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5:21
中国是一个节日较多的国家，但大概是源于几千年来农耕经济的深刻积淀和影响，使得中国的节日大多与吃有关。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到了年终最大的春节则是吃饺子。
2008年是中国又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调整年，分别把清明、端午、中秋等文化节日从工作日中“解放”了出来。使得全国人民可以大摇大摆地扩大内需增进消费。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第一个明确的端午节。一方面刚好赶上星期天，再加上又遇到了高考，一时间超市里粽子营销搞得如火如荼，诸如“龙粽（隆重）登场”、“状元高粽”之类的吉祥话充斥耳目，好不热闹。
但历史告诫我们，不能光“吃白食”啊，我们要“睹物思人”，沉痛缅怀当年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但我越来越感觉屈原的形象今天已经被泛政治化和泛工具化。其真正的历史原貌早已无从考证，只留下一段爱国主义的美名佳话供后世瞻仰。那么真实的屈原究竟是否如此？屈原的个人形象该如何评价？于是便有了我今天的这篇杂谈——《屈原个人形象公关的得与失》。我只想从公关角度来简要分析一下屈原的形象得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演化。
另一个角度解读“屈原之死”：
关于屈原的政治抱负、诗作才华、浪漫情怀，古往今来已多有传唱，我今天自不多言。但在过节之时，我们无疑要比平时更为关注这位核心历史人物。以下是我在网上无意搜到的著名学者朱大可分析的屈原之死真相，我略做了一些简单整理，感觉其推理也颇有道理——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约公元前339～约前278)。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提倡“美政”。但当楚国被秦国灭亡后，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跳汨罗江自杀了。
在传统的历史述说中，屈原被当作了国家伦理的英雄，也正因为如此，[九歌]和[楚辞]被视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不朽篇章。屈原的政治文学《离骚》，辗转复沓，怨艾悱恻，读之有心力交瘁之感。里面充斥着美人玉女、芳草佳人的意象。
但是，屈原真的是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者吗？事实真的如这段史料所记载的那样吗？非也！据朱大可考证，屈原并不是投江自尽的，而是他与楚怀王的老婆通奸，给怀王送了一顶“绿帽子”，所以才被追杀，其实他并不愿意死的。
郭沫若曾说：“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实是有些变态……读他的《离骚》、《湘夫人》等作品，不能说没有色情的动机在里面。”（郭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文1959年版）
从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此人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而其中的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怀沙”，即拥抱江底明净的沙土，表露作者自杀的心迹。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越，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
然而，《怀沙》的用词遣句与屈原的文章模式不大相符，很可能是伪作，目的是掩盖屈原被杀的真相。如果说“伪作”难以证实，不妨转看屈原笔下“湘夫人”、“少司命”、“云中君”等的女神形象，“屈原死于谋杀”确有丝迹可寻。
如此一来，以现代侦察学的立场看，屈原的死因就变得非常可疑。为什么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嫌疑，如他的政治仇敌令伊子兰、佞臣靳尚等等，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由于过分爱戴花花草草，身上整天佩带香茅，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花草，颇有龙阳癖之风，因而被猜疑为是个同性恋者，并与另一位年轻诗人宋玉有暧昧关系。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屈原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是当时的美男子，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更主要的是还被楚怀王纳为男宠。纵观屈的诗文多数是为情而造文，是中国个体诗人鼻祖，春风得意的屈原因此在诗歌中常常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进行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因为世风如此，所以人们并不以为出奇。
但这些推断终究缺乏充分的证据。他的情诗对象多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这无疑就是有力的反证，显示屈原所关切的仍然是与异性的交往。以《湘夫人》为例。这个屈原心中的至爱，年轻貌美，拥有很高的地位，因囿于道德礼教（已为人妇的“妇道”）而只能与屈原暗中在郊野幽会。代号“湘夫人”的女子，无疑在屈原的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对她产生了狂热的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活政治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这三项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除了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再没有人能“印证”湘夫人的贵妇风范。其实这也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楚怀王不可能连这么明显的双关语也不能“破译”，于是窥出屈郑二人的私通，遂把屈原流放到南方，让他与郑袖终生隔绝。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分歧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看《离骚》）。
更大的疑点是，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顷襄王即位不久，即传来屈原“自杀”的消息。顷襄王即位对屈原是天大的好事，可望重返京都掌权复职，为什么要自杀？惟一能解释的是，顷襄王是屈原和郑袖所生，一旦屈原回京，让顷襄王了解到自己的身世，谄害他的政敌们将面临灭顶之灾。刺杀屈原便是政敌们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当屈原乘坐龙舟疾驶于汨罗江时，遭遇刺客追杀；为掩盖真相，政客们伪造了《怀沙》，宣称是他的自杀遗书。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舟船夺路而逃。这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角逐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当时的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的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恰好也是另外一个遭到迫害的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着他的肉体，粽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于每年农历5月5日投粽于水，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至于“端午”之名，“端”即端正、澄清，“午”为“忤”的通假字，就是澄清谎言的意思。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在屈原被杀现场附近的山上，仅仅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十二座坟冢，大多高为五米，底部直径为八米，四周环植苍松扁柏，墓前都树立刻有“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字样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实在无法辨别，这就是所谓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则都是克隆之物。
民间传说称，此举是为了防人偷盗墓中珍宝，又说为了阻止秦军掘墓复仇，其理由听起来都相当牵强。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那就是要防止谋杀屈原的政敌前来掘坟毁尸。在发明了粽子龙舟仪式以传播真相的同时，民众还要精心制造伪墓来保存从水里打捞起的诗人遗骸。这是何等诡异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们证实了楚国政治的险恶以及人民的抗争智慧。
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当然，“屈原被杀”只是个假说，但历史的事实，许多都是从假说开始翻案的。何况屈夫子自沉汨罗，凭的也是对《怀沙》的解读而非实据。
张会亭独家分析：屈原个人形象公关的得与失
在上述分析中朱大可先生自圆其说，倒也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屈子”形象。现在，假定朱先生分析为真，或者说至少存在这种被“情杀”的可能。我们就不妨做这样的递进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来屈原形象能从偷情的政客演变成为爱国主义的美谈？这里就不得不指出其个人形象公关传播的得失了。
（一）屈原公关形象之“得”：
1、 爱国思想——这一点是首先要肯定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其政治形象和阶级立场。尤其是身处乱世，对自己的老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终却能成就自我。
2、 作品推广——孔子曰：“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正是因为屈原的《九歌》《离骚》《涉江》《怀沙》等传世诗作，才得以千古流传。犹如今天很多专家在网上开辟的专栏博客一样，能让更多的人快速知晓并奔走相告。试想如果他是一个文盲，则哪怕再有崇高的爱国思想也很难有完整的东西流传下来。
3、 观点独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方可入木三分，铭刻史册。试想在文字记录非常艰难的远古时代，若不是屈原能有独到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则很难被后世的各个朝代所传唱，所以自然也就逐渐销匿了。
4、 事件营销——屈原恰好死于夏历五月初五，日月同数，易懂易记。再想想一月一日（春节）、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古人很容易进行事件“结点”的归口记忆。无论是他故意选的日子还是偶然凑巧，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结点。
5、 故事传播——按中国古代“中原文明”和“农业经济”两大核心因素来推测，五月初五正是农民刚刚收割农作物的时令，此时各家各户都仓廪颇丰。再想想我在本文开篇所说的“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是吃的节日”的说法，就不难理解吃粽子为什么能快速传播了。因此，吃粽子（家有余粮）、赛龙舟（庆祝丰收）、挂艾草（夏季驱虫）等“中国古代农民在初夏时节生活的天然流露”表现被屈原之死巧妙进行印象叠加，并逐渐形成故事进行长期教育和强化传播，才得以在今天有此民俗。这正是传播的力量。将原本平淡的事件进行故事化编排之后进行高密度强化传播，这正是今天很多公关公司一直沿用的长项。
（二）屈原公关形象之“失”：
6、 自命清高——这一点是屈原最典型的性格弱点。其名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是其自命清高性格的最真实写照。把自己和“举世”直接进行对立，直接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好像就他一个能人，其他人统统都是混蛋。最终只能是毁了自己。
7、 得罪领导——屈原天天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楚怀王，却还在暗地里泡领导的爱妃郑袖。殊不知中国传统思想里最在意的就是“朋友妻，不可欺”，而屈原却恶搞成为“领导妻，不客气”。再加上跟领导政见不和，多有冲撞，所以被放逐乡野定是必然。
8、 树敌太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团结一部分、联合一部分、争取一部分，最后去攻打剩下的那一部分。但可怜的屈原同志却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打击对象。子兰、靳尚等皇上的重臣都跟他关系很僵。所以到了他一犯事，所有官员便群起而攻之，痛打落水狗。
9、 超级自恋——屈原在《离骚》中写道：“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意思是说“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让我的切云冠高高耸起，让我的佩饰长长垂地。内在芳香与外表光泽糅合，只有我光明的质量没有毁弃。”套用陈凯歌的名言就是：“人不能自恋到如此地步”。当他天天都在骨子里高高在上的时候，就注定了他在日常工作中不可能低调做人做事。
10、 风流成性——正如朱大可先生分析，屈原的性别认知和性取向都可能存在很大问题。一个大男人整天把自己搞的花枝招展，还天天写一些浮想联翩的诗去幻想着如何泡妞。用今天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他如果不是在泡妞，就是在意淫泡妞的路上。试想这样的话，其日常行为必定怪诞乖张，与大多数正常男人都明显不一样。所以难怪被很多人看不惯和排挤。
总结语：纪念屈原还不如捐助四川灾区来得实惠
因此，张会亭坚持认为，好端端的一个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社会农民在初夏时节的一种天然流露行为。这应该是今天最科学的一种理解方式。今天，我们延续并传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其实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对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一种回望和感怀。或者更简单一点来理解，大家就当成是国家调剂五一长假的举措来平淡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硬把这种天然流露行为和屈原的所谓感人故事拉扯到一起，只能是让大家过的更闹心、更沉重。到底是过节呢，还是开追悼会呢？到底是扩大内需呢，还是祭奠亡灵呢？我倒建议，与其有纪念屈原的这份相对虚幻的爱心，还不如好好工作，把更多的捐款和爱心都奉献给四川灾区的同胞们来得更为实惠。
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人民都体味到了“大善无言，大爱无疆”。但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四川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坚强乐观和幽默自信。仔细品读许三多的那句耐人寻味的名言，对灾区同胞来讲可能会更有同感：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而做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好好活着。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宜昌！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来湖北是看四人，也就是诗人（屈原）、美人（王昭君）、野人（神农架野人）和死人（荆州博物馆的西汉软体男尸）。而在我们美丽的宜昌就有三人旅游线，也就是诗人、美人和野人。由此可见，宜昌是湖北的精华，今天我们将要去游览的就是精华中的精华——诗人和美人的故乡，也就是屈原故里和昭君故里——秭归。
趁现在还没到目的地，我先对你们简要的介绍一下秭归吧！
秭归地处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畔三峡工程坝上库首，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也是历史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故乡。
秭归历史悠久，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境内现存许多关于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如归州的屈原祠、衣冠冢、屈原纪念馆、屈原故里牌坊和乐平里的“三间八景”以及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民俗歌舞等。
秭归的名胜多与屈原有关，秭归县城东门外，矗立着一高大的牌坊，上书“屈原故里”四字，系郭末若手书。旁边还有两块石碑，分别刻“楚大人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传说是屈原遗体安葬处，后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最早始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
每年端午节，秭归人民都要在屈原沱上赛龙舟。这一抚慰屈原忠魂的古俗世代相传并延至今日。
连秭归地名的由来，传说都与屈原有关。屈原投江后，其姐女嬃赶到汨罗江，将弟遗体打捞起来，亲自护送回家乡。屈姊那深深亲情使乡亲们大为感动，因而将县名改为“姊归”，后来“姊”演变为“秭”了。
屈原的遗迹和传说特别多，古人曾集为“八景”，诸如照面井，读书洞，玉半三坵等。屈原祠重新修缮后，内有屈原塑像，屈原文物纪念馆，屈原墓，屈原诗文碑廊。
端午节的由来
端午节的原始形态是庆丰收。五月，是农忙夏收完毕，准备秋收的过渡时间，人们便在这个时间安排一个稍事休整和娱乐的“端午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这个月的初五呢？这是为了便于习惯能记忆，类如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这样就使农事繁忙的这段较长的时间，均匀地安排在三、五、七、九月四个节日休整，也算是“有劳有逸”了。
到了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难忍亡国之痛，怀才投身汩罗江，这一天也刚好是端午节。从此，这个节日的意义就渐渐让位于对屈原的悼念了。所以也有人称端午节为诗人节。
龙舟竟渡
龙舟竞渡的习俗，过去传说是为了拯救溺水的屈原，其实，在屈原未跳汩罗江之前，我国各地就有龙舟竞渡这种水上运动了，但大多不在端午节举行的。《旧唐书·杜亚传》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后来为了记念屈原，竞渡的风俗才慢慢集中到端午节的。公元640年，隋炀帝杨广为了要到杨州一游，着官吏督造龙舟及杂船数十艘。杨广自已乘坐的大龙舟，高45尺，长200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个房间，全部用金玉装饰。还有高三层的龙舟九艘。可以说这是当时最大的龙舟了。北宋时建造的龙舟，无论从大小和结构方面比隋代又有发展。宋代画家张择端的《金明泄争标图》，便描绘了当时皇家乘坐的龙舟的面貌。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金明池龙舟竞渡的盛况：皇帝与群臣在大龙舟上观看，锦标则插在皇帝的大龙舟附近的水中，一人拧舞旗子，指挥几十艘小龙舟在水面摆出各种船阵。随后，这几十艘小龙舟敲锣打鼓向“标杆”划来，夺得标的便向大龙舟上的皇帝“山呼拜舞”，整个争标过程气氛十分热烈。
明代时，龙舟竞渡这种水上运动已经相当普遍。当时出版的一本《武陵竞渡》的书，对这项比赛的规则，诸如竞渡所用的船式，人数等都有详细的记述。
