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4:4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女版文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前不久，外文出版社刘编辑跟我联系要出版此书英文版时，我也一直跟她建议做我的其他作品，但她可能考虑到选题和市场的原因，坚持要做这部。
我是半个书呆子，总觉得纯文学的书比这类调查采访的生活读物有价值。
以前我在报社做情感专栏，出情感类的书是必然，但我本身对纯文学的虔诚，让我觉得这个工作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在2008年底出版《体味》时，就在序里说以后不再写情感类文章了，没想到命运又让我再次出版这类书。也许以后真的不再涉及情感话题了。
6年后的今天，自己再次审阅书稿时，觉得很惭愧。我承认当时是浮躁的，有好几个人物调查很简单，我毫不留情地删除了，总共删除了三分之二的文字，又补充了三分之二未发表过的新调查案例，采访对象不仅涉及到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还涉及到成都、武汉、厦门、杭州、岳阳等城市，由于当代人居住的城市并不是永远固定的，不好界定是哪里人，所以这次没按《单身女性调查》那样按城市分类，重新取名为《中国单身女性调查》。
很多人看情感隐私调查文章，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强调：采访时的口语表达与成文的书面表达，不可能完全一样，也绝对不能一样，因为文章绝对不能用口语书写。但故事本身和具体细节绝对是真实的。
有几个方面需要说明一下，文章所涉及的采访对象，其年龄记录都是采访时的年龄，并不是现在的年龄，如果按现在的年龄算，她们分别要加上1―6岁。这些采访对象，目前能联系到和打听到的，都还是单身，严格说，都还未结婚。看来，剩女时代，婚姻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其实，剩女大都不缺性和男人，至少有一半是这样的。严格意义上说，不少是伪剩女。
以前不少媒体称我为“情感专家”，其实是夸大其词的，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普通媒体人、普通作家，但是，在情感心理方面，我鄙视很多所谓的专家，他们没有采访过几个案例，却四处做节目帮人把脉，误人子弟。
我也不是什么心理医生，这点必须得强调，因为过去每次发表、出版情感类作品，都有许多读者给我写信，咨询心理问题，寻求解答心理困惑，我虽然都坚持一一回复，但我不是算命先生，无法根据一个人的简单叙述就给他（她）开药方。如果这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好为人师和自以为是的表现。
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
长篇小说有：
2002年1月出版《红处方》；
2003年3月出版《血玲珑》；
2003年6月出版《拯救乳房》；
2003年10月出版《紫色人形》；
2004年9月出版《女工》；
2007年9月出版《鲜花手术》；
2014年1月出版《女心理师》。
（来源：文章屋网 ）
1、工行女性信用卡光芒系列信用卡金卡年费200元/年，标准版金卡客户年消费5000元或5笔，则免去当年年费。
2、工行女性信用卡光芒系列白金卡年费2000元/年、副卡年费为每年1000元。白金卡客户年消费20万即可减免当年年费。
3、工行女性信用卡光芒系列Plus版收取刚性年费，启卡立即收取，无年费减免政策。
4、工银女性信用卡光芒系列的金卡、白金卡以及Plus版的年费收取就是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收取的。工银女性信用卡持卡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不同级别的信用卡去收取的年费是不一样的。
（来源：文章屋网 ）
