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5:1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齐家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遗存，年代与中原地区夏文化相当，约在公元前2183年～前1748年间。1923年至1924年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齐家文化分布以甘肃省兰州市一带为中心，东至陕西渭水上游，西至青海湟水流域，北至宁夏和内蒙古。目前，随着更多测年数据的公布及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界倾向于将齐家文化作为与夏王朝共存的周边文化来认识，这就打破了以往把它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在新的国家文明背景下，重新研究齐家文化玉器就有了新的意义。
目前，经调查发现的遗址计约1450余处，统计发现的玉器的地点近50个，出土玉、石器3500余件组。谢端琚先生曾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中将齐家文化各遗址划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考察各地玉器出土情况发现，笔者也认为齐家文化玉器传统在整个甘青地区是极具差异性的。
一、东区类型
这一类型齐家文化主要指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地区，分布在渭河上游、泾河流域以及白龙江流等地。出土玉器包括生产工具及礼仪器，如琮、璜及由璜组成的围圈等，仪仗类的玉钺仅见于此区；弦纹玉琮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齐家玉器精品也多出于东区；选材以软玉类玉材为主。东区齐家文化主要继承由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受到了西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影响。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店河墓地发现绿松石饰1件。原州河川乡上台村征集三璜连缀围圈1件，发现玉铲1件。隆德县页河子遗址文化层内发现玉锛1件，灰坑内发现玉1件，另有1件玉璧出土位置不明。西吉县白崖乡征集玉琮1件。
甘肃灵台县桥村遗址发现玉锛1件。师赵村遗址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软玉质琮1件，璧1件，文化层中出土软玉质玉环2件，璜10件。临渊磨沟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2颗，滑石珠2颗。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墓葬内发现石璧2件。此外，平凉静宁县后柳沟村、李店村、晨光梁；灵台县大王、上梁三村；庄浪县良邑乡、水洛镇、南坪乡、阳川乡等。出土玉器近百件，种类包括玉璧、琮、环、璜、箍形器、铲、凿、钺等。庆阳华池县乔川乡、五蛟乡、玉嘴子乡及镇原县大塬村等，但多数玉器为采集品或征集品。种类有玉璧、环、锛、凿、钺等。
二、中区类型
中、西两区文化面貌接近于马家窑文化。中区主要指甘肃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出土玉器以珠管等小型装饰品较为常见，同时璧、环类玉器也发现较多，还包括少量生产工具及璜和琮的礼器，选材多绿松石、石质等一类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永靖张家嘴遗址文化层中均发现绿松石珠3颗。大何庄墓葬出土绿松石珠20件，玛瑙珠2件。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出土于墓葬绿松石珠40余件，石璧1件；文化层出土石璧1件，另有石璧3件位置不明。新庄坪遗址采集到石璧9件均为圆形，中间有穿孔。最大者直径19、厚0.6厘米。最小者直径4.3、厚0.4厘米。其中一件为半成品，周边呈不规则方形，未经磨制，直径22厘米。绿松石珠169粒。多呈不规则的圆柱形，个别的为扁圆形，中间有穿孔。兰州青岗岔遗址房址内发现绿松石饰4件。榆中县征集璧、环、腕饰、铲等，定西内管营、三十里铺、渭源县七圣村、会宁县老鸦沟村、牛门洞遗址、团结乡高泉村。出土玉璧、环、璜、琮、铲、刀、管等60余件。
三、西区类型
西区主要指甘肃西部及青海东部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流域。玉器以璧为主，珠管一类的小型玉器仍然数量庞大，而璜、琮等器物少见。选材以玉质为主，仍有绿松石等假玉材料。玉器出土情况如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墓葬中出土绿松石珠数枚、玉斧及石璧。第四次发掘中发现有24座墓随葬玉、石璧，少者1件，最多83件，一般都放置在髋骨及腰部上下，也有和小石子堆放在一起的，个别的在胸部、肘部、头下和手的部位。有20座墓随葬绿色或白色的小石子和粗玉石片，小石子一般都和陶器堆放在一起，个别的在头部上方和手旁堆放的，粗玉石片一般垫在骨架的肩、腰部之下。小石子大部分是粗玉和大理石料，都是经过人工打击的，粗玉石片一般都有截锯的痕迹，是制作石璧剩下的废料。海藏寺玉石作坊发现玉璧37件，镯1件，工具类玉器8件，玉料161件。古浪县朵家梁遗址发现璧、斧等。峡口遗址发现玉刀。新鲜公社四队发现玉斧。安西潘家庄墓葬中出土绿松石块1件。
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366座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发现玉锛1件（1325号齐家文化中期），石壁1件（1046齐家文化晚期），软玉制玉璧1件（980号齐家文化晚期），玉斧1件（264号齐家文化晚期），绿松石饰34件。互助土族自治州总寨遗址墓葬中发现玉斧1件，玛瑙珠及绿松石珠若干。大通黄家寨遗址墓葬内发现玉纺轮1件。孙家寨墓葬出土四孔玉刀1件。西宁沈那遗址发现玉璧、绿松石饰、玉凿、玉锛等。喇家遗址内采集到玉锛、玉刀各1件，玉斧2件，玉璧2件；房址内出土玉璧3件，玉料2件；墓葬中出土具有礼器性质的玉璧4件，玉环1件，玉锛1件，玉管2件，玉片1件，玉凿1件，玉料1件，玉璧芯2件。尖扎县直岗拉卡遗址发现绿松石饰若干。
结语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齐家文化玉器多以玉质、大理石质、绿松石等为治玉原料，形制包括装饰用坠饰、珠、环、璜等；工具类斧、刀等；礼器性质的璧、琮、钺等。具体看来，东区类型多出精品，以琮、围圈等为代表；中区为马家窑文化腹地，绿松石等装饰品较为发达；西区类型公布的发掘资料较为充分，在数量上占多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民和喇家遗址、宗日同德遗址等都是大宗玉器出土地点，出土玉器以璧类为代表。
由此可知，璧类器物无疑是齐家文化玉器代表，但观察崇“璧”的习俗在各个遗址内却又有不同的表现。以武威皇娘娘台及民和喇家遗址为例：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经四次发掘，墓葬内共出土玉石璧近300件，多置放人骨架胸腹部，这与同时期陶寺遗址内玉璧多做臂饰、腕饰的使用传统是大不相同的，却与良渚文化大墓内列璧习俗有相似之处。石璧多采用近玉质的绿色石料精工而成。每座墓葬中玉石璧的出土数量从一件到八十余件不等，男女长幼均可拥有，只能观察到财富占有的多寡，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所以推测此处崇璧习俗极有可能是崇“币”的表现。
但是，同处西部分布区的大型环壕聚落遗存―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内出土的玉璧就具有一定的宗教祭祀性质。于编号为F4的宗教或集会性质建筑的东壁北段，一处二次重砌的凸出墙面下，发现平铺玉璧2件，玉璧外侧各有玉石1件，盛于敛口瓮中的玉璧1件。此处墙面本为白灰面，后又均匀涂有一层黑色涂层，玉璧、玉料和石矛均集中放于黑色壁面旁。又于人工堆筑覆斗状祭祀土台顶部发现男性仰身直肢葬木棺墓一座，编号M17。遗址内其余墓葬大体都朝向M17，尤显墓主人身份尊贵。全墓共计出土玉器15件，另有1件猪下领骨放置在棺外左侧。于套口的填土中出土6件玉器，包括三璜合璧、锛、玉料、璧芯、三角形玉片和小璧芯各l件，摆放位置讲究。长方形竖穴墓口的填土中发现三璜合璧及璧芯各1件。墓主身上还有7件玉器，包括璧2件、管2件、环1件、纺轮（或为小璧）1件，均堆置在头颈部，另在右侧足端发现凿1件。
综上所述，极具差异的齐家文化玉器展现了其融合东部中原文化与西北文化的独特发展模式，形成了发达的装饰用玉传统、统一的崇璧传统以及与东方文化息息相关的琮、璜、钺等一类礼玉传统。高度发达的玉文化在所谓的“玉器时代”可谓大放异彩，对蜀地三星堆文化及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胡晓军：《尖扎县直岗拉卡乡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0》，1996年。
[3]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宁小桥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1993、1994》。
2007年11月在广东东莞召开的首届中国民间齐家文化研讨会上，展示了上百件传世齐家文化玉器。这些玉器有着独特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其中多数被与会专家、藏家所认可。它们从一个侧面说明传世齐家文化玉器存在的事实。
另一方面，传世齐家文化玉器中有很多赝品也是客观存在。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在大量地、甚至疯狂地制作着齐家文化玉器赝品。这些赝品由甘、青和河南等地的收荒匠带入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地的文物市场，其中大部分被藏家所购藏，也被一些专家所认可。笔者在成都一个收荒匠居住的旅馆内一次就见到近200件齐家文化玉器赝品，所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批赝品有玉琮、玉璧、多孔玉刀、玉璋等。其共同特征是：大多数玉质比较差；多数镶嵌了绿松石；有的器表用化学物质进行了处理，还抛了光，妄图造出包浆效果玉琮有的还雕刻有兽面纹等。大量的齐家文化玉器赝品出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赝品已被一些藏家所收藏，一些被专家所认可。
最近认真拜读了《收藏》2008年1期戴应新先生《又见齐家文化玉器》一文，特别是仔细观看了所附29张照片后，有些不成熟的看法与戴先生商榷。
首先说穿孔。齐家文化玉器多有独特的穿孔，真器穿孔均为一面钻的马蹄孔，比较规整，孔壁打磨光滑(一些用作明器的玉器上的孔比较粗糙)，有的留有不规则的旋痕，但陈旧感与器表一致。图2这件两孔玉刀，背上大小相同的双孔就是一面钻的马蹄孔。再加左右两侧齿牙、熟旧光润的皮壳，都说明它是具有齐家文化玉器特征的一件真品玉刀。而戴先生文中如图8、9、10、13、17、21、22、23等所示齐家文化玉壁、玉刀、玉璋均为直孔，不符合齐家文化玉器的典型特征，应存疑。