现在，龙舟竞渡已发展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活动。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岸了，请大家随我一起下船去感受一下伟人和美人的故乡吧！
屈原故里
这里是秭归县香炉坪，大家请抬头看那座高高的牌坊，坊额上镌有郭沫若的手书“屈原故里”。
秭归历史悠久，是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境内现存许多关于屈原的遗迹和传说，如归州的屈原祠、衣冠冢、屈原纪念馆、屈原故里牌坊和乐平里的“三间八景”以及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民俗歌舞等。屈原的遗迹和传说特别多，古人曾集为“八景”，诸如照面井，读书洞，玉半三坵等。屈原祠重新修缮后，内有屈原塑像，屈原文物纪念馆，屈原墓，屈原诗文碑廊。
秭归山川秀丽，风景如画。西陵峡雄奇壮美，还有清澈的香溪河，梭秀的九畹溪、险峭的五指山、神秘的棺木岩更是令中外游客为之倾倒。这些自然景观与展示屈原文化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令人流连忘返。由秭归出发，可西进“小三峡”漂流，东到三峡大坝和葛洲坝流览，南入“长阳人”家乡作客，北去昭君故里及神农架探密。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新建到大坝一公里处的秭归新县城将会成为集三峡大坝雄姿、高峡平湖风光、屈原故里风情、库区移民新城为一体的旅游观光胜地和三峡地区最大的旅客集散中心。
昭君故里
昭君故里位于兴山县城东北3公里处，我们现在就到了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故乡——宝坪村，又名昭君村，是王昭君的出生地。在西汉时兴山属南郡秭归。宝坪村面临香溪水，背靠纱帽山，群峰林立，崖壑含翠，橘林丰茂，山明水秀，极富诗情画意。村内有楠木井、娘娘井、梳妆台、望月楼等遗迹；近年来，她的家乡又兴建了昭君宅、纪念馆、长廊碑林、汉白玉昭君塑像等，用以纪念凭吊这位以国事为重、富于献身精神、美丽而坚韧的汉代奇女子。这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提起“昭君出塞”、远嫁匈奴和亲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昭君自愿请行，远嫁匈奴，为民族间的亲善友好作出了贡献。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门氏（皇后）。后呼韩邪死，成帝又命她“从胡俗”，改嫁复株累单于（呼韩邪大闹氏长子）。在她影响下，其子女及周围的人都努力维护与汉的通好关系，以致“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之美，在于既有沉鱼落雁之貌，更具凄楚艾怨之情。而昭君之怨，则是对命运的无奈的怨艾——锁在深宫人不识；向往像寻常女子那样生活，就只能代替皇家骨肉远嫁异邦；思念故土却欲归不能……。当你来到昭君台前凭吊时，便会被这千头万绪的深深的艾怨所包围，满心凄楚抑郁难平。
王昭君是被历代诗人、画家、作曲家们着笔最多的一位古代女性，究其根源或许正是由于这千载难平的“昭君之怨”吧？！当然，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昭君”也是不同的：“历史的昭君”在向着我们微笑——深明大义，而“文学的昭君”似乎在对着我们哭泣——怨而不怒。古往今来，那些怀才不遇、官场失意的人们，则更易沉湎在“昭君之怨”中，找寻自己或深或浅的身影、或浓或淡的表情……毋庸讳言，在汉文化中这“怨”字才是“昭君之美”的美学意义的核心与真谛。
这里就是昭君曾经住过的地方，现存的昭君宅是照古图重建的。
从昭君宅出来，东行百余步，便到了“楠木井”。这是当年昭君姑娘汲水之处。井约一米来深，清澈见底，井水从不枯竭。井底沉有楠木一根，据说还是当年昭君放入的。
大家请看这条溪水，它叫做香溪。
传说当年昭君在溪中沐浴，不慎将一颗珍珠遗落在水中，从此溪水变得碧清透明，香气四溢，因而得名“香溪”，也有人将它叫做“昭君溪”。
从秭归城沿香溪溯流而上10公里，即是三闾乡，再过七里峡，即屈原诞生地乐平里。这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很多，如香炉平、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在屈原故里还有一奇值得一提。这里的耕牛不穿绳，却能听从指挥。相传屈原从楚都回家，快到家门口时，侍者挑书简的绳子断了，一老农当即把牛鼻绳解下送他，从此以后，这里的牛就不再用牛鼻绳了。
请问大家，五月初五是什么日子？我想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端午节！”对，端午节还要吃粽子，可你们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吗？哈哈，不知道了吧？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
其实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积极主张楚国联合齐国，抗击秦国，他的意见没被采纳，反而被罢了官，发配到边远的地方。楚国快灭亡时，农历五月五日这天，屈原投汩罗江自杀。屈原投江后，楚国人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吃屈原的尸体，就往江里投粽子，后来，慢慢形成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惯。
怎么样？知道了吗？其实呀吃自己包的粽子感觉特别好，这不，姥姥给我买来了粽叶、糯米、馅、还有绳子，让我自己包粽子，啊，这可让我傻眼了，怎么包呀，姥姥看我丈二和尚模不着头脑的样子，笑了，并为我讲了包粽子的简单过程，然后指导了一下就去扫地了。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儿，真是狗吃刺猬——不知如何下手，还好姥姥把米馅都弄好了，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先把粽叶做成漏斗的形状，往里面加了点糯米，再加块肉，然后把它的“角角”往里面塞了塞，用绳扎好，啊哈，一个粽子做成了！可乍一看，既不像粽子，也不像菱角，更不像三角形，唉，真是四不像！算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的劳动成果吧。向下一个粽叶发起了“进攻”！我又放了点糯米在漏斗状的粽叶里，嘴里还哼着小曲，终于做好了，嘿，还可以！包了第十一个粽子时，我发现糯米馅快没了，可我还包在兴头上呢，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咦有了！冰箱里不是还有蜜枣吗？不如把它放在里面滥竽充数？对，这主意不错，于是我把剩下的糯米都用蜜枣做了馅。看着一个比一个像的粽子，真是开心极了！
爷爷把我包的粽子放在锅里煮，煮好之后，爷爷品尝了一个，结果一咬居然咬到了粽子里的蜜枣——核，把他老人家的一颗假牙给碰掉了！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得了，可爷爷没骂我，还夸我呢！说我有创意，我听了心花怒放。
浙江省平湖市新埭中心小学五年级:徐星月
在唐代，人们已将端午规定为节日并有多篇端午节诗歌及相关史乘传世，可知最晚到唐代端午节已出现并流行开来。我们认为端午节有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它的成型包含了此前的多项五月民俗内容及与五月相关的人物故事。
端午“粽”情结
很多朋友可能并不清楚历史上的端午节并不是起源于纪念屈原，粽子也不是其节日特有的食物。
在端午节俗形成的过程中，由阴阳时序转换及死神神话和生殖崇拜文化所形成的五月五日民俗才是端午节风俗的原貌，随后陆续有很多人物纪念进入端午节俗。这些人物中除了大家熟知的屈原外，还有伍子胥、曹娥等，他们作为端午节俗的内容之一有不同的影响地域。
纪念屈原、吃粽子在端午节俗中越来越受重视，乃至到后来，人们忘记了五月民俗才是端午节俗的最主要源头，而将纪念屈原看作是端午节俗的唯一起源了。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当然跟人类遗忘的天性及屈原确为五月水死有关，同时还有两个因素也是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屈原忠诚为国、志行高洁，因忧国忧民而自沉汨罗江，后人哀其志悯其情，生发出很多追悼活动。早在六朝时期就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如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宗懔《荆楚岁时记》亦载：“是日（五月五日）竞渡。按：五月五日竞渡，俗谓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可见，六朝时在五月五日已普遍祭悼屈原。二是历代官民对屈原的推重也是使其成为端午节俗的重要原因。这样就由过去的单一驱灾避邪五月节俗演变为驱避与追悼兼有的二重主题的端午节俗。
如此一来，五月节俗因增加了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提升了它在官方和民间生活中的地位，这种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因依托了岁时节俗而能够持久有效地传承。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伦理融入民众的生活，才造就了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
“粽”是美食 亦是节日的象征
“粽子”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标志性食物，端午节吃粽子，这是老百姓的传统习俗。我国最熟知的粽子由粽叶包裹糯米蒸制而成，传说是为纪念屈原而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特色食物的，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物之一。每年农历五月初，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这种风俗也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当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食品生产加工技术的提升及我国传统食品品牌的崛起，粽子作为一个节日性、文化性的特色食品也成为了我国食品工业中的重要一员。粽子自我国江南传到北方，不仅形状很多，品种各异，还各具风味，主要有南北两大特色：甜、咸两类口味。北方的粽子，多是简单糯米，加以白米、赤豆、大枣，蘸白糖或蜂蜜食用；江南的粽子做法复杂，尤其是馅，变化多样。粽子的糯米原料，多预先用酱油浸渍，与肉馅相蒸，香味扑鼻。
粽子虽好 可不能贪吃呦
粽子的营养主要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其次为蛋白质、脂肪与膳食纤维；对成年男女，尤其是30岁左右办公室一族来说，粽子的热量大多偏高，膳食纤维普遍不足；同时，粽子使用的糯米需较长的消化时间，导致胃排空较慢，食用过快或过量可能导致腹胀、反酸或腹痛等症状。因此一次食用量少为宜。自己制作或购买粽子，选择糯米中加入豆类、杂粮、芋头或红薯等，从而增加蛋白质，尤其是增加膳食纤维质的含量，减少粽子的相对热量，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享受美味的同时，无碍于健康。如果自制或购买“肉粽”，可选择精瘦肉，或以鸡肉、鱼肉、海鲜等，降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因为粽子一般只能提供我们食物中的主食、肉类与油脂，膳食纤维含量不高，建议搭配时令蔬菜、水果。
常用促消化汤茶方
山楂乌梅汤
山楂30克、乌梅15克、瘦肉100克。加水300毫升，煲30分钟以上，即可饮用。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楚幽王墓被盗掘以来，楚墓的发现、发掘，已 成为学术界极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已经发掘的六千多座楚墓中，常常会爆发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新闻，它不仅再现了楚国的历史文化原貌，而且展示了楚国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服饰、文字等领域的时代水准，帮助破译了楚国历史、文化、文学诠释中的某些疑难，改写了中国文化史、楚国文化史。
虽然只有一棺一椁的规模，但郭店楚墓对学术界的震撼与冲击却是巨大的，因为该墓出土了804枚竹筒，经过整理，可得13000余字（1），其内容有《老子》甲、乙、丙组及《太一生水》，有儒家著作《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此外还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及《语丛》四组（2），它们不仅揭示了早期《老子》的理论倾向，充实了儒家从孔子到孟子的发展链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早期先秦典籍的校勘、比较、诠释，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历史面纱，由于真凭实据的陆续出现，正在慢慢向我们撩开（3）。”
随着对这批楚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郭店楚墓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与推测，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探索：
第一层面：墓主人为“士”、“上士”（4）
第二层面：庞朴认为：
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三ΟΟ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5）。
李学勤进而推论：
随葬品有两根鸠杖，可知他是年事已高的男子。同出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看来他曾任楚太子的老师。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6）。
刘宗汉认为：
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东宫之师”本人，一是“东宫之师”之子。这里的“东宫之师”，很可能就是楚顷襄王之师（7）。
第三层面：姜广辉提出：
我推测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极有可能是陈良。
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在公元前三二八——前二九九年为其太子，陈良去世时间在公元前三二五——前三二Ο年期间，可以说他是太子横早年的老师（8）。
高正提出：
以出土墓葬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发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屈原完全符合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基本情况；而陈良虽为“楚产”，却不是贵族出身，故不可能葬入贵族墓地（9）。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身份、职业等的分析、推测，大致为：
A、士、上士；
B、东宫之师，楚太子之师；
C、楚太子横之师；
D、楚太子横之师——可能是陈良；
E、楚太子横之师——已非屈原莫属。
显然，对以上的分析、推测、探索、研究，我们有必要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与具体的考释，还该墓墓主的本来面目。
二、椁室葬品：墓主身份为“下大夫”考
出土报告推测墓主身份依据有：
1、《礼记·王制》“庶人……不封不树”，而该墓有封土、有墓道；
2、《礼记·檀弓》郑玄注“士不重”，而该墓一椁一棺；
3、《礼记·曲礼下》“无田禄者不设祭器。”而该墓随葬品有铜及仿铜陶礼器，墓主人当属有田禄之士，亦即上士。
郭德维根据战国时代的楚墓资料对“下大夫墓”、“士墓”的规模及随葬品作了归纳（10），现将郭氏的归纳与郭店一号楚墓作一比较（表一）：
表一 郭店楚墓与下大夫墓、士墓比较表
类别
下大夫墓
士墓
郭店楚墓
封土
墓道
有的有封土，一般有一条墓道
一般无封土，有的有墓道
有封土，有墓道 椁
室
木椁长约4?FONT FACE="Times New Roman">6米，分三室至五室
木椁长2.5?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5米，一室或二室
木椁长3.3米,三室
乐器
一般有鼓、琴、瑟
少数墓有鼓、瑟
有琴、瑟
礼器
青铜礼器与仿铜陶礼器混合使用
主要为仿铜礼器，仅个别墓出铜礼器
有铜礼器 、盘、耳杯，陶礼器鼎
车
马
器
一般用车 、马衔、马镳象征车马具
一般无车马器
有铜马衔、 辖、节约、骨马镳、木车伞、铜盖弓帽等象征车马具
竹简
一般不用竹简，个别仍有遣策
无竹简
有竹简804枚
漆木器、兵器
漆木器、兵器基本俱全，但数量较少
一半以上的墓出兵器，漆木器
漆木器，兵器基本俱全，数量尚可
通过以上八个方面的比较，郭店一号楚墓在整体上似乎更接近于“下大夫墓”，而比“士墓”的层次、地位高。好在郭氏对战国楚墓中的上士墓 也作过归纳：
除普遍有墓道外，有的有封土，有台阶；木椁长3—3.5米，宽1.5米以上，分2至3个室，单棺或重棺，仿铜陶礼器有4套以上（即鼎敦壶和鼎 缶各2套），有的还有青铜礼器；出车 、马衔；出木俑、镇墓兽；出虎座鸟架鼓，出瑟；一半以上的墓出兵器，主要为当时的五兵即戈、矛、弓、矢、戟；有的还出甲胄，少数墓出竹简，有剑（11）。
若据此分类、比较，那么郭店一号楚墓似乎又符合“上士墓”的这些特征。因此，我们还必须将郭店一号楚墓与已被确定为“下大夫墓”的“个案”作比较，以便我们对郭店墓进行身份定位（表二）。
通过郭店一号楚墓与望山M1、望山M2、湘乡牛形山M1、湘乡牛形山M2、藤店M1、鄂城百子畈M5、浏城桥M1等“下大夫墓”的比较，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身份为“下大夫”，理由如下：
1、郭店一号楚墓主要随葬品的类型、品种与以上诸下大夫墓相近或相同；
2、郭店一号楚墓的铜礼器与望山M1、望山M2、藤店M1相比，数量不多，且不配套，而牛形山M1、M2均为空白。如果考虑到牛形山M1、M2的被盗因素可以推测，但百子畈M5仅有“壶盖”1件，且未被盗，其数量品种比郭店M1还少；
3、郭店一号楚墓的陶礼器，比望山M1、M2、牛形山M1、藤店M1、百子畈M5、浏城桥M1等墓少，且不配套，但我们还必须看到：第一，仍有贵族标志性礼器“鼎”；第二，牛形山M2陶器为空白；第三，从地下文物被盗的市场销售来看，一般被盗的文物应为青铜、陶礼器。尤其是代表贵族身份的“鼎”；
4、椁为三室的下大夫墓，还有一些标志性特征，如望山M1身旁葬有越王勾践剑，竹筒“祷辞”中记载墓主生前“侍王”； 望山M2外棺板上有“佐王柩正”的烙印文字，应系职掌王室棺木的有司之印。而郭店一号楚墓出有漆耳杯17件，其中M1：B10底部刻有铭文“东宫之杯”，另有龙首玉带钩、以及大量的竹简，均不可等闲视之；
5、正如许多楚墓专家所言，在有些下大夫墓的下层与上士墓的上层之间，在有些下土墓的下层与庶民墓的上层之间，有时往往难以区别，就象郭德维为我们划定的“下大夫墓”、“上士墓”两个标准，并没有多少明显的、可以截然划分的差别；
6、据《礼记·王制》“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就是说，墓主可能生前当过大夫，但以“士”礼下葬的，如雨台山M555，墓主可能属于没落的下大夫，故以“士”礼埋葬。如以此为据，对照没有被盗的雨台山M555随葬品，郭店M1墓主的身份显然比雨台山M555墓主要高。
鉴于以上因素，我们将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身份定为“下大夫”。
三、“不”“ ”困扰：耳杯铭文为“东宫之杯”考
据发掘报告，郭店一号楚墓共出土漆耳杯17件，其中M1：B10保存完好，底部刻有铭文“东宫之杯”（12）。
但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一文却说：
郭店一号墓所出漆耳杯，有“东宫之 （师）”刻铭，看来墓主人曾任楚太子的师傅（13）。
有时，李先生又直接说：
同出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看来他曾任楚太子的老师。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14）
廖名春又以李氏的结论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提：
李学勤先生考出，郭店一号墓的墓主为楚怀王太子横（即后来的楚顷襄王）的老师。因此，墓中所葬书当为太子所诵读的教材（15）。
为了说明“东宫之师”的诠释与发掘报告不同，李学勤在文章的注释中作了说明：
“ （师）”原释为“不（杯）”，今正，参看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六、四；十二、一，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16）。
