发展增长。三是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低收入居民生活质量。
近日，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报告显示，2012年一季度15个城市4个行业的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与2011年同期相比，增长13.1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9.02%。
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及金融业的中低收入者劳动报酬增幅快于同期CPI与GDP增幅，可谓一枝独秀。近日网上调查显示30%以上的受访者后悔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而蓝领工人的春天正在来临，也在从一个侧面佐证中低收入者的社会待遇正在得以改善。事实上，尽管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十年没有公开中国的贫富差距，但民间以及国外机构的统计普遍显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超过0.5，居世界之首。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早期“三来一补”经济发展模式的后发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经济增长，出口、投资与消费三驾马车无法协同前进。居民消费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中低收入者劳动报酬的增速加快，将有利于国内消费市场的活跃。
根据广州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口径，所调查的东中西部总共14座城市的劳务派遣人员劳动报酬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明显增长。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研究院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指出，本次指数最显著的特征是“增长”。我国不少地方中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显著增加，尤其是制造业扭转了去年负增长态势，出现了正增长局面。
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显示，2012年一季度统计范畴内名义劳动报酬指数(以2010年1月为100)为111.01，实际劳动报酬指数(扣除物价因素)为101.00；而2011年一季度统计范畴内名义劳动报酬指数为98.13，实际劳动报酬指数为92.64，显示2012年收入的增长态势十分明显。
分城市看，除昆明外绝大多数城市劳动报酬有所增加；分行业看，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有不同程度增长。
与劳动报酬一并增长的是劳动聘用量。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一季度的总聘用量有5.98%的增长，不过，1-3月份各月的总聘用量增幅逐月下滑。
报告分析，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增长率的变动既是相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行业用工需求的反映，也会对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水平和趋势有一定的影响。我国GDP同比增长率从2011年的9.2%下降为2012年第一季度的8.1%。其中，珠三角地区城市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的下降与当地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回落一致。报告显示，广州、深圳两个城市聘用量连续三个月出现同比下降，从劳动就业的角度反映了两城市一季度经济收紧的态势，也凸显了外向型经济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背景下所面临的结构调整任务的艰巨性。
其中，中西部的长沙、武汉、成都、重庆，其聘用量的显著增长主要由于这些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策略调整，尤其是像富士康等大型企业向中西部内迁，极大地带动了当地聘用量的增加。同时，企业内迁也对产业链上下游行业产生辐射效应，又间接增加了当地的聘用量。
对于报告显示的制造业中劳动报酬增加和聘用量下降同时存在的现象，苏海南分析说，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在劳动报酬上涨的背景下，企业被迫增加劳动报酬；二是为应对不断增加的劳动成本，企业有意缩减用工需求；三是现代制造业对劳动者的高要求与求职者现有能力的不相符。苏海南还预测，今后一段时期工资虽然会继续上涨，但找工作会更加困难。
【关键词】收入分配；劳动收入份额；自雇者混合收入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加快实现。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际上，关于收入初次分配尤其是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一直层出不穷，但大多是直接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根据其占收入法GDP的比重来观察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并未对自雇者的混合收入做出处理。本文则立足劳动报酬本质内涵，利用城乡住户调查微观数据对自雇者混合收入的拆分比例进行估算，进而通过拆分城乡自雇者混合收入、调整劳动者报酬数据，对河南省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再测算。
一、为什么要拆分自雇者混合收入
从内涵上讲，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因付出劳动而获得的收入。所以，劳动报酬不包括资本、土地等其它要素收入。一般来说，雇员的劳动报酬很容易计算；但对于自雇者来说就比较困难。自雇者的收入是混合收入，不仅包括劳动报酬，还包括资本性收入或土地收益。因而，在计算自雇者劳动报酬时，如何从中剔除其它生产要素收入就成了国民收入账户核算中必须处理的难题。