1、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美国现代女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2、1880年6月27日，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市常春藤巷出生。1882年2月，因突发的疾病猩红热丧失了视觉和听觉。1887年3月3日，开始学习美式手语。1888年5月，受到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接见。1894年10月，开始就读于赖特—赫马森聋人学校。1896年10月，被剑桥女子学校录取，为就读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做准备。1903年3月，创作自传《我的一生》。1908年7月，出版文集《我感知的神奇世界》。1909年春，加入马萨诸塞州社会党。1918年1月，出版文集《走出黑暗》。1927年10月，出版自传《我的信仰》。1929年春，自传《中流》出版。1932年12月，入选美国盲人基金会理事会。1933年，发表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1938年春，出版自传《海伦·凯勒日记》。1955年12月，出版传记《我的老师》。1964年9月，获得总统自由勋章。1968年6月1日，在睡梦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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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卷耳》是《诗经》中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之一，其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之类的主题都莫衷一是，难以让人信服，仁者见仁的观点也给此诗增加了几分神秘感。本文从篇章结构和诗中所涉及的七个“我”两个层面进行品读，浅述其篇章结构的妙处并从句法角度揭示“我”的所指意义。
关键词：篇章结构；思念；想象；作者；句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品味篇章结构之奇妙
行文须先立骨。“文骨”则是文章的篇章结构，它不仅彰显了文章的脉络布局，更是托起文心的支柱。离开了结构，文章即是一盘散沙，而“文骨”奇特，则会让文章耐人寻味。从表层看，《卷耳》一诗结构平淡无奇，单章四句，共四章，这是《诗经》中比较常见的外在形式。然而深入其中，我们发现，第一章与后面三章似有所不同，颇具奇妙，主要表现在叙述主体的差异上。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卷耳》一诗实则由两首“残简”合二为一诗。其意为，《诗经》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的诗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残缺不全，而后人在整理《诗经》时，会把一些残缺不全的诗进行归并整理成一首诗，而《卷耳》的第一章和后三章均属于“残简”。对于此，笔者不能苟同，只因篇章结构的特殊性就怀疑其是断简残篇，这是站不住脚的。《诗经》虽是先秦时代的作品，论成熟，虽然不能与后世的唐诗宋词相比，但其文学艺术却已成型并影响深远，正如章学诚所说的“后世之文……其源多出于诗经”。
而清代崔述则说：“《卷耳》一诗，首章自叙其情，下为揣摩之状”[1]。崔述在《读风偶识》中谈到，这首诗本为女子而作，首章是女子抒发自己对男子的思念之情，后三章则是其想象中的情景：男子亦是思念深切，以酒解忧。由此思思相扣，给本诗奠定了一种“忧思难忘”的基调。不过，崔述在文中只是讲出了一种可能性，而另一种可能性便是此诗由男子所作，首章是他想象中的情景，而后三章则是男子自叙其情。从后三章的章节字数和情感递进来看，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颇大，而且这种艺术结构极大地影响了后世诗歌的创作。南朝徐陵的《关山月》云：“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2]唐朝杜甫的《月夜》云：“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3]。从这些诗作中，我们看到诗人们将自己无限的思念与想象结合，给读者营造了一种身在远方、影在眼前的幻境，将诗歌中的思念之情抒发得恰到好处，从而将诗歌的意境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同时，笔者也认为《卷耳》一诗的作者并不一定是诗中显露的女方或男方，极有可能存在第三者，也就是说，此诗的第一章和后三章是第别人托言而作。而第一章和后三章似又构成了“设悬”和“解悬”的关系：第一章给读者留下疑问，女子为什么“怀人”，所怀何人。后三章做出了答复，原来通过男子托言，我们得知女子是思念情人而“不盈顷筐”。从表面上看，诗人在这悬疑的一设一解中以事寄情，表达了对某人的思念之情。可是，更深一层，诗人是通过男女双方的托言，表达某种不满和控诉：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或者战乱不断，男子出征远方而不得归，或者等级森严，男女有情却被阻断。那种不良的社会状态让一对相爱的人相思却不能相见。