于是，我们有必要查阅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在“六·四”栏释“ ”（师），凡列4种字形：
见：五二 五五(二例) 五 一五九
在“一二·一”栏释“不”，凡列有关字形：
见：不二Ο、二十三例 二三九 三例 二二一、二例
显然，在“不”、“ ”出现相近字形的时候，主要差别是：不，一撇一捺两笔交叉； ，一撇一捺两笔分列，不交叉。
这一写法在《郭店楚墓竹简》中，亦得到映证，如《老子》甲组“不”的写法为（17）：
见：第6简、第7简、第8简、第10简、第12简、第15简、第17简、第20简
其中第7简第一个“不”字的写法，与“ ”相近，但一撇一捺是交叉的。这一区别。在已发现的楚简中，是完全一致的，如“不”：
包二、一五 包二、一五五 包二、一五六
包二、一一三 望一 信一、0八、十
信一、一一 包信一、四二 信一、Ο一
帛乙一一、一九 帛丙六、二
又如“ ”的写法：
包二、四五 包二、四六
曾一三七 曾一七七
帛丙二、二 帛丙六、二
在信阳一号楚墓竹简中，还有“杯”字：
信二、二Ο 信二、二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阳一号墓竹简中，还有一个“不”字的写法，接近“ ”：
信一、六
商承祚释云：
不，秦以前金文每作 ，见 侯簋、王子午鼎、蔡侯 钟、中山王 兆域图等。以下笔一为文饰，后因文字需要，去上小横及下尖笔作丕，分为二字。此简不作 （18）。
根据商氏的意见，可以理解为：第一，楚简中“不”应写作 ；第二，此处 应释为 ，其中一捺本应与一撇交叉，是刻写时笔画没有到位。这样，我们对郭店一号墓漆耳杯铭文的解释，亦有了可靠的楚简书写依据。即据金文、包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望山楚简、信阳楚简、郭店楚简、帛书等，“不”的标准写法为：“ ”，同时既可写为“ ”（信一、六），又可写为“ ”（漆耳杯铭文），这三种字形与“ ”的写法“ ”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原发掘报告释为“杯”是正确的，而李学勤改释为“师”，是违背楚简书写习惯的，应予纠正。
这儿还应补充说明的是，“不”、“ ”的书写差异，在楚简工具书中都是十分明确的，没有疑义或异议，如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19）、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20）、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21）。
此外，将漆耳杯铭文释为“东宫之杯”，亦有楚文物依据，如望山二号墓外棺烙刻“佐王柩正”四字，其中“柩”即“棺”，文字与实物有内在联系。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则不能据此铭文推定墓主为太子之师，他的身份，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此杯铭文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该墓墓主跟太子有一定的联系，此杯可能为太子所赠。
如果从文献角度来审视，也能发现以“东宫之师”为“太子之师”的诠释疑问，因为楚国历史上的太子之师称“傅”而不称“师”，一般称为“太傅”或“傅”（见表三）：
表三 楚王、太子之师名称分类表
项目
楚王师
太子师
材料来源
1
太师（潘崇）
《左传·文公元年》
《史记·楚世家》
2
师（申公子仪父）
《国语·楚语》上
3
师（伍奢）
《左传·昭公十九年》
4
傅（王子燮）
《国语·楚语》上
5
傅（潘崇）、
太子太傅（伍奢）
《史记·楚世家》
6
傅（慎子）
《战国策·楚二》
《史记·春申君列传》
至于战国时代则更有代表性了，太子之师皆称傅，如《战国策·楚策二》：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太子曰：“臣有傅，请追而问傅”。傅慎子曰：
又，《史记·春申君列传》：“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
郭店楚墓墓主、屈原的时代均在顷襄王时，《国策》云慎子为襄王傅，亦不为学术界所接受，如《史记正义》云：“慎子，战国时处士。”缪文远不仅认为，“战国时各国派质子，未闻有质子之傅同行者”，而且考证《楚襄王为太子之时章》“验之形势，均不可能，此《策》亦依托之作也（22）。”
至于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一文，三次提到屈原在楚怀王时“任左徒，三闾大夫、太子师”（23），亦无文献依据，屈原任左徒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任三闾大夫见于《渔父》，没有任何文献说他曾经担任过“太子师”。至于“三闾大夫”的职掌，王逸《离骚经序》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由此可知，“三闾大夫”管教楚王同姓宗亲之弟，但不管教熊姓的太子。亦有学者提出，“三闾大夫”即公族大夫，为“掌公卿及卿大夫子弟之官”，“专主教诲”（24），亦强调了“三闾大夫”教诲的对象不是太子。
高正先生说屈原为“太子师”的唯一依据是《九章·橘颂》有“年岁虽少，可师长兮。”高氏这样解释：
排行最大曰“长”，太子横是楚怀王的长子，屈原为太子师，故曰：“师长”，即当国王长子（太子）的老师（25）。
这儿的关键是“师长”二字的解释，高氏训为“长之师”，显然是曲解，而且“长”、“长子”、“太子”亦不能完全等同，“长”指“长子”恐怕尤为牵强。且看楚辞学者的训释：
王逸《楚辞章句》“诚可师用长老而事之”。
洪兴祖《楚辞补注》“言可为人师表。”
汪瑗《楚辞集解》：
年岁虽少，亦言橘也。此等句须以意会，言橘之年岁虽小于己，而其道德志行则可以 为己之师长也。
此上二章，初而友之，既而师之，既而置以为像，固言之序也。然颂之之意，愈推而愈尊；法之之心，愈久而愈隆，亦可见矣。
王夫之《楚辞通释》：
木之寿者，或数百年，橘非古木，故曰年少。而坚芳有实，可为乔木之师。喻己虽生乎百世之下，然可仰质古人，风示来者。
胡文英《屈骚指掌》：
承上淑离二句而颂之，言其有如是之德，则年虽少而可以取法，不必若栎之百围、椿之千岁也。
鉴于以上训释，当代学者释“可师长”，往往解为“可以为师长”，“可以效法”，“可以以之为师长”，“可以以之为师、以之为长”，即以师长之礼尊之敬之，故王延海《楚辞释论》云：
师：老师；长：长者。这里“师长”均为动词，即可以做教师，可以做长者的意思。
因此，说屈原为“太子师”，既没有历史文献根据，亦无屈原作品内证，凭先入为主、假设推论，是没有说服力的。
综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耳杯铭文应为“东宫之杯”；
2、楚国太子的老师称为“傅”或“太傅”；
3、屈原没有担任过太子傅；
4、郭店一号楚墓墓主既不是屈原，亦不是太子之师，更不是顷襄王的老师；
5、耳杯铭文“东宫之杯”字体不规范，可以看作是使用、流传过程中刻写的。
四、墓主年龄：“鸠杖”非“手杖”考
目前推测郭店一号楚墓墓主为“年事已高”，主要根据是该墓中出土了两根形制相同的鸠杖， 残，仅剩下杖首、 ，而杖首鸠形，鸠卧状，圆眼，勾喙，曲颈，回首，啄背，通体饰错金银羽状纹及卷云纹。
发掘报告在“重点介绍”时未分析其用途，但是在《荆门郭店M1出土器物登记表》中，作者将其划入“兵器”类，显然认为此杖为“兵杖”（25）。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不少学者将其作为墓主年龄的主要标志，如李学勤说：“随葬品有两根鸠杖，可知他是年事已高的男子。”刘宗汉说，“一号楚墓墓主人因有鸠杖随葬，其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应无问题（26）。”姜广辉亦云：
随葬品中有鸠杖，依古礼，年七十授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鸠杖 ，以此推测墓主年纪在八十以上（27）
而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又以“鸠杖”作为屈原享年超过70岁的依据，他说：“墓中的鸠杖，表示墓主去世时已有70岁以上的年龄”；继而高氏又以屈原卒年为公元前281年为前提。摧断屈原生于公元前352年，理由是：“若生于前340年，则活了59岁，按当时的习惯是够不上称‘老’的。屈原享年71岁零3个月又7天，其墓中有鸠杖陪葬，是符合礼仪规定的。”
既然“鸠杖”之于墓主、之于屈原，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则有必要对此一番考释。
首先我们来看“古礼”依据，姜广辉先生所引“古礼”，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中，原文如下：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之靡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由此可见，即使以此为据，说墓中有鸠杖，墓主应年七十以上，或云七十一岁，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是80-90岁之间，或云80岁以上。而仅仅凭此一点，即可“郭店一号墓主为屈原说”，因为屈原的生卒年限，一般学者认为在55~63岁之间，而林庚定为40岁，蒋天枢定为78岁。蒋氏之说基本上不为学术界采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古今各家之说中，蒋氏定的年岁最高，但亦不合“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之规定；如以此礼反推，那么，屈原墓中最多可用“玉杖”，而非“鸠杖”。据屈原现存作品，庶无“杖”字，而“鸠”乃一见，且为贬意，即《离骚》“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王逸《楚辞章句》云：“言又使雄鸠衔命而往，其性轻佻巧利，多语言而无要实，复不可信用也。”如屈原有鸠杖，恐不会如此不恭。
其次，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儿的“古礼”来自《后汉书》，以东汉之礼去定战国楚墓，亦有时代之别。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是汉代之礼，还是周代之礼，抑或楚国之礼，亦有很大的游移性。如能找到先秦文献依据，此说才具可靠性。
说来凑巧，令以“鸠杖”反推墓主年龄的学人欣喜的是，真有人找到了《周礼》依据，即汉代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引《周礼》云，“大罗氏掌献鸠杖以养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杖。”既然《周礼》已将“鸠杖”与“养老”挂钩，并有专职官员管理落实，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汉书》所云之礼正由周代延续而来，因而完全适用于战国墓中的“鸠杖”诠释。
可惜这一说法并不具备文献学依据。《吕氏春秋·仲秋纪》云：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
《吕览》之说，源于《礼记·月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 牵牛中，旦觜 中。……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
两相对勘，可知“麋”即“糜”；同时说明周代养老之礼凡二：“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因为古人席地而坐，往往借几支撑身体或起立，所以“杖”与“几”相关，称为“几杖”，如《礼记·曲礼》上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而从之。”关于赐杖、用杖的年龄、范围，亦有明确规定，《礼记·王制》云：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周礼·秋官》亦规定了用杖类型与使用对象：“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军旅，授有爵位杖。共王之齿杖。”这儿明确规定了“伊耆氏”的职掌：第一，掌管国家大祭祀供给参加祭祀的老臣们藏杖的箧；第二，军旅，授予有爵命的人殳杖，即爵杖、兵杖；第三，供给王者赐与年老的人的杖。
根据《周礼》、《礼记》规定，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周礼确有授杖尊老之礼；
第二，授杖的时间为“仲秋之月”，即八月；
第三，往往“几杖”相称；
第四，没有规定所授几杖的质料（如玉、藤、木、铁等）与形状（如龙首、鸠首）。
而高诱《吕览》注引《周礼》“大罗氏掌献鸠杖的养老”一句，完全是对“大罗氏”职掌的一种误解，《周礼·夏官》云：
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
《礼记·郊特牲》亦提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说明罗氏作为“掌鸟兽”之官，主要任务是用罗网捕取乌鸟，而在春天用罗网捕鸟的目的是供养国老，分赐群吏。
如果将两个方面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则可明确，周代养老尊老之礼中包括：
1、二月，献鸠；
2、八月，授杖。
这是在不同季节、不同月份的不同的尊老之礼的内容。因此，关于高诱注引之误，早有学者指出，如毕沅《吕氏春秋校正》云：
《周礼》“罗氏掌献鸠以养国老”，《礼记·郊特性》有大罗氏，此参用彼文，衍“杖”字，缺“国”字。
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明：“八十九十，必赐鸠杖”之礼，没有先秦文献学依据，不适合用来诠释郭店楚墓中的“鸠杖”。
接着，我们还有必要用排除法论证“八十九十，如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与战国时代无关。
我们说“八十九十，加赐鸠杖”始于汉代的理由是：先秦既有藤杖，又有铜杖；既有龙首，又有鸠首。而鸠首之杖综合了周礼中两种尊老之礼的内容，容易被认可、推广乃至于作为规定，形成习惯。这一分析、推测有三点根据：
第一，《后汉书·礼仪志》有明确记载。
第二，高诱在《吕氏春秋·仲秋纪》注中引证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年鸠杖粉粢是也。”高氏所云之“今”，当为他生活的东汉时代，说明《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可信，当时的确流行此礼、此俗。
第三，我们还有出土文物、木简为证。汉墓中屡有鸠杖出土，如磨嘴子31号墓、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在1989年8月发掘的旱滩坡东汉墓中，同时发掘了鸠杖与木简（28），鸠杖置于男棺的上部，鸠鸟形状完整，蹲伏状，开口，通体以白粉涂饰后再用墨线勾绘，出土后粉墨剥落，鸠腹下有一小方孔，用以插入杖杆。杖杆已被土压断为三截，残长约110厘米，杨木制，表面光滑，系墓主生前使用之物。木简一束凡17简，其简一、简八为：
制 诏御史奏年七十以上比吏六 百石出入官府不趋毋二尺 告刻吏擅徵召口W。
不道在御史挈令第三
日本学者大庭 认为，此二简相接，皆叙赐杖之事，内容同《王杖诏书令》汉简第廿一简简文：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令在兰台第 三（29）。
说明国家规定，对年过七十的老人，赐予顶端带有鸠形的木杖，持之者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以体现养老的实质；如有敢对持杖老人进行殴击、侮辱者，可以视为大逆大道，判处弃市。这一法令编为兰台令第四十三号。又据《王杖十简》第七、八简：
制诏御史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徵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
则又表明，赐杖尊老之礼始于汉成帝建始二年九月，即公元前31年9月。这样，这一问题我们更为明确：赐杖尊老之礼始于西汉，在东汉则既有鸠杖实物，又有法令条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简中还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案例：
旱滩坡汉墓木简第十一简：
长安乡啬夫田顺坐徵召 金里老人荣长骂詈ОООООООW
《王杖诏书令》第二十三、二十四简：
长安东乡啬夫田安坐击
鸠杖主男子金里告之弃市
综合两处汉简内容可知：长安东乡啬夫田氏，因对授予鸠杖的金里男子荣长有骂詈殴击行为而被乃至弃市。说明汉代对这一制度的执行是严格的。
基此，我们弄清了汉代赐杖尊老之礼的内涵：
1、年过七十，即可拥有国家赐予的鸠杖；
2、鸠杖杖主拥有不少特权，如有敢骂詈殴击者，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判处弃市；
3、这一制度始于西汉时代；
4、东汉武威地区盛行这一制度。
最后，既然我们知道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后汉书·礼仪志》“八十九十，加赐鸠杖”的理论去反推战国楚墓墓主的年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无法判断郭店一号墓墓主的年龄，但我们还应该对墓中鸠杖的性质、意义作具体研究，而唯一可以参照的，就是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种“杖”（见表四）。
通过与江陵雨台山M163、M277、曾侯乙墓、包山M2所出土的各种杖的比较，我们可以初步确定郭店M1所出鸠杖非“手杖”，理由如下：
一，从件数来看，无论是战国，还是汉代，随葬物中如有手杖，只有1件，往往为墓主人所用，比较光滑乃至有些磨损，而郭店M1出土两件，如从手杖的角度考虑，颇难诠解；
第二，从质料来看，手杖一般为木或藤制成，如加上铜首、 底，在重量上显然增加了份量，不便老人使用；
第三，从长度来看，100cm左右作为手杖比较合适，如超过150cm作为手杖恐不实用。虽然郭店M1鸠杖的长度因 残不得而知，但从铜首、 、 三部分结构来看，“龙首杖”可以参照，而这一长度是不可能用作手杖的。《仪礼·丧服》“杖各齐其心”，《疏》云：“云杖各齐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从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为断。”
第四，在《包山M2出土器物登记表》中，“龙首杖”被划入“兵器”类；在《荆门郭店M1出土器物登记表》中，“鸠杖”（鸠首杖）亦被归入“兵器”类。这说明考古发掘工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将它们作为“手杖”看待；
第五，在具体墓葬中，与“杖”同存之器物往往可以推测其“杖”之用途，如曾侯乙墓中的玉首杖，存在东室第二层，在其旁边有：箭镞，261件；马衔，5件；马镳，10件；马镳形器，8件；马饰，139件；环形铅锡盾饰，1件；盖弓形器，1件；骨镰，1件；木弓，2件。显然，玉首杖应为兵器，或象征性兵器，或者可以明确为冥类兵器。考古发掘者对它的用途亦很费解，说“有可能为拄手之拐杖，亦有可能为其它器之构件，其具体用途，尚难确指（30）。”这一现象在郭店M1中更为明显。与鸠杖同存的器物有：铜戈、木饰、木剑、铜铍，亦是以兵器为主。
综上五证，我们可以明确说明，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所出鸠杖，不是手杖；这样，目前学术界习惯以鸠杖反推墓主为年事已高的说法，就更显得脱离实际，缺乏根据，不足凭信，应予纠正。
至于，此类“杖”的具体用途，我同意冯少龙先生对包山M2“龙首杖”的分析，作为“爵杖”，是所接受的“赏赐”物，是墓主等级、地位、权势的标尺，是死者生前地位和权势的标志物（31）。与冯氏诠释稍稍不同的是，我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鸠杖”，直接解为“兵器”，而这一兵器可能是礼仪所用，因而直接显示墓主的生前地位、身份与职业，而未必是权势、爵位的象征。如果考虑到804枚竹简的厚重文化累积，将“鸠杖”解释为兵器、礼仪性兵器，恐怕更为合适。以“鸠杖”为标志的众多兵器，与以儒、道家早期学说为主的众多竹简，一文一武，相互映衬，既反映出墓主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又反映出墓主与众不同的职业、身份、个性特征，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表二：郭店楚墓与“下大夫墓”主要随葬品比较表
墓号
青铜礼器
乐器
车马器
陶礼器
漆木器
兵器
玉器
备注
望山M1
深腹鼎8.小口鼎.敦2.缶2.壶4. 壶. 盘2. 2.箕
瑟.鼓
5.衔5.伞
大鼎.深腹鼎8.小口鼎.平沿鼎.绳纹鬲.小鬲6.敦2. 2.方座簋6.盖簋2.豆2.缶2.壶4.鉴2，共69件
镇墓兽.豆.耳杯.俎.案几等，竹简
剑4.戈6.矛5.镞5
有
望山M2
鼎5.敦4.缶.壶4.尊.灯2.盘2. 2.勺6
瑟.鼓
伞. 8.衔4
大鼎.深腹鼎6.小口鼎. 2.敦2. 2.缶2.壶2.鉴2. 壶.盘.钵
镇墓兽2.木俑16.案5.俎19.竹简
剑7
有
被盗
牛形山M1
鼓
模型车.衔2
大鼎.鼎10.敦2.壶4.钫2. 2. .罐3
漆器62.木器99.其中木俑19
被盗
藤店M1
鼎2.豆2.壶2.盘.