再说皮壳包浆。齐家文化地处西北高原，由于良好的埋藏环境，虽然玉器在地下埋藏数千年，其玉质大多数仍然较好，其皮壳包浆饱满润泽，且有宝光，手感也极佳。图3这件带柄白玉戈，长19厘米，宽14厘米，厚0.3厘米，青白玉，质地坚致，皮壳熟旧，包浆丰厚温润，手感细腻，黑、褐红、淡绿、鸡骨白沁上具有宝光。其皮壳包浆具有齐家文化玉器的基本特征。而戴先生文中所示图8、9、10、13、17、23、24、26等器物器表干涩、灰暗，没有光泽，看不出齐家文化玉器应具有的带古旧气息包浆的存在。
第三说沁色。沁色是古玉的基本特征之一。齐家文化玉器沁色十分丰富。和田青玉方琮，高7厘米，宽10厘米，广穿、阔口、直角、平面。玉质坚致、润泽，内外壁打磨光滑，褐红色沁或深或浅沁入肌理，过渡自然，层次分明，一面还沁成牛毛纹和藻叶状纹。绺裂自然，有浆化物沉积。局部破损处有陈旧感，形成包浆。而戴先生文中所示图1 3、19、21、24等器物，沁色死板，不自然，没有明显的色差过渡，给人以发木而看不透的感觉。
第四说器形。齐家文化玉器的器形比较丰富，且庄重雅致。图5这件齐家文化裤叉形双孔戚，长22.5厘米，宽18.5厘米，厚0.5厘米，玉质细滑光润，顶部一小马蹄孔，中间一大孔，两侧齿牙，大孔下有切割槽，黑褐色沁，一侧轻，一侧重，过渡自然。器形独特且典雅，是一件具有齐家文化玉器特征的器物。而戴先生文中图10、22、23等器物出现鸟兽头，有画蛇添足之嫌，类似者笔者曾在另一个收荒匠的赝品中有所发现。
最后说器物镶嵌绿松石的问题。据了解，齐家文化玉器中确有镶嵌绿松石的，但为数甚少。而造赝者为了迎合藏家的心理，在仿制的玉器上大量镶嵌绿松石(多数为人造绿松石)，妄图卖个好价钱。如本文图1所示，图片中器物几乎都镶嵌有绿松石。有的在器物正面，有的则代替鸟的眼睛。这些绿松石十分鲜明，没有自然蚀痕，有的从粘接处用针可挑出现代胶质。戴先生文中几件带绿松石器物，绿松石十分鲜亮，有的呈圆形凸起，如图9，间距也十分随意。古人视镶嵌绿松石器物十分神圣，因此制作十分严谨，与此大相径庭。
现在造假者手段先进，且引入高科技手段，因此赝品有的可以乱真，其玉连一些专家也时有打眼。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真假齐家文化玉器，要想不上当，就要在练内功上下功夫，藏家和专家都不例外。不但要熟悉真品，还须多看赝品，两相比较，进行分析。只要将真品赝品都看透，就绝不会上当了。
摘要：齐家文化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玉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考古理论界的重视。本文试从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典型器物分析及实际用途上对其做出一定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得出齐家玉琮来源、用途有其独特性。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用途
甘肃一直被视作中国彩陶文化的故乡，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甘肃出现了大量的彩陶而在同时期晚期的齐家文化中的玉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齐家文化玉器的重要性。齐家文化是继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玉器之后出现于黄河上游一带的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其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大致在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阿拉善左旗的范围。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文化。而玉琮作为我国古玉系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器型一直被研究者们所重视。不仅因为琮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在文明时期却又很早地消失，更因为琮的奇特形制，和其原始含义及功用。齐家玉器中的玉琮器型与特点又与常见的良渚玉琮差异很大，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齐家玉琮的形态特征
琮是外方内圆中通的方柱体，圆管两端突起于方廓的部分被称作“射”。而方廓有方有圆；柱体有的低矮单节，有的高而分多节；玉面有的雕有纹饰，有的遍体素面。与人们熟知的良渚玉琮不同，齐家玉琮多为低矮单节且无纹饰而全身素面。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如在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静宁七宝”中的四件玉琮。1984年治平乡后柳沟村民挖出了一个齐家文化祭祀坑，从中出土了三璧四琮。其中四琮高12.8-16.7厘米，宽7.2-8.3厘米，质地近和田青绿玉，均外呈方柱体，内穿对钻圆孔，两端突射，射口平齐而圆。中部凸出四棱，棱角磨圆，浮雕四组蚕节纹。1996年，杨伯达先生在甘肃省境内进行国家一级文物鉴定过程中，在静宁县博物馆看了齐家玉器三璧四琮后，万分激动地说它们是“齐家文化最优秀的玉琮和玉璧”，并把这批玉器称为“静宁齐家七宝”。
二、浅析齐家玉琮的来源
在之前对于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的论述中人们很多认为齐家玉琮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是新石器时代玉琮发现最多、器型种类最多的文化类型，考古工作者的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笔者以为从齐家文化玉琮自身的差异上就不能把所有齐家文化玉琮的来源一概而论。毕竟如果说到良渚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其时间上还是太过漫长。而与良渚文化不同，与齐家文化时间上跨度不大的龙山文化更有可能是齐家文化玉琮的主要来源。
编号 高度（厘米） 出土地 特征
1 3.4-3.5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遗址 浅黄绿色、素面
2 3.7 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 黄绿色青玉，通体表面打磨光滑
3 2 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 黄绿色青玉，制作较粗糙
4 8.8 甘肃省临洮县 一般呈青色，一半为浅赭色，磨制精致
5 4.1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清溪村 青色，光素无纹
6 5.6 甘肃省临洮县李家坪 青玉质、光素无纹
7 3.2 甘肃省定西市团结乡高家村 黄绿色玉、抛磨光润
8 14.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色、器体打磨精致
9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绿色，器体打磨精致
10 16.7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湖绿色，器体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11 12.8 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 青玉质，打磨精致，光素无纹
从上表可以看出，收录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的几种齐家玉琮是有差异的。在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四件玉琮与其他玉琮在形制上有极大的差别，这四件玉琮高度全部超过十厘米且在器体表面的做工上明显精细许多。从玉琮高度来看，这几件玉琮更像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其表面的纹饰又与良渚的玉琮又是大相径庭。
左图是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出土的典型齐家玉琮，右图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II区22号墓出土的陶寺文化玉琮。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受龙山文化影响巨大的陶寺文化玉琮，在其形制、高度、素面特征甚至玉质等方面同大概几百年后在甘肃齐家文化中出现的玉琮十分相似。从出土情况来看，龙山文化玉琮与齐家文化玉琮多为低矮型。说明当时的制玉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良渚文化中常见到的高且多节的玉琮并不多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齐家文化玉琮应该是更多受到与他时间间隔不远的龙山文化影响。如上所述，典型的齐家玉琮并非高且多节的玉琮，那么在后柳沟村发现的这四件玉琮的来源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了。
左图是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齐家玉琮，右图是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32号墓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两个玉琮整体的形制上可以看出是相似的。作为窖藏器物的“静宁七宝”是否在时间上比其他齐家玉器更晚，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作为西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齐家文化的时间延续到距今3500年并且直接影响到了先周、先秦的文化。我们还是从大量发现玉琮的良渚文化来看，早期的良渚文化玉琮都是低矮型，后来逐渐出现分节、加高的趋势。齐家文化玉琮应该也经历的相同的发展期，生产力的发展与制玉水平的提高积极地影响了齐家玉琮的制作水平，最终才会出现诸如后柳沟村出土的高、多节玉琮。
三、齐家玉琮的用途