二、解读七个“我”的所指意义
《卷耳》全篇不过七十言，然却用了七个“我”字。如此反复地使用第一人称，在古代诗歌中是比较罕见的。朱熹曾提出，《卷耳》一诗，首章为直叙，下三章为托言，此诗由“后妃自作，可以见其贞静专一矣”[4]，间接说明其中的七个“我”皆指女子（后妃）一人。可是，笔者在分析本诗篇章结构时，曾提出此诗的作者有三种可能性――女子、男子和托言人。作者不同，这些“我”的意义自然有异。可见，朱熹此处的观点并不全面。若此诗为第三人托言而作，那么这七个“我”既可以托于女子，又可以托于男子，因此对“我”的意义判析也就存乎男女之别了。笔者将从“我”的句法意义入手，以诗中男、女的角度简述这七个“我”的所指意义。
第一，“嗟我怀人”中“我”与“怀人”构成主谓关系；“我马虺”“我马玄黄”“我马矣”中的“我”作“马”的定语，彼此构成偏正关系；“我姑酌彼金”“我姑酌彼兕觥”“我仆矣”中的“我”作主语，与后面成分构成主谓关系。从这些句法意义中来看，第一章中的“我”专指女子，这位女子或是一个真实的采卷耳的思春少女，或者是男子想象中的思妇，“嗟我怀人”的意思都是“我（女子）思念你（男子）啊”。而后三章中的“我”则专指男子，诗中所写的情景，或为女子想象或为真实存在，都表示男子的马渐渐难行，男子饮酒思归。女子采卷耳思念男子，男子亦是骑马登高思念对方，以酒解忧，这样比较符合彼此的角色身份。
第二， 首章中“我”与“怀人”构成倒置的动宾关系； 后三章，“我”依旧作“马”的定语，彼此构成偏正关系；“我姑酌”与“我仆”中的“我”仍作主语。在这层句法关系中，这七个“我”则专指男子一人。“嗟我怀人”是“嗟怀我人”的倒装，甚至可以看成是“嗟怀我之人”的省略。与“岁不我待”和“时不我与”中的“我”的成分相同，也就是说“我”做了“怀”的前置宾语，翻译过来即为“啊，思念我的人”。 “我”与“怀”构成动宾关系。尽管这不是传统的倒装句式，但是文学语言中的表现手法由来形式多样而且富于变化。先秦时代已离我们深远，其倒装的格式未必局限于今日所总结的文言文倒装句式体例中。
第三， “我”与“怀人”构成偏正关系，或者理解为“我之怀人”；后面六个“我”的句法意义与则前两点无异： “我”与“马”构成偏正关系，表示男子的马，“我姑酌”“我仆”中的“我”与后面部分构成主谓关系。这里的七个“我”同样是专指男子一人。“我”与“怀人”为偏正结构，“怀人”亦构成偏正关系，译为“思念的人”；而“我怀人”则是“我所思念的人”之意。联系到是《诗经》中的其他诗篇，如《七月》中有“嗟我妇子”“嗟我农夫”[5]， 《沔水》中有“嗟我兄弟”[6]，其句法结构皆与“嗟我怀人”有相同之处，从而肯定了笔者的这一观点。
三、结语
《卷耳》的篇章结构所暗含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而通过句法意义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七个“我”的所指有别，关键点在于第一章中的“嗟我怀人”这一句上。独特的构架以及关于“七个‘我’”难以定论的句法意义，让这篇诗歌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其神秘性，也让诸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去解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诚然，对于此诗艺术结构与诗中“我”的解读，朱熹、施德普、钱钟书等大师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是求学之人若拾人牙慧则难成己见，对于大师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谨呈已见望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 （清）崔述.《读风偶识》[M].学海出版社，1992再版.
[2] 昌渠选注.《魏晋南北朝诗选》[M].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194页.
[3] 元秀编选.《唐诗宋词三百首》[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5：110页.
[4] 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刊》[M].学苑出版社，2002：251页.