大鼓.小鼓.瑟
伞.衔4. 4
大鼎.小口鼎.盖鼎4.盖豆2.豆9. 2.壶4. .罐2.盘. .勺. 壶
豆2.案.耳杯7.镇墓兽.竹简
鄂城百子畈M5
壶盖
鼓
鼎6.小口鼎. 2.敦2. 2.盖豆3.壶2.罐2
璧
牛形山M2
伞.衔2
木俑4.镇墓兽等
有
被盗
浏城桥M1
鼎4.勺
瑟.大 鼓.小鼓.笙2
伞.衔6. 4
大鬲2.小鬲8.大鼎.圆底鼎.小口鼎2.敦2.壶4.簋6. 3. 壶.鉴2.盘2.豆2. 2.勺
几2.案.俎7
剑4.戈7.戟.矛4.镞46
郭店M1
盘.耳杯.环2.镜
琴.瑟
衔2. 2.伞.节约2.马镳4.盖弓帽22.马头
鼎. .斗
木枕.耳杯17.几.奁.木 梳2.木俑4.剑.竹简804. 扇
弓.剑2.镞132. 盾.戈2.铍.鸠杖2. .甲片
带钩
被盗
表四：楚系墓葬出土“杖”况比较表
墓 号
件数
质料
杖首雕饰
长度
用途
出 处
江陵雨台山M163
1
藤
蛇头形
100cm
手杖
《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江陵雨台山M277
1
藤
鸟头形
94cm
手杖
同上
曾侯乙墓
1
玉首.木质
圆杆形玉首（长5cm）
130cm
可能为手杖
《曾侯乙墓》，上册，第38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下册，图版一三八，4。
包山楚墓M2
1
铜质首.
积竹
龙首形
155.2cm
兵器，仪仗用
《包山楚墓》，上册，第82页，202页.20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下册，图版六二，1。
郭店楚墓M1
2
铜质首，
木 （残）
鸠形
兵器
《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五、历史无情：屈原生平记载的缺撼与研究者的方法论困惑
本文全力考释的结果是：
郭店一号墓主非“东宫之师”；
屈原亦未担任过太子之傅；
郭店一号墓主与屈原无关。
但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一文，不仅“发现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屈原完全符合郭店一号楚墓墓主的基本情况”，而且声称这一结论有科学方法论支撑：“笔者试用被王国维称为‘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考据方法，以出土墓葬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这样，我们又不得不对屈原生平研究的矛盾、困惑，作一番探讨、思考。
关于屈原的生平记载比较详细、重要的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篇。两篇对屈原的结局说得很明确，前者云：“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后者云：“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如对照贾谊《吊屈原赋》“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说自沉而死，是学术界基本公认的。至于讲屈原投江后，其尸体是否被打捞上来，则在汉代没有明确的记载。
一些民间传说对此作了补充：
《续齐谐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简贮米，投水以祭之。（《艺文类聚》卷4引）
《荆楚岁时记》：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太平御览》卷31引）
《隋书·地理志》云：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湘？”因而鼓 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刘禹锡《竞渡曲》自注云：
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
古人云，“礼失求诸野”。田野采风可以弥补正史之阙，但必须认真分析甄别。如屈原是否卒于五月初五，就值得考虑，很可能屈原并不死于五月初五，后人以传统的恶日（五月初五）相附会，反映出屈原精神的传播学意义与价值。但在宏观方面，又是大致可信的，如屈原自沉汩罗，其尸体被水冲走等，都是端午竞渡之俗与屈原自沉故事叠合的内在因素。高正先生说屈原投江后，“尸体被家人和弟子们打捞上来，按其遗愿运回旧都郢郊贵族墓地安葬，”则既无历史文献根据，又无民间传说基础，更无考古发掘依据。高氏唯一的根据是：
据挖掘报告，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末能复原的姿势。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正是怀抱石头，投汩罗江自沉而死。
高氏以郭店一号墓墓主的遗骨姿势，作为屈原水死归葬的依据，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更反映出高氏对楚系墓葬情况的无知。
据考古发掘统计，楚人的葬式，几乎全为仰身直肢型，其中有两手交于腹者，有两手置于腹部不相交者，亦有两手向后背于臂部相交者。如当阳赵家 楚墓8座，有3座葬式可辨，皆“头向南、面上，上肢略屈，双手交于腹上，下肢直伸”（32）；郧县属于楚文化系统的战国墓59座，“其葬式可辨者有52座，都是仰身直肢葬。其中两手交于腹者43座，两手置于腹部不相交者4座，手臂已朽不明者5座”（33）；毛坪楚墓26座，“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但也有两手交于胸前的”（34）。如果仅仅据尸骸“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这一葬式，就判断死者为“怀石水死”的姿势，则楚墓中“怀石水死者”，何其多哉？由此可见，高氏的“二重证据法”，完全是想当然的假设、推论，既看不到传世文献的具体记载，又不懂得楚墓考古的基本常识，这样来做学问，实在是太容易了。而得出的结论，则必然是荒唐、可笑的，受到学术界的批评、清算，也是理所当然的。
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在汉人的记载中，还是大致清晰的，主要有：从政、放逐、沉江。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篇》为基础，加上屈原作品内证，本来是可以梳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的，但问题是：屈原作品从来不涉及自己的家庭、家人；从来不涉及同时代楚国政治舞台上的人；从来不涉及当时楚、秦、齐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它是以抒情为主体的作品，而非叙事诗或历史实录，此其一。其二，有人过于穿凿、牵强、比附，或者过于落实、圆通，致力于“屈原评传”的充实或“屈原年表”的排列，详细、具体是屈原生平研究中“吃力不讨好”的最大误区。为消除屈原生平事迹真伪莫辨、随意编造、人言言殊的现象，应本着有根有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理出一个屈原生平的基本线索，供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
本文试对此项工作梳理如下：
（一）屈原生活的时代。
1、生活在楚威王（-339—-329）、楚怀王（-328—-299）、顷襄王（-298—-263）时期；
2、《史记》本传说，“屈原既死之后……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秦灭楚在公元前223年；
3、《史记》贾谊传云，“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贾谊的生卒年为公元前200年至前168年。
（二）屈原的家世
1、《史记·屈原列传》“楚之同姓也”；
2、《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
3、《惜诵》“忽忘身之贱贫”；
4、《悲回风》“孤子吟而 泪兮”；
5、《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6、《招魂》“朕幼清以廉洁”。
（三）屈原的出生地
1、东方朔《七谏》“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2、《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去终古之所居兮”，“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3、《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4、《水经注》卷三四“江水”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郦道元评云：“余谓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
（四）屈原从政
1、《史记·屈原列传》“为楚怀王左徒”，“上官大夫与之同列”；
2、刘向《新序·节士》“楚之同姓大夫”；
3、《渔父》“子非三闾大夫欤？”
（五）屈原遭挫被放
1、疏 《史记·本传》“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指免去“左徒”之职，改任三闾大夫；
2、流 《史记》本传“虽放流， 顾楚国，系心怀王”；《新序·节士》“屈原遂放于外”；《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3、迁 《史记》本传“顷襄王怒而迁之”；《新序·节士》“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 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五）屈原沉江
1、《史记》本传“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2、《新序·节士》“遂自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
3、贾谊《吊屈原赋》“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
4、《怀沙》“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
5、《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6、《悲回风》“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
7、《艺文类聚》卷四引《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
——以上就是屈原生平的大致线索，虽然仍可补充，但千万不要过于具体、细密、圆通，譬如将屈原生卒定到“年”，已经是带有推测的成份了，如果进而定至“月”、“日”，恐怕更是没有根据的推断、创作、想象，高正先生说“屈原享年71岁零3个月又7天”，这种过于精确、具体反而显示出研究态度、方法的草率与粗疏，是极不可取的。
屈原生平的缺环、不衔接，乃至于有些矛盾——这已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期待考古发掘的新突破，但不欢迎那种不负责任的随意比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助于历史疑案的解决，而且还会混淆视听，导致新的疑案。
[附注]
（1）（4）（12）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第7期。
（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3）庞朴《亲手触摸一下历史》，《寻根》1999年第1期。
（5）庞朴《古墓新知》，《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6）（14）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1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7）《<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述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410、41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8）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97、39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9）（23）、（25）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第7版。
（10）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第74、7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11）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第1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
（13）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5）廖名春《荆门郭店楚墓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7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6）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80页。
（17）《郭店楚墓竹简》，第3、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8）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第143页，159页，齐鲁书社，1995年11月版。
（19）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2月版。
（2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
（21）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2）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第458、459页，巴蜀书社，1987年9月版。
（24）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第15、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6）刘宗汉《有关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两个问题》，《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91页。
（27）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396页。
（28）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
（29）[日]大庭修《武威旱滩坡出土的王杖简》，《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6月版。
（30）《曾候乙墓》，上册，第38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1）冯少龙《包山二号楚墓“龙首杖”试析》，《包山楚墓》，上册，第504～50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32）商仲达《湖北当阳赵家 楚墓发扬简报》，《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关键词：湖南名人；旅游资源；丰富性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159－03
目前，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在抓住国务院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已将旅游产业确定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因此，挖掘和利用名人旅游资源非常重要。
一、湖南人才辈出，名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综观湖南历史的发展，湖南名人旅游资源具体表现在古代、近现代等两个方面：
1.古代的名人旅游资源：
（1）炎帝（炎帝陵）
相传炎帝率部南迁, 因南方疾病流行，他教人采草药治病，并亲尝百草，后不慎尝了毒草而去世，人们把他安葬在今株洲炎陵县,从此，湖南有了炎帝陵。炎帝深得民心，史书中描述他是一个治国有道、安民有方的杰出帝王。自宋代建陵庙以后，前往祭祀、进香的人络绎不绝。明清两代每逢即位、立储、灾荒、战争等国家大事，君王都要钦派特使到此朝拜。现炎帝陵为4A级景区。
（2）舜帝（君山、韶山、山）
相传舜帝南巡时，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女英追踪至洞庭湖，后闻舜帝去世，投湘水而死。后人为了不忘二妃思念舜帝这位君王，将洞庭湖上的山改名为“君山”。现岳阳洞庭湖为4A级景区。
韶山之名也源于舜帝南巡时的传说，相传舜帝南巡至此，见风景优美，雅兴大发，遂奏韶乐，以助雅兴，韶山故此得名。韶，美好之意。现韶山为4A级景区。
新宁山也有舜帝的传说，相传当年舜帝南巡路过此地，见有这么一方良山秀水，说道：“山之良者，山也。”舜皇不仅为这块风水宝地赐名，也为世人专造了一个字。现山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区。
（3）禹帝（衡山）
传说禹帝曾来湘治理水患，并在衡山顶上观测水情，禹帝在南岳拜祭天地，得到治水的金简玉书，改堵截为疏导，根治了水患。禹王当年屯驻之地就被称为禹王城。现南岳区将其附近方圆数十里辟为禹王城景区。现南岳为5A级景区。
（4）屈原（汨罗江、端午节、龙舟节、屈子祠等）
屈原，战国时楚国人，曾被流放于汨罗江一带近十年,在忧思中，写成了伟大的诗篇《离骚》、《天问》等。公元前278年，楚都被秦军攻陷，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后，投汨罗江自尽。噩耗传开以后，人们划着船来抢救屈原，打捞尸体。他们把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吃掉尸体，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的来历。但尸体已随水漂到洞庭湖，传说龙王得知后，使湖水倒流，把屈原的尸体推回汨罗江，汨罗百姓为了感谢龙王，便把竞渡船雕成龙形，称之为龙舟，以示纪念。2200多年过去了，至今人们每到端午节，都在为纪念屈原而举行龙舟竞渡等龙舟节系列活动。后人为了纪念屈原，建屈子祠。
（5）贾谊（长沙贾谊故居）
贾谊，洛阳人，是汉代杰出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汉大中大夫。因朝中权贵排挤，被谪为长沙王吴芮的太傅，故世称贾太傅。他的赋今存4篇，以在长沙所作《吊屈原赋》是为有名。散文成就在其辞赋之上，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等。名人集有《贾长沙集》，后人为纪念贾谊，建贾谊故居。
（6）杜甫（杜甫江阁、岳阳楼）
杜甫，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杜甫曾从蜀中远赴湖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并在长沙做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等名句和杜甫江阁（杜甫曾移居湘江租佃的楼房，杜自称为“江阁”）等史迹。现有关部门已于杜甫江阁旧址重建杜甫江阁。
岳阳楼也留下了杜甫的名诗,杜甫曾于民不聊生之年登上了岳阳楼，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空有报国之心，就写下了《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首千古绝唱的诗篇。该诗现可见于岳阳楼三楼。现岳阳楼为4A级景区。
（7）张与朱熹（岳麓书院）
张，南宋理学家，绵竹人。随父张俊来长沙（当时称为潭州），乾道元年（1165）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聘张立书院，开创湖湘学派。张曾邀朱熹来长沙讲学，使湖湘文化发展壮大。张在长沙度过十几年，对长沙山水产生了浓厚感情，其咏橘洲诗云：“湘江岁晚水清浅，橘州霜后犹青葱。归舟着沙末渠进，且看渔火听疏钟。”
