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4: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莫言的演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2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迎来入冬以来最猛烈的一场风雪，记者住所外的积雪深至大腿。市区行人寥寥，反倒是亚洲面孔频繁出现，大多身背或手提大号箱包。
距市区约四十公里的阿兰达国际机场近乎瘫痪。5号航站楼二层出发大厅聚集着行程延误的旅客，一层抵达大厅的旅客出口几乎被中国媒体包围。
莫言人未到，“莫言热”的气氛已开始弥漫。
低调亮相
6日上午，在赫尔辛基滞留一夜的莫言终抵瑞典。经机场贵宾通道，躲过众多媒体的围追堵截，莫言与夫人杜勤兰乘坐诺贝尔基金会的宝马轿车，抵达斯德哥尔摩宏大酒店。
身穿灰蓝色羽绒服，头戴黑色鸭舌帽，手提灰色软包，莫言这身“行头”在瑞典名气最大的五星级酒店里丝毫不显光鲜，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立即令大堂里的过客驻足侧目。两名瑞典“粉丝”绕过警卫阻拦，将早已准备好的书和笔递到中国作家手中。
莫言下榻的酒店在瑞典具有极高地位，每年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均下榻于此。顶层正中的“诺贝尔套间”可俯瞰波罗的海港湾，直面对岸的瑞典王宫与议会大楼。今年，诺贝尔基金会将这间独一无二的海景房留给了莫言。
经过短暂休息，换了一身西装的莫言从酒店出发，前往瑞典文学院。中午12时，莫言的新闻会准时开始，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完成了此次“领奖之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对大部分参加这场会的记者而言，这是第一次同莫言面对面的接触。莫言入场后的五分钟，是留给媒体的拍照时间，闪光灯与快门声此起彼伏。摄影师们试图以各种角度和镜头记录他的每一个动作与表情。
与媒体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莫言的语句平实而不浮夸，语调平淡而不起伏，但让记者感受到了语言传递的力量，包含自信与底蕴、智慧与机敏。幽默时，舒逸似按摩师的化骨绵掌；反击时，力道如拳击手的一记勾拳。
与会结束几乎同步，莫言占据了瑞典各大纸媒、电视台、广播电台的网站头条。
心存温暖
莫言抵达瑞典时，斯德哥尔摩气温大约零下六摄氏度。莫言说，一下飞机，觉得瑞典真冷，但参观赫尔比中学的活动让他温暖起来。
这所学校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也是一所地处富人区的知名学校。经过校长努力争取，莫言此行唯一一场与中学生的交流活动被安排在这里。二十多名学习中文的瑞典学生接待了莫言。
“这些孩子为我演唱了《红高粱》里的一段插曲。当年那帮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嗓子越哑越好，声音越粗犷越好，但这些孩子把这首歌唱得非常温柔，听上去像情歌一样。”
莫言在中国驻瑞典使馆为他举行的欢迎酒会上讲述这段经历时，听众大笑。但莫言随后概括出一个严肃话题：地域间文化差异造就了人类文化生活的趣味，保护多样性、创造多样性是文化工作者肩上的重要责任。
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翻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莫言此行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自己作品译者的感谢与敬意，同时也流露出自己不会外语的遗憾。
诚然，莫言面向瑞典民众或媒体的每一场活动必有翻译或译稿在场。但无论是新闻会，还是面向公众的演讲，无论是汉英还是汉瑞互译，现场翻译有意无意的欠准确表达的确令人惋惜。
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以下简称“斯大”）的演讲为例，莫言提到自己前往瑞典驻中国使馆办理赴瑞签证时要接受检查，但现场的瑞典语翻译——一名斯大中文系研究生因使用冠词不当，又忽略了“办理赴瑞签证”这一内容，导致瑞典听众理解为莫言前往中国驻瑞典使馆也要接受检查……
难怪，莫言在讲起同赫尔比中学学生交流时，用“加倍幸福”来描述自己的心情，以至于感叹，要对一个国家人民的内心精神生活有准确理解，必须学习该国语言，各国人民相互学习语言，是“将来人类交往最可靠的保证”。
“生死疲劳”
网络上有一段戏言，说最美好的生活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瑞典与中国七个小时的时差是否影响莫言的睡眠我们不得而知，但说莫言在瑞典“签名签到手抽筋”，这一点也不夸张。
莫言此行共有四场与瑞典各界华侨华人的见面活动，几乎每一场招待会，最后都变为签名会。一张新闻照片凝固着这样一个瞬间：莫言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团团围住，无数只拿着莫言作品的手从各个方向伸向“主角”。
这种近乎失控的火爆场面往往迫使活动主办者迅速调整，干脆摆好桌椅，请莫言就坐，请“粉丝”排队，甚至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
莫言在斯大演讲时，一名听众在提问时恳请莫言签名。莫言回答，可以免去后面的问答环节，改为为现场听众签名。潮水般的掌声立即响起。
可惜的是斯大方面依然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互动问答，不少听众盼望的签名最终落空。有人当场高喊，对主办方“不解人情”的做法表示抗议。
对此，斯大工作人员也颇为无奈地说，这场演讲有一千二百多名听众，如果人们都涌向舞台索要签名，一来无法保证安全，二来莫言的手恐怕真要签到不听使唤了。
报道莫言瑞典之行的媒体同行开玩笑说，如果用莫言的一本书来形容他在瑞典的状态，那就是《生死疲劳》。
在记者看来，索要签名、合影等追捧莫言的做法当属人之常情，珍藏一本有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签名的书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希望大家把对莫言个人的关注，转移到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广大作家的身上，以莫言获奖带动人们对文学的热情，进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
你幸福吗？
莫言在斯大的演讲结束前，一名中国留学生问了一个不久前出名的问题：“你幸福吗？”在场观众中，中国学生与华侨华人占据多数，熟知这一典故，因而哄堂大笑。
莫言反问：“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吗？”现场笑声更大，掌声持久热烈。
此前，莫言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时，曾被主持人问过“你幸福吗”这个问题，当时，莫言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他说：“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但在斯德哥尔摩，面对上千名听众，莫言坦率地说：“这么多读者来听我讲话，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脸上的笑容，因此我幸福。”
一样的日子，不一样的精气神，大师就是大师
北京作家李洱说莫言深受儒家思想浸染，谦和忍耐贯彻在莫言的待人接物里。出租车司机讨厌去拥堵的地方，远又拉不着回头客的地方。那脸子挂的别提多难看了！莫言的女儿家住得很偏远，恰恰属于北京司机痛恨的区域。莫言为此很忐忑，如坐针毡，一路上都觉得嗓子眼里神经性地很痒，又不想大声咳嗽；聊天也不好，怕被人家噎着。下车多给些钱的想法，似乎有瞧不起车船店脚衙的嫌疑。后来，莫言每次打车前就去搜罗一盒好烟，多是中华之类的，上车先给司机献上，心说只要你别一路臭着一张脸，然后稍稍坦然了些。当然，这还是文人思维，还不直接多给30块钱，保证司机和颜悦色的。
莫言目前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的工资。他创作一部作品常需历时数年，而作品又面临着严重的盗版侵权。为了照顾莫言和女儿管笑笑，爱人杜勤兰在北京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去女儿管笑笑上学，90岁的老父亲也需要赡养，全靠莫言一个人的收入。
虽然收入并不丰厚，但莫言却仍然尽量为老家平安村作些贡献。村口的一块功德碑上，刻有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列第一个，捐献了3万元。
“多到长安街上走，少到胡同儿里面串”，这是莫言在北京生活近30年后总结出的一套生活经验。莫言把当兵时爸爸的家训继承得忠实啊，连这番诉苦和委屈都没敢在北京倾吐，而是隔着千山万水、在一次香港的书展上，身边是彰显个性的张悦然和永远高调的陈冠中，估计气场也比较有感染力。
其实在新作《蛙》里，莫言就曾经写到过一段在京生活多年的主人公在胡同里被本地人“欺负”的场景。张悦然询问故事的真伪，莫言坦承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经历。他说这是北京千余年来的帝王文化，外地人就好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需要借贵方一块宝地谋生。莫言总觉得，北京越住越陌生，故乡反而越来越近。但其实，故乡也只是心里的，那个不再长高粱的高密，莫言早就回不去了。
爱吃煎饼卷大葱 说话不多雷倒人
邻居曾经问杜勤兰，莫言老师那么大的作家，挣那么多钱，怎么看你很少买肉，每次都买一大堆蔬菜？杜勤兰说，其实家里改善生活就是包一顿饺子。饺子，是莫言几十年来最喜欢的美食。
一个大作家，身居京城文化高层，国宴大席都司空见惯，海鲜西餐熟视无睹，最好的那口是烙饼卷大葱和大酱，到了饭馆，只要有这个，肯定不选别的。朋友说，别看莫言20多岁就离开故乡，跟我们一块吃饭时，先挑那些做煎饼的餐馆。每逢有人去北京出差，总会给莫言带上一些煎饼，让莫言打打“馋虫”。
守着北京这个国际文化大都市，自己的本子被人艺和空政都搬上舞台了，但话剧歌剧芭蕾音乐剧，莫言一个都不动心，最上心的娱乐消遣就是茂腔。
“啥时咱们见见面，抽烟喝茶听茂腔（猫腔）。”这是莫言打油诗《答老乡》中的两句。另一首是：“当兵两年还故乡，车站广场听茂腔。此曲唯在高密有，使我潸然泪两行。”
山东文学圈的朋友聚会，大伙都让莫言唱几句茂腔戏。没想到沉默寡言的莫言竟然答应了，开口就唱，唱完还很在意地问大家好听不好听。
莫言具有山东人的热心和慷慨。研究生齐林泉分配到北京，莫言对他关爱备至，每到周末包水饺的时候，都要约到家里；另外一个研究生赵学美的恋人在北京工作，莫言千方百计帮助在京找工作。