张念 著
商务印书馆
2014年2月版
“性别”与“国家”范畴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是热门课题，但如何运用其分析范畴，来考查中国妇女的现代性与国家现代性议题，目前在国内学术界还刚刚起步。本书深刻呈现了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在理论视野中铺展中国妇女走向自由的曲折历程。
近百年来，中国妇女的个体存在经历了从被忽略、扭曲、变形到正当伸张的坎坷历程。张念指出，“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以文化为突破口，正因为行动的发生是在私人领域的自我身上――传统政治中没有公私界限，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儿女们的出走撼动的不是王权，而是那个千人一面的道德权威，权威的位置尽管空了，但位置还在，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出走”，贯穿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大部分历程。张念认为，“基于差异原则而诞生的现代性话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开放的政治动力结构”。“新女性”的出现起初缺乏内在动力，往往因家庭更多是“开明”的父母对国内形势衰弱的悲观判断，比较对象则是那些破国门鱼贯而入的“洋人”。起初，父母对“出走”的儿女只是定位于张之洞笔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所以，“新女性”一开始更像只是外在的标志即“西洋化”。
差异化是孕育社会矛盾的沃土，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往往在聚集中升级为政治角力乃至流血式革命。“新女性”在中西差异化中破茧而出，但当她们重新回到故土时，原来的“西洋化”外在标志不可避免地向文化以外的各个纵深拓展。在中西对比的种种差异化碰撞下，“新女性”与父母、家庭乃至社会的矛盾迅速升温。当然，首先挑战的是家族内部的道德体系，比如对“三从四德”传统观念的反抗，对自由婚姻的渴盼。总之，一旦选择从家庭中“出走”，“新女性”便很难再度回到原来僵化的族群关系中。
传统族群关系本身是封建王权社会的自然延伸，这种现实决定通过“出走”获得新知识新观念的“新女性”必难以臣服于原来的环境，挑战也就在所难免。当“新女性”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改变传统族群道德现状时，“继续出走”便成了可能的选择。
就近百年来的女性解放历程来看，“新女性”原本只是希望清除“一种与自由相关的空间化的身体标记――闺阁，获得最基本的行动自由”。但传统族群道德现实严重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虽然一些父母“开明”，但这种放开不足以满足“新女性”的空间诉求，于是，“新女性”对差异化的认识转向了两大方面：一是在改造家庭的幻想破灭后，被迫“出走”并自组家庭；二是“继续出走”，通过脱离家庭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争取自由空间。
与西方女性地位的改变常常源自外部赋权不同，融入社会后的“新女性”很快被弱化了“性别”，成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阶级。然而，无论走向哪条道路，越是反抗现实的“新女性”越可能成为另一个角色，即“铁姑娘”。这种“铁姑娘”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之称有着明显区别。“铁姑娘”表面上是对女性刚烈的概括，实际暗指其正在滑向“男性化”。这种“男性化”并非源自生理上的变化，而是对家庭妇女角色的逐渐远离，对社会上由男性传统主导岗位的强势侵入，隐约中，还能察觉到男权社会的某些不适。
靠频繁“出走”跳出原来的生存环境，这本身折射出中国女性权利伸张道路的曲折，毕竟“出走”的代价足够昂贵。就是从现实境遇看，一个“铁姑娘”辈出的时代，实际也意味着“出人头地”的女性不得不褪掉更多属于“她”的私密生活角色。而这真就是我们久久渴盼的彼岸吗？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美】史景迁 著 温洽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这本书写的是1620年代到1950年代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包括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职业革命家。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初则引入天体运行理论，终则让中国人见识到空战战术与原子科学。他们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
沈从文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版
本书收录了文学家沈从文的“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40多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摸着良心过河》
椿桦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1、安徒生被誉为“童话之王”。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童话作家。代表作有《小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他的文学生涯始于1822年的编写剧本。进入大学后，创作日趋成熟。
2、曾发表游记和歌舞喜剧，出版诗集和诗剧。1835年出版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为他赢得国际声誉，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各地发行和出版。
（来源：文章屋网 ）
一
在笔者看来，出版社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机构，以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教科书、期刊为天职，更是出版人干预社会、表达诉求、树立社会形象的利器。1912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出版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和沈继芳等发现商机之后，谋求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爆发后，思想保守，具有保皇情结的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断定“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可是善于审时度势的陆费逵却集资2.5万元，与戴克敦、陈寅等人日夜兼程编辑拥护共和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把握时代脉搏的教科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将商务印书馆甩在身后。因此，香港学者蔡思行指出：“中华书局的成立，正切合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需要适合共和政体新型教科书的历史大势”[1]。斯言极是，如果没有陆费逵等人对政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华丽登场。
