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5:3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被造就的虚拟偶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互联网时代巨大变化
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更加深远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当然也包括商业模式。在全球化的平台下，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即时通讯、动态创新，以及无时间区域限制地互动整合被极度的放大。由此，带来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变革。可以不夸张的讲，这种变化造就了一个的新的人类，“80后”。也可以不夸张的讲，结构性改变化我们的商业环境，特别显著的是改变了供应链整合能力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商品领域还是服务领域。
人类经济的每一次结构性变革都是一次历史的转折点，不仅改写了世界经济格局，很多国家和产业命运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造就了一批知名企业的兴衰成败。当商业正在转型的时候，管理理论和操作实务也随之而转型。可以这样说，只有重视转型的企业，采取了正确转型对策的企业，才能顽强地度过危机时期，并成为新时代的风云人物。
互联网时代已经在告诉企业经营者，你和你的企业如果不能转型，你和你的企业就没有未来？超女最热的时候，王石要求万科的中高层都要看超女。正如王石自己所说，在原来的观念中，对这一代年轻人，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以往对他们的感觉往往更多是负面的，像过于自我，比较脆弱，缺乏责任感等。随着《超级女声》的进程，觉察到他们很积极的一面：独立、个性强、有主见。这一代人，将成为万科的潜在客户，万科未来的雇员也将从他们当中挑选，不认真研究这一新客户群体，就无法以更平等的视角与他们沟通，就无法适应新客户时代的来临！
二、互联网下“新人类80后”
巴黎百富勤在2005年11月了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将进入历史上第三个消费高峰，依据是“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到2005年出生的独生子女，总人数已经接近了3.3亿，他们生长的环境比1977年至1981年的独生子女更好，更加不喜欢储蓄，追求消费行为带来的舒适便利和品牌形象，预计到2008年左右将成为中国消费市场上的主力军”，中国的消费结构将可能随着80后新生一代的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发生历史性的改变。他们生存在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时代，网上信息如潮如涌，掌握大量信息。他们以不同以往的新鲜气质正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最新的研究表明（2006）：80后一代他们讨厌墨守成规，喜欢多变、刺激和新颖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新产品，但忠诚度一般不高，习惯将各种品牌换来换去，因为他们是在海量广告的浸泡中长大，遭受产品和各式信息的缠绕，但是，他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同时，也擅用搜索工具寻找答案。作为不少消费领域的消费先锋，80后一代更注重品质，他们追求时尚，倡导个性，价格不是80后一代考虑的首要因素，他们有很强烈的消费冲动等等。由于80后一代成长于当今的消费文化环境下，在物质追求上更加注重感性化、爱电脑与上网甚于爱书、易迷恋或沉迷某种事物而不惜花钱，越前买车、买房的享乐消费观念早已深入其心中。有钱就花、没钱先贷，图的就是通快。他们中也有相反的一类，如只饮用包装水，只租房不买房，只打的不买车，整夜上网而不会为了自己的健康牺牲嗜好，总是改不了丢三落四的毛病，不少人曾经恋爱很多次，但从不会爱得死去活来，…… 也正是因为这些生活观念的引领，他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大胆与叛逆，在他们眼里很少有禁区，没有不能做的事。
有调查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既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产物，又是一个与世界各国同龄人几乎有着相同观念的群体。因为他们成长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消费新潮与消费文化基本趋向大同的年代。2005年奥美广告公司对中国沿海部分大城市的独生子女一代的调查表明：中国独生子女的消费观念具有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就证明了这一点。调查还发现，他们喜欢上网聊天、打电子游戏、手机换个不停、吃洋快餐和穿新潮服饰。难怪你们可以在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日本的东京、韩国的汉城，还是中国的上海，看到几乎同样装束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们的头发漂过几绺，上衣一定是露肚脐装或几乎裸露的吊带装，牛仔裤上面总有几个破洞，当然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饰物。她们更加追求自我，更喜欢标新立异地扮酷等等。
三、从营销视角看看别人的对策
1、“可口可乐与磨兽”＆“百事可乐与传奇”
“80后营销变身”：上天入地，包围营销
当百事可乐标注自己是“新一代的选择”时，可口可乐发现网络游戏已成为不少“80后”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正是基于这一发现，可口可乐以先行者的姿态，联手暴雪娱乐与第九城市的《魔兽世界》，展开对80后的营销攻势。之后，不仅在上海举办近万名年轻人参加的嘉年华派对“要爽由自己，冰火暴风城”，还展开历时两个月的全国市场推广活动，活动区域涉及全国50个城市，一系列的营销变脸，让可口可乐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在可口可乐大获成功的同时，百事可乐立马联手上海盛大的《传奇》，强化“最年轻的饮料定位”。借助网络力量，世界两大品牌，在80后的市场抢夺战中愈打愈热。
80后是生存在两个世界的，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的生活依赖网络存在。想要全力以赴包围80后的生活，就绝对不可以忽视网络的力量。通过现实与网络的双管渠道，在他们高频出现的场所或涉及的语境中，以浩大的声势出现，形成天上（虚拟网络）、地下（现实社会）的包围之姿，让“80后”触目可及、唾手可得。
2、神舟电脑、SWACH手表：我们相中的是“玉米”
“80后营销变身”：个性偶像，强力拉动
一向是市场价格搅局者的神舟，以24小时的闪电速度，签下了超人气冠军李宇春，负责人坦言，签下李宇春，正是因为神舟看中了“春春”背后以“80后”为主体的庞大“玉米群”。事实证明，神舟电脑的这一举措是相当正确的，其销售业绩的迅速攀升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李宇春代言的另一品牌SWACH手表当初的签约动机竟然与神舟电脑不谋而合。
该案例中，神舟电脑的速度堪称亮点。因为“第一个”的标志性意义是很难替代的。李宇春之后曾代言夏新等数个品牌，但其效果远远无法与神舟电脑相提并论。
尽管“80后”的品牌信仰比较薄弱，但这个群体对于偶像的痴迷程度，却足以让人吃惊。而品牌也由此找到一条聚拢“80后”的有效途径，那就是利用80后群体认同的个性偶像的影响强力拉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和寻常的品牌寻找代言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要寻找一个能拥有大量“80后”Fans的偶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偶像中其实也存在泡沫，大部分都是“形似神不似”，根本不受“80后”的拥戴。
更关键的是，你不仅需要具备寻找的能力，还需要辅之以决策的速度。时间不等人，一旦竞争对手抢在前面，你只能眼睁睁看着稀缺资源被人抢走，坐视别人创造品牌奇迹。
3、动感地带“M-ZONE一族”
“80后营销变身”：赋予消费特权
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业务，一开始就将目标瞄准了“80后”。针对这一消费群体的特点，“动感地带”确立了“时尚、好玩、探索”的品牌定位。中国移动以少有的魄力赋予了“动感地带”消费者以很大的特权，这个用户群被刻意荣耀地传播成“我就是M-ZONE人”。
关键词：粉丝；偶像；粉丝文化；张力：反思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107-04
本文的粉丝（Fans）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消费文化意义上的娱乐界。粉丝是偶像的近卫军，是制造流行时尚的“核爆力”来源。2005年超级女声通过全国海选、PK体制、偶像包装、短信抽奖、偶像出书等等方式，在中国打造了空前火爆的追星景观。粉丝消费是指最具激情的狂热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群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粉丝消费的存在与现代社会媒介工具的日新月异密切相关，尤其是互联网实现了信息快速高效的即时性传输，从而无远弗届的全球化粉丝网络与粉丝跟风式消费就得以形成。在粉丝、偶像、投资者三方的相互关系之中，最为核心的是粉丝与偶像的关系。笔者认为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四种形态。本文试图对二者相互关系的具体内涵进行细致分析，并且揭示其中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粉丝与偶像的审美关系
粉丝对于偶像的欣赏、崇拜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审美活动。麻省理工学院媒介研究者亨利·詹金斯将这样一种由审美活动延伸而产生的经济模式称之为“情感经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非常传神地描述过19世纪人类群体的盲目从众性：“人们像社会动物一样聚集在一起。他们沉醉于从过度兴奋的人群中迸发出来的神秘力量。然后又逐步进入易受暗示影响的状态，就像那种由药物和催眠术引发的状态。只要在那种状态中，别人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别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他们甚至会接受最没有意义的劝告和训导。人们总是强调个别人的反应。就像在朝圣、爱国游行、音乐节以及政治集会中发生的事情那样。”他揭示了群体活动中的个体的幻觉，以及相互之间无形中建立起来的归属感。而在政治权威和宗教圣神陨落的大众消费时代，一颗颗偶像明星借助市场经济的利益推动，填补了人们精神空间的无聊与虚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文化研究教授杰姬·斯泰西在《女性魅惑》一书中对数百名女性好莱坞影迷做过细致的问卷调查。本文借助该书提供的素材，将粉丝心态概括三种主要类型：
1.崇拜心态。玛丽·玛莎评价好莱坞明星丽塔·海沃斯说：“对我和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真可以说是美的化身，充满魅力，美艳绝伦。自信，神气地穿着华丽的衣服，神采奕奕地跳舞，她的音乐也绝对棒。她真是天外之人啊！”唐·赫尔曼则将心中崇拜的银幕上的女神比作高悬于另一星系的星辰，“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们，这些上电影院看电影的粉丝们的生活相距十万八千里”。苞丽·希坡则认为“影星是用来被人们从远处崇拜的美妙造物，由自己喜爱的影星演出的每部电影一上演，都被影迷们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些粉丝的心态体现了一定的从属性和顺应性。
2.自我投射心态。葛妮思·琼斯认为：“一个具有超级魅力的影星对我们这些难看的女孩来说是一种可敬畏的景象。一个会永存脑海的景象。在这些辉煌壮丽的音乐剧里，我们被带到一个幻想的世界，在那儿我们都是银幕女皇。”伊丽莎白·罗格斯则在追星的过程中获得了想象性的自我认同。她说，之所以喜欢那些与日常女性不一样的影星，是“因为我去电影院就是要逃进一个充满幻想与财富，最重要的，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我喜欢那些跟我不一样的影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暂时把自己放在她们所处的位置上，变成我求之不得的任何人物——漂亮、可爱并且在异性那儿广受欢迎”。这些粉丝的心态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自我确证心态。粉丝们开着宝马、提着LV包、拿着Iphone4s，招摇过市，志得意满。他们享受的不仅仅是商品带来的实际舒适与便利，更重要的是，从所拥有的商品符号中获得了象征意义上的精神满足。与其说个人对品牌的追逐促成了消费市场，不如说是粉丝通过拥有某种品牌而丰富了个人的精神体验，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他们通过享有一种产品或者服务，获得类似于某种品牌或者某种身份才能具有的气质和品味。这种粉丝心态是一种完全主动的、夸示自我的欲望消费的心态。主体通过物的符号化占有获得自我肯定的精神确证。
二、粉丝与偶像的利益关系
表面看来，粉丝与偶像是一种彼此相悦、互相依存的情感关系。实际上，对于偶像而言，粉丝就是客户、市场和利润的源泉。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转换的关系，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粉丝与偶像的利益关系。
据《新京报》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影以主打青春偶像明星为卖点，粉丝电影逐渐形成气候，以粉丝作为目标群体的消费模式也逐渐成型。《大武生》尚未上映时，韩庚的粉丝“庚饭”就已经开始造势，甚至号召包场看电影。而早在2009年，《十月围城》票房狂收2.9亿元，保守估计李宇春粉丝“玉米”贡献1亿。500万成本的《孤岛惊魂》，创下近9000万的票房，业内惊呼“粉丝营销”造就了票房奇迹。可以说，人气明星的粉丝们在电影产业中的功效被发挥到了极致。粉丝营销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手段：第一，粉丝包场。据初步估算，《孤岛惊魂》全国包场至少100次，仅北京就超过10场，平均每场花费2000元（每场50人，票价30元至35元，另外包括给杨幂买礼物等活动经费），而更多的小场次，还有单独去看的则无法统计。据此可以粗略算出，《孤岛惊魂》全国粉丝包场直接创造约20万的票房。虽然这对于近9000万的总票房来说可谓九牛一毛，但包场的确可以更好地营造声势。其实粉丝包场就是要扩大影响力。有“蜜蜂”（杨幂的“粉丝”）在微博上晒票根，称自己看了6遍《孤岛惊魂》，有的粉丝更是直言自己看了不下20遍。对于他们来说，看电影不是目的，再烂也要看，因为这是自家的东西。粉丝包场是极其鲜明的跟风、从众效应，其目的是制造人气指数。而粉丝们对电影的造势作用，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制片方。第二，现场宣传。在《大武生》的看片会上，韩庚的粉丝们守在影院门口，给每位记者送上蛋糕、饮料、巧克力等，还有关于韩庚的漫画形象图片等，最后还不忘拜托记者多宣传韩庚，宣传的阵势甚至超过了制片方。第三，粉丝与片方互动。五月天的电影《追梦者3DNA》在台湾举行会，片方直言为粉丝而拍，还放言会在大陆和台湾票房最高的三个市举行免费赠票的演唱会。第四，粉丝媒介的推介。各地的粉丝都在贴吧里号召包场以推高自己城市的票房。粉丝的热捧正好应合了电影观众的看热闹和从众心理。《孤岛惊魂》取得了低成本高回报的票房神话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第601个电话》、《大灌篮》、《十月围城》、《摇摆的婚约》等影片就采用了粉丝营销的方法。而《孤岛惊魂》的热卖，使“粉丝电影”这一说法也呼之欲出。