早些年，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为了能让朋友顺利成行，莫言把自己所有的书稿都抵押给了台湾出版商，不惜做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担保。
莫言生活中不是一个木讷的人。刚出道时，莫言作品研讨会非常热闹，莫言却默默无言。23年之后，莫言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也没说太多话。有次徐晓斌向他转达了翻译葛浩文从美国传过来的话，他竟然毫无表情。等饭吃完了，他才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你”，把徐晓斌雷倒。
然而时隔15年之后——莫言在澳大利亚主持会议，将东西方文化交融一处，引经据典妙趣横生，不断引起笑声与掌声，再次惊到徐晓斌。原来，这15年，莫言在表达方式上扮演了一部《国王的演讲》。
徐坤说莫言：“第一，他不说假话；第二，他特别会说话，谈吐机智，幽默风趣，纵横捭阖，举重若轻，非常有智慧，不是一般的修炼，是洞若观火、成仙成魔的道行。他两年前在法兰克福书展的演讲很有代表性，听了很长学问。”
莫言虽然话不多，但寥寥数语就能带来快乐。奥地利的研究者去看他，和父母一块迎接的莫言说：“非常欢迎！我父母除了在日本鬼子进村的时候见过外国人，还没见过别的外国人呢。”
“你幸福么？”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我们的谈资。所以当你想表达此类问候的时候，请三思。
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提倡的往往是缺失的，被追问的一定是痛楚的。
所以当我们不愿意痛苦表达的时候，我们便愿意去戏谑、去调侃，掩饰原本并不强悍的内心。
我们可以娱乐央视的天真和那位“我不姓福，我姓曾”的农民工的朴实，当事人是不是天真和朴实那就只有问上帝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接受央视同样提问的时候，用“我不知道”来回答。算是这个时代问题的标准答案吧。
他不能回答“幸福”，因为这会违背他的文学创作原则，他也不能回答“不幸福”，他知道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是多么的猛烈。
莫言幸福，这或许是诺贝尔文学奖留给中国社会的第一笔宝贵财富。
当得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诺贝尔专家委员们是不是深刻地了解汉语的伟大魅力，“莫言”既是一个作家的名字，更是一个词组，也是一个时代特征的描述。
当莫言获得2008年纽曼文学奖的时候，他上台致词说：请一个叫“莫言”的获奖人致词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不清楚现场的翻译该作何表述。
之后莫言获得香港公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他发表演讲说：幸福是一天吃三顿饺子。我想这个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个匪夷所思的回答。因为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
所以我推断，莫言，或许对于诺贝尔专家委员或者大多数西方读者，它只是一个名字。
但我们知道，莫言，绝对不是莫言那么简单。
莫言空前，莫言绝后。
曾经莫言诺贝尔。
是诺贝尔专家委员会选择了莫言，更是时代选择了他。虽然我们看的更多的是村上春树，但莫言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
时间总是嘀嗒地向前，从不回头。莫言现在可以一天吃三顿饺子，诺贝尔的奖金够他吃一辈子饺子，但莫言仍然不敢说自己幸福。
饺子也许不能代表幸福，因为当下的中国也有人可以一天三顿吃鲍鱼海鲜冬虫夏草，他们从来不谈幸福，他们总是默默在剥夺其他人的幸福。
曾经我们不敢奢望幸福，因为我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我们莫言幸福，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一顿美味，未来我们不谈幸福，因为对于幸福的人这不是个问题。
这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
每个人对莫言、对幸福、对莫言幸福都有自己的答案。
孩子丢了手表，房间里四处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父亲悄悄进屋，不一会就找到了表。孩子问：您是怎么找到的？父亲：我就安静地坐着，一会儿就能听到嘀嗒的声音，表就找到了。
时间传递给我们“嘀嗒嘀嗒”，也许就是幸福。
莫言幸福，但我们要找到感受幸福的能力。
――莫言
这是莫言在一次关于“童年阅读经验”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2001年5月他于悉尼大学做了《用耳朵阅读》的演讲，2012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莫言文集》，他将自己关于阅读与写作及作家作品评论等相关演讲汇编成集，并以“用耳朵阅读”为书名。也许在有些人看来，“用耳朵阅读”只是作为一个作家玩的文字游戏，不就是“听”的另一种说法嘛！细细品味，“用耳朵阅读”真是不同于简单的“倾听”。但凡“阅读”都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都会是一种调动自己已有知识经验和内在情感需要与外来信息的一种对话过程。阅读是一种需要，一种主动的信息处理。而“听”则较为宽泛，有主动有被动;可能是第一条件反射作用，可能是第二条件反射作用;结果或许是有效的，或许是无效的……用耳朵阅读，不是被动的信息获取，而是一种生命的探寻！其间所透射出的教育理念和哲学思维值得每一个成天与“阅读”打交道的语文老师思考和借鉴。
耳朵阅读与声音塑造
――言语的魔力
耳朵天生就会阅读，而眼睛对于文字的阅读则是后天获取的，是教与学的结果。从语言的发生与作用来说，耳朵的阅读是第一位的。文字相对于语言是第二位的，所以眼睛的阅读自然也是第二位的。耳朵阅读的对象自然是声音，而声音是自然万物对于自己存在的一种塑造方式，它们以独特的节奏和频率塑造着鲜明的个性。用耳朵去阅读，无疑就是用耳朵去品味那万千声音中的韵律。而作为人，在用耳朵阅读的过程中，总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猎取”自己阅读的对象。一旦沉浸于自己喜爱的旋律，生命的行为及成长都将伴以相似的节奏。
“‘茂腔’是高密东北乡人民开放的学校，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感情宣泄的渠道。民间戏曲通俗晓畅、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戏文，有可能使已经贵族化的小说语言获得一种新质，我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借助于‘猫腔’的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民间戏曲在莫言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中具有深刻的影响。莫言用耳朵读到的委婉凄切的旋律后来演化为创作中的“猫腔”。那种独特的腔调所塑造出来的画面远远不是当时观看“茂腔”所看到的演员表演，更多的是“高密东北乡人民苦难生活”。莫言用以对小说语言变革的恰恰是一种古老的力量，一种古老声音的力量。可见童年时期用耳朵所能阅读到的艺术，终会成为其行走中的伴奏，影响的深远绝非一两段音乐所可比的。人们常说听到某音乐脑海中不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画面，其实更多的是当我们面前出现这样那样的画面时，脑海中自有一段旋律在伴奏，它或许是一段音乐，或许是一段表白，或许是某个腔调……总之，是来自你耳朵曾经阅读的经历。
当艺术被耳朵阅读――更能契合人的节拍。因为对于艺术的阅读是储存日后语言运用中的相似模块，它根据主体人的需要和情感在被耳朵阅读过程中进行加工储存。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说，关注耳朵阅读研究，提供让孩子获取语言旋律、语言新质的阅读对象尤为重要。教育者用怎样的声音塑造怎样的生态艺术，对于儿童日后将制造出怎样的艺术声音极具意义。莫言常常提及他的老师徐怀中先生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的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其实这句话对于任何一个用语言表达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声音原本就是可感的雕塑素材，由此也可以推定：“用耳朵阅读就是言语激素的积淀。”
耳朵阅读与眼睛舞蹈
――视角的定位
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这段哲学论辩的话后来被许多爱拿“历史”说事儿的人引用并将“实在”等同于“历史”。而在莫言用耳朵阅读到的历史里，那些曾经存在的“实在”――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
民间传说就是一个“用耳朵阅读史”！人们在一代一代地用耳朵阅读中不断地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添附进去，不断地成就着“实在”的“漂亮”，不断地加强着“实在”的“亲近”。“我一个朋友……”“一个远方亲戚……”“就在村东的那条大路边……”这其实是一种讲故事的技巧，是最初一种能用耳朵阅读得到的讲述技巧。原本属于语言，一旦进入文字层面，就会演化成一种别样的舞蹈。到了莫言这里甚至变成了“我爷爷……”“我奶奶……”这种《红高粱》一样火红的节奏。打开这样的作品，你的眼睛自然会追随那能歌善舞的文字一起狂欢。
当历史被耳朵阅读――更能满足人的需要，当我们再从耳朵阅读的层面回归到哲学层面，发现不管你是否认可，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阅读着历史。民间用耳朵阅读来的传奇化的历史更具有一种“无是非――历史的客观性”观念。伴随这样的耳朵阅读，还有一种伴随这样的历史所流传下来的气韵。我们的教学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让学生获取更多的眼睛舞蹈的自由，跳跃欢腾于语言文字间？作为懂得教育的人往往总爱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裹挟其中，将标准答案正统而规范地“告诉”给孩子。芭比娃娃的魅力不在于其娃娃本身的造型，而在于她的可“打扮”，每个孩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将其打扮成自己心目中的“芭比娃娃”;当阅读失却这种“可打扮”，也就失去了其魅力。
耳朵阅读与嘴巴绘画
――故事的张力