除了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之外，中华书局的掌舵人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杂志出版，打造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轻骑兵和先锋队。陆费逵观察到“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而杂志在知识的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担负着与教科书并不完全相同的使命，特别是对不在校园中读书的社会大众而言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2]因此，中华书局成立不久，即于1912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界》。 1914年，又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等杂志。因为出版的这些杂志“销路尚佳，评论颇好”，所以在当年的12月，陆费逵于中华书局第五次股东会上报告未来的营业方针时，明确指出“除教科书外，希望较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可以看出，此时的陆费逵已把教科书、字书和杂志作为中华书局重点出版物。次年，中华书局又创办《大中华》杂志，邀请梁启超出任主笔，以3年为限。加之同年创办的《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书局推出了“杂志”。对于中华书局面向各界读者进行杂志编辑、发行业务的布局，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儿童、学生、妇女等近代社会各个重要议题的作为，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赵雨乐认为实乃“从最广泛的读者阶层，推拓至适切于中国的改革方案”[3]，有利于启蒙社会大众。
中华书局所创造的这种同时出版书籍与期刊的“书刊文化”，究竟在哪方面有别于报社兼办杂志及杂志社独自出刊的“报刊文化”呢？主编周佳荣指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发展与书店同时编印杂志是息息相关的，书店期刊对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传、推广和促销的作用，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书店投寄和撰写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计成书，编印单行本，成为另一种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书店借着创办杂志的关系，与众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而密切的关系，编辑们在物色著书人选时，更是如鱼得水、知所取舍，[4]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又有益于图书与期刊的互动，形成某种优势，从而更好地生产知识、传播文化。
在近代中国，书籍、杂志兼具了“商品”和“文化” 双重性格，对引进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至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扮演主导者角色。[5]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营出版社，但对于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也有所兼顾。这同样与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及其同仁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舒新城所言：“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6]对于他们做好文化精神产品供社会大众阅读消费，借以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显然，中华书局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参与着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然而在以往撰写机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颇为倚重机构本身所保存的档案资料、年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数据统计等等“客观”的文字资料，而以机构中的“人”作为撰写机构历史的主体对象，在已有的书写中并不多见。针对这种情况，蔡思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倚靠机构档案资料来勾画机构发展的历史，固然能客观并正确解答“何事”的问题，却没有解答“何人”的问题，机构历史的可读性将会有所减低。[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蔡思行以中华书局的掌舵人陆费逵为主线，利用陆费逵的笔墨、和中华书局共事的编辑、作者及员工的回忆文字，再加上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为旁证，撰写中华书局从创办至兴盛、从“民六危机”到二三十年代再到抗战前后的发展历史。这样的叙事模式和观察视角，强调“人”在历史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华书局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危与机、对员工之情、对国家之义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彭淑敏和曾汉棠的两篇文章，分别围绕陆费逵所著《教育文存》和《修身讲义》，探讨其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修道养德思想等议题，有助于深化对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历史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文化企业中，家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也很突出。丁洁就围绕常州人与中华书局这一主题展开了叙述，并通过展现中华书局出版人、辞典部部长、《辞海》主编沈颐，中华书局常务董事吴镜渊和印刷所副所长唐鸵三位常州籍人士在中华书局创办、危机和发展中的努力和贡献，揭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与常州人的关系。