与龙山文化同时期的齐家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是一个对后世有着巨大影响的时期。而玉琮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玉琮是神器：玉琮源于原始崇拜，玉踪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中介， 它体现了以神崇拜为核心的神权，拥有琮就代表神权。玉琮的拥有者凭借神的力量建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威严， 支配人间的生死和财富。玉是巫献给神的礼品， 巫是神的意志体现者。因此玉又是神在人间的代表。这种崇拜来自原始思维，不过人的要素已经开始侵入，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形体来塑造神。这种自然力量的人性化正是原始宗教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二）玉琮是礼器：玉琮由神器成为礼器正是中华文明由神权时代走向王权时代的体现。作为六器之一， 玉琮最重要的作用是礼地。六器祭祀天、地、四方之神。在玉种、色彩和器形方面， 规定非常明确和严格。《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六瑞是周王朝正式建力的国家典章制度。六瑞标志官职高低。据《周礼考工记》记载，从的大小规格与其主人地位相配称，可知为古代礼仪之器。《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 至此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玉琮的功能变化正是随着这一时期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对齐家文化玉琮来源的判断有一定的复杂性，从其典型器物来看在其形制特征与龙山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甘肃省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出土的几件玉器在时间上很有可能大大晚于其他齐家玉琮。而处在国家文明形成时期的齐家玉琮其用途也正经历着由神器到礼器的转变，这种用途上的转变也许正是齐家玉琮器型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谢晓燕：《齐家文化玉器研究》，中国知网，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5月.
[2]祝中熹：《玉琮浅说》，中国知网，2002年11月第一版.
[3]杨伯达：《中国古代三大玉板（版）块论》，《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00期，
[4]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第八卷、第十五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5]李晓斌、张旺海：《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研究》，陇右文博， 2009年2月第一版.
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星罗棋布，出土玉器的时间没有东北地区、东南地区早，数量相对也少，但占有天时地利，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华远古文明、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黄河流域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主要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玉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玉器、陶寺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等。
仰韶文化玉器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是黄河中游地区发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正如“仰韶”一词。让人们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华夏文明曙光。
经过近百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近千处，可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别重要的有半坡、庙底沟、西王村、王湾、大河村、后岗、大司空等文化类型。目前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玉器，比较集中于庙底沟文化类型时期，也有学者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从时间上讲，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也就是说。黄河中游地区要到仰韶文化晚期才出现数量较多的玉器，并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
目前仰韶文化发现玉器的墓葬遗址，有大河村、龙岗寺、清凉寺等。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器，有玉刀、玉璜、玉环等。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器有玉刀、条形玉斧、T形玉笄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已清理墓葬300多座。墓葬中出土遗物最多的是玉器，玉器数量1至12件不等，主要品种有玉璧、玉环、玉刀、玉钺等，既有装饰玉，也有礼仪玉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套玉器组合系统。玉器装饰以素面为主，基本不见阴刻、镂空等装饰纹样。但玉器上的穿孔技艺比较成熟，已掌握了一面钻孔的方法。
出土的部分仰韶文化玉器。使用河南南阳独山玉琢磨，再一次说明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部分来源于就近取材。
大汶口文化玉器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比较重要的还有太汶口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是以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交界的一处典型遗址命名的。经过大量遗址和墓葬考古发掘得知，大汶口文化中心区域在鲁南与苏北地区。并影响到豫东、皖北、苏南地区。大汶口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象牙骨器，玉器也是其重要特色，山东大汶口、胶县三里河，江苏新沂花厅等遗址墓葬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玉器。
大汶口文化玉器主要品种有玉琮、玉钺、条形玉斧、玉笄、玉环、玉镯、玉锥形器、玉坠，以及可用于器物表面装饰的几何形玉片等。从这些大汶口文化玉器中，大致反映出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玉器虽不少，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类型组合；二是玉器种类相对单一。以玉斧最具特点，琢磨工艺也最精致；三是成串的装饰玉比较多见。有的玉串饰由数十件形态不一的小玉饰构成，显得庄重而又华贵；四是大汶口文化玉器较多地受到良渚文化玉器、仰韶文化玉器的影响，锥形玉器明显源自良渚文化，长条形玉斧明显与仰韶文化有关。当然，玉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不是单向的，是相互交叉的。
大汶口文化玉器与仰韶文化玉器一样，造型以几何形为主，表面漱饰仍以抛光为主，基本不见阴刻花纹和镂空图像，反映出这一时间这一地区玉器工艺的特点。
龙山文化玉器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仔。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地域最广、文化内涵最为复杂丰富的一支文化。从历史年代排序，龙山文化下限有的与夏代文化相衔接，有的相当于夏代文化。龙山文化因1928年最先在山东省章丘龙山镇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因分布地域较广，为了区别不同地区的文化类型。考古界习惯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尼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陶寺文化，通称为龙山时代文化。规模不小的城址，发达的陶器，精英的玉石骨牙器，是龙山文化成就的重要见证。玉器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连接新石器时代玉文化与青铜时代玉文化的重要环节，在中国玉文化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山东龙山文化承袭大汶口文化琢玉传统，数量，种类以及琢磨工艺均有较大程度的增加与提高，近年在胶县三里河、五莲丹土、临胸西朱封、泗水尹家城、海阳司马台等遗址，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玉器，主要种类有玉琮、玉牙璧、玉圭、玉牙璋、玉钺、玉刀、玉冠饰等，其中玉牙璋、玉牙壁、镂空玉簪、兽面纹玉圭等是龙山文化玉器精华。
河南龙山文化发现了许多城址。但玉器在众多文化遗物中所占比重较低，见有玉凿、玉锛、玉斧等工具形礼仪玉。
陕西龙山文化出土了较多的玉器，目前主要发现于陕北和关中地区，特别是神木石峁和新华、延安芦山峁等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玉器，主要玉器品种有玉琮、玉璧、玉牙璋、玉刀、玉圭等。玉刀、玉牙璋形体巨大，陇县王马嘴遗址出土的一件五孔大玉刀，宽大厚重，侧刃长77.5厘米。陕西龙山文化玉器以素面为主，一些带图像装饰的玉器，可能受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影响较多。如芦山峁出土的玉琮，不仅纹样装饰在四边角上，还上下分组，是良渚文化中心区域外出土的兽面纹玉琮中最接近良渚文化玉琮装饰风格的。芦山峁遗址出土的一件七孔玉刀，一侧扉棱为东夷式戴帽女子的侧面形象，对此类雕刻纹样的传世玉器的鉴定极有参考价值。
总之，龙山文化玉器种类很多。主要有玉斧、玉刀、玉凿，玉戈、玉牙璧、玉牙璋、玉圭等，一些玉器可当工具用，更多的是礼仪用玉。新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多见的装饰玉器相对较少。龙山文化玉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玉器上出现了比良渚文化更为规范的兽面纹和更为复杂的人面纹，表明兽面纹形成在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级阶段，同时也表明新石器时代玉器装饰图像对青铜器装饰主题产生的重大影响。
陶寺文化玉器
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流域龙山时代规模最大、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一处典型遗址，是一种既有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共有特征，又不同于河南、陕西地区龙山文化的遗存。由于陶寺遗址规模巨大，文化遗存丰富，加上有可能是远古中国尧时代的都城，因此不再作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而单独命名为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命名的陶寺文化，是黄河中游龙山文化中高度发展、富有特色的一支文化，主要分布在晋西南部的汾河流域。
