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3:52
关键词：诗歌解读 丰富性 考场命题 冲突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优秀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积累对提高写作能力确有裨益。“阅读”为学生提供了相对自在的思维空间，他们品读摘录、思考交流，常常在无所依傍的环境中“无所畏惧”地解读，所以往往能独辟蹊径。这些解读根植于文本，或立足语言章法，或针对情节立意，或酌情拓展延伸。即使仅只针对文本内容一项，学生的解读也能不拘一格，甚至独树一帜。
在自由的写作训练面前，这些“积极”的思考能无一例外地“迎合”考试要求，变成考场成就。但奇怪的是，这种“阅读加评点”的开放式做法竟很难帮助学生提高“诗歌鉴赏”的考场得分。以对《滕王阁诗》的课堂解读和考试为例：
考场命题：请赏析《滕王阁诗》的尾联（4分）。
参考答案设置：尾联以物是人非、江水滔滔依旧的对比，更进一步抒发了人生盛衰无常而宇宙永恒的感慨。
从答案的设置上看，手法（对比）、内容（“物是人非、江水滔滔”）、情感（人生盛衰无常而宇宙永恒）都是得分点。
学生心中没有答案可以参考，他们的解读“五花八门”。
学生阅读赏析1：尾联以设问的方式追问滕王去处，与前文滕王阁的盛况呼应并对比，以“长江自流”作答，看起来答非所问，其实这种悲观与《赤壁赋》中“客人”问曹孟德“而今安在哉”的悲观如出一辙。都源于生命的短暂无常，命运的无法捉摸。
学生阅读赏析2：诗歌的尾联完全没有必要探讨“滕王”的去处，因为答案显而易见。滕王不可能和长江一样永恒地存在下去。那么，像长江一样永恒存在，就值得骄傲吗？如诗中所写，也不过是“空”自流而已。在王勃看来，生命短暂固然可叹，但假如只能和长江一样，在“空流”中自耗生命，恐怕后者更会叫他不能忍受。因此，作者在这里一方面感叹时光易逝，一方面希望自我勉励，希望自己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建功立业。这也符合王勃年少自傲的经历和性格。
学生阅读赏析3：尾联承接上文关于时空的联想，进一步追问“大人物”的命运。作者追问的目的是什么，是悲观地感叹还是及时的自我勉励，需要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滕王阁诗》是《滕王阁序》的一部分，在《滕王阁序》中，有作者感怀身世的悲观，也有怀才不遇但绝不自我放逐的豪情。
以上三个学生的解读，也都是从手法、内容、情感三个方面对诗歌的尾联进行的阐述。与参考答案相比较，手法上，有说对比的，但对“对比”这个手法的分析与参考答案并不完全一致，另外，对手法的分析还涉及到了参考答案不曾提及的“联想”“呼应”“设问”等，至于对情感内容的阐述，也与参考答案不完全一致（有的包含了参考答案，有的则与参考答案几乎没有关联）――有的同学甚至认为，所谓的“悲观”只是表象，而“自我勉励”、“及时奋发”才是作者要表达的真意。
这些解读并没有明显的错误，学生们的思维也各有支点，能自圆其说，他们参考了王勃的身世，考虑了文章的构思，甚至剖析了“表里”的关系。但单从得分上看，显然并不理想。
类似的“莫须有”的“丰富解读”，在我开展的“古代诗歌自由读”的课堂上时有发生。在我们读苏轼的《江城子・记梦》时，同学们对“泪”这一感情基调没有争议，但在具体解读诗歌内容时却各有各的妙招。
以“不思量，自难忘”为例：对“不”和“自”的两种理解导致了两种解读，一是“不敢轻易想念，是因为（往事）太难忘记”，一是“不必刻意想念，自然难以忘却（往日共处的时光）”。同样是说“难忘”，却有一正一反两种解读。
再如“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句，学生在解读“应不识”时，一种理解为“应该认不出”，另一种则认为是“应该不会结识”，这也就造成了两种解读：一是“即使现在见面，（妻子）看到我满面沧桑，两鬓斑白的模样，也应该认不出了”，一是“即使回到从前初见的一刻，我应该不会再选择结识你，那么也就不会有现在‘满面沧桑，两鬓斑白’的我独自想念你”，同样是表达自己的思念，解读的方案小有差异。
都对！这是我的结论。
我们在总结学生答“诗歌鉴赏”题时，常常将学生不能得分的原因归结为学生“没看懂”，即未能揣摩出关键词语的信息，未能把握住诗歌表达的情感。从上面的阅读案例来看，诗歌本身精炼的语言给了读者相当大的思维空间，学生从对语言的揣摩中把握作者的情感，很难说他们的哪一种理解是错的。学生们“看懂”与否，在考场上的标准只有“参考答案”而已。
大量的思考和解读在相对自由的写作命题面前，发出了微妙的“正能量”，在“老态龙钟”的诗歌鉴赏主观题面前不仅没有效力，“多心多情”的解读方式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
以江苏卷为例，诗歌鉴赏的高考命题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情感主旨类、表达技巧类、语言风格类加上默写，所选诗歌基本以唐诗（主要是律诗）宋词为主，设计分值是10分（2014年调整为11分）。
我越来越觉得诗歌的命题并不能反映出“鉴赏诗歌”的实际需求。
首先，优秀的诗歌不论题材、体裁，都能体现汉语的诗性魅力。而古诗词的“诗性”绝不等同于散文的诗性，所以仅仅提及所谓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表达技巧，是不足以体现诗歌的语言魅力的。翻看近年的诗歌鉴赏题，诗歌（尤其是唐宋诗词）音韵的宽窄平仄在试卷上没有体现，命题形式和散文小说几乎没有区分。学生在阅读时把诗歌读成散文，在品评时对音韵绝口不提，着实令人担忧。
其次，既然是鉴赏，那么就该鉴出个“美丑”，赏出个“优劣”，但考场上的“鉴赏”都是“歌功颂德”的伪鉴赏，学生只是人云亦云的歌颂者。真正的鉴赏者，是像汪曾祺笔下的“叶三”，虽不明理论，但捧着一颗真心，品出百般“真”情。不少看起来“开放”的命题，其实也只是“假开放”：给出一句前人的经典评价，问学生是否同意并说明理由。谁都知道要想尽一切办法往前人的评价上靠。前人的评价不过就是为作品“作注”，现在我们又来“为注作注”，这样拾人牙慧，哪里是鉴赏之道？更培养不出伟大的读者。
第三，很多同仁责备学生笨，没有“看懂”诗歌内容。其实，对诗歌内容的解读角度有许多种，解读方式也不一而足。学生鉴赏诗歌不是警察探案，要让学生写出“不离谱”的答案，应该给出更多的背景内容、字词解释和作者信息。要让学生将时间花在“鉴赏”上，而不是“理解”上。不应该让诗歌鉴赏沦落为文言翻译。
伟大的诗歌必须要与伟大的读者相遇，当初创作的努力才能不被辜负。已经被界定为不可超越的诗歌盛世，实在不需要再多的锦上添花;已经在文学领域功成名就的诗人们，需要的恐怕也不是人云亦云的赞颂，而是理性地阅读和批评。
【关键词】背诵；古文学习；重要性
要想学好古文，背诵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高中教材改革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去掉了大量古文背诵篇目。虽然要求背诵的篇目逐渐减少，但有些学生围绕高考的指挥棒转，只背诵高考要考的名句。这样的做法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不利于文言文阅读水平的提高，更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现在高考文言文阅读虽然不会从课本内选择文言文，但大都可以从课本中找到直接或间接对应的知识点。背诵课本内的文言文名篇不仅能强化文言实词、虚词的识记，而且能增强语感，比教给学生一大堆的语法和句式更容易让学生接受。我认为背诵文言文名篇的好处有以下几点：
一、背诵有利于提高推测词意的能力
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曾发起一个背诵百篇古文的活动。我利用假期将初高中教材的古文名篇全背诵得滚瓜烂熟。走上教学岗位之后，对文言文教学就感到得心应手。背得多了，许多东西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形成了文言文语感。比如在做课外文言文《三国志·蜀书》中有关费祎的一段文言文翻译时，其中有句“向聊观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我们就能根据背诵过的古文名篇判断出“向”译为“先前”，“聊”译为“姑且”，“信”翻译为“确实、实在”，因为《兰亭集序》中有“向只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归去来兮辞》中有“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句子，依据课文中的词的意思，很容易将这句话翻译出来。因此，对教材熟悉就会使我们能够推测出一些文言词句的意思。
阅读文言文及古诗词，关键是要读懂原文，然后才能涉及其他，而能读懂原文的前提是能正确理解文中实词的含义。背诵的文言文多了，内容就会特别熟悉，以后遇到同一个词语自然会想起以前背诵过的句子。
二、背诵有利于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动人心者，莫先乎情，古人认为读诸葛亮《出师表》不哭之人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哭之人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不哭之人不友。我们现代人已经很难从这三篇千古至文里读出那么深的感情了，原因固然有古人今人思想观念的不同，但更大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对文章理解得不够深入。背诵有利于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朱熹曾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对于脱离文言文语境的学生来说，只有背诵才能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
三、背诵有利于提高写作能力
本文基于高中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分析，认为从反复朗诵课文、注重把课堂教学内容引向生活、重视文言文的多元化理解，拓展思维、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等措施着手提高高中文言文的教学水平。
关键词：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教学水平
1前言
我国历史悠久，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聚着我国民族智慧。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文明，更需要文明去继承理解。要提升民族灵魂，就必须先从文言文学起，将文言文学好了，我们才能继承中华民族的美德，充其量能提高点文学修养。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施行，语文科目着重于学习其文化内涵。文言文的学习中，学生不仅要学习句子文章含义知识，更要体会到博大精深的文化，提高自身全方面成长。
2高中文言文教学现状
（1）教师问题：受高考思想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都是一字一句去教学生去理解，而忽视了文言文本身的内涵。文言文知识是有生命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看到的知识单纯的字眼，很难理解一整段话的意思和整段文言文所要表达的内涵，更难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
（2）学生问题：学生的惰性心理。学生对于文言文这看似枯燥的知识提不起兴趣，不愿去学，久而久之，形成了懒散的心理。
（3）教材链接问题：我们仔细回想初中到高中的文言文课文，就不难看出初中到高中文言文的跨越性很大，初中文言文比较简单且注释很多，比较容易理解，初中文言文教学的要求也只是熟记熟背，并没有要求很精细，而高中要求掌握每词每句的含义以及它的用法。所以学生刚接触高中文言文时学习起来很艰难，几乎找不到头绪。
3优化高中文言文教学的措施
3．1反复朗诵课文：
新课标指出，文言文教学应当培养文言语感。当前，高中文言文让学生倍感煎熬，大多数高中生都觉得文言文太难理解，就这现象该以什么方式去教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先从朗诵着手，能将文言文阅读流利甚至背出来会在之后理解文言文有很大帮助。文言文也分为不同类别，有的铿锵有力有的温婉抒情，教师依据不同的文言文的类别指导学生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1］。例如《滕王阁序》这课文中，写景、抒情自然融合。此文重点珠描绘滕王阁雄伟壮丽的景象。以有力的朗读方式来诵读，必将滕王阁雄伟壮丽的景象展现出来，但是文中抒情语段也很多，“潦水尽而寒潭清”等诗句描绘了清幽、淡雅的风景，此处运用温润的情感来读，将自己化为王勃，探索他的内心世界。
3．2注重把课堂教学内容引向生活，从生活中感知：
文化源自生活，用于生活。电视剧《花木兰传》便是根据史书，根据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改编而成。教材中的文言文也多半是一些经典的事例，比如《出师表》、《空城计》就是通过叙述故事歌颂古人的智慧和对英雄人物的赞美。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会对文言文逐句翻译，对不常见的生词逐字讲解，但这种枯燥的讲解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来熟记，效果不明显。笔者通过已有的教学经验，浅谈看法。教师在上下一堂课前先告知学生要讲哪篇文言文，让学生先自行理解课文内容，可以通过各种书籍辅助理解，学生可以根据时代背景查找一些课外资料或者查看相关电影。根据文章讲诉的情节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担任编剧、演员、导演、评委、旁白等一些角色，如《廉颇蔺相如传》就可以在课堂上表演。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文言文翻译成台词，还原成情景再经过老师的讲解不但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也把课本带进了生活，启发了同学们感知生活的意义，不但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探知、表演和创作能力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3．3重视文言文的多元化理解，拓展思维：