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史中，香港分局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同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梁伟基通过发掘《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有关港局的记载，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局的基本情况，包括港局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关系，文化界、政界与港局的往来情况、港局的出版事务等，将不少重要的人物和片段呈现出来，为未来港局研究奠定基础。
在中华书局，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也不论是整个出版机构的发展脉络，还是图书、教科书、杂志的出版取向、价值观念，往往都受到其掌舵人的深刻影响。因而对相关人物做出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透彻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诸多方面。[8]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且坚信如果能够对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互动多予关注和集中探讨的话，该书乃至新闻出版研究成果都将跃上一个新层面。
三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勃兴与新媒体的出现，使出版物成为了思想家、文人、政客、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文化界、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9]出版人借由编辑、出版、发行等一系列活动，与作者、读者进行互动，并满足着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和期待。大量的思想主张、生活哲学、文化观念等凭借不同的文化载体传播开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知识系谱、社会文化的样貌。知识本身不断地被文化生产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并传播开去，成为公共知识和社会文化。
教科书被视为近代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体和主要途径，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特别大。然而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因为编者受到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建构的知识又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场域，编著者去取资料的观点，也反映一个时代风貌，因此研究教科书表述的内容，不独注意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要注意教科书内文本记载的时代面貌。“其中针对妇女儿童的教科书，更是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甚为关注的课题。”[10]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区志坚从《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入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在字里行间发现教科书的编者意欲塑造女“国民”形象的努力。他还通过对女性身份的解读，探讨传统、观念和知识的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区志坚将教科书中的课文与传统的女子教材进行对比，以解答新的文化生产对时代话语的回应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传统观念的现代化表达等问题。对比的结果是，《国文》内谈及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子形象，蕴涵着对传统女子读物内“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重新解读，认为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是由于两性“生理关系”与性格所致，“是把男子和女子分为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责任”[11]，不仅要求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有中外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商业知识、公共卫生及政治体制的知识系谱，还要承担起料理家务和奉献国家的双重工作，成为“融合国粹欧化”的“国民”和为家为国的“共和国国民”。他指出，《国文》建构的女子形象，既有传统道德观念在民初得以保存的一面，又兼具帝国瓦解的新形势下，对于重建女性社会形象的急迫需求，既复杂，又含混，认为传统与启蒙不是违背，而是相辅相成。区志坚还大胆地提醒读者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作一番亲身体验：若身处晚清至民国“转型时代”的中国，国家朝向现代性的发展，这种时回传统，时向“进步”的情况，可能才是一个真实知识界的面貌。[12]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侯励英对《中华妇女界》杂志的研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妇女界》是一份以女子为主要读者的生活消闲式刊物，内容涉及教育、婚姻、就业、家事等内容，其中不乏有关生活品位、文学消遣、奇闻趣事等迎合女性读者口味的文章。但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却隐含在里面，即“透过文章的刊载和渲染，以及女性读者的响应，双方产生互动的关系，共同就女子政治、教育、就业、国事、权利等论题抒发意见，逐步凝聚了女性的力量。”[13]作者发现，《中华妇女界》致力于培育女子心智，所关注的是女子“为女”“为妻”和“为母”的角色，最终目的是让女子一来可以“修身”，二来能够“齐家”，独立自存，既不是家庭的负累，也不是社会的包袱。该杂志呼吁打破传统男女不公的现象，但也质疑女子平权的能力，认为必须考虑“男女固有特性及分业之原理”，而男女不需“强同”于一。它关注女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推动女子面向社会，但也宣扬女子须以家庭为重，强调她们为妻为母的天职。