陶寺文化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居址，窑址、观象台以及陶器、石器、骨器、漆木器等，并且富有特色，工艺水平较高，许多器物具有礼器性质，龙纹陶盘等引人注目。
陶寺文化玉器工艺比较发达。主要作为随葬品出现，已发现有200多座墓葬随葬玉石器，占墓葬总数比例较高，已出土玉器近千件。玉器种类比较集中，成形成器的玉器比例较高，表明陶寺文化玉器工艺的进步与成熟。主要玉器种类有玉钺、玉璧、玉琮、玉圭、玉刀、玉簪等。
陶寺文化玉器。有的与其他地区的龙山文化玉器接近，但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陶寺文化玉琮，以矮、扁方形玉琮为主，扃方形玉琮是其特色；同时也有饰纹玉琮，纹样装饰在玉琮的四角。中间还有间隔花纹的“天柱”，与良渚文化玉琮纹样布局方式相同，但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纹样上的兽面纹。陶寺文化的玉钺较为别致，形体扁长，磨制精细，一器多孔，孔单面钻琢而成，有的玉钺孔壁部位还留有钻下来的孔芯玉料。可以复原在孔口，合缝严密，说明陶寺文化玉器单面钻孔技术掌握得非常好，磨损很小。陶寺文化出土的尖首玉圭，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中是几乎不见的，反映出陶寺文化特别的礼仪制度。反映礼仪制度的陶寺文化玉器，还有组合玉骨簪。一般由一件骨簪、数件玉坠饰件、数十枚绿松石片穿系胶合而成，常出土于墓主颅骨上方，应是陶寺显贵使用的高规格玉饰件。陶寺文化的联璜玉璧，也是玉璧形式之一，与齐家文化同类玉器的关系以及异同还有待探索。陶寺文化出土的牛首形玉饰、出扉棱的成对简化兽形玉璜，孕育着新的玉文化因素。
齐家文化玉器
齐家文化在考古学上虽归入新石器时代，但已出现了简易的铜器，相当于金石并用时代，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因1924年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沿岸阶地上。
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文化内涵，是齐家文化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齐家文化玉器主要为生产工具和礼器。出土的玉铲、玉锛、玉凿等可使用的工具，均采用了硬度较高的玉料，制作精致，器型规矩，通体磨光。齐家文化出土的玉刀，形体很大，有的长度超过60厘米，刃部出锋，但基本没有使用痕迹。应具有礼器的性质。同样具有礼器性质的齐家文化玉器。还有数量众多的玉琮与玉璧，这一点与良渚文化玉器类型与组合十分接近，但在玉器造型与工艺特征上，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齐家文化玉琮均为外方内圆形。大小有高矮的区别；大部分玉琮外侧四面没有装饰纹样，少数玉琮饰有弦纹。目前还没有见到良渚文化玉琮形式的阴刻、浮凸兽面纹。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品种最多的还是玉石壁。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墓葬多出玉石璧，一墓少则一件，多则达数十件。48号墓出土玉石璧83件，除与祭礼有关，还可能与葬礼有关。齐家文化玉璧形体较大。比较厚实，器形不甚圆规，器壁厚薄不匀。有的玉璧表面带有切割时留下的一道弦纹。使璧分为厚薄两半，有学者认为是有意为之，与日月崇拜有关。齐家文化还有部分礼仪装饰玉，主要有玉璜、玉环、玉坠等。联璜玉璧是齐家文化玉器特色之一，与璧、璜均有联系，可能有比较深的含义。
在甘肃武威海藏寺公园、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地。发现了较多的齐家文化玉料、半成品，残片、碎屑以及琢磨工具等，表明齐家文化玉器是就地加工生产的。齐家文化的玉料大部分来自本文化区域的“昆仑玉”、“祁连山玉”等，也有一些玉器使用新疆“和田玉”。从齐家文化玉器造型、类别、装饰以及玉料、琢磨工艺等综合考虑，大部分学者认为齐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较为密切，而与良渚文化仅有间接关系。
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随着“珠三角”地区的不断开发，淹没在地下数千年的南国文化正日益显示出来。通过珠江流域大量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表明“珠三角”地区早在远古时期就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创造出了不同于内地的地域文化，包括玉石文化。考古发现的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主要为石峡文化玉器。
石峡文化玉器
石峡文化玉器主要发现于广东曲江县马坝石峡遗址，同时在珠江流域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表明这是一支具有区域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石峡文化玉器已发现数百件，主要品种有玉琮、玉璧。玉钺、玉镯、玉环、玉玦、玉笄、玉璜、玉管坠、玉珠等，从使用功能上可分为礼仪玉器，装饰玉器。
石峡文化玉器面貌较为复杂，从材质。形态、纹样装饰等综合考察，既有石峡文化自身的特点，又有许多外来文化的因素。石峡遗址出土的32件玉石钺，扁长条形，束腰状，与良渚文化玉石钺明显不同，具有自身特色。大多数墓葬一墓出土玉石钺1件，个别墓葬出土五六件玉石钺。石峡文化已发现玉琮10件，形态、装饰与良渚文化玉琮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大部分不是良渚文化玉琮，更类似江淮地区出土的良渚式玉琮，说明两支文化的交流可能是间接进行的。在石峡文化出土的10余件玉玦中，有3件玉块外缘带突棱装饰。这种带附饰的玉块，不见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而大量见于台湾卑南文化。表明这两支原始文化可能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交流。
自然区域的珠江流域，还包括港澳地区。据考古学家发掘研究，香港屯门西部海岸的涌浪遗址出土的大型薄体玉石斧钺，明显与石峡遗址出土器相似，表明石峡文化的影响所及。澳门黑沙遗址曾发掘出大批玉石芯、石片、石核、砺石、水晶残块、玉石残环等，表明这里原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器加工作坊，同时也表明港澳地区同样有悠久的玉石文化。
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对于玉器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不仅大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众多，台湾宝岛也有大量宝玉出产。使用玉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
卑南文化玉器
早在2005年，蒋正华副委员长就富于预见性地指出承担经济、社会、环境三重责任“代表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并阐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儒家传统。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下一代经济(即后现代经济)与上一代经济(即现代经济)的价值观，具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新青年要具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当仁不让地承担树立新价值观的使命。
在新的价值观中，责任观具有核心重要性。互联网使价值观从集中模式变为多元模式，相应的责任观，也从集中模式变为分布模式。责任的去中心化，不意味着不负责任，相反，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正如后现代思想家鲍曼指出的那样：“权力所辅佐的普遍行为模式和绝对事物的消亡，使行为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加深刻，确切地说，更加重要。随着集中立法的烟雾的消散和权力回归当事人，这种选择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伴随而来的是责任。”
我们生活在一个选择的时代，“如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鲍曼语)。网络自由意味着个性化选择，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一对一追到个体的责任。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工业时代的责任观正在破产，人不为委托人负责、代表者不为老百姓负责，成为常态化现象。他律性的监管是靠不住的，我们相信自律性的选择。我们要向这个不对我们负责任的世界响亮提出：当没有人为我们负总责的时候，我们就是责任。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可以从五千年文明智慧中，从互联网的未来发展中，回到未来，寻找新的责任根据。儒家学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委托人自己为核心、以被代表者自己为核心的责任体系。它的责任逻辑是从我做起，由己及人，“修身，齐家，治家，平天下”，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互联网(INTER的NET)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按照“仁”(INTER，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原则建立的社会网络系统，对互联网来说，责任内生于网络。当美国华尔街的责任逻辑破产的时候，让我们用后现代价值观重阐儒家传统，让中国文化代表最先锋、最前卫的价值观。
我们相信，面向未来的责任观，可以是后现念与儒家传统的结合。
1、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一条是修身，即从我做起。
如果选择意味着自由，那么自由就意味着责任。修身要求通过承担责任而获得自由。华尔街的责任逻辑是，把每个人当作坏人，对坏人加强监管。儒家的逻辑是，每个人先要成为好人；再把好人放进网络之中，发扬其负责任的一面。儒家的逻辑因为实现责任所需的交易费用低，而更具价值观上的适者生存能力。把儒家加以后现代化。主要是补充互联网先进生产力的因素。
互联网的修身有两个面，一是道德(对自己，对节点)，一是伦理(对他人，对网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个人修身的原则。个人必须正确处理节点与网络的责任关系。独善其身，是个人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不能脱离社会网络对待自己在节点上的责任。用鲍曼的思想解释孔子，就是当选择权明显地交给了道德个人自己的策略去决定时，伴随而来的是责任。兼济天下，是个人哪怕在节点这种多元离散的状态，也不能忘记对于整个网络的义务。