“我也有一个很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但我更可以骄傲的是，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我的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这就是一个掉进故事罐里的莫言。事实上那是一个能讲故事的村子，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莫言认为自己的知识基本上是用耳朵听来的。中国最会写鬼故事的蒲松龄与莫言家相距也就三百里的路，他认为自己完全是被故事“喂”大的，而穷困与饥饿的童年幸亏有故事相伴，才得以健康地度过。莫言坚信想象力是贫困生活和闭塞环境的产物。正所谓艺术家之不幸是艺术之大幸，没有这样的“无知”和“闭塞”状态下的耳朵阅读，莫言很难走上文学艺术这条路。
儿时的莫言太过能“炮”，以致母亲不得不常常提醒他，他也谨遵母训，以“莫言”为名而时时提醒自己，可怎么也改不掉“善言、多言”的习惯。而在我们的教学中，学生无话可说现象甚为严重，特别是在口语训练时，他们很难进入真正交际层面的语言交流。虽然与其性格可能相关，但更多的是他们匮乏“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丰富资源”。
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大谈作为一个人的“故事力”。故事力，不只是讲故事人的一种能力，更有故事本身所具备的魅力。面对面所讲的故事与用眼睛阅读的故事甚至电视电影画面呈现的形象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当面用耳朵阅读来的故事具有真实性、可感性，无论它们有多么夸张或离奇，与心灵的距离是最近的，总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因为整个过程是很“人”的。文字故事虽然也是“人”的，但对于阅读者来说首位还是“物”的。莫言获取这样用耳朵阅读的机会多在父母亲的热炕头上，在生产队的火炉边，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那一幅幅由嘴巴所描绘的画面对于讲述者来说是唯一的，而对于“阅读者”来说也是唯一的，用语言传输的故事、传说、历史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比纸质的阅读带来的东西更为重要。
当故事被耳朵阅读――更能贴近人的灵魂，获取资料的途径不同决定处理程序的不同，资料处理的程序不同决定了其价值不同。语文教学要求教师要学会开发教育资源，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目前比较流行的亲子阅读的推广，也正体现了这种用耳朵阅读的一个倡导。睡前故事更是将这种用耳朵阅读获得的故事力延伸至孩子的梦乡，延伸成一种生长力。
耳朵阅读与鼻子写作
――自己的味儿
对于耳朵来说，一切声音都是“身外之声”。耳朵阅读的作品中当以自然之声最为奇妙，也最具可塑性，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说到自然，往往会将“人”这一自然生物排除在外，其实来自老百姓的语言也是一种自然之声，那种原生态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生命力。莫言将自己山东高密老家的乡言土语稍加改造，就变成了鲜明风格的、带有原创性的“莫氏语言”。他研究发现“民间很多土话听起来特别土，土得掉渣的语言，写到书面上以后会发现它其实很典雅，和《史记》里的很多语言很像。”这就是用耳朵阅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莫言认为在自己用耳朵阅读的二十多年里，对于人以外的自然阅读使他与大自然建立起了亲密的联系，培养了他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最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
童心，是最具诗性的，最具创造力的，一旦丢失是很难找回的。他在与台湾的几个作家谈起童年阅读时，就不无自豪地说：“你们儿时用眼睛阅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我们后来都看过了。但我们当年用耳朵阅读过的东西你们是无法弥补的。我们用耳朵阅读了大自然的声音……”记得台湾图文名家恩佐创作的图文作品《一年甲班34号》中有这样一首小诗：
当我们被迫前进，不断地丢掉东西
直到丢掉了最珍贵的
或许依旧连哀伤的时间也没有
只是，如果最终可以换得一样东西
我们要换什么，会不会到了最后一天
我们依然忙碌得，无法停下来计算
也许太多的人忙碌得无法停下来计算自己究竟丢了什么时，早已丢了那颗珍贵的“童心”，最可怕的是还会反过来强迫后来者也要不断地丢弃人类最无价的宝贝。自然是童心的保鲜袋，只有不断地用耳朵阅读大自然、生命，自然会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出路就是呈现属于自己生命的色彩，而就语言文字来说写作就是这种呈现的方式。所以说，写作不是为了完成作业，应该是用来证明、区别自己与别人的一种方式。
当自然被耳朵阅读――更能开发人的潜能。有了耳朵阅读的积淀，自然就会拥有一种“用鼻子写作”――调动起自己对于气味的加快和想象，从而使自己写作时如同身临其境，读者阅读时身临其境。莫言认为一旦拥有这样的写作力，当为高境界：“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色彩和画面、声音与旋律、苦辣与酸甜、软硬与凉热等等丰富的可感受的描写。”
所有的语言学习最终的指向定然是表达，除言语行为外，写作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的表达。对于写作，我们不应做太多人为修饰，不要做太多人为限制，而应该允许孩子们将其鼻子所能感受的气味充分调动到笔端――写出自己的味儿。我们可做的其实就是做一个痴心的读者，为每一个生命的作品而爱，而恨，而生，而死！这才是语言文字最大的魅力和最重要的使命所在。
用耳朵阅读，用鼻子写作，用全身的毛孔一起于语言文字中呼吸！让自己浸润于文字之中，是一个作家和读者共沐的最佳境界！莫言的这篇演讲当然不是指向教育的，学生的写作与作家的创作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折射出的教育哲学是相通的，是显而可见的。
故事是作文的“料”
故事，就是以前的事，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故事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具有口头性，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现代故事很多已演变为书面故事，通过对过去的事的记忆和叙述，表现某种文化形态，给人以启发。广义的故事，是指一般的作文或文学作品中为表现人物性格、文章主题或证明观点而使用的生活事件。近年，故事还指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揭破之后，就变成了故事。本文所说的故事，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有故事的孩子是能写出好作文的。
我的儿子建业同学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爱听、爱读、爱讲、爱写故事，积累了不少材料。上中学后，有一年“五・四”青年节，学校团委安排他在国旗下讲话，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青春我做主》。他讲到“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人生要靠我们自己创造”时联系了一个故事。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说他要离开建筑行业，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老板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问他是否能再帮着建一座房子。碍于情面，老木匠答应了。可是大家都看得出，老木匠的心思已经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做的是粗活。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把钥匙递给他。“这是你的房子，”老板说，“这是我给好工人的礼物。”老木匠目瞪口呆，羞愧得无地自容。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怎么会如此马虎？以后只能住在这粗制滥造的房子里了。
这个故事直入灵魂，发人深省。如果人们对于自己的人生不积极创造、精益求精，关键时刻不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等惊觉自己的处境时，早已深困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了。在场的老师觉得不错，校长当时就说，这个稿子写得好，够上发表，就让校办工作人员转给了《扬子晚报》的编辑，没几天，这篇文章就登出来了。这个木匠的故事，就来自书本。
故事，是作文的料。有近期生活的经历，有别人的故事，写作文时就有新的“料”。爆点料，作文就新鲜，就丰富，可读性就强。有自己亲历的故事，作文更显真和诚。用到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文章更易让人接受，文化含量也高，读者从中受益更多。文章本身价值大，读者给的分就高了。如果是作文训练或者作文考试，得分不会少。
笔者小时候听母亲讲“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男主人公姓“万”，一个人顶一万个人，太神奇了。虽然“万杞梁”这名字怎么写的，“祭墙”的“祭”怎么写的、什么意思，当时不知道，但这“料”的凄美就是文学的启蒙、语言学的启蒙。该故事最早源于杞梁妻的故事，记载在《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里。后来，孟姜女哭长城成了流传甚广的爱情故事，跟牛郎织女、梁祝化蝶、白蛇传奇等一样引人遐想，促人思考。故事是写文章的料，还是学习语言的料。
故事正在投奔你孩子的路上
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孩子，有这个意识，故事会从四面八方投奔你孩子的记忆库、材料库。自己的故事、家人的故事、同学的故事、父母同事或朋友的故事、小区邻居的故事、生活居住地的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文学名著故事，源源不断地向你家孩子走来。有的孩子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这是好事儿，老年人人生经历丰富，拥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素材宝库。孩子不仅会缠着爷爷奶奶问爸爸小时候的故事，也会缠着外公外婆问妈妈小时候的故事，还会缠着爸爸妈妈问自己更小的时候的故事。年轻的父母虽说年轻，但在自己与孩子之间也是有不少故事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甚至上了初中，或者更大了，还是不厌倦跟父母谈这些故事。孩子问、听这些故事，是在感受生活、积累素材、活动思维。