笔者认为，粉丝电影可以作如下界定：制片人以特定的明星为营销产品，以粉丝作为目标群体，以粉丝媒介作为广告手段，以粉丝团体市场造势作为公关手段，生产出来的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类型片电影。粉丝对于这种类型片的营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追梦者3DNA》为例。第一，粉丝包场观影活动的策划，自始至终有条不紊，组织、召集、买票、买礼物以及与影院沟通等等细节都分工到位，还有粉丝反复看片，不亚于专业的宣传公司。第二，影片围绕粉丝需求形成了社会话题。该片本身的故事就充分考虑了“讨好粉丝”。“片中的三个故事，也不是凭空虚造的，确实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是从粉丝来信中筛选出来的，然后进行一些加工、改编”。第三，粉丝现场捧场助阵。这种以青春偶像明星为卖点的粉丝电影制造了当代中国电影赢利的票房神话，《孤岛惊魂》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8倍。而截至目前，世界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阿凡达》的投资回报率只有不到4倍。因而有人认为。粉丝电影是凭借典型的注意力经济成为“海盗经济”的。
三、粉丝与偶像的制约关系
正如上述粉丝与偶像之间审美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复杂性所揭示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生相克的张力。如果说偶像的出现激活了粉丝的兴奋点，偶像因而成为粉丝生命意义的依据的话，那么，反过来，粉丝的接纳则是偶像之所以化蛹成蝶，成为偶像的根据。
在二者关系的分析中，我们不应该只是将偶像看作偶像本身，还应该看到何种愿望塑造了关于偶像的想象。粉丝是偶像的接受者。也是偶像在传播接受过程中的终端消费者。如果说媒介生产是名人消费的一度制造，那么粉丝媒介的出现则是偶像消费的二度生产，或者说再生产。它由一般的消费者成为超级生产者，甚至可以说成为布道者。由消费者身份向生产者身份位移，也就是由信道者变为传道者。主要的粉丝媒介工具有著名网站的论坛、贴吧、博客，人际交流的MSN、QQ、手机短信，以及传统的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
既然粉丝是偶像的市场，那么，投资者为了巩固粉丝对于偶像的忠实度、依赖度，必须根据粉丝的趣味、嗜好、习惯、经济水平等等情况，而相应地重塑偶像的形象与风格。因而，一方面，偶像引领或左右了粉丝的消费方向；另一方面，偶像为了迎合粉丝的需求，又不得不成为粉丝和投资者手中一只牵线的木偶。偶像固然有个人特质，然而在文化工业的时尚潮流中，其自主能力往往非常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星是粉丝的傀儡。明星现象是大众文化时代粉丝欲望的集中表达。明星体制与其说是对明星自身的量体裁衣。不如说是针对粉丝消费需求的经营策略。而打造明星的经纪公司则熟谙粉丝心理，通过所掌握的传媒机器制造娱乐主题与个人绯闻，想方设法投合观众口味、激发无意识需求。偶像也利用一切机会表达对粉丝的感激和敬意。李宇春手中的两根玉米棒，易中天当众表演古人跪坐，都获得了众多粉丝的良好反应。明星与其说遵循的是自我意志的感性传达。不如说服从的是粉丝欲望需求的游戏规则。明星个人形象的定位、吃喝玩乐的嗜好、花边新闻的种类，如此等等，其目的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最好的市场回报。
粉丝对偶像一定程度的制约，也激起了明星的反弹。如果说，娱乐消费只是一种单纯追名逐利的欲望生产的话，明星无疑是现代文化工业这架机器的螺丝钉、标准件。那么，偶像个性表达的自由空间在哪里呢？偶像如果只是一味追逐市场收益和粉丝追捧，而放逐自我潜力的挖掘和个人特色的营构的话，那么，这种明星的灿烂星光不会持续太久。同时，如果粉丝过多借助偶像实现自己欲望的虚拟性满足，而忽略偶像首先也是作为一个人生活着，而不是隔绝烟火的神的话，那么，双方都应该考虑共同成长的可能空间。总之，从理论上说，偶像的引领和粉丝的塑造应该协调发展，不可偏废，良性发展，从而形成创造力的可持续循环。
四、粉丝与偶像的公益关系
粉丝与偶像情感的良性互动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他们通过共同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例如慈善事业、赈灾义演、环境保护、关心弱势群体、妇女儿童保护等等，形成和谐的社会风气。李宇春的粉丝在偶像生日那天献血、捐款，周笔畅的粉丝为“母亲水窖”捐款，捐建“笔畅林”。2007年1月，由粉丝网主办，粉丝公益联盟成立了。粉丝联盟的成员为北京顺义的“太阳村”儿童进行了募捐活动和集体游戏。美国当红巨星Lady Gaga支持同性恋、双性恋者族群反歧视的事业，她在华盛顿的一次同志游行中针对美国军队歧视同性恋的“不闻不问，不说”政策，声诉“奥巴马，我知道你听到了我的讲话，你真的听到了吗！”同时，还在第一张专辑的改版EP《The Fame Monster》中的一首主打曲《Alejandro》的MV，以及《Born This Way》里控诉了保守宗教对同性恋的歧视，鼓励同性恋以行动反抗社会压迫。尽管奥巴马对Gaga表现出“不屑一顾”，但面对Gaga的影响力，也不能完全不问不说。奥巴马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他欢迎Gaga加入关于“不问不说”政策的讨论，也欢迎Gaga的所有年轻歌迷参与进来。可见，偶像不应该只是金钱和名声的追逐者，他们作为公众人物还肩负着对社会正义、公平、良知、友爱等公共品质的维护。
五、粉丝与偶像关系的反思
我们在上文介绍过电影《孤岛惊魂》依靠“蜜蜂”的支持，创造了近9000万的票房奇迹，并且业界在忙着分析“粉丝营销”这一模式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是：第一，营销粉丝，关键还得看品质。《追梦者3DNA》的监制陈鸿元认为，“粉丝电影”赚票房也要靠电影的品质，而不能仅仅是赚粉丝钱，否则只会是“自杀”。粉丝电影固然凭借聚集了人气占据销售优势，但很多粉丝电影还停留在单纯靠偶像号召力吸引票房的阶段，如果不在制作水平、偶像的演技方面下功夫，将很难产生持久的票房推动力。第二，明星的剩余价值被“榨干”，势必边际效益递减。粉丝的疯狂捧场，是对投资者赢利的极大支持，他们都一致希望偶像能够保持大腕地位。但是，在诉求表面上一致的前提下，二者又有差别。粉丝的追星带有很强的非理性因素，他们对偶像外在形象的欣赏超过了对于演技的要求。《大武生》看片时，每当韩庚一出现，就有粉丝大喊：“好可爱！”“好帅！”但却从来没人说：“演技好棒！”太多地出演这种电影甚至会成为一种负担。已经跃升一线女星的杨幂，横跨大小银幕，电影、电视剧、广告代言铺天盖地。但真正遇到有挑战性的角色时，却没有出色的表现。偶像对自身光晕价值的过度消费势必造成边际效益的递减，持久魅力的丧失，最后难免遭遇新陈代谢的淘汰。有专家认为，“在短时期内，粉丝营销可能会成为部分国产电影的重要营销手段，但事实上它只具有短期效应。因为相对于影片的艺术品质而言。任何营销方式都只是手段而已，不论采取何种营销方式，影片艺术品质的高低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只有在艺术性、观赏性和思想性三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的前提下，采取特定的方式进行营销才是有价值的。假如‘三性统一’的前提都不存在的话，营销做得再好也没有意义。中国电影产业化9年以来，票房总额之所以不断攀升，甚至在去年突破百亿大关，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影片美学品质的整体提高。仅仅强调营销方式的突破和创新，而不注重影片自身美学品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观念”。何况，粉丝营销并非屡试不爽，万验皆灵。《大武生》拥有韩庚、吴尊和大S徐熙媛3个人气明星，但票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偶像要成为常青树，不得不面对如何从畅销走向长销的难题。
无数粉丝疯狂砸钱，浪费精力和时间，为偶像无私奉献了电影票房、歌会上座率、专辑销量以及市场人气。当然他们的付出也获得了所希望的精神满足。但是，从偶像角度来看，他们自身作为文化工业的产品，自己最清楚其背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也就是说，偶像与投资者制造的一个个梦幻童话或者神话，最终目的是以诱惑、煽情的手段俘获粉丝欲望的胃口，使他们心甘情愿为之付出。“娱乐至死”一语成谶，应验在“杨丽娟”事件这一极端的个案上。杨父成为了牺牲品。杨丽娟和她家庭固然都应该有反省之处，但是作为偶像本人是否应该有基本的良知觉醒？司法领域是否应该立法来惩处跨越道德底线的行为？
在商品购买心理类型中，粉丝消费具有冲动性和情感性的因素。他们较少考虑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容易受一时一地的好恶情绪的支配。这种非理性心态往往表现为幻觉，将一个通过媒体无限放大、通过经纪公司完美包装、通过市场巧妙营销、通过广告重复灌输的普通人当作完美的神。粉丝对于心中偶像由审美距离的喜爱，发展到个人占有，甚至到了偏执变态的地步，毫无原则地夸大，“抵制任何对于偶像的负面评价”。非理性消费是粉丝与普通顾客的根本区别。要求粉丝的追星行为完全恢复到理性消费者的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是很不现实的。其难处正如同企图取消粉丝这一群体的客观存在一般荒谬。而且，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非理性思维和行为的存在。因此，与其批判或者试图取消非理，不如考虑将非理性与理性的张力关系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
注释：
①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李继红、薛丹云、许列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②③④⑤⑥杰姬·斯泰西：《女性魅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5-176、176、177、179页。
⑦李博、赵卫防：《粉丝营销不等于简单走捷径》，《中国艺术报》2011年9月28日。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红人；媒介形象
一、研究缘起
从1994年4月20日我国首次接入互联网算起，网络作为新的信息传播工具，早已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且在传播规模、受众影响、社会舆论导向等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传统媒体，成为当代的主流传播模式。在互联网上，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那种自上而下的固有传播秩序，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宣泄情绪和张扬自我以形成信息的双向流动。由此，在众语喧嚣的大环境下，草根阶层以遍地开花的态势在虚拟和现实世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网络神话，是谓“网络红人”。他们因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上被放大而走红，或以言辞出位，哗众取宠，或以行为出格，引人眼球，受到网友审丑、审美、刺激、娱乐等心理的追捧，从而红极一时。
而在风起云涌的网络红人浪潮中，很多大学生也不甘寂寞，纷纷效仿，占据一席之地。大学生网络红人的走红，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网友对这个特殊的青年群体的猎奇、娱乐心理，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刺激着我们的神经，部分形象的过度暴露已经开始有意无意间对社会、公众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二、大学生网络红人发展历程
综合整理截止到2015年12月底较为知名的大学生网络红人，不难发现，网络红人中的大学生群体只是从2009年“女版陈冠希”皇甫圣华开始，才真正被大众所关注。事实上，“大学生网络红人”是随着“网络红人”的不断发展、逐步成熟而分化产生的一个旁支，根据著名网络推手――陈墨对网络红人现象的发展历程的划分，大学生网络红人应该出现在最后的成熟阶段当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对大学生网络红人现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那么就必须先将整个网络红人现象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萌芽阶段（1998年-2003年）
这一阶段，互联网处于56k时代，网络文学的兴起造就了这一时代的网络红人。1998年，蔡智恒以“痞子蔡”为笔名发表的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上走红，有人将他誉为“网络红人”的开山鼻祖。同年，安妮宝贝以告别、流浪、宿命为题材的小说也受到大量网民的追捧。这一时期的网络红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文字安身立命并走红，虽然他们的文学才华得到了网民的赞可与认同，但是此时大家关心的只是他们的传播信息而不是他们本人。而在2003年，一位名叫“木子美”的女性在博客上发表《遗情书》，公开自己的日记，从而一炮走红。她直白的文字，已然没有了文学创作的痕迹，这也预示了文字时代的没落，网络红人现象由此进入下一个阶段。
（二）发展阶段（2004年-2008年）
“网络红人”开始转向以女性化为主，并且由文学类发展为图片和视频类。2004年，玩牌的竹影青瞳在网上公开脱衣展览，“芙蓉姐姐”则利用舞蹈、性感身姿及各种热辣的造型来吸引网民的眼球，之后网络红人“遍地开花”，掀起了一股网络红人现象的热潮。区别于第一代网络红人凭借自己的文字才华在网络中走红，这一阶段的网络红人，他们不仅利用图片、视频等传播手段直观地展现自己，而且还把炒作当成了他们的成名“秘岌”。
（三）成熟阶段（2009年-至今）
到了这一阶段，网络红人现象已经成为一种风靡于网络的文化现象。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网络红人的成名方式更加丰富：“风姐”因无限的自恋与狂妄的征婚条件而持续走红、“西单女孩”对音乐的执着受到网友的追捧、郭美美的“炫富”引来无数网民的关注。除此之外，网络红人的身份也是更加多元化，大学生网络红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这一阶段中网络红人的走红，有很多都是借助网络推手的力量，由一个专业的炒作团队，共同为网络红人的走红出谋划策，通过在网络中制造一个敏感话题或事件，吸引大众的关注，从而让网络红人迅速走红。随着网络红人的成名机制更加成熟，我们逐渐将“网络红人”简略为“网红”，但是这却远没有一个缩略语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更加流水线式的生产制造、更加依赖于机制而成功、不管价值观只关注于价值输出以及不断尝试挑战底线”，而成为一个全新的概念。
三、大学生网络红人媒介形象分析
（一）大学生网络红人媒介形象梳理分类
1.大学校花的美丽清纯形象
“80后”作家在上个世纪末现身文坛,进入本世纪以后,新人不断涌现,新作层出不穷,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销量都超过了百万册;张悦然等人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了年轻读者的喜爱;而李傻傻的长篇小说《红×》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搞了一个各个门类图书在市场所占份额的调查,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图书,约占据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10%,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因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图书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就在10%左右,这等于说“80后”与现当代作家在目前图书市场的占有率上平分秋色,不相上下。他们从个体书写到集体亮相,都呈现出以青春伤痕与狂妄为基点,以低龄化写作为卖点,以媒体包装、商业炒作为支点的特点。对于受众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的写作群体,怎能熟视无睹,不予关注?