从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看，学习文言文后一般只赞美主人翁的美德，很少从反面去剥析人物的缺点。例如课文《鸿门宴》，传统教学模式老师会告诉学生们项羽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原因是项羽狂妄自大、不听忠言、优柔寡断、目光短浅、有勇无谋，是刘邦的有勇有谋、善于用人。辅助时代背景看，后人对此事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刘邦是阴险奸诈的小人，忘恩负义，也有人认为当时项羽不杀刘邦算不得放虎归山。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特有的阅读体验和理解为先，鼓励学生多元化解读，启发他们的独特见解，还可以设定某一问题开展辩论赛，说明论据是文中哪一字句，这样一来不但激发了同学们对文言文深入探究的欲望，活化了人物形象而且在营造了良好课堂氛围的同时培养了学生们的想象思维和创造思维。自然而然，摸索学习文言文的规律也会变的越来越容易。
3．4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
文言文除了字体、文章不易理解，还存在时空的限制，比如读《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果不解读一下时代背景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作者为什么会那么哀愁。时代在发展变化，信息技术被各行各业广泛使用，当然也应该用于教学授课［2］。试想，相比在教室里反复朗读课文、揣摩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将文言文和动画技术结合，集声音、图相、文字于一体，后者是不是更立体化更容易被学习和接受？创造生情并茂、活灵活现的教学场景不但能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且能把文言文和学生们的距离拉近，不再陌生。如：学习《烛之武退秦师》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高昂的、节奏感强且快的战争曲，营造一种紧张的课堂氛围以至于让同学们感觉身临其境更容易理解文章；学习《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时候除了播放哀伤的歌曲还可以配上图片，比如配波涛汹涌、浪花高涌和风平浪静的大江图片，让同学们体验“大江东去浪涛尽”，待学到“多情应笑我”的句子时可以配一张头发花白的来人等着滚滚江水发呆的图片，情景再现可以让那种饱经沧桑但情怀仍在的风韵展现的淋漓尽致［3］。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法不但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全身贯注地体验文化的熏陶还可以让文言文对同学们产生吸引力，也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
4结束语
高中文言中教学中，教师要适当指导学生去了解文言文的内在含义，引导学生勤于诵读课文善于思考勤于理解词句意思，利用课外时间去增加文言文知识。学生要以积极的态度去学习，想办法克服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学会在不同的课文灵活运用文言文词句，真正的理解文言文知识，通过学习领会到古人源远流长的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考文献
［1］李朗平．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有效性思考［J］．课外语文，2013，14：134
［2］陈佳．试论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的主问题设计［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3，02：168－170
一、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切实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成立中国（）国际傩文化周区承办活动领导小组。
二、活动安排
（一）开幕式
1、时间：年6月12日上午8：30—9：00
2、地点：滕王阁
3、参加领导：区有关领导（由省、市组委会邀请）
4、联络工作：区文化广播旅游局
（二）大型民间艺术踩街表演
1、时间：年6月12日上午9：00—13：30
2、路线：
3、踩街队伍编排：共有36个踩街队伍，分3组：1—12号为A组，13—25号为B组，26—36号C组。（具体见市方案）
区灯方阵编在C组。
4、踩街场地安排
①踩街队伍集结地：踩街队伍在北路叠山路口下车，在凯莱大酒店至新东方酒店门前的北路段集结。
②踩街表演线路：从路新东方酒店门口至桥为踩街表演线路。在踩街表演线路上，左右空出一车道作为观众区，中间4车道为踩街队伍行走区。
③集中表演区：在踩街表演线路上，分别在中山桥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和桥十字路口设3个集中表演区。踩街队伍每队轮流表演5分钟；表演结束后继续往前行进至桥以南500米乘车解散。
5、踩街活动流程
上午7：00，参加开幕式的踩街表演队伍及其联络员统一乘车，在前导车的引导下从宾馆出发至路叠山路口，36个踩街队伍的礼仪小姐举引导牌在指定的各自表演队伍集结地等候。
上午7：30，踩街表演队伍和联络员由北路叠山路口下车，参加开幕式的表演队伍由滕王阁北门进滕王阁广场集结，不参加开幕式的队伍在北路叠山路口至新东方酒店门口集结。
上午8：30，观众队伍有秩序到达指定位置原地等待。
6、踩街活动观众组织
（观众从排到桥，路中间四车道为表演区，两边各一车道为观众区）。
8、与省、市联系：区文化广播旅游局负责
9、前期工作
①灯方阵由组织
②灯排练、音乐及光盘制作由文化馆负责
③踩街播放音乐彩车由区文化广播旅游局负责，政府办指导协调
④横幅制作由负责
内容：区灯队
⑤区方阵介绍材料由文化广播旅游局负责，区委宣传部指导审定
10、彩排：第一次：年6月10日晚12：00
第二次：年6月11日下午6：00
（三）假面篝火晚会——区文化旅游进社区
1、时间：6月12日晚20：00——24：00
2、地点：公园及周边街区
3、领导邀请：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4、参加领导：省、市领导、区六大家领导
5、表演队伍：表演队伍由市组委会安排
（1）定点演出
①南门广场置一堆篝火，安排一小型傩舞队表演，由市消防支队安排3名消防员负责燃烧篝火；
②院内古戏台广场置一堆模拟篝火，有20人竹篙火麓和傩舞、灯彩表演。
（2）游动演出：演出节目包括南丰的《和合》傩舞、《庚溪竹马》傩舞、乐安的《嘴鸡》、《猪嘴》傩舞、国外傩、小型的民间灯彩和舞狮等。这些表演队伍由公园内至园外仿古一条街、步行街有序地边走边表演。
（具体表演队伍组织由省组委会办公室安排，表演队伍的联络员和翻译与踩街表演时相同）
6、观众组织：1000人，其中院内500人，南门广场500人
南站街办：200人
十字街街办：200人
街办：200人
区直机关工委：100人
房管系统：300人（房管局艺术团成员参与互动表演）
晚7：00前到位，11：30解散
7、名、土特产和绝活展示
向全国范围内征集名、土特产摊位及绝活表演。晚会期间在仿古一条街和步行街摆设名、土特产摊位30—50个、绝活表演摊位10个。6月10日前完成招商工作，6月11日中午前完成布展工作，6月12日晚19：00——次日0：30为正式展演时间。
（广告公司、区商贸委负责）
8、向参加活动市民发放假面具
从6月12日下午6：30起，在灶王爷酒店门口、养济院路口（站前西路）和西街门楼设三个假面具发放点，按工本价提供游客手持假面，假面造型应千姿百态，既有古代傩面也有现代傩面。
（广告公司、区商贸委负责）
9、环境布置
宣传环境以傩文化为主要表现主题，使傩神面具傩舞、傩戏、傩符、傩服饰、傩兵器等傩文化元素再现，让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傩文化的魅力。以傩文化的表象为主要庆典载体，配以绘有傩面具的灯笼型升空气球、宫灯立柱和彩虹门、丝印彩旗等交织成各条块立体景观。布置完成时间：6月11日17：00前，撤场6月13日12：00前。具体环境布置方案由广告公司报市活动筹备工作组审定后组织实施。
古戏台上会标：区傩文化旅游进社区
扩音设备：要求在6月12日下午5：00前到位
10、市容环境
（1）环境整治。活动前应对及周边街道一线进行环境卫生整治与清洁，活动期间坚持维护和保洁。整治完成时间：年6月10前。
区城建环保局负责清除路面渍水、道路整修、路灯亮化
区房管局负责周边房屋美化
区市容局负责道路卫生保洁、垃圾清运
区行政执法分局负责周边环境整治
（2）亮化与美化配合。整个进行亮化装饰，四周的仿古一条街、步行街张灯结彩、灯火通明，营造出与艺术有关的现代都市庙会氛围。整个园内须进行亮化装饰，周边的仿古一条街、步行街氛围营造须进行亮化美化。6月10日前完成检修，6月11日晚20：00—20：30试灯，6月12日晚19：00—次日0：30正式开放。
（广告公司负责园内和周边氛围的布置，公园协助广告公司做好院内外环境布置，并负责园内的亮化）
11、交通安全保卫工作
词类活用是指某些词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在句中临时改变了它的基本职能，充当了别的词类的语法现象。活用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功能，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这种临时性的功能就不存在了。如《荀子・劝学》：“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句中“水”受助动词“能”修饰，作谓语，由名词活用为动词，它的基本语法功能是作主语、定语、宾语，而在本句中功能改变，成了别的词类。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形容词的活用。
一、形容词用作一般动词
原本词性为形容词，由于语言环境的不同词性发生改变，充当动词使用。例如：
1.邻之厚，君之薄也。（《左传・烛之武退秦师》）
2.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史记・鸿门宴》）
例1中的“厚”“薄”本是形容词，在这里“厚”用作动词，变雄厚；“薄”用作动词，变薄弱。例2中的“近”本是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动词，接触、沾染。
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判断方法：按一般语法，形容词不能带宾语，所以，如果形容词出现在代词前面，就可以判断它是活用成了动词；同理，如果形容词出现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前，而它和后面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间又构不成偏正关系，那么这个形容词就活用成了动词。
二、形容词用作名词
原本词性为形容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充当名词使用。例如：
1.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左传・烛之武退秦师》）
2.丹不忍以己之私。（《战国策・荆轲刺秦王》）
例1中的“乏困”本是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名词，缺少的东西。例2中的“私”本是形容词，在这里用作名词，私心。
形容词活用为名词的判断方法：形容词一般出现在句中宾语的位置上，翻译时可补出中心词，这时形容词为定语。
三、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说形容词产生了使宾语发生某个动作的意思，宾语成了动作的主体，这个形容词就有了使动意义。例如：
1.若不阙秦，将焉取之。（《左传・烛之武退秦师》）
2.断其左股。（《战国策・荆轲刺秦王》）
例1中的“阙”本是形容词，在这里它使宾语“秦”减少，所以这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意为使……减少。例2中的“断”本是形容词，在这里它使宾语“股”断，所以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意为使……断。
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的判断方法：如果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而此动词表示的动作不是主语发出的，这就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四、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所谓意动用法，就是“认为（或以为）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种用法只限于形容词或名词的活用，动词本身没有意动用法。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是主语认为宾语具有这个活用形容词的性状，宾语本身并不一定真的具有这种性状，只是一种主观的认为。例如：
1.顷之未发，太子迟之。（《战国策・荆轲刺秦王》）
2.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战国策・荆轲刺秦王》）
例1中的“迟”本是形容词，在这里是认为宾语“之”延迟的意思，所以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认为……为迟。例2中的“怪”本是形容词，在这里是认为宾语“之”奇怪的意思，所以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认为……奇怪。
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的判断方法：形容词带宾语，就是“觉得宾语怎么样”，一般可以翻译成“以……为……”“认为……是……”“把……当做……”。
【专项训练】