由此观之，该杂志的编者所重视的依然是女子的家庭角色，讴歌的还是“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观及其典范。因此说，它只是对传统的一些女子典范诸如“忠贞”“孝敬”“克勤”“俭朴”等加以沉淀和重塑。[14]然而，它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即对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达及其背后隐藏的意义值得关注。实际上，编者是冀望通过既有性别制度，通过男性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劝导，塑造以传统女子典范为蓝本的“新”女性，这在近代社会性别关系调整中似乎是进中有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退”也正是历史进程中难以跨越的地方。这也再次证明，在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中，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很难一下子挣脱传统的捆绑，即便是在新式出版机构中，也还在传播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文化。
四
出版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文化在经历近代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挑战和抉择。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和“传统”、如何“融合国粹欧化”摆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人的面前。出版人不仅掌握了知识、文化承传与创新的载体，而且自觉或并不自觉地充当了知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和工具，将自己写进历史。出版社通过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各种实践活动，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参与缔造了中国人的知识系谱、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勃兴，主导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革命，变革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模式，亦改变了编者、作者、读者和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借助出版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知识生产之于时代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及其独有的魅力。
注释
[1]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35页。
[2]陆费逵：《宣言书》，《大中华》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3]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4]周佳荣：《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书店期刊”的风行》，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6页。
[5]同注[2]。
[6]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7]参见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页。
[8]参见丁洁：《中华书局研究述评》，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9]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10]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11]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页。
[12]同上，第179页。
1、首先，废后将军分旧版和新版。
2、旧版：男主慕容炎是皇子，喜欢的女人被太子夺取了。男主小时后捡到了和狼群一起生活的女主，并把女主带到男主的秘密训练基地，女主成人后留在男主左右，为男主打江山，是个很有威望的将军，战无不胜，同时也是男主的XXOO对象，后男主自立为帝，男主迫于压力给了女主后印。男主把太子干掉后接回喜欢的女人，并册封为皇后。其后男主因为各种小事偏袒皇后侮辱女主，动不动把女主关天牢，还为了皇后，在女主怀孕期间把女主送到敌国受辱一个月，导致女主从此无法受孕，后面想把女主留在后宫，又在XXOO的时候把女主的手亲手折断，导致女主再也无法舞刀射箭，后面还因为偏袒皇后，任皇后把用蛇塞入女主的身体，导致女主从此再也吃不下东西，男主终于急了，但是女主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坚持不下去了。最后女主终于被男主虐死了，男主在女主坟前默默的哭。
暂且不说男主到底有多渣。主要男主是自幼喜欢皇后，后来又因为自己练了烽火连环箭第十层，灭情绝爱而不自知，跟吃了陨丹的一样。男主根据自己以往的认知，认定自己喜欢的是皇后，实际上早已爱上女主，还为她一夜白发，但却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自己的心意，也是个可怜人。
3、新版：故事大有扩充，人物性格不一样，但旧版的那些虐待女主的情节都有。故事的后面，女主终于不爱男主了，并且还秘密的下慢性毒药把男主毒死了。
4、那么问题来了，旧版和新版，男主分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女主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喜欢女主的，男主对皇后有没有爱过，如果爱过，那男主是更爱女主还是皇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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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制一个真人公仔。现在做这种生意的很多，甚至购物网站上也有，提供女朋友的照片，卖家能够根据照片模样给你做一个陶瓷的、金属的真人雕塑出来，形态各异，惟妙惟肖。雕塑有写实版的也有Q版的，看你喜欢，也可以做成双人情侣的。这样的礼物你女朋友恐怕还没有收到过了，她一定会认为你特上心、特用心，而且这样的东西放在女朋友的书桌上，可以时时提醒你的存在，更加离不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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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盆植物。这盆植物得是你从野外挖来的，形状比较好看的，四季常青的，这样才能显出你的真诚，才值得女朋友去浇灌，每天浇着浇着，感情也越浇越深了。推荐挖几个野肉肉，挖的时候记得留照片，作为证据，而且野肉肉不容易死，可以常年养在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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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女性报纸的新闻之路