【穷原竟委】――来自现象
背后的思考
【材料一】
“80后”文学的命名
邵茹波宋明欣
不必讳言,美国《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80后”不但成为圈内圈外的焦点,而且成为一个正式取代其他称呼而被广泛使用的命名。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该杂志封面的中国作家。同期杂志还把春树与另一位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韩寒称做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的命名与定位,引起人们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简称“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并迅速从网络拓展至读书界、文学界。
“80后”作家是以写作者的出生时间(1980―1989年)来集体命名的一个文学写作群体,是被符号化的、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不是一个有统一思潮的文学流派,没有统一的创作理念和相应的组织模式,更主要是一个时间上的代群表达法,是一个便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命名策略。
“80后”这一命名自产生之日起便充满着浓厚的商业意味,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市场策划的产物。随着“新概念作文大赛”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商发现了其中的市场机会,于是推出了以韩寒等人为首的少年作家群,并取得巨大成功。而这一群体,一开始就被戴上了“80后”作家的文学桂冠。评论家张柠认为,“‘80后’概念纯粹是商业化的结果,其有效性在于传播和记忆,符合商业社会简单快捷的原则。”
现在对于“80后”这个命名,一方面,一些名气比较大的“80后”作家已经不屑于再借助这一概念炒作自己,而且不愿意与那些初出茅庐的“80后”为伍,于是开始否认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受商业利益的驱使,“80后”写作已经越来越泛滥,不少本身写作水平一般的也来凑“80后”这个热闹,导致了这一概念的贬值。
(摘自《当代文坛》2008年1期)
【材料二】
“80后”作家崛起的原因
邵茹波宋明欣
“80后”作家的崛起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吸引力,他们的个人魅力巨大,细细分析,大体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这个比赛既可以满足中学生文学写作的愿望,获奖之后又可以拥有一定的成就感,并且在第一、二届比赛的时候,得第一名上名牌大学是免试的,这几个方面对参赛者的促动和诱惑都很大。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所以可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许多“80后”作家得以涌现出来的助推火箭。
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办方《萌芽》杂志社也获得了直接利益,发行量大大增加,品牌价值得以提升。可以说,《萌芽》造就了“80后”作家;反过来,“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成为《萌芽》的一个品牌,而“80后”作家则成了《萌芽》的金字招牌。
第二个原因是图书市场的推动。这几年图书出版不断市场化,尤其是长篇作品的出版已经走向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80后”作家一出来,就遇到了这样的环境,所以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市场。现在郭敬明的书一印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册,而许多著名的尤其是实力派作家,作品也就印几万册而已。
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评论家只将“80后”写作归于一种出版现象,而不愿意认可它是一种文学现象。他们的理由是“80后”写作首先是出版商包装炒作的结果,如果不经过这种商业媒介的启动,就不可能有今天炙手可热的“80后”写作状态。此类说法显然认为是出版商成全了“80后”写作,而忽略了“80后”写作也在成全出版商这样一个事实。毕竟如果没有“80后”写作的事先存在,出版商终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当承认出版商对于“80后”写作的注意,主要并不是出于对一种文学现象的关注,而是基于一种商业利润的动机,只是他们成功地将“80后”写作与市场连接了起来,使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商业化。
第三个原因是互联网的推动。与前代作家相比,“80后”作家自觉地将网络视为自由书写的空间。对他们而言,网络就是文本,他们的精神呼吸、愿望表达、思想观念如茂盛的野草,随时在网络上滋生。网络给了他们不一样的成长体验,练就了他们在键盘上熟练操控文字的素质。“80后”作家的作品最初几乎都集中在网络上发表,都兼具网络虚拟空间的叙述特征。网络空间也给这些“80后”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成名渠道,网上论坛及博客是他们写作成名的最便捷载体,因为网络传播的特点是复制、批量、高速。新浪、天涯、网易、红袖等知名网站更是多次推出了“80后”写作的相关专题,包括评论、访谈、调查、个人专题以及原创作品结集等等。苹果树中文原创网几乎汇集了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奖的所有作者,还推出了无数“80后”新人。应该说,要使“80后”作家保持较高的上镜率,不至于昙花一现,网络的力量是巨大而持久的。
第四个原因是媒体的炒作。当媒体将“80后”写作吹捧成热门话题后,“80后”写作就成了一座金矿,成为他们吸引受众的法宝。他们热衷于宣扬这些概念:实力派、偶像派、五虎将、人气排行榜……娱乐圈的流行词语被纷纷移植过来。如春树是“中国新一代的代表人物”,郭敬明是“青春写作派掌门人”,张悦然是“玉女作家”,李傻傻因出生湘西而被冠以“少年沈从文”的称号。很显然,这些“80后”作家已被塑造成明星,很多人买他们的书是为了追星,甚至把买他们的书当成一种时尚,把自己是某位“80后”作家的忠实“粉丝”视为一种荣耀。媒体的炒作给“80后”写作打上了商业化、娱乐化和偶像化的印记,这对于“80后”作家的作品进军图书市场并持续畅销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媒体在炒作“80后”作家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他们的“消费”。可以想象当媒体制造出一条关于“80后”写作的新闻时的兴奋,没有谁会比媒体在看到“80后”作家吵架更兴奋的了:他们会迅速地把跟“80后”作家相关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叫骂提上首页供网友点击,或做成专题吸引观众、读者的眼球,然后迅速邀请名人参战为争吵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用煽情的标题和夸张的话语营造冲突和对立的场景。点击率飙升了,发行量上去了,收视率提高了。媒体就这样在名利双收的中完成了对“80后”写作的“消费”。
第五个原因是“80后”作家的作品适应了广大学生读者的需要。“80后”作家的身份主要是学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适应了学生的需要。处在求知阶段的学生,经常要阅读大量作品;并且由于他们又都是独生子女,最有购买欲和购买力。在这个“80后”作品的消费群体里面,初中生、高中生又是最大量、最忠实和最重要的一群。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老师,曾经做过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的抽样调查,结果是:在中学生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中,排名第一的是金庸,第二是郭敬明,第三是韩寒,第四是鲁迅。这反映了文学阅读和语文教育中的一些倾向和问题,说明现在的学生更愿意读那些贴近自己生活的作品。
(摘自《当代文坛》2008年1期)
【洞若观火】――来自思考
深处的撞击
【思考点一】
“80后”文学的三个派别
江冰
一、“偶像化”写作
自“80后”文学浮出水面,“偶像”字眼如影随形,从网站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其存在已无可置疑。
就文学形态看,我们试图从以下几点描述“偶像化”写作的基本特征――
(1)追求形式的甜美。“偶像化”写作,形式往往大于内容,优美轻灵的文字,奇幻飘忽的感觉,浪漫主义的风格,不求深刻但求动人的青春话语……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广告文案的创作公式,“KISS公式”,即英文Keep It Sweet and Simple,直译为“令其甜美并简洁”。在“80后”和身后的市场策划者那里,作品被作为一件可意的商品,以精美的包装向消费人群昭示:“多么甜美动人啊!”打动人心也是偶像化作品传播的第一要义。
(2)“青春偶像”的装扮。“80后”文学之前,中国的作家并非没有成为偶像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多年艰苦写作作品巨大反响作家出名渐成偶像。即便成为偶像也大多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因为文学作品在媒介中较之文艺、体育并无传播优势。但“80后”在网络崭露头角之始,就已自觉地装扮成“青春偶像”,从而大大缩短了出名的时间。
(3)扣住“青春”的书写。偶像化写作的内容,大都属于青年题材,并具有强烈的时尚色彩,作品主题多定位在当下青少年的“青春遭遇”。“偶像化”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是紧紧扣住“青春”。因为扣住青春,也就扣住了人心;扣住了人心,也就扣住了阅读市场的命脉;扣住了市场命脉,也就扣住了“出名”和利润。
二、“实力派”写作
2004年著名作家马原,当年先锋派的骁将,拍马出阵,亲自操刀编了名为《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一书,并在序言中,逐一评价了这五位的作品。李傻傻的暗示意味、胡坚的智性写作、小饭的先锋意识、张佳玮的“意识流”以及蒋峰的文字精准,马原认为他们在各个角度上都达到了“80后”作家的最高水准。此书在“80后”文学发展历程中几乎成为正式宣告两派分流的标志性产物,意义非同小可。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重金属”所暗含的价值取向,明褒实力,暗贬偶像,依然是艺术主流价值的观念在发挥潜在的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本。
先看李傻傻的《红×》(花城出版社,2004)。
作品描写一个乡村少年到城市求学的生活,虽真切,但整体上看缺乏一种“对立面”的对抗,整体感觉琐碎、平庸,少了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从而走向作品精神的平面化与娱乐化。
再说蒋峰的《维以不永伤》(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冷静的叙述,简练的笔法,自如的控制,显示出一种为小说而写作的职业才能。青春期不顾一切的自我宣泄在这里已被某种洞察给化解,作品似乎在昭示:蒋峰是把小说当做人生使命来完成的小说家。然而,如此高的评价恐怕只能限制在小说家的敬业精神上,因为深究下去,《维以不永伤》仍是一部可读但不耐读的作品,是一部技巧胜过内涵的作品,苛求一点说,主题不免流俗,艺术难有回味,更难论精神高度了。
最后说说张佳玮的《加州女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这部15万字的小长篇给人的感觉像一杯稀释的果汁饮料,全书247页,但读至100页,尚未真正展开故事,作者的思绪仍停留在对一条手机短信的“无限感慨”中。太淡,太薄,缺少长篇小说应有的分量……上述评价,也许近于苛刻,但作为以看齐大师为口号的实力派,应当承认,他们远没有超过前辈。再苛求地说,他们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坛的核心地带尚有不小的距离。
三、“另类派”写作
“80后”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学的多种创作观念与作品形态,作品普遍具有别于主流文学的“另类”因素――
一是“焦虑”。凡带有自我倾诉型的作品,大多透露出一种出于生命体验的深深的焦虑。春树的两部长篇最为典型,《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显然带有自传性质,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然承认。作品女主人公在失学后的生活中,几乎时时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生活漂游,精神彷徨,无所事事,青春日日虚度。
二是“自由”。尽管80年代出生的人并不一定清楚自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但他们借文学表达出了向往自由、渴望理解、寻求慰藉的强烈欲望。他们也有幸找到了最适合的方式――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和新渠道。
三是“崇尚品牌”。“新贫贵族”的主体是一群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在崇尚品牌的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建立属于自我风格的“LOOK”,消费的不仅仅是T恤、牛仔裤、鞋、包、手机乃至越野车,还有这些品牌后面的文化。从青年文化的角度看,物品是一个隐喻,年轻人以“另类”的形式表达自己。顺乎逻辑地,“80后”文学也具备了游离于中国传统之外的“另类”品格。
(摘自《新华文摘》2007年17期 )
【思考点二】
青春写作之路能走多远
姚娜
“80后”写作往往被定位为“青春写作”,实际上这是“校园文学”的另一种说法。“80后”作家所写的作品都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们凭着自己已有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积累,尝试用文字自然地表达自己,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青春文学一直沉浸在个人琐碎生活的述说里面,热衷于描写与现实的疏离和破碎的梦境,描写成长的困惑和不知所措。韩寒宣称:“四五年前我就不看书了。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他自己想的、经历的最重要,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作家说读别人的书会受益匪浅。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寒几年前在《零下一度》中还感谢他父亲让他读了很多书,同时对同龄作家总拿早恋说事颇不以为然。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年轻人因为年龄小、阅历浅,大多数生活场景和生存经验只能通过阅读经验来建构。如果说看书没用,那么能写的就只剩下自身的生存经验了。而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能有多少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呢?不写早恋能写什么?综观“80后”作家的作品,无外乎恋爱、叛逆、校园这几个永恒的主题,除去华丽的辞藻和超验的想象,这些主题能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支撑起他们存在的空间呢?我表示忧虑。评论界认为“80后”的作品缺少历史厚重感和人性的深度,原因也正是如此。
1.稀释文学的商业化倾向
从“80后”作家的作品销售量,不难看出他们与商业市场保持的良好关系。本来销售量的多少不能作为衡量作品文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可是如果一年之内陆续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的书,就不得不让我们对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产生怀疑。他们在写作中做了太多的妥协,顺从于一种盲目的市场需求或者假设的市场需要。这样的写作可以解决一个人的生存问题,但绝对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才华问题。他们的才华会在过多的妥协中消失殆尽,以至最后缺乏自信和兴趣。
2.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雅明认为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艺术生产也进入了机械复制的时代。综观“80后”的写作,带有模仿性质的不在少数。韩寒一出道就有人说他的《三重门》是对《围城》的模仿,而他的杂文则更接近于李敖的狂放不羁;李傻傻被人称做“少年沈从文”,而他的《红×》被指责模仿宁肯的《蒙面之城》;张悦然的颓废带有安妮宝贝的味道;孙睿被指责模仿石康;胡坚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郭敬明与庄羽的抄袭官司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本来初学写作的人进行所谓的“复写性写作”即有意识地模仿影响自己的经典之作也不足为奇,问题是复写、拼贴在“80后”的写作中已经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而且随着他们写作的深入,独立统一的风格仍不见其树立。艺术作品和复制品的区别就在于作品内在的精神和思想,这种内在的精神和思想来自于人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观察角度。对于“80后”而言,他们所缺乏的不是形式和技巧,而是内容和精神,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内核。很可惜,我们看到的只是属于畅销读物的一套简单又容易操作的模式和内容。
在看到“80后”作家面临危机的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些“80后”作家已经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并在积极努力地改善这种情况。在小饭和蒋峰的创作中,他们无疑把重点放在小说的技术探索和创造美感上,在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以发现向世界文学大师致敬的印记。胡坚也渐渐显露出智性写作的锋芒,让人感到他思想上的潜力。“80后”作家正行进“在路上”,希望他们能正确对待鲜花与掌声,避开岔道和陷阱。“80后”,希望你们一路走好。
(摘自《当代文坛》2007年1期)
【相关链接】
读者相对单一,满足自我循环,“80后”需在磨砺中成长
刘阳
不少批评家都指出,以往的作家都能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群,而“80后作家”的读者却只集中在中学生中,这反映出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年轻人写作,年轻人消费,是一种不健全的自我消化和自我循环,这样的创作很难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而这一群体自身,如被视为代表的韩寒、李傻傻、张悦然等,或表示对“80后”这一概念的不认同,或希望超越这一概念,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得更远。
李傻傻说,“80后作家”现在是一个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学概念,它所隐含的文学意义之外的商业性是值得警惕的。张悦然表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者内心体验的外化,而“80后作家”这一笼统的称谓是不足以涵盖作家之间的个体差异的。
张悦然在采访中说,一部作品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其内在的精神魅力,只有作品在读者的内心唤起了精神和情感上的共鸣,才能得到读者和市场的肯定。她强调,一味迎合市场的写作并不是聪明的选择,因为,读者和市场的趣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也是无法预期的。
批评家们指出,“80后作家”应该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厚的养料,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敏感地捕捉点滴的珍贵体验,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磨砺自己。另一方面,文学批评也应该对“80后作家”的写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批评者、批评对象和批评标准要有充分的沟通,从而形成健康的交流互动机制,推动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但不可否认,“80后作家”也确实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元素。
“80后作家”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叙说青春期焦虑;另一类就是奇幻小说。张颐武认为:“奇幻小说中所表现的自由和想象是非常可贵的。奇幻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恰恰是既往的中国文学中最欠缺的,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80后’写作为中国文学带来的一股新风。”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都是滞重的,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轻灵,这为奇幻文学提供了空间。
“80后作家”张悦然认为,“对于前辈作家来讲,现实是沉重的山”,而“80后”眼前没有山了,于是他们更喜欢“往远处看,往玄处看”。同时她认为,奇幻小说的创作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现实对我们的刺激不那么强烈,远方让我们更敏感,更向往。”
(摘自《人民日报》2007年第126期)
【一针见血】――你做过
深入思考吗
【针刺文】
宠坏的一代
朱大建
《北京青年报》在北青网上举行一场名为“网议‘80后”’的讨论,题目是“迷失的一代还是阳光的一代”。在7月26日的北青报上,刊登了当天的投票结果,投票结果让我大吃一惊,认可“阳光的一代”的有2593票,赞成“迷失的一代”的有2721票,反方超过正方。
我想,这样讨论的结果,也许和最近有关“80后作家”的负面新闻太多有关。
其一是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一案败诉,郭敬明只愿赔钱不愿道歉的态度让人奇怪。作家抄袭的性质和小偷偷窃其实是一样的,被逮住了怎么还那么理直气壮,脸不红心不慌?郭敬明的道德支撑点是什么?好像在东方文化中找不到,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找不到。估计是郭敬明对厚黑学的新发展新创造。而郭敬明“粉丝”对偶像“抄也抄得那么有水平”的狂热支持,又让广大网民困惑不已:郭敬明怎么会有如此魅力,能够让他的崇拜者完全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呢?