1.下面黑体字活用情况不同于其他三项的一项是（ ）
A.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逍遥游》）
B.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谏太宗十思疏》）
C.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谏太宗十思疏》）
D.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烛之武退秦师》）
2.下面黑体字使用情况与例句相同的一项是（ ）
例句：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病梅馆记》）
A.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滕王阁序》）
B.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谏太宗十思疏》）
C.小则获邑，大则得城。（《六国论》）
D.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邹忌讽齐王纳谏》）
3.阅读下面的语段，解释文中的黑体字。
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1）衣
答：
（2）全
答：
4.解释下列句中的黑体词的用法及意义。
（1）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鸿门宴》）
答：
（2）君安与项伯有故（《鸿门宴》）
答：
（3）三岁食贫（《诗经》两首）
答：
（4）何方圜之能周兮（《离骚》）
答：
（5）固前圣之所厚（《离骚》）
答：
（6）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答：
（7）足以荣汝身（《孔雀东南飞》）
答：
（8）便利此月内（《孔雀东南飞》）
答：
（9）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兰亭集序》）
答：
（10）齐彭殇为妄作（《兰亭集序》）
答：
（11）渺沧海之一粟（《赤壁赋》）
答：
（12）入之甚寒，问其深（《游褒禅山记》）
答：
（13）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游褒禅山记》）
答：
（14）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劝学》）
答：
（15）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劝学》）
答：
（16）故木受绳则直（《劝学》）
答：
（17）假舆马者，非利足也（《劝学》）
答：
关键词：文言文 技巧 推断
一、借助字音推断
文言文中有许多通假字，通假字与本字的读音往往是相同或相近的，我们可以借助原文中的通假字并结合文意，推断它的本字，用本字的意义解释通假字。例如“云销雨霁，彩彻区明”（《滕王阁序》）中的“销”字，其读音与“消”字相同，“消”的含义是“减少、消失”，则我们可以推断，“销”就是“消失了”，成语“销声匿迹”的“销”也是这个意思。
另外，汉字中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声旁也可以对我们理解词义其辅助作用。例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诗经·邶风》），“匪”的声旁为“非”，“非”的意思是“不是”，那么此处“匪”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借助字形推断
通过字形结构分析来解释词的本义。形声字的形旁为我们领悟词义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1）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
（2）造大国之城下。（《战国策·宋策》）
“骈”的声旁和形旁都为“并”，即是“并列、一起”的意思，“俪”是“成对”的意思，故而可判断“骈”释为“并列、对偶”是正确的。“造”的形旁为走之旁，联系下文“大国之城下”是处所，不难推断与此相关联的词义应该是“到”、“去”，和“登峰造极”中的“造”字意义一样。“造”字的其他意义（如“制造”“成就”“始”等）显然与句意不合。
三、借助词性推断
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名词，在古代汉语中有动态性，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词性，意义也就不会相同。我们可以借助句内语法结构分析来推断词义，即根据词语在文言文中的位置推断它的词性，再根据它的词性推断它的意义。如“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中的“妻”字，因“妻”与“彧长子恽”均为名词类，据两名词并列前者多为动词的规则，可以推知“妻”为“嫁”之意。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中的“妻”字也是“以女嫁人”这个意思。再比如“鸟覆翼之”（《诗经·大雅》）中的“翼”字，如果译成“翅膀”，很明显是讲不通的，整句不可能翻译为“鸟覆盖翅膀”。其实此处“翼”是动词，是“用翼遮盖，保护”的意思。
四、借助语境推断
一个词一般有多种意义，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它的意义才是确定的。所以一定要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来考查词义，即根据上下文进行判断。现代汉语中的“孩”字是指小孩，但是 “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中的“孩”译作“小孩”是不通的，应该讲成古义“小儿笑”， “未孩”就是还不会笑。 现在我们所说的词语“孩提”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刚会笑而处于提抱之中”。《孟子·尽心上》中就有“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这样的话。又例如：“婉贞于是率诸少年结束而出。”（《冯婉贞》）“结束”在今义中是“发展或进行到最后阶段，不再继续”，在这里联系上下文，则应该翻译成“整理好装束”，和今义完全不同。“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出师表》）“开张”今义为“商店开始营业”，在此处联系语境，应该讲成“不闭塞、广泛”，整个句子应译成“陛下您实在应该开诚布公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从而发扬光大先帝（刘备）所遗留下来的美德”。
五、借助语言结构推断
有些文言文句子结构整齐，讲求对仗，在上下句中处在同一位置上词语意思往往相同、相对或相反。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结构特点推知词义。如“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过秦论》），由文中的“灭”可推知“族”也是“灭亡”之意；“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由“用”可推知“以”也是“任用、重用”之意。
六、借助课文推断
梁启超 民国时期 美术史书籍 美术史观
曹铁铮，天津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曹铁娃，天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博士；刘新民，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硕士。
天津市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民国时期天津教育家对美术学科建制的贡献研究”（A12004）阶段性成果。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为美术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传播渠道和物质保障，直接推动了美术史学的发展与传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民国主要出版机构中都专门设立了美术部门，由当时著名美术家负责编辑工作。1905年神州国光社聘请画家黄宾虹任编辑，1916年商务印书馆聘画家吴待秋为美术部部长，1921年黄宾虹转入商务印书馆任美术部主任，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聘请著名画家和美术史家郑午昌任美术部主任。入商务印书馆美术部工作的书画家也有很多，如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何逸梅、凌树人等都曾在印书馆美术室工作过。民国时期公开发行的美术图书约有700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美术图书就多达160余种，美术史及美术理论方面的学术性著作占据多数。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7年，出版国内最早的美术史教材姜丹书的《美术史》，1918年，出版姜丹书的《美术史参考书》；1926年，潘天寿的美术史教材《中国绘画史》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滕固著的《中国美术小史》；1928年，出版陈彬和译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著的《中国美术史》；1933年，出版郑午昌《国画面面观》、傅抱石译金原省吾的《唐宋绘画史》；1935年，出版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和《中国美术年表》；1936年，出版朱杰勤的《秦汉美术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再版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1937年，出版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1938年，滕固主编的《中国艺术论丛》出版；1946年，刘思训的《中国美术发达史》出版。这些书籍都是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对当时普及美术史知识、促进中国美术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是古典形态或传统形态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学的转型时期，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滕固、傅抱石等美术史家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开创了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在美术史学转型过程中，梁启超及其倡导的“新史学”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自清末以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成为中国学者不懈追求的目标，而史学界不断趋新的每一步有益的探索，都为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主要体现在美术写作体例、美术史观和美术史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
一、对编著美术通史和美术史写作分期的影响
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梁启超在文中对旧史学加以清理，号召“创新史学”，希望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在梁启超看来，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章太炎持与梁启超相似观点，他看到梁启超论史学得失的文章，颇有同感，也有修《中国通史》的愿望，认为“所贵乎通史，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2]分别见于典制和纪传。在梁启超“新史学”的倡导下，改革社会面貌，振兴中华民族，富国图强，成为史学变革和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梁启超编著通史的理想受到美术史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后蓬勃发展起来的美术学校急需美术史教材，而传统的美术史书籍正如美术史家滕固所言“当做贵重的史料是可以的，当做含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是不可以的”。[3]民国时期一大批美术史学者投身于美术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为建立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认为中国前者未尝有史，即使搜求著史材料也很难。20世纪初期外来史籍的翻译与引进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梁启超率先将西方学者的世界史分期介绍到国内，并仿效其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梁启超将自黄帝到秦代划分为上世史，并称之为中国之中国，将秦代至清代乾隆末年划分为中世史，应为亚洲之中国，将乾隆末年以后划为近世史，称为世界之中国。这种系统明晰的分期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这一时期的史学通史著作基本上是使用外来的框架结构，填充本土材料，还有直接编译外国著作的，处于模仿阶段。同时期美术通史的编著也存在类似境遇。梁启超吹响的“新史学”号角激起了美术史家编著美术通史的热情。20世纪初期不断高涨的留学浪潮中出国求学的学子开始陆续归国，大部分美术留学生就职于刚刚建立起来的现代美术学校，基于课程设置的需要，新式美术通史教材应运而生。1917年姜丹书编写完成《美术史》，全书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美术史，下编为西洋美术史。西洋美术史部分采用梁启超所介绍的历史分期法，分为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三部分共九章。采用类似分期方法的还有：1924年济南翰墨缘美术院出版的陈师曾的通史教材《中国绘画史》，它采用现代通行体例“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编写而成；1926年潘天寿编写的美术通史教材《中国美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分期上略作调整，将全书分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四编，是较为完备和详细的中国美术通史教材。以上三部通史教材虽然是参考当时国外的美术史教材及书籍编写而成，但都与梁启超所倡导的史学话语背景是分不开的。与中国通史的编写一样，中国美术史的写作也处于学习、探索和模仿阶段。