对于违背社会责任的人，网络要让他“内外兼修”。举个例子，一个小骗子想骗银行贷款。阿里巴巴的做法是，让同一个村的三个小骗子一起去骗，规定如果一个骗，让另外两个还。每个小骗子架不住另外两个利益相关的小骗子的监督，这样三个骗子就同时从良了。推而广之，网络征信系统，让人们像同一个村的人一样，互相知根知底，用连带责任保证个人责任。责任连带，这是网络责任的特殊优势，相当于造成了人们普遍的重复博弈关系，从而降低了形成信任这种共同知识的成本。
同样让个人承担责任，上帝作为一个监管系统，最大的弱点，是怕不信上帝的人(如华尔街经理人之流)；而社会网络既不怕相信它的人，也不怕不信它的人。儒家劝人行善，但也不惧恶人。所以儒家社会网络型的个人责任观更适合互联网上的后现代责任条件。
2、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二条是齐家，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古代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而不是企业。所以齐家对应的是今天的治理企业。只不过齐家相比华尔街的传统工业化企业治理模式，多了一重后现代意味，即SOHO治理模式(别称“网商生态系统”)。因为中国农民5000年来一直SOHO(在家办公)，因此齐家可以成为华尔街烟消云散之后那些后现代在家办公企业(如网店)的最前卫管理方式。齐家责任观与华尔街企业责任观最大的区别是，齐家责任观是“经济一社会”一体型责任观，而华尔街责任观将企业和社会对立起来。
齐家的原意是使家族成员能够齐心协力、和睦共存。这种后现代“经济一社会”一体型责任观，强调生产与生活一体(如顾客与公民的一体化、在家办公中情与理的融合)、企业与环境一体(如阿里巴巴的网商生态系统)、经济与社会一体(如蒋正华所举安徽儒商的社会责任)、企业与文化一体(如电子商务中的诚信文化)。
最能体现齐家原意的，是阿里巴巴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其网商生态系统颇有齐家中“和睦共存”古风。齐家的关键(也是同华尔街理念的主要区别)是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模式，而不是像华尔街经理人那样，职业外慈善捐款，职业内坑蒙拐骗。
阿里巴巴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应内生于企业的商业模式，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对企业不是负担，每一家企业都可以找到自身与社会责任的结合点。人人都有社会责任，在网络化的便捷环境下，人人也都有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这代表着网络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最高水平，与养猪、慈善等外在的社会责任行为(当然也是好的)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企业，身子人了财富500强，却未毕符合未来500强的标准。GDP上做大了，社会责任却没跟上。例如近日一家500强企业，就因对黄色以及欺诈信息监管不力，被新闻联播点名。虽然它一天能挣3亿利润，但对社会这个大“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如果这个企业能按齐家的原则，顾顾大“家”，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好。放眼全球，迪拜泡沫的破灭，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一味追求利润，不顾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早晚要穿帮、破灭。
齐家没有任何慈善的含义在里边，齐心协力、和睦共存是为家本身好，而不是施舍行善。
3、面向未来的责任观的第三条是治国，即良好治理
“清明”、“年糕”、“剪纸”，这些已经作为文化传统的符号深深印记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具体节气的来历、传统工艺的精妙技法，还有那些民俗说法，都在渐渐远离现代生活。即刻的满足感，快速成事的需求，在导致人们焦虑的同时，也让人失去了对于完美细节追求的耐心，从而阻断了我们与传统文化精髓对话的桥梁。
任祥希望搭建起这样一座桥梁，缘起也非常简单：这几年春节，任祥和其先生姚仁喜都会从台湾飞到美国看望在那边留学的三个孩子。在美国过中国年，总少几分年味。在孩子的宿舍煎煎年糕、玩玩麻将，去唐人街的馆子打打牙祭，已是最隆重的做派。不知什么时候，台湾人过年打电话的第一句话是“你在不在台湾？”原本欢聚团圆、拜访亲友的新年成了街上最冷清的日子。
小时候过元宵节，任祥最渴望的动物灯笼车。有一年，邻居有个独生女拉一只黄色毛茸茸的兔子灯笼车，
让街坊的女孩子们艳羡了好久。但后来，她在市面上却到处找不着以前纸糊的灯笼，满街只见俗不可耐用电池点亮灯泡的塑料灯笼，造型也变成日本的“Hello Kitty”。
“年味淡了。这个时代太快速，很多传统没有了，很是可惜。”任祥告诉《环球企业家》。于是，她把中国人过
年的各种习俗：守岁、发红包、放鞭炮、舞龙舞狮、贴春联、贴年画、贴剪纸、做佛跳墙、做年糕，还有麻将的玩法，详细记载在她的新书《传家》的“岁时节庆”篇中。
饮食文化在书里占了很大的篇幅，分别以主食、文化食物与零食三种方式介绍，提供了分类方法，视觉效果，家传食谱，民间食补和常用的中医药膳。中国的服饰、戏剧、礼物设计、花艺蕴含着中国人尊贵的文化血液。而中国人的宗教、教育方式、术数命理与生活礼节传递了先人的经历与智慧。“齐家心语”是这套书的骨架。身为母亲，与儿女的教育对话；身为儿女，与上一代的感恩对话；身为妻子，与先生的爱情对话，这些都凝结着不同年代的长辈们面对苦难时的勇气与智慧。难怪白先勇赞叹，任祥这套背负文化薪传功能的巨作是传统文化的美的百科全书。
对话：
为什么会编写这本书？
书的缘起在2005年。那是我送大女儿读大学的途中，母女俩驾车从旧金山开到休斯敦。一路上，在女儿要离开自己独自生活的那天，自己不停急切唠叨的竟是古老的三从四德的话题，跟母亲当年告诫自己的一样。四天三夜的路程，我竟然没有说完。回到台湾，我寻思给女儿寄些材料过去，却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文章书籍。于是，我做了一个的决定：自己编一套可以传家的书留给孩子们。
我看着孩子有莫名其妙的焦虑。儿女离开家了，进入一个成人西方社会。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想跟他们多讲一点话。他们这一代人喜欢的是好莱坞，有个名牌包包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定义的成功是一夜成名式的。小时候，我看到的长辈们不是很有钱，但却受到朋友们的尊敬。父母给我讲，他们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是值得尊的。我的戏曲篇里写了“忠、孝、仁、爱、才、德、容、情”，这才是我们推崇的偶像。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失业率”，老祖先推崇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面对事业挫折，中国人有的是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坚韧和雄心。
你对中国家庭核心价值的理解是什么？
中国人一向以和为尊，一个家庭气氛要和乐融洽，有了和乐才有通畅的沟通。在我这套书里面，有个篇幅叫“齐家心语”。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齐家治国，要把家里做好是很重要的。“齐家”两个字是说家里每个人的哲学思维，思考事情的方式，接受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这本书，你是以女儿、妻子和母亲三个角色和家人对话，你是怎么理解这三个角色的？
这本书是个对话的过程。一个女人和上下左右对话，儿女们对父母亲要孝顺，现在孩子知道孝，不知道顺。生活中有很多对立，时代的代沟，这些需要无限的智慧去抹平。
而夫妻之间是恩爱的关系。有个“恩”就能够维持一个家庭。恩惠，感恩，不要计较别人怎么对你，还是先问自己对人家够不够好，中国人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婚前寻寻觅觅，一旦结了婚，不可以说，一再想自己没有得到满足，自己因为失落感而想解除婚姻关系。外国人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不强调“恩”字，只想自己的满足，没有中国人夫妻生活哲学智慧。
你跟孩子很难谈大道理。那刚好，我们家有只狗叫贾宝玉，我就用很幽默的手法写出来，中西方文化，各有短长。我这套书重点在讲我们的好。只希望孩子们在读了这套书后，在生活中能多有一个选择，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轴心。看看“齐家心语”里写的处世态度，至少不会错太多。
书摘：
舞龙
到了唐宋，舞龙已经是逢年过节常见的节目。舞龙因为发展已久，随地域衍生许多形式。台湾多属于“南龙”，以竹木架构而成，龙身较长、较重，讲究气势；通常最短也有十公尺长，最长超过百公尺都有；每一条龙的节与节之间，相聚至少三公尺，才易于挥动，但龙节都是单数，再与龙珠算在一起，才是象征吉祥的双数。台湾以超过三十一节就成为巨龙。舞龙由一人另外手持“龙珠”引导，称作“抢龙珠”，具有祈福和赐财的意义；持龙身者，则由舞龙头的人带领；不论龙身多少节，每人动作必须协调一致，才能舞出龙的形意。
京剧
在人物的造型设计上，京剧最特别的是以假发片贴在脸颊，同时以勒头把眼角吊高，用以修饰脸型。生角还要戴胡子，称为髯口。京剧的化妆称为“胭脂化妆”，务求角色的妩媚与俊美，而且还利用脸谱的画法，以揉、勾、抹之法突出角色的个性表情。“行头”是京剧服装的总成，有蟒、靠、帔、褶、盔帽、靴鞋以及所有的服饰配件……
咸汤圆
台湾的咸汤圆，包的内馅是猪绞肉，汤头以大骨熬制而成，配上炒香的蒜、葱、香菇丝、茼蒿菜，最后还要洒上现磨的胡椒，香气四溢，让人垂涎。另有一款内地的吃法是，以姜末与切碎的韭菜叉烧同炒，拌入
盐、糖，再加入猪油渣和炸过的碎花生，把这些馅料包入糯米皮中煮熟后，放入老母鸡熬的鸡汤，再加上虾米，香润无比。上海的蟹粉汤圆，内馅是选用肥美的蟹黄、蟹肉与猪肉混合，鲜美至极。四川的心肺汤圆，内馅系以冬菜、豆腐干丁，先用猪油炒过，汤头则有卤过的猪心、猪肺，吃的时候再加葱花、蒜末、花椒粉、辣椒等，口味比较重。
保养
保养的方法，我则将慈禧太后的保养方子整理出来，让我们看看在那个年代，操弄掌权而又能活到七八十岁的女人，传说中的满头乌发、牙齿不落与皮肤细致的原因。这些有机的美发美颜香身瘦身配方为：令发不落方（榧子三个、核桃二个、侧柏叶一两）、活血化瘀洗头（甘一钱五分、薄荷一钱五分、防风二钱、银花二钱、香白芷二钱、川椒七分、石膏三钱、生羌活一钱）、消脂玲珑浴（虾夷葱、泡竹叶、麻黄、荷叶各六钱）……