其二是韩寒和评论家白烨的争论。韩寒的粗话,实在是自毁形象。按理说,白烨关于“80后作家”属于“票友写作”的观点,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博客并非权威的媒体、专业的杂志,只是一块个人化的领地啊;话说回来,白烨就是在权威媒体上发表“票友写作”观点,也是他的权利,你可以反驳,批评,但恼羞成怒,出口成“脏”,实在是自我矮化。惹不起,那就躲吧,也许这就是白烨关闭博客的理由。而接着“80后作家”对郭敬明的批评用上“清理门户”的字句,郭敬明的反批评则以“可以骂我,但不要骂我的粉丝”回应,又让我等闻到一股封建气味,难道“80后作家”是一个封闭的等级制的文化派别,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林门派一样?老夫我也是《萌芽》“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干脆也倚老卖老一回。我想说,“80后作家们”,你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总是一种反叛的、眼睛里喷着怒火的、好像别人借了你的米只还给你糠、人人都亏欠你的情那样一种心态,也不能老是装痴装傻装天真,装作一点也不懂得人类社会有规则要遵守。没有社会的宽容,长辈的提携,同龄人的拥戴,你们怎么可能拥有现在的一切呢?怎么就没有一点感恩的心态呢?
仔细想想,“80后作家”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大概同经济全球化和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有着密切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又是效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于是“80后作家”刚刚出道就顺风顺水,依靠各大出版社及各大媒体的配合炒作,成为一种文化标签、商业品牌,在商业化运作下名利双收,实现了效益最大化。这样的运气,是成名于计划经济年代的上辈作家不具备的。
而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年长一代能教给年轻一代的知识就不够了,因为只要在互联网的“谷歌”“百度”一查,什么知识都在那儿放着,年长一代靠学习靠经验积累起来的知识不再成为优势,于是权威地位下降。而且知识的地位也已让位给创意,要学习新知识,具备新创意,又必须向年轻人学习,就像老夫我要学习操作电脑,只能拜我儿子――他也是80后――为师一样。在互联网平台上,年轻人是“发达国家”,年长者只是“发展中国家”。我想,如果也有年轻人要找我粗话连篇地辩论,我也只能关闭博客,因为我打字太慢,粗话又说不出口,只好举手投降。
说来说去,80后既不是阳光的一代,也不是迷失的一代,而是被家庭被社会被时代宠坏的一代,他们要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必须快快补上传统的人文精神,具备健全的人格,以及主流的价值观。
(摘自《新民晚报》2006年08月04日)
企业要通过网络营销吸引客户，以下九大方法值得参考。
一、产品形式多样化，产品外观多彩化。
个性化的消费特点必然要求产品多样化的形式。强化商品的工业设计，开发出具有不同风格特点、不同形状的产品。同时，在外观色彩上也要多样化，要能够紧跟时代的流行色。比如在手机市场上，在诺基亚5110彩壳手机诞生之前，没有哪一个生产厂家能大规模进入普通消费者市场。因为清一色的黑色让消费者没有更多的消费选择，直到诺基亚彩壳手机的问世才出现了突破。再比如康佳的七彩小画仙彩电，多种造型与色彩的组合，正好迎合了E时代的消费偏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品牌塑造个性化，品牌内涵深度化。
E时代追求品牌，但又缺少品牌的忠诚度。针对这一特点，企业应强力塑造品牌的个性化，同时深刻挖掘品牌的深度与广度，让品牌形象赋予足够的张力。在统一品牌个性的前提下，紧跟时代特色，扩展品牌承载的文化内涵，提升品牌价值。另外，根据E时代崇尚“知识英雄”和“数字精英”的心理，在一些高科技企业，适当的挖掘企业创始人的传奇故事，也不失为一条为品牌贴金的好计策。比如张朝阳个人的魅力即为搜弧网站增添了不少色彩。
三、市场细分个人化，信息沟通互动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目标市场的细分不仅仅只是细分到某个群体，而会细分到个人。E时代消费者作为真正的“产销者”将参与到商品的生产中来。因此，企业的市场应是每一个不同的顾客个体。这样就需要进行很好的交流。比如现在网上虚拟社区就变得很流行。一对一营销，关系营销，数据库营销，互联网营销等营销模式也终将变得必要起来。比如亚马逊书店在其数据库营销中就已经开始做到根据顾客以往的购物经验通过电子邮件给其提供个性化的书目推荐。
四、营销渠道扁平化，价值传递实用化。
基于E时代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必须缩减流通渠道，强化渠道的信息沟通功能和服务功能。长的渠道会抹煞掉信息和沟通的及时性。这对于没有耐心的E时代群体来讲是不能忍受的。同时，E时代具有普遍较高的知识水平，不易被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形式产品所迷惑，比较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因此，传递的价值应该是现实实用的。他们喜欢先试后买，亲身体验到商品的价值。因此，在商品流通中，尤其在终端市场上应该鼓励E时代试用商品。
五、广告宣传偶像化，促销手段多样化。
E时代的年龄都普遍年轻，具有青春活力、个性魅力的明星对E时代会产生很强的亲和力。选择E时代所推崇的明星作为产品形象代言人是一条很好的策略。比如娃哈哈集团选择偶像明星王力宏，乐百氏选择黎明，而旭日升集团在一系列不很成功的广告之后，选择了E时代喜欢的明星陈晓东和范小萱，产品销售获得了重大成功。另外，对E时代的促销手法上也要灵活、新颖。比如节假日的大派送活动，买一送一活动，展销活动，游乐活动等，再配以新潮热闹的POP广告，以此增加卖场轻松愉快的氛围，促进销售。
六、建立独立网址的网站，网站维护以自己为主。
使网站真正成为集团经营活动的橱窗。常看常新的网站，不仅给访问者不断带来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提高访问量和潜在的商业机会，还使老客户时刻感受到集团经济工作的勃勃生机。
七、借助网络媒体，高强度、低成本、针对性地宣传自己的网站。
一是在国内外知名网站的电子公告牌上进行轮番宣传。如中文的阿里巴巴网站、英文的汽车网、联合经贸网等等，一共大约有50个。基本保证在这些网站上每个月都有我们集团的最新消息，因为它们的访问者大都是商贸界人士，尤其是“专业对口”的国内外买家较多，有些商务网站和我们的业务非常接近，其访问者往往就是潜在客户。二是加入商业信息库，提高网站被访问者检索的机率许多综合型的商贸网站上都有一些开放的商业信息库，我们就有选择地登录了一些，大约有30余个。三是向客户群定期发送电子邮件。经过多年的网上*作，我们收集到了大约1000个左右的E-mail。这些E-mail的主人，有的是汽车制造商的采购主管，有的是零部件经销商，有的是综合贸易的负责人，有的是这些产品的爱好者和设计人员。当然，这个客户群也是动态的，有的圈进来，有的也被退出去，我们始终保持在一千个左右。几年来我们累计向16万人次发送邮件2000多次，而其成本不过区区几百元。四是为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宣传主题。同样是一条新产品促销信息，如果千人一面地宣传产品如何好，买了以后怎样实惠，是网上客商最反感和厌恶的，只有设计一些精确的主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八、实行实时沟通
提及互联网，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字就是“快”。现在的客户早已对传统商业模式中以天为单位的回应速度嗤之以鼻。他们要求的是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对他们的要求作出反馈。在他们的词典里，“及时”的意思就是“即时”、“随时”。
九、实行个性化服务
互联网时代使得获取详细信息成为可能，这也造就了提高顾客忠诚度另一样新法宝：个性化服务。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客户与企业的动态交流，透过电子邮件和网络，顾客的所有信息历历在目，企业应该善用这份宝贵的资源。(编选：来源：帮考网)
《关于2010-2011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系列研究报告定制的通知》
依托拥有的100余位国内知名专业分析师、特约研究员，以及院校专家教授、知名企业CEO、顶尖实战专家，每年度编制近百份电商主题研究报告，并接受企业定制各项报告，承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委托的课题研究、项目申报等专业研究工作，并拥有领先的电子商务行业数据监测系统来实现对行业运行的数据监测、分析。
作为国内专业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包括B2B领域的阿里巴巴、网盛生意宝、中国制造网、慧聪网、环球资源、金银岛、一达通、敦煌网等企业；B2C领域的京东商城、当当网、卓越亚马逊、新蛋中国、红孩子、凡客诚品(VANCL)、麦考林(麦网)、库巴购物网、苏宁易购、淘宝网、拍拍网、eBay易趣网、乐酷天、百度有啊、乐淘网、银泰网、珂兰钻石网等；支付领域的支付宝、财付通、环迅支付、百付宝、银联电子支付、快钱、易宝支付等；还有移动电子商务领域的中科聚盟、新网互联、汇海科技、亿美软通、天下互联、新网互联、用友伟库等，以及团购领域的拉手网、美团网、F团、窝窝团、阿丫团、24券、爱帮网、糯米网、腾讯“QQ”团、酷团网、大众点评网、淘宝“聚划算”等电子商务各领域典型企业，均为中心的重点研究与监测对象。
网络直播有多火？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网络直播元年"，"无直播不传播"的口号正渐渐成为品牌建设者的共识，全民网络直播时代已然来临。
直播是什么？
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家，其中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约为90亿元。据不完全统计近乎平均每隔3小时就有一款新的直播APP出现。陌陌直接将直播模块提上了首页，从腾讯的斗鱼、Now，百度的云直播，新浪的一直播，到国民老公王思聪的熊猫TV，到花椒直播等，各路人马，竟相登场。
直播是什么？直播是一种实时的互动，是一种社交方式，是一种娱乐方式。
直播也是一种新的内容生产方式。直播平台，没错，它是内容聚合的一个平台，可以汇聚这个世界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UGC的平台，即是以普通用户自发生产内容为基础，并由此引发的人与价值内容的关联、人与人的关联、人与商业的关联，最终为UGC供应商产生商业价值的互联网商业形态。
直播+营销为何一拍即合？
"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写道。从电视到互联网、从PC到手机、从微博到微信，每一次的媒介变革都带来了一场营销革命。
韩国欧巴直播吃饭每天收入过万，美女主播和网友聊天逗贫三天收入近7万……网红直播的经济价值成功吸引品牌关注，很多品牌、平台以"网红直播"为突破口对直播营销进行新一轮探索，开启直播变现的新模式。
直播的好处则是，它在互联网媒体基础上，融入了"传统媒体"的特色：分散在各处的注意力，通过各种造势手段，被吸引到某一个平台，于某一个时段聚焦，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一样，营销效果不言而喻，直播平台开始有了"黄金时段"--不一定是某个时段而是某个直播事件；未来还将有"直播标王"--不一定是简单粗暴直接的贴片广告。
还有一点是，从来没有一类媒介，能够让品牌、营销、用户、交易和社区如此连贯。在直播前时代，小米需要先举办一个线下会，在微博上获取用户关注，在小米网或淘宝进行交易，在小米社区和百度贴吧营造社区氛围。现在，这一切都可以在直播上一站式搞定：在直播平台开会，面向海量用户传播品牌特性，并直接形成边看边买，社交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对于品牌而言，直播大幅降低了营销成本，实现了直接购买，并形成粉丝沉淀和品牌传播的附加价值。
从简单的"人与货"的连接，到丰富的"人与人"的交互，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人的链接"就不断被强调，相比于在之前社交媒体上人被分散连接，在直播时代，人正在被更为"集中"地连接，而且在直播平台，人与一切都可以相互链接。
直播营销的打开方式
有人的地方就有营销，汇聚了如此庞大人群、尤其是年轻人的直播平台自然也成功引起了广告主的注意。具体该如何下手呢？
品牌+直播+明星
明星向来自带流量，品牌要想增加试水直播的安全系数，当然首选明星站台。
在刚刚闭幕的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欧莱雅在美拍的#零时差追戛纳#系列直播，全程记录下了包括巩俐、李冰冰、李宇春、井柏然等明星在戛纳现场的台前幕后，创下311万总观看数，1.639亿总点赞数、72万总评论数的各项数据。带来的直接市场效应就是，直播四小时之后，李宇春同款色系701号CC轻唇膏欧莱雅天猫旗舰店售罄。当然不只是欧莱雅，媒体方们也看中了直播的粉丝效应，包括《ELLE》杂志、PCLADY等时尚媒体也纷纷同步跟进直播现场。在此之前3月份的巴黎时装周上，《ELLE》杂志通过直播范冰冰一个多小时吸粉10万。
从欧莱雅和《ELLE》杂志在美拍的直播可看到，直播对于品牌来说有强大的导流能力，可实现效果营销；而媒体更乐意将直播当做获取受众的新兴渠道；对于明星和网红而言，直播是与粉丝互动，让粉丝了解自己另一面的新方式。
品牌+直播+
直播品牌向来不新鲜，不论是乔布斯时代的苹果，还是罗永浩的锤子，都足够让众多粉丝守候在屏幕前。而直播平台上的直播大不相同了，地点不再局限于会场，互动方式也更多样和有趣。
前不久，小米抛弃御用的会场地--国家会议中心、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第一次举办了一场纯在线直播的新品会。在五彩城的某个小米办公室里，雷军通过十几家视频网站和手机直播APP，了其传闻已久的无人机。当天19点32分，雷军正式上线，仅小米直播App中，同时在线人数一路飙升，10万、20万、40万，到会临近结束时，已经超过50万。新浪一直播更是火爆，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超过100万。除了和介绍小米无人机之外，雷军在两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内，还透露了小米手环2的上线时间，以及粉丝们的多个提问，之前直播过多次的雷军，显然熟门熟路，直播中不停地向观众"索要"鲜花、飞吻、游艇等虚拟礼物，而贡献榜第一的，是前几天因吐槽周杰伦而成为话题人物的凡客创始人陈年。
与此同时，善于营销造势的周鸿祎也不甘落后，在奇酷手机的前一晚，周鸿祎的宝马汽车"蹊跷"着火自燃，而老周却淡定地通过花椒直播了着火的全过程，并调侃地表示难道这是在暗示奇酷手机要火吗？而在奇酷手机会当天，更是从展会的搭台、彩排、现场再到事后专访，以及现场的花絮全部都通过花椒直播进行了在线直播，最终共产生100多段直播内容，总观看人次超过20万，而老周也是目前在花椒上拥有粉丝最多的科技名人，获得点赞次数超过18万。
传统的会，可以邀请媒体，可以发媒体通稿，而直播平台的要靠"人气"，并不是每个品牌都具有雷军、周鸿祎这种可以聚集人气的大佬，那至少需要直播具有"话题性"。在魅族近日MX6新品上，魅族特别请来了23位女主播为会造势，成为大牌手机会"网红"直播人数最多的一次，也造就了话题点。
品牌+直播+企业日常
就像素颜照与PS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样，相比于包装出来的各种宣传大片，消费者有时反而对企业日常更感兴趣。直播可以让企业暂时放下对成本的顾虑，多角度向消费者展示企业、展示品牌，以剑走偏锋的方式调动消费者兴趣。
就在不久前，万达集团整体进驻花椒直播，开通直播万达账号，向网友全方位展示万达的企业文化，不仅仅将自己的一系列的战略会全部在花椒上进行直播，而且还向网友展示万达的员工食堂，宿舍等。