二、进化史观对美术史写作的指导
在新史编著逐渐深入的过程中，进化论史观的影响较为显著。严复的译述工作在近代介绍西学过程中起了极大影响。时期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到中国，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译述，向国人宣传了一种崭新的进化论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者。这种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当时先进分子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并对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康有为称《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也深受严复天演哲学的影响，其进化思想在历史观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即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进而阐述道：“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提出人们应该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性并加以应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历史观引进过程中，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影响显著，这两种历史观在美术史写作过程中都有所体现，但基于梁启超的对进化史观的积极倡导，加上他与美术史家陈师曾、滕固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所以在美术史界，进化史产生的影响更为强烈。1934年和记印书馆出版秦仲文著《中国绘画学史》，书中用生物界成长衰亡的过程类比中国美术史的发展 ，将其划分为萌芽、发展、变化、衰微4个时期。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岩的《东洋美术史》，序言中作者提出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当一个国家的文化达到高潮时，艺术也会达到优美卓绝的绝顶。艺术的发展像生物一样，经历了萌芽、成长、成熟以至衰老的过程。[4]可见作者将进化史观作为了全书的指导思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滕固著《中国美术小史》，书中对美术史的分期也体现了进化史观的影响。作者将佛教输入以前划分为中国美术史的生长时期，将佛教输入以后的一段时期划分为混交时期，唐和宋为昌盛时期，元以后至现代为沉滞时期。这种分期法摆脱了“历史循环论”的束缚，依照美术史发展的自律性，效仿生物的生长过程，作了历史分期，其中又加入了艺术本体的思考。滕固声明“沉滞”不是“衰退”的意思，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文化进展的路程，正像流水一般，急湍回流，有迟有速。凡经过了一时期的急进，而后此一时期，便稍迟缓。”[5]明清成为沉滞时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新的艺术素养的积累。1940年，傅抱石在《中国篆刻史述略》一文中参考了滕固的美术史分期方法，将中国篆刻史分为萌芽时期、古典时期、沉滞时期、昌盛时期4个时期，探求篆刻的起源、发展、师承以及盛衰。
三、引导美术史写作变史料为史学的途径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活跃了中国的学术思想，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以疑古辨伪为旗帜，在民国时期掀起一个辨伪浪潮。对几千年来的古史进行大胆怀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疑古辨伪的历史观念影响了美术史学者对上古问题的思考，在美术史撰写过程中，那些不合理的神话传说成分渐被清理，美术史写作急需更科学的史观和研究方法做指导。与此同时，梁启超接续“新史学”口号，继续探讨创造史学的方法，1922年梁启超完成了他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传统史学研究者大多注重文献治史，忽视实物证史的作用。梁启超提出重文献研究的同时，还要重视文字以外的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部分讲述到“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时，以美术为例：“又如北京彰仪门外之天宁寺塔，实隋开皇时物，观此可以知六世纪末吾国之建筑术为何如。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象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6]他认为对北京留存的天宁寺塔的考察可进一步研究六世纪古代中国的建筑技术，从北魏石窟造像来推演中国古代美术与世界美术的交流和当时佛教的发展状况，这种认识既深刻又拓宽了美术史的著述范围。当时的中国美术史著述尚处于起步阶段，梁启超高屋建瓴给美术史学者以方法论上的指导，在叙述方式上注重史学诠释，在史料的选择上突破了传统美术史注重文献史料的转抄增补，忽视绘画以外的美术研究的状况。
梁启超从思想上启发了研究者，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代的钟鼎彝器、洞窟造像、寺观殿阁、地宫皇陵和各种精美的工艺品，并对美术史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行深入阐释。在之后的美术史研究著述中，史岩的《东洋美术史》全书各章节中，作者均将雕刻、建筑和工艺美术与绘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阐述，如对三代的玉器、钟鼎彝器、陶漆织染和雕刻的种类和功用论述详尽，对南北朝至隋代的中国的石窟艺术的阐述，从构图、创作手法、色调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细致阐释。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从原始时代的石器、土器开始阐述，再到古代的建筑、石刻、服饰上的装饰和壁画上图像，接着谈到佛教输入之后的建筑和石窟造像，再谈中国宫殿建筑、佛教造像和山水、人物画等，篇幅虽短，但研究方向已突破了书画史的狭窄范围，完全是按照现代美术史的编写体例进行撰述的。冯贯一的《中国艺术史各论》对中国的悠久文化和璀璨艺术分门加以介绍，内容包罗广泛，条理清晰，作者认为不仅中国绘画发展历史悠久，中国的雕塑、书法、陶瓷等在世界美术中亦别树一帜，应详加阐释。这种分类分科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更趋深化，研究方法和研究体例也更趋多样化。
四、对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启迪
梁启超认为要突破传统史学，就要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历史研究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才得以不断拓展的。在方法论方面，梁启超指出：“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7]他指出历史学研究是综合研究，应广泛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20世纪20年代后期，史学家顾颉刚也逐渐调整方向，回到梁启超所倡导的民史建设的轨道上，认为“国学的研究，自受了新史学和科学的洗礼，一方面扩大了眼光……一方面绵密其方法，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切实考求人文的真相”。[8]
梁启超的主张顺应了美术史学科发展的需要，给美术史研究学者以方法论上的启迪。中国传统美术史主要采用谢赫创立的品级品评方法，民国时期学科的分化和发展，为美术通史的写作拓宽了道路，也对美术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术史的撰写更加科学化，历史学、美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被应用到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中。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刘思训在《中国美术发达史》中对将美术起源归结为伏羲、神农等神话传说进行了批判。俞剑华的《中国美术史》书中用游戏说对美术起源进行了解释，“初民作画，多出于游戏行动，如童子之画壁，并无若何目的，及渐进化，一部分图画既作为文字，一部分图画又作为装饰……”[9]宗白华、伍蠡甫、邓以蜇等学者从美学视角来研究中国绘画的特征与精神，丰富了美术专题的研究，拓展了美术史研究的思路与视角。在民国美术史著作中考古学、风格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应用，从而使美术史的写作具有了现代性和先进性。滕固、朱、白志谦等学者应用考古学方法对古代遗迹、石窟、陵墓、建筑和雕塑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史上富有开拓意义。滕固的《唐宋绘画史》应用风格学方法分析美术作品，该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具有美术学特征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开端。岑家梧、伍蠡甫从艺术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等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探讨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专题，是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又一有益尝试。
结语
综上所述，在梁启超及其所倡导新史学影响下，民国时期中国的美术史书籍的写作与研究体现出体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中国美术史的著述日渐丰富。中国美术通史著作研究的时代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写作中力求揭示中国美术发展、演变的规律，逐渐摆脱了古代美术史著作多传记、著录，罗列材料，不成系统的弊病，逐步对中国美术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对近现代美术家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记载。美术史研究范围超越了传统绘画史、书学史的研究局限，对绘画、雕塑、建筑、瓷器工艺、书法均作了系统性的评述和研究，中国绘画史著作则对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道释风俗画、院体画作出综合系统研究。
民国时期建立起的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格局，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际交往处于半封闭状态，中西学术交流稀少，美术史学的研究除效仿前苏联的研究范例以外，基本上是建立在民国美术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另外，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具有体系性与系统性的特点，注重美术通史的研究，这也对20世纪下半叶的美术通史研究产生了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中外美术通史研究比断代史研究成果更为显著，美术史著作如王逊的《中国美术史》、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李浴的《西方美术史纲》，以及王伯编的八卷本《中国绘画史》、王朝闻主编的十五卷本《中国美术史》、朱伯雄主编的十卷本《世界美术史》等，都是综合性、系统性的通史研究，受民国时期美术史学研究体系性与系统性特征的影响是其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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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9-41.