台湾文化名人龙应台给儿子安德烈的人生告白中有一句：“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玩就会让人与外物、外人发生关系，就会有事儿，有事儿就能生出丰满的文章来。玩山玩水玩名胜，玩花玩草件儿，让孩子与自然、与人或物发生关系，故事就来了。到一个地方，询问查找，了解相关的人、事、物。到名人故里探访，走马观花地看看，请当地的导游讲讲，再找点相关的书文读读，故事就来了。江苏扬州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经典散文《春》大家都熟悉，它的作者朱自清虽然只活了五十个年头，其中一大半时间在外奔波忙碌，但他是在扬州长大的。扬州是其祖宗庐墓之地。在这里，他念私塾，读小学、中学，考大学，结婚生子，在扬州的生活也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库藏之一，包括《背影》在内的许多篇什都与扬州有关。若到扬州玩，就可以关注更多跟朱自清的故人、故事。故事就在你家里，在孩子出生、成长的地方，来有影，去有踪，进了谁的文章就是谁的财富。
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南京作家毕飞宇曾作客《南京日报》，参加“小记者与名人面对面”活动。毕飞宇用自己多年的经验，寄语南京日报小记者“事实和美好都是问出来的”。问就是访问，他说“所谓采访就是和人打交道，采访其实跟你在出租车上跟司机聊天一样。写作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和虚拟世界中的人打交道。”可以通过带孩子走亲访友，有意让孩子搞一些寻访活动，与人打交道，就会有人与人的故事，被采访的人又有与别人或他物之间的故事。诸如演讲、辩论、撰写广告词、吟诗作对、“拍客”等活动，孩子皆可参与，那故事就像长江之水滚滚而来，长流不歇。
家里的“故事周报”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的主题为“讲故事的人”。莫言的这个演讲稿，可能不少年轻父母都读过。一个获得文学最高奖项的人，说他是在讲故事，一方面可见文学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可见故事对于写作是多么的有用。
《丰乳肥臀》这本书里，莫言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天堂蒜薹之歌》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莫言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使用真实姓名的现象出现过多次，写作之初，莫言是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为此还发生过与小说中人物同名的人找到莫言的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父亲替莫言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有人以为孩子写作文“说谎”是老师教的，而且就是语文老师教的，其实未必。孩子写作文，完全可以写父亲的事、母亲的事、老师的事、同学的事。根本用不着说谎，用不着胡编乱造。孩子作文时瞎写，跟分数过不去，可能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和方法问题。很多作文写得好的孩子，他们脑子里装着家人的故事，作文中都有家人的影子，好作文就在你的家里。
书籍的魔力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书是饥饿时的美食，书是黑暗中的明灯，书还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智慧之门。莎士比亚说得好：“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在4月23日将迎来全世界的读书日呢！它是谁设定的呢？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想知道，就往下听。
在传说中，勇士乔治成功营救了公主，得到一本书，象征着智慧和力量。而当天竟然是许多大文豪的忌日呢！之所以设为全世界读书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祭奠他们——那就是读书。这个日子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呢！看来读书已经“环游世界”了呢！
莫言，相信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他艰苦的童年大家一定很少听说。莫言小时候家里很穷，能吃老鼠就算开荤了，小时候的他经常吃草根，树叶，还啃过煤块呢！小时候就像只丑小鸭，饥饿和孤单笼罩着他，书变成了他最好的伙伴。一个村里没多少本书，所以莫言只能只好通过帮助别人干农活来借书，有时候干一天的农活才能接到一本书呢！莫言常常会累的脸色发青，但一看到新书便满面春风，因此他三年级的作文十分丰富，独特，而长大后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还有一位名人叫马克斯，他为什么会出名呢？那是因为他在图书馆经常看书学习，竟然把坚硬的水泥地板踩凹了呢！可见马克斯十分的喜欢看书，要不然怎么能用自己微弱的力量踩凹这坚硬的水泥地板呢？又怎么会成名呢？这种爱读书的精神令人非常敬佩。莫言的家庭条件是那样的艰苦，却还坚持这读书，渴望着读书，我们有那么优越的条件又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
书它可以让你成为一本“百科全书”，它可以帮你的作文架上一册更高的台阶，它还可以让你收获到许多的欢乐，它就是书籍的魔力，让我们在4月23日一起尽情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他五次来华，每次都给我们的时代标注了段落大意
71岁的老人要出行，还是春秋两季最相宜，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选了这个季节，邀请大江健三郎访华。在中国社科院演讲，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再见，我的书》，去南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该去的地方都要去，日程还是比较紧，不知老人是否吃得消，好在秋高气爽，又兼熟门熟路一毕竟是第五次了。
第一次访华时，他远不必为身体担忧，那是1960年5月，他不过25岁，刚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毕业，已经因小说《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评论界掌声一片，连川端康成都称他有“异常的才能”。他也不去上班，从此信心百倍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一开始，写得太多太用力，以致精神紧张，安眠药都险些吃过了头。好在，马上就有人照顾他了，访华这年，他与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了婚，并开始表露自己的政治主张，明确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
这大概也是他获得访华邀请的重要原因吧，并且，在此行中见到了“、、许广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他多年后凭回忆排列的名单)，他告诉我们，抽的是“熊猫牌”香烟，还认为他将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1960年夏，他年轻，这世界也宽敞明亮。
第二次访华，却是1984年了，他的儿子“光”已经21岁，他作品中的那些基本因子，例如疾病、残疾、战争、痛苦、核灾难，都已经出现多次，那种贯穿他作品始终的浑浊、肮脏、悲惨、无望的气质，也已经在《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中得到充分体现。但这一次他来得不是时候，国内春来雪化寒意犹在，刚批过萨特，他又想做个没顾忌的亲戚，用直言表达自己是如何热爱中国，却得到劝告：“做一个没有嘴巴的人”。这一次访问，就这么过去了。
2000年9月，也是秋天，他三度访华，此时他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阵势待遇自是不比从前，而且，不过16年，他所见所闻，却如同大步穿过了时光隧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清华发表了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并与王蒙、铁凝、余华、徐呻、阎连科、林白、莫言等中国作家座谈，光明日报出版社及河北教育出版社同期推出了他的文集，他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回到日本广为宣讲，并认为“在北京访问的这4天，是自己人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而且“在日本从未感受过如此幸福的时光”。
这幸福时光，需要不断重温，所以，不过一年多以后的2002年春节，他又含笑前来，这一次是为NHK制作电视节目“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而专访著名作家莫言，他们甚至一道去了莫言的山东老家，只可惜，季节不对，没有看到高粱。
46年间，惊鸿照影一般来过4次，实在不算多，这一次一次，给他的人生分了段，也给我们这个时代划出了段落大意，希望他还能来第6次第7次――毕竟是个有良心的好人。他的天才恐怕是最难懂、最容易被忽略、最容易被遗忘的一种，但他的好，我们不能不记着，我们不得不凭着他的“好”记着他――这是他超过村上春树的地方，也是他不及村上春树的地方，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变为“好人奖”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落。
一、莫言的故乡情结