朱熹，江西婺源人，宋学大师。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1167年，应张的邀请，朱熹专程来长沙岳麓书院讲学，朱熹当年讲学的地点是书院的讲堂。朱熹和张都是中国理学史上的大学者，他们在岳麓书院讲学，从各地赶来听讲的人数以千计。此时为书院最为兴盛之期。现岳麓书院为4A级景区。
2.近现代的名人旅游资源：
（1）魏源（隆回魏源故居）
魏源,隆回人，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近代洋务思想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前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辑成《海国图志》。现隆回县魏源故居为著名景点。
（2）曾国藩（曾国藩旧居）
曾国藩，清末大臣，湘乡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两江总督等职。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创建湘军。他还创办了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著有《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旧居富厚堂,自曾国藩夫妇至其玄孙辈，曾氏共有四代人居住于此。
（3）黄兴（岳麓山、长沙市黄兴路商业步行街）
黄兴（1874-1916），长沙县人，1895年，黄兴回长沙与陈天华、宋教仁等成立华兴会并任会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赶往武昌领导战斗，被任命为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旅居美国，1916年黄兴回上海继续为革命事业与孙中山并肩奋斗，同年10月黄兴病卒于上海，1917年被国葬于长沙，黄兴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上。
（4）蔡锷（岳麓山）
蔡锷（1882-1916），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邵阳人。早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后留日习军事。回国后任过多年武教官。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1915年在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因积劳成疾，病逝后被国葬于长沙岳麓山。现岳麓山4A级景区。
（5）（韶山、桔子洲、爱晚亭、湖南一师等）。
（1893-1976），湘潭韶山人，字润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
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韶山，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10年，赴外地求学，走上革命道路。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先后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书记。20世纪10年代，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经常畅游湘江，并在桔子洲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还常蹬上岳麓山，在爱晚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革命真理，并于1925年写下了著名诗词――《沁园春・长沙》，抒发了他救国救民的革命豪情。
曾5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1966年，最后一次回韶山，居住在滴水洞。韶山是伟大领袖的故乡，既是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全国青少年传统教育基地，国家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享誉中外的景色秀丽的旅游胜地。
（6）刘少奇（花明楼）
刘少奇（1898―1969），宁乡花明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98年，刘少奇诞生于花明楼，并在此游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961年5月，他回到阔别40多年的家乡，在故居住了一周，在此多次召开座谈会，到附近乡村进行深入调查，详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在“”中，刘少奇同志遭到、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9年去世。花明楼有刘少奇同志故居、纪念馆、铜像广场等景点。现花明楼为4A级景区。
（7）（故居、纪念馆）
（1898－1974），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湘潭人。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指挥了“百团大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同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于1974年逝世。其故居、纪念馆为著名景区。
（8）（长沙、张家界）
（1896-1969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他出生在张家界桑植县，从两把菜刀闹革命起，经北伐、历长征，抗击日本侵略者，八路军中树威名。新中国成立后，任党政军重要职务，授元帅军衔。于1969年6月9日逝世。人民为怀念他，在张家界天子山顶建公园；在长沙建体育馆。现张家界为世界自然遗产，5A级景区。
（9）（故居、纪念馆）
（1902－1963），衡东人。中国人民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其故居、纪念馆为著名景区。
（10）沈从文、熊希龄（凤凰）
沈从文（1902－1988）： 1902年12月，沈从文诞生在凤凰古城，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919年，沈先生只身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从文的艰苦生涯，创作了《边城》、《湘西》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不久就蜚声中国文坛，几乎与年长他20岁的鲁迅先生齐名。
熊希龄（1870-1937），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1870年7月熊希龄出生在凤凰古城。他成名后，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曾经创办《湘报》，时务学堂，是与谭嗣同齐名的维新派中坚。1913年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政府总理，后因反对袁世凯独裁，辞去了总理职务，于1937年病故于香港。
现凤凰有以上2位名人的故居及陈列馆、沈从文墓等景区，为我国著名景区。
二、湖南名人辈出的原因分析
1.文化的积淀
湖南的青铜文化――楚文化――楚汉文化――湖湘文化。
早在商周时代，湖南的青铜文化就十分发达，是我国南方青铜器出土最多的省份，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就是在湖南挖掘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大量楚人进入湖南，楚人与当地湖南先民（主要属苗蛮、古越等集团）杂居交流，与青铜文化实行了融合，因而产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正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下，才哺育出屈原等文化名人。
秦统一中国后，设立了长沙郡，部分中原人进入湖南,中原文化（汉文化）随之进入湖南，并与楚文化融合，并发扬光大，发展到汉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汉文化。正是在楚汉文化的影响下，才哺育出贾谊等文化名人。
唐宋以来，由于中原战乱，中原人民大规模进入湖南，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汉文化），中原文化（汉文化）与楚汉文化大规模融合，从而促进了湖南文化的昌盛，正是在此文化的影响下，杜甫、秦观等名人在湖南大放异彩。
中原文化（汉文化）与楚汉文化大规模融合，发展到了两宋终于形成了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不屈不挠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民，使湖南人才辈出，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更是大放异彩。
2.时代的召唤
（1）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去反思，去开眼看世界，去向西方学习。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魏源才著《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2）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加剧了清政府高层官员的危机感，他们在与西方先进国家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于是向西方学习,兴办“洋务运动”，也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等著名洋务派人物。
（3）甲午战争惨败，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维新运动应运而生；而湖南又是维新运动中最有朝气的一省，也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现了谭嗣同及熊希龄等著名维新派人物。
（4）辛亥革命前后，两湖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第一个响应的便是湖南。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现了黄兴、蔡锷等革命派人物。
（5）“五四”运动后，湖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刘少奇、、、等著名人物。
三、利用湖南名人旅游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的对策
1.开发“祭祀与怀祖”之旅
（1）怀念炎帝：株洲炎帝陵之旅；
（2）怀念舜帝：韶山、岳阳君山、新宁山之旅；
（3）怀念禹帝：南岳之旅。
2.开发历史文化之旅
（1）岳阳：利用屈原、杜甫等名人来开发屈子祠、屈原墓、屈原纪念馆、泪罗江、端午节、龙舟节、岳阳楼之旅；
（2）长沙：利用贾谊、杜甫、张、朱熹、魏源、曾国藩、黄兴、蔡锷等名人来开发太平街贾谊故居、马王堆汉墓、杜甫江阁、岳麓山、岳麓书院、麓山寺、黄兴墓、蔡锷墓之旅;
（3）隆回及双峰：利用魏源、曾国藩等名人来开发魏源故居、曾国藩故居等清末历史文化之旅;
（4）凤凰：利用沈从文、熊希龄等名人来开发沈从文、熊希龄故居及纪念馆等凤凰历史文化之旅。
3.开发红色之旅
（1）长沙：利用、刘少奇、等名人来开发岳麓山、爱晚亭、桔子洲、湖南一师、刘少奇故居及纪念馆、体育馆之旅；
（2）湘潭：利用、等名人来开发韶山故居及纪念馆、滴水洞、故居及纪念馆之旅；
（3）张家界：利用等名人开发公园、故居及纪念馆之旅；
（4）衡阳：利用等名人开发故居及纪念馆之旅。
4. 开发购物与休闲之旅
如长沙市黄兴路商业步行街,现为全国十大商业步行街，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厦门的中山路齐名,商品琳琅满目,街道美丽繁华,晚上更是流光溢彩,完全可以利用黄兴的名人资源来继续做大做强, 进一步开发成为长沙市的购物与休闲之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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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向群，崔勇.华夏之旅从书・湖南[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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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先枢，金豫北.长沙地名古迹揽胜[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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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阎友兵.导游员速查手册（湖南省旅游局编）[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3）.
2017端午节校园广播稿精选范文一
甲：同学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来到了，大家对端午节的知识了解多少呢?嗨!端午节不就是吃鸡蛋、吃粽子吗?
乙：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得最广。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在楚国担任了重要职务。因为他主张坚决对抗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还被楚王赶出了朝廷。屈原悲愤极了，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最有名的是诗歌《离骚》。后来，秦国军队攻占了楚国都城。楚国失地千里，尸横遍野。屈原心如刀割，他不愿意看到国破家亡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怀抱石块，跳进了汨罗江。当时他62岁。
百姓们爱戴屈原，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划着船奔向江中，去打捞屈原的遗体，但没能找到。他们怕江中的鱼虾会咬食屈原的遗体，又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用江米喂食鱼虾来保护屈原的遗体。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会自发地来到江边，悼念屈原，还要划着船冲进汹涌的波涛，象征人们争相打捞屈原遗体，以此来寄托对屈原的哀思。久而久之，我国南方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
同学们，屈原因为热爱祖国、关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们的爱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吃棕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记2000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甲：丙，那你可以再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端午的习俗吗?
丙：好的，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是各种各样，比较普遍的活动有以下种种形式：大家请看 (图片，黑板)
賽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现在，我们南京人，每年也都会在玄武湖举办划龙舟比赛，端午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如果有空，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去观看啊，既可以了解我们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又可以切身感受一下龙舟比赛的佳节氛围。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每年五月初五，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悬艾叶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丙：此外，咱们南京人还有过端午、吃五红的习俗。所谓的五红菜通常指烤鸭、苋菜、红油鸭蛋、龙虾、黄鳝。
据悉，端午节的吉时在午时，南京至少八成以上的家庭在此时团聚在一起共进午餐，谓之赏午，吃五红，以防毒辟邪。
五红菜不仅是一顿简单的饭，它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美好愿望：团圆、健康。
甲：听了你们的介绍啊，我还真的长了知识呢，对端午的了解又更进了一步，这个星期传统的端午节又会来到我们身边。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帮着妈妈包香喷喷的粽子了。先用碧绿的棕叶卷成锥形，再加上雪白的糯米，喜欢吃甜的就加红通通的枣子或红豆，咸得呢，香肠、咸肉、花生都可以放，真是各有风味。当粽子蒸熟时，满屋子既飘有棕叶的清香、糯米的甜味，还有各种辅料的香味，真是垂涎三尺。到了端午那天，同学们别忘了把房子打扫干净，在厨房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毒虫。在家门口插上艾叶用来驱邪。还可以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线系在自己的脖颈、手腕或足踝上可以保你长命，这五色的丝线还能编成漂亮的蛋兜，装上一个清壳油亮的大鸭蛋挂在脖子上晃来晃去可真威风呀!那，丁，在端午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银城园的孩子们说呢?
丁：在包粽子、赛龙舟、吃五红的同时，同学们，你们可知道端午节这个在我国延续了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的传统节日竟要被其他国家申报联合国成为他国的文化遗产!真的是芒刺在背啊，这就更督促我们要好好重视我国的传统节日，加紧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化，使其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并借此使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加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与荣誉。让我们行动起来，就从5月28号开始，用我们稚嫩的双手拂去那一层尘埃，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新焕发出属于新世纪中华民族的风采。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2017端午节校园广播稿精选范文二
甲： 敬爱的老师
乙： 亲爱的同学们
甲： 当灿烂的阳光温暖整个校园，胸前的红领巾正迎风飘扬。
乙： 让我为你采撷一缕阳光，留住一丝清风，让金色和红色印染。
合：今天是201x年5月 28 日， 红领巾广播站开始广播了!
甲 ： 我是
乙： 我是
甲：今天的播音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我们一起走进聪明小屋，学知识、长见识，了解端午节的由来。
乙：其次是：话说安全;最后是温馨提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乙：同学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来到了，大家对端午节的知识了解多少呢?
甲： 嗨!端午节不就是吃鸡蛋、吃粽子吗?
乙：你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吃鸡蛋和粽子吗?
甲： 不知道，你快给大家说说吧!