提出女性新闻概念，寻求理论指导到目前为止，《都市女报》是除了《中国妇女报》（周六报）之外唯一的一份女性日报类报纸，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她和全国其他几家女性周报的差别。与《今日女报》、《现代女报》、《新女报》、《当代女报》和刚刚创刊的吉林的《时尚女报》相比，表面上看，仅仅是出版周期的差别，但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她几乎是迥异于这几家同类报纸的办报模式和成长道路。
无庸质疑，是日报就是新闻纸，就要有新闻。《都市女报》创刊之初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是新闻竞争日渐激烈的综合类晚报和都市报，另一方面我们对适合女性阅读的新闻内容和操作方式一无所知。
别人不清楚，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开始尝试着给女性新闻下定义：以女性和女性高度关注的事物为主体的新闻。
顾名思义，女性报纸的读者应该天然地定位于女性读者群体。我们称之为女性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满足女性群体的新闻阅读需求为归宿；以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关注的事物为新闻采集的原则。于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概念的引导下以及它的延伸意义上开始了我们的新闻探索。
坚持女性视角做出特色感觉首先，定位的差异必然表现为报纸结构形态的差异。《都市女报》在报纸版面上一直是按照新闻、生活专刊、文化副刊三大类进行划分的。下面以报纸封面为例，具体说明一下《都市女报》和其他报纸的不同。《都市女报》最突出的不同表现为封面的不同，我们以大幅女性形象照片加上精彩导读。与其他也是以大照片为主的女性周报和女性杂志不一样的是，除了影视歌模女明星占了一定的比例外，我们将大量的其他女性人物纳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封面人物的选择标准是：以能够弘扬女性形象为原则，新闻性和视觉美感兼顾。这样，除明星外，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武警、女性创业人物、女学生、女医生、时尚人物等女性人物就都成了封面的选择，这使得我们的封面以鲜明的特色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也和综合类报纸自然而然地有了本质的区别。
以女性是否关注和关注程度为标准处理日常新闻与封面相比，日常新闻的处理难度要大得多。《都市女报》从创刊以来，新闻版面的数量差不多一直保持在1/3左右。我们首先确立了办报方针：“以女性的视角报道新闻，以家庭的视角关注社会，全力满足都市女性的生活服务需求。”就新闻而言，我们又对女性视角作出了初步的界定，即“关注女性，关注女性关注的事物，关注日常热点新闻中女性关注的某些方面”。凡是涉及女性的，凡是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凡是女性可能关心的，都进入了我们的编辑视野。
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策出台，我们首先考虑到它对女性的生活和情感有什么影响，考虑它对孩子和家庭有哪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方面对女性的影响最大或者更大，女性更关心哪几个方面甚至哪一两个点，然后我们再进行针对性地处理。即使对国际热点新闻，我们也渐渐找到了比较对路的解决办法。比如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编辑部经过商讨，迅速确定了报道策略，确定了“以关注战争中妇女与儿童命运”的具体方针，报纸的特色明显突显出来。再一个例子就是前不久的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张的报道，我们考虑到女性读者的关注点在于带孩子去玩、花多少钱上，于是我们直接把儿童票价做到了主题里，把稿件放在重要位置上突出处理，这就和综合类报纸有了明显区别，受到读者的好评。
在对本地新闻的处理上同样如此。比如，2004年的奥运会报道。我们专门成立了奥运报道小组，策划了“奥运千里家访”，对山东籍选手的家庭分赛前赛中赛后进行连续报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另外，我们还在有限的人员编制中设立了机动记者，负责本地策划选题和外地采访。在外地采访方面，几年来，对中国十大女性经济人物评选、中国国际时装周、大连服装节、上海国际服装节、亚洲女性论坛、美丽经济――中国女企业家论坛等活动，为本地女性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动态时尚资讯和女性时尚人物、女性经济人物的专访，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发挥专刊优势 提供服务需求
近几年，综合类报纸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新闻上面，逐渐减少了专刊版面的设置。这正好给女性报纸腾出了发展的空间。
在生活专刊方面。我们将版面分门别类，时尚与实用并重，将专刊分为女性职场、健身健康、家庭生活、服装化妆几大门类，通过精细化、有效性地信息服务满足读者。比如旅游版，经过对男女需求差别的思考，我们认为对女性而言，在山与水之间，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之间，在单纯的观光游和观光购物游之间，女性往往更容易倾向后者。那我们的旅游版就侧重女性的需要做文章，差别和特色自然也就出来了。
在副刊方面，我们还更多的考虑到了女性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全国很多报纸都有的倾诉版，一般都是一周一个版左右，而我们经过几年的办报实践和读者市场调查发现，在女性读者中，倾诉版的阅读率一直居高不下。于是，我们的倾诉版面也从当初的一周一个版扩充到现在的一天一个版。
此外，我们还设置了散文、小品文、女性心灵地理、书吧、女性语录、女子主义和爱情诗歌专版。这方面，无论是和综合类报纸相比还是和女性周报相比，《都市女报》的文化类副刊版面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大的。在我们最近的一次大型读者调查中，这些版面大部分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好评。
在专刊副刊的版面优势方面，我们还经常根据如母亲节、三八节、护士节、教师节等不同的节日，周密策划利用版面优势推出策划特刊，这些都不是综合服务类报纸的能够轻易做到的。
承担女性媒介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