2012年10月11日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学永远铭记的日子，首位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根据瑞典文学院的新闻，我们了解到莫言“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同时，在莫言的小说中“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由此可见，对于民间文化的吸收和民间故事的借鉴为莫言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莫言本人对于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现得较为平静，这从他在瑞典文学院发表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中就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从山东高密东北乡走出的世界级作家，莫言对于自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保持着高度的谨慎，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他所讲的故事正是那些发生在他自己、亲人、乡亲们身上真实的故事，是对于乡土生活的真实描写。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乡土小说是莫言文学创作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或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对于这一点，我们能够在莫言创作的多部小说中感受到农村生活带给他的巨大影响。在《红高粱》中，开篇就是对一大片高粱地的描写，这正是莫言家乡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情结，莫言时刻将自己对于家乡的那份乡愁记载在心中。德国作家措特勒曾将作家对于故乡的那份感情分为“呼吸故乡”和“头脑故乡”，丁凡先生将其阐发出新的理解：“我以为所谓‘呼吸故乡’应该就指‘生存故乡’，也就是地理位置上的故乡；而‘头脑故乡’，我以为就是指‘梦幻故乡’、‘精神故乡’，这就是作家头脑中，具体说是创作思维中的故乡，它是作家主体活动中的梦幻般的世界。”因此，《红高粱》中的高粱地便是莫言的“生存故乡”，而《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的世界就是莫言的“精神故乡”了。对于莫言来说，那些时刻萦绕于心中并且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深层的、隐秘的文化心理底蕴是什么呢？这样的审美诉求又最终凝定为怎样的文学表现方式呢？
笔者认为，对故乡的回归不仅是肉体的回归，那仅仅是形而下的层面。莫言所要实现的不仅是在空间距离上靠近自己的故乡，更是要在精神上实现与故乡的回归。为此，莫言将自己对故乡的眷念凝定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如《红高粱》中“我爹这个土匪种”展现的豪放，或《丰乳肥臀》中对母亲的祭奠。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外衣下，莫言以乡土小说的形式为自己找寻到了心灵世界的回归。
二、莫言乡土小说的“精神故乡”
在莫言的笔下，处处生长着高粱的家乡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但是却极为的美丽。那里有洒遍山间的高粱酒，有质朴的罗汉大叔，还有所有凝聚着莫言家乡记忆的事物……另外，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体会到淳朴的民风、曾经的快乐……总之，故乡生活的一切和故乡所有的景象，这些在莫言看来都是充满着感情的审美对象，都凝结成为特殊的精神氛围。
对于所有从贫瘠的家乡走出来的现代人而言，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割舍的记忆。在莫言乡土小说中永远存在着一个悖论：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不同于其他乡土小说对故乡的描绘，莫言没有极尽笔墨地去展示家乡的美丽，而是在刻画人性的另一面。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无法规避的正是身处异乡的莫言故乡意识的杂糅，在生活的漂泊中，试图回归故乡的意识相伴而行。或是由于时空的远隔，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慕贯穿于莫言乡土小说的全部。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讲故事的人》）
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莫言坦言家乡是“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这句话说出了所有离开家乡人的心声。家乡的贫困、落后、闭塞促使一代又一代人离开了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作者离开了那“蓝天白云”“鬼怪妖狐”的农村，进入了城市文明生活中。当幼小的心灵突然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恐惧、不适、挣扎的心理印痕便留在了人的大脑中，一旦触动了这一记忆机制，思乡之情便会滚滚而来。
因此，莫言才会那样盼望回到自己的故乡，这里承载着他童年所有的记忆。诚如童庆炳先生所说：“完整的童年经验并不仅仅是指原来的童年生活记录，它还包括活动主体对自身童年生活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固然，城市中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但同时也出现了自然环境被破坏、人际关系恶化的现象。人与人之间虚伪、矫情、势力、自私，生命在卑怯、苟且中消解而失却了乡村社会固有的率真坚韧、执著豁达。当现实的刺激异常强大，以至强大到必须胀破原来的心理图式，即作家童年时期对城市的恐惧与排斥、对故乡的眷恋不已的心理机制时，这种企慕心境便愈发浓重。最终凝定为作者笔下的乡土小说。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莫言的文学创作是从他对自己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回忆中汲取营养的。这里不仅有他童年的快乐，也有生活的艰辛。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是莫言无法忘却的，也是他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他对于人类既往生活的重视并非是一种创新，也不是纯粹地借鉴“魔幻现实主义”。他是要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寻找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回归的精神家园，也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精神故乡”。在这里，他不仅可以找到自己儿时生活的碎片，也能慰藉自己多年来对母亲的愧疚。因此，我们在《红高粱》中似乎可以找到童年的“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又能看到莫言“母亲”的形象，在《蛙》中又能看到一位姑姑的身影。这样的描写都是莫言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于既往岁月的最佳肯定。对于生活在钢筋森林的现代都市人而言，这或许正是莫言小说最大的魅力所在。
三、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机制
莫言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正是一个中国社会迅速变革的历史阶段，新旧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冲突、交织。关于新旧文化的对抗，这本是莫言所处时代的大背景，也映照着中国人的心灵史。众所周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其文艺理论，都是结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自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特殊的时代带给莫言独特的思考，他对故乡的眷念正是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也暗含了莫言本人对于现代文明谨慎处之的基本态度。诚如弗・詹姆逊所说：“所谓文化――即弱化的、世俗化的宗教形式――本身并非一种实质或现象，它指的是一种客观的海市蜃楼，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在对比中，我们认识到了不同文明体系的差异，也深刻理解了某一文化类型的自我特征。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讲故事的人》）
在莫言的乡土世界中，离开了家乡的自己和所有漂泊的游子一样对家乡有着永远的眷念。留在家乡生活的人们，虽然物质贫乏，却享受着精神世界的愉悦。所有的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生活，守望着美好的未来。在故事的内核中，所凝聚的正是莫言对当下社会不断演进的独到而敏锐的观察。这种思考所代表的将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取向。
但是，在文化层面上，故乡却也逐渐脱去了“田园牧歌”的和谐之美，更多的是一种愚昧与落后，如莫言对于种种酷刑的展示、对于人性丑恶的描写。这样，作者就不得不在审美的氛围中歌唱旧梦的同时，又无情地从文化意义上剖析故乡了。正是在这个价值层面上，笔者认为莫言的乡土小说不再是纯粹的地域上的故乡，而是精神上、文化上的故乡了。