[7] 葛懋春，蒋俊. 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07.
滕固（1901－1941），字若渠，江苏宝山县人 （今属上海市）， 1918年留学日本，192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9年赴德留学，193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运用德国的艺术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术史。撰有《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两部中国美术史专著。近年来，关于滕固美术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有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人之势[1]，但要想对滕固美术史观的学术价值作出合乎实际的公正评价，仍需对其“风格进化”论美术史观及其文化渊源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
一
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1926）的“弁言”中提到：“曩年得梁任公先生之教示，欲稍事中国美术史之研究。梁先生曰：治滋业最艰窘者，在资料之缺乏；以现有资料最多能推论沿革立为假说极矣。予四五年来所搜集之资料，一失于前年东京地震，再失于去年江浙战役。呜呼！欲推论沿革，立为假说，亦且不可得矣。”[2]由此可知《中国美术小史》是滕固受梁启超之教示“推论沿革，立为假说”的产物。滕固凭何来“推论沿革，立为假说”呢？如果我们对滕固的《中国美术小史》和梁启超的《新史学》有所检阅的话，那么就可以初步判定前者受后者之影响，并借后者进化论史观来推论中国美术史之沿革，立为中国美术史之假说。不仅于此，我们须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梁启超进化论新史学观是如何影响了滕固的美术史观？这在建构中国美术史上有何学术价值和意义？
滕固在《中国美术小史》中把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生长时代（汉以前）、混交时代（魏晋南北朝）、昌盛时代（隋唐、五代、宋）和沉滞时代（元、明、清）。我们认为滕固对中国古代美术史作出如此划分的原由有二：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美术实际发展状况及著录画论等史料论据为其提供了客观前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梁启超进化论新史学观为其提供理论视野。为何如此说呢？我们知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使社会进化论学说广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受此影响，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有了新的认识，并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确立了其进化论新史学观。在此文中，梁启超不但指出了旧史学只是一味罗列历史事件而不表白因果渊源的弊端，而且还明确了历史是用来叙述进化之现象的。他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3]可见，梁启超新史学观与传统史学观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史学不依因果律，主张历史循环论，认为历史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的周而复始的过程；而梁启超的新史学则依照因果律，宣扬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一个按照一定次序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无良史，就是因为对进化现象还不明白。
以此进化论新史学观为理想，滕固依据现有史料推论沿革进化之因果，认为在生长时代，中国古代美术在神殿宫室（周时的明堂、秦时的阿房宫和和汉时的未央宫）的建造装饰和雕刻绘画（汉时的孝堂山、武梁祠的雕刻和汉时鲁灵光殿、凌烟阁的壁画）的技巧意境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后来的美术之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汉代之前的雕刻为例，滕固就曾指出：“此时代的雕刻，在技艺上看来，虽不免粗陋，而那种图形的结构，已暗示后代国民艺术发展的征象。若在技巧上说，文字的雕刻，自秦至汉，帝皇的玺印，比碑刻进步了。自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铜镜上所雕刻的花纹，有海马蒲桃的图形；论者谓印度、波斯、希腊的艺术思想，在这时已稍稍混入的了，那么外来思想的容纳，在作品上当然发生变态的。”[4]一方面揭示了秦汉雕刻艺术在生长时代不断进化状况及其对后代雕刻艺术的奠基意义，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因其它民族和地区艺术思想的传入中国美术会有新变化的缘由。所以，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美术就迈入了历史上最光荣的混交时代。其间外来文化与我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微妙结合后生出异样的光辉，并毫不迟滞地向前发展。滕固认为这一时代的佛寺建筑（如北魏的永宁寺）、佛像雕刻（如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和人物绘画（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的）是中国美术在外来佛教艺术文化的营养和刺激下所产生的“混血儿女”。但是，在混交时期，中国美术还未充分消融外来文化的因子，其“混血”的特征还未完全进化为中国特色。“自隋、唐、五代，至宋，一直进展，混血艺术的运命，渐渐转变了而成独特的国民艺术。”[5]也就是说，中国美术到了隋唐五代宋才充分消融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文化因子，最终形成了本民族的鲜明特色，从而达到了昌盛时代。在这个中国美术的黄金时代，唐宋纯粹艺术的发达使后人惊异而追慕不止。其间散文、诗歌、绘画的发达几乎达到了绝诣，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种种创造精神是前时代所未有的，尤其是唐宋山水画（如吴道子、李思训、王维、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等的）足以代表昌盛时代的艺术，充分显现了唐宋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最高理想。然而，当中国美术发展到元明清时期，艺术家们惊异于唐宋艺术的精纯伟大，奉其为金科玉律，作茧自缚，放弃了自由创造的能力，于是乎中国美术陷入于了沉滞时代。
但是，元明清时的美术为何陷入了沉滞状态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南北朝时的美术凭外来思潮与民族固有精神的调护滋养得到了充分地发育，或唐宋时的美术禀承南北朝强有力的素质达到了自己完满境界，而元明清时美术因没有外来文化刺激和崇古摹拟而跬步不前吗？如果不对滕固《中国美术小史》细读深会的话，答案也许仅仅如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是，他又为何指出：“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威武大振，在中国民族史上倏然换了一副面目。其初，任用外国人为官吏，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炮术、建筑术、测天机等，渐渐输入进来；科学的发达，在中国历史上当可划一新纪元。其时意大利与法兰西的美术家，也到中国来做官吏。基督教也流布到中国。”[6]在这样一种中西文化大交融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元明清美术又为何不长足发展反而陷入沉滞时代呢？可见，滕固为何把元明清划入沉滞时代不仅仅是以上的原因，梁启超进化论新史观是一个更为重要原因。梁启超不仅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以过去之进化导向未来之进化的历史，而且还认为：“就天然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故其体为完全，其象如一圆圈。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7]并以此判定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观为历史螺线式发展的状况所迷惑，而误认历史是一种圆圈式的循环发展。这是一种没有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却为一小段或进或退或涨或落历史状况所局限导致的历史真相的误解。譬如江河总体大势上向东而流，最终归入于大海。如果局限于其中某一段，偶见其有倒流处，有曲流处，因而以为江河之行，一东一西，一北一南，这又怎么知道江河之流的大势所趋呢！据此，滕固认为中国美术发展到元明清而迈入了沉滞时代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他还认为沉滞时代并不是完全衰退时代。“虽然其间也有独特的作家与作品出现，未可一概抹杀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沉滞时代，决不是退化时代。”[8]
对文言实词的理解主要靠推断。为帮助学生以简驭繁，正确推断文言实词的含义，我编写出如下推断口诀：
文言实词求真训，四点知识须记准。
语法分析来断定，相似结构看对应。
成语语素作参考，联想课文寻佐证。
依文断义是前提，断之有据为根本。
开头两句讲内容，中间四句讲推断方法，后两句是推断原则。
“文言实词求真训，四点知识须记准”是说要正确解释文言实词，必须准确记住四点文言实词的知识，即：
1.一词多义，即一个实词在不同的语句中表达不同的意义。
2.古今异义，即同一个词在古代汉语和在现代汉语中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又可细分为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感彩变化和名称说法改变等几种情况。
3实词活用，即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生词类或功能的变化，如：名词活用作动词、名词作状语，动词活用作名词，形容词活用作名词、形容词活用作动词，以及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和为动用法等。
4.偏义复词，即指一个复音词由两个意义相关或相反的语素构成，但整个复音词的意思只取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而另一个语素只是作为陪衬，只有一个形式，只起到构词的作用。例如：“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契阔”中的“契”是投合，“阔”是疏远，在这里是偏义复词，偏用“契”的意义。“契阔谈宴”就是说两情契合，在一处谈心宴饮。
如湖北2013年高考卷第12题3个翻译的语句，既有一词多义，如“拜”、“顾”、“差”等；又有古今异义，如“亿”、“予”等；还有实词活用，如“侧”（名词作状语，在旁边）、“入”（使动用法，使…进、引进）等。
关于文言实词的推断，应在一定量的文言词义的积累的基础上，学会采用如下四种方法：
1.语法分析来断定，即用语法分析法推断词义。
实词在句子中都有一定的语法作用。如：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多为名词或代词，充当谓语的多为动词或形容词，充当状语的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根据实词在句中的语法作用可以推出其意义。如2010年重庆高考题D选项将“贫甚，质女婢于人”中的“质”字解释为“人质”。我们根据“质”字用在“女”字之前充当谓语以支配“女”字的语法特点，可以断定它不可能作名词“人质”而只能作动词“抵押”。而“婢”字用在介宾短语之前，只能活用作动词，表“为婢、做婢女”之意。全句可译为“非常贫困，将女儿抵押给别人做婢女”。
2.相似结构看对应，即根据类似结构推断词义。
古文讲究对称，常使用结构相同、词义相同或相似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形式整齐，节奏和谐。根据类似结构的这个特点，从对应的词语的含义可以推断出词义。如2009年四川高考题中将“讲章句、课文字而已”中的“课”解释为“抄写”。实际上，本句除了句末的“而已”这个语气词以外，“讲章句、课文字”结构完全相同。可根据对应位置上的“讲”字断定“课”字亦应解释为“讲授”而非“抄写”。
3.成语语素作参考，即借助成语推断词义。
成语是汉语的精华，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汉语的词义和用法。我们在解释文言实词时可通过联想含有这一语素的成语，即能推断出它的词义。如2006年高考重庆卷中解释了四个词：
A.民不堪命，旧尹莫敢诘问 堪，忍受
B.拜住袖其疏入见 袖，藏在袖里
C.特拜陕西行台中丞 拜，拜访
D.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 少，稍微