【关键词】儒家文化；"内圣外王"；"三纲八目"；"慎独"；干部内在修为；启示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与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儒、释、道三家融合，在这其中，自汉代以来，历来居于正统地位的首推儒家文化。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还广泛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孔子推崇备至。1772年，在英国出版的《世界历史名人录》中，孔子名列榜首。1844年，美国著名学者爱默生称"孔子是中华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齐聚巴黎，在《巴黎宣言》中写道："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在全球已开办的360多个孔子学院和500多个孔子课堂，是又一个最有力的明证。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早已内化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可以说，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它不仅崇尚道德，同时还关注和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因此我们谈从政道德，论干部内在修为，就可以也应当从儒家文化中去吸取精华及养分。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为例，这一思想就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有机统一。"内圣"指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指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做到"内圣"才能开出"外王"。"内圣外王"的统一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孔子时代，并没有明确提出"内圣外王"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由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庄子所提出的，但因为其思想内涵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儒家就吸纳了这一术语，并且丰富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学说。
"内圣外王"中这一理论，可以说是无不谈道德，也无不谈政治。儒家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当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他强调的是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的自我修行，换句话说，就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呢？在儒家看来，《大学》中所讲的"三纲八目"是实现"内圣外王"的指导思想和重要途径。
《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治理国家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大学》在开篇就提出了"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所谓"在亲民"，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所谓"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儒家伦理道德的至善境界。这就是三纲，它既是《大学》的纲领，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之所在。
由"三纲"又开出"八目"，"八目"既是实现"三纲"的具体步骤，同时也是实现"内圣外王"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八目"就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及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是"外王之业"。在这里我主要谈谈有关"内圣"的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格物致知。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就是"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从而总结为理性知识。"格物致知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的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要践行格物致知，就必须在做决策之前，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多做调研，学会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充分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查找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疏漏，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针对性，从而更加有效地为群众服务。
第二，诚意正心。关于诚意正心，《大学》中写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思是有真诚的心意才能端正心思。放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有责任心和担当，要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
第三，修身。在"八目"中，处于中心环节的是修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外部途径，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内在前提，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因此，修身是"八目"的中心环节。对于"修身"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修德，二是修智，儒家认为德才兼备才是修身的理想结果。在这里，修德又是修身的首要任务。修德是指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 三纲八条目 现代价值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影响和指导了几千年，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对此，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大师均作过深刻的阐述。尤其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而《大学》又集中体现在“三纲八条目”上。“三纲八条目”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通过“修身(身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治)两条途径具体实施的。
首先是“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这里主要是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修养。此外，结合“三纲”和孔孟等儒家大师这方面的有关论述，“修身”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其二，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其三，强调统治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其次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大学》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它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
第三是“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赞赏性格内向、城府深，反对旗帜鲜明，态度明朗，言辞锋利。“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之中，就成为人们评价管理和参与管理的一项重要标准。
二、儒家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以中国为发源地，以日本为直射点，以东亚为辐射面。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对日本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日本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同处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是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而传入。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所制定的《十六条宪法》，就明确把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发展到明治维新。在“二战”以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中更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经营管理思想，无论是直接用儒家的条款来表达，还是用其他的形式来反映，都不同程度地蕴函着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
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对新加坡企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新加坡由一个亚州落后的国家一举变成经济发达的国家，从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分析，主要与坚持了儒家价值观取向的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新加坡的企业文化注重“培养家庭价值核心观”。