关键词：莫言作品；译介；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并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发起了“熊猫丛书”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项目，我国共译出了195部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21世纪，我国政府又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作品数量依然庞大，然而也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2012年，莫言成为了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关于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与翻译模式的研究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过程，包括原作、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的传播等多个环节。其中，一个好的译者对于文化作品的推广有着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目前，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的译介有三种形式：一、母语是中文的译者，有林语堂，张爱玲等；二、母语是英文的译者；三、母语是中文和英文的译者，譬如，汉学家顾彬教授，葛浩文夫妇等。三种译介形式中，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为典型代表，也更占优势。这是因为在译介过程中，译入语译者既能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够以多元化的立场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从而避免语言理解上出现的问题。莫言作品的翻译者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知名的译者中就有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翻译家井口晃，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称为是莫言作品英译的接生婆，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双语功底很好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为读者负责的强烈译者伦理，始终与原作作者保持友好关系，及时沟通，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他翻译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文论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文论编辑、英文论著、中文论著和学术论文等类别。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已经翻译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译的短篇小说多达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说也可能被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葛浩文的英译工作使西方人开始了解和认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译，尤其是西译中审对于我国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 它描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在整个体系里各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这一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位于主导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诗学形态会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数的新元素被介绍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系统的次要位置时，译者选择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学系统内的规范，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寻找已有的文化翻译模式，从而使译者不得不放弃或修改原作里的内容或形式，以便实现译文的可读性。
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正好印证了莫言作品英译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陈安娜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的英译中遵循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厚译与文化补充、结构重组、隐喻翻译等，从而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
（一）厚译与文化补充
夸梅・阿皮亚于1993年在其论文《厚译》中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也就是厚译。它的意思是指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来补充作品的译入语的语境文化，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作品的内容。厚译是用来弥补翻译中文化损失的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上官家七个女儿的翻译时，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补充了厚译。七个女儿的翻译如下：
来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领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过对这些名字采取厚译的方法，很好的诠释了那个年代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降低了译入语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同时也使全文充满了趣味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厚译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帮助了读者顺利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特色，弥补了文化的差异性，帮助了作品在异质文化中有效传播，是翻译异质文化中一种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构
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葛浩文考虑到文章的条理和情节的松弛度，适当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节，从而使译作集中围绕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上进行展开，便于读者的理解。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现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关联性，葛浩文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将类似的部分删掉了。此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葛浩文发挥了自主性，删除了跟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大的细节，重新对部分章节和句子进行划分和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推广。
（三）隐喻翻译
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难为易，把抽象化为具体的作用。隐喻的翻译是语言翻译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也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莫言作品因为具有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灵活地调整了语言的表达方式，采用了直译、意译、省译等隐喻翻译策略，帮助了读者轻松地阅读，理解中国的文化。
例如，他将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翻译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这两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表达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对另一句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进行翻译时，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翻译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这两话的翻译虽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原句的真实含义。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难成大器”，直接省译成了一个单词“braggarts”，此处，译者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语意上的重复。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特色，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葛浩文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灵活地采用了厚译、段落重构、以及直译、意译等隐喻翻译策略。一方面遵循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了原著。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灵活的调整，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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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每个人的成长史，从文坛巨子到草民百姓，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母亲教育的结果。在人成长中重要的童年、少年时期，母亲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包括价值观、人格、心灵、情感、交际、社会性等，母亲要比学校、老师的作用大无数倍。