乙：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其中以纪念屈原的传说流传最广。相传，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爱国诗人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阴历5月5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进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拥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个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原。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的活动很丰富，从早晨天蒙蒙亮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才结束。
端午节的早晨家家吃粽子纪念屈原，一般是前一天把粽子包好，夜间煮熟，早晨食用。包粽子主要是用河塘边盛产的嫩芦苇叶，也有用竹叶的，统称粽叶。粽子的传统形式为三角形，一般根据内瓤命名，包糯米的叫米粽，米中掺小豆的叫小豆粽，掺红枣的叫枣粽;枣粽谐音为早中，所以吃枣粽的最多，意在读书的孩子吃了可以早中状元。过去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天，早晨都要吃枣粽，至今中学、大学入学考试日的早晨，家长亦要做枣粽给考生吃。
煮粽子的锅里一定要煮鸡蛋，有条件的还要再煮些鸭蛋、鹅蛋，吃过蘸糖的甜粽之后，要再吃蘸盐的鸡蛋压顶。据说吃五月端粽锅里的煮鸡蛋夏天不生疮;把粽子锅里煮的鸭蛋、鹅蛋放在正午时阳光下晒一会再吃，整个夏天不头痛。
甲： 真没想到，在端午节的背后还有如此感人的故事。了解了端午节的由来，我想今年的端午节大家一定能过得更有意义。
甲： 多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例，都是告诉大家相同的一个道理：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安全。
乙：同学们，安全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是一个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安全的隐患是随处存在的，它就像是一只凶恶的老虎，时刻窥着我们，随时向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伤害与痛苦，也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些不幸事故的发生，确保我们的安全呢，我们就得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
甲：然而，在生活中，很多同学却忽视了这个问题。有的同学经常在公路上玩耍，有的同学上下楼梯时互相拥挤，有的同学在没有大人的陪伴私自游泳，有的同学独自玩火玩电，有的同学不按要求在体育器械上活动，还有的同学经常攀爬学校及其他地方的围墙，有的同学在校园里追逐打闹等等。同学们，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就要造成不幸的事故。
乙：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注意安全，就是在拿我们宝贵的生命开玩笑。同学们，无论我们听到的还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些不幸事故，都会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因此，请同学们要自觉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爱护自己，每做一件事，都应该想一想，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么做是否安全，用自己的行动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最后是温馨提示栏目:
一说到夏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热，夏季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期，但夏季的天气绝不是用一个热字可以概括了的。夏季是一年中天气变化最剧烈、最复杂的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这段时间里。近三十年来北京全年降水量是570毫米，而仅仅夏季的降水量就达423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74%，特别是7月下旬和8月上旬，常常是大雨和暴雨的集中期。另外，各种灾害性天气，例如雷电、冰雹、雷雨大风、洪涝、干旱、台风等也都多发生于此时。
夏季天气炎热，在高温的环境中人体的很多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人体体温调节、水盐代谢、消化、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这些变化一旦不能很好适应环境，人体就会有各种不舒适感，中暑就是夏季里最多见的一种情况。另外夏季高温高湿又是细菌繁殖活跃期，各种传染病，特别是消化道传染疾病的多发期。为了能平安度过夏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合理饮食
多吃清淡少吃油腻食品，多吃一些带有苦味蔬菜，如苦瓜、丝瓜、苦菜、芹菜等。苦味可以促进食欲，可以清心健脑，可以促进造血功能，还可以泄热排。
甲 ： 每一次的相约，都倾注了我们切切的期待。
乙： 每一次的离别，意味着下一次更清新的归来。
合： 今天的广播时间即将过去，感谢大家的收听。
众所周知，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尤其是楚国的史料中，屈原更是不见经传。这实在与后来记载中的屈原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屈原－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更有观点认为屈原并不存在，纯系汉儒的虚构和假托。在各种观点皆缺乏力证的情况下，此一观点也就自有其道理。廖平是持否定屈原存在观点的，其说虽多偏颇，但毕竟有可取之处。再如胡适亦持类似看法，他在《读》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关于第一个问题胡适先生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而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接下来他论述了“《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2）――当然，如果站在当今的最新学术前沿来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说不惟《史记》“不很可靠”，一切历史文本皆无法“很可靠”，因为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喻体的存在，一种修辞的存在。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只是文本而已，根本就无法摆脱其做为一种叙事所具有的虚构性、修辞性和倾向性。胡适还就《史记》中涉及屈原的文本进行了类似于今天“文本分析”似的解读，得出了“《屈原传》叙事不明”的结论，并指出了五大疑点（有点像现今美国的修辞解构阅读）。再有近来日本秋田大学的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其《新研究――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与诸篇的比较》中，研究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中之“升仙图”、“重庆巫山县”土城坡等地出土的各种棺饰铜牌、四川简阳县汉墓出土的石棺侧板画像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河南新野县、湖北随卅市“曾侯乙墓”等出土文物，得出了“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等诸神皆出于汉代而不可能出于战国时的屈原笔下的结果，证明《九歌》系汉代人伪作。这无疑也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且让历史文本与出土文物相“互文”，有“以地下之物证地上之事”之风。然而总的来讲，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故此，我以为完全否认屈原的存在不太可取。既然缺乏必要史料证明屈原的存在，及屈原是谁，其真实面貌为何，那么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便可视为不可追寻。而我们今日言说之屈原，只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一个话语的命名。在此基础上，我所讨论的不再是“屈原是谁？”而是屈原是如何被言说的？
二、
首先，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非中原地区的，非汉文化中心的诸侯国，尽管当时也曾十分强大，但在秦统一后的大一统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国家里，它便成了一种“边缘”的“楚地”。生活于当时楚国的诗人屈原，相对于生活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独尊儒术”的汉儒们来说，也只是个“少数民族作家”，是个地地道道的“边缘”的“他者”。然而《史记》中的屈原又是什么样子呢？细读《屈原贾生列传》，除胡适已提出的五大疑点以外，我们更可运用更为前沿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加以推敲。《列传》中涉及屈原生平行状的叙述并不太多：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3）
先看其中引用上官诬陷之辞的“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为文中人物所言而非叙述者之言，那么叙述者相对于文中的历史场景（且是戏剧化了的），无疑是个“不在场者”，他又是如何听到这一段话的呢？相信不会有如此详尽的史料流至汉代。显然这段话是由叙述者代言的，是作者的一种修辞和建构，而与历史史实无关。进而再看这段叙事，在这一颇富戏剧性场面的历史场景中，只有两个“在场者”：屈原和上官。上官是否“见而欲夺之”，即便在当时也难于辨明（楚怀王即一例），更何况事过境迁后的“缺席者”司马迁呢？司马迁判定屈原为可信，上官为不可信，完全是着眼于其文章的主题建构和谋篇需要，而与具体史实无关。换言之，司马迁是以“历史经验”置换了“历史史实”。而这本身就是“不可信”的。
再进而分析这一段文本，不难看出它是建立在“忠/奸”的语义二元对立上的。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忠臣故事”，而君、忠臣、奸臣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所有这类忠臣故事的基本“句法结构”，即便把主人公屈原置换为别的什么人也是一样。而故事中的上官（或换成别的什么人）则注定成为“反英雄”，这是故事所决定了的。换言之，不是因屈原才创造了屈原故事，而是因屈原故事才创造了屈原。司马迁讲述的只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老套情节（基本句法），是“陷害忠良”这一故事“功能”的屈原版。
“屈平既绌”以后至投江之前，已被胡适读出了五大疑点，此不再述。值得指出的是，其间凡与屈原有关部分，许多都类似上面分析过的，属“直接引语”而又缺乏“在场”证据。诚如胡适所言：“‘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4）
最后屈原投江一段，司马迁更是将其修辞性、虚构性及文学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糟而啜其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5）
不必细察，我们也可看出这完全不是历史描述式的叙述方式，而是修辞性的一种虚拟对白，为的是表明作者见解而预设一对话者，以形成必要的基本语义对立。这一手法可说是司空见惯，《论语》里有、《左传》里有，就连《楚辞》中也不乏其例。这是“文法”而非“史笔”。
《列传》中除上述几个部分叙述了屈原故事外，其他则为叙述者太史公的阅读感受、感发及对《怀沙》等文本的征引等，更加与史料无关。不过这些却对我们研究太史公文本的成文过程不无裨益。
讲完屈原故事后，接下来又讲了贾生（谊）的故事。为什么要把汉儒贾谊的故事与战国时的屈原放到一起呢？我以为这其中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贾谊似有屈子遗风，且有相似遭遇，又凭吊过屈原，与屈子并提，理所应当，其实远非如此简单。在这类忠臣故事中，都有着相同的叙事模式，比如前面提到的屈原故事中的“功能”，在贾谊故事中同样存在：怀王被置换成文帝，上官置换成绛、灌、东阳侯、冯敬等，而主人公则由屈原置换为贾谊；上官的进谗“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与结果“王怒而疏屈平”，置换为“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与结果“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屈原故事与贾谊故事具有“同构”的关系。分析至此，还有一至关重要的“潜台词”不能忽略，那就是作者自身的身世之感。于是在这个“同构”的故事中，除由君、忠臣、奸臣构成的横向的“转喻”关系外，还可发现屈原、贾谊、司马迁之间亦构成了一种可相互置换的“纵聚合”关系。司马迁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来喻说自身的“发愤著书”，也正是在屈原、贾谊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某种“隐喻”关系。
前面的文本分析已然表明，《列传》中所讲述的屈原故事，大体属于一种历史传说故事，并无充分的史料根据，且完全是“文史不分家”的虚构叙事文法。司马迁当然也是虚构者之一。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选择（或曰从众）这样一个忠臣故事来建构屈原呢？事实上他同样以此模式建构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我。前面文本分析中尚未加分析的太史公自陈阅读屈原的感受那部分，这里正好派上用场：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恒，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6）
此段文字中，明确表明，太史公对屈原的推崇，主要是出自－种想象性（“推其志也”）的建构。而这种想象又是通过阅读《离骚》等作品而得来的。于是问题就明朗化了，其中关键之处无非两点：
1、 屈原流传下来的文本本身可靠与否；
2、 太史公那富于激情的阅读、解读是否可靠。
第一个问题后面详论，现在先来看第二个问题。从理论上讲，一切阅读皆属“误读”。这一由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误读”理论已几成今日阅读理论的定论（7）。太史公的阅读当然也属“误读”，这是可从文本中分析得出的。太史公说屈原“其文约……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极远”，这句话用今天的理论话语说出便是：其“能指”有限而“所指”无限，“内涵”极为丰富，具有多种的阐释可能。太史公当年能有此见解固属难得，但他却没有按此思路去给自己的阅读留下更多的阐释空间，而是一味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中心，去压抑各种“边缘”的阅读可能。比如，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按理这样一个人物是会载入当时的史书的，即使楚国因群小作怪而有意遮蔽了他，别国的史官也不会坐视不理。然而先秦史料中却不见屈原之名，这岂非一大疑点？太史公不察，却一味相信自己对《离骚》等篇的阅读感受，把屈原排入忠臣、能臣之列，这样就压抑了屈原其他生存状态的可能，比如做为“文学弄臣”“的可能，做为“大巫”的可能，甚至是实无其人的可能。以儒家的“忠君”（汉儒的）观念解说屈原，则压抑了屈原与怀王间其他关系的可能性，如“恋君”的可能（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中论及此种可能）。以能臣标榜屈原，实则最是这一阅读的自相矛盾之处。《离骚》等篇中虽以喻说方式反复自喻自身的高洁，但却并未直言自己的政治才能、外交方略具体如何高明，而司马迁的阐释恰使文本中另一具有反讽性的意义凸现出来。即：作为政治家却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说到政治见解，除“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等几句老生常谈外，更是乏善可陈。这岂不是对“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反讽。太史公又以“风、雅”的儒家审美标准压抑了《离骚》其他的美感体验的可能性（对风、雅本身又岂非如法炮制）。严格地说，作为笫一人称自叙“盖自怨生也”的《离骚》，应属“不可靠叙事”，当作一种具有虚构叙事特征的诗篇来读犹可，若把其当作信史则大谬不然。太史公对屈原文本的“误读”过程，也就是他以儒家“意识形态”（个人与其所处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参见阿尔图塞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对屈原进行重构的过程。于是“楚地”的文化“边缘”者屈原，便成了按汉儒“意识形态”所想象建构的忠君爱国的儒林楷模。就连“夫天者”、“父母者”、“日月”等，也在儒文化的修辞中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如此一来，有关屈原的另种其他可能及意义便统被遮蔽不见了。这也正是太史公在“缺席/在场”的叙述中施加“话语暴力”并能理直气壮的根本原因。
其实，“误读”屈原并非自司马迁始，而是生活在儒文化中心的大一统帝国里的汉儒们必然的价值取向。就《列传》而言，早有汉儒贾谊吊屈原的“误读”在先，太史公所为，自是情理之中的了。贾谊“误读”屈原，以自身遭遇的生活经验置换出屈原的想象性建构；司马迁“误读”屈原及贾生，亦以自身经验置换（“想见其为人”）出屈原、贾生的历史故事，并使之成为“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司马迁与他建构的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便也隐迹其间了。 三、
现在再来看屈原作品的可靠性问题。这一问题与上面讨论的汉儒“误读”紧密相关。我们知道，战国末期还没有“楚辞”这一概念。“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完成的，也就是说，汉以前，屈原的作品还不是“经典”。那么，由战国至汉代，由“无名”到“命名”，由“民间”而“经典”的过程，亦是一个对“楚辞”（而为《楚辞》）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也可视为是对文本的“改写”或曰“改造”过程。当然，这种“改写”或“改造”，并非一定指有意的伪造或假托，而是泛指翻译、整理、修订、归类、编目、取舍、补充、注释等一切参与改变（或曰制造）文本“意义”的活动。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点是，《楚辞》如确系屈原所作，或部分为屈原所作，其主要作品也肯定大多作于流放途中，其传世方式与史官所记官家行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当时书写的媒介是简册，以屈原如此浩繁的文本制成简册，一定汗牛充栋。让一流放之人（即使有从人帮助）完成如此工作，也不太可能。且如此之多的简册能历经劫灰完好无损地传到汉代，更是无法想象(儒家经典尚不能如此幸运，至今留下段今、古文的公案)。所以屈原作品最初以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才逐步地形诸文字。从现今所见的《楚辞》文本中亦可看出其在语言/文字二者间，从语言的倾向。如模拟声音的语气词“兮”的大量重复出现，无疑是更具传唱特征而较少书写特征的。而漫长的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传播过程，又会使某些集体创作的因素掺入其间。（8）如此看来，《楚辞》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准集体创作，它还有没有一个相对“改写”而言的“本源”，都已经成了问题。再者，严格地讲，楚国的语言/文字是异于统一后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的，所以从楚国传唱的《楚辞》到汉儒编纂的《楚辞》间，尚有一个准“翻译”的过程，而这亦可以视作是一种改写。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至少已经过了楚地民间与汉代文人的双重改造。
首先，《楚辞》本身便不是一个由一时一地甚至一人所作的统一性的文本。按姜亮夫先生的意见：“《屈赋》文体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体制：一是《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一类，二是《九歌》一类，三是《天问》一类。《离骚》的语法结构与先秦文体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学的一般形式。《九歌》则语法特殊者至多。……”（9）而照胡适先生的说法，干脆认为“《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10）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楚辞》并非整体，而是由多种不同文本混合而成这一点似无疑义。这些文本之间充满竞争，彼此“互文”，相互“改写”，在楚、汉文化的流变中，生成转换，变动不居，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汉儒对“楚辞”的收集、整理、修订、编纂直至命名和注释，又为《楚辞》的动态存在设置了新的置换链条，使之按照儒家的“意识形态”去生产“意义”。汉儒们是否还仿制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大招》、《远游》等），我们虽有怀疑，但苦无确证。不过，就我们所知的部分，亦能洞悉汉儒们“改写”《楚辞》的形迹。
当“楚辞”从主要以“声音”为主的文本，逐步过渡到文字的文本后，其“能指”仍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如误漏、错简、讹误、缺失等。还有一些字、词，随着年代的推移，时空的转换，渐已失去其“语义”，这就给注释家留下更多姑妄言之的空间（有些字句至今无确解，仍在姑妄言之）。汉儒（如王逸）以儒家的眼光解读、编纂、注释《楚辞》，实际上等于先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这样，文本的语义便处在了一种压抑状态之下，于是“边缘”的“意义”便只能就此“沉默”了。这种“话语暴力”所及，势必影响到编纂、考订过程中体例的编排，篇目的增删，讹字、脱字的辨析取舍，版本的选择修订等等，从而实施了对“楚辞”的“改写”与“重构”。
对“楚辞”的另一种“改写”应该与音乐有关，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楚辞”中究竟哪些可入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全都不同程度的与音乐有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引《宋书·乐志》云：“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11）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名目繁多，而且帝王是参与“斟酌”的。“楚辞”到了汉代还能不能入乐已是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仍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不过这时的“楚声”恐怕已不同于战国时的“楚声”了。《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说：“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12）又在《清商曲辞》中说：“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13）可见由于音乐的关系是可能“改写”文本的，甚至不惜“去其哀怨、考而补之”。《汉书·礼乐志》说：“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由于汉高祖、唐山夫人与楚的特殊关系及对楚声的偏爱，对“御用”了的《楚辞》加以改造，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多方面的。他们自身就能写作“楚辞”，又多方鼓励别人去研究《楚辞》，这在汉代似乎成为一种“传统”。《史记·酷吏列传》载：“买臣以‘楚辞’（《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此处——引者）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14）可见这时的《楚辞》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儒化”，而且是“官方意识形态”化了。汉儒于《楚辞》，已绝非一种单纯的文学爱好或学术爱好，而是有着政治功利目的的。
屈原及其神话，对于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来说，无疑具有“他异”的因素，比如《天问》对历史、传说、神话的步步追问，无疑对那些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潜在“关联文本”，具有极大的消解性，《离骚》等其实亦在此列。这种“文本间性”所揭示出的《楚辞》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却被王逸的一段题解给湮没了。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15）
于是《天问》的解构性被遮蔽，且被意识形态化了。再如，战国时期尚未形成“忠君爱国”的观念，但汉儒们还是能靠一己之想象读出“忠君爱国”的微言大意来。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一文中，就《离骚》的具体文本，分析了所谓“留国”与“去国”的问题。我以为应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来解读，从意识层方面来看，屈原对“去国”的态度是乐观和积极的，用“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来描述他的象征性旅行。直到“忽临睨夫旧乡”才“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就是说“留国”情结是发生在“忽临睨”的一瞬间的冲动里（潜意识的）。“留国”只是一时感情用事而非理智选择。当然，对于一种喻说性的修辞建构，我的这一读解也肯定是一种“误读”。但这毕竟是所有“误读”中的一种可能的读解，一种被中心意义所压制的边缘读解。
汉代统治者靠着遮蔽文本中的“诋君”而凸现“忠君”，遮蔽“去国”而宣扬“爱国”等手段，改造了“屈原神话”中的异端，并使之成为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一种制造“他异”过程中的“他异”因素。
因此，我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历史文本中之屈原，乃是一经改写、想象而加以重构之屈原，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而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历史中的屈原则越来越离我们远去，变得无法追寻，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关于他的神话。如果说汉儒对屈原的想象性建构是基于对“楚辞”的“误读”，那么“楚辞”本身其实亦是汉儒自己的建构之物。《楚辞》本无“楚辞”之名，是楚文化源头活水中变动不居的动态存在。在不断“互文”和“改写”的过程中，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其“本源”亦在“流变”之中，并不存在一种本源/流变的二元对立。《楚辞》的“经典化”过程，便是权力话语对它不断的建构过程，也正是这种建构，千百年来主宰着《楚辞》的“意义”的流变。甚或可以说，“楚辞学”便是建构在对“他者”的想象和改造之上的，是一门权利话语的“政治修辞学”。 注释：
1、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系借用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术语。
2、胡适，《胡适文集》第三册页73－7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据《史记》页1900－19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同注2。
5、同注3。
6、注3、注5。
7、详见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6 月版。
8、关于上古诗歌的“口述传统”研究，西方学界在20世纪有“帕里-洛德理论”。海外学者王靖献曾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诗经》，出版了《钟鼓集》一书，详尽地分析了《诗经》中的“套语”、“套式”等口述特征。这些研究在分析《楚辞》的形成过程方面，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尽管《楚辞》在“套语”、“套式”之类口述特征的表现上，与《诗经》有着很大的不同。
9、据《屈原赋今译·序例》，页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同注2。
11、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页88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同注11。页376。
13、同注11、注12，页638。
14、同注3，页2370。
15、《楚辞补注》页8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辞补注》（王逸注，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楚辞集注》（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亮夫著《屈原赋校注》、《屈原赋今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关于传统文化经典文章1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土家族的“走婚”、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承下去。
关于传统文化经典文章2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土家族的“走婚”、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承下去。
关于传统文化经典文章3
没有核的果实自然无法在自然界生存，没有粹的米粒总是扬着无知的头颅。在这个日新月异，传媒声喧杂的年代，你是否也被繁花迷了眼，丢了心?