第三，儒家管理对中国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文化对经营管理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日本、东亚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全面质量管理为例，它是我国曾经实行的一种管理方法则把市场调查、开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对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交货期、后期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的系统管理。它是系统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合理运用，促进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它与儒家文化的整体观有着惊人的类似，虽然前者远比后者精致的多，但二者有相似的出发点，都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着眼于大系统的协调运行。由于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中国经营管理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即管理的协和观。这种协和观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均衡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一致”。
三、正确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管理思想极其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是理论界探讨“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怎样待儒家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第一，辩证地看待儒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对经营管理的现代价值，体现在日本、东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但是，对企业管理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儒家宣传的“重商轻农”思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重道轻器”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言义不言利”思想不利于调动广大企业职工的内在驱动力等等。
【关键词】《大学》 修身 党员干部
修身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人生境界，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位列《四书》之一的《大学》主要构建了以“修身”为核心的道德修养思想体系，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大学》中以“修身”为核心的道德修养思想体系
《大学》认为人要以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意思是说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
《大学》把“修身之道”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论述出来，首先要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也就是三纲领，是说为政之道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做到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个是“修身”的方法途径，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就是要求人要认识、研究万事万物；致知就是达到对事物的完善的理解；诚意就是要诚实意念；正心就是要除去各种不安的情绪不为物欲所蔽，保持心灵的安静。这是修身的方式即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后三个是“修身”的目的，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进而才能治理好国家，最终达到天下太平。在这八条目中，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目的，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是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目标。
二、读《大学》、修己身
（一）要格物致知
明学家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说我们想要达到认识的极致，在于接触事物并极力探求其中的道理，要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核，事物的架构格式，从而建立对于追求本质、相信本质的重要性的认知，才能不被假象所迷惑，不被外表所迷惑，不被眼前利益所迷惑。要达到“格物致知”，就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在认知事物的道理之后开始在现实中践行此道理，即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要诚意
《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意思是说使意念真诚，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又说：“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真诚即说实话、办实事、做实诚人，是一个人必备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大学》中对如何“诚其意”，解释说：“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的试金石，古人将其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 “慎独”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操守，始终一丝不苟，在没有任何人在场、监督、觉察的前提下，仍谨慎地对待一切。
（三）要正心
修养自身的品性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一个人的内心受到忿激、恐惧、忧患、好乐等的影响会不得其正，内心一定有所诚求，才能不乱而正。
（1）正心。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内心端正是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只有做到胸怀宽广，内心无杂念、无贪欲、无私欲，言正、行正才能真正实现。不管什么人，只要心术不正，即使再足智多谋，能力再强，也终将难成大事。即便侥幸成事，也维持不了多久。
（2）正行。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从一定程度上说，行为的影响力要大于言语的表达。如果行事不端，即使再会说，再能说，最终也起不到任何实际效果。
（3）正气。“养浩然之气”，培养高尚的气节和独立的人格，能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堂堂正正，能坚持正义，崇尚道德，绝不向权贵低头，绝不向诱惑伸手，绝不为利益所迷。
（四）要齐家
不断“修身”的同时还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培养清正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忠义”“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等都是不错的“齐家”之略。的确，家人和睦，家风淳朴，善良正义，工作才能无后顾之忧，才不至于“后院起火”。所以维护家庭正义，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氛围。
（五）要恪守“e矩之道”
《大学》强调提高修养要恪守“e矩之道”的伦理原则，指以推己度人为标尺的人际关系处理法则，即内心公平中正，比喻要遵守道德的标准、原则和规范。《大学》认为：“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要时时事事处处发挥榜样示范作用。“e矩之道”还特别强调为人要方正、规矩，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制度约束自身的行为。
这不就是雪地靴么？
中国史前就有雪地靴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靴子，种种，不可尽言。一般来说，那都是男子的装备，更多的是军士们的行头。不过稍稍寻觅，也还是可以发现女子的足上，出现过那温暖柔软的靴子。
李白诗《对酒》，说那吴姬十五“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杜牧诗《留赠》，是写给的，“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黄庭坚词《西江月》，也是写的，“转眄惊翻长袖，低徊细踏红靴”。
唐宋时代的女靴，就这样悄悄隐形在诗人们的眼里。古代中国的女人靴，自然也不仅只风行唐宋。因为汉唐女子多着长裙，在图画与雕塑上不易发现女靴影踪。倒是在楼兰出土的干尸，我们看到了女子双脚蹬着的皮靴，那模样与F代雪地靴，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战国的情形，可以洛阳金村出土的驯鸟铜像为例，一个小女子双手各执一棒，棒头立鸟，她的脚上穿的正是矮筒靴子。
其实这靴子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史前。前面提到陈列在展柜里的陶靴，靴面和靴筒上还有彩绘，属于辛店文化，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是史前遗物。在甘肃玉门的火烧沟遗址，还见到一件彩陶双耳罐，陶罐的底部做成穿着靴子的双脚模样，属四坝文化。在火烧沟遗址还见到一件陶人像，人像双手掐腰，脚上是一双大靴子，这样夸张地表现靴子，匠心独运。
年代更早的发现，还有属于齐家文化的双脚形陶罐。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辛店文化的靴子，应当是真正的雪地靴吧。西北寒季较长，风雪也大，靴子的发明与流行也很自然。那年代游牧业发达，羊皮也来得容易，做一双皮毛靴子，不会那么困难。
让人惊诧的是，这些史前的靴子，与现代雪地靴如出一辙，它们竟然是如此相似。千年的时尚，在此重现，让人好生慨叹。时尚有时就是突然刮起的复古风，你以为很新潮，其实是古风回潮呢。试想潮男潮女脚上出现的是齐家靴或是辛店靴，多了一种几千年的沧桑感觉，一定更好，一定会感受到来自古老年代的大派与风潮。
手套并非舶来品
古代藏脚有靴子，是御寒一宝；手的问题怎么办，大冬天的，手往哪儿藏呢？
其实，在有靴子后，至迟周汉时期又有了袜子，又称足衣（《说文》）。与这袜子同时出现的就有手套，将手藏人手套，手的御寒问题跟着也就解决了。
那个年代真有手套么？中国古代对手套的称呼又是什么？