2012年，莫言在瑞典文学院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再次深情地讲起了母亲的故事，也再次佐证了我的观点。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一个故事：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大爱和亲情。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二个故事：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宽容和理解。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三个故事：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怜悯和同情。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四个故事：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诚实和耻辱。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五个故事：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坚强和不屈。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六个故事：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人生和处世。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七个故事：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派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激励和学习。
莫言讲了母亲的第八个故事：
“我在故乡生活了21年，其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梦想和志远。
莫言的母亲，正像全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有些甚至连教材上的字都不认识，但这不妨碍让母亲成为我们的教育家。每一个过来人请想一想，我们身上那些善良的人性、悲悯的情怀、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面对生活的勇气，哪一样不是母亲所赐？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女性形象；美国化
一、《红高粱家族》的译者和译本
“翻译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是一句空话。”（莫言，2004：6）莫言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西方国家，使其影响力日益增强。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幕后有一位功不可没的推手――葛浩文。学界普遍认为，莫言获得诺奖最大的功臣当数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他目前翻译了莫言的十余部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天堂蒜薹之歌》（The Garlic Ballads），《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 you wi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丰乳肥臀》（Big Breats and Wide Hips），《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等。这些作品被成功译介到英语世界，或者具体说是美国。对美国读者进一步了解莫言，以至于更好的把脉中国文学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红高粱家族》是葛浩文翻译的首部莫言作品，是对莫言作品全面译介的开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也进行了部分的改写和删节。特别是在有关男女，女性反叛传统的情节上，译者则是更多的体现出了他的创造性。
二、在传统观念和现实中挣扎的中国女性
从古至今，中国女性都背负着“三从四德”的传统道德枷锁。女人一生应该恪守诸如“相夫教子”“夫唱妇随”“贤良淑德”的行事准则。甚至，古代的中国还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大部分女性都是温文尔雅，待字闺中。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西厢记》里的崔莹莹，这些女性都是传统女性形象的标尺。正如莫言写道的那样“我奶奶当时年仅一十六岁，从小刺花绣草，精研女红，绣花的尖针，剪花的剪刀，裹脚的长布，梳头的桂花油等等，女孩儿的玩意儿陪她度日过年。”（莫言，2006：77）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往往扮演着男性附属品角色。古希腊荷马史诗中女人与荣誉和财富等同。无论把女人归于荣誉还是财富，女人都不能成其为人，只是一种符号的存在。女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女人婚前须听从父母的，更准确的说是听从父亲的；婚后听从丈夫的，丈夫死后听从儿子的。例如，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正是中国传统女性不幸命运的写照。波伏娃说“女性作为享乐对象，在人间有一个位置，无疑是卑微的但是有价值的位置：她在男性从中得到乐趣，并仅仅在这乐趣中找到生存的理由。”（波伏娃，2011：278）女性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取乐于男性。她还说道“理想的女人是完全愚蠢的和完全顺从的；她总是准备好接待男人，而对他一无所求。”（同上：278）由次可见，女人就像一件物品，可以被买卖，也可以被丢弃。中国的女性从身体到心灵都是不自由的。长长的裹脚布绊住了她们的脚，传统观念封锁了她们的心。中国女人就应该含蓄内敛，就应该处处得体。但是在莫言的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不同于传统的写法。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叛逆精神。如《红高粱家族》中的“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媚娘，《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这些女性都是与传统做斗争的先驱，他们敢作敢当，敢爱敢恨。他们是中国女性崛起的一代，代表着传统与现实的决裂。莫言对众多女性的不同书写，表达出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敬重与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
三、《红高粱家族》中女性形象的美国化
《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人们在莫言的笔下栩栩如生。敢爱敢恨的戴凤莲，敢于抗日的母亲倩儿，为爱敢于同奶奶抗争的二奶奶恋儿。这些女性身上很少“贤良淑德”的品质，她们身上有一种挑战传统的斗士精神。她们也不再是柔弱娇羞的闺中女子，她们当上了酒庄掌柜，举起了抗日大旗。莫言笔下的女性充满“力感”，正因为这种“力感”才造就了她们野性的美感。葛浩文在原作的基础上对这种力感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诠释，让文中的女子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不再是一些附庸性的简单存在。她们的宣言变成了“I believe she could have done anything she desired， for she was a hero of resistance， a trailblazer for sexual libration， a model of women’s independence”.（Read Sorghum，2003：15）
葛浩文笔下的“奶奶”经过改写变成了“美国式”女人。例如，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Grandma laid her hands on Uncle Arhat，s scalp， then rubbed them on her face. Pulling her hair， she leaped to her feet like a madwoman， her mouth agape.”（同上：17）此处奶奶在日本士兵的之下机智的反应，葛浩文用了lay， rub， pull， leap，agape（gape的形容词形式） 五个表示动作的词来诠释，凸显出奶奶动作的麻利，果决。突破了传统女性的那种阴柔和软弱的特性。表现出奶奶的镇定与勇敢。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译者又如是表达的：and by the age of sixteen she had grown into a well-developed beauty. When she walked， swinging her arms freely， her body swayed like a willow in the wind.（同上：42）“sway”和“swing”两个动词描写出奶奶与众不同的美。她走路的姿势是不符合淑女典范的，却更自由洒脱。此处的奶奶的美是摇曳生姿的，是不做作的。体现了奶奶的大胆奔放和无所顾忌。