今天，我们只会坐在草地上用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郭敬明);当简简单单而又通俗的《老鼠爱大米》唱遍大江南北时，谁有能重拾昔日哲人心中那"青青子矜"那般泛黄的感动?无可否认，青春文学可以带来梦幻般的感动，但倘若一个人的精神主体是这些，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在这个众生传媒的时代，我们看到了一些人为了一点点事斤斤计较，谁又能理解"大同世界"的美好呢?谁又能重拾昔日大教育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度量。
翻开厚重的古典书籍，我们看到的是老子用了五千个字写出的《道德经》，句句短小，却又饱含真理，孔子与弟子言行在《论语》的二十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短短八个字，体现出的却是何等的重要。打开《三国演义》，是刘，关，张三人"不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翻开《红楼梦》，是林黛玉“红藕香断有谁怜"的惆怅;翻开《西游记》是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唐僧的执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司马迁用《史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翻开唐诗，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怀念，是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放，是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国忧民。
【关键词】红梅赞；历史背景；歌词内涵；音乐元素；二度创作
《红梅赞》这首声乐作品选自歌剧《江姐》，它简洁生动的歌词，优美激昂的旋律，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笔者以教学中的感悟，分四个部分，来浅析此声乐作品。
一、历史背景
歌剧《江姐》改编自小说《红岩》，讲述的是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中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主要故事内容为1949年内战全面失败,逃亡台湾,下令处决所有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全国解放前夕，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反动派统治下的重庆，中共地下党员江姐带着中共四川省委交付的重要任务，离别重庆，奔赴川北。途中她惊悉丈夫同志彭松涛牺牲的噩耗，但江姐抑制巨大的悲痛，投入对敌斗争。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她同其他20多名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在重庆解放前夕，英勇就义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歌曲《红梅赞》是歌剧《江姐》中第一场的唱段，也是贯串全剧的主题音乐。它是江姐英雄形象的象征，每次出现都根据剧情的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需要而加以变化。在这部歌剧中还有《我为共产党把青春贡献》、《五洲人民齐欢笑》、《绣红旗》等歌曲在不同的场景下贯穿整部歌剧。《红梅赞》以红梅报春的深刻寓意来赞颂江姐，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二、歌词内涵
歌词是最为直观能表达歌曲内涵的。拿到一首歌要反复朗读歌词，在朗读的过程中加以情感化，认真体会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字。《红梅赞》是以“梅花”烘托出革命党人有着像梅花般的坚韧不屈的性格。作者阎肃老师填词时，深受诗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句的启发，此处很好地借鉴了梅花的不畏严寒、傲雪怒放的坚贞性格，比拟江姐坚强不屈的革命气节，整首歌紧紧抓住了“赞”字作为全曲的基本格调，以梅花坚韧的性格来赞颂革命党人的伟大精神。
这一首《红梅赞》的歌词虽然字数不多，但每一个字都用的恰到好处，描写出了外界环境的恶略和革命党人的坚定信念。第一段歌词“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这里的“红”字代表的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希望，在红岩上开满了希望的梅花。“千里冰霜脚下踩”用的是拟人的手法。红色的希望之梅屹立在高高的红岩上，它不畏惧所有的困难，把千里的冰霜踩在脚下。红色的梅花与白色的漫天冰雪，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显现出梅花的高尚姿态。“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前半句深刻的描写出了天气坏境的恶略，也暗喻了当时的政治腐败黑暗。但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江姐同被俘的共产党人毫无惧怕，只有一片渴望胜利的丹心向着光明努力开放。双重“向阳开”的歌词更加充分的肯定了共产人的忠贞不渝，坚信正确的革命道路将会顺利的走下去，所以她们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一段歌词着重描写了红梅花在寒冷的冬天独自开放的坚韧的性格，代表着革命党人也有着像梅花一般的精神与敌人做着顽强的抗争。
第二段歌词“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其中第二句“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中“怒放”二字表现出红梅花迎着寒冬，昂首开放。表现出共产党员们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没有被打倒，而是积攒了所有力量与抗衡到底的决心。“香飘云天外”中的“云天外”表现了红梅花不仅只是盛大开放，并且它的香味飘向远方，飘向世界。让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共产党的。最后一句“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中“唤醒”体现出共产党最后的胜利唤醒了各族人民，大家都期盼着共产党能带领各族人民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最后一句表现了各族人民高歌欢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这两段歌词都巧妙的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充分的表现出了革命党人的高尚品德和对党的忠诚。
三、音乐元素
《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采用的是民族七声调式所写的，句式和全曲结构比较方整，它广泛的吸收了川剧、越剧、四川清音、京剧等地方戏剧的音乐语言加以创作，民族色彩尤为凸显。
音乐结构为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两部分都是由四个乐句构成的。歌曲采用了歌谣体短曲形式和四平调一板三眼的节奏，是以一字多腔及大幅度音程跳跃的手法来发展音乐形象的。
这首声乐作品中装饰音的运用和十六分音符的运用很多,使得歌曲在节奏上快慢有秩，能更好地抒发出主人公的情感线条。第一段的节奏和音域是递进的方式表现的，在“三九严寒，何所惧”这一句中的跳音和附点十六分音符的运用，更显现出在白色恐怖的恶劣政治环境中，共产党人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逆境丹心无比坚定。第二段的音域则基本上都是在高音区。这样音域上的扩展，不但说明了主人公的情感递增，还突显出了主人公忠于人民，忠于党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第二段“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是第一段“红岩上红梅开”的延续句。其基调就要比前面更加的强烈，江姐仿佛看到寒冷的冬天，红梅花儿傲霜挺立，朵朵盛开。第二段大量的运用了十六分音符，节奏也明显要比第一段的节奏更加紧凑，这样更能表现出革命党人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和斗志。
四、二度创作
每一首歌曲的的诞生，都是词曲作者合作而成的一度创作，二度创作是要演唱者通过对作品了解之后，加上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再更深一步的诠释作品。
《红梅赞》是一首独具民族风格的歌曲，在旋律中，除了已有的装饰音，根据汉字特有的音调和情感的需要，笔者认为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上装饰音，以简谱记谱为例：1、第一句中的第二个“红”字，是唱sol音，这里应在前面加一个mi音，因为“红”的音调是二声，这样演唱更贴近说话时的语言。另外，这里有一个八度跳进的大音程，用mi音做一个铺垫，也更好演唱。2、“何所惧”的“惧”唱mi re mi,如果变成mi re re mi，听起来就更加婉转了。3、“一片丹心中”的“一”按照语言的习惯，一般读成二声，所以可以在原来的sol音前面加一个mi音。3、“香飘云天外”一句中的“外”读四声，则在原来的re音前加mi音装饰。4、“唤醒百花齐开放”一句中的“放”参照这里所讲第2点，可以唱成la sol sol la。5、最后一个“来”根据音调，在slo音前加一个mi音听起来更加自然。
当然二度创作不仅仅只是加一两个装饰音那么简单，对于其它一些大型的声乐作品，二度创作就需要在节奏，速度等方面，都要有更加细腻的处理。
这里通过浅析歌曲《红梅赞》，希望能把分析一首歌曲和二度创作歌曲的一些经验和初学声乐的学生一起分享,希望对大家的学习能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下面好范文小编为你带来一些关于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1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喜欢春节，大人们喜欢春节的热闹，小孩子喜欢吃饺子、收红包，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的印象中，中秋节、元宵节、清明节都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日，而端午节给我的印象最深。
端午节最有趣。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说到粽子，我特别兴奋。在我的家乡，粽子是用泡好的黏大米包在竹叶里，然后放入锅里蒸。这样，大米中有了竹叶的味道，吃起来就特别的美味了。
在端午节这天，人们不仅会吃粽子，还会插艾蒿。天还没亮，爸爸就把我从睡梦中喊起来，说是要带我去割艾蒿。我随着爸爸来到小河边，看到已经有好几位邻居的叔叔在割艾蒿了。爸爸一边跟他们打着招呼，一边也割起艾蒿来。我学着爸爸的样子，也割了几棵。艾蒿上沾着露珠，闻起来有一点淡淡的清香。不一会儿，就割了一小捆。回到家，爸爸把艾蒿插到房檐上，密密麻麻的的一排，像一队士兵在为我们家站岗。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插艾蒿，爸爸说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呢。
传说古时候，有一个村子的人都特别坏，上天派一个神仙来调查，决定要惩罚他们。神仙驾着祥云来到村子的上空，突然看到一个妇女带着俩个孩子往村里走，她怀里抱着一个大孩子，地上却领着一个小的孩子。神仙感到很奇怪，就落下云头，来到妇女面前，问她为什么。妇女回答说，因为小的孩子是自己的，大的孩子是邻居托她照管的，所以她要把大孩子照管好。神仙听完，觉得这个妇女是个特别善良的的人，决定要救她，就对她说：“大姐你好，您是个善良的人，请您把这些艾蒿在五月初五那天早晨天亮前插到你家的房檐上，就会保佑你家平安无事了。”说完，神仙就化作一股青烟回上天去汇报去了。妇女回到家，按照神仙的指示插好艾蒿，想到插艾蒿能保平安，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全村人，全村人都在五月初五那天早晨插好了艾蒿。端午节的早晨，神仙再次来到这个村子的上空，决定放火烧掉这个村子，可定睛一看，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插着艾蒿，不知哪一家是那位善良的妇女的家。神仙知道是善良的妇女想救全村人，于是成全了她的美意。从那以后，人们就在端午节这天起早插艾蒿，以此保佑全家幸福平安。
端午节不但有粽子这种美食，还有“插艾蒿保平安”这么美好的传说，让人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要传承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我爱端午节!