在百度上一搜，知道曾经有人说手套是舶来品，中国古代貌似没有出现过手套，我们古代的衣服袖子都很长，手都藏在袖子中。清朝末年，外强入侵，带来了手套。
这一番道理，讲得还很充分，结论很武断，它与正宗的考证无关。还见有人撰文谈手套传人史，称手套“传人中国，仿而制之，至多300年”。以为中国古无手套，一个重要理由是文献上没有记载。可手套在古代未必就是用的这个称呼，那在文献上怎么能查出来呢？
不过，还有其他人注意到中国古代手套的起源探索，结论没有上面的说法这样悲观。
考古发现证实，古代中国在战国时代就有手套，湖北江陵藤店1号楚墓发掘出土有“越王朱勾自作用剑”的鸟书铭文越王剑，同时还发现有一双皮手套。皮手套长28.5厘米，五指分开，套口稍长，与现代手套的通常样式非常接近。这当然是那会儿贵族们所用的好东西，平民们也许还没有可能用它，至少是没有皮手套。
古代还有丝绢菱罗缝制的手套，长沙马王堆汉墓就有出土。墓中随葬的一件九子漆奁里，就装着三副手套。其中一副“朱色菱纹罗手套”，长26.5厘米，直筒露指头形，大拇指套分缝，掌面为朱红色菱纹罗，掌部上下两侧饰“千金绦”，绦上有篆书白文“千金”字样。
在新疆地区也曾出土东汉至晋代的织锦手套，如民丰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一副手套上还织有“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字样，长35.5厘米。它的形状与马王堆汉墓所见相似，四指合并，大拇指歧出，露出指头。
在马王堆汉墓中，由于墓中所有的随葬品都登记在简册上，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汉代人称手套为“尉”。尉，按《通俗文》说，“火斗曰尉”。火斗就是熨斗，这个尉就是熨，看到这个字就已经有温暖的感觉了。手套取名为尉，与这个火斗关联很大。
手套的名称，显然是晚近出现的。现代南方人俗称手套为“手笼”或“手笼子”，手笼这个名字明代就有。今贵州安顺屯堡明代移民后裔仍用手笼，这是600年前的风尚。手笼又指称一种筒状护手，或称手筒、暖手筒，双手对合筒中，可保暖，但不如手套那样便于执事。
现代使用的手套，有合指和分指式样的不同，也有露指与不露指的区别，这些式样都有不短于2000年的历史传统。
当然，手套的历史并不会只有这2000或3000年，今后应当还能发现更早的证据。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彩陶上，见到彩绘的手形，也许表现的就是手套。在寒冷的大西北，手套的发明年代不会太晚。
——国学馆培训学习心得
不知不觉，我在愛华国学馆已经工作两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是我以前从未接触到的。假如说我没有来到国学馆，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了解传统文化，不会接触到国学这方面。我能够学习到这些新知识，最应感谢的就是馆长，感谢她提供给我三次的学习机会，让我受益匪浅。
这是第一次学习在蓬莱大柳行的女德班。这是烟台首届女德班的课程。我有幸能够参加，并且还听到丁璇老师，傅冲老师和李志忠老师的课。他们都是传统文化的资深老师，听完他们的课，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丁璇老师讲的是《女子如何旺夫齐家》。何为旺夫齐家，就是说女人要在家里相夫教子，安分守己，细做家务，让丈夫无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旺夫齐家。主要的意思还是说作为女人要遵守女德，做一名本分的女子，柔情似水，懂得知足感恩，谦虚包容，像大地一样承载起万物。我可能做不到承载万物，但我会努力做到知足感恩。
傅冲老师讲的是《百善孝为先》。一个人若做不到孝，对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做不到孝敬他们，爱他们的话，又谈何别人呢。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一两个月不回家，不是不能回，而是不想回，回家之后要听父母唠叨还要受他们的管束，还不如自己在外面呢，所以就不想回。而听完傅冲老师讲的课，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行善，一个是行孝。我亏欠父母的太多了，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回家，回家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做家务，一点都不会觉得厌烦了。
这是在牟平的第二次为期九天的封闭式学习。刚到学校，义工老师就要求上交手机。当时我还想这是准备闷坏我啊。可是当我真正融入那种学习环境中的时候，就已经忘记手机忘记外面的世界了。我突然发现，原来没有手机，我也能够生活的特别开心啊。
在牟平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有四十多名家人的陪伴，让我觉得我在一个大家庭里一点都不孤单。感受到的就是快乐和幸福。我除了学习到老师传授的知识外，我还感受到集体的力量，感受到每一位义工老师无私的爱。义工老师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我们不要犯他们当初的错误。老师说千句万句，不如自己做一次。九天学习生活结束后，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格物".出现问题我不会再怨身边人了，我知道都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做的不够，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呢，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完善自己，放平心态，用智慧解决问题。
第三次学习是在国学馆里，馆长组织的两天两夜的内部培训学习。第一次观看《孔子》的电影，第一次在佛堂里静坐，第一次背诵《礼运大同篇》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我应该学习孔夫子钻研学问的严谨态度，以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素质，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在佛堂里跟所有老师一起静坐，闭上眼睛融入这种环境中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本文来自于范-文-先-生-网)只能感觉到血液从头到脚的流通，到每一个手指头，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了，脑海里没有让自己苦恼的事情，感觉什么都没有想，但又感觉特别的充实。这次学习之后，考评出的成绩不尽人意，我知道是自己偷懒的原因，我虽然明白了道理，但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没有力行，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通过学习我知道自己的学习方向了，知道了方向，我的下一步就是要做。不只要做，还要坚持做。可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我想通过努力完成，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我会努力坚持完成自己的目标。
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主题是“引进来”，未来20年扮演的角色将是“走出去”。中国人从清末的开始，已经尝试了100多年的“引进来”。其间，经历了革命、战争、割据与各种制度的尝试，最终在20世纪末“开放”战胜了“封闭”。21世纪，“走出去”将代表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产品、服务被世界所接纳，更广泛的意义是中国3000年的以儒教为核心的文化，在经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洗礼、融合之后，进一步纳入世界主流文明。完成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人精神家园才能真正更新换代，在信息工业的时代,完成也许是东西方文明史上的最大“融合”，而不是“亨延顿”所说的“冲突”。
如何“走出去”？如何面对世界上多种文化、价值观与行为、语言，找到东、西方共同之处，一起创造价值，消除隔阂，共享成功？作为中国21世纪企业家们，怎样把握这个新时代“趋势”，完成在信息工业中“走出去”这一使命？复杂的文明问题，多变的地缘政治，也许是历史与政治家的事情，但是从“趋势”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同时又最国际化的中国人企业，我看到了这个时代问题的一些端倪与答案。
一个在保龄球声中长大的梦想者，一个在美国人主导信息科技的留学生创业家，一个不断希望被父亲认可的“孩子”，一个在美国创立、美国日本两地上市的市值最高的安全软件公司，一个充满儒家传统的家庭，一个遍布全球的真正国际化企业，这一系列似乎无法关联的事情，都神奇地发生在一个人、三个人，一个企业创业、成长、成功的故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家创业的原始动力，我们看到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企业家成长的阵痛，遇到风暴时的挣扎与成功后的喜悦。也看到一个世界级企业与企业家必需的要素。
从“三个坚持”：“坚持创新技术、坚持国际化经营、坚持自我品牌”的企业理念，到明正最后总结的领导者在变革中要做到“登高一呼，以及沟通、授权”的要诀，到最后体会跨国经营中“君子合而不同”的儒家最高境界。明正与怡蓁的自传本的“趋势”描述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国人企业的成功故事，而似乎在揭示着企业家这个时代弄潮儿如何将几千年儒家文化在信息化时代“走出去”的历程。
《大学》里说：成为“圣人君子”要经过六个阶段：“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趋势”的故事也是这古人格言的再现。对防病毒软件的了解与认识达到了“格物致知”；对企业的文化、远景、价值的确定，是企业家“正心诚意”之果。今天的“趋势”，已不在是三个人创立的“家企业”，而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正在成为世界级的软件公司，在走向“平天下”的道路。这个传奇般的软件企业正在由“内圣”走向“外王”的过程中。我不知100年以后历史学家会如何描述未来20年“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复兴史，但我相信，如果他们像黄仁宇先生研究《万历十五年》一样取一个事例的话，张明正与他的“趋势”的故事，会是一个“走出去”时代的完美案例。
我最喜欢20多年前怡蓁为明正在美国宾洲理海大学“求知若渴”读书时拍的那张照片。黑白的，长长的头发，那专注与迷惘的眼神，是多少年轻创业者的缩影。
所有有着创业梦想的人们，所有要把握“走出去”的“趋势”的企业家们，读这本书，会帮助我们行未来千里路！
（本文作者为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美中科技交流委员会理事，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