现行国际做法是，将住户所拥有的非法人企业（不是准公司）的收入单列为混合收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以便剔除自雇者对整体经济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但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并未设此分类。实际上，针对自雇者收入，我国也曾先后2次调整统计口径，但均未能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分解，仅仅是变更了统计归类。2003年之前，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获得的利润（国家统计局，2003）；2004年有所调整，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全部视为营业利润，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7b，2008）。新的统计归类持续到2008年再次发生调整，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再次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10）。而对于农户这种特殊的自雇者，其混合收入自始至终都是全部计入劳动报酬的（国家统计局，2003；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06，2008，2010）。
关注中国的自雇者收入，不仅因为统计口径变化与自雇者收入直接相关，还因为在转型时期，自我雇佣是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和收入来源，它的处理方式会影响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判断。因此，本文将按一定比例对城乡自雇者的混合收入进行拆分，使劳动者报酬数据仅包括劳动收入，据此重新审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
二、自雇者混合收入拆分比例：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测算
目前国际上存在多种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处理的方法，大体分为三类：Young方法、Johnson方法和Gollin方法（表1）。其中，戈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我国目前使用的方法，即：把自雇者的所有经营收入都计入劳动报酬。张车伟、张士斌（2010）曾用Johnson方法和Gollin的第二种方法计算了中国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并得出结论：中国自雇者的经营收入中，2/3属于劳动，1/3属于资本。
由于自雇者主要存在于住户部门，所以理论上，利用住户调查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测算自雇者经营收入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比例。考虑到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状，为充分反映城乡自雇者各自不同的收入函数，本文对其分别构建收入决定模型并予以测算。
（一）城镇个体经济业主经营净收入中劳动份额的测算
对于城镇个体经济业主，本文基本沿用Young（2004）的研究思路，首先利用雇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行业和职业信息估计其工资函数，然后根据该工资函数和自雇者的相应特征变量估计自雇者的劳动报酬，最后计算自雇者劳动报酬估计值占其实际经营净收入的比重，进而考察城镇个体经济业主经营净收入中的劳动份额。构建工资函数时，假定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完全由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其他个体特征决定，建立扩展的Mincer工资决定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Wi代表工资性收入；sexi代表性别；agei代表年龄；Pi代表职业；edui代表文化程度，具体估计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基准组，edu1代表初中、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edu2代表大专以上文化程度；Si代表行业，具体估计时也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并参照杜鑫（2010）的做法，将20个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公共服务等其它行业三大类，以公共服务等其它行业为基准组，S1代表垄断性行业，S2代表竞争性行业。
数据来源于2010年河南2400户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调查。估计雇员工资函数时，主要利用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有工资性收入且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信息没有缺失的数据，共计3146个观测值；利用工资函数估计自雇者劳动报酬时，主要利用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有经营净收入且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信息没有缺失的个体数据（不含将经营净收入记在“家庭”名下的数据），共计314个观测值。工资收入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
将314个自雇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行业和职业信息代入上述方程，得到自雇者的劳动报酬估计值，结合其实际经营净收入即可估计出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劳动份额估计值的统计特征如表3：
可以看出，劳动份额估计值的均值受奇异值影响较大，不如中位数稳定。因而，本文使用删除个别超大奇异值后的中位数作为最终估计结果，劳动份额原始估计值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据此，2010年河南城镇个体经济业主的经营净收入中，劳动报酬约占66%。这一结论与张车伟、张士斌（2010）的研究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二）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劳动份额的测算
根据农户特有的生产经营方式，本文使用扩展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Y为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K1为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代表资本投入；K2为耕地面积，代表土地投入；L为家庭劳动力个数，代表劳动投入；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弹性。理论上讲，C-D生产函数估计得到的各要素产出弹性即为要素分配份额。进而假定α+β+γ=1，将C-D生产函数转化为对数线性模型如下：