依次可以联想到成语“狼狈不堪”“袖手旁观”“封侯拜相”和“少安毋躁”。其中“堪”“袖”和“少”的意义正与句中解释相同，说明A、B和D是正确的，而“拜”字则应为“任命”之意，故C项错误。
4.联想课文寻佐证，即联想课文推断词义。
高考文言文所考查的实词，大多在课文中见过。因此，我们根据课文中的同义实词举一反三，可以正确推断词义。如2010年全国高考第Ⅱ卷中也解释了四个词：
A.及再遇阵没 及，趁着
B.寻知代州，移深州 寻，不久
C.会暮，约诘朝合战 会，适逢
D.援不至，遂没焉 遂，于是、就
看到“及”可联想到《左忠毅公逸事》中“及左公下厂狱”与此相似，而《左》文中的“及”应理解为“等到……时候”，不能理解为“趁着”，故A项错误；看到“寻”字，可联想到《陈情表》中与此结构类似的句子“寻蒙国恩，除臣洗马”中的“寻”也表“不久”之意，看到“会”可联想到《促织》中“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中的“会”亦作“适逢”讲，看到“遂”可联想到《过秦论》中“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中“遂”亦解释为“于是、就”。可见，B、C和D都是正确的。
依文断义是前提，断之有据为根本。
这是指推断文言实词的含义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循：一是依文断义，这是前提，必须根据词语所在的语言环境反复揣摩，把词义代替相应的词语之后能文从字顺；二是断之有据，这是根本，断定词义应考虑两方面的依据，即古汉语工具书上所列的义项和古文实例，不能主观臆断。如：
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仲孙早孤，事母孝 孤，幼年丧父
B.若敢以身任之耶 若，如果
C.幸毋遽决，冀得徐辨 幸，希望
D.吏民输山木，即高阜为仓 即，就着、依着
答案是B。解析：解释文言实词要综合运用上述四种方法。断定A项中的“孤”，可以“成语语素作参考”，成语“鳏寡孤独”中的“孤”正是“幼年丧父”之意，且可以《祭十二郎文》中“吾少孤”为旁证；断定B项的“若”，可通过“语法分析来断定”，该句是个完整的反问句，“若”是全句的主语，应由名词或代词充当，而“若”正可作第二人称代词，意为“你”，并可以《捕蛇者说》中的“若毒之乎”为旁证，B项将“若”解释为假设连词“如果”，明显不合语法，是不正确的；C项“相似结构看对应”，与“幸”对应的字是“冀”，“冀”意为“希望”，故C项解释正确；看D项的“即”可以“联想课文寻佐证”，《滕王阁序》中“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的“即”与D句的“即”意义相同，都表“就着、依着”之意，故D项正确。又如2013年高考湖北卷第9题：
对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天将以廉氏吾宗乎 氏：作为姓氏
B.诸贵假以劲弓 假：借给
C.整复浼入言之 浼：派遣
D.明日当诣政事堂 诣：前往
答案为C。解析：断定A项中的 “氏”，可用“语法分析来断定”，“氏”在句中活用作动词，带上宾语“吾宗”，可见译为“作为姓氏”是正确的；断定B项中的“假”，可用“成语语素作参考”，成语“久假不归”的“假”正是“借”的意义，可见B项正确；C项中“浼”字解释为“派遣”，根据“依文断义是前提”的原则，怎么也讲不通，可见是错的，为本题选项。“浼”应为“恳求”之意。至于D项“诣”解释为“前往”，文从字顺，还可“联想课文寻佐证”，《出师表》中“由是先主遂诣亮”中的“诣”，正是“前往/拜访”之意，可见正确。
由于语言的古今演变，读文言文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的疏通理解问题。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积累一定的文言词汇和文言知识，为以后自己能独立进行课外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语言的积累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对课文的“肢解”，而是在对课文进行语言分析的过程中培养文言意识和语境意识，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古今词义的异同，能够根据语境合理推断词义。具备这样的能力，才具备了“读”文言文的基础。
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去解读文本，从文言文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这是读文言的关键一环。文言文以简约凝练的语言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的结晶，读的时候要学会用“泡”的方法去丰富还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陶冶与心理上的愉悦。如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与“劝学”的关系，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古代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统一，魏晋士人的生死观、韩愈“抗颜为师”的开拓性等等，如果在这些方面多少有了自己的一点儿感悟，那就是最大的收益。
文言阅读的目的之三是品味鉴赏古人为文之精妙，学习古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叙述描写、人物刻画等方面的为文之道。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宝库中优中选优的精品，含英咀华，学习借鉴，无疑是提高审美与写作能力的一个捷径。如《勾践灭吴》的详略取舍就很耐人咀嚼，详写勾践“十年生聚”的具体措施，尤其是勾践的言行可以说是神情毕肖，但对灭吴的战略部署与作战经过却写的很略，详略的安排并不与“时间”成比例（勾践积蓄力量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灭吴之战断断续续打了近十年）。为什么要这样写？这就要结合作者写作的目的去分析，作者的目的是要突出“谁得到百姓的拥戴说就能成就大业”这一历史经验。
那么，高考文言文考查什么呢？
文言文测试以语言考查为基础，但更加关注对内容的理解、分析。
文言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特殊句式等方面。高考对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考查很大程度上设置在文言基础知识上。
学习文言文的第一要着就是积累。而积累的最好办法就是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章熟记在心，文言的实词的意义、虚词的运用、各种句式的变化等也都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那么，需要背诵多少篇章呢？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对已有明确规定，“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掌握课文中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这“一定数量”，在大纲中规定为《蜀道难》《声声慢》《长亭送别》等诗词曲30首，《劝学》《滕王阁序》《前赤壁赋》等古文10篇（段）。这些是对每一位高中生的最起码的要求，随着诵读篇目数量的增加，你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这是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的根本途径，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不能把背诵课文的目的归结为为了高考试卷中得到4分的成绩。
提高阅读文言文水平仅停留在积累上面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迁移能力，即在阅读背诵课文的基础上，能够阅读其他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把课内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就是要掌握一些文言的学习规律和方法。
实词主要掌握古今异义的词、多义词、通假字和词性活用的词。
古今异义的词的难点，是那些古今都有的、但在意义上却有了较大变化的词。初学者往往用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去套。多义词的难点是一个词往往有多种意义，多的达十多种义项，怎样选准其含义并不容易。
词性活用是文言语言的一大特点，它主要体现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类词上，且有一定规律。
如2003年第11题：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讽帝大征四方奇技
讽：劝告。
b．咸私哂其矫饰焉
哂：讥笑。
c．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 遇：优待。
d．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 务：致力。
答案为c。本题考查理解文言实词的意义。所考查的四个文言实词，在课内都学过。“讽”，见“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张衡传》），都作“规劝”讲。“哂”，见“夫子哂之。”（《论语·侍坐》）作“微笑”（含讥笑义）。“遇”， 见“不如因善遇之。”（《鸿门宴》）“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列传》）都作“对待”，与“恐为身祸，每遇人尽礼”中的“遇”同义。“遇”在文言中不作“优待”；如果遇“殊”结合，“殊遇”那就是优惠的待遇了。“务”，见“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过秦论》），作“致力”。 由此可见，高考涉及到的常用实词，一般在课内都见过，只要学好课文，掌握这些常用实词，解答高考试题还会有困难吗？
文言虚词，主要掌握虚词的语法功能。虚词在文言文中虽然数量较少，但使用的频率高，用法灵活，语法功能突出，因此也是学习难点之一。由于虚词常常分属于几类词性，故学习时首先要注意分清其词性，然后弄清其意义和语法作用。《大纲》规定要掌握15个虚词，《考试大纲》规定要掌握18个虚词。我们可以把这些虚词分为若干类来把握：以代词为主的有“之、其”等，以副词为主的有“既、但”等，以介词为主的有“以、于”等，以连词为主的有“而、则”等，以语气词为主的有“也、矣”等，另有兼词“焉”等。只要有了诵读的基础，掌握虚词应该比较容易。但仅掌握着18个虚词也是不够的。
如全国题第12题：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b．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
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
c．宜戮讼者，以谢冤魂
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d．即刑讼女而祭扫墓
太守归而宾客从也
答案为c。 c项上句的“以”为连词，表示后一行动是前一行动的目的；下句的“以”也是连词，表修饰关系。考查“遂”“因”“以”“而”四个虚词，其中“遂”字虽属常用虚词，但不在《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就说明高考命题是以文本为基础，只要文本中出现适合考查的词，就可能突破考纲的限制。
文言中的句式与现代汉语大体是相同的，我们只需掌握其不同的部分。这不同的部分主要是：判断句式、被动句式、倒置句式和省略句式。
近几年高考文言文试题加强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试题比例也有所增长；2003年试卷中更有“对作者在文中观点态度的分析、评价”设题明显，还有“对作者评价的评价”等，这就说明高考在对考生的素质要求上又上升了一步，进一步开拓了考生的思维空间。这一导向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命题方向，值得考生重视。
读懂古文，这是高考对文言文的基本要求。用于考查的文本，一般式，一段四五百字的纪传性文字（如2004年全国题《后汉书·孟尝传》片断），写了某人（东汉孟尝）的几件事。再看全国和其他各省市的试卷，文言文的文本最具传统性：与往年（甚至可以推到十年前，1995年古文的测试文本《郑善果》、1994年的《何子平》等一直到前两年的如2003 年的《裴矩传》、2002年的《李将军列传》等）的文言文测试文本没有太大区别，都属于浅易文言文。
考试的基本要求主要是读懂文字。把一长段划分解阅读。
2004年《孟尝传》这段文字说了四件事：
第一件在先介绍孟尝是一个怎样的人后，介绍了上虞的一位寡妇在婆母去世后，受小姑子的诬告负冤屈而死，以致郡中大旱，孟尝挺身而出，为她洗白冤情，最终天降大雨，五谷丰登。第二件事，孟尝在当合浦太守时，革除前任留下的弊病，移风改正，终于使失去的珠宝又回来了，百姓安居乐业。
第三件事，孟尝深受百姓爱戴，当要离任时，百姓牵着他的车请求他留下，他只能登上乡民的船趁着夜色偷偷地离开。隐居在偏远的湖泽，亲自种田做工。邻县的士人民众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第四件事，写尚书杨乔十分赏识孟尝，并竭力向桓帝推荐他，但没有受到重用，最后老死于家中。
读懂了这段文字，其中两道题会一目了然。
学习文言文还要明确文言翻译的要求——“信”“达”“雅”