虽然是老牌B2B企业，但是百年来一直走在营销前沿的GE，这次也做了直播营销的先行者：去年7月，他们推出了一场为期五天的无人机直播，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在五个不同的地点对五项业务现场(比如深海钻井、风力发电)进行全方位扫描。同时，GE也在社交媒体配合解答了观众诸如"工人们站在百米支架上工作如何克服恐惧？"等好奇探究，激发了他们对科技和公司的兴趣。
5月15日到17日，为了宣传新一代Mini Clubman，宝马Mini联手《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在映客上直播了连续3天的时尚大片拍摄现场。直播的主角就是宝马Mini经过重重严格筛选过后的四位男神--井柏然、阮经天、秦昊、杨祐宁。宝马是首个将拍摄片场进行视频直播的品牌，四位男神在颜值上已经足够吸引一大波年轻受众，最终的直播中，映客上有530多万人次的在线观看。
品牌+平台+直播
相比各种组合形式，直播+电商的组合来得更为直接和实际。直播的出现为传统电商提供了锋利的新武器，促使其从产品导购向内容导购转型。若电商平台再别出心裁，融入一些营销创意，必将使这一武器更加锋利，为平台找到新的流量大入口。
京东生鲜在618品质狂欢节期间与斗鱼合作的"龙虾激战之夜"网红直播活动，直接促使其订单量达去年同期6倍，移动端占比高达88%。电商能快速变现，直播能快速引流。"直播+电商"，正在成为各电商平台争夺的突破口。淘宝旗下聚划算平台对此屡试不爽，不是某个品牌的单打独斗，平台＋平台的生态效应，直接应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加以娱乐元素作为发力点。
6月24日，聚划算与平台下韩后、春纪、美康粉黛、珀莱雅、植美村、韩熙贞六大化妆品商家登录Bilibili(简称"B站")，在B站直播了一场"我就是爱妆"的网红coser直播秀。在直播过程中，B站大V"王吕叉"被请来做查房主播，6位美女coser主播cosplay成动漫界人气角色，通过亲自使用聚划算六大化妆品商家提供的美妆产品，大谈coser界的妆容经验;并在直播中向参与互动的网友赠送大量品牌好礼，引发数万网友的积极参与，粉丝弹幕几近霸屏。
聚划算这次直播活动，是首次接触"网红直播"，整个活动参与方包括平台下韩后、春纪、美康粉黛、珀莱雅、植美村、韩熙贞六大化妆品商家。在直播活动的主播选择上，贴合品牌商家的产品特色，聚划算选取了B站当红cosplay玩家，以"美妆直播"为切入点，探索与网友互动式消费的新玩法，实现营销到销售的转化，兼具品牌传播和效果营销双重价值。聚划算透露数据显示，直播期间B站的直播访问量超过1500万人次，播放量共计近79万次。聚划算客流量值迎来小高峰，六大化妆品商家的客单量同步激增，订单成交总金额约1000万。目前，直播互动中推荐的商品仍在热卖中。
7月7日，聚划算又与平台下良品铺子、周黑鸭、友臣、楼兰蜜语等十多家零食商家登录淘宝直播，在淘宝直播进行了一场"足球宝贝·美食速递"的网红直播秀。
品牌＋直播＋活动
吃饭可以直播，睡觉可以直播，对于品牌来说也是一样，一切皆有可能，所以直播＋，可以附着的是任何能够引起受众兴趣的事情，这也给品牌直播带来更多可能性。
读书会也可以直播，4·23"世界图书日"罗辑思维创始人罗胖和他邀请的大咖朋友，在优酷自频道就进行了一场读书会直播。第一，这次直播玩法够新颖，优酷联合天猫、淘宝对这场互联网线上读书进行全球直播；第二，阵容够豪华，罗振宇请来徐小平、罗永浩、马东、黄磊、吴晓波等10位大咖助阵，为粉丝读书、荐书；第三，形式够大胆，不仅读书会的视频直播和回放皆为付费模式，5个小时的全程直播同样打通罗辑思维天猫旗舰店的商品购买。
7月22日开始的淘宝"造物节"更是将直播用到了极致。造物节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除了到场的数万名观众外，拥有1.5亿日活用户的淘宝直播还发起了一场"海陆空"直播大战。
无人机航拍直播、VR游戏直播、会场VR实时直播……淘宝造物节"史无前例"的直播秀，不仅将黑科技进行到底，还将由著名主持人汪涵牵头，发起"天天兄弟"与"奇葩天团"现场真人秀PK。韩国偶像Winner组合将与粉丝开启一场从化妆间直到演出结束的"零距离"互动，与此同时，手机淘宝上百名网红对造物节进行72小时全程不间断直播，让造物节"大片"精彩不断。
品牌+直播+深互动
虽然业界对直播营销的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有一点已经形成共识：直播最大的优势在于带给用户更直接更亲近的使用体验，甚至可以做到零距离互动，这是其他平台无法企及的。
评论、打赏、送礼物等这些互动方式，还都只停留在表面，并没有将直播的实时互动性榨取得淋漓尽致。看一下国内目前各品牌的运作模式，大多限于明星、老板站台，直播现场、低价吸引等手法，总觉得缺少了一些思维转换，"看热闹"的嫌疑更大一些，而营销策略相对弱一些，对消费者的吸引也不够具有黏性。
深入互动的直播营销该怎么玩呢？以下2个创意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
其一是去年4月，以搞怪著称的男性护理品牌Old Spice在游戏直播平台Twitch上进行了一个奇怪的直播：他们找了一个人到野外丛林中生活三天，而且他的行为完全由观众控制。所有观众都可以通过聊天输入上下左右等按键来控制人物的下一步行动，然后统计所有玩家的选择，票数最高的动作就作为当事人的下一步行动。
再次踏上华尔街土地之时，马云已知天命。
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成功完成史上最大规模IPO，也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送上了中国内地新首富的宝座。
聚光灯下，9天前刚度过50岁生日的马云笑容依旧，但鱼尾纹已爬满眼角。
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马云步入了人生的事业巅峰。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与互联网的爆发增长，他所领导的公司仅用了15年时间，就奇迹般成长为超过2000亿美元市值的互联网巨无霸，建立起了一个由约30个事业部、202家附属实体构成的庞大电商帝国。
这个帝国的疆界，甚至连阿里巴巴自己人都已经难以清楚界定。以零售业与金融业为根基，它的颠覆力量正向工业、农业、娱乐、体育等更多领域快速扩张，并由因特网上的虚拟比特空间，逐渐向现实世界渗透。
但这也正是最为关键的时刻。
无论是以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为出发点，还是着眼于与国家、社会和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阿里巴巴都需要作出更为周密稳妥的战略设计，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改革转型的国度，在这个快速迭代进化的行业，辟出最稳健妥善的前进路径，夯实自己“生存102年”的公司根基。
敲钟的前一晚，与投行定完发行价后，马云跟几个在美国的合伙人喝了一顿大酒，不谈业务，只谈情怀，最后大家都哭了。敲钟之后，马云对记者说，自己的心态还是15年前那个一个月只拿90元人民币的创业者，以美国电影中虚构的励志青年“阿甘”为他自己的偶像，未来一如既往。
但显然，2013年卸任CEO之后，已经不再着眼具体事务，而是专注于于培训员工、处理政府关系、以及企业扩张的战略思考与设计的马云，未来的重点已经不再是跑多快，跑多远，而是停下来思考，未来跑向何处。
对于阿里巴巴和他来说，IPO不只是过去15年的终点，也是计划中未来87年的起点。
史上最大IPO
凌晨7点，纽约曼哈顿岛上的天刚刚亮，几辆黑色轿车就缓缓驶入华尔街，在早已等待于此的上百记者簇拥中，直至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
率先下车的马云精心打扮过，一丝不苟的大背头抹亮了发油，一身黑色条绒西装，一边向围观人群挥手，一边率队走进事先布置好的露天区域，与阿里巴巴的高管和好朋友们拍照留影。
在他们身后，是国会建筑风格的纽交所，美国国旗、中国国旗、阿里巴巴橙色旗三面旗帜在晨风中飘扬，6条橙色阿里巴巴条幅从上到下覆满了纽交所大楼6根大柱，乍看上去像是到了天猫的“双十一”购物节。
在2014年9月19日，这里是马云的地盘。
即使是在全球上市公司总市值和IPO数量都排名首位的纽交所，阿里巴巴的上市都无与伦比，足以载入史册：不但最高达250.2亿美元的融资额创造了历史纪录，其询价时间也高达143分钟，超过此前Twitter 的79分钟，创纽交所纪录。
上市首日，阿里巴巴收盘价93.89美元，较阿里巴巴与投行商定的发行价68美元上涨38.07%，市值一举超过231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苹果、谷歌和微软的全球第四大高科技公司和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
马云在发售前持股8.8%，经过IPO稀释后下降到7.8%，尽管如此，马云的纸面财富也达到219亿美元，牢牢坐实了中国内地首富之位。
在此之前，与马云同为互联网三巨头掌门人的马化腾和李彦宏，也都曾为中国内地首富。根据不久前彭博亿万富豪指数统计，马化腾净资产为163亿美元、李彦宏净资产158亿美元，分别为中国内地继马云之后的第二和第三富豪。
这三位互联网大佬同时入围富豪榜前三名，得益于资本市场对互联网概念追捧带来的股价攀升，也显示出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颠覆和赶超。
借势腾云
外界对于马云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只要跟阿里巴巴公司有过接触的人，都能感觉到“价值观”在这家公司的重要性――认同他们的价值观，是朋友；不认同，就是“敌人”。
但无可否认，他的公司开创了新时代，对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巨大。如果没有马云和阿里巴巴，中国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或许真的会晚很多年。
回到15年前，没有人相信中国的电子商务能够实现每年上万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额。在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没有网络信用、没有支付保障、没有配套物流，几乎不具备电子商务的所有社会基础。在这个环境下，对陌生人的信任恐惧，足以摧毁任何形式的电子商务。
但是马云相信。
因为马云知道，跟着国家形势走，就是最好的盈利模式。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中小企业最迫切需要外贸资源，沟通买卖信息促进跨国交易，使阿里巴巴成为时代的获益者。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提振内需的时候，马云又通过电商抓住创造就业、扩大内需的大势，让电子商务从单纯的网络经济，提升为驱动传统企业商业变革的动力。
最终，伴随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的发展，马云的冒险获得了丰厚回报。他和他的团队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个扎根于中国经济、中国最大也最完整的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在2013财年，他们自己的收入都已经达到525.04亿元人民币，利润也达234.03亿元人民币。
刚创业时，包括马云在内，阿里巴巴只有18个人。如今，阿里巴巴集团已经有22072名员工，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极限――阿里巴巴的员工每人都会起一个“花名”，开始大家都用武侠小说的主角，很快主角没了，就改用配角，再后来所有武侠小说里的角色都用光了，新员工只能自己起花名。
强硬姿态
2013年5月，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只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彼时，他说这些工作别人可以干得更好，自己有了另外一种天地，玩生活，忙生活。
但事实上，接下来的一年，马云却在不断的风波起伏中更加忙碌。除了因为静默期原因，他减少了一些演讲，在公开场合也刻意回避媒体，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一反常态，发出强硬言辞。
整个2013下半年，全球的投资银行家们都在盯着阿里巴巴，紧张地判断它的上市终点，究竟是纽约、香港、伦敦或其他――这个悬念，甚至一直持续到了2014年中。期间，马云频繁公开喊话，“若不接纳CEO为合伙人宁可永不上市”，并试图以各种公开行动争取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制度妥协。
最终选择纽约，意味着以马云为主的公司管理层，依然以最强硬的姿态，用自己特殊的“合伙人”制度，确保在上市之后依然最大限度地掌握阿里巴巴的控制权。
2014年1月，人民银行下发加强银行卡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发卡行对单笔、日累计支付金额合理限制，随后，四大国有银行纷纷下调支付宝、财付通支付限额。3月23日，马云突然激烈指责四大行使用“垄断和权力”来封杀支付宝，甚至称“举世未闻，匪夷所思”，随后又在几小时后，下令删除了该文。
在此之前，即使向以犀利、有个性著称，马云处事远要比如今低调温和得多。
收购，再收购
敲钟之前的大半年，马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收购。
2014年3月，阿里巴巴以62.44亿港元投资文化中国，获得60%股份；3月和6月，分两次收购UC；4月，微博上市，阿里巴巴增持其股票至30%；当月与云锋基金以12.2亿美元购入优酷土豆A类普通股，分别持股优酷土豆16.5%和2%。
2014年6月15日，阿里巴巴集团还斥资12亿元人民币，购买恒大足球俱乐部50%股权，并被业界解读为向高层示好。马云则在新闻会现场称，自己是在15分钟内敲定的合作。
而在阿里巴巴之外，马云自己进行做了另外两笔投资：并购恒生电子和购买华数传媒20%股份。
根据阿里巴巴7月12日更新的招股书数据，阿里巴巴集团已有202个附属子公司和业务实体，其C2C业务淘宝、B2C业务天猫和海外B2B业务，国内B2B业务以及海外B2C业务速卖通的VIE股权架构都多达4层。
“我们去年进行了10次并购交易，投资了70亿美元。”在美国路演期间，马云如此回应投资者提问。而外界对此的评价是，买下的互联网和传统业务几乎囊括了投资者对中概股的所有幻想。
“几年前的网商大会上，马云曾说，自己已经过了以货币价值衡量的阶段，但通过这一系列的投资、购买，就是还在做通过货币衡量价值的事情，就是要推高阿里巴巴的估值，做最大的IPO。”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评价说。
不过，对这些资本行动，阿里巴巴坚持是商业行为，并表示自己的目标不是简单的资产整合，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改造这些行业。
未来布局
阿里巴巴特殊的合伙人制度，需要强势且战略清晰的掌控者。但当IPO的光芒散去，已知天命的马云需要掌控的，将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局面。
从线上的电商、游戏、搜索、社交、云计算，到线下的物流、娱乐、医疗健康，甚至足球，阿里巴巴的战线正在横跨越来越广袤的疆域。
虽然直到2013年，中国的网络渗透率还只有43%，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70%，未来还有巨大的金矿待挖，但马云并不满足于只做网络交易的中间人，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商业生态系统。
2014年7月16日，阿里巴巴公布了一个数字家庭娱乐生态合作计划。未来，用户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阿里打包提供的影视、音乐、游戏、电商、通讯等多种业务和内容。
此前，阿里巴巴2013年成立的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更承载着马云的更大野心，正以阿里巴巴当年的电商模式，聚集买家和卖家，试图打造一个金融的集市平台。