其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γ=1-（α+β）。利用2010年河南4200户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OLS估计，结果见表4。
即，河南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回归方程为：
可见，2010年河南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为26%。这个估计结果略高于白重恩等（2009）利用Chow（1993）估计结果计算得到的比重21%，但与张车伟的2/3比例差别较大。这可能源于测算方法的差异，本文和白重恩的测算方法均基于C-D生产函数，与张车伟的方法显著不同。
三、河南省劳动收入份额的再测算
（一）测算思路及其公式
城乡自雇者混合收入中劳动和资本的拆分比例一经确定，就可以通过调整劳动报酬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测算。具体思路是：首先将自雇者经营收入分拆为劳动者报酬和营业盈余，然后据此调整各年宏观劳动者报酬数据，使之只包含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具体调整方法是：用Ls′表示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W为未调整的劳动者报酬，W′为调整后的劳动者报酬，Y为收入法GDP，Wn为未调整的城镇劳动者报酬，Wr为未调整的农业劳动者报酬，Inm为城镇个体经济的经营净收入，Irm为农民的经营纯收入，αn和αr分别为城乡自雇者混合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βn和βr分别为城乡自雇者混合收入中其他要素收入所占比重，α+β=1，则：
2003年以前和2008年以后，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将城镇个体的混合收入全部计入了劳动者报酬，所以对自雇者混合收入进行拆分后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公式为：
2004年至2007年，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将城镇个体的混合收入全部计入了营业盈余，所以对自雇者混合收入进行拆分后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公式为：
其中，Irm=农村居民人均经营纯收入*农村人口；Inm=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城镇人口。
（二）测算结果及其评价
根据前述计算公式，按照城镇自雇者混合收入中66%为劳动报酬、34%为营业盈余，农村自雇者混合收入中26%为劳动报酬、74%为营业盈余的拆分比例（比例Ⅰ），利用城镇人均经营净收入（2001年前实为城镇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和农村人均经营纯收入以及各年城乡人口数，本文对河南省劳动者报酬数据进行调整，并结合收入法GDP对各年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再测算，见表5中第一列。
由于自雇者混合收入的分拆比例对测算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谨慎起见，本文也参照张车伟、张士斌（2010）研究成果中的分拆比例对河南省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再测算，简称比例Ⅱ（表5中第二列）。同时，为了考察自雇者混合收入拆分与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还按照常规方法计算了未拆分自雇者混合收入的河南省劳动收入份额。一种是直接利用年鉴上的劳动者报酬数据，简称方法Ⅰ（表5中第三列）；另一种是在年鉴数据的基础上，将2004年至2007年国民经济核算中城镇个体经济经营净收入由营业盈余调回到劳动者报酬中去，实现历年数据口径可比，简称方法Ⅱ（表5中第四列）。计算结果详见表5，对比结果详见图2。可以看出，由于将自雇者混合收入中的资本等其他要素收入从现有劳动者报酬数据中剔除出去，重新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明显降低。其中，根据比例Ⅰ调整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绝对水平较比例Ⅱ更低，主要原因在于农户经营纯收入的拆分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从变动趋势上看，若不考虑自雇者混合收入的分拆，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方法Ⅰ因为直接使用年鉴上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未考虑2004年的统计口径变化，导致河南省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出现陡然下降。目前社会上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降的呼声如此之高，也多与这种计算方法有关。而对自雇者混合收入进行拆分后，重新测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则趋于平缓，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并未出现明显下降，而是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态势，这和张车伟等（2010）的研究结论较为相似。其中，采用比例Ⅰ的测算结果，变化趋势更为平稳，近两年甚至开始出现上升迹象。
可见，自雇者收入的处理方法不同，得到的研究结论也不相同。而无论如何，都应当首先搞清楚数据的统计口径，至少保证历年数据的口径一致，才有可比性。当然，本文对自雇者收入拆分比例的测算只是一种探索性尝试，尤其是对农户这种特殊自雇者的处理方法可能还不够深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_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27-41.
[2]张车伟，张士斌.关于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变动的研究[J].劳动经济评论，2011（1）：1-33.
[3]Alwyn.Young（1994）.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NBER Working Paper.No.4680：653-655.
[4]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0（5）：24-35.
[5]李实，王亚柯.中国东西部地区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5（6）：16-26.