所谓“信”，就是准确表达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遗漏，不走样；所谓“达”，就是要求明白通畅，符合现代汉语习惯，没有语病；所谓“雅”，就是文字考究，能体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富有表现力。一般考试的要求，能达到前两条，即可得分。
一是准确表达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遗漏，不走样。如全国卷第15题，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l）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
答案为：郡中不产粮食，而海里出产珠宝，同交?接界，常常互相通商，购买粮食。
答案要点是：实——果实（草木之实，足实也《采草药》）； 比——并列，挨靠在一起；比境，两地很靠近； 贸籴——贸易，买进粮食。籴，买进粮食。
（2）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答案为：隐居在偏远的湖泽，亲自种田做工。邻县的士人民众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答案要点是：穷泽——贫困的湖泽，自——亲自， 就——来到
二是明白通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无语病。如乙卷第15题，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8分)
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
这个句子分两句翻译，整段文字分为“乃疑……然也”、“及得……知也”两句。
答案为：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笔雄健，在叙事中善于渲染，而古人不一定就是这样。等到了解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时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司马迁的书并没有说假话，知道今人中本来就有，只是未能全都知晓而已。
要点：“特”“壮其说”“得”“诬”“本”“但不尽知”
发源于赣闽边界武夷山脉西麓的抚河，是“控带闽粤，襟领江湖”的大动脉。而抚河畔的临川，为众水汇聚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兴盛。
良好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使之成为舟车云集、文明繁盛之地。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即公元96年），临川建置，置临汝县，距今已近2000年；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隋文帝开元九年，临川郡改为抚州，从此定名。
抚州，自古有赣抚粮仓之美誉，明清时期就有“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之说。广昌的白莲、南丰的蜜橘、资溪的白茶、临川的西瓜、金溪的蜜梨等等，都是历代皇家贡品，名声在外。
在抚州博物馆展出的宋代（南宋）彩绘立人罗盘陶俑，手持罗盘，目视前方，是现知世界最早的罗盘造型实物，这恰好说明了早在宋代，就有商旅利用这四大发明之一，凭借抚州地区发达的水陆交通，行商四方。
仓廪实而知礼节，交通畅而人兴旺，被誉为“华夏奇葩”的临川文化也在此蕴育并流传千年。
魏晋以来，特别是两宋以后，抚州名人辈出，文事昌盛。初唐时期，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用“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来体现对临川才子的极高赞誉。两宋以来，当朝“兴文抑武”，科举制度兴盛，临川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南宋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明朝中叶，赣东民谣有唱曰：临川才子金溪书。随着此民谣的广泛传播，“人才之乡”便被人们改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文化的核心便是才子文化。在人杰地灵的抚州，有汤显祖纪念馆、王安石纪念馆，还有现代修建的抚州名人雕塑园等。从这些文化建筑中，可一览临川才子的辉煌与情思。
因历史机缘，中国许多文化巨星也和临川结下不解之缘——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临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终成书圣；南朝诗人谢灵运迎来山水诗创作高潮，并在此翻译经书；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在此留下“天下第一楷书”；此外，诗人戴叔伦、词人冯延已、史学家杜佑、《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诗品》作者钟嵘等都曾为官于此。
直到近现代，抚州仍然是江西乃至全国的人才库，从这里走出的现当代名人，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近代物理学家饶毓泰、中国波谱学奠基人丁渝、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游国恩等。而今，从江西考入清华北大的学子，有三分之一是从抚州的临川一中走出，他们也必成为未来的栋梁。
临川文化的光辉必将像抚河一样，流淌万代，生生不息。
临川文化
彬彬辈出 不可胜数
抚州“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位于抚州行政中心南面的名人雕塑园便是盛世抚州的一个缩影。园内66尊神采飞扬、别具一格的人物雕塑坐落于山水园林广场之间，用无声的语言叙说着“才子之乡”的辉煌与灿烂。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实施“荆公变法”的王安石、开“一代词风”的晏殊晏几道父子、抗倭名将谭纶，以及成就“临川四梦”的汤显祖等。还能看到活跃在当代的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定蕃、艾兴等。雕塑前均撰有百余字的碑文，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名人的生平事迹及重要典故，供人品鉴，给人启迪。
才子的汇聚必然蕴育出“文化之邦”，发源并传承于抚州的临川文化在文学、戏曲、书法、宗教、科技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这对于一个小城来说，让人不可谓不惊叹。他们的天才创造对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远影响，是永载史册、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
临川巨子
唐宋八家 星斗焕文
抚州才子之兴盛一定程度得益于宋代科举制度之盛。宋朝是继辉煌的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史上最富足、读书人地位最高的时代，以至于宋朝灭亡之后，时人遂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慨叹。有宋一代，抚州最耀眼的人便是王安石。
位于抚州市中心的王安石纪念馆，门口伫立着一尊高大的汉白玉石雕，一代名相王安石身着宋朝官服，目光坚定，气宇轩昂。主体建筑熙丰楼为一座仿宋式的二层楼阁，走入其中，一代名相的波澜一生的画卷就此铺开。
生于临川的王安石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的鸿鹄之志。他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入仕后，拜相前的十余年地方官生涯，他均“在一邑，则治善一邑”，施行改革的德政，惠及万民。从熙宁三年起，他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前后将近15年，力图革除积弊，富国强兵。变法让积弱已久的北宋重现经济恢复气象，然终因触及顽固势力利益，遭其猛烈反对而失败。后人对王安石变法评价颇高，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学者黄仁宇先生认为王安石变法若能成功推行，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
时至今日，王安石当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仍为人称道。他虽与政敌苏轼恩怨颇深，但当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诬陷，被捕入狱，身边朝廷百官噤若寒蝉之际，已辞官隐居江宁的王安石却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上书神宗，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促得神宗手下留情。这种不顾个人恩怨的高风亮节叫人由衷钦佩。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人身着野服，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一时传为佳话。
身为“唐宋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学造诣上亦非等闲之辈。纪念馆二楼主要展示了其生平和文章诗词，王安石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逻辑严密，行文峭拔凌厉，小品文如《伤仲永》亦脍炙人口。
王安石世居临川盐埠岭，一生宦海浮沉却始终眷恋乡根，也留下了不少怀旧的诗篇。如“回首江南春更好，梦为蝴蝶亦还家”，“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
漫步王安石纪念馆，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桥等曲径通幽，相互掩映，引人入胜。问月轩、蹄躅园、辛夷园、荆公亭、怀文堂……其名其境，引人遐思。
与王安石并列“唐宋家”并处同代的曾巩，青年时两人结为挚友，曾巩还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曾巩擅长策论，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王安石称赞曾巩文章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读书岩”位于南丰县琴城南门，盱水河畔的半山腰，为曾巩幼年攻读的地方。石壁上镌刻着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的“书岩”二字，池边石碑上刻着朱熹“墨池”手迹。读书岩旁为曾巩纪念馆，以图文形式介绍了他性情耿介、清廉刚正的一生。
曾巩墓则坐落在抚州南丰县杨梅坑对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依山傍水，极目远眺，曾巩故里尽收眼底，其建墓之石料等当时如何运上去，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临川四梦
非圣有贤 东方莎翁
时至今日，《牡丹亭》依旧是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而其作者汤显祖，这位在全球跟莎士比亚比肩的东方戏剧巨匠就是从抚州走出来的。
汤显祖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青少年时代的汤显祖，勤读善思，早有才名。他酷爱诗赋词曲，并受到“非圣”之书的熏陶，培养了极赋感彩的浪漫气质。十五年的宦海沉浮，五十年的人生风雨，给汤显祖留下了深深的创痛，也为其积聚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强烈的创作冲动。
1598年（明朝万历二十六年），他终于愤而弃官归里，建玉茗堂。此后以笔代剑，将自己对官场的憎恨、对封建的批判，全部融入戏剧创作中来。《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在此完成，与在南京任上完成的《紫钗记》被合称“临川四梦”，从而成就了一生最伟大的事业。
观《邯郸记》《南柯记》两剧，可看出其“葱然一善国”的美梦破灭，对政治的厌恶和失望。《牡丹亭》中表现出来的生死至情，则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其对杜丽娘的歌颂更显出对女性的关怀。汤显祖著作虽为数不多，但这种思想探索与人世关怀也是其跨越四百年仍传之不朽的精华所在。
在抚州汤显祖纪念馆可以了解到他的一生事迹及功名成就。主体建筑清远楼为仿明建筑的两层楼阁，一楼展厅，一幅幅绘画和照片展示了汤显祖正直的一生及其流传千古的“临川四梦”。二楼舞台上则常上演汤翁的“四梦”折子戏，让人们在字、声、情、韵中领略抚州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
在根据其著作而建的“四梦村”里可以寻访到牡丹亭、梅花庵、瑶台、照壁、梦泉等剧中地名，配以壁画雕塑，诗书楹联，信步游去，如在“梦”中。“四梦广场”中央有一圆形无顶回廊命名为“破茧山房”，寓意“汤氏冲破思想牢笼”。而以此广场为据点，分别有四条小道通向不同的门院，分别代表着《临川四梦》。选择走哪一条道就预示着你将走进哪个梦境，均有实景展现。比如走进代表《紫钗记》的“紫钗合璧”门院中，游至胜业坊，或许也能像李等一样，捡到一枚紫钗，自此入梦。