曾经有业内人士说，未来的互联网归根结底要回到3个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而已经在三个领域都建立优势的阿里巴巴一旦完成自己的战略合围，所形成的产业生态，或许将十倍甚至百倍于今日之规模。
谋划海外
当然，对马云来说，他的视野已经投向更远处。在海外，阿里巴巴已经开始加速布局。
仅在2014年，阿里巴巴海外并购的速度和规模都已让人瞠目。
1月，斥资1500万美元投资美国奢侈品购物网站1Stdibs；3月，斥资2.15亿美元投资美国社交应用Tango，并在次月参与投资美国拼车应用Lyft；5月，巨资2.49亿美元入股新加坡邮政10.35%，并计划与新加坡邮政建立“国际电商物流平台”；6月，旗下的Auctiva和Vendio创办了注重美国本土特色的电商11Main。
此外，阿里巴巴已经与澳洲邮政、巴西邮政等机构达成合作，与当地邮政体系进行对接，并与海外购物退税机构瑞士环球蓝联（Global Blue）达成合作，使支付宝跨境购物退税业务拓展到了包括法国、德国等地的5000多个商家。
在IPO融资之后，展开大规模并购早已是互联网巨头的惯常做法，这让外界对未来2-3年阿里的并购更加充满期待，而随着战线的拉长，阿里巴巴与亚马逊、Facebook、谷歌用乃至更多国际巨头的正面对决之时，总有一天会来到。
事实上，虽然2013年就声称退休，但知天命的马云其实并没有放慢脚步。用马云的话来说，“要问我年龄，我永远28岁”，无论是在中国的渐进，还是在海外的开拓，他都还将继续奔跑。
孙频擅写女性，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女性，这几乎是评论界的共识。徐刚说：“孙频最擅长的还是写女性，她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以女性作为第一主人公，而尤其关注剩女们的爱情困境。”①阎秋霞认为孙频最擅长“借用女性的情感痛楚来折射物欲对人精神世界的诱惑和挑战”。②陈丽君也特别指出孙频“钟情于女性当下的生存体验――女性的困惑、疑问、愤怒与痛感，以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不仅是她故事里的主要人物，也是其小说的叙述视角和饱满情感的来源”。③孙频自己也颇为自得地宣称：“我喜欢写女人，因为我懂得女人。”④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即使她写女性，其艺术视野也大大超越了女性的范畴，从而具有更广泛深刻的人生意义。如她的新作《自由故》⑤，就扩宽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在对生活常态的叙述中，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带有一贯的孙频式的忧伤和绝望，却也掺杂了些许的温情。
《自由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相貌平平的女博士吕明月厌倦了多年枯燥的书斋生活，决心在距毕业一年时逃离这个困顿的城市，去被一位天才诗人歌吟过的德令哈寻找自由。她遇见了与她同样相貌丑陋的王发财，并与其合租，最终发展为男女朋友。王发财倾慕吕明月的博士身份，这导致了吕明月情感的困惑，她不知对方喜欢的究竟是她，还是那个博士的头衔。在了解到上司王进同样对她有兴趣后，吕明月控制不住自己，与其在车内。王发财目睹这一切，向王进索要十万块钱，警方介入后发现王发财原来是杀人逃犯，索要钱财的目的是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想给吕明月留下点依靠。故事最终，吕明月并没有摆脱自由的魔咒，也一直在寻找的路上，直到在别人的小说里自焚而死。
孙频是个会写故事的人，这不仅仅体现在她将女性日常生活的心理状态表现得真实而又生动，更体现在她让读者时刻记得“这只是个故事”，而不仅仅沉溺在细琐的真实之中而丧失了精神升华的冲动。从形式上说，孙频的这个故事似乎有许多漏洞，经不起推敲，但艺术往往就是这样的奇妙，有时候，叙述的漏洞反而更能体现作者的某些“意愿”，或是“反思”。如男主人公王发财的形象，很大程度上被理念化和符号化；又如故事的结局，陷入了浪漫式的幻想之中，这是真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作者如此处理也是告诉读者――这些问题永远也别想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完美解答。作者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悖论，同时自己否定了给予问题答案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叙述策略。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何为自由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实践理想。如同一位红色诗人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的价值既高于生命，也高于爱情。这种最被人们推崇的自由主题，在孙频的笔下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她在对自由的思考上，展现出了与同龄人不太一样的成熟，甚至带有一点点绝望的忧郁和苍凉。这种思考分为三个层面来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思考、对“80后”一代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知识分子所缺失的终极信仰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不可能获得完美的答案，但仍然是有价值的。
二
在马克思看来：“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⑥马克思这个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被奉为经典。依此标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当代女性面对这裂变的时代，拥有了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恋爱、婚姻自由，到扮演社会角色的自由，这些都极大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让“女权”这个命题登上了思想文化的显眼板块，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共识。然而，孙频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提出了一个文化命题：中国女性的自由是否是真正的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将中国女性的不自由归咎于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但女性自身是否有“自缚”的一面？“只要充斥着女人的地方，即使没有一个男人居然也能像后宫”，这是孙频一句精辟的总结。文化的重负依然压制着中国女性的思想，“男权”已不是一个形式上可以的命题，而是变成了每个女性的思维方式，成为了一种更隐蔽的文化观念。正如一位西方女学者指出的那样：“思想上中国女性并没有解放，中国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体力上和精神上，反而更深重了。”⑦小说中，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是人们对“女博士”群体的歧视，将“女博士”划为“第三性别”，这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现代阐释；有点姿色的女博士几乎都渴望坐导师的大腿，得到特殊庇护，而没有姿色的如吕明月之流，也并不是不想，而是“未遂”，最后只能借助于换个生活方式来鄙视另外的女博士，其实质也不过是自卑罢了；吕明月曾将自由理解为跟男人睡觉，但她关注的并不是睡觉，而是男人是否真心喜欢她这个人，自始至终，她不是在性权利的自由上获得，而是在男性对她的认同上获得满足。可以说，小说通篇对于女性心理的细腻描写都是为了强调一种批判观念：女性渴望的自由或者幸福的标准，最终还是建立在男性身上，包括对自己姿色的炫耀，包括对自己爱情婚姻的期待，包括对自己价值的肯定――评判者无一例外是男性。如同冯爱琳所说：“女性对身份、审美标准的认同随时代的更迭而变化，它并非来自内在的认知，而是外在的赋予，换言之，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期许。”⑧而女性之间，永远都充满着一种嫉妒的、斗争的气味，包括吕明月和自己的好友之间，也是较劲的、猜疑的、疏离的。孙频无疑刻画出了一个女性的地狱，在这个无形的地狱中，女性的生存境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面上，女性已经可以挑起半边天，而实际上，女性群体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未完全建立，从西方骼吹母髦峙权主义仍未能在中国真正扎根――或者说我们完全理解错了“女权”的含义，只是将其视为女性身份地位的提高、社会权利的平等和性权利的放纵。实际上，它还包含了更广阔的人文精神意义，即破除性别的对立，尊重性别的差异，同时强调人格的平等和人精神世界的完善。在这一点上，中国女性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文中吕明月一句“女人，我们是多么病入膏肓啊”，让人不能不正视女性的精神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女博士”“剩女”群体出现后，又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继续将男人视为价值判断依据的传统思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是将不结婚不生孩子视为对这种传统的高贵反叛，结果却违背了自然的规律，牺牲了个人的幸福。
好的小说在于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孙频已经接近了这一点，提出了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女性何时能真正获得自由，作者在小说中也通过虚拟的方式给出了不置可否的回答：吕明月后来去支教，去给孤儿院当志愿者，做了一切心灵的朝圣者该做的事，最后被诱骗到一个以诈骗为生的宗教组织，爱上了头目，并为他自焚。在简短的交代中，我们无法揣测这其中的过程都具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应该可以感悟到一种结局的讽刺意味――过度追求自由的结果，一定是毁灭。就像《浮士德》中那个飞奔向悬崖的孩子，也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最后纵情地一跳。作为为信仰殉道的中国当代版“英雄”，吕明月可能最终找到了灵魂的安慰和她心目中的自由――即爱情，但自由的代价也让我们对自由的本质有了更深刻、更忧虑的思考。
三
作为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德令哈包含了极为深刻的意义。海子曾在《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中写道：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孤独是这首诗的主题。深重的孤独感，不仅仅属于海子，也属于“80后”一代人。因为这首诗，王发财和吕明月邂逅在德令哈，德令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自由、梦想、心灵的解脱、孤独的残酷与美好。在代入现实问题的时候，孙频也早已将她对于一代人的思考贯穿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梦与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回溯海子的那一代人，懵懂中经历了“”的伤痛，是对自我身份认同最为矛盾的一代人。海子不仅仅是整个“后”时代的心灵代言人，也是“60后”“70后”的偶像，是诗意的象征。然而，“80后”的世界却读不懂海子了。在商业文化把政治话语和心灵诉求一起吞没的时代，“诗意”成了易碎品和奢侈品。孙频作为女性，固然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同时，作为“80后”作家，也对她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进行了拷问。
很显然，孙频表达的不仅仅是缅怀或者致敬，更是带着反思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孤独的诗意”。小说中，吕明月的自由，到了德令哈就变成了吃不饱饭的折磨。而王发财，有着恶俗的名字，长着丑不堪言的脸，居然是海子的崇拜者，热切的文学爱好者。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出诗意与现实的关系，喻示了某种错位和畸形。一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女博士，一个是自由太久了，巴不得被什么东西束缚一辈子的逃犯；一个是奋不顾身的将诗意作为口号的反叛者，一个是热爱生活的、骨子里有着真正诗意的初中生――一系列的夸张错位，实质上也是对“80后”这一代人生存现状的绝妙讽刺，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失去了自我，丧失了某种精神上的真实的存在感。
诚然，“80后”一代是孤独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与海子有共鸣的原因。这种孤独不仅仅是某些物欲造成的人身孤独，更是一种心灵的孤独，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自我。这一代人正好生长在改革开放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中，然而当他们长大，社会竞争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社会体制也基本定型，法制也已趋向健全，混乱时期造就的“暴发户”对这一代人而言只是一个梦，更多人成了永远的“穷二代”。没有社会动荡，当然也没有极度穷困，只有一眼能望到头的不变的人生轨迹――学习，考大学，找工作，结婚，买房子，生孩子，等着退休的养老保险。这一代人在刚好能思考人生意义的年龄里，却被灌输了一堆堆的应试教育的知识；在接受完所谓的精英教育后，却发现这些知识毫无用武之地。裂变的时代造就了“80后”，这一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中的挣扎是前所未有的惨烈。正如小说中表述的那样，多少人考硕士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考博士也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他们如一群无头苍蝇，只认定了“读书”这一种人生的方向，唯一能带给他们体面身份和体面伴侣的方向。吕明月作为一个反叛者和尝试者所进行的自由之旅，实际上也是一次身份认同之旅，她究竟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该作为什么而存在，人该不该有超脱于社会身份之上的精神生活？然而，她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并没有获得任何人的认同，这正是小说描写的悲哀之处。她极力想丢掉的博士头衔，恰恰成了她受人尊敬的理由，除此之外，她这个人本身被社会所无视了，正如千千万万的“80后”沦为了高楼下的蚁族。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会希望自己的博士证书上是毕业而不是肄业。