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2端午节佩戴香囊是华夏民族的古老习俗。香囊是香荷包的简称。香囊又名香包、荷包、香袋、香荷包。
端午节佩戴香荷包源于公元前278年，楚国民以“简棕”(即竹简贮米)投入汨罗江祭奠屈原，使鱼不损伤其遗体;又据《初学记》中记载：汉光武年间，长沙人欧回，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屈原官名)对他妻子托梦说：“你们祭祀的东西，被江中蛟龙偷走了，以后可以用艾叶包住，五色线捆好，蛟龙最害怕这两样东西”。于是其妻就用竹简制粽，并缠上五色丝线投入江中。后来世代相传，发展为端午节食品及五色丝线缠粽子的民风民俗。到后来，人们又用五色彩线缠、绣各种各样的香荷包，这种古俗愈演愈烈，据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描写：“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又如：《红楼梦》书中写道：“(宝玉)因忙把衣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系的荷包解了下来。”这里的香囊、荷包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端午节所佩戴之物，但其古俗含义辟邪、熏香、定情物不免也夹杂在其中。元代杂剧就提到这种香荷包，让驰聘疆场的武士佩戴在身边，是用来装针线的，大的像钱包，小的似手袋。
我国古俗佩戴香荷包历史悠久，它可追溯到周代之前。据《礼记·内则》记载：“子弟父母，左右佩用……衿缨，以适父母舅姑。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纵拂髦、忽角衿缨，皆佩容臭。”这里所说的“衿缨”是编结的香囊;“容臭”是指香囊中的香物。这段文字记载说明周代年轻人在父母与舅姑处时，随身佩戴香荷包(香囊)，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礼仪，也说出了那时的香荷包尚无装饰意义。
在我省许多城乡，尤其是西峡，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总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并举办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耐人寻味的民俗活动。特别是这天，大人小孩都佩戴各色丝绸，精工制作成的颜色各异、形状不同的香囊戴于身上、腰间，娃娃们都要带上布制的肚兜，人们认为这些布制吉祥物都有灵气，都具有保护子孙平安成长的特性，因此，在端午节这天佩戴香囊，受到人们喜爱和，
香荷包都是采用彩色绸缎或布块包上棉花，掺和着丁香、山艾、细辛、甘松、白芷等中药粉，再用彩绸扎绣而成。它们下边还垂上红、绿、青、蓝、紫各种线穗，再穿上银珠光片之类，看上去珠光宝气，诱人喜爱。有些巧手把许多小香包串起来，组合成很有趣的“八仙过海”、“鱼儿钻莲”、“老鼠啃葡萄”、“狮子滚绣球”、“猴娃啃桃”、“虎踏五毒”、“驱五毒簸箕”、“艾虎”。在端午节早晨，大人要把这些香荷包给孩子佩戴在身上。希望香荷包里的香味和小动物可以祛病除恶，祈福降寿。随着历史的演变，祛病求福的观念渐渐淡化，而这制作精湛的艺术品的风俗却保存了下来，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衷心祝愿。
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3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逐渐淡化与消亡，是近年来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几乎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有人出来念叨一番。有人甚至将这归因于“洋节”的流行，认为其实质是强势文化侵入导致的本土文化衰退。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城市居民，过去的节日特定食品如今随时可以享用，周末的休闲娱乐可以比过去的节日还丰富，传统节日自然就淡化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是在过去的生活节奏中产生的，或者可以说与旧时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相依存，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代，生活节奏空前加速，可能是人们不得不疏离传统节日的更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说，“洋节”是伴随当代生活节奏一起进入中国的，所以最先接受“洋节”的，恰恰正是最能适应当代生活节奏的青少年。与人们对春节与中秋的不能忘情相比，端午与重阳这两个传统节日就更是渐行渐远。
粽子似乎是端午节的标志。其实南京习俗，吃粽子并不限于端午节，但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只是南京的.粽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名，说到粽子之类的江南小吃，人们只会想起苏州和杭州。
包粽子本该用糯米，因其黏性好，可以黏住恶龙的牙齿，免得它去伤害屈原。然而一般人家只能以粳米掺少许糯米，甚或以籼米为主，掺上粳米和少许糯米，因为在计划供应的粮食中，粳米和糯米都是限量供应的，糯米尤少，大约一个节期一人只有一斤，且价格也要高几分钱。贫寒人家，不得不做这种算计。包粽子的米也需要泡一段时间，使其吸收一定水份，容易煮熟，但也不能泡得过久，否则会酥成米粉，那就只能做元宵了。
家里常包的是白米粽，偶或也能包点夹心粽。一种是素心，在米里掺上红豆，或红豆沙，或去了核的枣肉;肉粽，是将过年时省下的腊肉，切成肉丁，每只粽子里包入二三丁，吃时揭开粽叶，只觉肉香扑鼻。
不同内容的粽子还得放在一锅里煮，就要变换粽子的形式或在扎线上作出记号，以利辨识。常见的有四角粽与小脚粽，后者较难包得规整。包粽子是女人的事，家中的母女婆媳，围坐在木盆边包粽子，也是一种手艺的考试与较量。有时邻家的女人也凑过来看，品头评足;自恃手艺好的人，还会大方出手，动作麻利优美地包出个挺括的粽子来，得意洋洋地享受一串赞美。近年超市里卖的粽子多是四角，甚或如日本式，简单地折成一个长方体，全无艺术可言。煮粽子也要算技术活，往往是头一天晚上煮开了，就焐在煤炉上，夜里要起来看几次，不能耗干了水，更不能煮得夹生。那一夜里，真是满室生香。
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4夏季最期待的节日就是端午节了，看着那三角形状的粽子，就直馋人;闻着艾草淡淡的香味，却也沁人心脾，划龙舟，赶鸭子，都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娱乐。雄黄酒的传奇故事，熏苍术的祝福，无不透露着节日的喜庆。
端午节吃粽子是从古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习俗。包粽子主要是用荷塘边盛产的嫩芦苇叶，也有用竹叶的，都统称为粽叶。粽子的传统形状一般都是三角形的，人们都会根据粽馅为粽子命名，全是糯米的叫糯米粽;糯米里掺合小豆的叫豆棕;掺枣子的是枣棕。在很久以前的考试当中，家长大多都会给孩子包几个枣棕带上，因为枣棕又叫“早中”。剥开那层墨绿的外衣，露出里面雪白的米肉，甜糯的香味，早已将我的馋虫勾起来了。甜糯的粽子，这是端午节味道。
端午节在门上挂艾叶，蒿草，白芷等植物，也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艾叶、蒿草、白芷都是属于中药的。先煮两个鸡蛋，等鸡蛋煮好以后，从中间剥开蛋白，取出蛋黄，在原本蛋黄的位置放入用艾草或蒿草包住一件银饰品，合上鸡蛋，用纱布包住，塞到嘴里，可以驱寒、治咳嗽。艾叶，蒿草的清香是端午节的味道。
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之一。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河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以后，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在我的家乡每年都会举行赛龙舟比赛，还会在江面放置许多鸭子，几个龙舟队伍相互竞争，那个队伍抓到的鸭子多，那个队伍就获胜。每年，我都会站在江边，看着江面上龙舟队伍的奋勇激进，看着他们的比赛。龙舟对屈原的纪念，这是端午节的味道。
传授屈原投江之后，屈原家乡的人们为了不让蛟龙吃掉屈原的遗体，纷纷把粽子、咸蛋抛入江中。一位老医生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中，说是可以药晕蛟龙，保护屈原。一会儿，水面果真浮起一条蛟龙。于是，人们把这条蛟龙扯上岸，抽其筋，剥其皮，之后又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和脖子上，再用雄黄酒抹七窍，以为这样便可以使孩子们免受虫蛇伤害。薰苍术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活动之一，就是民间传统用苍术消毒空气;将天然的苍术捆绑在一起，燃烧后产生的薄烟，不仅会散发出清香，还可以驱赶蚊虫，令人神清气爽。雄黄的传奇，薰苍术的祝福，这是端午节的味道。
千年的传统延续至今，每一样习俗都被传承，端午节的味道也被记忆。甜糯的粽子;奋勇激进的赛龙舟;清香的艾草;传奇的雄黄;神奇的薰苍术。这都是我记忆中端午节的味道。
高三优秀范文端午节习俗5说起端午节，想起了小时候在家过的端午节来!在家乡的端午节中，有很多习俗，在离开家乡的这些年里，不经意的深深回忆起来，总觉得有种尘封的感觉!掐指一算，有近10年没有过个正宗的家乡的端午节了!
在家乡，端午节的前个晚上，各家都要备一盆水，水里面泡上艾叶，然后放在外面，在端午节的早上，全家洗脸的水，都要从这一盆水里面取，人多的家庭可要节省着用了，免得有人没的水洗脸。有小孩子的人家，一大早要早早把小孩子叫起来，到外面的池塘，河里，或者湖边去洗澡，据说这样可以洗去一年的晦气，而且还有避邪的作用，为什么各家要用这样的水洗脸?小孩子要到外面去洗澡呢?据说，在端午节的前晚，月宫里的嫦娥，会让捣了一年药的玉兔，把药撒向人间，让人们洗去疾病和苦难，而且还有避邪的作用!
这里面还要插上一个小插曲就是，在月宫上面，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有一棵桂花树，树下有个貌似人形的玉兔总是跪着作捣药的动作，所以在小时候，晚上闹人了，老人们总会哄小孩子说，走走走，到外面看玉兔捣药去，小孩子们总是记得，月宫里的玉兔捣了一年的药，终于在5、4日的晚上悄悄的撒向了人间，所以，小孩子们在5、5的早上，总是争着去外面洗澡，觉得用玉兔撒了药的水来洗澡是件神圣的事情，而没有去外面洗澡的，只有用放在屋外面的水来洗一下脸了!
当然，去外面洗澡的孩子，要身体好才行，以免感冒，因为在记忆里，5、5那天的早上，还是很冷的，也听在外面洗了澡的哥哥回来说，洗完，好冷。所以，我和弟弟只有在家用艾叶泡过的水洗脸，那样的水，泡了一夜艾叶后，颜色会变的绿绿的，还伴着一股艾叶特有的香味!用这样的水洗完了脸，心里总是有种安全感，在想：在这一年里，我又是健康的了!其次，在5、5日的早上，各家要吃煮鸡蛋和刚刨下来的新鲜的蒜!鸡蛋和蒜在锅里煮时，水里面也要放上艾叶!经过放了艾叶的水一煮，鸡蛋和蒜都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煞是好看!更是有一股艾叶特有的味道!艾叶同时也是一味中药，具体治什么病，偶就不知道了!
在吃早饭时，这些鸡蛋、蒜和粽子，都要摆上饭桌了，同时在饭桌上，还要摆一样，那就是酒壶，而酒壶里面的酒，和以往喝的酒要有一点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在酒里面，加了一味雄黄!酒也被泡成了雄黄的颜色，喝了这样的雄黄酒，也是为了避邪!
有小孩子的人家，还要把喝盛的雄黄酒，擦在小孩子的耳朵上面，所以，吃过饭出去玩耍时，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耳朵被抹了雄黄的小孩子，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特色吧!如果细看的话，还会发现这些小孩子的身上，都会戴了一个香囊，手、脚、脖子、手指头都会缠了五色线的，这样的香囊里面装的香料同样也是艾叶。五色线，顾名思义，就是用五种颜色的绣花线拈成的，这样的说法是为了避免蛇虫来咬，因为蛇的颜色就象五色线。戴几天后，把它取下来扔掉，就会变成了蛇，如果戴了几天还不扔掉，会变成了蛇来咬人的!
在端午节这天早上，各家还要把艾叶插在门的两天，有点象清明节时插柳枝一样，这样的说法也是为了驱病避邪。走在村子里，袅绕的炊烟中，伴着缕缕的艾叶的清香，和着露珠的清新气息，给这样一个早晨增添了浓浓的特有的节日气氛.许多年过去了，每当这天，总是能隔着时空闻到记忆里远远的家乡，在这天早晨漂来的浓浓的艾香!也总是在这天的早上，想起那盆绿绿的艾叶水小心翼翼的神圣的轻拂在脸上的丝丝凉意，也总是在这天早上，想起那胸前佩戴着的秀美的各种各样的香囊!也总是在这天早上，想起耳朵上引以骄傲的红红的雄黄酒香，也总是在这天早上，想起吃着飘有艾香的鸡蛋直到把肚皮撑的鼓鼓的还要在兜里揣一个去上学!
关键词： 历史教学 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
每当翻阅一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优秀历史书籍，就像在欣赏一部故事情节层层递进、发展过程波澜起伏的连续剧，心潮随之澎湃而激荡，思想随之明澈与升华，精神随之振奋和昂然。思绪随着年代的移动和朝代的更替融会到起伏动荡的历史长河之中。正因为这，笔者酷爱历史，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了如指掌。然而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我却从来不喜欢死记硬背，因为死记硬背效果太差。即使偶尔背过几道答题，倘若不能吃透其中的意义，也会很快就感觉麻痹生疏直至逐渐忘却。根据经验，学习历史知识重点是要心领神会，融身心于情景、背景及历史气氛之中，在思想情感受到陶冶的过程中把握住课程的实质和灵魂。
教历史数年，深感许多学生学习方法不当且兴趣浅薄，虚于应付作业，不求甚解，思维单一，只是机械地照背答案，死记人名、地名、时间等，而不是紧密联系时代和背景系统地加以认识。这样学习，不但记忆不扎实，而且对重要历史内容的意义和性质含混不清，既不能升华思想与提高认识，又满足不了积累和运用知识的要求。笔者认为，对于历史教学，教师应重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从“要我学”过渡到“我爱学”，一改兴味索然的画画背背为意趣盎然的“历史故事会”，并且可以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综合性问题的答案放权让学生自己讨论总结。这样老师只起到搀扶和指引的作用，真正走路的训练靠学生自己积极参与并完成，结合学生班级和授课内容的实际情况，督促学生尽力思考、用心研究、求疑作答、寻根求源，直至在老师的“点拨”下找到问题的实质归纳出合理的答案。这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这就要求老师引导学生感受并触碰到所学内容的灵魂所在。只有真正地发现和深入开掘，才可以有的放矢地紧密围绕住事件的本质；只有真实地感受，才能融会贯通、铭心刻骨。所以要上好一堂历史课，教师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创造性地运用教学原理和方法，不死搬照抄，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包括知识基础、接受能力、认知习惯、趣味浓淡、学习氛围等，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并围绕该目标设计教学过程。
一
在历史教学中，应不失时机地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素养，使学生既学会知识，又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譬如在教学《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课时，一上课，我首先问学生：“哪个同学知道端午节是纪念谁的节日？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人？”这时学生的脑海里就回忆出屈原的形象，因为屈原投江的故事人所共知。至于为什么要纪念他，有的说因为他是爱国的，有的说因为他死得很壮烈……综合学生的回答不难看出，几乎全部学生都知道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是值得纪念的，但对更多的关于屈原的知识却是一知半解。于是我对学生说：“我们都已经知道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离骚》是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离骚》是屈原被贬后写出来的。本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因此诗人也称‘骚人’。我们所过的端午节就是纪念屈原的，这一天是诗人投江的日子。那么屈原的爱国思想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这一课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就一下子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都希望更多更清晰地了解诗人的伟大思想和抱负。
再如教学《武王伐纣》一节时，我问学生：“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谁能说说姜太公是怎样一个人呢？”于是学生七言八语地展开讨论，有的说是个本领通天的老道，能呼风唤雨；有的说是个经验丰富的渔夫，有钓鱼的诀窍；有的说是个能掐会算的阴阳先生，善于降妖伏魔；有的说是会排兵布阵连哪吒都能管住的神仙……这时我止住学生的讨论，直截了当地说：“姜太公姜子牙是武王伐纣时候的大功臣，是周王朝的开国宰相，也是东进五关统领西周大军的兵马大元帅。他机智敏锐、聪慧过人，率领一班文臣武将，辅佐武王了商朝暴政，使得天下太平，民心归向，在中国历史上是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不屈不挠、忠心耿耿、惩恶扬善的美德永放光芒。”这就吊起了学生的胃口，接下来的授课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上仅是我教学中的两个实例，其实历史课教学中随处可找到能启迪学生智慧、美化学生心灵的素材，如“司马迁著《史记》”、“苏武留胡节不辱”、“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不胜枚举。对于一堂历史课来说，这些高尚的人物形象就像鲜活的灵魂一样一幕幕闪现在学生的思维之中，使学生的情绪受到感染，思想为之明澈，精神得以振奋，不仅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得到的知识也更牢固扎实，不容易忘记。
二
一个民族总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根深蒂固地嵌入许多人的血肉之中。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培养并传递而来的善良真诚、坚强勇敢、抑恶扬善、精忠报国等优秀品质铸成的宝贵的民族精神，而今依旧放射着耀眼的光辉。我们的祖先最早开创了人类东方文明，并且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例如古代数学家祖冲之领先世界计算出圆周率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科学家张衡曾经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勘测仪器——地动仪，我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火药，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铁一般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多角度多方面地激励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历史知识的有效传递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教师要紧紧抓住这些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激发学生的民族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增强学生的自豪感。这样学生可以在记住历史内容的同时，思想境界更加高尚，认知能力也随之提高，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更加真挚，并逐渐产生热爱尊重劳动人民极其伟大成果、敬佩他们无私无畏默默无闻的工作品质、学习他们不图名利甘于平凡不畏劳苦的崇高精神的无产阶级情怀。从古代的张衡、祖冲之、张骞等，到近代的林则徐、孙中山、谭嗣同等，再到现代的、李四光、华罗庚等，以及无数为民族解放和国家昌盛作出巨大贡献的英烈们，他们身上无时无地不闪耀着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光辉。一旦学生的思想情操融入这些典型材料的意义之中，就会产生巨大的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就会使历史教学收到更良好的效果。
三
国强我荣，国弱我耻。在历史教学中不失时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坚定学生的爱国之心，振作学生的报国之志，对于学生准确地把握历史真相将会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