[6]杜鑫.中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基于北京市微观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0（5）：11-124.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有什么影响和意义？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刘伟、黄桂田――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内在要求
记者：十七大报告谈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提到，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怎样理解这一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刘伟：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确立新型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处理国民收入分配矛盾新的基本原则。
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或集体）收入和国家收入三部分构成。过去，当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矛盾的时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按“确保国家、留足集体（或企业），最后是个人”的原则进行处理。虽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按这一原则协调三方面的利益关系有必要、也是不得已的，但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经具备了物质和体制基础。
记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更多地认识到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不是对扩大内需、对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也是意义重大？
黄桂田：是的，这是保证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和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需求和净出口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是引发宏观经济失衡和结构矛盾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在5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为62%，而到2006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36.3%）。理论和实践证明，过度依赖投资和净出口难以保证宏观均衡和稳定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作为人口大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优势条件。将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成现实的有效需求，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需要通过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更好地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记者：很多人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还特别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和前些年强调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很大差别。
刘伟：我认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极具深远意义的方针。
近30年的改革开放，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正在逐步加强。但是在现实中，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分配机制相对容易，而劳动报酬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则相对复杂。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供给充裕的人口大国。按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劳动报酬与其他要素的收入的分配比例协调，在其他要素收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确保劳动报酬应有的份额。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说是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尽管有相当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通过再分配途径获取的，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是确保在初次分配途径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随经济发展能够得到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能推动再分配途径劳动报酬的协调上升，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过去，在中国资本投入的回报远远高于劳动投入的回报。现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说就是在力图改变这种状况，让各种投入获得更加合理的回报。
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让普通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记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不是也有利于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黄桂田：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快速增长，但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并且主要通过初次分配的形式来获得。而劳动报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长幅度偏小的情况。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仅能直接增加劳动报酬，也能缓解收入分配领域政府转移支付的压力，进而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记者：要实现这一点，您认为国家应出台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1、经济类型中,国有、其他单位从业人员增加明显。国有单位从业人员227772人，同比增加2225人，增长2.57%；城镇集体单位从业人员7575人，同比减少254人，下降2.22%；其他单位从业人员54555人，同比增加2227人，增长2.47%。
2、三产中，第三产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上半年，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为278822人。其中：第一产业单位从业人员4827人，占总人数的2.57%；第二产业从业人员55520人，占总人数的24.55%；第三产业228274人，占总人数的52.75%，三产仍是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3、行业中，从业人员分布不一。在国民经济十九个行业中，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三大行业，教育业40245人、制造业27288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0%以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5457人，占总人数的28.20%；而居民服务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人数较少，分别为40人、250人、2020人，占总人数的0.02%、0.22%、0.52%。
4、县（区）从业人员中，经济开发区增长较为明显。各县（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增减依次为：县8272人，同比增长2.22%；县24058人，增长7.22%；县27204人，增长0.75%；县20222人，增长2.77%；区78722人，增长2.74%；县22057人，下降25.25%；区42425人，增长5.52%;经济开发区2522人，增长20.22%。以上从业人员数据可以看出，除县下降明显外，其余县区均为增长态势，而经济开发区人员增长较为明显。
县从业人员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全部统计单位进行了核查清理，清理出私营单位25个，减少2242人，所以影响到全县单位从业人员及劳动报酬呈减少趋势。经济开发区人员增长较为明显，至本季度末，园区新开工企业2家，新增加从业人员405人。
二、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持续提高
至本季度末，市共发放从业人员劳动报酬227282.7万元，同比增加27220.0万元，其中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220727.4万元，增加25255.0万元，增长22.55%。
1、在所有制性质中，其他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速高于国有和集体。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255427.5万元，同比增加25422.2万元，增长22.02%；城镇集体单位报酬为7222.2万元，同比增加2774.8万元，增长57.52%；其他单位报酬为45542.0万元，同比增加7822.0万元，增长24.22%。
2、在企业、事业、机关中，企业劳动报酬增速最快。企业单位从业人员劳动报酬为22075.0万元，同比增长27.84%；事业单位报酬为87222.7万元，同比增长20.20%；机关单位劳动报酬为25782.5万元，增长5.77%。
3、在县区中，除略有下降外，其余县区均呈增长态势。县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总额为22252.2万元，同比增长20.25%；县为27702.5万元，增长8.78%；为22872.5万元，增长2.75%；县为25245.4万元，下降0.40%，主要是人员减少所致；为22500.8万元,增长22.72%；区为74224.5万元，增长22.22%；经济技术开发区为2852.8万元,同比增长27.72%。
三、存在的问题
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整体上升，行业差距逐步缩小，但差距依然存在，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收入较高，人均报酬最高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7750元)高出收入较低的住宿和餐饮业(5257元)近2倍；
二是不同经济类型间工资存在差距，国有单位人均报酬（2,2845元）高出其他单位（7255元）近2倍；
三是从产业看，三产平均工资比二产多出2027元；
四是企业工资虽然有所改善，但水平仍然较低，机关高出企业平均工资7272元;
五是全市从业人员劳动报酬虽然增长较快，各县区工资较上年也都有所增长，但与全省其他地州市相比，我市工资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四、几点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逐步缩小工资差距，加快经济发展，才是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关键。
一是抢抓当前各种发展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以此提高全员报酬；
二是继续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头作用；
三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加大困难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