因此，与“女权”被文化观念所束缚一样，“理想”也同样被残酷的现实束缚着。在没有文凭寸步难行的社会中，很难想象会有这么一个人在博士毕业差一年的时候放弃学业，也很难想象有人会沉迷在海子的诗里，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而收拾行囊，丢掉身份，只是成为一个能够完整思考、享受孤独的人。去追寻心中的诗意，居然成为了一种奢望，这大概就是“80后”一代人痛失的自由。
四
为小说主人公选取“女博士”这个身份，本身就隐喻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孙频也不止一次在文中揶揄吕明月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心态：当有编辑来信说欣赏她的才华时，她流泪了，“这么多年里终于有一个人肯把她当金子一样从砂堆里捡了出来”；吕明月不止一次地“冷笑”，是因为“不屑”，不屑与那些憋论文的女博士为伍，不屑王发财的没文化，不屑男人愿意睡一个戴博士帽的母猪；可最后，她对自己的总结是“可怜”，就在她打算用自己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和一大串博格曼、费里尼的名字砸死王发财时，她发现自己同王发财一样可怜。这些生动的描写，可以说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理的残酷写照。之所以残酷，是因为太真实。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虽然谈不上彻底没落，但在商业文化大举来u的时代里，已经笼罩上一股酸臭味儿，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神圣。用徐先智的话说大学这个“小世界”：“人逐渐非人化，人性逐渐工具化。工具化的人性当然无法构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这里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⑨在这里，知识不仅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启蒙大众的精神养料，反而成了一种累赘和负担，甚至是一种深深的耻辱，因为大众已经将“博士”与“没有社会经验”“古怪”“书呆子”，甚至是“变态”结合起来，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流职业――教师，也已被冠上“叫兽”、“砖家”等卑琐的称号。在这个更尊重商业文化话语权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被严重矮化，人文学科退居边缘，文学的功用被深刻质疑。
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完成了类似吕明月的一种堕落――找寻之旅。吕明月与上司王进的关系，就隐喻着这种堕落。在王进的礼物轰炸策略后，吕明月无法拒绝物质的诱惑，终于发现自己只是自命清高。在故作镇定退回礼物时，她心里却并不完全断绝一个念头：成为王进的情人，这也才能解释最后在车中与王进的苟且。正如编辑来信欣赏她的才华会使她感动流涕，一个男人对她身体的爱恋也会使她找到做女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所在。其实，对吕明月来说最可悲的是，她为了找存在感而忽略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王发财的丑陋根本激不起她的爱恋，王进也老得可以做她父亲，根本不是她理想的对象。这种自甘堕落，其实也象征着知识分子的现状：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努力去迎合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寻求大众的肯定，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却忘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信仰。
在谈到“终极信仰”这个话题时，我们也无法绕过一个悖论：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定的“终极信仰”。因为信仰是不能被规定的。长久以来，信仰和自由像一对孪生姊妹一样，有时候，自由就是信仰，有时候，信仰就是自由。孙频也借王发财之口说道：“大束缚可能就是大自由。比如宗教，比如爱情，比如一种至死不能改的依赖。”显然，孙频将她对知识分子理想状态的期待倾注在了王发财这个人物身上。他是个逃犯，过着有一日没一日的生活，因此特别珍惜每一天，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尽管他丑陋、庸俗、没有文化，但他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真正的诗意。尽管这个人物过于理念化，成为福斯特标准下的“扁平人物”⑩而这种“扁平人物”却也成为小说中极为独特的温情的存在。有人认为孙频“大致笼罩在张爱玲之下，以张爱玲之眼看世界，以张爱玲之心理解人事，以张爱玲之笔写故事”{11}。而王发财这个人物的出现，就是孙频走出张爱玲的一次勇敢却不甚成功的尝试。
虽然无法定义某种“终极信仰”，但孙频已将她对信仰的思考表达出来：知识分子能够找回也必须找回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是依据自己的心灵去判断什么是人生中最应该追寻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一点太重要了。其实若干年前，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仍旧留给我们有价值的思考：文学的危机带来了人文精神的危机，而人文精神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信仰的危机。我们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里缺少了聆听人性的从容，缺少了对于孤独的感恩，缺少了对于文化的深刻反思。其实，找到自己内心的信仰，同时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信仰，是否也是“自由”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孙频的叙事总是生活化的、女性化的，善于在生活的常态中捕捉哲学的忧思。在何为自由这个问题上，虽然她没有给出解答，却以女性的角度对生活、情感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让人切实地感受到生活的重压和自由的难以接近。从某方面来看，她将哲学问题简化为了生活问题――女人如何才能珍惜身边的人，获得幸福；同时又将生活问题升华为了哲学问题――以一场轰轰烈烈具有象征意味的自焚，烧走了生活中仍将继续的千万个现实问题。生活与哲学，是不可能拒绝彼此、颠覆彼此的。无论是对于女性命运、“80后”一代的身份认同危机，还是知识分子信仰的思考，都紧紧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这是常人在“常态”中容易忽略的，同时又是能够天然地感受到的哲学命题。“自由”的实质，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和“反思”，它并不高深，也无须让人以身殉道。它只关乎人的心灵，这或许是作者想给又没有明确给出的答案。
注释：
①徐刚：《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百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②阎秋霞：《孙频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12年第9期。
③陈丽军：《城市空间、男性与自我镜像――孙频女性叙事的三个维度》，《创作与评论》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④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⑤孙频：《自由故》，《创作与评论》2014年9月号上半月刊。
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9-250页。
⑦[美]贝尔・胡克斯著，沈睿译：《激情的政治》，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⑧T爱琳：《规训与反叛：空间建构中的女性身体》，《创作与评论》2013年7月号下半月刊。
⑨徐先智：《“小世界”：理想的迷狂与人性的异化――读汤吉夫》，《创作与评论》2013年1月号下半月刊。
“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素质来讲，不管戏份多戏份少，都要能很准确地抓住角色的魂儿，只要魂儿抓住了，一个人物就立起来了。”――吴冠平
对于经典，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对我来讲，应该是人物的情感张力和性格魅力能打动我的那种角色。比如《父子》里的父亲，几年前看的，一看片单我脑子里马上又跳出父亲的形象，可恨啊，又很无奈。另外这样的形象少有，不程式化。王佳芝也是这种，关于革命叙事的电影里没有这样的形象，不管她的行为多么受争议，她的思想离一个革命者的思想多么遥远，但让你看到了一个独特女人的内心变化。还有姜文的马大三（《鬼子来了》），人物的魅力远远大于题材给我的感受，完全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给我们带来了对于人对于人性的思考，这些角色目前为止在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在我看来比较经典。
我们有一种特别浓厚的现实主义的土壤，但我们往往把现实主义创作等同于庸俗的社会和历史反映的创作思路，而没有把现实主义创作真正变成艺术创作手段来理解，换句话来讲，无论我们创作多么现实的人，多么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他/她都是一个艺术情境中的人物，不能等同于现实中的某个具体的人。比如《梅兰芳》后三分之一出离了艺术情境中的人物，变成了现实主义历史观中的人物。
经典角色应该是艺术情境中的艺术人物，表现现实生活中不敢正视的人性的部分，微妙的无法表达的部分，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标准。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的一部片子《洛塞塔》，讲述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妈妈吸毒爸爸早逝，整个影片表现她怎么找工作，遇到多少困难，如何克服困难，影片结尾她还是那么哀怨地看着她的家、她吸毒的母亲。你会想，这日子怎么过啊，但90分钟给你的信念是她一定能撑下去。
谷子地也是这样，你说他做的事有意义吗？煤堆里哪有人啊，但他就要做，这种形象给你传递的是，人们现实中没法做的事情电影人物替你去做，好的艺术形象不断为你打开窗户，平时人们关闭的心灵窗户需要电影不断地为你打开，透透风。
演员是很被动的职业，被很多的条件限制，如剧本、导演和制作上的要求。但作为一个演员的职业素质来讲，不管戏份多戏份少，都要能很准确地抓住角色的魂儿，只要魂儿抓住了，一个人物就立起来了。比如《南京！南京！》里江一燕戏不多，但将的状态抓到了，最后一举手能给人以震撼。表演主要还是一个感受，关键在于能不能融到整个作品中、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部分。但现在很多演员都是木偶，完全成为一个工具，这样的话可能很快就被大家忘记了。
演员是聪明人干的职业，需要一点智慧，能在一定情境中做出既符合角色又符合自己的个性的事情。好演员一定能马上融入气氛，又能把自己的魅力和个性很舒服地散发出来。一个聪明的演员除了塑造角色之外，还要能适时释放自己的魅力和独特的个性。用这个标准来要求的话，好演员很少，葛优是一个，章子怡也算一个，只是她释放的魅力有点强了。除此之外，还需要阅历的积累，真诚细心地观察生活，做生活的有心者，人情练达即文章嘛！另外，多看一些书，分享一下别人的阅历和感受也是很重要的。
周星驰：从“死跑龙套
的”到“喜剧之王”
伊天仇/《喜剧之王》(1999年)
伊天仇不是周星驰最好的角色，却是周星驰最有代表性的角色。可以说，伊天仇就是周星驰的夫子自道。
1987年，那时25岁的周星驰还是个“死跑龙套的”。有天他问郑裕玲，自己会不会红。郑裕玲笑着直接告诉他：“你不会红。”尽管有很多不红的演员跟你说，他们只满足于做一个好演员，至于红不红，其实并不在意――其实这句话是假的。演员最在意的是观众，只有观众能激发他们创造角色的激情――就像电影《喜剧之王》中的伊天仇，即使在街坊福利会演话剧，也要找几个小观众来充数。而不红，意味着没有观众，祖师爷不赏饭吃，对一个演员来说，这恐怕是最大的隐忧。
“不红”像个符咒，在周星驰的心头压了整整一年。但他并没有放弃追求“走红”的机会。和戏里的伊天仇一样，在等待走红的那段时间，他经常跟导演说的一句话是：“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死？”结果都是一样，导演说，去死吧。
直到1988年，他终于遇到一个“可以让他等一等再死”的导演李修贤，就像他在《喜剧之王》中遇到的杜鹃儿一样，这两个人给了周星驰一个机会，也给了香港电影一个机会。从此，这个人在香港电影里活了整整二十年，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当年的“死跑龙套的”变成今天的“喜剧之王”，是周星驰自己成就了自己，即使他不遇见李修贤，他也会遇见刘镇伟，遇见李力持。
不管他是伊天仇，还是死猴子，或是唐伯虎，他的电影只有一个标签：周星驰。
Mr. In-a-word: 周星驰不需要什么奖，那些奖却需要他。
一只狗的理想
――当周星驰变成伊天仇
文/云信
“《喜剧之王》与我以往电影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励志成分特别大，而且很有教育意义。”
《喜剧之王》在香港上映初期，当被问到与自己之前喜剧的不同之处时，一代无厘头狂人周星驰一本正经如是回答，而被问到自己心目中谁才是真正的喜剧之王时，他则给了一个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答案：查理・卓别林。
励志与卓别林，造就了一部不同以往的周星驰电影，以及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人、严肃，甚至是感人肺腑、惹人落泪的周星驰。
有人曾推断，《喜剧之王》里伊天仇的凄惨经历，无疑是早年龙套经验丰富的周星驰的自我写照，但也有人指出，伊天仇其实是香港著名茄哩啡（香港电影圈对龙套演员的俗称）“仙人求”的翻版。无论如何，伊天仇不同于之前的周星驰式草根小人物，他不猥琐、不下作、不狡诈、不疯癫、不放浪、不刻薄，但从过时廉价的衣着到一根筋的为人处世，就像卓别林的流浪汉，他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从人人厌嫌到荣升男主角，又突然间被打回原形，《喜剧之王》里伊天仇的经历，正如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结尾所感叹，“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实在是太刺激了！”然而周星驰的表演与之相比，却是前所未有的平实。有人曾赞扬过《卡拉是条狗》里葛优的表演，因为他的眼神就像一只丧家狗，而《喜剧之王》里的周星驰，从眼神到背影，都做到了“好像一条狗”，一条无家可归、无人关爱、自生自灭的野狗（狗狗在片中出现了好几次）。伊天仇双手撑开站立的僵硬姿势看似滑稽，其实恰恰反映出了他在别人面前的紧张和不自信，即使对方只是一个抱着玩具娃娃的小妹妹（《功夫》里的娘娘腔裁缝就继承了这一动作）。
《喜剧之王》里周星驰最精彩的表演，不是从“儿子长在脑袋上”到“中，还是头奖”的一系列高难度夸张表情示范，而是他时常一脸的无奈、失落、茫然与委屈，如果你仔细再看一遍柳飘飘怒持折椅痛扁伊天仇，就会发现，周星驰对惊恐无措的表现幅度不仅细微，而且那么生动入骨。《喜剧之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周星驰，也看到了一个可以胜任任何严肃题材电影的周星驰。
铁小贝勒书斋。俞秀莲把剑托着放到玉娇龙的手上。玉娇龙身子娇弱地微微往前一倾。
玉娇龙：这套剑真好看!