说至汤显祖的创作成就，与抚州“戏剧之乡”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汤显祖之戏均是为宜黄戏而作，“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宜黄戏为江西古老剧种之一，形成于明代、清代，宜黄腔融合外来传入的秦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黄腔”，这也影响了京剧的“二黄”。在宜黄的地方戏班中，仍有几位老者能用纯正的宜黄腔演唱汤显祖的《紫钗记》。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自诞生以来，向来被各种戏曲声腔和剧种争相搬演。而今，这一典雅瑰丽的剧作被方言味儿浓的采茶戏腔调演绎，别具风情。
抚州历来歌舞灯彩盛行。抚州产茶，乡间茶歌与歌舞灯彩相融合，便形成了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采茶戏，采用抚州地方方言，唱民间曲调，演民间喜闻乐见之事，载歌载舞，至今仍受群众喜爱。
如今，抚州仍保留着原始古朴的傩祭戏，其完整的程序与丰富多彩的内容在全国也属罕见，南丰傩舞因保持较多的原始风格，被称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如今每年正月，当地仍有大型的傩舞表演。
赣东烽火
红色故里 九帅足迹
无论是力图变法的王安石，还是文采风流的汤显祖。抚州的才子，绝不是仅仅会舞文弄墨的文人秀才。抚州历来不缺爱国之士，古有抗倭名将谭纶；革命年代，抚州境内建立了若干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不少共和国元勋在抚州都留下过足迹。
革命战争时期，抚州属于老革命根据地。广昌、宜黄、乐安、资溪、黎川、南丰等县被誉为“红军革命县”，分布着第五次反“围剿”高虎脑战场旧址、康都会议及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等革命遗迹。抚州的广昌县是苏维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1934年7月至8月，高虎脑战役，红军共歼敌5000余人，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战役。与此同时，2000多条鲜活的生命也就此陨落。
传统的文言文教学与新课标的要求相违背，新课标下的文言教学要实现“言”和“文”的结合，教师要探索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还要进行必要的文言阅读训练，切实提高文言文的教学效果。
当前文言文的常规教法是串讲法，教师十分注重古汉语知识的讲解，先逐字逐句翻译，然后总结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等用法，最后简单介绍行文脉络，概括中心思想，分析写作手法。这种串讲法深受一线老师的喜爱，原因很简单，备课量少，教学容量又大，只需把古文字串译出来，就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但是这种枯燥的教法会导致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更无从谈及培养学生能力，让学生感受到文本所要传达的人文精神。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新课标进一步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因此，新课标要求文言文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教学内容：文字、文章、文化，教师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实现文言文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新课标下高中文言文教学要主要以下几点：
一、在教学中实现“言”和“文”的结合
传统的串讲法把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教成了文字语法的梳理和归纳，没有把传统文化的因素渗透到高中语文教学中去。当下入选的高中文言文大多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大概有以下几个主题：先秦诸子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孔孟、庄子的文章为主；传统英雄的崇高精神，中国特色的战争风云，以史传散文为主；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治国方略；文人名士的审美情趣、处世方式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人间亲情，宗法社会的传统人伦。文言文教学除了进行古汉语知识的讲解，培养文学鉴赏能力之外，还应帮助学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此外，文言文教学还要承担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任务，要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行。具体教学中不能把文言文课等同于语言课，当然也不能纯粹地上成文学阅读课，在教学中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言”中品“文”，在“文”中探“言”。那么课堂教学如何做到“言”“文”结合呢？
1.对串讲法的冷思考
串讲法的“讲”是指通过逐字、逐句的讲解，“串”是指贯通句子的意思及其与上下文的联系；串讲的目的主要是疏通文意，让学生清晰地理解文章内容。于漪先生指出“对于文言作品，只有首先读懂，才能做更深入的领会和体悟。”其实串讲本身没错，关键是要讲得适时、合适、有效。虽然我们主张文言文教学要淡化字词教学，但并非不要字词教学，毕竟把握语言是开展文学鉴赏的基础。
语言体现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体现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人类精神的外化。汉语不仅传递文化，其自身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言文不是词语的简单堆砌物，它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切忌把文言分解为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特殊句式等一个一个的高频考点，孤立地静止地讲解。字词教学要结合具体语言环境，要在文本整体阅读中进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除了指导学生揣摩作者在用词遣句方面的功力，还要从篇章结构、思想情感、文化背景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握，让学生接受古文化的传承和熏陶。此外，在教学中绝不能一味串讲，要将语言训练和文学鉴赏结合起来，还要将串讲法和诵读法、自主学习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信息高度发展的年代，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将所有人类知识传授给学习者，教育的任务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传统学习方式过分突出和强调接受和掌握，学生学习成了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被动的学习方式摧残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成了学生发展的阻力。教师要转变观念，要以学生为主体，提倡让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主动地自觉自愿地学习。自主学习有助于培育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我国古代文化浩如烟海，只有让学生学会学习，才能举一反三，实现知识的迁移，让学生真正的得益。
培养文言文自主学习的能力，教师首先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上课要以学生的自学、活动、质疑为主，要求学生结合注释、工具书，以及以前所积累的文言知识自主疏通文句，教师只在关键处作些指导，文言常识的教学力求少而精，让学生在自主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构建文言知识，获取正确思想认识、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识。此外，教师要适当补充教学必要的语法常识，如词性、语法成分等，这些语法常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特殊字词句，使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二、加强诵读教学
“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诵读法是对古代阅读教学方法的继承，这是前人的读书经验，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强诵读教学的好处在于，诵读把无声文字变为有声语言，把课文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于声音之中，能加深学生对作品内容的熟悉和记忆，增强文言语感，通过诵读还能使学生在跌宕起伏、轻重有致的感情变化中得到美的陶冶，引起共鸣，使学生有所感悟和思考。诵读还能改变传统教学枯燥沉闷的氛围，只要学生始终在诵读中涵咏，就自然会产生兴趣，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热情。
诵读的基本要求：读准字音，读清句读，读出语气，准确地传达文章的内涵和情感。诵读可以反复进行，通过初读粗略了解文章大意，把握文章基本内容。再经过多次的重复诵读逐步理解和感悟文章的思想情感，并初步鉴赏文章的艺术特色。诵读时可以结合多媒体辅助教学，如在音乐背景下的诵读，也可播放录音，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喜好有选择地去仿读。
当然教师不能只一味地强调诵读，必要的文言知识的教学是诵读教学的一个必要前提和准备，因为文言文是古汉语，语言障碍是先天的，忽略了文字语法教学的文言课堂，注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必要的字词句疏通，就让学生用磕磕绊绊、干干巴巴的有声语言朗读
《阿房宫赋》《滕王阁序》之类的古文，其朗读效果是可想而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文言都适合朗读，一些篇幅较长的传记就不太适合诵读，因此，文言文教学应该是多种方法并用，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必要的文言文作业
目前教师布置的文言文的作业基本上紧扣高考，是仿高考题型，应试性强，大多采用“每课一练”的形式，作业内容包括词语解释、句子翻译、文段背诵，对课文主旨的理解等，课外文段选的基本上是人物传记，这些练习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文言文知识，但是除了必要的字词解释、翻译练习之外，教师要尝试布置积累型的作业，让学生整理、积累常见实词，通假字，词类活用、虚词、古汉语特殊句式、必要的古文化常识等方面的知识。知识积累是能力提高的基础，让学生有计划的积累汉语语言知识，不仅可以使之形成系统，还能转化为能力，让课文例子真正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此外，要把文言文与写作结合起来，文言文以简约凝练的语言、精巧的结构、深刻的思想、变幻多端的表现技巧是为学生写作提供了借鉴的方法，文言文中的人物形象、名句和典故也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材料。例如，《游褒禅山记》中要求背诵的这部分，就可以挖掘多种思想，用来论证多个话题。教师还可以适当布置一些开放式的作业，写一些探究类小论文，如让学生探究“中国的酒文化”，或让学生走进名人，探索名人的人生观与哲学观等。
传统语文教学的法宝是多读多练，然而当下学生课业重，图“多”已不可能，那么除了教材外，还需要多少的文言文阅读量才能让学生具备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换言之，学生要具备多少的文言文实词、虚词、句式、文学常识等，才能形成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这些都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有待今后教学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切实避免古文训练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参考文献：
[1]郭瑞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语文[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王荣生.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