文章写到母亲倩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句话“Taking advantage of her early morning energy level， she scraped off a layer of green moss and stuffed it into her mouth…the problem was her throat， which was so dry it would not function properly”.（同上：202）为躲避日本人的炮弹，母亲倩儿带着小舅舅藏在一口枯井中，在无水无粮的情况下，熬了数天。最后被我爷爷和父亲救出才幸免于难。抗战中的女性，从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妇女。他们同男人一样肩负抗日的使命。传统的女子不宜抛头露面的观念被打破。女性也需要在战火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所以，女性也开始习枪练武，来对抗敌人的侵略。如文中的“Douguan， why can not I hit what I，m shooting at？” （同上：219）母亲在抗战中学会了射击，在与群狗的作战中，她想出的精妙方法使群狗的数量锐减。在葛浩文的译文中，“倩儿”被翻译成了“Beauty”，Beauty 是美人之意。文中的母亲长相是否美丽笔者无从可考，但是母亲在枯井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群狗作战中表现出来的机智与勇敢，正是对美的另一种诠释。这也无形中契合了美式的审美观。
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奇死篇》中的第一段话“Her rich，youthful， resilient flesh， her plump bean pod face. Her deep-blue seemingly deathless eyes”（同上：323）二奶奶富有弹性的年轻丰满的肉体，如豆荚般饱满的脸庞，瓦蓝色的眼睛。如果说母亲是一种精神上的美，那么二奶奶就是纯粹的外在形体上的美。二奶奶的美是视觉效果的，它们体现在物理的身体构造上。这种审美方式更接近西方人。中国人的审美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德的绑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规范的道德的审美准则。而中西方对女性的审美存在很大的区别，西方人以线条感强，丰满为美，而东方人普遍认为内秀强于外在。中国古代的“仕女”图，都在体现女子的幽雅娴静。而在西方的绘画与雕塑中，女性多以半裸或者示人，她们大都健康，丰满，匀称。西方人展示出来的美往往体现个性与需求，而非中国式的教导与劝诫。所以，葛浩文笔下的二奶奶颇具西方女性的雕塑之美。
四、女性形象美国化的原因
葛浩文在译介《红高粱家族》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使文中的女性形象体现出美国化的特征。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说他选择翻译的文本时都会考虑到书的销路，也就是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选择文本。如果读者不接受译本，那么翻译家的所有工作都会成为无用之功。所以，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葛浩文不得不有意识的对原文进行改写以迎合美国人的胃口。比如，他说美国人更喜欢幽默的风趣的中国作品，所以他选择译莫言和苏童。美国人更愿意看反面的而非正面的好的写中国的作品。这些因素驱使译者将译本变得更符合本国人的欣赏审美取向。所以，他国化难免会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与融合。特别是美国女权运动兴起以后，美国女性开始争取自己的选举权，开始迈出家门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女性书写或者说现实中的女性。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青年》作家就发表了一系列刻画新时代女性的文章。而中国女性也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现实地位，不断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都体现在诸多作品中。所以，葛浩文笔下的女性是具有美国女权运动后的女性特质的。西方的审美观念对女性形象的影响也很重要。葛浩文在译介《红高粱家族》中的女性形象时，无意识的注入许多西方人对女性的审美取向。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画家，雕塑家们就注重刻画女性丰满健康的形体，意在真实的表达出女性的形体美。这与中国人注重“意合”的审美情趣是不相同的，西方人更关注外形的美。他们力图创造出肉眼可见的真实性强的，同时还具有立体感的艺术品。这就是为何西方的绘画与雕塑中多或者半态丰腴的女子的原因所在。而现实中，中西方女人的体格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处笔者不再赘述。葛浩文笔下的几个女子，也形象生动的展示出体态之美。文中对奶奶戴凤莲的胸部，腰身，手臂的描写，对二奶奶健壮丰腴的身体的刻画都体现出西式的审美特征。由此，不难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将他作为西方人的审美取向注入了他的人物形象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
结语：无论是文化过滤还是文学误读，在文化的交流中都不可避免。译者在对他国文学进行译介时，难免会将自身的文化理念移植到文中。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形象的变形，他国化。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中对几个女性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再创造。从本质上来说，英译本中的戴凤莲，倩儿等人物已非莫言笔下纯粹的中国妇女形象。但是，正因为这样的有意无意的改写，使美国读者更易于接受葛氏笔下的人物。但是，葛浩文的再创造也仅是在莫言的基础上的延展，而非全盘改写。这就关系到变异学中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著名学者曹顺庆先生就一度提到过应该关注变异的度的问题。这对异国间文化文学的互补互偿，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都是比较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Howard Goldblatt. Red Sorghum [M]. London： Arrow Books， 2003.
[2] 波伏娃. 第二性I[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 杨莉馨. 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有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是，莫言当年读了一页《百年孤独》，瞬间就顿悟了小说艺术的诀窍。余华到现在还说，马尔克斯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他对马尔克斯只有崇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没有马尔克斯，刚刚走出禁锢的中国作家群中要产生现代派至少还要晚一些时日。
但除了文学圈内人士，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今中国文坛的大腕们当年读到的马尔克斯的作品竟然全是盗版，这真是太魔幻现实主义了。
事实上，中国出版界当年大量盗版马尔克斯作品的行为着实惹怒了老马，他一气之下宣布要和中国“绝交”。
1990年，马尔克斯应黑泽明之邀去日本参加新拉美电影节。彼时，马尔克斯的身份是电影节的主席。但马尔克斯和电影的关系实在纠结，大家不曾想到，他当年写作《百年孤独》是在电影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情形下个人的一场宣泄。他说：“其实我与电影的关系就好像是一桩不成功的婚姻，我们分也不是，合也不是，于是我写了《百年孤独》，向电影示威。”
尽管黑泽明没来得及拍出电影版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却在日本之行后，顺路来到了中国。当他在北京、上海看到盗版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书堂而皇之地在各大书店销售的时候，马尔克斯觉得愤怒异常。相比日本的版权环境，同样是东亚国家的中国，在版权意识上的淡漠落后让马尔克斯大失所望。据出版界人士回忆，当时马尔克斯还与社科院外文组等机构见过面，聊天也还算客气，但是直性子的马尔克斯最后还是丢下一句“发誓死后150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的狠话，令国内出版机构和出版人无言。
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业的版权意识也逐渐增强，国内各大出版机构再次向马尔克斯发出邀请。由于马尔克斯始终拒绝，《百年孤独》中文版的正式授权便成了国内出版界的一种情结。
20年里众多做出努力的出版机构中，民营公司新经典无疑是幸运的。据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介绍，从2002年新经典创办以来，就把《百年孤独》的版权引进视为一大目标，对他们来说，《百年孤独》也是一个梦。从2003年起，新经典开始给马尔克斯的人卡门写邮件，多次表达他们出版这本书的诚意和能力，但都没有回音。直到2006年第一次收到回复。此后，双方的联系逐渐增多。2008年卡门委派助理到中国，对一批外国文学出版机构进行考察。2009年，卡门委派代表来到新经典，双方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一致。
“我们是受到上天眷顾的，这是整个中国出版业努力的结果。”黎遥说。
据不完全统计，多达100多家国内出版机构曾直接或间接地向马尔克斯提出版权申请。新经典在与马尔克斯人接触的几年中，反复提及的是中国版权保护意识的进步，而且中国有一批有良知的专业出版人。
尽管新世纪到来后，中国仍存在大量盗版现象，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还是松口了。2011年5月30日，马尔克斯首次正式授权的《百年孤独》中文版上市。这一天，正是这本旷世之作1967年在阿根廷首次出版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