俞秀莲：再好看也是凶器。刃上染了血，你就不会说它好看了！
玉娇龙：在江湖上走来走去的，是不是很好玩？
俞秀莲：走江湖，靠的是人手，讲信、讲义，应下来的，就要做到，不讲信义，可就玩不长了。
玉娇龙：可我看书上说都是挺有意思的，到处都能去，遇上不服气的就打。
俞秀莲：（笑着）写书的不那么写，书就没法子卖了。
玉娇龙：我看你就像是书里的人。
章子怡：钢丝连接世界
玉娇龙/《卧虎藏龙》(2000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女配角奖
“玉娇龙”给章子怡事业和人生带来的变化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简单来说吧，是你从今以后走在外国的街头，会有小朋友走过来问：“姐姐，你真的会飞吗？”如果说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为她打开了一扇电影之门，那么，《卧虎藏龙》为她打开的，是一扇世界之门。
“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又何尝不是呢?”这句台词就是解读《卧虎藏龙》的最好注脚，也是解读玉娇龙的最好注脚。在电影中，她的身份是伊犁总兵千金，一个城府极深的富家小姐。玉娇龙心生向往的“江湖”，是一个“到处都能去，遇见不服就能打”的江湖；这个娇小的龙姑娘，自始至终手里都握着宝剑，她怎能体会李慕白的苦心相劝：放下剑，你得到的是全世界。她根本不想要全世界，她是一条横冲直撞的小青龙，只知道本能地躲避痛苦，追逐快乐。
角色追逐快乐，演员追逐痛苦。正像章子怡后来回忆的那样，为了得到这个角色，她几乎是拿命来换的。每天吊在十几层楼的高空，靠对讲机和地面通话，同时忍受着随时会被导演撤换的煎熬。
虽然这部并不被国内看好的电影在西方频频获奖――据说，奥斯卡给《卧虎藏龙》的颁奖词是：人类为了摆脱地球引力而做出的不懈努力――但是老外未必能看懂李安的江湖，更不大可能理解导演赋予“玉娇龙”角色的深意。不过，一切都不影响章子怡以“玉娇龙”为垫脚石，从此成功打入北美主流电影市场。现在，“章子怡”三个字已经超出了演员的含义，在大多数时候，它是国内导演进军欧美电影市场的营销工具。
Mr. In-a-word: 玉蛟龙与章子怡同时成为华语电影递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张曼玉：只有一个张曼玉
苏丽珍/《花样年华》（2000年）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她不是谁的“女郎”，既不是王家卫的，也不是关锦鹏的，她属于她自己。如果非要选一个演员代表香港电影，非张曼玉先生（曾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在致辞中称她为先生）莫属。连刘嘉玲也不得不承认，在演员的行当里，真正修成正果的，只有张曼玉。
她是一位真正历经片场磨砺，靠悟性和后天努力成功的女演员。这个长得像猫的女人，和另外一个猫女郎费雯・丽一样，既有“如此之美貌”，又有“如此之演技”：在2000年一部关于迁徙的爱情故事《花样年华》中，张曼玉把一个美丽成熟的60年代香港女人演绎成了经典，同时成了流行。
Mr. In-a-word: 一个应该被评为上海荣誉市民的香港女人。
刘烨：他的名字叫蓝
蓝宇/《蓝宇》(2001年)
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蓝宇的确成就了刘烨，让他前脚踏出校门，后脚封帝；蓝宇同样是一座高峰，从此之后，刘烨彻底降伏在这些蓝色魔鬼（Bluedevils）的阴霾下，一系列角色摆脱不掉忧伤、阴郁的调子。
也许我们太苛求刘烨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经典角色，一个就够了。
Mr. In-a-word: 深蓝。
元秋：黄昏是新的开始包租婆/《功夫》(2004年)
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接演《功夫》之前，元秋已经淡出影视圈，开始安心做一个全职主妇；虽然她为人所熟知的是后来的包租婆一角，不过你很难想象，三十年前，她是007系列电影《金枪客》中的邦女郎，上镜，充满朝气，和“丑怪”扮相的包租婆迥然不同。
从“邦女郎”到“星女郎”，事隔三十年，元秋依然火辣抢眼。在周星驰富有想象力的调教下，元秋把一个“人肉版”的漫画形象以极致的方式赫然呈现在观众面前。
你惊叹，她坦然。
Mr. In-a-word: 正像她的名字一样，既是黄昏，也是开始。
包租婆：你以为会功夫就不是兔子吗？
裁缝：(哭)会功夫不是罪啊。
包租婆：你一日是兔子，终生是兔子。你看看你，穿条红内裤，白里透红，出来庆功吗？
火云邪神：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
火云邪神：难不成两位就是传说中的神雕侠侣？
包租公：没错，我就是杨过。包租婆：我是小龙女。
王宝强：钝感的力量
傻根/《天下无贼》（2004年）
第28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海德格尔说过，接近乡村，才能接近人类的本源。王宝强是中国演员群体中最接地气的一个，他是泥土里天然长出的演员。
在《天下无贼》之前，王宝强已经凭电影《盲井》拿到了法国杜威尔电影节的影帝头衔。不仅在法国，在泰国和台湾地区，王宝强都有一定知名度。《新周刊》曾做过一期王宝强的特辑，封面标题即是“钝感的力量”；正是这股“钝感的力量”，支撑他在几十米深的矿井下连续拍摄，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走掉，这个16岁的河北男孩却坚持了下来。李杨导演至今提起《盲井》，仍会对这个泥土里长出来的孩子赞不绝口。
Mr. In-a-word: 王宝强是《天下无贼》名副其实的男一号，他不是明星，他是月亮。
余少群：站在梅大爷的肩膀上
青年梅兰芳/《梅兰芳》(2008年)
第三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
余少群的青年梅兰芳确实出彩，这也难怪，一出场就站在伶王的肩膀上，想不引人瞩目都难――但是接下来更难，因为没有那么多膀子够你站，祖师爷赏不赏饭吃，还得看自个儿造化。
Mr. In-a-word: 但愿“梅兰芳”不是绝响。
汤唯：不只是杂技演员
王佳芝/《色・戒》（2007年）
第4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07年的热门词绝对少不了“色戒”。这一年9月，香港过境游客突然激增，很多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去九龙的弥敦道或尖沙咀的么地道购物，而是为了看一部据说有“回形针”场面的大电影《色・戒》。人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回形针，并且认识了一个叫汤唯的内地女演员，彼时人们也习惯称她“王佳芝”――在张爱玲笔下，她“涂得亮汪汪的薄嘴唇娇红欲滴，秀丽的六角脸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到了李安的电影里，这个女人依然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后来的电影证明，能玩回形针高难动作的杂技演员比比皆是，而能胜任“王佳芝”的女演员非汤唯莫属。
汤唯后来说：“其实，那个时侯我很想做一名演员，我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丰满而且对演员来说很有演头的角色……因为王佳芝，因为李安，因为这部电影，整个汤唯都有所改变。”
Mr. In-a-word: 汤唯就是王佳芝，两人都是好演员，一个因为角色争议险些断送演艺之路，一个则因入戏太深送了性命。
王佳芝：你以为这个陷阱是什么？我的身子么？你当他是谁？！他比你们还懂戏假情真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我像奴隶一样让他进来，只有忠诚地待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才能钻到他的心里。每次，他都要让我痛苦地流血，哭喊，他才能够满意。他才能够感觉到，他自己是活着的。在黑暗里，只有他知道这一切。
王佳芝 /《色戒》：一个女人的史诗
文/曹
王佳芝是华语电影银幕上前所未有的女性角色。而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正来自于许多看似不可能的极限的交集。她活在一段因敏感而被封存的历史中，在一种完全不自知的前提下，接受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缩在一个陌生的虚假躯壳里，以一种超常的回旋针进入角色，又被一只六克拉的硕大钻石戒指煽动了私心，终究死于一个最人性却最不可启齿的理由，看似悲壮，却遭后人唾骂。这段只有二十岁的生命是一出浓缩的史诗，局外人被推进了局内，无力中被命运之潮抛高甩低，爽的是看客们的眼睛。
但这个角色并不因为这些极度虚拟的极致而不真实，相反，因为颠覆了中国苦情戏传统中的女性美德，在亿万观众群中引起了同样极致的争议。为什么张爱玲笔下寥寥数笔的王佳芝能如此翻江倒海？绝不只因为她露出了中国女人遮挡了五千年的隐秘地带，更重要的是，她露出了中国女人最压抑的内心。中国人的内心像一只盒子，打开盒子还是盒子，而王佳芝的强大之处，就是在各种极致环境和情势的激励下，勇敢地剥去那一层层盒子。自我压抑是生存的本能，她只能通过电影院里看西洋片，来宣泄无国无家无我的悲伤；从这些电影里学来的拙劣演技，刚够糊弄汪伪的官太太们，却更让她迷于身份，陷入更压抑的深渊。
王佳芝的敌人易先生却是拯救她的救星，同样的压抑心态竟然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同一个阵营的患难知己。在76号总局处理过犯人后，易先生忽然把陌生的王佳芝作为最信任的倾听者，难以承受的血腥刺激以语言暴力的方式爆发，难掩他如履薄冰的恐惧。这个男人在王佳芝的身上和心上都钻了洞，甚至也传授给她同样的宣泄方式。所以会有那一场在亭子间里精彩的接头戏，她忽然发觉自己无法控制事态，怕死也怕爱，无法压抑的恐惧化作大段的言语倾泻，畅快地甚至有些恶毒地，像刀子一样戳向两个男同党本已虚弱的心。这是一段颠覆所有中国电影传统女性形象的经典宣言，爱她的人把她推向这样的绝境，恨她的人却有难得的默契甚至爱。生存与幸福之间微小愿望的驱使，王佳芝对于道德、情感、政治立场甚至正统意义上这一切都下定了背叛的决心。
所以，真正使王佳芝做出这样决定的，并不是那颗六克拉的钻戒，虽然它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个穷人家女孩的自我虚荣感。她最幸福的时刻是在日本人的伎馆里与易先生唱《天涯歌女》，郎情妾意，彼此释怀，极端的命运凝固成为所有普通女人都经历过的瞬间，汤唯的表演也在此时达到峰值，但旗袍的江南小调又与周围的环境如此格格不入。在这段戏中，女人史诗的挽歌是如此早地提前开唱，以至于王佳芝香汗淋漓、头发散乱地跪在刑场上时，我们还有点缓不过神来，甚至来不及流泪、谩骂或叹息。
姜文来了
马大三/《鬼子来了》（2000年）
马大三是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而且是被中国人自己；也只有在看《鬼子来了》这样的电影时，你才能真正体验一回做中国人的自豪感，不是为马大三的愚昧，是为中国人少有的自我批判精神。就像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批判德国精神变得更粗鄙、更浅薄一样，姜文在电影《鬼子来了》中批判的是中国人破败的“生存哲学”：为了有限的生存，可以做无限的挣扎，一切都以“活下去”为最终目标。
农民马大三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困境，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相同的难题：怎样在乱世里保全自己，同时活得舒坦。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会活得越老，变得越肮脏。
“马大三”是一个完美的影像化石，他是华语电影中罕有却无比珍贵的一笔，至少在赞美的一极，我们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但是在另一极，我们却很少看到关于这个角色的评述，包括姜文的演技――那不是因为演员姜文不出彩，而是因为导演姜文太强大，以至于他塑造了谁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电影毕竟是导演的艺术，很多时候，作品的思想性越深刻，我们就越忽略它的符号――演员和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鬼子来了》是中国人的自讽，自讽的前提是，有足够的自信。问题是，你没有生在一个自信的时代，于是这部电影就被禁了，被禁的还有姜文，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出现的杂志，名字上面是修改纸。
Mr. In-a-word：姜文会再来。
张涵予：献声者，献身者
谷子地/《集结号》（2007年）
就像王小波说中国最好的作家都是翻译家，中国最好的歌手都是作曲家――其实中国最好的演员也都在配音。真正的高手都在江湖之外。在献身大银幕之前，张涵予的工作就是给动画片的小动物配音，当然，他也给人类配。
谷子地之于张涵予，如同《集结号》之于冯小刚，都是一次超然的蜕变。虽然也是一次筋疲力尽的蜕变。
走在胡同里，大三：四表姐夫，再咋说……你也当过我四表姐夫，不是？